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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前提，本刊围绕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话题，约请几位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觉；和谐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005—11
       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基础　　辛世俊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段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确立“文化自觉”意识是关键。所谓自觉，就是自己有所认识和觉悟。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主体对文化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是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一、对文化地位的自觉
       把文化放在什么位置，重视到什么程度，就是关于文化地位的自觉问题。过去，我们习惯于讲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文化占其一。现在又加上一个“社会”，四位一体，文化还是占其一，是不是说文化的地位下降了?恰恰相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提升了。这是由时代的特点决定的。科技越发展，文化越重要；时代越进步，文化越繁荣；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群众越需要精神文化。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越来越”阐明了这个问题：“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期望。”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主导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体现着一定时期群体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关系着一个民族价值观的传承和维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重要的就是她具有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文化。正因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一些侵略者才会想到要灭绝被侵略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日本占领东北后，成立了一个“伪满州国”，它不让学生学中国历史，因为一学历史就知道这是霸占，日本侵略者就站不住脚。日本占领了台湾就重写台湾的历史。越南被法国占了之后，办了一些专科学校，学生学工程、学技术、学医都可以，学文科则不行，更不能研究越南的历史。这从反面说明，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脉，割断了，就会灭亡。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综合国力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经济、科技、军事等属于硬实力，文化、精神因素属于软实力。进入新世纪，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凸显，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支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在国际竞争中走向前台，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三是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广泛，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战略。现在各国的差距、贫富的差距，实际上就是知识的差距、文化力的差距。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文化力”“文化软实力”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们已经看到了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有效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就必须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软实力”的理论基础、思想灵魂和核心要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一个国家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能没有文化力这种“软实力”的聚合和支撑。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期望。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随文化兴盛繁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发生了很多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方面。人民精神文化追求的层次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包括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出现了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迷信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越来越滑坡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家园却失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和人们的道德境界不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自发地提升，也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人们渴望通过文化建设为人们提供高尚的精神食粮。
       二、对文化反省的自觉
       历史性是文化的重要特征。文化是历史的投影，人类历史以文化的形式得以保存，使得人们从文化的学习中了解历史。
       文化反省主要是对本民族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认知、理解与诠释，科学评价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充分利用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当今的时代服务。不能简单地把传统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意义与未来价值的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的存在，认为它是暂时的、有限的，把生成某种传统的人与时代的消逝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抽象地“反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发展”的强烈精神，但其实不得发展的要领，不知传统的真谛。传统的虚无主义和传统的绝对主义，都是割断历史的表现。
       传统是前人创造的文化史诗，如何对待传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发展的问题。当代人类生活与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是瞬息万变的，但就其根本性和方向性来说，却是永恒性的。一部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追寻传统、发展传统、丰富传统的历史。真正的思想家，都是重视历史启示的思想家。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派别，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的启示。”邓小平就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思想家，他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建国以来的历史，党的历史，近代史，中华民族的历史等等。他提出的很多观点、结论都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邓小平的发展观是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联系的发展观。没有历史
       的观点，就读不懂邓小平。同样道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承接的发展观。
       传统是人类性的、民族性的、历史性的，也是时代性的。西方现代化的历程说明，一味地反传统，使西方人陷入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而不中断，与我们重视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
       文化反省就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既要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活性，文化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所谓活的，就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传统文化按其时间来说，是历史的、传统的、过去的，但是，按其生命力来说，则是现代的、当下的。任何传统文化如果找不到与现时代的结合点，就不会繁荣和发展。文化反省关键应在继承与结合上下工夫。
       文化反省不仅包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关系，还包括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只有在各种文化的比较中，才能知道自己文化的优劣，明确文化建设的方向。
       三、对文化转型的自觉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传统人治社会(经验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理性社会)转变等。社会转型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各种思想的大碰撞、社会观念的大变化。
       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的基础，经济社会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经济社会变化了，文化还没有随之发生变化，那就不可能有大发展大繁荣。就当代中国的国情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型最值得重视：
       第一，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和信息文化的转型。譬如，农业社会重视经验，现代社会则重视理性；农业社会是慢节奏的，现代社会则是强调效率的，工业文化是重视整体的，信息文化则是张扬个性的等。
       第二，由传统的人治文化向法治文化的转型。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现代社会则是法治的；计划经济是被动的，市场经济则是主动的，人治社会是官本位的，法治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等等。
       第三，由斗争文化向和谐文化的转型。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斗争文化转向和谐文化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革命年代，被压迫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和统治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强调斗争哲学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以，毛泽东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就成为主要的任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上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和谐文化的产生就在所难免。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社会中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团结、互助，是共生、共赢、多赢。甚至我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和环境的关系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与天斗”、“与地斗”的思维模式，要由毫无节制地“改造”变为顺应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我们的思想、文化如果不跟着转型，就会落伍，就会失去其先进性，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四、对文化创新的自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从广义上来说，都可以叫做文化创新。
