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唐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存在着观念层次和实际存在空间的矛盾现象，即文人一方面汲汲于文事，一方面大力贬抑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观念是由魏征的政本思想逻辑塑造的。唐初士人普遍接受了贞观朝确立的为政本末价值体系，既盛饰文辞以求仕进，又刻意以摒弃雕虫、高扬器识为标榜，这正是初唐反拨六朝的时代语境和文人的生存处境使然。
关键词：初唐文学观；魏征；唐太宗；王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5-0122-06
考察初唐百年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宫廷和普通士人各种文学活动频繁，诗赋碑志等文类创作繁荣，数量众多，另一方面，抨击六朝文学的声调空前激昂、贬抑文学价值的言论从上到下极为普遍。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从而正确把握初唐文学的真实面貌呢?本文认为，这里首先应当分清两个层面，把初唐文学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定位与其实际生态、实际发展空间区别开来；其次应将这一现象置于初唐社会的政教思想背景之下进行观察，由此可看到这一矛盾其实统一于初唐社会主导的观念，即以魏征为代表的政本儒学思想框架。
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史臣对其“近代”，即去其时不远的齐梁陈隋的历史兴亡进行了全面检讨，从深刻的历史教训中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儒家政教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开创了成功的政治实践——“贞观之治”，因而成为初唐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框架。魏征等人从历史观中得出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观念，其核心就是反拨六朝、贬抑六朝式文学的价值观。儒家思想中对“文”一直是赋予重大承担的，而有此承担的这一“文”是包括天地、人文等许多精神文化内容，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唐初有关“文”的论述中，也把“文”抬到崇高重要的位置，但这是指一种不同于今之“文学”概念的更高理想的“文”，具经天纬地、礼乐化成等作用，并以之来否定六朝文学。除了姚思廉等个别史家的观点，六朝文学基本上被看做是与崇高之“文”相对立的淫丽文学。姚思廉认为六朝的文学虽失之浮艳，对政治并无直接妨害；魏征等人则认为六朝雕虫文学在其时尝惑人主之心，启淫靡之端，导致风俗败坏，国家沦亡，故指责它对为政有害。通过对梁陈隋亡国之主的分析，魏征等明确主张文学对主体具有一定的影响，绝不可能像“立身谨重文章放荡”那样截然两分、互不关连。虞世南劝诫太宗作艳诗也是此意，显然并不认为只要政治清明即可，作为娱乐爱好的文学也必须“约之以礼”，以绝浇风之端。魏征、虞世南有关政治与文学的论述以其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和人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观察，成为当时相当有说服力的主流话语；他们本末分明、急缓有序的价值观念体系，无形中塑造了初唐的文学理解和文学感觉氛围。然而现实中文学仍有相当广阔的存在空间，有着热切用世热情的文人士子，既盛饰文辞以求仕进，又刻意以摒弃雕虫、高扬器识为标榜，这正是初唐的时代语境和文人的生存处境使然。
一、从唐太宗的矛盾说起
唐太宗对魏征的政本儒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上是全面接受并积极开展的，在有关文学理解上也相当认同。从文学和政治不能截然分开的理解出发，太宗在正式表态场合一定会毫不含糊地申明反对六朝式写作的立场，对之保持警惕的距离。尽管如此，太宗对六朝式文学的态度终究不如魏征和虞世南那么理性。
太宗“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卷七三)，对南朝文明文化有强烈的倾慕。史载他酷爱王羲之书帖，亲自为《
