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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冲破内心的藩篱
       为写《收获》“八十年代”专栏，我翻阅旧时藏书。扉页上的签名让我忆起往日情景，比如这一本，《外国戏剧》1980年第4期，“八一年八月购于长安街”，原价七角六分，特价三角。我想起六部口那个邮局，当时天很蓝、很晴朗。
       《外国戏剧》对我个人经历来说，至关重要。它原为《外国戏剧资料》，由中国剧协内部发行。从1962年开始，到“文革”前出版了十七期。1979年恢复，出了三期。1980年改为公开发行，每年四期。
       1980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正赶上《外国戏剧》复刊，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因缘。整个八十年代，《外国戏剧》都伴随我、影响我。我和编辑部的一些老师有过联系，如赵鼎真和萧曼。我还自告奋勇为编辑部卖过杂志，卖的是1984年第4期，封面人物是苏联功勋演员阿拉·杰米多娃。
       那一期刊载的剧本是苏联剧作家米·沙特罗夫的《我们一定胜利》，以列宁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为结构，表现列宁一生中的重要瞬间。王燎写的观剧散记，他是我们苏联文学老师潘桂珍的丈夫，当时是中国驻苏使馆的文化参赞。“1982年3月3日，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话剧《我们一定胜利》。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一出戏——即使在莫斯科也不是常有的事。”
       就是现在看起来，《外国戏剧》的内容也堪称奢侈。以1980年第4期为例，十六开，一百七十四页，十四篇文章，其中有魏时翻译的格洛托夫斯基《戏剧的新约》、林洪亮的《波兰戏剧革新家格洛托夫斯基和他的“实验剧院”》、吴光耀的《探索新形式——记梅耶荷德的演出工作》、张黎的《论布莱希特史诗剧创作方法》等；三个剧本：苏联的《第十三任农庄主席》、英国的《埃维塔》和澳大利亚的《被残害的人》。
       1980年全部四期杂志，总共有翻译和创作文章六十七篇，翻译剧本八部。其中，尤奈斯库的剧本《犀牛》(萧曼译)、格洛托夫斯基《戏剧的新约》都与我后来的戏剧工作有关。
       1985年或者1986年，《外国戏剧》面临经费困难，开始减少页码，每期变成九十四页，定价还是七角多。到八十年代末期，《外国戏剧》彻底维持不下去，终于停办。我不确定那是哪一年。
       《外国戏剧》是一份只属于八十年代的杂志，我在八十年代之初就与它相遇，它直接影响我走向戏剧道路。这是某种宿命。
       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是影响的年代，也是实践的年代；是激情的年代，也是成长的年代。我经历了很多人和事，选择了从事半生的职业，梦想过并且实现了最初的梦想，排练过六出戏，上演了五出。1984年的《课堂作文》、1985年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1987年的《犀牛》、1988年的《士兵的故事》、1989年的《大神布朗》和《抛锚》，《抛锚》最终抛锚。这其中，有什么因缘际会和因果关系?上帝之手如何拨动我的命运之弦?弗罗斯特说：林中有两条路。为什么我走了这一条，而没有走另一条?
       八十年代，我受过很多西方影响，无论是人生观、美学观，还是戏剧观念、方法论方面，它们都在我的思想深处留下痕迹。当我总结那十年经历，想概括出一个主题时，我又想到了格洛托夫斯基。
       我找出《迈向质朴戏剧》，扉页上写着“一九八七年冬购于戏剧出版社”。从最早在《外国戏剧》上读他的文章，到去学校图书馆借阅此书，到买此书，到后来看他戏剧的演出录像，到采用他的方法训练演员，到去他居住的意大利弗塔拉演出，他始终都在影响我。他到底影响了我什么?