       文化的本意就是创新，因为所谓文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实践没有止境，文化创新就没有止境。一部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重视文化创新的意义，从而增强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推进文化创新，就要全面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动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和谐文化就是我们党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和谐文化就是以和谐精神为理论基础，和谐思维为主要特征、以和谐氛围、和谐环境与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文化系统。和谐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谐文化体现了时代精神、人民的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思想基础，只有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才能在行动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寇东亮
       一、文化自觉的根本是价值观自觉
       一般地说，文化即“人化”。我想这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本质力量及其创造性成果。其二，文化即人文教化，也就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教育和精神感化，人接受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规范，成为拥有特定价值观的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人赋予整个世界特定价值属性的过程，人文教化的过程是人赋予自身特定价值属性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由于人的能动作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具有了某种意义。文化作为“人化”的过程，凝聚了人的需要、目的、理想等，人从这个过程中实现和体验到了真、善、美、利益、幸福、崇高等。所以，“文化的真正内容是投射、凝聚在劳动及其产品中的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文化就是一系列有机组织起来的价值观念。只有抓住价值观念，才是抓住了文化的根本”。就此而言，“所谓文化，说到底就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理想、信念、取向、态度所普遍持有的见解。中西文化的不同，古今文化的不同，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文化的社会作用，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作用”。文化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制度、习俗和观念等层次。文化的各个层次，只有通过持有特定价值观念的人，才可能有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可见，价值观是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它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显示了该文化别具一格的特色，使其有别于其它文化样式，从而构成特定的文化类型。
       价值观与人的需要、目的、利益等密切关联，是人们关于自己的需要、目的、利益、理想、信念等的立场、
       观点、态度的总和。价值观是主体意识的内核，价值观的确立，是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一种文化只有具备自我反思与反省的能力，才能获得发展的内在力量。没有文化主体意识，就不可能表达独特的思想、经验、价值与利益，更不可能建立起解释自身生活世界的意义框架。文化自觉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新理解和新设定，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形成人对物质世界以及文化整体结构的新认识和新观念，最终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可见，文化自觉是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把握，它表现为，人们在价值观变革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建构、文化选择，推进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内的文化系统的整体发展。
       文化自觉根本上是一种价值认同。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一定信仰、理想、信念、规范等的共有和分享，认同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极为重要，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价值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根本。价值认同是个体或社会共同体(民族、国家等)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特定价值观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它最终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确立。价值认同根源于在交往过程中社会个体对自身行为活动的意义诉求和自我认可与社会整体对其所提供的资源和导向的双向互动过程。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认同的重心日益转向文化层面。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准意识形态”，它包括意识形态未触及的诸多社会价值观领域。现在，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争夺的前沿，大多涉及的都是民族价值观及其认同问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文化自觉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文化自觉的程度也会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不断提升。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从器物、制度到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在不断提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对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一般地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结构中，都存在着不同层级的价值体系，有基本价值体系、特殊价值体系等。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条件下，各种价值体系会有不同的要求和内容，但贯穿其中的必有特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涵盖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理想目标、精神支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抓住核心价值体系，就抓住了社会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关键。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它的结构、内容、功能、特点如何，反映着该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成为该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标志。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理念的集中体现，始终代表着、引导着该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行为规范等方面，形成了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意味着，在我国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充分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高度凝结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最新的价值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命所在，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会有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觉。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日益被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文化格局正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多样化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杂处但又难以完全融合的情形。不同文化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在文化转型中，多种价值观并存，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日趋激烈。在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条件下，人们在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上常常陷入迷茫困惑，甚至无所适从。因而，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整合各种文化形式和各种价值观，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文化发展中的“被殖民化”和“自殖民化”现象也日益凸现，西方敌对势力总是通过各种形式，图谋瓦解我们的民族价值观。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协调和整合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提升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自觉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尺度，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评判、凝聚、教化和定向等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更高的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将会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一般说来，任何价值体系的形成都要以真理性认识作为认识论基础。文化自觉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认识论，它表现为对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的本质及规律的科学认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在继承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果，用中华民族的语言和风格来准确地表达我们的价值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当代文化发展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要有更高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
