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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老舍在其小说中成功刻画了“老派市民”形象。这些市民思想愚昧，夜郎自大，墨守成规，保守庸俗，苟安懦弱。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展现了旧北京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实现了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关键词：老舍；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140-04
       老舍在其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老派市民”的形象，如《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张大哥，《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和牛老太太，《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祁天佑、祁瑞宣，《正红旗下》中的大姐等。这些“老派市民”扮演了封建枷锁中的奴隶，表现了北京市民被精神鸦片毒害而身心异化乃至整个国民被人性异化的程度。老舍通过对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日常言行的描写，展现了旧北京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实现了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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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生活在古都北京，保持着京城的生活情调。古老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一种固定的思维，这种思维充满了封建腐朽文化，即等级思想、宗法观念、家长作风、封建特权、官本位。这些文化，毒害了人的灵魂，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手脚，使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残酷的、封闭的封建统治中，人们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没有也不敢有那么一点点“奢望”。《二马》中的老马先生是老舍塑造的一个迷信、中庸、懒散、马虎的奴才式人物。作为旅居英国伦敦的华侨，老马从古老的北平来到工商业发达的西方，继承了亡兄遗留的古玩店生意。他身处“金钱世界”的资本主义大都市，不喝一口洋人的“咖啡”，恪守着中华民族尊卑长幼和重儒轻商的古训，仍然保持着一副老北京人的做派。他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他不懂商业，也不愿学习如何经营。他思想封建，尽管在经商却总想做官。自我封闭，生活在外国，却决不接受外面的一切。奴性十足，到处讨好洋人。他太老了，尽管只有五十来岁，却像暮年之人，颓废至极，不愿用心，凡事连三分钟热情也没有，这是一个封建文化熏陶下的市民旧知识分子。老舍通过老马先生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对古老民族的弱点进行了否定。老马先生的形象不仅仅是他老马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是整个旧中国国民的代表。正如老舍在《二马》中所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老马先生就是“出窝儿老”的典型。老舍运用环境的差异，把“老北京”放人了经济发达的大英帝国首都，以“老北京”的封闭、愚昧、僵化来衬托出中西文化思想的巨大差异，衬托出“老北京”的落后性。尤其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之下表现人们的思想精神，表现了英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偏见、侮辱，这样就更加突显了人物的悖谬性。《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是中国旧式商人，他所习惯的商业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面前显得是那么原始，以至不管是干哪门子生意，样样生意不通，都落得个赔本倒闭加霉气。牛老者的屡遭失败说明，经营方式、手段的落后是表面的，其落后的实质是思想文化的落后，传统中腐朽的文化抑制了“老派市民”的大脑，蒙住了人们的眼睛，致使旧中国商人大多思维模式陈旧，思路狭窄，经营管理理念落后，只能是在小农经济的框架内活动。腐朽的文化，是使人们愚昧落后的精神痼疾，它对国民的心灵腐蚀了两千多年，在国民性塑造过程中，它扮演了精神鸦片和铁镣枷锁的角色，把国民牢牢拴在封建统治的每一张圣旨上面，严重影响了国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严重影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上演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
       愚昧无知和骄傲自大是一对孪生兄弟。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生活在皇城根下，认为皇帝就是“天”，北京就是“地”，“天地”之大就数北京了，北京以外不管什么地方甚至外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在话下。《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他乐天安命，墨守成规，好脾气，讲交情，善于成人之美。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最远只出过北京的永定门。但是，他固执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老。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井底之蛙言论，让人感到可笑的同时，也感到十分可怜。而大多数北京人即使从来没迈出过北京的“门槛”，也可以毫不顾忌地蔑视走遍天下的人。《骆驼祥子》中的痞子式人物刘四，跟女儿虎妞吵翻之后，“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可实际上，他日中无人，霸气十足，好像天下就数他了。