晋书》陆机传作序，对陆机诗文作了精当而又热情洋溢的评价，显示了优秀的文学鉴赏力。太宗自己尝仿作宫体艳诗，但同时又激烈抨击汉赋、六朝帝王诗的华艳浮靡，无益治道。如果太宗认同梁简文帝的文章立身两分论，把文学与政治分别对待，那就大可不必抨击了。太宗一方面对王师旦取士时黜落以文辞胜的张昌龄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对张昌龄后来所上的颂文颇为欣赏。虞世南每有佳作，太宗时常吟咏玩味，但对华丽优美、摹写物态一类文学始终限制在私心爱好的范围。虽然贞观宫廷文会频繁，太宗诗赋创作颇丰，但却又拒绝大臣邓世隆为他编文集，其理由是：“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深恐时人和后世帝王会因此把文学看得过重，掩过为政之本，以致重蹈六朝覆辙。再加上魏征、虞世南等力避六朝式华丽靡弱写作，虽不能尽脱南朝旧习，实际艺术成就也未超出六朝的水准，但内容上经常借诗文唱和以表达箴规。魏征唱和御作“时时约我以礼”(太宗语)，虞世南更对艳诗苗头直言谏止。由此可知，太宗一方面由衷：喜爱六朝文章，但一方面又对之大加伐挞，对文事取贬抑态度，其看似矛盾的文学观背后实有着魏征式本末论的逻辑和作则垂范的良苦用心。这一内在逻辑就是，为政者首要的素质是德行，仁德之心，爱民之政既备之后，文学之事可以作为艺术修养和趣味爱好存在，而这一顺序颠倒过来的话则会导致亡国之祸。
从太宗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可看出魏征思想框架强大的规定性。太宗尚且心悦诚服，自觉克服私心爱好，使自己的文学认识纳入了这一政教理念之下，更遑论唐初士大夫、文人儒士了。贞观朝上下贬抑文学的言论或是魏征的同调，或是魏征本末论思想氛围下的共识。如辅佐太子承乾的大臣张玄素向太子进言，亦称文臣之用不在其雕章琢句，而在其通教化治道，知儒学之根本(卷一四八)。即使文学实际上身价不菲(详后)，但在其时意识形态场域中却一直未能占据正位，文人即使是贵臣，提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总是自觉地谦抑。太宗朝的岑文本起初以《籍田赋》、《三元赋》受赏识擢升，后被太宗亲自举荐为取代颜师古的制诰重臣，但他并未自恃其才，迁升至中书令之日竞言受吊不受贺，自谓“非勋非旧，一介书生，能不忧惧”，“本江南布衣，只期县令侍郎”，始终慎于政务，如履薄冰，甚至不置产业，说自己已经所得过望，处世极其收敛。
二、初唐文人对文学价值的贬抑
魏征政本思想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定位、文人的自我意识和文学写作方向。由于文学在对前朝的政治检讨中被作为妨害了治道之本的末的一个层面加以批评，在特别强调为政之本的时代氛围里，这样的一种末尤其受到高度警惕乃至敌视。人们从历史教训中抓到了“本”，不但以此来评说历史，而且以此来要求当代。最能反映魏征思想场域强大影响力的是王勃、骆宾王、陈子昂这样的初唐代表文人对六朝式写作的贬抑，以及连带对自己作为文人的贬抑。
王勃工于诗赋，为此付出相当的心力，杨炯为王勃集作序，所论当是知言。他说王“在乎词翰，倍所用心”，但同时却又对经营文事本身持鄙薄态度：“君以为搞藻雕章，研几之余事；知来藏往，探赜之所宗。随时
以发，其唯应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每览韦编，思宏大易。周流穷乎八索，变动该乎四营，为之发挥，以成注解。……君之所注，见光前古。与夫发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状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赞神明，非杼轴於人事；经营训导，乃优游於圣作。於是编次论语，各以群分；穷源造极，为之古训。仰贯一以知归，希体二而致远。为言式序，大义昭然。”(卷一九一)王勃否认文学本身的价值，他更看重的是“知来藏往”，“随时”、“应便”，稽古察微。为此他既精研易学，为之作注，要“幽赞神明”，“发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状”，又编次《
论语》，“经营训导”，揭示大义。他的为学志向实不在文词，“搞藻雕章”只作为“余事”。
再看王勃的自述：“某性惟懵昧，识谢沈冥。蒙父兄训导之恩，藉朋友琢磨之义，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忠孝为九德之源，故造次必於是；审名利为五常之贼，故颠沛而思远。……嗟乎，盖有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辨焉而不穷，酌焉而不竭，抱膝无闷，盱衡自得。彼悠悠小技，焉足为君侯道矣?自非奉闲宴，接清谈，未可一二言也。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谨录古君臣赞十篇并序，虽不足尘高识之门，亦可以见小人之志也。伏愿暂停左右，少察胸襟，观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卷一八○)这封书启写于武后当政时期。从自述中可看出王勃特别标榜自己的儒学家教，至于自己的文章才能，他认为是“悠悠小技”，不足为道，特别明示自己的述作有别于闲宴清谈之文，而另有“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的胸襟。