       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就是说，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意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意识，尊重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并面向现代对传统文化做出必要的转换；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意识，推动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许多价值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传承价值和借鉴意义，但我们只有把它们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中国社会需要的内容，才可能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文化资源。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不仅有反映本民族要求的内容，也有反映人类共同要求的内容。因而，都有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经过扬弃，也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思想资源。
       但是，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化意识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化回归”倾向，片面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表现为一种“文化自大”；一是“文化西化”倾向，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取向，对西方文化不加反思地接受，甚至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这是一种“文化自卑”。这两种文化倾向在我国都由来已久，二者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这充分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还远远不够。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建构起完整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和谐文化：文化整合的理性自觉　　郭彦森
       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通俗和高雅，先进和落后等不同形态的文化同时并存、相互碰撞，是当前我国基本的文化生态。在此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要求我们清醒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努力实现不同文化合理成分的有效整合。也就是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某种冲击和挑战。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也是实现文化整合的必要前提。这些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
       1．文化商品化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新时期，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也对文化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但是，由于错误地把文化体制改革仅仅理解为文化市场化，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改革仅仅理解为“甩财政包袱”，一股脑地把所有文化单位都推向市场。而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却没有相应地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产品、文化市场管理办法，由此导致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文化商品化倾向。
       文化商品化是指忽视文化所特有的文明传承、价值观引导、精神塑造、情感培育、风俗养成等社会功能，而片面强调文化的娱乐、消遣和感官刺激功能，甚至把文化仅仅当做是可以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这使得主流文化、高雅文化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而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富有刺激、可以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文化，如时装文化、流行歌曲、MTV、选美大赛等却越来越受到推崇。文化不断走向通俗化乃至庸俗化，文化仅仅成了为追求物质财富满足而提供的某种诠释。
       文化商品化从表面现象看，丰富了文化产品，繁荣了文化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财致富的途径，也使我们走出了过去那种政治宣传式的教化阵地。但是，表面的“文化繁荣”背后却是国民的精神空虚、价值观缺失、情感淡漠和行为失序。
       2．西方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得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以及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本来是积极的思想变化，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很多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致使这种思想变化也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产生怀疑，西方文化趁虚而入。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提出全球战略的同时，还制定了“文化跟着贸易走”的全球文化战略，通过文化渗透，干涉中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美国冷战策划者之一乔治·坎南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填补这个空白。”英国《NewStates-man》杂志编辑Frances Stonor Saumders所著《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一书揭露，这个机构从事“看不见的宣传”工作，其工作重点对象是国外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其任务是“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乔治·坎南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于是，他们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旗号向我们传播和倾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致使一些青年人产生了崇外主义倾向。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也使部分民众听不进主流意见，容易为小道消息所左右，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和反叛情绪。
       3．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弱化。从法律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发展。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在一些非主流媒体(学术性杂志、书籍、网络)上，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他们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追求目标，而且事实上也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分析当代中国和国际问题，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显然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相当的距离。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传人中国以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一些研究者的大力宣传和介绍，同样也在制造着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话语鸿沟。第三，由一些学者发起并强力推动的所谓“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理论研究越来越走向学理化、经院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能。第四，在非主流媒体和一些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课课堂上，伴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和诋毁，当然也就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了。第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还存在抽象化、口号化和形式化等问题。在内容上，有些空洞的理论，远离生活实际，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诉求；在形式上，语言枯燥乏味，空话、套话、大话较多，说教意
       味较浓。
       二、实现文化整合的途径选择
       要解决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就是要探索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努力实现不同文化形态合理成分的有效整合。目前，亟待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1．通过核心价值观辐射和边沿价值观聚合双向互动，重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辐射是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到其他社会领域、辐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牢固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所谓边沿价值观聚合，是指将社会中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中的某些合理内容逐渐吸纳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变成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实现双向互动，核心价值观不断地改变并统摄着边沿价值观，边沿价值观也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核心价值观以一定的影响，使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丰富，兼容性更强，也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实现价值观整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确立新的天人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确立新的义利观，利益关系复杂化需要确立新的群己观，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需要确立新的德法观，民主化进程的加快需要确立新的权利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确立新的公平观等。但我国现有的价值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实现价值观整合的需要。一是我国现有的价值体系容量太小，不能涵盖当前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不能满足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价值需求。二是我们还没能有效地把非主流价值观中的某些合理成分融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价值观，虽然就其整体来说是不科学的，但该价值观中重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权利、能力、价值等合理因素完全可以整合到集体主义价值观中，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达到有机的契合。如果实现价值观整合，既可赋予核心价值观以更丰富的内容，也可防止某些边沿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不利冲击。
