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因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中国民族史；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142－05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往曾经被认为是威胁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转而成为捍卫祖国边疆的重要力量，一些有识之士将国防大计与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如徐松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沈垚的《新疆私议》、张鼐霖的《筹边刍言》等，都将边疆民族史与边防问题结合在一起，民族史撰述由此被赋予了史学近代化的新意义。20世纪初以后，进化史观的引入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使中国史学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历史撰述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随着清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国际和国内形势复杂纷乱，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和阐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大问题。梳理和认清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实际状况，是中国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并保证其稳定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且成就斐然。民族史亦成为近现代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中国通史撰述中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视
20世纪的中国通史撰述，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阐述多民族共同发展的中国历史，而不是汉族单一的历史，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以汉族为主体以及各少数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在次年发表的《新史学》中，他进一步强调：“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认为，“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包括：“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淳化之迹如何；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以停止。”梁启超从现实出发，深刻认识到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开创性地论证了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他曾经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两篇专门探讨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对于后人的中国通史撰述和专门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清朝末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又名《中国古代史》)，这是近代第一部以进化史观为基本观点、以章节体为表述形式的新式中国通史。在这部通史中，夏曾佑把民族问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书中第二篇“中古史”的第二章第一节中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薰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以发明此二事为宗旨。”笔者认识到，民族问题关系到政权的更迭，关系到宗教信仰的类型，在中国通史的撰述中，必须认真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将民族问题与政权兴替、宗教信仰相结合，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也充分说明了民族问题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这在以后的历史撰述中愈来愈明显地反映出来。
1923年9月，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本的通史著作。这部书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重视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者都设有专章叙述“汉族以外诸族”，或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为“朝”，与汉王朝同等对待。书中将宋辽金元同列一章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与社会”，这样的体例安排，也说明了作者在通史撰述中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平等地视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的认同意识。
王桐龄于1926至1931年间撰写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史》。在“自序”中，作者以“历代各民族之盛衰兴亡”为题指出：“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此六大族中，现于中原者日汉族，现于南方者日苗族，现于东北方者日通古斯族，现于正北方者日蒙古族，现于西北方者日突厥族，现于西方者日西藏族。”可知作者在这里是将少数民族视若与汉族同等的地位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其“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的观点，很明显是受到了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书中“序论”专列“中国史上之种族”一章，阐述了中国史上各民族的发展状况。该书的“凡例”称“本编之体裁为通史，最注意于民族之盛衰，国家之兴亡”。全书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斗争融合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线索，分上古史(自太古至战国末年)为汉族萌芽时代，中国史(秦统一至唐亡)为汉族全盛时代，近古史(五代至明亡)为汉族衰微时代，近世史(清初至清末)为西力东渐时代。从唐虞到三代，汉族据有黄河流域，此时期初年由汉族与交趾支那(苗)对抗，汉族占优势，末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势力崛起，汉族居劣败地位。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以武力相吞并，南服苗族，北退西北民族，以长城为屏障，汉族势力膨胀自此始。秦汉时期，汉族大帝国建立，四周诸少数民族势力皆内属。三国两晋时期，汉族势力衰微，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隋唐时期，汉族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相交融，变成一种新文化。
缪凤林在1943年撰写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指出：“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自余诸族，无虑百数，世或别之为五：正南日苗族，正西日藏族，东北日东胡族，西北日突厥族，正北日蒙古族；或以荤粥、玁狁、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棘鞨、女真、蒙古、满洲等为北方国族，九夷、三韩等为东方国族，蛮、闽、哀牢、黎、苗、瑶、猹、摆夷、猓猓等为南方国族，氐、羌及西域各国为西方国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缪凤林不仅将
“国史主人”明确称之为中华民族，而且其包含的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范围也从王桐龄《中国史》中的“五族”扩展至几十个，说明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更为全面。
从上述几例通史撰述中所反映的对中国民族史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可以发现，中国通史撰述因对于历史上民族发展、民族关系的记载而成为体现近代意义的民族认同、国家观念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观念，在撰述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史学家那里已经形成共识。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抗战时期，更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在通史撰述中应当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阐述。如顾颉刚在目睹了西北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后，坚信中国通史的撰述不能专以汉族为本位，而应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从历史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互相融合的大集团，将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与传统史书相比，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是反映一部中国通史是否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学术性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中国民族专史的研究和撰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异常复杂纷乱，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认清其相互关系，进而阐述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民族史不仅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得到重视，而且还出现了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的专史撰述。对此，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相继撰写于后。
