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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作为“一边倒”政策的产物，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苏友好协会建立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吸收了大量会员，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促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0年开始，中苏友好协会经历了活动减少、机构撤并、成员萎缩等一系列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苏友好协会更是有名无实，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开始恢复，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苏联解体，作为中苏关系的特定产物，中苏友好协会最终于1992年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中俄友好协会取代。
       关键词：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关系；中国；苏联
       中图分类号：D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41-04
       一、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五天(1949年10月5日)，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亲自担任会长。围绕着“宣传中苏友好、介绍苏联经验”，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对苏友好”、“以苏为师”的群众运动，是新中国与苏联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国内虽有大量中苏关系方面的研究著述，但关于中苏友好协会的史料分散零乱，收集难度较大，只有少数著述和文献涉及此一方面。比如，彭明所著的《中苏友谊史》有过简短的介绍，夏林根等编的《中苏关系辞典》中有一个中苏友好协会词条；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孙其明所著的《中苏关系始末》、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等著作也都提到了中苏友好协会。另外，余敏玲于2003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上发表的《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一文和李巧宁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1期上的文章《“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1949年－1960年》，对中苏友好协会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国内外有关中苏友好协会系统、全面的著述目前尚未发现。在苏联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有少数提到过中苏友好协会，但也都是一笔带过，如鲍里索夫等编著的《苏中关系(1945－1980)》、齐赫文斯基的《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以及费正清等人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等。
       研究的文献少绝不意味着中苏友好协会没有研究价值。系统地研究中苏友好协会不仅能够填补中苏关系个案研究中的空白，也能为研究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提供新的角度和切入点。
       首先，作为个案，对中苏友好协会的研究能够充实和深化中苏关系研究的内容。中苏关系经历了友好合作、分歧的产生与扩大、关系破裂及全面对抗等不同阶段，对各阶段的宽泛、一般性的研究有很多，而从个案着手的研究却比较少。中苏友好协会作为一个独特的、具体的研究案例，不仅能为不同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生动的资料，而且能够进一步验证已有的研究成果。
       其次，对中苏友好协会的研究能拓展研究苏联模式移植到中国的视角。新中国头30年里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就体现在中国对待苏联模式的态度与对苏联模式的实践上。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苏共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传播者，中苏友好协会在苏联经验的中国化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促进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安家落户和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以中苏友好协会为切入点，可以从独特的层面展现出苏联的先进经验如何在中国实现了具体化、本土化，苏联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在中国被通俗化、符号化。
       二、“一边倒”的产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国外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要追求的目标有三个：“其一，他要对中国的未来同盟者施加影响，如对国民党左翼和‘民主同盟’，他们(如张治中)主张在苏联阵营和西方大国之间实行中立的立场。其次，他特别要使斯大林相信，他是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的，排除铁托主义的不可信任性。科瓦廖夫证实，毛当时极力谋求消除斯大林的不信任。最后，毛要使苏联领导承担起对中国援助的义务。”
       但是，如何对中国未来的同盟者施加影响?如何赢取大多数中国人对“一边倒”政策的认同?如何争取苏联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所能全部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要想将“一边倒”政策转化为人民的意志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落到了中苏友好协会的肩上。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仅16天后，也就是1949年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的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参加者有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代表698人。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简章并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81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宣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这个时间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旗帜鲜明地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但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也明确了自己倒向以苏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选择，希望以此打消民主党派中某些人士在对苏政策上的游移不定。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除毛泽东主席以外，朱德、刘少奇等中共的主要领导以及新选出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等人都参加了成立大会。宋庆龄致开幕词，刘少奇做了题为《中苏两国人民永远不朽的友谊与合作万岁》的长篇报告。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七人被推举为副会长。同时选出理事197人，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吸纳了民主党派的领袖与骨干。根据大会通过的《中苏友好协会章程》，中苏友好协会的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