王勃为文多有追求宏阔的趋向，撰有多篇大赋大颂，背后实有在武后朝大设明堂礼典的特殊政治情势下，效法许敬宗之徒以宏大篇什得幸的政治企图。然而，他一面四处投诗献赋，积极干进，希图以文章一鸣惊人，一面又声称反对以诗赋取人，耻于以篇章自媒；一面苦心经营枚马式赋颂，一面又堂皇地申斥枚马，与之划清界线。其立场的旗帜鲜明，论调的高昂偏激，甚至超过陈子昂。其鄙文之论固是源出其深究天人、轻视雕虫之家学传统，但更由于是出现在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干谒书启里的表述，就不能完全视之为王勃个人化的主张。按王勃行谊，他是急于出身的，曾多次向多人干谒，渴望得到当道者的赏识，因此可以推知王勃此说当不在申述自己的真理追求，而在揣度裴侍郎的好恶以持论，其上书的公开性也决定了他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只能是迎合而不可能是背反。
适可参照的是，骆宾王亦有一封上裴侍郎的干谒书启保存下来，其中贬抑文事的表述与王勃几无二致。骆宾王一面呈上精心结撰的《帝京篇》，一面声明自己的文学活动是“体物成章，必寓情於小雅；登高能赋，岂图荣于大夫?盖欲乐道遗荣，从心所好，非敢希声刻鹊，窃誉雕虫。至若资丑行以自媒，炫庸音而苟进，固立身之殊路，行已之外篇矣。”(卷一九八)显然也是将“重道轻文”视为裴侍郎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取向。
陈子昂《上薛令文章启》：“一昨恭承显命，垂索拙文，祗奉恩荣，心魂若厉，幸甚幸甚。某闻鸿钟在听，不足论击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羹藜之味?然则文章薄伎，固弃於高贤；刀笔小能，不容於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藉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岂图曲蒙荣奖……方当拔俊赏奇，使拾遗补阙，坐开黄阁，高视赤松，然后与稷、契、夔、龙，比功并德，岂徒萧、曹、魏、丙，屑屑区区而已哉?……文章小能，何足观者?”(卷一一四)这里以文章为圣贤不取的薄伎小能，“道德之薄”，特别自恨以淫丽文辞陷于俳优之列，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与古昔贤臣比功并德，而不愿如前代文士那样庸碌卑琐。与王勃等人的上书策略一样，既为干谒之辞，其对文章和文章之士的极度否定，当不违陈情对象薛元超的观点。陈子昂通篇以二元对立式表述来区别文学与道德、文人与儒士的分际，以对文学的贬抑极力讳饰自己的文士身份，从而使当道者改变对自己的类别印象。
裴行俭、薛元超等人并未因这些文人的自我表白而重用之。在整个时代文学边缘化的氛围中，文人仅有轻文重道之论一端，不足以令当道者刮目相看。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人的干谒诉求及其仕途败绩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场域。魏征所确立的本末论框架在唐初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但左右了文人的文学理解和为政理解，而且主导了人物品藻和选举的标准。太宗时代时有张昌龄等人以文采名动京师，但王师旦知贡举时却黜之不取，太宗过问，王师旦回答说：“文词浮艳，为人轻躁，恐误导士风。”太宗深以为然。裴薛等都表现出了贞观朝观念继承者的立场。掌选举之权者并未把文学才能视为首要素质，而坚持以德行为门限，对露才扬己的文人报以怀疑的眼光。这与魏征对六朝文人的评价如出一辙，主导倾向是重德行器识而轻文辞。
初唐这种对文学和文才的边缘化处置，与去其不远的前后历史时期对照更可见出唐初文学感觉的特殊性。隋时齐王暕慕名召王贞，“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遣问安不。”齐王又索文集，王贞作启云：“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卷七六)如此对文章有源自圣贤的崇高定位，对文才亦有高度自信，在初唐罕有其匹。可以设想，如果四杰生在南北朝时代，以王褒、庾信受尊崇的程度，即使身为囚虏也因其文华辞采受到统治者礼遇，已大有文名的王骆等人以文求售时绝不至如此低调。初唐文人的自我贬抑，不是泛泛的谦词，而是贞观以来的本末论框架制约的结果。对比后来李白、杜甫等盛唐文人的干谒书启中的昂扬盛气，这一特点更为明显。
三、初唐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
魏征思想的主要关注点在政治和社会教化层面，意本不在专论文学，间或涉及文学的某些重要层面，持论亦破多立少，但我们仍可从其史论中窥见他的一些文学建设思路。