“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自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布。”贵族之气是北京城的灵魂。张大哥的“世界中心论”，老马在伦敦所表现出的老北京人的“风度”，祁老人面对亡国的灾难仍不失北京之“气节”，牛老太太的凡事必以“崇官”等等都尽显了北京的贵族之气。老舍描写的这些老派市民形象，多是由家境小康到败落无着，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但仍不失贵族的精神。他们物质生活的平淡、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自高自大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特别是北京老派市民，虽然是平民，但身心受到“皇城气”的滋养，故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井底的视觉，产生了认识上的狭隘，加上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凸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大北京气。
       能写出渺小中的自大，寒酸里的高贵，这是老舍作品的一大特色。北京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特别是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精神丰厚的北京交会、集结、消融，共同养成了北京老派市民气度非凡、一览众山小的贵族精神。而这种贵族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夜郎白大、唯我独尊。《二马》中的老马是在封建小生产社会土壤里培植的具有自以为是的民族心理的代表，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面对伦敦市民生活的都市化，他无动于衷，既不学做生意，也不接受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表现出了白以为是、唯北京独尊。他努力表现出儒雅和风度，让“洋人”知道他是一个有一肚子学问的人，一个干大事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老马认为，北京城里的“一切”都比伦敦的好，他只能用北京的“办法”来处世、来经营。老舍跨越空间距离，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劣根性，搬到资本主义强国的环境里，与英国的民族性加以比较，与英国的民风民俗形成了鲜明对比，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劣根性，通过资本主义强国的民族性来加以表现和批判，一个地域的落差和一种文化的反差使老派市民的“国民性弱点”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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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安分守己，于世无争，大都没有“向上爬”等
       “非分之想”，非常知足。他们生活的目的往往不在于要取得没有得到的，而在于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人，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是非，在他身上集中了老派市民的本分、知足和庸俗。正像老舍说的“他骑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的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他的婚姻观及人生态度深刻表现出了因循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基因。他小心翼翼尽力维持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社会变，害怕人情变，害怕婚姻变。他的“生活理想”让人看得十分清楚，“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只盼他成为活得下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稍微过了点劲，中学教员又嫌低一点儿；……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尔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和处世哲学真实地反映了老派市民安分守己的内心世界，“张大哥一生所要实践的神圣使命是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的这一人生哲学的基点是婚嫁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也体现了对人性摧残的一面，即婚姻家庭稳定的基础是女性的付出，同时，也是对女性的奴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辈子都不变，即使丧夫，也要守寡一辈子。然而，小说描写的张大哥自家的家庭纷争和危机，张大哥的儿子没有按照“既成秩序”结婚成家，反而被抓进了监狱，对张大哥奉行的“中庸”、“调和”是一种充满幽默的鞭挞。小说描写了他为女儿婚事痛心疾首的悲伤，讽刺了他的人生哲学，揭示了代表民族性的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老舍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蕴含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同时，也反映出了张大哥的哲学与现代社会变革的尖锐对立，暴露出其狭隘与可悲。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代表。他谨奉“知足保和”，根据自己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一成不变的人生经验，总以为在小羊圈胡同中，只要备足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能使自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平安无事。战争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仿佛是家庭邻里发生的一次纠纷，与自己无关，暴露了“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思想显得太渺小、零散、无力，没有一点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味道。“知足保和”，就真的能保全自己吗?事实并非如此，北平八年沦陷，祁老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但没有消灾避难，而且全家人经受了战争风雨的洗礼。祁天佑遭受日本人的凌辱自杀，瑞丰可耻地死去，瑞全参加抗战，瑞宣被捕入狱。惊心动魄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祁老人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他的生活经验受到残酷现实的无情挑战。在前进的社会中，尤其在民族危机之时，老派市民所奉行的“知足保和”显得没有什么根底了。
