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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东亚地区，7世纪至9世纪中叶持续二百余年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是中国文明向周边诸民族传播的典型体现。尤其对古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也通过朝鲜半岛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7世纪从百济招聘儒学、佛教以及技术方面的专家，并制订了定期更换制度。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人员可谓外籍教师。众所周知，明治政府也从欧美雇用了为数众多的专家，试图引进近代西方的科学、宗教、技术。那些外籍教师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古代外籍教师在日本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也毫不逊色。这是间接接受中国文化的体现。
       遣隋使、遣唐使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克服渡航时的危险。8世纪以来，遣唐船每次派遣4艘。但全部顺利往返的几乎没有。近来，有人提出，古代、中世纪日本与大陆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交流频繁，故从岛国的观点来看待日本是错误的。对此观点产生共鸣的学者也为数不少。不过，此观点尽管指出船舶航行的交流方式十分盛行，但不能由此否定日本是岛国的事实。即使可以自由往来，但是与有陆地相连的其他国家无法比拟。因此，克服困难漂洋渡航的遣隋使、遣唐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陆地相连的国家与岛国在接受中国文明(文化)的影响上，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差异较为显著。前者接受文化过程中，不间断地受到政治、军事压力的困扰。与此相对，后者因有海洋相隔，所受压力较弱。应当注意到，这是导致日本人对中国文明抱有憧憬的同时，也可主动选择接受乃至脱胎换骨地移置的主要原因。这从宦官、科举制度、儒教以及同姓不通婚、异姓不相养的婚姻习俗等方面可见一斑。
       早期的遣隋使暂且不论，遣唐使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与其说9世纪末期遣唐使的制度发生了变化，倒不如说遣唐使所处环境在剧烈变化。中国商船对周边地区积极地开展贸易，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的遣唐使制度。以下，笔者就9世纪末期遣唐使展开论述。
       一、渤海使的作用——远东的网络
       在对9世纪遣唐使进行分析之前，不得不论述渤海使的动向及其作用。795年11月，渤海使吕定琳等68人漂流至娠夷地区。被移置越后国后，于翌年4月进入平安京。正值平安迁都刚完毕不久，此次渤海遣使赴日具有表敬访问的意思。但值得注目的是，渤海使回国时，日本委托其转交在唐的日本僧人永忠等沙(砂)金300两。永忠是20年前入唐的留学僧，一直滞于长安。当时在唐朝长期停滞者除永忠以外，还有其他多人。
       即使政权更迭，日本政府对留学的持续支援也没有中断。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曾遣使请求因遇险而放弃回国、滞留长安供职唐朝的藤原清河大使归国；甚至还遣使追认死在唐朝的人唐僧和留学生等8人官位以慰藉亡灵。此外，821年、826年也委托渤海使转交给滞留在五台山的留学僧灵仙沙金。
       像这样，日本朝廷委托渤海使转交日本留学僧在唐活动经费的行为，如果没有与渤海、唐朝的紧密关系，则是不可思议的。
       对此，819年6月来日的唐越州人周光翰的情况可供参考。周光翰等乘新罗船来日，乘渤海船经由渤海返回唐朝。虽然到长安距离很远，但渤海至唐的路线也为日本所知。另外，日本也向周光翰询问了当时唐朝的情况。因为越州距长安较远，周光翰并不详知京邑发生的事情，但还是把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以及导致天下骚乱等事进行了汇报。关于唐朝的情报，从至日航船的频率上讲，渤海使远远比遣唐使带来的多。况且，从周光翰等的航线来判断，唐→新罗→日本→渤海→唐的国际航线网络已经形成。因此，在对遣唐使进行分析时，必须把渤海使起到的日唐交流的枢纽作用纳入视野。
       二、唐商船的来航——“唐物数奇”的源流
       9世纪，平安时代的遣唐使仅于804年和838年出发两次。其中，前者为桓武天皇晚年。对于“不好文华、专心政治”的桓武天皇来讲，遣使赴唐或许是政治手段之一，但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当事人的预期。假如最澄、空海没有乘船入唐，也就不可能有其后来的崭露头角。茶文化的正式传人就是通过此时的遣唐船实现的。
       另外，当时作为判官入唐的菅原清公即道真的祖父，被誉为“学艺博通、才德甚高”。也许他第一次看见洛阳、长安的壮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回朝后，将平安京的左京、右京取名为洛阳城、长安城，京成里的条坊名称中也加入了洛阳、长安，甚至宫城门的匾额上也出现带有唐风韵味的称谓。由此可见，菅原清公对唐文化是何等陶醉。包括汉诗文的兴起在内，该时期唐风文化的盛行值得瞩目。
       事实上，838年最后一次出发前，关于航船的安全问题，遣唐大使和副使发生了分歧。副使因拒绝乘船而受到处罚。大使赴唐后，随即购买新罗船筹备返航。200多年的赴唐经验仍然无法挥去日本人对渡航的恐惧，从来没有做到来去自由。此时的赴唐僧人历尽辛苦(其间的重要游记《入唐求法巡礼记》有生动记载)，终于购得新罗船归国。
