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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两幕异曲同工的历史丑剧。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调查团五国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结果是发人深思的，俄、德、法仅三国能迫使日本退还赃物，而国联当时有四十几国竟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对西方国家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干涉作客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干涉的背后掩盖着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三国干涉还辽；国际干涉；李顿调查团；国联
       中图分类号：D8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37-0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李顿调查团，同发生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事件，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为解决中日两国在东北地区的矛盾冲突进行的国际干涉。但是，两次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最后结局却截然相反。对这种相似又相反的历史表象，有必要予以多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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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所引起的两次国际干涉。不过，清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侵略者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是针锋相对的。在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7月14日，清政府就密谕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李鸿章根据密谕拟出了作战计划，加调卫汝贵、左宝贵等部进平壤，命叶志超撤出牙山，退出平壤，全力以守朝鲜北部。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附近击沉中国运输船“高升”号，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由此，中日战争烟云骤起，战火从朝鲜半岛蔓延到辽东半岛。在战争中，虽然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在侵略者面前，毕竟发出了宣战诏书，还有些抵抗勇气和举动。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却连还手自卫的行动都没有，而把希望寄托在国联对日本的制裁上。早在1931年8月，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向中国挑衅，蒋介石为避免冲突，向张学良发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为了防止东北军自卫反击，9月12日，蒋特地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再三叮咛：“在日本进攻时，千万不要还手，如果还了手，在国际上就说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就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十几万关外部队，竟一枪不发，让日军占领了沈阳。当时张学良曾急电蒋介石，蒋复电云：“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唯一的举动，就是向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发电，指示他向国联报告，通告各“非战公约”签字国，请其主持公道，通过国际干涉制止日本的侵略。这种把国家命运交给列强决定的卑怯心理，不但放弃了政治上的主权，也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整个满洲事件全部出乎人们意料，出乎我和我的日本军事同事的意料。如果中国方面在事变之初采取某些步骤，就不会发展到后来这样局面。”
       为什么清政府在侵略者面前尚能自卫反击，而国民政府反而不敢抵抗呢?比较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二者所处的国内形势不同。清政府自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又用了近十年时间扫平太平天国余部、捻军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起义，这样，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中，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起义没有再发生过，清帝国出现了少有的政治相对稳定局面。被称为“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清政府的统治没有受内部力量的冲击，无须安内，所以在中日发生战争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攘外”。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权建立未久，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一直未停。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使国民党的统治取得了表面上的统一。但是，1929年3月就爆发了蒋桂战争，10月又发生了蒋冯战争，1930年4月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蒋介石真是“按倒葫芦起来瓢”，应顾不暇。1931年，正是红军发展的鼎盛时期。从1月到9月，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大“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及陕西建立了十几块红色根据地，红军人数发展到近30万，这无疑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情况下，蒋介石把阶级矛盾看得重于民族矛盾。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是“第一个敌人”，而日本人是“第二个敌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就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担心国民党政府如对日本宣战会使共产党的势力更大发展，出于此阴暗心理，所以，不顾人民的反对，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
       第二，二者对日本的认识不同。日本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小国，19世纪下半叶经过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直到甲午战争前，它还未在国际舞台显露头角，清政府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而无法看到日本的发展，对日本的军事实力茫然无知。况且，自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搞了三十年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军事实力有了相当发展。海军方面，拥有东亚居首位的北洋舰队；陆军方面，虽旗营没落，却崛起了防练军，这种“借资于民”的军队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表现了它的凶悍敢战，所以，清政府当时对西洋各国虽成惊弓之鸟，但还未曾同日本较量过，无知近乎勇，对于日本的挑衅，有足够的胆量应战。