       中国戏剧界对格洛托夫斯基的引介有过误读，多把他和京剧一起谈。其实，格洛托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一样，与京剧的关系都只在方法论层面。他的戏剧美学和精神本质与京剧无关。他一生的创作分为不同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变化。早期他倡导“贫困戏剧”，只强调演员和观众这两个因素，并致力于两者之间的“对峙”关系；中期，他做“源头戏剧”，走遍世界各个古老戏剧的发生地；后期，他发展成“节日戏剧”，连观众都不需要了。他说：“一群无所畏惧的人待在一起，就是节日。”
       我已有近十年没看过《迈向质朴戏剧》，现在又翻开它，顺着当年划过的笔迹，找到了那一段。他说：“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现在看来，格洛托夫斯基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戏剧态度和戏剧价值观。我曾经做过以“戏剧作为对抗：与自己有关”为题的演讲。如果要为我的八十年代概括一个主题，那就是冲破内心的藩篱。
       2、课堂作文(1984)
       《课堂作文》是我导演的第一出戏剧。1984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八〇级同学的毕业纪念演出。
       如果戏剧导演的课堂应该是戏剧学院，我的则是排演场，《课堂作文》是我自己导演学习的第一篇“课堂作文”。如果有机会存在，这次排演是一次，我抓住了它。我非戏剧学院科班出身，读中文系，却从此以戏剧导演为职业，做了二十多年。如果有缘分存在，这件事就是，它抓住了我。如果有宿命，这出戏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一上大学就喜欢看话剧，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想明白。我当过班级宣传委员，经常为同学订话剧票。上学时和离校后，自己更是经常去看。八十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院团多、剧作家多、导演多、演出多。十年间我看过多少台话剧演出，从没数过。
       那时青艺剧场还在东单长安街北边，去那里看《上海屋檐下》、《风雪夜归人》和《红茵蓝马》，去月坛二七剧场看《红鼻子》，去东四对外演出公司排演场看《高加索灰阑记》，去首都剧场看《贵妇还乡》、《公正舆论》、《屠夫》、《推销员之死》、《小井胡同》、《骆驼祥子》、《茶馆》、《绝对信号》和《野人》，去东棉花胡同戏剧学院看《培尔·金特》和《桑树坪纪事》，去天桥工人俱乐部看《魔方》，去五道口语言学院礼堂看《挂在墙上的老B》，去灯市东口空政排演场看《WM》，去西单民族文化宫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
       北师大八十周年校庆时，学校排演了一出话剧《刘和珍君》。我报名参加演出，演一个教授，跟随鲁迅先生去慰问学生，一句台词也没有。中文系七九级的李蔚青和李惊涛轮流扮演鲁迅。演出时正是夏天，有一次演出时，鲁迅面对段祺瑞，正在义正词严，突然，因为天热，鲁迅(李蔚青)的胡子掉了，观众都笑，段祺瑞也笑场了。幸亏那是八十年代，再往前若干年，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北师大地处北太平庄，八十年代初，还没有三环路。走出学校北门，就到了现在的北三环，路边都是土路。远望楼宾馆已经算是高楼，孤立在那，再往北就是菜地。路南是一个大的农贸市场，我们常去那里，用粮票换鸡蛋。当时每人每月粮食有定量。从家乡拿来的全国粮票要
       先换成北京粮票，北京粮票分为米票、面票和杂粮票。同学们都用杂粮票去换鸡蛋，回宿舍用煤油炉子煮了吃。
       北太平庄当时是城郊结合部，多路公交车在这里中转。路边有很多公共汽车站，铁制站牌红黄两色，一排铁栏杆。冬天，经常看见一排人，捂得严严实实，默不做声，顺着栏杆，挤在站牌下等车。公共汽车迟迟不到。这种场景后来成为高行健剧本《车站》的主题意象。
       我那时最常坐的公共汽车是22路，北太平庄是起点站，终点站在前门。沿线经过铁狮子坟、师大、小西天、豁口、新街口、护国寺、平安里、西四、缸瓦市、西单等。后来又有47路，线路一样，是快车。这条线周边有很多电影院和中国书店。新街口电影院、护国寺影院、胜利影院、红楼影院、西单剧场、首都电影院。新街口和西单商场各有一家中国书店。
       有年暑假，新街口影院连续放映卓别林的影片，差不多是回顾展。我看他的电影，主要是那一次。1985年，在那里看文德斯的《德州一巴黎》，影院里没几个人，我们看了好几场，台词都背得下来。喝多酒后，李忠实和王晓强开始背特维斯摘下电话，背对妻子说的那大段台词，第一句就是：“你还记得吗?有一个男人……”
       大学期间，我最常去的喝酒处是豁口的禾丰包子铺，是那一带唯一通宵营业的馆子。店在路东，门脸朝西。门前空地卖羊肉串，肉钎子是自行车条改的。除包子外，还供应凉菜和啤酒。啤酒是散装的，塑料扎，五角六一升，冰凉可口。白酒是红粮大曲。到后半夜，地上堆满扫地的锯末，湿乎乎的。有不少从西北刑满释放回来的年轻人经常坐在里面，彻夜喝酒。我们也是。我还记得，有年夏天，整夜暴雨，我喝多后趴在马路边吐，看着雨水把吐出的污秽物冲进下水道，人却怎么也站不起来。
