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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苏友好协会是中苏关系风风雨雨的历史见证者之一。随着中苏两党从内部分歧到公开论战，中苏友好协会的功能与活动也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出现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机构萎缩、人员锐减、地位下降、活动减少与功能嬗变。经过痛苦而复杂的演变，到中苏大论战后期，中苏友协作为宣传苏联的组织已不复存在，作为对苏交流机构也基本上名存实亡。但是，中苏友协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即便是在此后中苏长期对峙时期，它仍然通过极其有限的、象征性的活动显示着自身的存在。
       关键词：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关系；中苏论战；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45-04
       中苏友好协会(简称“中苏友协”)成立后，在“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友协通过自己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推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促进了中苏文化交流，树立了苏联的正面形象，使得中国民众逐渐从感情上接受并亲近苏联。但是，随着中苏两党从内部分歧到公开论战，中苏友好协会的功能与活动也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表现出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特点。
       一、中苏友协机构萎缩，地位下降，活动减少
       与中苏分歧的发生与发展相伴随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中苏友协机构萎缩，人员锐减，地位下降。
       中苏友协最初是一个由全国总会、大行政区总分会、各省市分会、各县市支会和基层支分会组成的庞大的组织网络。协会成立时，刘少奇出任第一任会长，并组成了近200人的理事会。作为部级单位的总会机关。下设秘书处、组织部、联络部、研究出版部、服务部及图书资料室等内部机构，后来又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了办公室和宣传部等部门。各部门都有驻会的专职干部，负责领导日常工作。各总分会和分会、支会也大都限据需要设有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联络科等具体工作部门，并配有人数不等的专职工作人员。如中苏友协总会就有100人左右的行政编制，其党组直属中央群直党委的领导。
       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中苏友协的组织机构也开始进行大幅度调整。1957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苏友好协会进一步精简机构。经过调整，总会机关的行政编制人员减至40人，其中有的人是主动要求离开，有的人则是被迫离开。总会也在实际上从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部级机构转变为中宣部下面的一个特殊单位(友协的日常管理工作自1953年开始已经划归中宣部)。除个别重要城市(包括中央直辖市、较大的城市和苏联友人较多的城市)以及与苏联接壤的省份和自治区仍保留精干的工作机构外，其他省市的工作机构经当地党委同意可以撤销，具体工作交由当地党委指定的机构负责。这样，各级友协相继失去独立性和专职人员，有的由党委宣传部管理，有的划归文化局，有的与文联合并，有的并人当地的对外友协分会，有的则改由外事部门领导。1960年2月，经中央批准，中宣部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及其工作全部移交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管外事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明确指出，中苏友好协会不是宣传机构，而是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应该由外事部门管理。8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将中苏友协总会机关交由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领导。各地方友协组织也先后划归当地外事系统领导，并与各地的“对外友协”分会合署办公。1966年9月，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中苏友协全面转向民间外交。
       与中苏分歧的发生与发展相伴随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中苏友协活动数量明显减少，宣传苏联的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围绕着“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宗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出版专门介绍和宣传苏联的刊物，举办苏联图片展览，播放苏联电影，举办有关苏联建设成就的演讲会、座谈会、报告会、学习会，举办俄语培训班，利用每年的十月革命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组织两国人员互访，定期交换各种文化资料，等等。
       苏联国内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悄然发生微妙变化，并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标志进入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期。由于在诸如和平过渡、斯大林评价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裂痕。裂痕的出现及其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了中苏友协活动的开展，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逐渐减少，即便是延续下来的宣传苏联的活动，其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