       国民政府建立南京政权时，日本已得到了长足发展，它通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跃成为亚洲唯一能和欧美列强并雄的头号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又以战胜国五强的面目出现在凡尔赛分赃会议上。加之蒋介石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炮兵部队当过见习士官生，对于日本的军备、战术和训练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却造成了他的恐日心理和失败主义情结。“九·一八”事变时，他就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在这种畏惧心理支配下，蒋介石是没有勇气对日本宣战的。
       第三，二者对东北的态度不同。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为祖宗陵寝宫殿所在，历代皇帝都十分看重东北的地位。清王朝人主中原后，为抬高东北地位，把盛京(即辽宁)作为“留都”，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开始，在盛京相继设立了户、礼、兵、刑、工五部，史称“盛京五部”之制；在盛京及附近府、州、县，设奉天府，制同京师之地的顺天府；为加强东北边防，清政府分别设立了黑龙江、吉林、盛京三个将军，以皇亲贵族担任，各统率驻防骑兵一万多，其力量比其他将军辖区强大许多，足见对东北的重视程度。甲午战争开始，作为“留
       都”的盛京首当其冲，清政府为保卫祖宗创业之根基，不能不竭尽全力，对日一战。
       对于国民党来说，东北地区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蒋本人是江浙财阀的政治代表，同东北素无渊源。东北“易帜”后，虽然张学良表示服从南京政府，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经济势力尚未充分渗入东北。蒋介石也承认，东北四省“特殊”，“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中原大战时，张学良发出“巧电”，率东北军人关助蒋，占领了平津两市和冀、热、察三省地盘，改编了晋绥军和西北军，张学良就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统治区域从东北扩展到整个华北，其地位和势力仅次于蒋介石，不用说，这又成了蒋介石的一桩心病。蒋介石处心积虑，企图分化强大的东北军，使它无力同中央军争锋。日本的侵略东北行动，从客观上给蒋介石造成了削弱东北军的有利条件，即借日本人之手，把东北军逐出赖以依托的根据地。出于这种阴暗心理，1931年10月，蒋秘密派遣许世英赴日谈判，向日本许诺：“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
       历史证明，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蒋介石比腐败的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走得还远。清政府是战败而求助，蒋介石却不战而呼救，实在难辞其咎。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干涉有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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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帝国主义时代，利益永远是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媒介，它把诸多不同制度、不同集团和不同地域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不是使它们结为盟友，便是把它们变成仇敌，或者使它们保持中立。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正是这样两幕以利益为主体的历史丑剧。只不过在表现手法上，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国联调查团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罢了。
       1895年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关注。德国不甘心日本独得胜利，率先向日本发出警告：“日本在大陆要求割让领土，殊有惹起列强干涉之虞。”日本对此警告没有理睬，于是德国便同俄国、法国携起手来，企图实行干涉。4月初，当日本发表媾和条件时，俄、法、德三国立即将干涉计划通知中国，劝其不要接受日本的条件。由于日本加快了步伐，强迫中国于三日内回答，中国在三日内无法请来列强干涉，遂于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给了俄、法、德三国极大的刺激，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同到日本外交部，对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提出异议。三国认为：日本占有辽东，其一，使中国首都陷于不安全之地位；其二，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其三，对远东永久和平有妨害。所以，劝告日本政府应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在日本同意暂时占据辽东，待赔款付清后即撤兵，三国也不予确答。可见，在干涉还辽事件中，俄、德、法三国的立场是公开站在支持中国、压制日本的立场上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态度却是中立的。根据中日双方的报告情况，国联先后作了三次决议：第一次决议中，理事会对中日两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责令两国立即撤兵。这个决议不分青红皂白，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各打五十大板，不但无益于中国，相反在客观上起了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开脱罪责的作用，日本不但不撤兵，反而继续增兵东北。第二次决议限日本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但却以日本侨民得到中国保护为条件，日本以此为借口，照会国联理事会：“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第三次决议也被日本以中国方面无法保护日侨为借口而拒绝了。
       李顿调查团本身就是中立态度的产物。早在1931年9月21日国联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就提议组织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由于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的反对，国联为表示公正起见，只好将中国的提议束之高阁。当日本11月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基本上实现了对黑、吉、辽三省的控制，感到占有满洲已成事实，不必再担心国联的调查之时，一反常态，又同意国联到东北调查。这样，国联才于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国联为表示它是站在公正立场的，规定调查团的任务是“到当地调查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友谊之事件”，“而非欲考究责任之所在，也不得干涉双方军队的行动”。这种既不愿失和于中国，又不愿开罪于日本的中立态度，对被侵略者来说，不过是廉价的安慰，而对侵略者，实际上是公然的纵容。
