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橘朴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在对中国社会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官僚阶级论”为橘朴的中国观奠定了独特的思想基础。橘朴认为这种官僚阶级统治的出现，带给中国社会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了大众与政治的分离，导致了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自治思想”的出现，同时也给道教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这种观点也是橘朴强调近代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打倒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的出发点。但由于橘朴忽视了中国近代革命所具有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使得橘朴对其后的中国革命的认识失去了批判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橘朴；近代中国社会；官僚阶级；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147－05
日本著名近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橘朴生于1881年(明治14年)，原名若林，明治维新时改姓橘名朴。橘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06年，25岁的橘朴来到中国，其足迹遍及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他曾在日本在华报刊《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支那研究资料》、《京津日日新闻》、《济南日报》、《月刊支那研究》、《调查时报》、《满蒙》、《新天地》、《读书会杂志》、《满洲评论》以及日本在华新闻机构如东方通信社、朝日新闻社等担任记者、主笔或者特约记者，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论文，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昭和年间，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在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中国问题的原貌”。他对中国近代社会及官僚阶层的研究，不仅形成了橘朴自身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概念，同时对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对中国近代官僚社会进行更为客观、广泛的研究，橘朴的学术思想颇值得我们关注和剖析。
一、中国社会的“官僚阶级论”
橘朴很早就开始涉及中国的官僚阶级研究。1924年(大正13年)底，橘朴创办了《月刊支那研究》这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杂志。关于创刊目的，橘朴这样讲道：“了解中国，对于不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和中国有所关联的人们来说，其必要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种必要性对于日本人尤为迫切，就连一般的日本国民也认识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有关中国的正确知识。中国研究会正是为了迎合这种需要而出版了这个刊物。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将把为同胞们提供中国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橘朴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官僚的社会意义》一文，通过对小说《
官场现形记》的剖析，明确表达了橘朴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即从被统治者或者说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这一世界观。
对于选择《
官场现形记》作为分析中国官僚阶级材料的原因，橘朴这样讲道：“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用巧妙的笔法对官僚的实际生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我对《
官场现形记》进行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风趣的内容，而是该文章如实捕捉到了官僚——这个作为一大社会阶级的阶级性这一点上。”橘朴接着讲道：“有名的《
水浒传》是以当时在山东省内所发生的大土匪团的真实史料为依据所编写的小说。小说根据这些史料揭发了官僚的各种罪行，特别是揭露了官僚们在政治上以及社会上压迫民众的事实。而小说里的土匪们则作为受压迫民众的代表，同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进行了武装斗争。《
官场现形记》和《
水浒传》的作者是采取了同一个立场的。和《
水浒传》将重点放在描写土匪的行为以及心理状态上不同，《
官场现形记》将着重点放在了描写官僚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罪行，以及对民众所造成的影响上来了。同时(小说)也描述了官僚社会的政治以及社会权威随着外国人以及作为新兴势力的买办和商人的抬头而渐渐凋落的过程。”而正是小说的作者“特别意识到了官僚社会的阶级性问题，指出了其作为统治阶级对社会所产生的深刻作用”，成为橘朴以这篇小说为切入点对中国官僚阶级社会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对于官僚的概念，橘朴认为，“官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英语中的官僚群或官僚组织的意思”，而另一种就是“中国的官僚群在国家或者民族的整体社会里构成了一部分社会的同时，又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而且是作为统治阶级位于国家乃至民族的最上层。官僚指的是文武官僚或者是相当于这一层含义的人。而作为社会阶级的官僚群除了文武官僚即相当于这些人以外，他们的家族也包含在这里面。所以说这层含义的官僚社会，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现象，这也是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组织和其他的所有国家乃至民族不同之处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橘朴不但认为中国的官僚组织和近代的欧洲或者日本的官僚组织不同，而且具有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特性。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官僚阶级。按照橘朴的分类，中国从秦汉到唐末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和社会上实行贵族统治的两种统治并行的社会制度。而从唐末到五代期间的社会动荡首先从经济上，然后从社会和政治上颠覆了贵族统治的基础，这就造成了宋代初期没有贵族统治阶级的畸形的社会形态。而弥补了这种社会缺陷的正是官僚阶级的出现。也就是说，官僚的出现，除了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形成了一大社会阶级。因此，官僚阶级的形成是在宋朝，而在宋以前的中国社会中，政权是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贵族手中的，官僚只是起到了一种辅助性的作用。
