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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虽然至今仍有不少论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茅盾倡导的自然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但从当时茅盾的论文中看，他已经把握了自然主义的理论内涵。在他当时的评论文章中，也常用自然主义文学观去评价作品。当时的文坛，新文化先驱及学者们已认清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不可能对此糊涂。因此，茅盾虽曾一度倾向于现实主义，但他所倡导的是自然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茅盾；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136-04
       1922年2月--7月，茅盾以《小说月报》为阵地，为提倡自然主义，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讨论。这次讨论，为我们研究茅盾的文学观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自然主义文学后来在我国声名狼籍，出于“为尊者讳”起见，一些学者善意地为茅盾倡导自然主义文学及理论一事进行遮盖。如一些传记著作中，列举了茅盾1921年到1922年之间的许多文章，就是不提为这次讨论作总结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似乎羞于提起。在不得已谈到这次讨论时，又特意提醒读者，茅盾这时“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主义’，在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茅盾实际上所提倡的正是现实主义”。有人认为，茅盾虽然“求助于自然主义，实际上仍然是站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即使今天，许多论者仍坚持上述观点，认为：“历史的局限性，也是造成茅盾提倡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在文坛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界限尚不清楚。”“在倡导自然主义的过程中，有关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区别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当时沈雁冰和谢六逸等人都不能清楚地划分两者的界限。”一句话，由于20年代没有分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所以茅盾虽然倡导自然主义，但没有自然主义文学观，更不曾是一个自然主义倾向者；他表面倡导的是自然主义，实际倡导的是现实主义。
       一
       毋庸讳言，在介绍自然主义理论时，一部分人是把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混同在一起的，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密切联系所致，“这两个应该区别开来的流派具有共同的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以及丹纳根据实证哲学发展出来的自然主义的美学观点”。由于它们的理论基础相同，所以，从整体上看自然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是现实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动。虽然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还是有着重要区别的。正是这个区别，使我们看到，20世纪20年代初茅盾已掌握了自然主义的质的规定性，他所倡导的是自然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众所周知，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它们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二是它们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不同；三是自然主义在理论上有其独特的内涵。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诚如柳鸣九先生所说，自然主义理论家左拉“在以下三个方面创建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显然有所不同、并较之有所发展的文艺理论，即使他获得自然主义大师称号的那一部分理论观点”：“首先，左拉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以至表现出了一种要求文学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倾向”；其次，“强调的就是观察与实验，而实验则又包括了精确的解剖和分析”；“第三个重要的内容，是把医学的遗传学说引入文学，要求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入”。
       茅盾在20年代那场“自然主义大讨论”所发表的论文中，明显地讲出了上述三大区别。
       首先，茅盾清楚地知道自然主义是继现实主义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讲道：“自然主义的先驱巴尔萨克和佛罗贝尔等人，更注意实地观察，……这种实地观察的精神，到自然派便达到极点。”茅盾看得非常清楚：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只是自然主义的先驱，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派”，是“自然派”把他们的文艺观发展到了“极点”。正因为看到这个区别，所以，他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中明确指出“自然主义从左拉起”；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并提：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潮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
       其次，茅盾对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了若指掌。在他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列举的自然主义作家有法国的自然主义领袖左拉、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有德国的自然主义戏剧领袖霍普德曼，有意大利的女小说家赛拉哇。列举的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作品有左拉系列小说集《卢贡，玛加尔家族》，有莫泊桑的《一生》、赛拉哇的《病的心》。换一句话，在这篇充分显示茅盾自然主义文艺观的论文中，茅盾在阐述自然主义特性时，列举的作家及作品没有一个是现实主义的。
