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明法”；“二重证据法”；经史之学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60—04
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先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移上，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话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规则也。”王氏在经史研究中所总结、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对学术界影响深远。然而对“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时间，学者多认为是他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是对此前研治经史之学的理论总结，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笔者在读王氏早年著作时发现，早在1913年夏间，他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且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其出发点似与《古史新证》不同，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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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将有清一代学术总结为“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已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已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已降之学新。”对于清代“学术”与“经世”的关系，王氏概括得简洁而确实，考查其治学亦宜从此处入手。
道咸已降，清朝社会危机及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乾嘉专门之学”(亦称考据学)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流弊与缺失”，更因其不能应对现实危机，有“经世之志”的今文经学渐代之而兴。今文经学家返求诸六经，藉“复古”以求“改革”。其“返求圣经的运动最后结果是宣称所有古文经都迷失了孔子的本意，这个破坏性很大的运动，由刘逢禄之分解《左传》，魏源之割裂《
诗》、《
书》，龚自珍之欲写定群经，寝假廖平、康有为断然宣称所有古文经具为刘歆所伪，一举否定古文经的信史性，藉此复兴今文经学，以便重新揭露孔子之微言大义”。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把西学与孔子的微言大义结合起来”，以之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社会与学术界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清季民初保守派学者叶德辉就说：“数年以来，康、梁倡为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于是六经去其大半，而学不必一年而成，民无论愚智，人人得可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陈寅恪也说：“襄因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学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王国维生活于清末民初，深切感受到今文经学家“改制疑古”之风，因而在1905年特别强调：“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的学术自是针对提倡“保国、保教、保种”的康梁今文经学而发的。王氏于1911年清亡东渡日本后转治经史之学，并于1913年夏提出“二重证明法”，或为狩野直喜所说的“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理论阐述，当即针对今文经学对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所造成的极大冲击而发。
在转向经史之学前，王国维治学已有数变。早岁参加科举，后转治哲学、文学，东渡日本后始渐转向经史之学。其“治学之方法，视并世诸家有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敏锐是也。其治一学，必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对于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学者多从罗振玉劝导说。这一点不容否认，且其在治学方面受罗氏影响较大，但并不能以此掩盖王氏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据同为“海宁四子”且与王氏关系甚好的陈守谦回忆：“当年少气盛时，以为两人必当有所树立。”“有所树立”是王氏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寄托，研治哲学因不能“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而转向文学；研治文学也务在“创获”。其转向经史之学，也务在“有所树立”。1927年狩野直喜回忆道：“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1913年11月，王氏致缪荃孙信中即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圈点一过。”与狩野直喜所说相合。1921年王氏自编的二十卷《观堂集林》“艺林”占了八卷，亦可见其对经学的重视。
王氏这种学术转向还与其经世之心密切相关。早在1899年所作《(东洋史要)序》中，王氏认为：“东方诸国，所以有现时之社会状态者，皆一一有其所由然，不可不察也。故欲解释现时之社会状态，则研究东洋史其要也。……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1912年8月17日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说：“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坐待归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陵谷”指辛亥革命，“斯道”即其所治经史之学。王氏对狩野直喜期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其所指“疲俗”似为道咸以降“攻伪疑古”的学界风气，在王氏内心也或有自期、自励的因素。而这又与罗振玉的劝导分不开。东渡不久，罗氏曾劝王国维“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他谈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上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学者或以为罗氏所言与当时学术趋势实不符，或以为乃后来受古史辨派影响。然而这与晚清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攻伪疑古”的今文经学密切相关，又可与1913年夏王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相印证。且在
1923年代罗振玉所作《观堂集林》序中也说：“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王氏以传《
诗》、《
书》的申公、伏生自期，更可见其“振疲俗”的用世之心。然而其经世之心非直接为政治服务如康有为者，而是于学问上作“科学之研究”，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承继先哲将坠之业”，并“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那么，王氏将在何处“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在经史、小学尤其是经学方面。前面已谈到，王氏对今文经学家“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而求“托古改制”极为不满，辛亥后更感“多更忧患阅陵谷”，天下道术将坠，何以挽救之?这是当时不少学者共同具有的焦虑心理，因而保“国粹”、倡“国学”随之而兴，王氏与罗振玉也参与其中，出版《国学丛刊》。但在东渡之前，王氏尚致力于哲学、文学。这固与其忧世用世之心相关，而认清自己所要“承继”、“开拓”的“学术之区宇”以寄托“有所树立”的学术追求更是其学术转向的关键因素。