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陈宇慧　译122,123,124,
       摘　要：耕作的艺术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开启了西方世界自然主义的进程。我们应该在城市中保存自然。一个好的城市应该重建和恢复自然的本性，聆听生命世界自身的语言。
       关键词：园林；风景；技术；耕作；自然
       中图分类号：B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22—03
       第一位园丁是个女人，而第一个花园的创造是因为她发明了篱笆——至少这是丹麦园艺设计师卡尔·索伦森的理论。在他看来，园林艺术是风景和技术方法交织的产物。通过精炼灌溉技术，这些古典的、大陆的园艺呈现出了它们的特征。
       古德芒德·尼兰特·布兰德关于园林艺术的实质的理论指示了另一个方向。尽管他推荐来自农业风景的灵感，但实际上是以推崇园林艺术为目的的。他以一种至关重要的，或者说以一种美学和生物学的自然观点来区分认知和联系。
       如果你认为耕作的过程是一种精致的对待风景的方式，是耕作的艺术，你就可能区分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物理的、生物的严肃方面；另一个是索伦森所说的产物形式，即美学和社会学方面。这在布兰德的理论中是关于想象和解释的部分。这两个方面都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
       建筑中的风景，即建筑艺术，虽然有点不同，但我仍将其归于耕作的艺术。作为建立风景艺术的建筑学，它创造了空间、建筑物和遮挡物。而耕作的艺术是已经存在的标志，因为它见证了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能够进行耕作这一过程是人类的、社会的行为。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就好像音乐有声音的语言，电影有胶卷的语言，农业风景也有它自己特殊的语言。耕作的艺术有两种语言，我把它们分别称为种植业的语言和畜牧业的语言，这和人类在地球上耕作的两种不同方式——种植或者畜牧，人类是作农民还是作牧民是相一致的。在这种人造的形式中，我们用语言谈论关于创始、生长、创新、控制和行动。而在它原始的、明显的自然形式里，语言谈论关于自我规则、平衡、成熟和存在。在第一个解释中的重要性在于你做了什么，在第二个解释中的重要性在于你是什么。
       如果我们假设艺术的语言可以用于理解和处理一个社会的概念，那么耕作艺术的语言可以做到更多。它谈论的不是个别的意义，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给已经存在的解释学和语义学的构成框定了界限。当我在持续的讨论中形成了对现代耕作风景的疑问，不管它的真与美在于人们添加或者创造的成分，或者来自自然，答案显然是天然的，即导致了农业中的畜牧业形式。教化的和人造的逐渐被认为是自然的，因而是真的和美的。而以前的理想从牧业风景而来，现在的理想是在耕作的风景里，在橙色的林子里，在南方的梯田里，在那些人类的手更多会出现的地方。
       为了了解后现代，多知道一些现代西方历史是有必要的。在1968年，包括美国人，法国的非政治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荷兰人和德国人，都对一时冲动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有种彻底的信念，他们想回归本性，这就是重建和恢复自然本性的纯洁。
       蕾切尔·卡逊支持这些观点，他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由人、牛和鸟组成的城市。因为空气、水和地球上的化学污染，那里的生物先病后死，然后，一种奇怪的宁静感降临。如果鸟类和昆虫对于幸存的人类是重要的，那么浇灌、截断和修剪它们的生存支柱是悲惨的事情，花朵和果实应当留下来，也应该让草长得更高。
       1973年荷兰艺术家路易斯·雷·劳尔写了一本书《自然机器：那些自然》，这个标题就暗示了人类错误地把自然看做机器，可以随意开关。劳尔的“耕作的艺术”的简单理论开启了西方世界自然主义的进程。这成为了一种美学基础，它将其自身与人类干扰下形成的美丽画面隔离开来。另外，有一种想法认为去重建一个特别的迷失风景，去设计一种文化的风景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已经在先前的时代得到过很好的实践了。在小范围内，他们理论的结果是应当修剪得很短的草被允许长得很高，杂草可以长到床上了。
       在较大范围内，自然的保留与森林和新生态系统应当渗透到城市中并与之相关联，高速公路和机场相交集的城市风景应当被划分成小块的农田、花园和藏在森林后面的格子小路，那样你就不会再看到城市和农田了。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推荐我们聆听生命世界自身的语言。他认为用电脑或者数模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城市的结构可以被一种由许多模式联合的系统所创造，就好像语言被很多词语所创造。他声称一个好的城市会被许多树所点缀，而公园应当灭亡——它是做作的。
