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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是美国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它揭示了以差别为伦理前提的“压迫性的统治逻辑”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业文化中的盛行，关注了农业社区中多数人错误的土地伦理观和生态意识的缺失以及父权意识对女性和土地的双重压迫，揭示了人与土地关系中存在的危机，再现了较严重的农业生态形势，体现了作者对农业生产者生命质量的关注。
       关键词：土地伦理观；美国农业文化；人与土地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34—03
       美国当代女作家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使她荣获了1992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玛瑞娜·莱斯利从文本和《李尔王》的互文性，解读它的父亲乱伦主题和“合作”名义下的父权实质。斯尼德·麦德莫特区分了“记忆”和“怀旧”，从性政治的角度说明女性对父权制的抵制，认为它是一种历史见证；尽管改变了“历史”的含义，但吉妮沉湎于过去，仍然是一个问题。玛丽·潘尼西亚·加顿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了文本如何扰乱并“去中心化”了历史聚焦中的父权视野，说明叙事者吉妮是如何获取记忆、知识和话语权的。张瑛认为，文本指出了男权对土地和女性的物化，以及被物化的土地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恶化对女性的反噬，认为文本的意义在于敦促人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本文立足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和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一切形式压迫的视角，关注故事所处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文化背景，认为文本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农业文化中多数人对利益的过分追逐，以及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附庸地位，不正确的“人类和土地的关系”给农民带来的危害。
       一、美国农业文化中的“多数人”和“少数人”
       美国农业发展是以市场为导向和动力的，它经历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农业半机械化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50年以机械动力和电动力为主的机械化时期和1950年至今的全面现代化时期。美国现代农业的先进和繁荣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发展不仅被记录在各种文献中，也反映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
       《一千英亩》以对比的手法描绘了爱荷华州泽布伦县农业社区中多数人和少数人耕作观念的不同。库克家、克拉克家和斯坦利家对土地都怀有一种占有性的热爱，他们对土地的扩张性经营构成了一种物质至上的主流意识，多数社区居民的荣辱和价值观都建立在农场经济的繁荣和衰败上。只有少数人如杰斯·克拉克才具有生态整体观，并身体力行，但他们是被嘲笑的少数，是经济上的失败者。
       第一人称叙事者吉妮是库克家的大女儿。拉里·库克的家族从吉妮的外曾祖父母开始，就努力改良土壤，开挖排水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把沼泽变成农田，又通过联姻、购买等手段把家里的土地扩展到一千英亩。以男性为家族代言人的邻里之间在土地、机器、房子、车子等财富方面彼此竞争。“这片黑色的土地平坦、富庶、松软，裸露于风雨之中，和地球表面任何一片土地别无二致”，但“土地数量和财政情况几乎和姓名和性别一样重要”。“这块土地一旦被泄水管道整齐醒目地一框，就成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计划——也包括诡计——的发源地。每一英亩土地都让人眼红，都不易到手，而且无论到手多少都没有个够。”表面看来，被排干的沼泽地变成价值极高的良田，农药和化肥使产量有了保障，实际上农场的生态平衡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湿地上成千上百只在香蒲丛中筑巢的塘鹅不见了，吉妮的祖母伊迪丝43岁死于乳腺癌，杰斯·克拉克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库克家的二女儿罗丝34岁患了乳腺癌，并最终死于该病，大女儿因水污染先后流产5次。
       但以拉里为代表的多数人对科技进步怀有盲目的信心，缺少应有的生态整体观和生态智慧，忽视了对自然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拉里看不起把聪明和爱心花在动物身上的埃里克松家并嘲讽他们。但当埃里克松家经营失败并搬走时，吉妮“确实感到一切温柔，有趣，快乐的事物都从我身边流逝了”。1957年的《华莱士》杂志刊登了一幅库克家正在用杀虫剂消灭欧洲玉米蛉的照片，这篇题为《飞机是否成为日后农民们最先进的机械?》的文章引用了拉里的话：“旧的耕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一定会成功，那些死脑筋的人早就不知跌了多少跟头了。”农场主哈洛德·克拉克漠视生命，认识不到动物也有生存权和痛感，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杰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哈洛德开着玉米收割机，玉米地里躺着一只小羊，哈洛德居然就那么碾了过去，既没有把这垄玉米暂时留一下，也不调个方向，甚至都不愿停车，把它撵走了再往前开。’……‘碾就碾了，他也不索性停车把小羊快点弄死算了，他居然让它自己慢慢地死掉。’”
       另外，社区中多数女性认同了父权制农业文化的运作，参与了对土地的剥削和同性的压迫，构成了父权制农业文化的一部分。吉妮的母亲主动维护其父亲拉里的权威，杰斯的母亲“老是道歉道歉，明明是哈洛德错了她也要道歉!明明是哈洛德平白无故冲她叫喊或大发雷霆，她也要道歉”。
       当然，也有少数人对自然怀有朴素的情感。文本印证了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沙乡年鉴》英文版《序》中的话：
       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地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少数人看到了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未看到。
       杰斯的返乡带来了一种新的农业生产观。他是个素食主义者，推崇对大自然有限索取的生活态度：“在远东地区，有许多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只碗，一件外衣。他们四海为家，知道自己有能力承受一切风浪。”他关心本州的农场主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10年或15年来从来不用化学药品，只用有机肥料。他热心地告诉别人有一个“自然保护协会”，该协会把农场变回原来的沼泽地，收购土地并保护它。他提醒吉妮注意，是化肥的溶液被排到地下水层，井水里的硝酸盐导致了胎儿的流产。在某种意义上，杰斯充当了吉妮和罗丝生态意识觉醒的催化剂。
       二、“压迫性统治逻辑”下的土地和女性
