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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艾森豪威尔在位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美苏两极尖锐对抗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与苏联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受艾森豪威尔经济上保守主义的影响与制约，也与苏联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国内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美国与苏联进行长时期的争霸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美国；艾森豪威尔；外交政策；经济思想；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64—05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作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对艾森豪威尔外交思想、整体外交政策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关于艾森豪威尔经济思想对其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方面，故笔者力图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总是以维护、扩大本国的利益为中心，因此它的制定要受本国利益的制约。但由于决策者个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知识结构、政治倾向、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各不相同，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用什么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痕迹，会体现不同的效果。”艾森豪威尔也不例外。为了深入认识其外交政策，对其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主张限制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发挥资本主义及自由企业制度的优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那就是在我国人民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他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些盲从的人坚持主张致力于公众福利，并错误地宣称只有政府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全和机会。”他在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详细讲到政府的中央集权的危险，中央政府过分地集权“不一定是暴力革命或巨大变革的结果。一个家长式的政府以津贴补助给予人们的眼前的利益太多了，会把一个民族保持高度个人责任感的意志逐步摧毁掉”。他公开声称他“在经济事务上是保守派”，在进行总统竞选中就承诺要平衡预算。他在1956年承认：“在国内事务方面，塔夫特(1952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内艾森豪威尔的竞争对手，是共和党内的右翼，观点保守)的确比我宽容。”从以上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在经济上属于保守主义。
       艾森豪威尔经济上保守主义从其任内的除社会保障以外的福利开支上也有体现，这类开支在1952年占国民收入的5.3％，到1960年反而下降到4.3％。对于美苏之间的冷战，艾森豪威尔认为“美苏哪一方能使自己保持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均衡，那么哪一方就能最终赢得冷战”。美国只有保持强大而又健全的经济才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他上台后不久朝鲜战争结束，使美国削减军费开支成为可能。艾森豪威尔深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崇尚个人主义，认为“政府过多的国防开支不仅会增加人民的负担，破坏人民的积极性，造成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政府的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社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包括他本人都认为，中朝之所以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做出“让步”，是美国发出使用原子弹威胁的结果，这就使艾森豪威尔认为核武器在对外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即对“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威慑作用。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美国的核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投放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喷气式飞机已投入使用，又在苏联周围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对苏联本土直接可以进行军事打击。作为当时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在核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则优于美国，这样如果苏联进攻对美至关重要的西欧地区，美国如不使用核武器是无法阻挡苏联占领西欧的；而发展核武器，减少常规军事力量与军队人数则可以减少军费开支，平衡财政预算又符合艾森豪威尔的经济主张。1950年杜鲁门政府把防务开支从占国民生产总值5％增加到13.5％，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把这一数字降到9％左右，并在其任期内基本上保持这个水平。
       艾森豪威尔还认为经济是自由的保障，主张发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其在1953年的就职演说中说：“如果经济陷入孤立的体系之中，自由世界的人们就不可能长期享受安全与权利。”这也是符合艾森豪威尔的国际主义主张的，即美国不可能再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美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在西方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作为其他国家的伙伴时，由于我们的强大，美国必须担负起世界领导的重任”。但是他也认为只有美国保持健全、强大的经济才能保持自由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只有美国保持强大而又健全的经济，才能够保护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由。健康的经济是军事力量和自由世界和平的基础”。基辛格认为“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念，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艾森豪威尔也是如此，其经济思想对其在职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二
       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冷战的第一次高潮已经过去，冷战在欧洲的格局已固定下来；在亚洲，朝鲜战争参战双方也都无意再使战争持续下去；斯大林去世后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对外采取“和平攻势”；欧洲盟国战后经济重建基本完成——这些为艾森豪威尔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前提。