东渡之后，尽阅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并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与当时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论学及尽阅罗氏大量书籍尤其是古物藏品，使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方向，“二重证明法”的提出或即其理论上的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国维之所以转向经史之学，是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经世之心、个人学术追求及所遇机遇等诸多因素促成的。道咸以降因内忧外患而兴起的今文经学，给社会及学界带来极大影响。其“攻伪疑古”的学术风气，对当时学术界有着极大的冲击，使得学人感到天下道术将坠而欲力挽之。特具“历史眼光之敏锐”而欲在学术上“有所树立”的王国维，在罗振玉劝导下，在转向经史之学后不久即提出理论上的阐述——“二重证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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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3年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以下简称《初稿》)，王氏阐述了考证上古制度的宏观理论，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1923年编入《观堂集林》时多有删节，所删内容正反映了他思考问题的视域、思考过程及其治学理念，有助于理解其学术转向之由及志趣所在。
《初稿》开篇即问：“居今日而欲考上古之制度将安所正哉?”因为，“晚周秦汉之书”因“有司失传”、“诸侯去籍”、“秦火”、“挟书之律”，“七十子后学所述”与“两汉经师之说”“相抵牾者亦多”，“协于彼矣，或违于此；通于理矣，而或阂于数。异说百出，无所适从。即有调停甲乙之间，斟酌数理之会，而文献无征，终不能使人信服”。既然如此，“然则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将安所正焉哉?”王氏求助于地下出土的“最古之史料”：
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之亦自证明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快事也。经过“二重证明”，“最古之史料”与“周秦两汉之书”亦各自得到证明，则“上古之制度”自然于其间可得到确实可靠的考证。在此，王氏所说“上古之制度”主要指的是“名与物”及“礼与俗”：“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经过“二重证明”，“周秦两汉之书”中所载“名与物”及“礼与俗”自然也就得到可靠的考证。联系前面所谈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用“二重证明法”考证“周秦两汉之书”及其所载“上古之制度”，显然针对晚清以来“疑古攻伪”的学术风气而发。另一方面，“二重证明法”同时也强调“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似亦有所针对，即古文经学家章太炎质疑甲骨文、金石材料的可靠性。1911年出版的章氏《国故论衡·理惑论》不仅对钟鼎彝器之文提出“五疑”，且认为“掊得龟甲者”“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慎欤”?章氏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王国维应该读过或了解章氏这种观点，因而撰此文时似有所针对。若以此看，则王氏对经今、古文学皆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评判，其提出“二重证明法”自是为“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另辟一新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初稿》中，王氏不仅对于考证上古制度作宏观理论阐述，对于具体考证方法也有所论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辞之义”；(2)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文之形”；(3)参诸情事，此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情理与古书记载。“如本书所欲证明者，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也，明堂寝庙之同制也，宗庙之可居处也，中霤之所在也，此数者或亦略见于晚周秦汉人之书，而非古文字及古器物款识则亦不能质言其可信也。”
王氏的考证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针对“攻伪疑古”的学术风气以此为例总结考证上古制度的理论方法即“二重证明法”，可见其识见的高远。这也是《古史新证》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直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王氏1913年提出的“二重证明法”并没有引起当时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与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讲义《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有着深远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原因值得深思。“二重证据法”与“二重证明法”提出的时代背景有显著的不同，各自针对的对象也不同。比照一下《古史新证》：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疑；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谋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二者同样强调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二重证明”(或说“二重证据”)，但所证重点不同，《初稿》重在考证“上古之制度”，《古史新证》则重在考“中国古史”。这反映了王氏所受不同时代风气的影响，其关注的问题也相应有所变化。撰《初稿》时，古史辨尚未兴起，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对经书的怀疑及藉此以求政治变革给社会及学术界带来极大的震动，王氏有鉴于此而“想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撰《古史新证》时，古史辨已
大行于世，“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所关注的是古史辨派对古书的否定及对古史系统的瓦解。所以《古史新证》强调“事实”的可信与否，针对的是史学；而《初稿》强调的则是“上古之制度”即“名与物”及“礼与俗”，针对的是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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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谈到，早在转向经史研究之初的1913年，王国维已经阐述了考证上古制度的宏观理论及具体方法，初衷或如狩野直喜所说“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然而如罗志田先生所说，清季民初经学已逐渐被边缘化，而史学则走向中心。正是在这种大的学术转向背景下，学术界多将王氏看做史学家，而以王氏清华弟子吴其昌尤为突出，后来学者更将他看做“新史学的开山”，而对王氏经学研究关注相对较少。
吴氏强调其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之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并从未有经学专著及未与今、古文经学家交往两方面加以论证。对于前者，吴其昌将王氏编入“艺林”的著作多看做史学著作，即使“可纯粹目为经学著作”的《尔疋鸟兽虫鱼释例》“毋宁目之为史学，为上古事物名称及方言语音之源流变迁史”。其他如《仪礼讲授记》、《尚书讲授记》可目为“三代礼制小记”及“殷周之政制小记”，《明堂庙寝通考》可目为“古代之建筑史”，《释币》可目为“古代衣服小史”、“历代绢帛市价小史”等。很显然，吴其昌将王氏编人“艺林”的著作分别归如各类史学领域乃以其所见史学标准为依据，而非王氏本意。其所说未尝与古文学家曹元弼、张锡慕和今文学家康有为、廖平及小学家章太炎、黄侃等交往，而与沈增值、罗振玉、蓼劭忞、张尔田交往，并不能说明王氏“本非经学而为史学”，也并不能说明“经学家与古史学家”“根本先已不同”，王氏为“古史学家”，反可印证前面已谈到的王氏“想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吴氏之所以强调王国维为史学家而非经学家，当是受整个时代学术转向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未注意王氏经世之心寓于其学术之“科学之研究”之中，而这一点由前面所谈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可看得较为清楚。对于王氏到底是经学家还是史学家，我们不必分得太清，可笼统称之为经史学家，这正反映了新旧时代学术的更替。而其实际效果因受大的时代变革影响，或如王氏之弟王国华所说：“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