       老舍在描写老派市民的规矩的特点时，表现出了国人“面子”大于一切、死要面子活受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习俗。正像老舍在《二马》中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面子过得去，好啦，谁管事实呢!”《二马》中的老马身居异国都市，他对于自己经营的生意一窍不通，也从不去关心，骨子里既崇官又重礼。当生意赔本时，北京文化派上了用场，送礼，拍马溜须，以花钱消灾的办法来“弥补”经营的亏本，以追求权势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甚至经常为送礼而煞费苦心，讲究礼节，毫无民族气节，连英国将军要出兵中国，他也彬彬有礼地说：“欢迎英国兵!”一幅庸俗奴才相。
       北京人做事情、交朋友都有自己的“规矩”，都有自己的“尺度”，这里面蕴涵了北京人传统的“堂堂正正”心理。《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先生，自己是个平民百姓，却又忘不了在心里把人分成尊卑贵贱，死板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眼看着快要当亡国奴，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祁老人眼中的胖菊子是一堆臭狗屎，而就是这个让祁老人恶心的胖菊子，为了讨好祁家，来给祁老人送礼，祁老人说：“我要是受了你的礼，我们家坟头里的祖宗都不得安宁。滚!给我滚!”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矩之人，即使在坟墓里老祖先们仍然死守着礼仪大门。祁老人鲜明的态度和激烈的言辞让人们看到了北京人的“爱憎分明”和“知荣明耻”。在祁老人看来，收了胖菊子这种人的“送礼”，是对祖先礼教的侮辱，有违北京的规矩礼路，有辱祁家的门风。说明了礼节已经成为祁家的灵魂，也说明了祁老人乃至北京老派市民规矩礼路的历史渊源。
       北京文化中的礼仪无处不在，《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张大哥儿子从监狱放出来也要送礼，就连《四世同堂》里的汉奸兰东阳偷偷离开北京去日本，还有一帮子人拎着礼物前去欢送而扑了空。《正红旗下》的大姐，从规矩的站姿、始终满脸笑容的面部表情到点吹烟火的轻巧美观的动作，还有说话，“都得到老太太们的赞叹”。在这些体面养眼的背后，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大姐的“脚经常浮肿着”。在人人都讲面子的环境里，干什么事有什么规矩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并且这种讲究演变成了种种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需要经常实践，以便到大场合去发挥、展示。“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表演的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的格外精彩，连笑声的高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大姐这种在公婆丈夫亲友的复杂关系中努力找出平衡的做法，代表了北京人明规守矩、知礼善忍的特点。《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也是生长在独特北京文化环境氛围里的一个独特的北京人，她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小经商之家，且生意屡屡不顺，不断赔本。而她凡事必以“官样”、“官派”作为绳墨，“官本位”思想和崇官心里在她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做事讲规矩排场，走礼路都尽力做到十全十美。她以“官派”作为绳墨的崇官心理，是生活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所特有的传统习俗和思维方式，是北京特定的文化环境所孕生出的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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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擅长从北京人生活方式的展示中，挖掘深蕴的文化基因，通过解剖老派市民的文化心理，达到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效果。《离婚》中，关于老派市民张大哥生活习俗的描写，抖搂了这个人物的灵魂。张大哥有丰富的迎时当令的生活趣味，什么时候吃火锅，怎么吃卤面，年糕，啥时间穿皮袍，戴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告