       那些没有栽培过的、人造的风景，城市房屋造成的有力的街道、锋利的林地，有很多阔叶草和花朵的农庄，从现在开始，在这些花园里，自然的手主宰了建筑学的语言，它们变成了“自由之地”和绿色的空间。其品质与人力干预成反比，虽然有差异和许多种类，自然仍然可以自我调节来适应外部条件。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城市中保存自然这一理想在瑞典已经得到了显著实现。群岛和阔叶草地，闲逛的权利和民主放松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共生。时至今日，自然已经变成了人们尊敬的一个朋友。地面变绿了，屋顶上覆盖着草坪，花园垃圾被做成混合肥料，太阳辐射和雨水被回收利用。建筑的情况改变了，大量的土从新城市、倒塌的房屋和战争废墟里被挖出，然后堆积起来。而且很幸运的是，平地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土壤形成了起伏的山丘和弯曲的河岸。
       “帐篷是不能形成的”，弗雷·奥图评论那个本应覆盖住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景和看台的穹顶时说：“它们按照形式的寻求过程来建立，它们有顽强的意志不在错误的时刻设计。”伊丽莎白·卡斯勒在她重编的《现代花园和风景》一书里写道，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守护者，而是破坏者。她举例指出这种变化引起了建筑风景的美学革命，并呼吁我们关注伊恩·麦克哈格——他批判哈佛设计学院排除了自然和历史的教育。麦克哈格认为自然是一种进程，他将生态学引进到了教学中，并把他的观点写入了《设计结合自然》一书。
       本哈德·括特宣称他觉得荒地比街道和城市更让人觉得亲近。基于“艺术和自然是平行的”这句箴言，他在自然和历史风景的交汇点建博物馆，并把这种单一文化的风景变成拿破仑时代下的形式，那个时候在梯田上有小块的农田和果园，峡谷上有可以放牧的森林，山谷里有柳树、池塘和草地。
       “荒地和废弃的土地曾经是郊外原始风景的同义语，是仅仅对隐士和野生动物有价值的地方。”安妮·斯本在《风景的语言》一书中写道。荒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乐园，而另一方面，考虑到人类正在破坏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城市变成了废墟，自然和社会上下交织成记忆中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景观。
       如果成排地栽树是代表文化的话，腐蚀钢板就代表自然。在炉渣中生长的先锋植物是由铁矿石从世界
       各地带来的。荒地作为完结的工业——基础设施和生产中的港口、机场、污染的地方，一起转变成了现代的荒地。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就由白桦树组成。恩瑞克·米拉莱斯把巴塞罗那的封闭式砂坑变成了腐蚀的耕地，就好像渗透进了农田，而且好像是被填满了树的绿色坟墓。
       另外一个更快更有效的从自然看到风景的方法，就是从森林里砍下一些清香的松木再把它们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本土化的结论会在地面上修理出很婀娜的风景。变化的季节，奔腾的水流，还有光和风的方向创造了这个空间。你甚至可以在非常自然的十二月的月空下听到山鸟的歌声。
       美国人称呼欧洲的新古典主义为“美丽的城市”，他们谈论到建筑的时候会涉及到城市的计划编制和喜欢修饰的艺术。罗斯、艾克波和凯利在19世纪30年代就将这种风格从美国式的耕作风景中甩开，并且不希望再看到它。但它以一种古典的、欧亚混合园林艺术的形式回归了。这种历史性可以参考从伊斯兰教式的园林发展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的园林的过程。
       在波士顿公园前拍的96贝果的照片被放在耕作风景杂志的头版，虽然玛莎·施华兹争论说这些贝果很简单、廉价、容易上手和能抗旱，但编辑还是被解雇了。在这些语言中，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的各种流行过的文化都包括进来了。此外，从现在开始覆盖在上面的铁丝网也是在耕作风景中可以接受为有条理的排列。
       在巴黎，肉市场和餐厅都关闭了。马厩和拍卖大厅都留出来，有喷泉和风景，浇铸的铁篱笆、老式的灯和长凳也被加上了。有新的排列条理的分层铁丝网和斜纹的常青树，街道上有立体铸铁画。“良好世纪”的氛围出现了，因为新理性主义和后现代的设计师，街道成为通往过去的途径。菲亚特·内维思马以自由的方式选择了后现代的历史档案。在柏林的IBA国际展览，这些类型被混合了，就好像古典的带庭院的房子与绿色的有回收废水和温室的建筑相结合。法国的宝石项链、烹饪、红酒生产和古典花园被用于传达他们的文化身份，这种关联来源于这个民族的全盛时期，他们国家的探索者和水手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
       在克利尔兄弟的新传统重建计划中，古典的建筑语言得到了重生。就好像在早期的古典主义中，正式的建筑语言是和耕作风景中的牧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在克利尔对威莱特地区提出的建议中，毁灭性的路旁树木长在柱子和山形墙之间，公园里面是水孔，缺少的只是放牧动物形成的完美的田园牧歌。之后计划就改变了，它现在需要一个活动的文化合同，一片不是由树木而是由社会安排组成的森林，关键词是多元化和创新。伯纳德·屈米将建筑物的红色标志撕成小片，首先将它们驱散，就像扔进空气中，之后被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通过这种方法，著名的坐标方格产生了。用这种新的结合方法，你可以发现图书馆在游泳池里，经验权力在钢琴吧里穿梭，在温室里游泳，在剧场顶上滑冰。因此尽可能多的关联产生了，就好像城镇美学俱乐部里高楼的楼层一样，在这个俱乐部里，你可以戴着拳击手套吃牡蛎。红色标志的网板被打孔，像流星效应那样被四处蔓延和散播。