       再者，茅盾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柳鸣九先生所指出的自然主义的那三个内涵：
       关于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茅盾论述道：“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正因为自然主义按照自然科学的理念来处理题材，所以，“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会善”。
       关于观察与实验，茅盾论述道：“这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他们不但对全书的大背景、一个社会，要实地观察一下，即使是讲到一爿巴黎城里的小咖啡馆，他们也要亲身去观察全巴黎城的咖啡馆，比较其房屋的建筑，内部的陈设，及其空气(就是馆内一般的情状)，取其最普通的可为代表的，描写入书里。”所不同的是，茅盾没有提到“实验”问题，但他却讲到了“分析”问题：“曹(左)拉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如上柳鸣九先生所言“实验则又包括了精确的解剖与分析”。他的根椐是左拉本人的论断：“自然主义小说就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鉴于此，茅盾虽然没讲“实验”问题，但还是基本上把握了自然主义的关于“观察与实验”的内涵。
       关于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茅盾这样论述道：“曹(左)拉的巨著《鲁孔，玛加尔》，就是描写鲁孔·玛加尔一家的遗传，是以进化论为目的。莫泊三(桑)的《一生》则于写遗传而外又描写环境支配个人。……进化论，心理学，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男女问题，……都是自然派的题材；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进化和社会问题，霍普德(特)曼在作自然主义戏曲以前，曾经热烈地读过达尔文的著作，……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的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在这个问题上，茅盾把理论与实例相结合，论述得最为详妥。
       在阐述自然主义内涵的同时，茅盾也指出了其理论上的缺陷：“自然派文学大都描写个人被环境压迫无力抵抗而至于悲惨结果，这诚然常能生出许多不良的
       影响。”又说，“自然派只是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在理论上诚然难免有意外之恶果——青年的悲观”。
       针对20年代初茅盾对自然主义的探讨，日本茅盾研究专家高田昭二指出：“当时，茅盾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之正确真是很惊人的，他不但论述自然主义的优点，也指出它的缺点。”
       这种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二
       我们说，20世纪20年代茅盾已把握了自然主义的内涵，他倡导的是自然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还在于茅盾是以“自然主义的眼光”来评价当时文坛上的作品的。
       在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前，已开始以自然主义文学观作为参照系来批评文学作品了。比如，茅盾评论《新潮》1920年第2期一些作品时，就希望这些作品要符合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三种功夫”。即“(一)用科学眼光去体家人生的各方面；(二)用科学方法整理、布局和描写；(三)是根椐科学(广义)的原理，做这篇文字的背景”。
       茅盾在主编《小说月报》的过程中，痛感于文学创作中题材的雷同和艺术描写的虚妄不实。在他看来，其原因正是中国文学尚未“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所以更加注意“把自然主义眼光去批评”文学创作。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4号的《春季创作坛漫评》和第12卷5号为落花生小说《换巢凤》作的附注，都是从创作原则上呼自然主义之“真”气的文学评论。在12卷8号，茅盾发表了《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他从大量实际材料人手，指出当时创作题材的雷同与狭窄：“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八九十”，且大多是“为创作而创作”，是“摹似的伪品”，属“无经验的非科学的描写”。因此，“这些恋爱小说也都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据此，他“对于现今创作坛的条陈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
       茅盾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更是一篇用自然主义文学观来批评中国现代小说的杰作。针对旧派小说的“三层错误观念”——“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主观的向壁虚造”和“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茅盾指出：“要排去这三层，我以为须得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要校正他，非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不能成功。这又是自然主义确能针对现代小说病根下药的一证。”针对旧派小说“满纸是轻薄的口吻，肉麻态度，成了‘诲淫’的东西”，茅盾指出：“自然派作者……他们也描写性欲，但是他们对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悌义行一样看待，不以为秽亵，亦不涉轻薄。……这是自然主义的一个特点，对于专以小说为‘发牢骚、一自解嘲、“风流自赏’的工具的中国小说家，真是消毒药。”针对新派小说的“三个缺憾”——“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往往渗杂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和“过于认为写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茅盾指出：“这三项缺憾，我以为都由于作者忽视客观的描写所致；因为不把客观描写看得重要，所以不曾实地观察就贸然描写了。”所以“自然主义者事事必先实地观察精神也是我们所当引为‘南针’的”。“此外还有关于作者的心理一端，我以为亦有待于自然主义的校正。……自然派对于一桩人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掺入主观的心理。”针对新派小说“内容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茅盾指出：“我以为都因作者未曾学自然派作者先事研究的缘故。………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