       中苏分歧完全公开化之前，表面上看，中苏友协的活动依然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如在1957年11月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1958年8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及1959年1月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组织群众性的报告会等。中苏友好协会还编辑和出版大量的宣传和庆祝资料。不过，与以前相比较，中苏友协的活动已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没有公开，但裂痕既已出现，中苏友好协会继续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加上受到接踵而至的国内“反右”运动的影响，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活动开始有所削减。从1956年底起，中国中等和高等学校陆续停止使用以前广泛采用的苏联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等。中国报纸上有关苏联的文章也明显减少。《人民日报》1955年刊登了173篇有关苏联的文章，而在1958年只有98篇。苏联书籍的出版和发行量也开始下降。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出版《中苏友好报》(俄文版)。《中苏友好报》(俄文版)是中苏友协的机关报，发行7万份，其中6万份行销苏联，约9000份在中国出售，1，000多份发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协的宣传内容也开始从全面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转向侧重介绍诸如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建成第一座原子发电站等科学技术成就。在河南省中苏友好协会1959年编印的《中苏友好宣传参考资料(2)》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介绍苏联宇宙飞船达到月球表面的文章，如《红色火箭飞进月宫》、《苏联火箭到月球的路程》、《苏美火箭比较表》等。中苏友协机关刊物《中苏友好》也一改过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面向工农的风格，开始减少文章和图片的数量，增加文章的长度，出现了整版没有一张图片甚至只有一篇文章的情况。
       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中苏友协活动的变化更加明显，其具体表现是活动大量萎缩。到1961年，友协在各省及大城市的分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协会只是在国庆节和一些纪念日才搞点活动。而且，由于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协会没有像以前苏联党代会召开时所做的那样对苏共二十二大进行报道和宣传，也没有举办苏共二
       十二大的照片展览。各地为宣传苏联建立的展览橱窗和中苏友好馆纷纷改作他用。与苏联相关的街头画廊大幅消减，对苏联书籍的宣传和广告也明显减少了。据苏联学者统计，1958年，中国尚再版了5000多种苏联书籍，到1961年已骤跌至不足400种，其中社会政治类书籍仅有22种。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政治文化书籍也持续减少。与1960年相比，1961年的进口书籍大约减少了1/2到3/5。俄语夜校相继停办，许多刊物也陆续停办。俄文的期刊只有《苏联画报》、《苏联妇女》允许公开阅览。有关的文艺活动及苏联电影的内容也要经过严格审查才能批准放映。1960年苏联方面推荐的电影有19部遭到中方的拒绝。1961年底，中苏友协建议进一步缩减同苏中友协在电影、广播、电视、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二、中苏友协逐渐从宣传苏联的机构演变为对苏交流的机构直至成为中苏论战的工具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宣传苏联、学习苏联而开展各项活动。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和逐步公开化，中苏友协的境遇急剧恶化，其原初的定位也出现了危机。在特定的政治气氛下，友协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新方针与新精神调整协会的宗旨，改变协会的功能，其“工作特别要注意‘四性’，即：组织性、纪律性、政治性、思想性。友协是政治机关、宣传机关，决不能只是碰杯、握手”。于是，中苏友协的对内宣传开始呈逐年递减之势，而其对苏交往的功能则逐渐被强化。中央宣传部也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主要工作明确为对外活动和对外宣传。伴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中苏友协亦无法置身事外，最终高调加入了与苏方的论争。
       从对内宣传转向对外宣传，这是一次大跨度的功能转变。对内宣传是为了向中国的民众展示苏联的阳光，而对外宣传则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形象。所以，即便是延续下来的宣传苏联的内容，其立足点与着眼点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中苏友好协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日等重要节日都要组织例行的庆祝活动，但这时的活动更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旨在表明中方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忠实捍卫者和中苏友谊的积极维护者。即便是中苏友好协会对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也掺杂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例如，1963年庆祝十月革命46周年的活动中，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强调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以及中国维护中苏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决心与信心。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涉及苏联的建设可把四十六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概括地讲讲总的成就，不具体提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不具体讲近年来的成就，不提苏联对我援助。反修可以泛提，但不对苏修指名批评”。更富戏剧色彩的是双方互办图片展览的场面布置。例如，1963年9月，中方在莫斯科举办了“人民公社在前进中”的图片展览，苏方相对应地于10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七年计划在行动中”的图片展览。中方的图片展主要“是针对苏修集团攻击和污蔑人民公社而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但在编辑方法上都是就公社谈公社，通过公社的成就正面宣传我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苏方的展览内容则强调“三和”路线、全民党、全民国家、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等。苏方将中国的展览安排在偏僻的莫斯科艺术学院，挂了一小块极不醒目的会匾。中方也将苏联的展览安排在距市中心较远的农业展览馆。同时，为了缩小苏联“三和”路线等观点在群众中的影响，中方“既要有组织的控制群众参观，又要在形式上不表现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因此，组织群众不能过多，也不要过少，每天大约100人至250人左右。前往参观群众在现场不要热情，但也不能歧视和褒贬”。
       中苏双方友协还通过各自的刊物进行政治宣传。苏联在《苏中友好》中文周刊上每期都转载《真理报》的社论或文章，宣传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中苏友协则通过俄文《友好》杂志以《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的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为标准加大对苏联的宣传力度。最终，苏联以中国方面在《友好》杂志上刊载反苏文章为借口，于1960年7月建议停止出版中国的《友好》杂志(俄文版)，并根据对等原则停止出版苏联的中文版《苏中友好》杂志。