       从组织机构上说，中苏友好协会共分五级：全国设总会，会址在北京，负责领导全国会务；总分会设在包括几个省市的大地区(如东北、华北、中南)；分会设在省和直属市；支会设在县市及直属市所属的企业、工厂、机关和学校；支分会设在村庄及县市所属的企业、
       工厂、机关和学校。按照章程规定，总会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军队及各地分会推选。自成立大会以后，中苏友好协会分别于1951年、1954年和1959年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另外，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下设秘书处、组织部、联络部、研究出版部、服务部、图书资料室。秘书处负责总务、财务、文书、人事；组织部负责发展会员、指导各地分会；联络部负责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各种联系、招待来宾、组织参观及其他联络工作；研究出版部负责研究、编辑、翻译及出版；服务部负责组织展览会、演出、放电影、办俄文夜校；图书资料室则负责管理俄文图书和资料。这些部门就是负责领导全国各地基层分会展开活动的机构，可以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是全国开展“对苏友好、学习苏联”活动的一个总指挥部。
       三、十年繁荣
       　如果以分歧公开为界，中苏的友好关系大致维持了十年。在这期间，中苏友好协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各大行政区、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均建立了分会，东北、华北、中南还成立了总分会。随着中苏友好协会各级组织的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到1951年年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已超过1700万人；仅过了一年，到1952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人数又翻了一番，达到3890万，超过青年团、工会、妇联，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到1953年，会员人数更是猛增至6800万人。1953年7月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协会改“个人人会”为“集体人会”，原则上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已经扩大为全体人民，成为一个全民组织。
       依靠各地的友协机构和庞大的会员构成，中苏友好协会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宣传机器，围绕着协会“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宗旨，展开了各项活动。
       第一，出版专门的报刊介绍和宣传苏联。在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出版了《中苏友好》杂志(1952年10月5日改为《中苏友好报》)。各分会也积极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例如，东北总分会的《苏联介绍》、旅大分会的《友谊》、武汉分会的《益友》、上海分会的《苏联知识》。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的两年内，出版的报纸、期刊达74种。据不完全统计，到1959年，中苏友协总会和各地分会共提供宣传材料1820余种，4656万余册。
       第二，举办苏联图片展览。1959年，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在各大中城市的街头、公园都举办了介绍苏联和宣传中苏友好的图片橱窗展览。另外，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广州、武汉、重庆、包头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还建立了中苏友好馆或中苏友好文化馆，专门用于介绍苏联和宣传中苏友好。
       第三，播放苏联电影。从1949年到1959年，中国放映的苏联电影多达750部左右，观众每年平均有两亿多人次。
       第四，举办有关苏联的演讲会、座谈会、报告会、学习会。到1959年，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讲演会和报告会共20多万次，听众达1.64亿人次。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级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回国以后举行的报告会。团员们以亲眼目睹的事实，生动地介绍了苏联的建设成就，当时在民众中的宣传感染效果十分明显。
       第五，举办俄语培训班。中苏友好协会的各级组织会同政府教育部门大力开展俄文教育，采用俄语夜校、专业性俄语学习班、进修班、电台广播、函授等方式进行俄语教学。总会和部分大城市的分会还编写了很多适用于业余俄语教学的教材。
       第六，利用重要的纪念日举办各种友好活动。每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各地中苏友好协会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向群众宣传中苏友谊的重大意义，宣传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学习苏联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52年为纪念十月革命35周年，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开展的“中苏友好月”活动。
       第七，组织两国人员互访，定期交换各种文化资料，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经过中苏友好协会的大力宣传，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就连苏联方面也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苏友好协会在扩大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崇高事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1953年至1956年期间，中苏友好协会为配合国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围绕着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这一根本目标，有针对性地在工人、农民中重点宣传、介绍苏联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先进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就是在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非常活跃，几乎可以称为中国人学习苏联的“总学校”。
       四、二十年沉寂