       一个陌生的法式起伏呈现在凡尔赛学校的学生面前。可能它伴随着特殊花园开始，厨房和花园是法国文化杰出的里程碑。在活力公园，你可以学习培养这门艺术的基本能力和技巧，它们包括调节土壤与气候、光与影，包括灌溉、排水和种植。培养这门艺术的农业语言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演变。多样性与植物学的特殊形式和生产语法相比居于次要地位，就像他们在苗圃和果园中做到的那样，按排行放置大麻，系统地种植树木。
       在巴塞罗那，从1978年开始，就像在西班牙的其它地方一样，在关闭了鲜肉市场、工厂、铁路、港口和石坑后，留下了受到污染的遗址，并且在“在没有的地方制造出空间”的观念下为公司和广场留下了空间，目的是为了重新给城市风景以尊严和作出策略，并且清楚地说明一些特殊的地方。方法是将计划看做是一个在“定位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格言下的广泛游戏的结果。所有的公园都是在同样充满了不同的语言中创造出来的。材料是碎石、石头、生铁和旧砖，并同白色粉刷的树木和磨光的铁放在一起。几何学是弯曲、蜿蜒的，方向总是沿着对角线，作品是不对称的分层，色彩的层次也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滑稽。公园需要一些元素，比如可以划船的湖，用来跑步的小径，布满草的斜坡和瀑布落下的碎片，这些会提供一种装饰、活力和故事性。在人工的和天然的、明亮的和模糊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沉寂的和充满生气的、人造的和不可触摸的新公园之间，那种普遍的特征截然不同。“美丽的波纹”被压到了一起。
       最初，荷兰人对于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庇基莫米尔地区感到恐慌，但是雷姆·库哈斯却用积极和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庇基莫米尔。他发现了它的千篇一律和野蛮更新。现代建筑的选项并没有枯竭，问题在于元素的重复。你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地方性的、只能进行游泳、钓鱼和散步等单纯活动的城镇是错误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城市风格和密度、千篇一律的风景、建筑之间的含有画一般的小路和散落的树的空地。
       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阿姆斯特丹地区的规划就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在离大城市一个确定的距离上建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这个理念被改为一个“提高紧凑的城市质量”的哲学概念，它和保护风景及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目的相符。因为现代人经常搬家，所以将有很多电话号码和地址。住处是和网络、大众传媒还有运输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开车或乘坐地铁使城市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场景。所以当代人不应该被强迫住在一个能观赏到田园牧歌式风景的家里。一流街区和街道构成的城市邻居关系不适合只期望一个基本条件的当代人。这个基本要求可以是“一个大谷仓”，“一个有着高大工作室和带小房间的塔楼的院子”，再加上海滩、一个在乡村的房子、有饭店式的屋顶等等。这些条件的基础是他需要有个性，独处而不受干扰，这就必须是一个安全的并有篱笆围住的场所。应当把基础和自然结合为一体而不是把自己暴露在它面前。
       一个城市的基础正如机场的灯光和飞机跑道、汽车高速公路上的沥青和屏障一样，它以同样的资格与风景和耕作的艺术发生联系。美和真是按照当代人对体验和身份的要求存在于丰富复杂而多彩的事物，还是存在于最小限度的，单调的事物中，哪一种能和两类耕作方法联系起来?用农艺的方法就是移除，而畜牧业的方法就是放任自流。这两种途径或多或少都在竞争，尽管在上世纪还不是这种情况。
       当前的社会正如其所呈现的那样，其基本的特征是它可以不一样。之前土地的功能是供人们运动和逗留，如今却成为人们彰显身份和探险的工具。为此，田园式的土地和农业土地都是不能满足要求的。现在必须有生态科技化、文化和自然历史素养的进程。突发的经历，即事物总是可以不同，并可能导致一种看起来似乎可以随时改变其形状的无形语言。伴随着突发语言的发展，在复杂的社会中处理成百上千种可能性变成了可能。
       我们生活在一片持续变化的土地上，不仅它的用处在变化，它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土地体系作为一种农业语言代表了一种意义，那就是它并不是随机和独立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其社会属性、史实性和对时间问题的解决方案，土地体系并不只与空间相联系，它与特定的时期也紧密相关。体系化语言的运用与存在的解释、社会变化进程中语义学的形成绑在一起。这是对解释的持续性讨论的主题，它要能调节气候和地球的未来，同时在交流故事的时候不需要消除以前的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玛琳理·哈斯勒，女，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农学院园林建筑学教授，主要研究园林风景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陈宇慧(1985—)，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美学硕士生。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