       从1960年到1966年，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主要围绕中苏双方友协之间签订的合作计划进行。根据1956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合作协定》，中苏友好协会同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苏中友好协会分别于1959年、1961年、1963和1965年签订了年度合作计划，这些年度计划内容大体接近，不过是在双方政治关系日益紧张之时展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因此，双方友协在协定框架内组织的活动便呈现出强烈的对称性。以双方互派代表团为例，1961年2月，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庆祝活动；同月，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61年10月，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11月，中苏友协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4周年庆典。1964年11月，苏中友好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2月，中苏友好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一行七人前往苏联参观访问。1965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活动；11月，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武汉、南京、上海四个城市。
       1966年9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这一举动被苏方理解为“中共领导人以此来强调他们不愿与苏联在党和国家关系方面保持友好的关系”。在苏联政府眼里，此时的中苏友好协会已经变成了对苏共和苏联进行敌视性宣传的组织。11月19日，前来中国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苏中友协代表团，中断在中国的访问回到莫斯科。塔斯社报道说，中断访问是因为“中国方面藐视接待客人的起码常规”，对代表团“进行侮辱性和敌意的攻击”以及“对代表团的正常工作进行阻挠”。12月15日，中苏友协负责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一手制造了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无理中断访华的事件之后，近来又以此为题，开动宣传机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代表团中断访华的责任硬栽在中国头上，大作反华文章。在代表团访华期间曾经全程陪同代表团访问的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康冀民，为此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苏中友协代表团无理中断访华的事实真相，严正地驳斥了苏联方面的造谣诬蔑。”此后，中苏友好协会基本停止了活动。同时中央建议各省市中苏友好协会统一划归外事系统领导，并与各地即将成立的对外友协分会合署办公。
       三、中苏友协是论战时期中方与苏方保持沟通与交流的一个窗口
       中苏分歧发生后的中苏友协的宣传活动虽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系日
       益脆弱的中苏关系的些微作用。这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历史地看，中苏友协在这一时期所开展的程式性的宣传苏联的活动还是应该肯定的。对内，它通过自己的宣传告诉人们还存在着“另一个”苏联，正如当初中国铺天盖地宣传苏联的时候一些被扣上“反苏”帽子的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诉国人还存在着“另一个”苏联一样。虽然这个“另一个”与那个“另一个”正好是相反的，但它在传播学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的。对外，在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的特殊时期，中苏友协通过自己的宣传守护着中方在中苏友好关系方面所持的底线。正是这一底线的存在，使得西方世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仍然认定中苏同盟关系尚未破裂；也正是这一底线的存在，使得苏联在处理与中方的争执中能够得到一个可以回旋的空间。
       中苏交恶之后，虽然中苏友协成了中苏论战的一种工具，虽然它最终通过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以示不再同苏联政府进行接触，但它本身的存在以及它所发出的声音便是向对方传递的一种信息，并通过有限的活动维系中苏交流于一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双方留下了一条特殊沟通渠道。如前所述，在分歧公开化的1960年至1966年间，中苏友协的日常性活动并未完全中断，尽管这种活动带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很浓的政治色彩。不仅如此，即便是在1966年之后，中苏友协的活动频率虽然降到了最低点，但仍然没有销声匿迹，它在每年的苏联建军节(2月23日)、列宁诞辰日(4月22日)和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几乎都会举行电影招待会、电影酒会、向烈士陵园献花等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极其有限并且影响微弱，但毕竟是“藕断丝连”，只要保持接触便是保留了彼此沟通的一线希望。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正式外交渠道的种种努力之外，这根未完全断裂的纽带也为后来中苏关系的修复发出了明确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政治信号。1982年10月29日，即苏中友协成立25周年之际，中苏友协向苏中友协发出了贺电，称赞苏中友协为扩大中苏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巩固双方友谊与合作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1月13日，中苏友协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名致电莫斯科，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哀悼。1983年，中苏友协正式恢复了与苏中友协的友好关系，再次成为沟通中苏双方关系的一架桥梁，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附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凡君教授、张萍博士以及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张再先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资料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