魏征批评六朝人妨害政本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相反，他高度重视文学，赋予文学以应有的甚或理想的承担。魏征政教思想中最根本的本末结构中，礼乐、文学处在一个基本无害于政本大体的位置，至于如何让它们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魏征等人也在努力探索。他说：“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日：‘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日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
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卷七六)魏征明确认识到了文学的多种作用，在肯定体现礼乐政教内容的文学之外，还肯定抒写申忧怨之情、比兴寄托、以下情上达的文学，并未简单化到仅肯定直接服务于儒道目的的文学。
魏征在其近代史论中所提出的融合南北文学之长以建设文质彬彬的新文学，毋宁说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建构方案。他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卷七六)而实际上，其时南北文学实力根本不对等，北方在经学上尚有可称(杜淹《文中子世家》称王通曾问学于北方经学者)，在文学上则几无自己的成绩和经验可资借鉴。如周书所云：中原版荡，文章黜焉，二赵、燕、秦虽有知名文士，“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争。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卷四一)。新的文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南北相加形成。反拨六朝的文学应当如何建设，初唐形成了一些思路和尝试，如令狐德棻即试图在重文与重儒之间持论，寻求一种文与儒相结合的新文学：“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瑩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卷四一)这也代表了唐初一些不满于时代风气的文人的文学理解和创作追求。
初唐实际的文学建设还与这样的理想有很大的距离。即如六朝文学的批评者如太宗、虞世南、魏征等虽对南朝的文词浮艳有所批判，但其自身的创作准备源出南朝(虞世南年轻时属文颇受徐陵赞赏)，也只能是以南朝文学为学习对象。虽然在诗文创作中的气格境界融入了一些唐朝开国的阔大胸襟，但并未能开创文学新面貌。太宗的诗歌温婉秀雅，颇近南朝风格，尝被后世讥为“秀士之诗”而非“帝王之诗”。至龙朔初，整个文坛的风气更是“争搆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风，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卷一九一)。可见，廓清六朝靡弱文风，建设一扫六朝积习的新文学，理论认识上已经清晰，但在实际创作中走出一条路来尚需假以时日。
这里着重探讨政本思想框架下几位有代表性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他们对六朝文学的反思批判、对南北文学特色的概括、对新文学的建设方向基本上是有共识的，虽有程度差异，然大致不出魏征的政教思想场域。但文学观念与其创作实际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构的，其间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张力。
杨炯曰：“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僶大猷，未忝前载。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於礼乐。”(卷一九一)他上溯六朝文学的源头而从思想内容上予以全部否定，比魏征走得更远。
王勃曰：“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於前，枚马张淫风於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於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於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庇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於翰墨之间，求材於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卷一八○)主张衡文的标准是圣人君子之训，文章应当有化俗经国之用。对屈宋以降、汉魏六朝文学几乎全部否定，认为都是有违圣人之教、无救国家危亡的文，今当“激扬正道”，“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诗赋舞咏皆宜关乎风俗教化，铨才擢士不宜依据翰墨简牍。通过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重新建构，得出淫丽之文出而儒雅之道丧的结论，从而把文学与儒道对立起来。