       第一，“新面貌”与“大规模报复”战略。
       艾森豪威尔出于其经济上的保守主义思想，“(艾森豪威尔)认为在军备或福利上开支过度可能会轻拖垮美国经济，更不要说在军备和福利两个方面同时开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就下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进行评估，并于1953年10月29日批准NSC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它是艾森豪威尔任期时美国的基本国家安全战略，又称“新面貌”战略，主旨就是要保持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开支之间的平衡。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而又“防止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防止动摇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赖以生存的制度”，美国必须一方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对苏联形成有效的威慑；另一方面又要削减政府的军费开支，努力实现政府的收支平衡。“新面貌”战略要求使用核威慑、军事结盟、心理战、秘密行动和为扩大美国经济利益采用谈判手段的意愿，这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吸取了前任杜鲁门政府的政策，避免再次出现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事件，防止美国被拖离战略重点地区。这种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削减常规军事力量与军队人数的“新面貌”战略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的削减政府开支、平衡政府预算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想。就任总统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就反映了他这种经济上的保守主义思
       想。例如在讨论是否向埃及建设阿斯旺大坝提供贷款的问题上，就是由于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反对而否决了杜勒斯提出的同意向埃及贷款的建议，因为汉弗莱认为如果向埃及贷款就会造成财政赤字，这又是主张平衡政府财政预算的艾森豪威尔所不愿见到的。
       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了“新面貌”战略，声称美国“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对外来侵略进行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它是“新面貌”战略在外交上、军事上的具体反映：即无论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对“自由世界”进行“侵略”，美国都将以核武器对苏联或中国本土进行打击。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打不起有限战争。我们只得打一场大战。”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1月提出的1954年度的国防预算为376亿美元，比杜鲁门提出的1954年度国防预算454亿美元，下降了将近13％。军队人数到1955年6月也从其就任时的330万人下降到300万人。在外交实践中，美国以使用核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在朝鲜战争中威胁使用核武器以迫使中朝在停战谈判中做出“让步”；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年、1958年)中就扬言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4年4月当法军被围困于印度支那的奠边府时，杜勒斯甚至提出要“借给法国两颗原子弹”。从以上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对美国的战略重新进行评估，推出了国家的“新面貌”战略和军事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以看出这反映了其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经济保守主义主张。
       第二，强调与盟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作为一名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在战后美苏两极对抗，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与“侵略”仅仅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他对他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格仑瑟说：“只有集体安全才是自由世界的未来所在。共产主义威胁的扩大与原子时代的现实都要求联合行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满足现代防务的多种需求。”对于美国与盟国之间最主要的集体安全机构北约，他写道：“我对北约的观念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强调“任何孤立主义的政策都是完全无益的”。尽管战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不可能担负起在(世界上)任何(有遭到共产主义侵略)危险的地方都部署兵力，美国也不能防守住任何遭到(共产主义)侵略的地方”，因此美国“不应致力于保持(世界)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相反，达到(世界)长期和平的最好途径是走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
       当时，美国的生产力经过战争的刺激大大提高，产品大量剩余，大量资本闲置，美国对海外原料的需求也大大提高，所以美国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在世界各地拥有市场、投资场所及原料产地。艾森豪威尔就此对波音公司的厄尔·谢弗说：“以我的观点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或者应当主要根据一种考虑，这就是美国需要获得原料来支持它的经济……为我们的剩余物资保持一个有利可图的国外市场，为达到此目的，美国必须交朋友。”出于以上考虑，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纲领就以“集体安全”和“排斥孤立主义”为外交政策部分的基调。当选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写道，他“对欧洲的承诺是一贯的、谨慎的和同情的”，“美国与西欧的密切合作会增强美国自身的利益，对侵略者的最大威慑是由自由国家坚定地组成的联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国家基本安全战略中就有“支持军事盟友”的内容。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5月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美国追求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安全……因为民主国家都会对和平与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虽然反对英法侵略埃及，艾森豪威尔仍保留着同“那些英国人”团结一致的意识——“他们仍是我的右臂”。
       这样，艾森豪威尔就把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团结，与西欧、北约盟国密切合作的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美国大力推行“集体安全”的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结盟以抵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与“进攻”，将西德纳入北约(1955，5)；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9)、中央条约组织(1955，11)；签订了美韩、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3，8；1954，12)。到艾森豪威尔离任时，美国一共对8个安全条约承担了义务，要保卫的国家和地区多达42个，国务卿杜勒斯也得到了“条约迷”的绰号。