1922年，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概述了中国的民族发展，解释了“民族”一词的涵义，将“民族”跟“种族”、“国民”区别开来。他驳斥了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民族南来说等错误观点。梁启超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混合而成的混合体。尽管他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过程的研究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来看，这是一篇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产生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文章。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于1928年(1934年再版)。1934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出版。1939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出版。这三部较早出版的关于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门著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桐龄在其《中国民族史》的“序”中写道：“晚清光宣之交，国人对于民族观念上发生两种误解：一为对内之误解，是日排满；一为对外之误解，是日媚外。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无所用其排。”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的“序”中也指出，该书“为实际政策上之参考，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之问题，多少不幸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付此种问题之实际政策殊不能不参考记载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据”。可见，中国民族史撰述之所以得到学者的重视，是与近现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的。联系现实的需求、运用新的历史观点来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学者们专注于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使用进化的观点和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认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演变与融合，以此证明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事实，是这几部民族史撰述的共同特点。王桐龄说：“我中国建国之久，已历四千余年。……国犹如是，民犹如是，户口之多，有加于昔，虽内部经过许多变乱，外部受过许多骚扰，而我常能顺应环境，利用吾族文化，抵抗外族武力，每经一次战争，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之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间；中间受过几多压迫，忍过几多苦楚，而卒能潜滋暗长，造成庞大无伦之中国者，日惟蜕化之故。”他表示，在其《中国民族史》中，以“注重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为主要内容。该书特点，即以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变化为线索，阐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中国人民是多民族“混合体”，“不必互相排斥”。林惠祥则强调：“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嬗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历史上诸民族永远互相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或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份即复杂而不纯矣。故从大体言之，可以指称古之某族之后即为今之某族，或云今之某族即为古之某族之裔，然当知此外尚有其他关系之族，不能一一指数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诸民族原属多数族系，固在历史上互相接触，互相混合，最后竟有渐趋统一之势。其接触与混合之程序乃以其中之一系为主干，逐次加入其他诸系，逐渐扩大主干之内容。此一主干永远保存其名称与文化……”“中国之民族虽多，然有日趋混合而成一族之势。”“中国诸民族系以一系为主干而其他诸系以次加入之。”吕思勉说：“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王桐龄主要依据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吕思勉在引用古代文献记载之外，还试图利用古代文献中关于文化风俗的间接资料来进行分析，林惠祥则比较广泛地参照了同时代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关注语言及衣食住行方面的习俗。在这三部著作中，作者都程度不同地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持续发展、绵延不绝的原因，阐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互相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事实，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从汉族的形成与“蜕变”的角度进行了分期。在著作结构上，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是以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是分章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分别进行阐述；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也基本如吕著。这两种民族史的撰述结构基本上都为以后的民族史撰述所使用。三部著作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正确理解与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过程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作用。
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中国民族史撰述，也各有其特点。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文炳编《中国民族史》，是为“供给高级中学专门学校暨大学学生参考书之用”。该书“绪论”部分分节论述了“中华民族来源的种种传疑”、“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成分”、“中华民族历代同化的演进”和“中华民族历代活动区域的变迁”等内容，可见作者具备了明确的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中国民族史的观点。该书记述的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均属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从作者分章重点阐述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特点来看，该书书名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史似更妥帖。1944年国民出版社出版了俞剑华撰写的《中华民族史》一书，同样重点强调中华民族这一基本概念，并径直以“中华民族史”来命名其书，先行阐述中华民族的由来、内容、亲属关系和特性等，再分别论及“中
华民族第一宗支——汉族”，以及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坛以历史考证学为主流，对民族史的研究和考证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主流学术刊物刊发了诸多颇有分量的民族史考证方面的论文。譬如：方壮猷的《鞑靼起源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论述了鞑靼与柔然、突阙、室韦等族的相互关系，得出了鞑靼族属柔然苗裔的认识。同一作者的《室韦考》(《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室韦族在后魏、隋、唐及辽诸时代的分布和生存状况，考察了室韦族的起源、发展、衰亡以及其余支再次以女真之名强盛一时的过程。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对《
辽史》、《
金史》、《
元史》中载录的不见于前代史书的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情况采用了三史对比的方式进行考证，大致弄清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张鸿翔先后发表了《明外族赐姓考》及其《续考》(《辅仁学志》第3卷第2期、第4卷第2期)，对那些为明朝的建立做出贡献而被赐与汉姓的少数民族包括鞑靼、女真、瓦刺、回鹘、兀良哈、阿速、古里、安南等族的历史人物，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证，澄清了有关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实为少数民族但载录的却是汉族姓氏而引起的混乱，也使少数民族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为得以彰显。姚丛吾的《欧洲学者对匈奴的研究》(《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以6万字的篇幅，介绍和评述了国外学者对匈奴的研究情况。文章导言部分概述了冒顿阿拉提在欧洲史上的地位和欧洲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经过及当时的研究状况，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学者得几内关于“匈人即是匈奴”的推论、德国学者夏特的“窝耳迦河的匈人与匈奴”的观点、荷兰学者底哥柔提的纪元前的匈人的看法。文后附有从欧洲学者专著和普通百科书中所见的匈奴史研究的情况介绍，使中国学术界得以了解国外相关的研究情况。
