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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将外来者命运寓言化为“苦难”的底层叙事多出自农裔作家之手，他们笔下的底层悲剧命运将城与乡的关系日益推向紧张的极致。与这些农裔作家笔下的对抗化情绪相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市民作家作品，则是以另一种向度看城乡，在苦难之外塑造出一群自尊、自足、自乐的外来底层形象，有效地缓解了城乡关系，避免了底层叙事愈加单一化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外来底层；苦难；城乡；自足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5－0133－03
       一
       崎岖的巷道，摞叠的棚户，低矮的房屋，进城的乡下人在几件简陋家具就迫得人挪不开身的逼仄阁楼里做着柴米油盐的道场。这场面，在写农民工进城题材的小说里已经屡见不鲜了。在这些小说里，身在屋檐下的乡人在城市边缘的低洼危房里，上演的多是一出出压抑郁积、憋闷感伤的悲剧。《太平狗》、《高兴》中被城市吞噬了生命的程大种、五富，《米粒儿的城市》里被掠夺了感情与肉体的乡村女孩米粒儿，《北京候鸟》中被卷走了血汗钱的中年农民来泰……满目望去皆悲凉。憧憬→碰壁→吞噬或逃离的线性发展，将生活在底层的外来者命运简化为单一、抽象的“苦难”寓言。这种以严正的道德谴责与消费批判色彩复活现代文学左翼传统的写作，被冠名为“新左翼文学”，担负起承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使命。然而，在作家们以同情、悲悯之笔，将人道主义关怀倾注于底层的“苦难”摹写时，却也由此遮蔽了原本纷繁芜杂、丰富多色的底层真实生活样貌，使对抗、紧张、排拒成为解构城乡关系的一元词汇。事实上，城市外来底层者的生活并非仅仅只有“苦难”可堪形容，冲突也不是城与乡打交道的唯一姿态。在一些市民女作家如王安忆、范小青、池莉、林白等人的笔下，城与乡的关系就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
       二
       从《富萍》起笔，王安忆开始走进上海外来底层人物的世界。闸北的棚户聚居地里，集合了来自各地的外来民工。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河南的，垃圾船船工、卖蒸糕的、拔牙的、折锡箔的、做炒货的、敲畚箕的、洗衣服的、拾荒的，操持的营生尽管混杂低下，但在作家的眼里，却是一点也不腌渍。“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王安忆并没有把他们当做被同情与怜悯的弱者，而是赞叹着他们身上透出的健康活泼的气息，这气息恰恰映证了他们是生活的强者。他们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并没有一味地把城市当做美好的化身心向往之，亦没有将城市作为不近人情的怪兽坚决拒之。在王安忆的新作《骄傲的皮匠》中，进城人与城市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与入城分离的尴尬在小皮匠的身上都不存在，相反，小皮匠的言行举止，不仅赢得了“比许多上海人都有素质”的称赞，还赢得了一位叫根娣的上海女性的爱情。王安忆笔下的这些城市外来者们，他们与城市的关系不是防备而是轻松，不是排拒而是合流。同样有此表现的，还有范小青《城乡简史》中的王才父子。一本账本让他们“从贫穷的一无所有的乡下来到繁华的样样都有的城市”，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感到相当满意，并在记账中开始了对新生活的追求。而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里，外出打工的滴水县妇女同样也毫不掩饰对城市的喜爱：城市的钱比农村的新，洗发水也都是真货，不像农村“全是水货，没有一点真东西”。尽管城市消费比农村高，但农村的“电费，比北京还贵。饮用水，自来水费。水利费，做江堤的。大田上交，一年好几十元。每年发一个手册，上头只有几百元，实际上不止，有一千多。每年还有义务劳动，如果做不够，就得出钱，叫标工费。每年都有人上访。交不出乡里就来抓人，法院就来封门，有人喝药自杀，村里人就把尸体抬到法院去”。比起假货盛行且苛税重重、酷吏横行的农村，城市简直就是天堂了。难怪当问到在天津打工的儿子想不想家时，儿子的回答是“不想家，一点都不想”。而在这些文本中，我们也鲜有看到外出打工者受歧视、凌辱的经历。《妇女闲聊录》中的农村妇女无论上北京打工，或是赴天津看儿子，都如同到邻村邻舍般自然、平静。她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不熟悉车站环境，她四处打听，没有人给她白眼冷遇，到了天津问警察、司机，甚至路人，也都客客气气地加以回答，整个过程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半点感情色彩，城市人与外乡人平等地打交道，不存在谁欺负谁、谁凌辱谁的现象。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城与乡的关系也没有乡土作家文本中的那种异常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小区的宠物狗冲着穿一身破衣烂衫收旧货的王才和他妻子叫喊，狗的主人并没有纵容狗的行为，而是牵走小狗，还骂了它。面对狗的吠叫，王才也没有屈辱感，反是劝狗主人不要骂小狗，“它又不懂的”。如果将以“苦难”为主题的底层叙述之城乡关系用“冲突对峙”来概括的话，那么在王安忆、林白和范小青等作家的底层叙述中，城与乡则足以用“和谐共存”来形容了。同是写背井离乡的进城谋生者，差距竟如此之大!