       1932年1月12日，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国联代表团正式成立，因英国代表李顿爵士为团长，故通称李顿调查团，2月3日，调查团从欧洲出发，先后到日本、中国及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资料，经过整理，编制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9月4日，调查团各委员在这个报告书上签了字，然后离开中国返回欧洲，10月2日，国联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面对事实，报告书一方面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公认的事实”，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助，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本人之工具而已”。但另一方面，为表示中立，又替日本说了些“公道”话。一曰：“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乃至“满洲为日本的生命线”的说法“可表同情，暂能谅解”；二曰：“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三曰：日本因疑惧满洲“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故“预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鉴于以上情况，报告书提出了“公正”地解决事变的方法，即“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公然提出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这就把那一层“中立”的面纱完全撕下，赤裸裸地露出共同瓜分中国的贪婪企图。
       上述事实说明，在干涉还辽和调查“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向背呢?笔者以为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国际地位。甲午战争发生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语)。亚洲、非洲、澳洲一半以上的国家已先后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也处于“虎视鹰瞵”之中，成为列强争夺的一块“肥肉”。日本对清政府的胜利，在分割中国领土中捷足先登，为列强所忌恨，它们不能容忍后起的日本在中国掠取那样多的权益，必然要联合起来，打着支持中国的旗号压制日本。
       “九·一八”事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十余年，世界格局已定，几国瓜分一国的情况已成历史。加之，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国际联盟，中国和日本都是成员国，在名义上，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既然如此，中国的地位理应同日本一样受到国联尊重，这样，国联才能用所谓“公理”的谎言继续欺骗国际社会。所以，在中日两国发生
       冲突时，国联采取了中间立场。
       第二，东北的战略地位。物产丰富、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在地理上同日俄相毗邻，在军事上处于战略之要津，历来为日俄两国所看重。沙俄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调停有功相要挟，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但它的扩张野心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还想进一步并吞整个东北。早在甲午战前，它就确定了“修改阿穆尔(即黑龙江)疆界”的远东政策。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同沙俄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冲突，不能不引起沙俄的震怒。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向沙皇上奏折指出：“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所在地的半岛……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财政大臣维特说：“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为俄国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现状。”可见俄国积极干涉日本割辽，完全是由东北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
       “九·一八”事变时，沙皇政府已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取代，苏联奉行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可能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而西方各国在东北实力薄弱，和日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尤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东北北接苏联，大可成为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日本占领东北可以替代英美等国牵制苏联。这样的话，日本获得渴望已久的满洲地区，西方各国也得到了一个进攻苏联的东方鹰犬。这种两得其便的事，国联操纵者不会不考虑，所以，国联调查团不可能像三国干涉还辽那样取支持中国压制日本的立场。
       第三，个人的外交地位。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负责同列强交涉的全权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地位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但从事外交事务，握有重兵，亦可参与内政决策。对于俄、德、法等国来说，利用李鸿章控制中国是再方便不过的事，所以，当李鸿章求救时，三国正好落个顺水人情，以换取他充当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为以后在中国得到更多更大的权益打下基础。后来俄国就是通过贿赂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东北修建中清铁路权益的。
       在国联中，中国代表施肇基仅是一个驻美大使，论地位相当于外交次长，只从事外交活动，而无权参与国家决策。他的地位和声望都不足以使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重大影响，因此，他的要求不能引起列强的重视，他的呼吁声常被日本代表的狂妄叫嚣所淹没。
       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所谓国际调停，实则是一场为各自利益的政治决斗，没有任何公理可言。无论其站在哪一方面，采取何种态度，其宗旨总是利益第一。日本归还辽东后，以“还辽有功”为借口，俄控满洲，强租旅顺、大连；法图云南，强租广州湾；德遏山东，强租胶州湾，由此而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先河。同样，“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以牺牲中国东北为条件，换取了日本牵制苏联。历史证明，落后的国家幻想依靠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来抵抗另一个帝国主义，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总是前门拒虎，后门来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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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釆说，三国干涉还辽达到了目的，当日本政府接到俄、德、法要求放弃辽东半岛的通牒时，军事上已无力再战，权衡利弊，只得做出“对俄、德、法三国虽全然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政策，向三国政府答复曰：“日本帝国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这样，日本被迫吐出了已进嘴的肥肉，清政府总算依靠列强的力量保住了祖宗陵地。