       艾森豪威尔为了减少美国的防务开支，平衡预算，坚持外交上的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力图让盟国尽可能多的分担防务方面的责任，而盟国战后经济重建的完成，经济的恢复则为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能。这种外交政策既是受其经济保守主义思想的制约，也是其经济保守主义思想的反映。
       第三，重视“心理战”、“秘密战”。
       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在国际事务中，在好战地主张使用武力和怯懦地承认无所作为之间奉行一条不可动摇的路线。”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力量不仅源于它的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来源于它的作为公众观点与公众道德的心理因素。在冷战时期，美国面临更多的是政治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争夺人的思想的斗争是美苏斗争的主要形式。艾森豪威尔强调精神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精神力量乘以经济力量，再乘以军事力量，几乎等于安全；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一个为零，或接近于零，那么安全也就不存在了”。在与苏联争夺东欧等所谓被“奴役”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中，艾森豪威尔认为不可能用战争的方式来使这些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而要用“政治、经济、心理等方面的策略来保持被征服国家人民自由精神的活力”。在竞选演说中，他强调要用真理的力量去反击共产主义的“野心”，认为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是思想的斗争，美国必须充分利用每一种可能对美国有利的心理武器来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就任总统后，艾森豪威尔重组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并设立了心理战特别顾问一职，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特别顾问不仅负责美国的心理战活动，而且是总统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就有关冷战的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并参加内阁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建议政策的制订者从心理战方面考虑政策的制订。明确心理战的定义为“运用宣传及其他行动来影响敌国、中立国及盟国的观点、情绪、态度及行动，从而帮助实现国家的目及意图”。在外交实践中艾森豪威尔为了赢得盟国的支持与国际舆论，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对抗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起的“和平攻势”，先后提出“和平的机会”、“原子用于和平”、“开放天空”等建议。美国在1953年6月东德工人“起义”时向东柏林工人分发食物，利用气球向东欧地区散发传单，攻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
       电台”等媒体对东欧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煽动东欧人民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统治等心理战活动。
       艾森豪威尔还积极利用中央情报局作为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由于冷战的特殊性及美苏都掌握了核武器，所以双方都极力避免直接对抗，艾森豪威尔大力利用中央情报局进行秘密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对峙格局在欧洲基本固定，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美国把外交政策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第三世界，CIA在伊朗、危地马拉、印尼、印度支那、古巴、多米尼加、刚果和智利等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艾森豪威尔对心理战、秘密战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能力，美苏双方都不可能发动对对方的直接打击，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时期，尽管美苏尖锐地对抗，但双方都极力避免直接的抵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的经济保守主义思想，反对在军事上过分地扩大支出，从而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并最终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对美国的对外直接军事干涉持谨慎态度。
       这在美国是否直接干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支那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日本战败后，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并于1945年9月2日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2月，法国军队又进驻越南北方，企图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6年12月19日，法军进攻河内，越南人民开始了抗法战争，这便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法国国力有了很大的下降，加上印度支那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所以到1953年法国经过近七年的战争，伤亡近15万人，耗费50亿美元之后，也只控制了印度支那的一小部分，而且战场上的形势日益对法军不利。杜鲁门政府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与“侵略”的遏制，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便向法国提供军事、经济与财政援助；同时美国也不愿法国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基本上继承了前任政府的支持法国的印支政策，重视利用印度支那来遏制、包围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印支反共桥头堡的作用，1954年1月16日成立了以总统艾森豪威尔为首的有国务卿杜勒斯、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及国防部副部长罗格·凯斯参加的印度支那问题特别委员会。1953年11月，法军发动奠边府战役，希望取得越北战场的主动权，不料反被越南人民军围困在奠边府地区。1954年3月，越南人民军向被围法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法军的处境日益恶化，法国政府被迫于4月23日向美国求援请求美军给法军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对印度支那进行空中打击，以阻止越南人民军的攻势。