对于官僚阶级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橘朴认为一是由于在宋朝初期社会统治力量不足，这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来说，非常需要一批具有一定地位以及素养的人来运作政治统治。因此，始于隋唐的、原本仅仅作为招募官吏补充手段的科举制度在宋朝开始被广泛采用，并因此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但是这种用科举取士的方法所任命的官僚群本身并不能形成一个阶级，因为从宋朝的法律上来讲，官僚并不是世袭的。但在家族思想盛行的中国，世袭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即便官僚的法制身份不能够被世袭，其社会性的身份世袭还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并承认的。而正是随着这种社会承认。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即官僚阶级就产生了。橘朴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当时的社会里，依靠经济手段积累财富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就逐渐聚集到了依靠剥削手段来获取财富的官僚阶级手中。而官僚们获取大量财富的事实，也更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对官僚们的崇拜。这使得官僚的社会性身份世袭也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这样，中国独特的官僚阶级就逐步形成并统治了中国达千年之久。橘朴的这种观点敏锐地捕捉到了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作为专制体制的配合物而出现的官僚政治，他的这种官僚通过剥削手段积累财富而形成阶级的认识既解释了官僚阶级得以延续的原因，同时也
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换代，但这种存续千年的官僚统治其实在统治者通过官僚对社会进行剥削的政治形态方面并无任何改变。
在这种认识下，反映在橘朴眼里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统治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极对立的结构。而官僚阶级的出现，只不过是代替了这之前的贵族统治。而这种官僚统治阶级的出现，带给中国社会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加剧了大众与政治的分离，导致了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自治思想”的出现，同时也给道教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官僚的阶级性与中国的社会结构
对于中国官僚阶级所具有的阶级性特征，橘朴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官僚阶级为了维护其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优越性及特权，尽可能地抬高进入这个阶层的门槛儿，防止这个阶层以外的人们轻易地进入到官僚阶层中来；二是官僚阶级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殊性，不厌其烦地设置了众多的所谓阶级象征。在这方面橘朴列举了“科举制度”、作为“官僚生活态度特殊性”的“面子意识”以及把“学问”作为其阶级“专有物”而进行垄断等种种特征。这一点正如王亚南所指出的那样，家族、宗法、法律、学术、思想以及教育等等“中国文化中的这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因此，“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以及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至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由于官僚阶级对中国社会的绝对统治，橘朴眼中的中国社会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以作为“收获者”的官僚阶级位于社会的上层，而作为官僚阶级的“生产者”包括农工商等各种职业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的下层这么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两大社会阵营。虽然在“生产者”的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收获者”和“生产者”这么一种关系，但在被统治阶级中的这种“收获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与主要以“剥削为手段的官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橘朴对中国官僚阶级的认识主要在于官僚阶级的剥削性这一点上。对于橘朴来说，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作为一种剥削阶级而存在的，而正是由于官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严重阻碍了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因而造成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阶级的存在”。故橘朴认为，中国官僚发生腐败是由官僚作为剥削阶级而存在这一现象本身所造成的，这是作为一种剥削阶级在其内部必然产生的东西。因为“官僚政治仅仅是阶级剥削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不管对内也好对外也好是没有产生有效的道德意识的余地的”。这也是橘朴认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世界上“最缺乏道德意识的人”的主要原因所在。橘朴的这种观点不但是对官僚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贪污、横夺、压迫和剥削的批判，同时也揭示了正是官僚阶级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官僚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导致中国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这种改朝换代都是在旧有的官僚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官僚统治而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这种延续千年的官僚政治体制在任何朝代所产生的社会腐败和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橘朴所解释的官僚阶级的存在才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所在。
对于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橘朴同样是通过对官僚阶级概念的进一步延伸来进行阐释的，认为军阀就相当于“文武官僚”中的“武”。而在中国的农村，“乡绅”才是“土地和资本的现实占有者”。因为“乡绅”多为退职的官僚，而在这些退职官僚的背后隐藏着现职的官僚。橘朴在前面所提出的官僚阶级的概念，正是指这些由退职官僚(乡绅)和现职官僚以及包括他们整个家族在内的一个庞大群体。而地主即乡绅，则是作为产生官僚的“母体”而存在的。他认为这种官僚和乡绅相互勾结的政治结构对中国农村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了彻底的压迫和剥削，而这种剥削属性也是橘朴所解释的官僚社会能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正如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所指出的那样：“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橘朴断言，“虽然官僚是土地及资本的最大占有者，但是，事实上占有大部分土地和资本的并不是现职的文武官僚而是所谓的乡绅。乡绅的存在才是官僚阶级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橘朴的研究可谓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要害，尖锐地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