       三十年后的国联调停，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布于世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白山黑水，伪满洲国已成立了半年之久。1933年2月18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案，指出不应干犯领土主权，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否认东北傀儡组织。这个建议案于2月24日在国联大会上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而获通过。日方代表松冈洋右以退席表示抗议。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至此，李顿调查团八个月的苦心，国联四个月的讨论，最终成了一张废纸。
       与三国干涉还辽相比，国联当时为何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笔者认为，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就足以消除人们的疑团。
       第一，干涉者之比较。甲午战争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分割世界领土展开激烈争夺，这时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帝国主义之间为各自利益而相互结成军事同盟。如德、奥、意于1882年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之后，俄、法、英也分别缔结了军事协定。这种结盟很容易使帝国主义一国的立场变成多国的行动，使接受一国的挑战变成面临几国的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爆发的。在干涉还辽中，俄、德、法暂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而日本这时由于遭到英美的忌妒而找不到相同利益的盟友，自知一国之力难与三强国为敌，只好委曲求全，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
       “九·一八”事变的调停者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制止新的世界战争发生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它拆散了旧有的帝国主义结盟，使帝国主义的“凡尔塞——华盛顿体系”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实现。这时，个别帝国主义如再行缔结盟约，建立同盟，必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所不容。但国联本身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掣肘，根本没有力量压迫日本就范。
       第二，干涉方式之比较。帝国主义的外交之成败，说到底是实力较量的结果。日本本来就基础薄弱，资源兵源均悉不足，甲午战争中同清军进行了半年多撕杀，实力更受到严重消耗，“将卒军需，均已告疲劳缺乏”。而三国的干涉并不只是口头的警告，而是伴以武力的威胁。在对日本下通牒的同时，三国的舰队一起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气吞日本之势。凭日本当时实力，对付俄国一国舰队尚且无力，何况三国联合之海军。在强硬的军事威胁面前，日本只有接受三国的“劝告”。
       但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的实力不但没有受到丝毫损失，并且由于东北军撤人关内，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工厂、银行、铁路、矿山、森林全部落入日本手中，使日军实力大增。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军械装备的损失就有飞机260多架、坦克60辆、迫击炮2000门、十五升硫弹炮200门、加农炮200门、机关枪4000多挺、高射炮60门、野炮1000门、步骑枪12万余支、军车2300辆、火车及各种车辆5000辆、子弹足够十师之用。官方财产被日军掠走18亿元以上，仅张学良私人财产被日军抢劫的金银一项，价值就两亿五千万元。从而使日军的实力得到极大的补充。而国联虽凭借四十多国的强大声势，仲裁日本输理，但国联没有权力派兵，其干预方式仅限于“公理”之类的高调，此时野心勃勃、屡屡得手的日本人怎么会因谴责停止侵略的步伐呢?
       第三，干涉条件之比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侵略中国、朝鲜的所谓“大陆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其扩张步骤为：第一步占台湾，以为南下桥头堡；第二步占领朝鲜，以为北进之跳板；第三步，出兵满洲，以为征服整个中国和亚洲大陆的前哨。《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实现了前两个步骤，已收到开战之效果。而俄、德、法三国干涉的条件，只是要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并没有让其退出台湾和朝鲜，并且日本退出辽东半岛也是以中国付出三千万两赎金为代价的，日本仍有利可图。因此，这些条件日本是可以接受的。
       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唯一目的，就是占领东北。早在1927年，日本就召开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东方会议”，这个会议的政治目的，诚如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所供认，“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开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由于满洲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所以，日本必须保卫它”。“东方会议”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密奏天皇：“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是第一大关键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日本国内此时便出现了“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狂热叫嚣。日本既如此重视东北，便会为得到或保住东北不惜孤注一掷，而国联所提条件，却是让日军从东北撤兵，恢复东北“九·一八”事变前的格局，这个条件无论如何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所谓国际干涉，实则都是在国际公理掩盖下的政治交易。干涉者无论站在哪一方，持何种态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干涉的结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落后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自强方能自立，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国际干涉上是靠不住的，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