王勃的创作被其同调者认为是突破了雕虫文学的局限，开辟了新境界。杨炯《王勃集序》曰：“其有飞驰倏忽，倜傥纷纶。鼓动包四海之名，变化成一家之体。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事，成受气于文枢。出轨躅而骧首，驰光芒而动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于此乎?”“于是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纮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矫枉过正，文之权也。”杨炯这些热烈的赞辞都是在肯定一种对六朝式写作的反拨。
王勃文章这种宏博阔大的格局，“经籍为心”，“风云入思”的内涵，“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风格，其成功的篇什大致符合魏征、令狐德棻的文学期望。文学革新的大方向是要反六朝而行之，王勃作为领军人物功不可没，但正如杨炯接下来指出的，当时天下文人竟效王勃体，惜乎多为“矫枉过正”，“妙异之徒，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溯之制。谬称相述，罕识其源”。王勃的创作虽有宏博的追求，但其片面对反六朝的结果，其末流不免堕入纵诞粗豪，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前朝河溯之偏失。此外杨炯本人的文章“如江河滔滔，取之不竭”(张说评)，也体现了以宏阔反拨六朝卑弱气格的努力，但作为新文学的成果尚不够成熟。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见《修竹篇序》、《与东方左史虬书》等，总体思路不出魏征所确立的思想场域，其反六朝而行的方式是走向复古，回归六朝之前的汉魏。所取于汉魏的不是其华丽铺排，而取其风骨兴寄以矫正六朝的空洞浮靡。他有相当成功的文学实践，其《感遇》等诗篇乃是彪炳千古的作品。然而这并非是其文学理论的直接成果，简单复古未必能超过前人，其《感遇》诸篇并非如其主张的兴寄之作，而是他以其丰富、
驳杂、深邃的哲思，把自己蕴蓄已久的对神秘宇宙的思索、对易学术数的推演，化为慷慨悲郁之气，自然发为诗歌的感兴，唱出了不同凡响的人生悲歌。至于其直接回应其文学主张的作品，则如皎然《
诗式》中所评的“复多变少”，缺乏足够的创造性。标榜与六朝文学完全对立、拒绝六朝文学经验的陈子昂，既受到初唐以及盛唐前期人卢藏用的激赏，也受到其后颜真卿、皎然的讥嘲。其中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魏征思想场域的变化：前者在魏征场域之中其文学观推奖反拨前朝之功，后者在魏征场域之外质疑其作品对古人的因循。
四、文学在初唐的实际存在空间
初唐百年来的文学感觉空间一直在贞观朝意识形态的压倒性笼罩之下。贞观以来确立的对六朝文学的检讨中，虽然魏征也肯定南朝有辞采之美，文学有礼乐和申情之用，但对南朝文学内涵和文人品行则绝不宽容，其严厉批判本身使得在人们的印象里，文学指的就是六朝式的文学，是价值无多的雕虫小技，甚至是妨害政本的罪恶渊薮，因而人们普遍言文学而色变。文人本身也不愿以文学才能相标榜，对文学的价值大加贬抑。
不过，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价值被否定，作为世俗功利价值则被肯定，作为可能引起权门势要乃至最高层青睐的得力工具，作为士大夫的修养、爱好，风雅趣味的象征，文学的身价为人们心照不宣。因而在这种压抑中，文人实际上一直未停止过对文学的追求。从太宗起的几朝皇帝都喜欢诗赋文辞，太宗表现得尤为突出，开文学府、弘文馆，特别宠爱有文学优长的魏王泰，甚至由此酿成太子废立的祸端。太宗重用文臣，薛收、杜如晦、魏征、虞世南、王珪、褚亮等文士都得以登上高位，有些看起来似乎是平步青云，坐致公卿。此后武后对文士亦不吝官爵，沈宋李峤、苏铤等似仅以文学得高位，并无他能。武后、中宗宫廷都有爱好文艺的风气，“白云起而帝歌，翠盖飞而臣赋”，“大臣以无文为耻，右职以精学为先”(卷二二五)，文学在此时给了中下层士子跻身上流的希望。心怀热望的士子们大多数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文学在价值座标中其实并不占据正位，不过是帝王点缀升平的一种工具，宫廷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武后、中宗尽管爱好和鼓励诗歌辞赋，仍不过是用以点缀庙堂或娱乐，其地位无出被视为雕章琢句、劝百讽一的汉赋之上。以文学进用意味着至多不过成为帝后王公的文学侍从，在文会雅集上能诗善赋，属对机敏，固可荣耀一时，但并不能真正经世用事，施展怀抱。故有些清醒的、有抱负的文人如王勃就不满足于以文学进用，干谒时不愿突出自己的文辞之能，而更愿意显示自己的器识才干。