       2．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消除国家意识形态、学术研究和民众经验之间的认知差异和话语鸿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生活，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其立足点是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其理论使命是揭示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其理论形式就必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使得原本淳朴的群众语言被深奥的理论文字所代替，原本具体的个别利益被抽象的共同利益所代替，原本反映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意识形态变得远离生活、高高在上，不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而如果意识形态不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就会逐渐丧失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出现合法性危机。因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同时又存在一个如何使理论大众化的问题。
       理论大众化的实质即理论通俗化和形象化。所谓理论通俗化，就是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群众不喜欢艰深晦涩的理论文字，就要把理论文字变成通俗易懂的平民话语；群众不善于逻辑的思辨，就要把严密的逻辑变成简单明了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要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理。所谓理论形象化，就是意识形态宣传要做到内容上贴近生活、打动人心，语言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形式上喜闻乐见，灵活多样。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必须摈弃过去那种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式、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和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使意识形态理论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到大众的心理结构中，通过潜移默化对群众产生重要的影响。
       3．加强文化制度化建设，克服理论和实践相脱节问题，强化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一种文化形态要发挥其应有的思想导向、人心凝聚、情感教化和行为规范等功能，一般情况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即其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又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这样的文化才有号召力，才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和自觉遵守。二是必须能够正确地指导实践，解决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力赢得人心。要做到这一点，文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主观范围内，而必须回到群众中去，回到实践中去，给人们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邓小平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又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理论回到实践的关键环节，就是实现文化制度化，即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指导、规范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和“律法”化的行为规范。具体来讲，一是转化为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相应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纪律，运用政策导向的作用统摄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使人们的价值目标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二是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决定和命令，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制度设计和制度选择，使制度运行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现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三是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礼节、仪式、风俗、习惯、传统，化民成俗，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正是通过西汉初年叔孙通为汉朝草创“朝仪”、“庙乐”及“汉诸仪法”，以及汉武帝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汉书·武帝纪》)等制度设计，使儒家文化从理论转化为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人的社会本能。此法值得借鉴。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自觉体现四个统一　　魏长领
       人们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两个家园，一个是物质家园，一个是精神家园。没有物质家园，飘零的身体饱受苦楚；没有精神家园，漂泊的心灵会痛苦不堪。对于人来说，也许心灵的痛苦比身体的痛苦更难以忍受。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时代里，人的自杀率不断攀升就是一个例证；GDP、GNP高速增长，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总值)却在下降也是一个例证。由此可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而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自觉体现民族性与普世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多样性与整合性的统一。
       一、自觉体现民族性与普世性的统一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精神家园的建构，都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都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变革、融合、创新和光大。离开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我们应该自觉地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要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还要具有普世性，要自觉体现民族性和普世性的有机统一。改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开放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方面(包括价值观念、伦理准则、思维方式、精神追求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是封闭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和美好愿望。
       当今世界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伦理价值观念冲突越来越频繁，全球化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失业、贫穷、饥饿、核威胁等)也越来越凸显，迫切要求人们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寻求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基本共识。比如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人与万物和谐”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又要吸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倡导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从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对待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性和普世性的关系方面，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性、阶级性，没有注重发掘和提升其普世价值和从外部及时吸收营养，导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夜郎自大；一是抹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民族性，而以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来审判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导致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缺乏民族自信心，从而使共有精神家园出现混乱和危机。
       二、自觉体现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一个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体现着一个民族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寄托、精神的支柱、信仰的理念。一个民族一旦割断了自己的文化脉搏，远离了自己的精神故土，就会导致社会心理脆弱、信仰危机、焦虑彷徨，精神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民族自信心下降，民族凝聚力减弱。因此，我们要看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性，要尊重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传统。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觉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时代气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时代的价值追求和理念，中国正在走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文化发展：朝向善的实践诠释　　潘中伟
       基于哲学家敏锐的判断力，黑格尔对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德国文化的发展深有感触。他认为，在此之前，“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而当现实的重负得以减轻，“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无独有偶，从致力于经济增长、到关注民生的改善，再从政治文明建设进而提出文化大发展的要求，中国近30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正在再一次完美地诠释黑格尔惊人的思想穿透力。
       如何将时代所自发产生的需求转化为我们自觉的建构，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颇为紧迫的任务。不过，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也许我们应该先考虑一个问题：何谓文化发展、衡量它的标准是什么?