       对是否干涉印度支那的问题，美国决策者内部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反对美国干涉，至少是反对美国单独干涉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对干涉印度支那还是有许多顾虑：首先是军事上的不利因素。早在1951年艾森豪威尔就谈到，“(美国)要想在那个地方(印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战后，美国视苏联为最大威胁，所以美军的军事编制、训练都是针对苏联的，设想作战地点为欧洲的平坦地带，这与印度支那多山、多沼泽水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不利于军队的机械化行动及先进武器发挥作用，而利于越南人民的游击战争，以至于有人认为“印支的丛林将会成师成师地吞没美国的军队”，而且“大批的军人出现在印度支那更会增加当地人民的憎恨”。1954年5月7日，艾森豪威尔指出“赢得印支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他把印支的情况与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情况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正规军打败不了受到当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从印度支那考察归来的副国务卿史密斯也向总统指出美军在印支行动有很多制约因素。
       比如，在政治经济上，“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减少军费开支，平衡财政预算。如果干涉印度支那，据1954年陆军部的一份调查认为“在越南进行一场战争的需求比朝鲜战争还要多，每年大约需要35亿美元”。艾森豪威尔也认识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认为“印度支那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能独自解决的”。在宣传上，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承诺要结束朝鲜战争，如果美国再卷入在亚洲大陆的一场战争，会给国内的政敌以攻击的口实；而且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战争，也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也有违美国所谓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有着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的道德地位比之东京三角洲，事实上比整个印度支那，都更需要保卫”。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许多人主张美国应该干涉印度支那，不管是“集体干涉”还是单独干涉。副总统尼克松1954年4月16日在美报纸编辑协会指出，如果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我们(美国)就必须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儿(印度支那)去”。国务卿杜勒斯更是重视印度支那，他在1952年12月就指出：“朝鲜是重要的，但是真正重要的地点是印度支那，因为我们可能丢掉朝鲜而不受其后果的影响，但是如果印度支那丢了，东南亚丢了，那就很难使我们不受影响。”杜勒斯认为干涉印支可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与“蔓延”，基辛格就说：“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他(杜勒斯)赞同军事干预(印度支那)，摧毁共产主义，甚至挥师北伐。例如，1954年4月13日他(杜勒斯)就表示，惟一的满意的结果是，共产党全部撤出中南半岛。”在1954年3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杜勒斯提出：“美军在印度支那采取强硬行动是会有一定的风险，但这要比等几年以后再采取行动要好。”杜勒斯认为美国如干涉印度支那，会增加美国在批准欧洲防务同盟问题上与法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会促进法国批准欧洲防务同盟。针对盟国的不愿参与干涉印度支那，杜勒斯主张美国单独干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也主张美国干涉印度支那，他甚至提出美国的干涉如果引起中国的干涉那就封锁中国海岸，鼓励中国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并不惜使用原子弹。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认为如果在印支的法军接受美军的命令，在军队的训练与使用方面接受美军的领导等条件，美国就应该干涉。而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则反对干涉印支，因为只依靠海军、空军的干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而且大量部队投入印支则会加重美国人民的负担及影响美军在欧洲的部署及北约。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出于平衡财政预算方面的考虑反对干涉。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则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有“独自干涉印度支那”，因为如果总统向人民讲清楚干涉的目的是挽救印度支那的人民使其不受共产主义的“奴役”，那么国会和公众是会支持干涉印度支那的。但是国会和公众基本上是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针对只要求海军、空军干涉印度支那的说法，国会领导人警告说：“一旦美国的国旗飘扬在印支上空，那么地面部队就会随之而到。”在美国的公众中，据当时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美军干涉印支的只占22％，也只有36％的人支持海空军的卷入。前国务卿艾奇逊也认为：“我们可不能再有一个朝鲜了。”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占奠边府，尼克松、史塔生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卡特勒一起再次敦促艾森豪威尔干涉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个建议。7月21日，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美国政府的干涉问题也就此结束，在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美国没有武装干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决定不干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舆论等许多方面，无疑经济上的考虑是其作出不干涉战争的重要因素。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从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到具体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都受到其经济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经济上保守主义思想一方面使艾森豪威尔时期成为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之一，保持了美国经济上的稳定发展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历史学家就认为：“他(艾森豪威尔)统治的年代(1953—1961)是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最繁荣的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一书就出版于艾森豪威尔在位的1958年，从而造成了“富裕”这个词的流行，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美国社会经济的评价。在外交方面，美苏关系出现了自冷战以来的第一次缓和，举行了战后美苏之间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两国之间也出现了所谓的“日内瓦精神”。美国结束了朝鲜战争，没有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使这一时期的美国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艾森豪威尔也因此被称为“和平总统”。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