       我经常去的还有中国书店，还记得西单商场那家店，冬天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书都堆在中间，随便挑选。整年的《读书》杂志，每本一角多。还有整年的《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杂志，都是我喜欢的。其中就有登载《课堂作文》的《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原价七角，特价三角五分。那一期还登有艾萨克·辛格的三个短篇和卡洛尔·欧茨的两个短篇。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八〇级学生。整个年级有二百人左右，分四个班。一班有个苏州同学童中贵，经常来找我们班的上海同学赵仲明，他们在一起说上海话。童中贵后来成为苏童。我在二班，跟张宇一个宿舍。赵仲明住我们对面。江心在三班。王小在四班。张宇和江心是《课堂作文》的策划，王小是舞美设计。
       张宇是北京人，聪明、睿智，记忆力好、接受力快、理解力强，待人宽容、热心。他1961年出生，大我两岁，是最早影响我的人。他英语和古文都很好，了解一切，而且理解一切。他当时写过一篇论文《人鼠之间》，将开高健的《恐慌》、加缪的《鼠疫》和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放在一起比较，探讨人的存在和异化问题，今天看依然是好文章。
       1980年，是西方现代思潮和现代派文学大规模翻译出版的一年，外国文学出版物之多，可以用饕餮来形容。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两部四册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花城出版社的《在流放地》和《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群众出版社的《一支出卖的枪》。张宇总是第一时间向我们推介这些新书。
       大学二年级，我休了一年学，然后转入八一级就读，但依然和八〇级同学联系密切，尤其是张宇。
       转眼就到了1984年，八〇级同学夏天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好像是5月份，或者更早，张宇和江心来找我，想为八〇级搞一次毕业纪念演出。张宇提议排演《课堂作文》，西德作家埃尔文·魏克德1951年创作的广播剧，张玉书教授翻译，刊登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2期。我们在一年级就读过这部作品，江心和我都觉得好。就决定排这个戏。
       《课堂作文》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外省某城市，一个高中毕业班，全班七个学生，从当时一直到二战后，前后二十八年的不同经历和遭遇”。
       每届高三学生毕业前，齐布许老师都布置同学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如何设想我的一生?”
       这一届七个学生，盖格、克利斯塔、洛曼、米勒、肖尔兹、基里安和厄娃。六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设想。克利斯塔想做考古学家，最不想做教师。最后偏偏做了教师；米勒对一生都做了精确的设计，他也完全按照这个设计在生活，只是结局超出预想，他自杀了；洛曼出身商业世家，预言自己要接手父亲的工厂，他成为了工厂主，却在一次事故中双腿残疾；肖尔兹来自军人世家，发誓为祖国荣誉而战，后来参与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以祖国叛徒的名义被枪决；厄娃只想寻求家庭幸福，她先嫁给肖尔兹，后来是盖格的妻子；盖格想成为音乐大师，却只是当了市立剧院的乐队指挥，因为不愿为金钱放弃音乐理想，和厄娃的婚姻面临解体，这时他们想起一句诗：你们是把枯枝握在枯枝之中。
       这句诗出自当年基里安的作文，只有他没做具体设想，而是写了一首诗。今日重看剧中基里安的诗，心有戚戚：
       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
       是在清晨还是在傍晚。
       也许太阳已经西沉，
       落进树林之中，
       丛林染得一片金黄。
       也许太阳在我们身后，
       我们只是阴影幢幢。
       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
       你自以为恋情正浓，
       可你亲吻的樱口粉脸，
       已经齿牙落尽，
       纤纤玉指已节节红肿，
       你为自己标出前进的道路，
       可是接着你步步倒退，
       或者跳进深渊之中。
       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
       你们手握着手
       一同漫步邀游，
       但是你们难道没有看见，
       你们是把枯枝
       握在枯枝之中。
       你梦见你还完整无缺，
       可是突然坠落摔破，
       犹如栗壳，碎成片片，
       有谁知道，我们走向何处。
       基里安后来患上精神病，长年住疗养院，死于肺炎。在高中课堂上，齐布许老师让他给厄娃解释诗的含义，基里安说：“两个人的手都又干又瘦，像枯干的树枝一样。”
       张宇负责将广播剧改编为话剧，江心负责动员同学参加，我负责导演。我们找美工队成员王小做舞美设计。