对于官僚统治制度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橘朴指出其最大的影响在于造成了中国相对独立的“农村自治体”的出现。由于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只有“官僚阶级”——在农村的唯一剥削阶级和“农民阶级”——被剥削阶级而存在，所以官僚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者的对立是现今中国农村的阶级构成”，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阶层。正是这种阶级对立也给了“中国产生特有政治现象一个契机”。换句话说，“对于人民来说，朝廷是最大的剥削者，官僚是为了朝廷的这种剥削而服务的”，因此朝廷所设立的法律以及军队都是为了维护朝廷自身的利益和威严而存在的。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因官僚阶级的存在所造成的剥削体制而出现的“村落自治体”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这种“村落自治”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农民阶级在同官僚阶级不断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村落自治”这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就是橘朴称之为的“通俗道教”。所谓的“通俗道教”，乃是橘朴将其与中国道教中的哲学部分以及道士修行的“理论道教”加以区别的，即“在民间存在的所有一切道德的信仰、行为、思想等的通俗的总称”。正因如此，橘朴认为只有“道教”，才“代表了中国民族全体的思想和感情”。
对于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构造来观察中国的橘朴来说，儒教和道教是分别代表了中国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思想。而相对于以“天命说”为中心思想的儒教，橘朴则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如果不打破天命说，那么，被统治阶级就不可能从统治阶级残酷的牢笼里面解救出来”，正因为“老子对政治结构以及对统治阶级的黑暗所进行的这种流露于感情的尖锐批判”，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深受统治阶级剥削的民众“无意识地诅咒政治，在现实生活中远离执政者，与此同时，在精神生活上求救于道教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推翻这种官僚统治阶级的话，政治和民众生活之间的隔阂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而不消灭这种隔阂，非政治的道教思想也决不会在民间衰败。而这也恰恰正是橘朴认为道教作为中国民众的思想基础深深扎根于社会的主要原因所在。反过来说，相对于儒教，道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众思想基础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官僚统治阶级的黑暗压迫所促成的。虽然如
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橘朴认为这种农村自治组织是民主的。在橘朴看来，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统治。橘朴认为道教“代表了中国民族全体的思想和感情”的认识，不仅对当时日本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是儒教国家的观念进行了回击，同时，“在当时，从研究的领域来看，是最先进的”。
中国农村自治社会形态的出现，是民众对这种官僚阶级的剥削体制所采取的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态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政治是和生活没有关系的东西，就算有关系，那也只是官吏以收租或者其它的形式向人民榨取金钱的手段而已。所以说，民众尽可能地避免接触政治以便把自己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民众的这种消极回避政治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又进一步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农村，就是家长式的自治制度，而在城市，则演变成商人和工人以“帮会”的形式出现的同业公会。
橘朴的这种对中国官僚阶级的认识，在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体现。1923年在《中国人气质和各阶级的考察》一文中，橘朴指出位于中国社会最上层的就是“官僚阶级”，在这之下是中产阶级，最下层的是无产阶级。同时，整个中国就是以官僚作为社会的统治者而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被统治者这样一个社会构造所构成的。对于这种社会结构，橘朴讲道：“从社会是作为一个收获群体和生产群体的角度来看，官僚是收获者，而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生产者。但不管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工商业者还是农场主来说，他们的主要盈利是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来进行的。虽然(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属于生产群体，但必须看到在这二者的社会关系里，中产阶级是收获者而无产阶级是生产者。但是官僚的收获方法和中产阶级的收获方法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的剥削是通过社会的以及经济势力再加上政治权利实现的，而后者主要是依靠他们的经济势力，当然很罕见的也有利用他们的社会势力的。”从橘朴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两层构造的社会，在这里有作为“收获者”的官僚阶级和作为“生产者”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生产者”的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收获者”和“生产者”的关系。橘朴所说的中产阶级，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夹杂着少数地主贵族的全部地方中产者以及构成了被统治阶级上层的资产阶级”。
综上所述，橘朴对中国社会阶级成分的分析有着不严谨的一面。按照橘朴的分析，除去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以外，剩下的所有社会成分都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而存在的。虽然在被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收获”与“生产”的关系，但是在政治立场上，橘朴认为，无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这里，橘朴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
三、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认识
根据橘朴的划分，中国的历史一共经历了四次大的“乱世期”。由于橘朴认为在这四次大的“乱世期”中的第一、第三、第四个“乱世期”对中国的社会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橘朴将这三个“乱世期”也称之为三次大的“社会革命”。“第一次社会革命”是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周东迁——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位)开始的，历时525年，即橘朴称之为“第一个乱世期”；“第二次社会革命”是从五代(780年唐德宗即位——950年宋太祖即位)开始的，历时181年，即橘朴称之为“第三个乱世期”；而在“第一次社会革命”(第一个乱世期)和“第二次社会革命”(第三个乱世期)之间橘朴称之为“第二个乱世期”(184年的黄巾军起义——589年隋文帝即位)的406年间，橘朴并没有把它们划入到社会革命的范畴中去；而第三次社会革命(也就是橘朴称之为“第四个乱世期”)，是以太平天国(1850—1864)为起点，一直到1924年。