       美国西部的拓荒常常是这样一个“美国梦”的神话：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一个雄心勃勃、自强不息的男性占有土地，征服自然并最终爬到社会顶层。土地被赋予女性气质，男人们开发、占有土地，并向土地索取，把它置于和处女、情人及母亲相同的地位。
       《一千英亩》不仅展示了当男性对女性和土地的所有权被打乱时，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发生的变化，而且表明了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中，人类是怎样把土地等同
       于女性而加以剥削的。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认为男人统治女人和人类统治自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类同的逻辑：等级社会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的观念框架，传统西方哲学强调的二元对立，把男性／女性，人类／自然，主体／客体等对立双方的一方凌驾于另一方，认为女性、自然、客体等是不具备创造活力的，是低层次的一方，因而奴役他们是合乎逻辑的法则。这种“压迫性的统治逻辑”在伦理上以差别为统治前提，允许人类统治非人类，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以库克为代表的白人中产阶级家长，不承认女性为家庭和农场的付出。在他们看来，女性的价值就体现在服从、守规矩、生孩子和做家务，把家收拾好，维持一个农场主成功的外表，她们不该有自己的观点。在机械化竞争中没有占上风的库克贸然决定把农场分给三个女儿合营，只是想使家人逃避高额遗产继承税。但对他而言，失去了对土地和女儿的控制权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在权力失落的愤怒中，他咒骂一向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的吉妮：
       ……不需要告诉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你这个不下崽的婊子!无论你干什么，你都瞒不住我，你这个懒女人。你这辈子钻这儿，钻那儿，讨好这个，讨好那个。不过，你真算不上是个女人，不是吗?我不知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头母狗，对，一头被榨干了的浪狗。
       父辈的开拓进取造就了吉妮的温顺、被动和讨好别人，甚至以毒害土地的形式剥夺了吉妮的生育权，却责怪她没尽到女性的职责，侮辱她作为人的尊严。生育选择权正是女性是否脱离了男性控制的标志之一，自愿选择不生孩子，和被迫不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旦个体被剥夺了自由，压迫便产生了。
       二女儿罗丝死前认为自己一事无成，她已内化了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对女性气质的要求，这种为社会所强加的自责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他者化”。
       在农场行将破产，泰伊来吉妮工作的餐馆要求离婚时，吉妮的话既是谴责，又是透彻的分析，是对男权和缺乏生态意识的农业文化体制的控诉：
       你把这一切看做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可我看见的却是无数次打击。我看见的是，我接受你要的东西完全因为那是你所需要的，然后还要为你的所作所为编个理由，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我看见的是，要付代价时让别人来付，付完了还躲躲闪闪，把别人付的代价忘得一干二净。我会以为爸爸打我们糟蹋我们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我认为他是有预谋的，这预谋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包括土地，包括要严格按他自己的意愿处理一切事物的强烈欲望，而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把水源毒化了，把表层土壤毁了，机器越买越大，还觉得一切都正该如此。
       这正是文本的意义所在，即女性叙事者的生态意识的觉醒使这部小说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
       三、正确的土地伦理观的缺失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整体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和别的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一样，是生态共同体的一员。人类为了生存不可避免地要改造自然，但不能把这种活动变成征服自然。向大自然无限度的索取会导致地球资源的终极贫困，
       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之一“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了《一千英亩》的另一基本框架。利奥波德的“土地共同体”观念认为“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过一个由土壤、植物，以及动物所组成的环路的源泉”。“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这正是农场主们的土地伦理观缺失之处。拉里和哈洛德自认为是农业生产的行家，很厌恶有机肥耕作的想法，固执地坚持征服和占有土地。拉里到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耕作方式的错误和被毒化了土壤、井水给居民的生命带来的极大损害、热切地占有土地和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体现了农夫的贪婪和奉献的悖论。农业社区的人们既要应对经济竞争的压力，又要承受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带来的污染。拉里欣赏的大女婿泰伊破产了，鲍勃·斯坦利在谷仓里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波尼兄弟拍卖行业务十分繁忙，跑完这家农场跑那家农场。马弗·卡森不愿贷款给农场主们，农场负债太多，资本循环受阻，因无法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断裂，小农场为大公司所吞并。面对农夫们的种种困境，文本敏锐地借杰斯这一人物提出了自然耕作法的问题，即摈弃化学物质，利用作物自身来增加土壤肥力，利用农作物轮作、免耕法、生态休闲法等促使农业的良性循环。
       《一千英亩》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父权农业文化对女性劳动价值的轻视，和资本主义农业文化对利润的追逐造成的生态意识的淡漠。除了少数人有朴素自觉的生态意识，多数小说人物都认为自己对土地的健康没有责任。人们无止境地榨取土地能量，使女性承受了直接的恶果，男性也承受了相应的身心损失。小说的结尾所展示的是一个生态形势很严峻的社会，一方面与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土地和水资源保护法》和美国政府1985的《食物保障法》第7章的“土壤保护计划”一致；另一方面，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对农业生态问题的新思考。笔者认为，文本的意义已超越了女性摆脱农业父权控制的层面，它会唤起读者对正确的土地伦理观、生态问题在农业文化中的地位、政府在农业生产中的导向作用等的思考。但要改变人们对土地的蹂躏，构建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生态课题。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