在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的大前提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决定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民族交流与融合、多民族的统一、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疆域问题等，都成为在新的学术视野下所必须面对并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新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格局与框架也在逐渐形成。同时，对多民族发展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进行的大量而详尽的分析研究，对于摆脱以往“内中华、外夷狄”、“中华正统、夷狄窃据”一类旧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现实作用，为近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民族史论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民族史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20世纪三十年代，翦伯赞就着重指出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关于国内各民族，如回纥、西藏、蒙古、女真、苗族、瑶族……等的社会史”，“不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要想写成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又是不可能的”。他说：“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翦伯赞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关联性问题，认为：“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本身，也改变世界史，如春秋时之荆蛮，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皆曾给予中国史以巨大影响。”他的观点说明，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不仅存在于国内各民族，而且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之间，使其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对于正确解释中国民族史的演进过程有着积极的意义。翦伯赞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尽可能的去搜集汉族以外之中国境内的其他诸种族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之发展，以及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之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当时的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实上的精到考证，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认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翦伯赞等人对各民族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现象在理论上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
吕振羽在1941年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的“序”中指出，该书的特点之一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范文澜在《
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二卷《
秦汉史》中讲到秦汉时期各民族活动时说：“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历史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而是自有史以来迄于秦族徙入，中原的诸种族之混合的构成。”他专门以“大汉族的形成与国内其他各种族的活动”、“东汉时国内各种族的活动与世界史的形势”等为题叙述了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作者都强调是为“国内”，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些见解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通史撰述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认同感和凝聚意识，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吕振羽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考察各民族历史的一部著作。缘于著述该书的时代背景，作者在书中对制造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书中认为，根据“龙山系”和“仰韶系”地下遗址的考察，确知商族系山东半岛沿海向西发展，夏族则由西向东发展；夏在到达今山西后，与苗发生战争，之后夏商之间又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但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商族，先后战胜了韦族、昆吾族等，最后又战胜了夏。到“武王革命”胜利、建立封建国家时，由于长期相互融合的结果，已由夏商两族为骨干而形成华族，或华夏族。由于华族在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超过了中原周围各民族力量，如徐夷、淮夷、吴越等，到秦始皇统一时，他们也都成为华族的构成部分。因此，“纯粹民族论”、“优秀民族论”等谬说是没有道理的。联系实际，吕振羽在书中讴歌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状况：“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这回的民族抗战也都有相当的功绩。”
《中国民族简史》的材料来源，除了文献材料外，还有另外三个方面，一是作者“自己在工作和行动中的实地接触与调查”所得，二是“身历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
的同志们的口述”，三是“搜集到的一些书籍杂志等”。书中探讨了国内数十个民族的历史，如汉族、满族、回族、藏族、缠回族、哈萨克族、札萨克族、布鲁特族、唐古拉族、罗罗族、苗族、黎族、土蕃、鄂伦春、达呼尔、呼尔克、黑斤奇勒等。对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现状以及体质、面貌、分布地区、生存环境、语言、风俗、宗教、文字、居住、婚姻、服饰形态等都作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并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他们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演进的历史发展，其中以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为重点研究对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回族起源与演化、藏族起源于海滨等，提出了独到见解。
在该书的结语中，吕振羽对民族“同化”问题作了简要阐述。他在回顾了中国民族发展史后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同化”基本有三种类型：第一，彼此间没有进到国家时代的部落间的斗争与同化；第二，进入阶级社会与没有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同化；第三，彼此间都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之间的斗争与同化。他认为，“由于汉族在生产、人口、文化，以至政治、军事的总的力量，常大于对方，加之这种力量又常贯穿着汉族人民的斗争，发挥作用”，因此，进入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不论是否进入到了文明时代，都往往被汉族“同化”，甚至已取得了支配权的民族，也每每“大部”或“全部”“同化于汉族——自然，也有不少汉人同化于他们”，所以历史上汉族的强大，并不是汉族有“特有的同化力”，其他民族只能被同化，汉族的发展完全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汉族具有“特有的同化力”的说法，是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是对革命人民的麻痹。这个观点明显染上了当时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中强调各民族平等的思路，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白寿彝先生评价说：“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的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面方向。”
1941年，李维汉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出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的第一部著述。“书中讲到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分析了西北伊斯兰各个教派的经济基础，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也是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论述，在当时还有着批判那些否定少数民族作为平等民族存在的错误言论、反对国民党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政策的现实目的。同时，他们对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各民族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流和融合的总体趋向等重大问题都持有鲜明的肯定态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历史撰述中对民族史的研究，对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史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历史学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研究，使得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事实得以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