对于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起点，橘朴在《中国革命史论稿》开篇中这样写道：“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并不仅仅局限于推翻了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在这之后的内乱，而是指从太平天国开始经过了大约70余年一直持续到今日的，并且在今后数年间还将大规模地、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的整个(社会的)内乱状态而言的。为什么将这段时期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时期的内乱，确切地说乃是因为这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具体地说乃是中产阶级对军阀的斗争。”除了一部分之外，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也是“站在中产阶级这一边的……清朝的垮台，确实构成了这个长期社会革命中的一个章节，但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革命，或者说是中国人所谓的民族革命而已。其结果对于(中国)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生活的内部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橘朴把中国近代革命的起点置放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而不是辛亥革命时期，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的各种革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处于中国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过程当中，并且这种革命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下去。所以说橘朴把当时中国的社会内乱以及军阀混战看做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具体地说也就是中产阶级对军阀的斗争”。在这里，军阀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演化变形而已。在这种认识下，辛亥革命的爆发仅仅是拉开了中国中产阶级对官僚阶级斗争的大幕。正如橘朴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热切期望中国的社会革命早日实现的我来说……期待着中国的民众能够在这个战场上有机会学习到对本国军阀和官僚作战的秘诀”。
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橘朴的社会革命概念是和政治革命有着很大不同的。对于中国社会，橘朴是把其放在中国长期的社会变化过程中来观察的，橘朴所讲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对以宋太祖即位为象征所建立起来的这种近一千年的官僚阶级社会结构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太平天国到1925年虽然经历了75年的时间，但在此之前的一切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序曲。
橘朴对辛亥革命除了认为其有民族革命的性质之外，同时也认为其是以法国革命为原型的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橘朴之所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因为中法两国社会的最上层都有专制政治时代的贵族阶级，在这下边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在法国是由贵族和僧侣所构成的，在中国则是文武官僚；中间阶级，法国和中国都是由地主和商人所构成的；下层阶级两个国家同样都是由无产阶级所构成的。虽然中国民众革命的自觉性和热情并没有当时的法国强大，但是上海、广东的商人以及广东、福建的地主们已经逐渐有了阶级的自觉性，他们拒绝向政府提供经济上的合作，主张获得参政权，甚至和城市及乡村的中产阶级团结起来，准备用武力来抗击地方军队。对此，橘朴甚至提出商人阶层“必须要拒绝和文武官僚的一切合作”。在当时的橘朴看来，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才是能够打倒以军阀为代表的官僚阶级统治的最大的革命势力。
关于商人的阶级意识问题，毛泽东在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上发表的《北京政变和商人》的文章中指出，“很
敏锐很迫切地感觉”到受到外力和军阀二重压迫的痛苦的商人“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虽然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对商人的革命作用估计较高，但是关于对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在革命作用的认识上，二者却有着相似之处。由于毛泽东的文章要早于橘朴，现在无法判断橘朴关于商人的阶级意识问题是否从毛泽东的文章中得到过启示。但是在“五卅运动”之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民问题，而橘朴依然把注意力放在了商人和逐渐强大起来的工人组织上了。“五卅运动”的发生使橘朴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要想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因为“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劳动者对中产阶级进行援助的话，是不可能有满意的结果的”。
橘朴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简单地说就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合作下打倒官僚阶级的革命。但橘朴所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指的是在整个被统治阶级里处于中下层的“无产阶级”。所以除了工人和农民以外，也包括了小资产阶级。橘朴对中国官僚阶级的认识，坚定了橘朴认为“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的看法。从橘朴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作为“中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才是将来中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主要力量。
橘朴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观，是通过观察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橘朴看来，中国当时所发生的战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橘朴在观察中国社会的时候，仅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内部本身，并没有观照到中国的外部环境。当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之中。北伐的胜利，已经唤起了中国大众的民族意识，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因而导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但是橘朴在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一点。在橘朴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认识中，其对官僚统治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大众的榨取和剥削的分析毫无疑问抓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其对中国被统治阶级构成的认识是比较暧昧的，更重要的是，橘朴并没有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革命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正是橘朴的这种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橘朴在以后的中国研究过程中失去了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