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初的日本使节
公元618年，唐在长安宣告成立。唐高祖忙于平定各地的武装势力，无暇顾及东亚事务。唐太宗即位之后，国内业已统一。629年，李靖讨伐突厥，翌年灭其国且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唐朝最大的外部威胁。此后，唐朝又开始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积极招抚四方。
就在此时，日本使者来到唐朝。贞观四年(630)犬上三田耜和药师惠日率领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团来访。犬上三田耜就是最后一次遣隋使节犬上御田锹，而另一位大使药师惠日曾是第一批到隋朝的留学生。显然，日本精心派遣熟悉中国的人到唐朝，了解新王朝的情况。看来，日本颇急于同唐朝建立关系。
首先，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是圣德太子以来确定的方针，隋朝的迅速灭亡打断了这一进程，现在唐朝继起，尝试延续既定的交往路线是很自然的。
其次，隋文帝晚年开始，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隋朝重建东亚国家间关系秩序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唐太宗又开始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与高句丽的关系如何演变，对于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不能不深怀关心，有必要实际了解。这从前三批遣唐使的人选可以见其一斑。第一次遣唐大使既如上述，第二次遣唐大使为吉士长丹和吉士驹，吉士是大陆迁徙到日本的移民家族，祖上代代担任对外交往官职，是日本的职业外交家。永徽五年(654)派遣的第三次遣唐使，由高向玄理、河边麻吕和药师惠日率领，高向玄理因为大化革新的功绩，在日本受到尊重，地位亦高，而药师惠日是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已经是第二次出任遣唐使节了。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这一年日本内则孝德天皇死去，外则高句丽联合靺鞨对归附唐朝的契丹发动进攻，东北亚局势一触即发。正因为形势严重，所以日本才会派出年事已高的高向玄理到唐朝来，结果高向玄理不堪旅途劳顿，死在唐朝。
此外还有别的理由吗?《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七月”条记载，留学生僧广(惠)齐、惠光、惠日和福因等人从新罗回日本，共同向朝廷上奏道：“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这篇奏文有两个意思，一是留学生学业已成，应该召唤他们回来为国服务。二是唐朝是法制完备的国家，应该经常派遣使者，保持关系畅通。
这实际上道出了日本急于派出遣唐使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日本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了，必须通过向唐朝学习以继续推进。自大化革新以来，日本社会在不断向上提升，变化颇大，班田制全面推行，中央官制也在不断改革，佛教已经冲破旧贵族的反对而蓬勃发展，日本的自豪感在加强，大约在唐武则天时代，日本改用新的国名，称作“日本”。日本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向大陆吸取先进经验作指导。
综上所述，唐朝初期的遣唐使，对于日本而言，仍然围绕着打探唐朝虚实、朝鲜半岛局势和学习唐朝先进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展开，双方关系的定位仍未解决，这与遣隋使的情况大同小异。因此，这时期的遣唐使应该置于遣隋使的延长线上。
二、遣唐使分期及变化特征
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组织派遣的，而不是一般的民间来往。据此，把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批次时间略示如下：日本宽平六年(894，唐乾宁元年)，根据遣唐大使营原道真建议，从此废止遣唐使。实际上，唐乾封二年(667)，日本朝廷还派遣了一次使团，送唐朝使者司马法聪回去，这次使团其实是在收拾日本与唐朝军队“白江口之战”后的残局，双方国家关系仍未恢复正常，而且只送到百济为止，兹不列入。
除此之外，在唐朝的记载中，还有多次日本使节的到访，足见唐朝与日本的使节往返相当频繁，双方关系密切。但是，唐朝方面仅留下“日本国遣使来朝”之类简单的记载，而日本方面未将他们列入遣唐使之中。由此看来，遣唐使属于日本朝廷专门组织的大规模官方使团，有别于一般的使节来往，故不可将遣唐使视为唐朝与日本交往的全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669年到701年之间，32年间日本没有向唐朝派遣使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唐朝重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在东亚遭到高句丽的抵抗，从唐太宗以来，常有战事。唐高宗时代，朝鲜南部的局势更加恶化，百济和新罗原来共同抵抗高句丽南下扩张，后来为了领土问题打了起来，百济遂倒向高句丽，而新罗也采取对抗措施，向唐朝称臣，引为后援。唐高宗一再调停百济和新罗的纷争，但百济不听，攻势更猛，逐渐站到唐朝的对立面上。唐朝从辽东征伐高句丽，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又要救援新罗，干脆开辟南方战线，派水师从山东半岛渡海进攻百济，一举灭掉百济，和新罗会师，从南面威胁高句丽。日本视朝鲜南部为其通往大陆的生命线，所以积极介入朝鲜事务，以救援百济为名，大规模出兵新罗，转战北上。663年，双方在白江口爆发决战，唐朝水师彻底击垮日军。消息传回，日本举国震动，连忙在九州构筑山城，深沟高垒，层层布防。所以，第4、5、6次遣唐使都是围绕朝鲜战事展开的。据此，我们可以把遣唐使分为两期，从630年至701年为前期，而以701年至894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为止，作为后期。
前期可以放在遣隋使的延长线上，随着朝鲜局势的紧张，日本与唐朝关系的定位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企图和隋唐帝国分庭抗礼，直至双方兵戎相见，日本惨败，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切身体会到与唐朝制度文化上的差距仍大，加上唐朝妥善进行善后处理，毫无进攻日本的意图，取得日本的信任，所以，从701年开始，日本又重新派出遣唐使，揭开了后期遣唐使的序幕。
后期遣唐使的目的和任务就清楚而单纯得多了，放下与唐朝争长短的欲望，中心任务就是保持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广泛收集各类图籍，拜师交友，学习知识，一批一批地运回日本，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起唐式伽蓝，尤其以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为代表，八九世纪的日本简直就是唐朝的缩影。
全面唐化的奈良时代，日本文化史称之为“唐风文化”时期。其实，日本吸取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悠远，长期的文化薰染，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素养，汉字弥补了日本没有文字的缺陷，使得思想文化得以代代传承，儒家伦理塑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的认真细致，把中国文化学习得那么惟妙惟肖，移植得那么完好，整个贵族社会弥漫着以唐为荣的气氛，从唐朝学来的东西在日本再现，乃至今日中国踪迹难觅的唐物，却在日本旧都漫步时随处可见，经过千年岁月洗刷，更加魅力四射，大气有力而底蕴深厚。
然而，汉字也好，唐诗也罢，毕竟都是外来的，日本人写的虽然是汉字，读的却是日本的音，创作起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做韵文就更难了。于是，日本人取汉字的偏旁，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局部，做成“五十音图”，制造出新的表音符号，从此日本人可以不受拘束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汉诗也渐渐变成了和歌，日本慢慢走上了自己的文化之路。而在此时，唐朝文明熟透了，社会也在安逸享乐中腐化，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点燃了史称“安史之乱”的战火，烧遍长安、洛阳两京，让盛唐成为长留世人心中的追忆。来到唐朝的遣唐使看到他们崇仰的文明之花在枯萎，在名山巡礼求法的学问僧遭遇“武宗灭佛”的风霜雨雪，这些消息都传回日本。这时候的日本贵族阶层也在翻版唐文明中得到享受，失去了付出牺牲西渡的勇气，听说唐朝衰落，更失去追求新知的动力，大家都尽量推诿不去唐朝，最后，由颇负文名的菅原道真出来提议废止遣唐使，得到贵族的响应，东亚世界影响至深、感人至极的遣唐使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