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遣唐使”研究持续高温，而“遣隋使”研究相对冷落。着眼于日本历史的发展脉络，遣隋使和遣唐使均始于飞鸟时代，两者前后衔接，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倭国自600年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其携归的信息成为下一次遣使的重要参照，因而每一次遣使的追求目标、成员构成、海上航线、携带物品，均发生微妙的变化，而遣唐使的派遣即发端于遣隋使归国人员的建议。本文聚焦于倭国与隋唐交流中的“人员”、“物品”及“信息”，由此观照从遣隋使到遣唐使演变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对古代倭国的国际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一、遣隋使与隋朝信息
《日本书纪》推古十五年(607)条云：“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此次遣使亦见于《隋书·倭国传》，故学术界一般认为遣隋使肇始于公元607年。然而，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倭王“遣使诣阙”，即日本早在600年已经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关于这次遣使，日本学术界多存疑义，或推测是九州豪族私遣之使，或怀疑是607年遣使的重复误载。
对照《
隋书》中两条遣使记事，首先，前者倭王为“多利思比孤”，后者倭王作“多利思北孤”，“比”与“北”字形相近，两批使节的派遣者当为同一位倭王，不存在地方豪族使节与中央政府使节之别；其次，开皇年间的倭使面谒“高祖”文帝，大业年间的倭使朝见炀帝，文帝在位至仁寿四年(604)，正史不至于杜撰帝号和年号；再则，文帝“令所司访其风俗”，而炀帝时没有这节内容，这也佐证开皇二十年倭使初来乍到。
同一次遣使为中日双方正史所记载，从遣唐使的事例判断，其概率也不是很大。日本正史(六国史)记载实际成行的遣唐使为16次，但《
旧唐书》、《
新唐书》日本(倭国)传仅记载12次，其中2次不见于日本正史，双方重合者只有10次。《隋书·倭国传》对开皇二十年倭使描述具体，内容与大业三年记事基本不重复，因而认定遣隋使始于公元600年比较妥当。
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第二批遣隋使，向隋炀帝申明来意：“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隋书·倭国传》)第一批遣隋使没有留学僧随同，但大概带回“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的信息，于是就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的后话。
前瞻“倭五王”遣使南朝，后观遣唐使西赴长安，遣隋使位居其间而承上启下。虽然遣唐使的论著多把遣隋使作为前奏略有涉及，但是“倭五王”的相关研究却基本不提及遣隋使。考察遣隋使的背景，一方面“倭五王”频频遣使南朝以来，中日断交大约百年；另一方面隋王朝崛起不过十数年，中原统一王朝乃倭国所未曾体验。于是，前期遣隋使失误频频。
第一批使者面对鸿胪寺的询问，介绍倭国政情：“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文帝斥其“太无义理”并“训令改之”(《隋书·倭国传》)。第二批使者遵循朝贡规范携带国书，炀帝看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字句不悦，命令鸿胪卿“蛮夷书有无礼，勿复以闻”。这份国书经常被当成日本平等外交的证据，其实应该算作日本早期外交的一大败笔。
大业四年(608)四月，裴世清送小野妹子出使倭国，带去“皇帝问倭王”的国书，倭王大悦日：“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隋书·倭国传》)恭维隋朝是“礼义之国”，自谓“不闻礼义”之“夷人”，所谓圣德太子欲与隋炀帝分庭抗礼云云，乃属后人臆测而已。
倭王欣闻“大国惟新之化”后，有一系列后续动作。同年九月第三批遣隋使出发，携带的国书措辞改为“东天王敬白西皇帝”，消除了前封国书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遣隋使有倭汉直福因等4名“学生”、南渊汉人请安等4名“学问僧”相随。
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以后，进行多项内政外交改革，试图走出海岛的心态，是他派出外交使节的内因；“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则是遣使人隋并“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的外因。裴世清将“大国惟新之化”的信息带到倭国，圣德太子深感学习“礼义”之重要性，所以在“学问僧”之外追加等量的“学生”，此后成为定例。
派到隋朝的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传递的新信息，又成为遣唐使的诱因。《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七月条载，赴唐学问归来的僧惠日、福因等奏闻：“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舒明天皇即位翌年(630)，派遣犬上君三田耜、药师惠日出使大唐，是为第一批遣唐使。第二批遣隋使把专修佛教的沙门送到中国，第三批遣隋使中增加学习“礼义”之类的学生，舒明天皇派出的第一批遣唐使则把求学目标锁定在“法式”。此后日本在构建律令制国家过程中，遣唐使肩负广泛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及灿烂文化的使命。
二、遣唐使团的人员构成
如上所述，从遣隋使到遣唐使，在新信息的刺激诱导下，西行求学的目标渐次扩大，人员的构成也随之变化。大抵以白村江海战(663年)为界，遣唐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集中在7世纪，可以看做是遣隋使的延续，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后期从8世纪初至9世纪末，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
遣唐使团的高层由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构成，乘员可大致分为4类：知乘船事、船师、船匠、柁师、挟杪、水手长、水手等航海人员；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卜部、音声长等专业人员；史生、射手、音声生、杂使、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杂役人员；请益生、留学生、还学僧、学问僧(包括他们的慊人、慊从)等留学人员。前面3类均是为了航海安全而配备的，其任务是运送四等官和留学人员。从遣唐使的人员配置来看，不设专事贸易的官员。这种人员配置，怎么看也不像贸易使团。