       三
       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乡土情结始终盘萦不去。当故土被抽象化为纯净美好、浪漫悠然的世外图景时，怎堪忍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侵犯与挤压?痛心着、哀叹着被城市诱惑而抛弃土地的农民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贾平凹坦承自己“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对城市的抵触根深蒂固，与城市的融合自然也就不可能。于是，进城的农民命运就只能“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泥鳅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土层”。究竟是城市拒绝外来者，还是外来者抗拒城市，是农裔知识分子在表述向城求生的底层农民情感，还是他们自己的情绪发泄?其间的交错复杂并非简单的“为民请命”四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与农裔作家笔下的外来者对城市的排拒夹杂着作家自身的仇视情结一样，市民作家写外来者对城市的迎合，也融入了自己对城市的亲近之情。还是从王安忆人手分析。如同走出小村庄的乡土作家对生之养之的黄土地有着近乎母亲般的眷恋一样，身为上海人的王安忆对城市亦有本然的熟悉与热爱。她可以自由地穿梭于里弄巷堂之间，絮絮叨叨着寻常百姓的日常琐事而毫无拘束感，城市就是她的归属地。城市之于她，是宽容、轻松与随意的，而当她把这份轻松与随意带进所塑造的人物中时，她笔下的外来者在看待城市的眼光中也自然多了几分从容，少了几分戒备。
       与农裔作家将外来者拒绝在城市之外相反，王安忆恰恰把外来者纳入进城市人的阵营。《骄傲的皮匠》中，上海人出了名的爱干净、好整洁在小皮匠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摈弃了历代皮匠“皮革的气味里混杂着各式各样的脚臭、汗臭”的体味，“从来不把做活的
       衣服穿回家”，“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穿来的西装，冬天是滑雪衫，夏天则是很平整的衬衫，总之是干净体面的衣服”。这位与城市人一样穿着讲究的小皮匠，还有着并非所有城市人都具备的美好品质。他喜读书，在别人忙于打牌玩乐的时候用心阅读各类书籍；他洁身自好，看不惯带足浴小姐回来过夜的河南人，认为他们做的是腌渍事儿，甚至因此与他们断了来往；他看问题深而远，一句“肚子容易喂饱，眼睛是不容易喂饱的”，让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使上海女人根娣没有看上同桌打牌的爷叔，反而主动投入了这个外乡人的怀抱。而在与根娣的交往中，小皮匠觉着这个女人特别幼稚，“远远比不上乡间的女人们有心机和世故，很像一个小孩子”，并感叹着上海女人的“长不大，不懂得世道人心”。以善良、单纯为代名词的乡村，与以工于心计见长的城市在王安忆的笔下倒了个个儿。城市人在目中无人的表象之下透着单纯无知，机警世故的，反而是以本分著称的乡下人。同样持此感受的，还有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木工活做得不精的，“在农村根本没人找”，村里人“都找老师傅，结婚做家具都找会做的”，这些混的人没办法，只好上北京去了，北京容易混，钱还多。火车上扮作女学生的骗子，身为农村人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四十多岁的北京男人却受不住骗，随那女骗子一同走了。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因对一本账本产生了好奇而进城打工的小王庄人王才，不仅学起自清记账，在做生意方面也显示了灵活的头脑。他知道自清家书多，肯定会卖书给他，便在账本上写道：“我要跟他搞好关系，下次把秤打得高一点。”农村人的精明与城里人的单纯高下立见。乡下人的精明，熟稔人情与吃苦耐劳，使王安忆发出了“乡下人是不可小瞧的”的结论，并警惕道：“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为乡下人打工。”