不过对大多数普通士子来说，陪侍君侧也是相当的荣耀和进身的机会，况且，由于神龙年进士科始加试诗赋，其实在此前后无论考试内容是否以文学为主题，即如时事对策之类，词藻表达、文章形式等也都会引起应考者和主考官的相当重视。文学成了可以抓住的进身之阶，在世人眼里其重要性自然空前上升。尽管人才进用有诸项指标，但具体操作上有司往往“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被干谒的势要者也是“器人於翰墨之间，求材於简牍之际”(卷一八○)。司马光评高宗朝的选举即概括为取士以道德，考试以文学。种种因素加起来，长期以来朝野上下对文学之事一直趋之若鹜也不足为怪。至高宗、武后朝，统治者好大喜功，热衷封禅等盛世礼乐，宏大其词的赋颂文章正迎合其心理需要，且有许敬宗等以大赋大颂备受青睐，炙手可热，朝野文士争相模仿，即反映了希图以文章擢拔的普遍心理。
唐初士人汲汲于文事除了上述现实基础以外，对虞世南这类贞观文士得以大用的误解是另一重要原因。
贞观年间大批文臣得到重用，荣宠贵盛，成为当时及后世文人仰慕仿效的偶像，大大激发了当时及其后世文人的用世热情，他们觉得仿佛是仅凭文词华美堪掌制诰，经义精通堪为帝师，就能俯拾青紫，坐致公卿。于是那些精通文学和儒道的文人们，踊跃投诗献赋，希图以文学侥幸进身，而且自以为具备王佐之才，足可经纶天下。而随希望落空而来的时命不偶之嗟，世道不公之怨也是出于同样的理解。陈子昂、王勃等人莫不如此。其实，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
卢照邻在一篇文章中投射了对贞观文臣的典型想象，寄托了初唐文人的自期。“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於万国，舞干戚於两阶，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於斯为盛。虞博通万句，对问不休；李长于五言，下笔无滞。岑君论诘□□，听者忘疲；许生章奏翩翩，谈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达旧章；魏太师直气鲠辞，兼包古义。来(缺十二字)褚河南风标特峻，早锵声於册府。变风变雅，立体不拘於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於百氏。自豸冠指佞，鸡树登贤，内掌机密，外修国史。晨趋有暇，持彩笔於瑶轩；夕拜多闲，弄雕章於琴席。”(卷一五六)
促成文人坐致公卿这一空前神话之形成的，当首推虞世南这样的人物际遇。凌烟阁图中的二十四功臣，除了魏征、虞世南两位文臣以外，都是为李氏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贵戚。魏征作为《
贞观政要》里太宗的首要对话者，以其谏诤之言和思想方针在整个贞观时代的主导地位，能“登瀛洲”是没有异议的，而虞世南竞获此殊荣，在后人看来则纯是凭着文士身份和文辞才能。史载虞世南确是典型的书生本色，沉静深思，在陈朝时以文章婉缛深得徐陵称赏。入唐，太宗亦常吟咏其诗句，赞叹其博学。然而，有一件小事颇值得注意：太宗尝戏作艳诗，令虞世南和，而这位昔日的徐陵弟子竟进表劝谏：“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卷九)这显示了虞世南对君臣关系、风俗教化等政体大节有深刻的认识，并非一般的文学侍从之臣。牟润孙先生认为这是虞世南畏惧朝中北人势力而对南方文化作所的批评姿态，我认为这似不合虞氏之忠直性格，当是出于其政教建设思路。今见虞世南集中，其入唐后除两首乐府旧题咏闺怨外并无浮艳之作。《赋得慎罚》诗论慎罚宽厚之政，主张教化廉耻，削减繁苛，与魏征持论一致(卷三六)。其《论略》纵论唐前历史上帝王、大臣为政得失，在比较中往往能透过其表面的功过，拨开既有定评，直指问题的本质，剖析判断极其精辟，表现出堪与魏征比肩的历史反思深度，故太宗特别喜与其讲论史事，探讨政治得失。虞氏卒后，太宗格外哀痛，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手诏魏王泰日：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诤之。今云其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卷九)。这才是虞氏为太宗所推重的真正原因。如取大致同时的许敬宗为对照，更可说明问题。许敬宗是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基本算是纯粹的文士，以制檄草诏之能为太宗所用，但许氏终太宗之世并未见大用，其登相位是在武则天时代以奸佞得逞。虞世南和魏征并非封德彝所理解的只知拘守经义古道的“书
生”，而是清通明达、兼通时务的通儒，是通识大体、对历史、现实、世情、人性有敏锐深刻体察的思想家。当时或其后文人虽与虞世南的时代相去不远，但由于缺乏对实际政治关系的洞察，蔽于表象，产生了上述误解。卢照邻将许敬宗视为与虞世南一样“以文章进用”者，正显示了当时文人的误解症结。这样一种误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了文人心态和文学表现，影响至为深远。