遣唐使的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入唐后“请儒士授经”、“市文籍”而归，因获“好读经史，解属文”、“慕中国之风”、“好书籍”等佳誉(《旧唐书·日本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判官、录事中包括几位唐日混血儿，他们不仅精通双语，而且往往拥有先进的科技知识，加之生活在异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皇会棋图》，与玄宗对弈的是日本人唐僧辩正，后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秦朝元二子，秦朝元12岁时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遇，十几年后作为遣唐使判官又到长安，玄宗特予接见；秦朝元与日本第一豪门藤原氏联姻，官至图书头、主计头，孙子藤原种继则是桓武天皇的亲信。又如另一位遣唐使成员(阿倍仲麻吕的慊从)羽栗吉麻吕，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兄弟
二人随父回到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先后作为遣唐使官员出使中国，羽栗翔滞唐不归，羽栗翼回国后成为天皇侍医，并担任左京亮、内藏助等要职。
与遣唐使官员相比，短期的请益生、还学僧和长期的留学生、留学僧，更是以学习先进文化为使命。先看留学僧、还学僧，遣隋使时代统称为“学问僧”，做学问就意味着入隋留学；遣唐使时代留学期限分为长期和短期，学习内容细化到宗派，如长期留学的空海回国开创真言宗，短期留学的最澄回国建立天台宗。再看留学生、请益生，长期留学者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井真成等，均以进入国子监为目标；短期请益者一般专攻一门，包括天文、历学、算术、医学、法律，甚至还有学习音乐、舞蹈、围棋的。
遣唐使团虽然人数众多，但真正得到敕许晋京观光者，平均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成员止足于扬州、苏州、明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因此遣唐使的往返带动的物资流通，带有浓郁的东南地区特色。
三、贡品与锡赍
遣唐使既为朝贡，自然不会空手而来。贞元二十年(804)，空海搭乘的遣唐使船经过34天的风浪颠簸，于八月十日飘达福州长溪县海口。8世纪以后，日本遣唐使多从江南的苏州、扬州、明州登陆，福州不属日本贡道所经之地，所以地方官员狐疑满腹，反复诘问来意所在，并派员上船检阅货物。在这种情况下，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唐名“贺能”)嘱空海代笔申辩，这篇《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用文辞华丽的四六骈俪体写成，其中提到“藤原朝臣贺能等，充使奉献国信、别贡等物”，这里的“国信”、“别贡”应该就是大使携带的朝贡品。
那么“国信”和“别贡”究竟为何物呢?《
太平广记》提到日本“使至海州，凡五百人，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扶桑略记》卷六说“乘舡四艘，五百五十七人渡海”，人数也大致相合)，但没有列出具体品目。幸运的是，《延喜式·大藏省》(赐蕃客例·大唐皇)保存着这份朝贡品清单：
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绝、美浓绝各二百匹。细绝、黄绝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绚，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银大五百两”以下至“细屯绵一千屯”为“国信”，而“别送”相当于《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中提到的“别贡”。除了上述正式的朝贡品外，朝廷还颁发给遣唐使所有成员数量、品目不等的物品，以充当在唐期间的盘缠。《延喜式·大藏省》(诸使给法·入诸蕃使给法)罗列的日本朝廷给予遣唐大使以下四等官及翻译、留学生、船工等絁、绵、布作为盘缠的赐物清单。
从《延喜式·大藏省》所载的这两份清单，我们可以解读出一些信息：参照遣明使等后世的例子，“国信”的数量、规格大抵与唐朝制定的“物值”相等，“别贡”似乎要自由些；随遣唐使西流之“物”，絁(水织绝、美浓绝、细绝、黄绝)、绵(细屯绵、畳绵、屯绵、木绵)、帛(彩帛)、丝(黄丝)、布(纻布、望陁布、上总布)等占据很大比例，这意味着日本具备大批量生产丝绸的能力；布帛、丝绸是当时中日之间主要的货币形态，查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原始文献，也能证明遣唐使成员在唐朝各地以布帛作为交易的支付手段。
《延喜式》所载遣唐使携带品清单，仅限于官方颁发的，不包括私人囊中之物；况且两份清单所列品目，大概只是某一时期的成例(东野治之推测为奈良时代前半期)，每次遣唐使未必都带相同的东西。举例说，《
松窗杂录》记载唐玄宗曾用“日本国纸”书写答辞，累计达300卷云云。这些纸大概是遣唐使带来的。《新唐书·日本传》提到建中元年(780)“日本使者真人兴能献百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真人兴能”即779年人唐的第十七次遣唐大使布势清直，关于他带来的“茧纸”与书法，中国文献广为传录。
朝贡贸易是双向互动的，有“贡”必有“赐”，唐朝按贡品给予的赐品，动辄是贡品物值的数十倍。《旧唐书·日本传》记载玄宗皇帝赐予开元初遣唐使“锡赉”，按其词义大抵为丝绸、瓷器、金银之类，可惜没有列出具体品目。
四、东亚的物资与信息环流
中日之间由于大海阻隔的原因，人员的直接往来受到很大限制。汉魏以来，倭国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的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倭五王虽然坚持向南朝派遣使者，但远水不解近渴，区区几次遣使对倭国的需求而言，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从这层意思上讲，倭国派出遣隋使之举，在东亚地域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倭国摆脱了朝鲜半岛的中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摄取中国文化，在迈向国际化的同时，为提升本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机缘；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直接航路的开通，加快了物资和信息流通的速度，使倭国摄取中国文化的质和量发生巨大变化。
倭国根据前一次遣使的归国述职报告，不断调整下次遣使的人员结构、出使目的、携带物品等，到了遣唐使时期，以建构律令制国家为目的派出使团，逐渐成为固定的国策。因而，从唐朝获得绚丽的实用物资并非倭国的首要目标，遣唐使团中的各色人等致力于收集中国的书籍以及唐朝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信息，均是围绕构建本国的律令制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