       四
       在王安忆等人的眼中，乡下人已经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城市人，以自尊、自强、自足的健康生活面貌融入城市，给城市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城市与乡村，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亦不是吞吃与被吞吃，侵占与被侵占，而是相互融合。尽管有人对市民作家写作底层提出质疑，认为市民作家对底层采取的是观看而非观照的视角，市民眼光之下的底层始终是个被观察的对象，“甚至带有‘城里人’一厢情愿的理想投射”，然而谁又能肯定乡土作家笔下的底层真实无比?作为早已甩掉了腿上泥浆的进城人士，他们与底层的差距随着脱离底层时间的增长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断拉大，能否真实地表现底层思想状貌本就值得怀疑，而在“三农”问题讨论热火朝天的政治背景下，底层叙述被一些“寻求入场捷径”的作家作为工具，因而带上了明显的功利性。另有些作家亦为了吸引读者而大肆制造些残酷、冷血的暴力场面，将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即便是一些认真审视城乡、诚实写作的作家，在仇城情结的驱使下，城市也往往被魔化为吞噬善良、纯真灵魂的怪兽。如刘庆邦的《红煤》中，农民出身的宋长玉凭借自己过人的手腕与见识，从一个普通的煤矿轮换工成为煤矿矿主，然而，对财富与权力不加手段的攫取扭曲了宋长玉的灵魂，也给他带来了无家可归的厄运。同样，《明惠的圣诞》里，靠着肉体与情感双重付出而得到城里人身份的明惠，最终却意识到自己无法真正做一个城里人，只能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作家们备感焦虑地描摹着外乡人备受压抑的城市之旅，紧张着他们与城市的陌生与隔阂，《子夜》里“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的“巨大的怪兽”(浦东洋栈)复现于乡下人进城时的初体验描写。面对乡亲们的困苦与危难，作家们的一个共同解决方式是：将自己幻化为侠义英雄，为遭遇困境的乡人扶危济难。《盲流部落》里的刀锋救徐明、阿兰，《魂不守舍》里的“我”救“燕子”，《高兴》里的刘高兴助孟夷纯，救人者在被救者的眼里成为正义的化身、英模的典范，男性如五富、徐明者对“我”五体投地，钦佩叹服，女性如阿兰、燕子、孟夷纯等更是投怀送抱，以身相许，演出一幕幕“英雄美女”的激情戏。英雄侠义的幻想加之自视为城市人的身份，其写作便是处于凌驾于底层之上而非平视底层了。
       俯视底层使乡土作家们的底层写作充满了同情与怜悯的意味，而同情与怜悯的背后，则是对无法成为城市一员的抱怨和不满。而在市民作家的底层写作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怨责之声。无论是《妇女闲聊录》中精明的打工妇女，还是《城乡简史》中和谐共处的市民与外来户，《骄傲的皮匠》中凛然正色以对轻薄城市女子的小皮匠，都是不卑不亢，冷静卓然，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作家们并没有刻意地将他们与城市人区分开来，为他们涂抹上特殊的色彩。没有同情，没有悲悯，有的是平等相待的欣然之情，是期盼着他们成为“我们”中一员的希望与等待。路遥曾将文学场中的城乡交叉地带中纵横交错的种种矛盾形容为“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乡土作家笔下的城与乡只是这多棱角的立锥体中的一棱，市民作家的底层写作，避免了底层写作的单一化发展态势，为还原城乡关系多维复杂的本来面目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