       从上述的文学批评中，我们进一步看到，这时候的茅盾是把自然主义作为“指南针”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他是诚心在倡导自然主义。同时，对自然主义的认识也是较为深刻的。
       三
       西方自然主义是1915年由陈独秀首先介绍到国内来的。从1915年到1922年的“自然主义大讨论”，这中间相距七年。这七年文坛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介绍、评价“自然主义”的文章。这个理论背景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茅盾文学观的探讨。
       由于与中国相邻的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高潮刚过去不久，其产物——私小说正在兴盛之中，西方的各种文献资料也能够大量涌入中国，加上新文化先驱们和学者们的知识素养，使“自然主义”一踏入国门，其“庐山真面目”就基本上被认清了。尽管有时也出现将其与现实主义混在一起的现象。
       最早介绍、推崇自然主义文学的是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四号上连载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此文重点介绍了自然主义，并指出：“欧洲文艺思想变迁，由古典主义一变为理想主义，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十九世纪之始，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
       之后，陈独秀又两次撰文阐述自然主义优于现实主义之处。其一，“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今译左拉)时代，最近数十年事耳。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其二，“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仍也以此”。
       在陈独秀看来，既然西方经历了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而那里的文学发展经历了由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再由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过程，那么越是后来出现的文学就越优秀。所以自然主义是顺应先进的科学时代的产物，是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显然，最早介绍自然主义的陈独秀一开始就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得一清二楚。
       紧接着陈独秀介绍、青睐自然主义的是梁启超。1918年，从欧洲视察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其《文学的反射》一节，介绍了欧洲的文学派在分析“自然派”勃兴的原因时，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论析得最为详细，几乎占了该节的一半篇幅。梁启超论述道：自然派文学家把社会当做理科实验室，当成医疗解剖室，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哪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
       到了1920年，自然主义骤然成了热点。这一年，许多学者和作家纷纷撰文介绍和推崇自然主义。仅《少年中国》就陆续发表了周无的《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李劫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等一系列较为系统地介绍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周无认为：“左拿能一弃文人冥想意绘种种不确切的方法，专从事于实验观察，以为写实的材料，……专能揭出人世的里面，使自来人生的粉饰行为顿然失其效力。”李劫人则认为：“左拉学派的长处，就是能利用实验科学的方法，不顾阅者的心理，不怕社会的非难，敢于把那黑暗的底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田汉则详细介绍了日本岛村抱月的“自然主义构成论”、厨川白村的“自然主义论”和“卢梭的自然主义”、“左拿的自然主义”等。
       最值得我们一书的是这一年元月胡愈之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论文《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从文中看，他说的写实主义实指自然主义。如果说陈独秀是第一个介绍自然主义的话，那胡愈之便是第一个专门而又系统地论述自然主义的。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包含了三个层次的科学态度。其一，作家对描写对象不作任何评价：“让读者自己去批评，自己去感慨；作者却并不参加些许的意见。”“不管悲的、喜的、好的、歹的、美的、丑的，他只把真相切切实实的写来，好像作者是一个铁铸的人，全没感觉似的。”其二，作家看重直接经验，下笔之前，“必须把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一一的实地考查；若不是自己经历过的，便不算得真切”。其三，作家像科学家对待自然那样来对待社会现象：“他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病的现象，都用着分析法解剖法细细的描写；仿佛同矿物学者分析矿石，解剖学者解剖人体一样，全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二个特色是神圣地对待人类的本能和肉欲。首先，自然主义作家敢于直面人类的丑恶：“他能把生活上一切秽污恶浊可憎可怕的现象，放胆写出来，没有什么忌讳。”其次，在面对人类的丑恶时，作家的态度是严肃的，像“曹拉……小说，描写肉欲的地方，这一种严肃态度，仿佛和高僧讲经一样”。再次，“自然主义文学所描写的，总不脱人生的问题。所以可称他作‘为人生之艺术”’。在自然派的“小说里面，却只有几个‘匹夫匹妇’，谁也找不出一个英雄美人来”；因为其作家“全不承认世上有什么英雄和美人，只不过几个平凡的‘人’罢了”。
       如果说陈独秀、梁启超、李动人等对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左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已经把握得相当恰切的话，那么，胡愈之对自主义理论的认识更是相当全面、准确的。这些论述从时间上都发表在茅盾有关文章的前面，不可能不影响茅盾。换句话说，茅盾所处的那个文坛，已经能够区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把握到自然主义的理论内涵，而具有敏锐学术眼光的茅盾却对此糊里糊涂，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上述理论背景作为旁证，支持了笔者的观点。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