虽然有与误解相伴随的对文学才能的过高期许，另一方面，由于对魏征本末价值体系的认同，唐初文人对文学之事本身又持相当鄙薄贬抑的态度。他们往往既盛饰文辞，冀以文学耸动视听，同时又在表述上极端否定文学的价值。他们是如此的热切，以致在干谒自陈的时候，似乎觉察不到自身逻辑的矛盾。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因误解贞观文臣而妄以公卿事业自任、接受了本末论价值体系而又不能通达政本的文人们，一朝遇挫便怨嗟时命，不能反躬自省以求改善。此类由遇挫而生的怨愤的文学，也构成了初唐文学的一个景观。
五、余论
目前唐代文学批评史学界的通行观点大都认为，魏征的文学观念大致可定位为汉儒诗教说的复归，其旨归在以儒道充实文学内涵，改造文学面貌，但轻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艺术探索，故其儒家文学观功过参半；有些研究虽然标举魏征的“南北融合文质彬彬”说，但基本是从载道文学观的角度进行评价。我以为，这些说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问题，忽略了政治思想理论发生作用于文学的介质和过程。文学并不是能在政治号令下直接、随政治家的意志而转移的。何况，魏征并不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初唐文学革新的文学理论家和创作指导者、示范者，他的政教言论、文学理解能否为初唐文学创作者广泛认知，能否直接诉诸文人学者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意识是颇存疑问的。对初唐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有所作用的，与其说是魏征本人的何种文学观，不如说是魏征政本观念所造成的思想场域。魏征式的文学观念作为政教本末论的一部分，透过主流意识形态渗入了唐初士人的观念意识，故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人无不在理性认识上标榜与六朝式文学的决裂，在以工对华章博取青睐的同时，特别强调自己所致力的实为经天地纬礼俗之文，绝非六朝式的雕虫之文。至于他们的实际创作，或有意复古以避六朝之嫌，或仍不免于雕琢骈偶。有所变革者，则在一种阔大之境中自觉开辟。
魏征所确立的政本思想场域对初唐文学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应当有两面，一方面在创作倾向、思想境界上有革新、充实和方向性指导，在此方面有开启盛唐文学之功；另一方面当在对初唐文学对六朝艺术成果的吸纳上有所妨害。后者从理论上说是成立的，但观察初唐诗文的实际写作状况，除了在贞观朝文会的箴规诗作上有所体现外，实际上产生的后果甚微。魏征在痛斥南朝文学的同时对南朝的文学经验有所肯定，其融合南北说更在吸纳转化六朝文学方面留下了余地。由于初唐文学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方式，初唐文学在高举反拨六朝的旗帜下也一直没有割断六朝文学传统，没有停止对六朝文学经验的汲取，为盛唐文学艺术上的完善作了大量准备；甚至那些最激烈的宣称与六朝文学划清界限的文人，他们的文学能力的养成无一能略过六朝这一源泉。
魏征之说是初唐政教理论的主流方向，但并非唯一的方向，初唐思想河流中还存在其他思考方向的支流，比如黄老之道、易学义理、佛教思想、法家的崇尚刑名观念、儒学的礼乐复古思路等等。魏征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明显的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影响。这些思想支流在唐初也有活跃的时期，但基本上都没有动摇魏征和太宗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框架。开元以来，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盛唐，四海升平、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之后整个社会日渐形成的盛世意识及文人的盛世表述，唐初数朝累积下来的文教建设和文学发展，尤其是开元年间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制度等等，各种思想因素相激相荡，再加上现实政治的催化剂，诸种精神、物质条件因缘凑泊，整个意识形态场域受到来自不同外力的冲击和挑战，新的要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本末价值的框架于是重新建构。
魏征政本思想场域在价值观念层面对六朝式文学、雕虫之术是不开放的，文人真正彻底解除束缚、自由地展现对写作艺术的追求，并达到文学感觉的空前舒展和高扬，尚有待于这一场域的改造者——文儒逻辑的诞生。那将是开元时代张说的历史承担。
(责任编辑 党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