       一、文化发展不以文化产业为标尺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于它的过多的期望，也许文化产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无疑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服务、以为人类逐利的本性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而把文化产业带来的货币收入看成了衡量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尺度，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文化产业”或“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德语Kulturindustrie)这个词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有一个专题：“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在这里，文化工业指的是按照事先建立的严格的评价标准、以满足大众娱乐需求为导向的大规模复制、生产和传播文化商品的大众文化体系，包括电影、电视节目、广播、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产品。根据他们的观点，艺术产品本应是反映真理的一种方式，它们依赖并有助于个人独立的理性反思，是启蒙的一种方式。“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由于文化工业的评价标准来自于消费者的需求，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消费者已经是形式理性支配下的物化意识的俘虏，于是，按照物化意识标准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就只能是对于物化意识的巩固。这样一来，本应是启发人们认识真理、唤醒人们自主理性的艺术就成了泯灭个性的物化意识的帮凶，启蒙也就堕落为一种欺骗。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体系的批判有许多偏颇之处，而且其精英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不过，其文化工业理论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是指出了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导向所可能产生出来的危害。一旦艺术产品变成了纯粹的文化商品，它就无可挽回地娱乐化了。于是，人们不是通过艺术品来思考生活的真理，而仅仅把它们当成了供自己哈哈一笑的工具。娱乐在这里其实也是不由自主的，它已经是被精心算计、操纵后的产物。文化商品的生产者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可以让你发笑。换句话说，消费者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娱乐化的、迎合观众口味的文化商品背离了文化的本质，以商品化为导向的文化工业体系不可能带来文化的繁荣，反而会带来文化的退化。今天，对于文化产品过度的娱乐化、商品化所造成的后果，我们都已经充分领教，因此，也就省得我们再做迂腐的论证了。
       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商品，它并不是简单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而是负有更为高远的使命。因此，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文化发展的衡量标准。我们只能说：文化的发展可以带来文化产业的兴旺，但是，文化发展决不能简单地拿文化产业的兴旺来衡量。
       二、文化承载价值
       为什么文化产业不能成为文化发展的衡量尺度?这个问题涉及文化的本质。当然，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并不限于上述的艺术。事实上，也只有从这种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我们才可能对于文化的本质有更为
       深入的了解。
       从哲学史上看，将文化问题纳入到哲学的视野始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研究，其后，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明确地定义了文化的概念。李凯尔特认为，“文化”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自然”来说的：“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他认为：“宗教、教会、法权、国家、伦理、科学、语言、文学、艺术、经济以及它们借以活动的技术手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无论如何也是严格地下述意义而言的文化对象或财富：它们所固有的价值或者被全体社会成员公认为有效地，或者可以期望得到他们的承认。”因此，文化就是“为众所公认的价值附着于其上的那些实在对象的总和，这些实在对象由于人们考虑到这种价值而得到保存”。应该说，李凯尔特指出了文化现象与自然存在的关键区别：价值。
       价值这个概念是洛采引入到哲学领域中的，是洛相适应的和平发展之路，正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应该与此统一起来。
       就像人们的物质家园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一样，人们的精神家园也有一个不断丰富、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一个萌生、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家园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要尊重历史，重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积累、传承下来的优秀的精神，同时有体现当今的时代特征、反映当今时代的主题，体现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追求。善于从时代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深深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符合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
       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可以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三、自觉体现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
       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自觉体现先进性与大众性的统一。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就曾经指出，要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积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在道德生活领域中应该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统一起来，其他各种精神生活来源也应该如此。要引导全国人民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使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自觉体现先进性，就要大力倡导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同时，也要自觉地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大众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广泛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融入日常工作和生产生活。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四、自觉体现多样性与整合性的统一