       1956年以后，随着中苏分歧的逐渐公开化，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逐渐减少。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中止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项目，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大量萎缩，街头画廊大幅削减，俄语夜校和许多刊物停办，就连苏联电影也要经过严格审查才能放映。此时，中苏友好协会的名称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实际功能已开始逐渐被宣传部门或外事部门取代。此后，中苏友好协会唯一可圈可点的工作就是开展对苏交流活动。根据1956年7月5日中苏双方签订的《中苏文化合作协定》，中苏友好协会每年都要与苏联签订文化合作的年度执行计划，互派代表团、组织文化交流，一直持续到1966年。
       1966年是中苏友好协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966年4月，中央建议各省市中苏友好协会统一划归外事系统领导，并与各地的对外友协分会合署办公。1966年9月17日，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简称“中苏友协”。196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中苏友协理事揭露苏中友协代表团无理中断访华的真相》为题的长篇文章。从此，中苏友协也加入到反苏行列中。从1966年到1980年，中苏友协的活动频率降到了最低点，仅仅是在苏联建军节、列宁诞辰日和十月革命纪念日象征性地举办向苏军烈士陵墓献花圈和苏联电影放映会等活动。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苏友协才再次“浮出水面”。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纪念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苏友协联名致电莫斯科表示悼念。接着，借苏中友协成立25周年之际，中苏友协又向苏中友好协会发去了贺电。1983年7月，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当年10月，苏中友协领导与积极分子代表团回访了中国。在中断多年联系之后，中苏双方的友协实现了第一次互访。1984年，中苏友好协会结束了长期没有会长的局面，推选屈武为第三任会长。当年，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代表团在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合
       会及苏中友协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自此，两国的人员互访和交流恢复正常，并逐步活跃起来。
       1991年12月，拥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人。与此相适应，1992年中苏友协改称中俄友协。不过，此时的中俄友协只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属的几十个“国别友协”中的一个。《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章程》明确规定，中俄友协是“中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专门从事对俄罗斯友好工作的民间团体”。它开展活动的方式与此前的中苏友协差异不大，但与1949年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相比，宣传教育色彩明显淡化，工作重心是同俄罗斯对华友好组织、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发展友好关系，开展中俄民间文化交流，促进中俄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促进中俄地区合作。
       五、功过两论
       在43年的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中，中苏友好协会从繁荣到萎缩，经历了全民皆为会员的辉煌，也经历了处境尴尬的沉寂。从家喻户晓到鲜为人知，对中苏友好协会的评价也应该从功过两方面来看。
       毋庸置疑，中苏友好协会为加强中苏两国间的交流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一边倒”政策的产物，为保证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中苏友好协会采用了当时可以采用的所有宣传手段(口头、文字、图片、声音、影像)与活动方式，动用了大量人力与其他资源，消除了人们对苏联的怀疑，树立了苏联的正面形象，在统一人民思想、教育人民对苏友好、号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成效显著。
       另外，中苏友好协会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同盟体制缺乏制度化协商渠道的缺陷。中苏同盟十几年，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几乎全靠最高领导人间的协商及其判断来维系。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使中苏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固定联系。除了在重要节日、纪念日通过友协互致问候以外，还经常进行信息、人员的交流，即使在中苏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些活动也没有中断。在脆弱的中苏同盟体制下面，中苏友好协会就像一条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两国的关系，使之“藕断丝连”，即使在中苏交恶期间，也为中苏交往保留着一条相对“友好”的渠道，为中苏关系的发展保留着回旋余地。尽管它的层次与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中苏友好协会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苏双方缺乏制度化协商渠道的不足。
       但也必须承认，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方式与宣传效果存在着很大局限性。从宣传内容和基调来看，中苏友好协会的宣传有很强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中苏友好协会以一个理想的苏联来鼓舞中国人民亲苏学苏，因此不得不回避中苏之间历史和现实的分歧与矛盾，忽略了两大民族之间的不同民族心理，忽略了两个国家的不同革命道路与现实国情。这种宣传不仅不能反映中苏交往的全貌，尤其是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现实，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限制了中苏友好协会自身的发展。在中苏友好时期对苏联有很多过度的、不符合实际的介绍、宣传、美化，由此产生了很多消极后果。特别是当中苏两国由同盟走向对抗之后，先前宣传中的苍白、片面甚至虚伪都暴露无疑，直接影响了中苏友好协会继续发挥作用。
       其次，影响了中国“以苏为鉴”的探索。中苏友好协会最活跃的时期有十年，这期间它反反复复地宣传中苏友好、推广学习苏联经验，其结果就是不仅在民众的头脑中建立了一种新的观念，即苏联的经验是优越的、值得信任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是无比幸福、令人向往的，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促使民众由被动模仿和学习苏联发展到自觉应用苏联经验。其最终结果就是，苏联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国化，而且在中国被“神化”。在这种情况下，“以苏为鉴”的号召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以苏为师”的全面实践了。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