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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一天,我与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通电话。巴老有语言障碍,主要是我讲成都亲人的近况和问候,不向他提问,以免他着急。那一天他突然说了一句:“你到上海来走走。”我知道巴老想念我,便回答说:“到上海有点困难,等女儿暑期回来,争取到杭州看望您。”放下电话,我心里很不平静。40年代巴老两次回成都,当时我很小。50年代中期巴老路过重庆,我才算以成人的资格与他交往。1964年我调北京工作,巴老来北京开会或办事,加上我出差到上海,接触的机会增多。“文革”中我悄悄去看望巴老,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使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和以后几年,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年一般两次到北京、上海组稿。到上海住巴老家。为了便于交谈,姑妈在巴老书房里给我放一张折叠床,巴老还亲自为我抱过枕头和毛毯来。这是我享受的“特殊待遇”。我和巴老每一次会面,彼此都很高兴。我除了出外组稿,就是在家和巴老摆龙门阵。那些深夜长谈,是长辈对晚辈的启发,又是心灵的交流,我从中得到净化和愉快。
       1982年年底我的工作变动,到了省委宣传部。工作忙得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更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有工作必须去上海。我和巴老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当时飞机票很贵,我的外甥李舒,过去为存钱去上海看巴老,吃饭时只买咸菜。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写信给巴老说,准备只吃咸菜,以便存钱去看他。巴老很快回信说:“你不用吃咸菜。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你买飞机票,实报实销吧。”巴老因患帕金森氏病,写信难;以后听力减退,通电话也吃力。1986年10月3日,巴老在信上说:“我这几个月身体很不好,大概编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最明显的是听力衰退,所以无法同你交谈。”尽管如此,我仍经常去信问候巴老。
       巴老需要我的帮助。1987年3月30日来信说:“我已搁笔,现在心情倒还平静,估计还可以活两三年。这段时间当用来处理后事。所谓后事,除了要把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黎明学院的图书资料全部交出外,还有《全集》和《译文集》两种,《全集》由王仰晨负责,《译文集》我自己在整理,有十本稿子已经交给董秀玉了。这最后两件事,大概都需要你帮点忙,出点力。”我极愿为巴老效劳,但时间从哪儿来?好在只有三年我就该退下来了。1988年2月,我被选为省政协秘书长。巴老知道后来信说:“信早收到。打算回信,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干扰实在太多,因此我常常感到苦恼。……有一段时候我倒希望你退下来帮忙我做点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我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我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时找不出好办法,便主动提出帮助他校看日记。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校看《赴朝日记》(1)。原稿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字比小蚂蚁还小。我要戴上400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见当年巴老在战地生活的艰苦。我这次校看,时间和精力集中,任务完成较好。但以后校看《上海日记》,时间和精力分散,拖得很久,影响了王仰晨的进度,使巴老着急。若干年后见到巴老给王仰晨的信上说:“李致他们不了解我,我比较急,只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幸好1991年我去上海给巴老贺生日,趁客人多的时候,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才把它看完。我实在为巴老做得太少了!
       时间长了没去上海,我想念巴老。巴老思念家乡,终于下了决心,在1987年10月回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回上海后巴老来信说,17天过得这么快,“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不久又来信说:“这次回成都我收获不小,想到一些人和事,我觉得精力充沛。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跟你交谈。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巴老说我理解他可能多一些,我当然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我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理解巴老,既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更重要是应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我在这两方面都不够,已做过一些反思,还将继续再做。至于没有机会交谈,主要是我负责安排巴老整个活动,许多人希望见到巴老,又不能让巴老过于劳累,所以尽管天天见面,却不愿多占巴老的时间。天下真难有两全的事。
       这以后,我大概每隔一年到上海去一次。不能要求巴老多写信,他听电话又吃力。不过我每去上海,除了少数必办的事以外,总是尽可能呆在巴老身边。他精神好的时候陪他聊天,疲倦了就让他闭目养神。他说找不到照片,就为他清理。有时轻轻地为他揉揉手。我的时间安排很紧,有几次巴老都问:“为什么慌着回去?”但巴老处处为人着想,从没有强留过我。有一次我到了上海机场,航班改在第二天,我立即赶回家里,对巴老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巴老高兴地笑了。
       1989年7月,巴老写信给我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然而那时我一天忙到晚,未能满足巴老的愿望。
       1991年我退下来了。为了探亲,我和老伴儿在美国呆了八个多月。这八个月巴老共给我写了三封信。他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在信上说:“你和秀涓难得这样长期休假,能多看看,多休息也是好的。”我满以为回国后有机会多去上海,帮助巴老做点事。但我的老伴儿病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1993年10月,我陪三位美籍华人去上海(这是在美国时约定的),当天下午便赶去看望巴老。巴老正在客厅午睡,姑妈说平常这时巴老已经起来,要叫醒他。我坚持不叫醒巴老。大约半小时后巴老醒来发现我,生气地问:“为什么不早叫醒我?为什么不早叫醒我?”巴老这样珍惜和我见面的时间,使我很受感动。
       这几年,只要我女儿李芹从加拿大回来,我的身体条件许可,我总要争取去杭州看望巴老。但巴老年高,身体不好,有语言障碍,交谈的时间不能过多。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过失。我错过了许多理解巴老发光的“心上燃烧的火”的机会。然而他知道秀涓的病情时,却对我说:“我赞成你对秀涓的态度。”还说:“你身体不好,出远门最好找人陪你。”去年暑期,我的女儿和女婿、儿子和孙女,一起去杭州看望巴老,特别是我儿子会说些话使巴老发笑,巴老很高兴。临别时,巴老对我女婿说:“李致前几年他不来,现在来我谈话已经困难了。”我原准备今年去杭州,但暑期我住医院,以致愿望落空。我觉得对不起巴老,又让他失望,但巴老却担心我的健康,叫我千万不要去。
       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这些遗憾和过失。
       〔责任编辑 李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