       随着市场化过程的不断加快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价值体系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首先是市场经济内在运行机制及其规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特性的冲击；其次是国外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还有经济形式多元化、分配方式多元化、利益关系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多元化的冲击，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产生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之间的不同程度的冲突。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应积极自觉地引导和整合多样性，自觉体现多样性与整合性的统一，展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包容性、丰富性。
       文化整合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当前，我们应该自觉而深入地研究我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特点，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不同思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深入研究现阶段我国的思想观念结构、价值取向结构、道德追求结构和心理素质结构，在此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以整合和提升。同时，还要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交融，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使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符合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既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信念和原则，有效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要重视理想、信念、信仰在共同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整合功能。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信仰，就有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评价标准，就可以使人们在行动上向着共同的方向努力奋斗。共同的理想、信念、信仰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上的凝聚力。共同的理想、信念、信仰是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员团结起来的精神基础、精神动力。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否则建设就不能成功。江泽民也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可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要自觉地确立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信仰。采基于康德哲学对于柏拉图“理念”的称呼，指的是人类立足于自由之上所设定的善的生活理想，即完善的人、完善的社会和完善的自然。简而言之，“价值”是人类赋予自然存在物的目的、是“善”的具体化。在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释主观设定的价值何以具有客观有效性。事实上，如果站在康德哲学的立场之上，价值或善的生活是人类的实践理性所设定的客体，那么，由理性而来的超验性正是它的客观性的根据。但是，新康德主义不能接受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受实证主义影响，他们仍然强调
       价值的经验性特征，这就使他们在价值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承认价值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产物，这势必影响到有关文化学科的科学性；如果承认价值是某种经验性的东西，又必须牺牲所谓文化科学的客观性。事实上，新康德主义正是徘徊在这两难境地之中无计可施。李凯尔特则干脆承认：“如果一种与价值相联系的叙述的客观性始终只是对或大或小范围的文化人来说才存在，那么这种客观性就是历史地局限的客观性。”这实际上是让一切的文化研究停留在相对性之中，价值就在事实上没有了根基。
       但是，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不是截然对立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包含理想的成分。正如黑格尔所反复强调的，“现实”不等于“现存”，而是合乎本质的实存。“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所以现实事物在它的表现里仍同样还是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有了直接的外部的实存时，现实事物才是本质性的东西。”因此，价值的客观有效性在于它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Idea理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因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不论如何，文化因其承载价值而有意义，它是人类对于善的生活的期许和表达，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文化发展与善的实现
       发展，就是当前仅仅作为潜在的本质得以发挥和实现出来。因此，文化的发展，指的就是作为文化本质的价值、善的生活理想得以成为现实的存在者。在狭义上，我们固然可以把文化的发展看成是科学、艺术的繁盛，但是，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发展表示的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一句话，文化的发展就是将一个时代所能够提供出来的生活理想充分展现出来。
       不过，一定要防止这样一种误解，似乎文化的发展就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制造。仿佛已经有了那么一个现成的图纸，人们只需按图加工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发展要么是神秘的，要么是机械的。因为，我们从哪里去获得这样的设计图纸呢?如果我们不求助于神秘的命运或神意，似乎我们只有通过人的认识才有可能。但是，在这里，认识却被局限于一种大致的看法之中，而绝不可能给出精确的知识。道理很简单，因为认识总是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了东西的认识，而绝不可能针对未来。由于人类历史的生成性质，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而一个“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社会生活决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东西，宁可说是一个僵死的存在。因此，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认识为人们所能给出的贡献只是确定一个大致的目标。
       宁可说，文化的发展是本原意义上的“实践”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一个事先确定的目标的丰富和细化，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涉及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人们绝不可能有精确的知识。尽管这些行为都是以善为最终的目的，但是，由于自由意志的作用，人类的这些行为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由于行为者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按照一般实践中善的原则做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行为主体，同样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人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手段、圆满地实现善的目的，这一点正体现了人的自由。
       总之，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人们承袭历史传统，针对社会生活的现实，探索、确定和表现善的生活及其实现手段并反过来指导现实的生活实践。在这种双向的建构过程中，善的生活由潜在变为现实，最终得到完满的实现。因此，一个经过实践诠释、得到完全实现了的善的生活就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尺度。
       (选题策划：辛言　责任编辑：灵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