       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留声机片，……都是新近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张大哥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代表性，充分展现了老派市民自得其乐、保守苟安的灵魂。把生命消磨在小小乐趣之中，懦弱，随俗，敷衍，“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都不敢”。这些形象诙谐的话语，不但暴露了“老北京”舒适享乐的生活习惯，而且揭示了鲜明的北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深刻刻画了北京人的文化心态。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是“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的长孙，尽管他受过现代文化教育，有一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在旧北京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大家族的子孙。他受现代文明的濡染，有着对美好未来和自由爱情的向往，却又承袭古老传统的负担，为了孝顺父母、祖父，为了老人们称心如意，违心接受一场无爱的婚姻，为自己在孤寂怅惘之余找到一丝安慰，“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他不愿与汉奸同流合污，却又因家庭背景，而不能为国尽忠，默默承受着灵魂被煎熬的痛苦。在遭受外国神父侮辱之后，为养家糊口到英国使馆去谋职，这正是那些不能摆脱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束缚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时不能卫国也难以保家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四世同堂就是家族孝悌的锁链以及大家庭制度给下一代国民造成的顾了家就顾不了国的悲哀。北平沦陷，他恨不能立即奔赴前线，但家庭的拖累将他置于忠孝不能兼顾的两难境地。这正是千百年来愚民教育的结果，培育了传统国民性中苟安忍从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心理的里面，即甘心做顺民，做家庭制度的奴隶；这种心理的外面，即中国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在这种教育下所养成的苟且偷安势利的习惯，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遗传病，它曾经把旧中国毒害到了“东亚病夫”的地步。老舍将历史镜头聚焦于北平市民的灵魂深处，通过老派市民在惶惑中偷生的生活图像，让战争的烈火考验国民的劣根性，流露出对孱弱甚至病态的国民性格和苟安保守的生活观念的批判。不仅勾画了民族危难时刻的众生相，而且剖析了民族性格中的精神癌变。《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他来到伦敦，不是为了继承产业，发展古玩店，赚洋人的钱，而是梦想着高官厚禄，妻妾成群。骨子里看不起做买卖之人，重官轻商的思想根深蒂固。他没有多少学问，没有官职，却硬装出一幅名士风流，附庸风雅。为了满足自己糊里糊涂的虚荣心，他把封建制度的多妻制作为炫耀的资本，身为鳏夫，却夸口说自己有五六个妻妾，他的思想行为深受西方民族的种族歧视和排斥，还没脸没皮地追求房东太太。虚荣心理在老马先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一个落后的国民的丑陋灵魂。
       《离婚》中的张大哥不但有“哲学困境”，而且还有懦弱的不幸。他在遇到困难挫折时竟显得无能无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礼教”。张大哥的硬气就是讨好、屈从和求饶，抱着礼教的“僵尸”四面碰壁。张大哥的遭遇，反映了老派市民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牛天赐传》中“经商”和“育人”的失败，给国人一个警示。牛老太太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教育及牛老者的经商教育都没有使牛天赐这个“后代”成为有出息的人。这个“后代”既不会经商，也没能作官，最终成了废物。牛天赐的悲剧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民族商业敌不过资本主义的新的经营方式，以至必然失败的命运。牛老先生的小家庭的环境也寓意了旧中国的封建社会培育不出自己强壮的下一代。正像老舍说的“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京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呼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正是这种近乎艺术的生活孕育出北平市民的温厚、谦让与懦弱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而祁老人的处世哲学，则是祁瑞宣等孙子辈所遵循的文化的渊源。祁老人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便衣警察来抄家时，他鞠躬、微笑，“和蔼”地领受“训示”，“友好”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邻居钱默吟受日本军人凌辱，祁老人非常同情，但由于害怕连累自家，而不敢探望自己的老朋友，因为，“他知道什么叫谨慎”。他对一切纷争动乱只会采取怯懦回避的态度，守持着逆来顺受的生活常态，遇见麻烦事，就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北京文化”让他忍耐了，是“北京文化”让他退缩了，是“北京文化”让他懦弱了。老舍想告诉世人的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善忍软弱、胆小怕事、息事自乐等弱点对民族生存与发展产生着致命威胁。当祁老人发现自己的老一套行不通时，在自己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觉醒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祁瑞宣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境地中由痛苦矛盾到走上抗日的新生之路，精神得到解脱。这种变化，是他不断摆脱传统文化中腐朽东西影响的过程，他所接收的新知识、新事物洗涤了其身上的国民性弱点，并在他的思想上占了主导支配地位。祁老人的思想、性格及变化，祁瑞宣从苦闷中觉醒走上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都深刻反映了北京老派市民乃至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到此，老舍的笔挖掘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老派市民的深层心理中所蓄存的最宝贵的那一部分积淀，老派市民的文化心理中的纯朴、美好内容在老舍的文化剖析中得到弘扬与升华。老派市民身上所蕴涵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让人们得到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看到了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