       这些渡航事例表明，最后的遣唐船出发前后，日中间的交流发生了巨变。唐商船(时主要为新罗船)主要在北九州登陆，并逐年频繁。不论是自唐归国，还是搭乘便船赴唐，留学僧的入唐及归国现象数见不鲜。不得不说，这是日唐关系的新进展。遣唐使制度由于唐商船的往来而渐趋瓦解。
       唐商船的赴日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刺激。唐商船登岸时，外交管理机构大宰府立即向朝廷汇报。政府接到大宰府的报告后，立即遣使到现地检查货物，购入所需物资(所谓的“唐物先买权”)，之后才允许大宰府官员、平民进行交易。其结果导致日本人迷恋唐商船带来的希奇珍贵的唐物，即所谓“唐物数奇”情结的产生。这种情结对此后日本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无法一一胜数。
       三、894年遣唐使废止的再探讨
       持续200余年的遣隋使、遣唐使，最近又有新史料出现，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其中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就是894年遣唐使废止问题。由于真相不明，错误理解成为通说并流传至今。这很值得深思。
       日本政府采纳894年菅原道真的建议，废止了遣唐使。但这一史实却产生了以下理解，并得以定论。亦即，由于采纳道真废止遣唐使的建议，日本中断与大陆的交流，继而文化上的影响也断绝，故日本式的文化即所谓的国风文化得以孕育而出。
       论者认为，此后的日本陷入锁国状态。教科书中亦可见到同上的记述，学术书籍也基本雷同。但是，这种普遍论调并非是依照正确史实而产生的。文化影响方面的理解，也同样需要重新进行彻底地究明。
       了解894年废止遣唐使的意义之前，必须正确认识导致菅原道真建议废止的经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上述的普遍论调仅断章取义。事件源于在唐的日本僧人中瓘893年发出的一封书信，遗憾的是该书信的内容不祥。不过，存在可以考证的线索，那就是菅原道真参与撰写的如下两篇文书：一是894年7月22日
       致在唐僧中瑾的太政官牒；二是894年9月14日菅原道真给诸公卿请求议定关于遣唐使“进止”(派遣还是终止)的奏状。第一篇文书是893年3月在唐僧中瑾委托唐商送来《录记》(亦称“表”或“消息”)，呈报唐时局已定、温州刺史朱褒控制了所辖区域等有关唐朝的消息。朝廷经朝议决定派遣遣唐使，但是以准备需要时日为由，做出了或许延期的答复。并请求唐商转交给中瓘沙金50小两。在第二篇文书中，菅原道真(894年8月被任命为遣唐大使)指出，中瑾的《录记》里详细记述了大唐的衰败，遣唐使丢掉性命的可能并非在渡海之中，而是抵达唐朝后的游历过程，并进而把中瓘的《录记》传达给公卿学者，请求做出是否派遣的决定；并自述此乃国家大事，并非一人可以擅自决断。结果，一个月后，日本政府做出了中止派遣遣唐使的决定。
       对比两文书，很明显前者较为乐观，决定派遣；后者甚为悲观，请求废止。两者虽都以中瓘的《录记》为判断依据．但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中瓘的《录记》应该相当冗长，其中应该载有唐朝时下出于小康状态，特别是由于朱褒的控制，遣唐使的派遣存在可能，朱褒对此也极为期待；同时也应当对大唐的衰退有详细记载。当初朝廷应朱褒的建议(即中瓘的意见)，朝议决定派遣意向，并转达给中瑾。持不同见解的道真虽然草拟文书(太政官牒)，但和宇多天皇合意后，利用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契机(或许是特意接受任命的)，提议再次商讨，且成功引导众议做出废止遣唐使的决定。
       综上所述，894年6月作出的派遣决定，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草率的举动而已，甚至连取消都谈不上。对唐僧中璀来说，则是被此太政官牒所戏弄，空欢喜了一场罢了。
       此外，有人认为。朱褒亲自派人到日本邀请派遣遣唐船。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应该是围绕中瑾的情报而产生的。中瑾在江南同朱褒有所接触，大概将朱褒的意向传达给了日本。与其说中璀是留学僧，不如说是联络人。
       虽说是草率的决定，但是朝议已经通过派遣遣唐使，并已传达给唐朝(温州刺史朱褒)，想要中止也必须履行相应的手续。于是朝议提到，9世纪中叶唐商船频繁来航，搭乘唐商便船远远比派遣遣唐使船有利于更多的僧人赴唐，且当时许多僧人已经成功赴唐。这是轻易取得公卿们赞同的主要理由。经过一系列的磋商，日本政府决定废止遣唐使。
       由此来看894年的举措，我们就会对上述的普遍论调——日本与大陆的关系因此疏远，因而脱离文化上的影响，从而日本式的国风文化得以孕育——就会产生疑问。
       事实上，907年唐朝虽然灭亡了，但到宋代之后，中国商船依然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日中贸易得以继续开展，日僧搭乘宋商船来华的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说，持续到中世纪，日中关系一直密切．并没有疏远。当然，平安后期的锁国例外。
       因同大陆关系疏远，日本国风文化得以孕育的观点，虽容易理解，但并不是遵循史实的论断。事实上．接触异文化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传承，培育自身的感性与审美意识。“纯粹培育论”不过是唯心论。况且，和风化的倾向于9世纪中叶在唐风文化的发展中就已显现，并非以894年为契机才出现的。这一点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尤为重要。
       (王勇　葛继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