       我先去拜访张玉书教授，他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录制过这个广播剧。我找到复兴门广播大楼，电台说是青艺录制的，导演是著名演员江水。我又去东单青艺，青艺人说，江水老师已经去世了。我记不清是从电台还是青艺复制到这盘广播剧录音带了。我们后来用了一些效果声，比如炮火。服装是从青艺免费借来的，尤其是肖尔兹的德军制服。当年，青艺对大学生话剧演出总是无条件支持。
       在《课堂作文》演出中，江心扮演米勒，分到文化部，现在是《中国文化报》市场周刊主编；魏晓平扮演洛曼，支边去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张力扮演肖尔兹，分到北京科影，现在是央
       视《见证——发现之旅》制片人；张宇光扮演基里安，支边去西藏文联，现在《云南政协报》；徐红扮演厄娃，分到北京护士学校，后来与丈夫一起在深圳创办“小护士”品牌；翁自力扮演齐布许老师，他好像是无线电系的，现在美国，我们从离开学校就没有联系，去年，他在我博客上留言：“我是齐布许”；周奕扮演盖格，杨海英扮演克利斯塔，他俩是八一级的，周奕是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分到北京语言学院；杨海英分到北京护士学校；张宇扮演门房，作为第三梯队力量，分去北京市农场局，现为南郊农场职工大学校长。
       毕业前夕，《课堂作文》在学校食堂兼礼堂演出，演了一场或者两场。全年级的师生都来看。我们请张玉书教授来看，他热情鼓励我们，说他就要去西德，埃尔文·魏克德将要过生日，问我们有没有剧照带去。我把黑白剧照和祝贺生日的一封信送到张玉书教授家。埃尔文·魏克德是西德的著名作家和剧作家，还写过以中国太平天国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使命》。他长期在西德外交部工作，1976年开始，曾经担任过西德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他1915年出生，1984年应是六十九岁。
       八〇级同学毕业了。我继续留在八一级读书。1985年春夏，张玉书教授来信，让我去一次他家。他转交给我埃尔文·魏克德写给北师大中文系八〇级同学的一封信、一张签名照片和五本签名德文《课堂作业》剧本。张玉书教授女儿张意帮我翻译了这封信：
       中国，北京／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八〇级学生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我七十岁生日时，张玉书教授把你们的友好来信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他还将你们演出的广播剧《课堂作文》的剧照交给了我。你们的礼物使我深受感动。
       衷心感谢你们送给我的这两件礼物!你们在北京上演这个小小的剧本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我在三十二年前写这出广播剧时从没有奢望过它有一天能在遥远的中国舞台上上演。
       这出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当我描写齐布许老师时，就想到了我深深敬爱的德语老师。另外，除了米勒·代特莫尔特以外，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在我的班上有个同学叫米勒·G，此人有些冒失，还有点狂妄。离开学校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直到几个星期前，我的另一位过去的同学告诉我，米勒·G在三十年前原因不明地自杀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出剧，正如我曾说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因此今天在许多的德国学校里还读这作品。许多学生在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和中学毕业前还以此剧为内容写作文。今天的学生与过去不同了，肯定有不同的想象、不同的烦恼和对生活不同的展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这出戏的一些思想对他们，也许也对你们中的学生有一点益处。
       此信中附有五本广播剧《课堂作文》，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再一次对你们的演出、写的信和美丽的照片表示衷心感谢。
       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祝你们在生活的旅途上万事顺利!
       埃尔文·魏克德
       1985年2月15日
       排演《课堂作文》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导演能力，埃尔文-魏克德的来信鼓舞了这种自我认识。就是那时，我选择戏剧为未来的职业。回头去看，1985年，正是中国话剧全面进入低潮的标志年份。作为非科班学生，作出这种选择，怎么看都不靠谱。
       本来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最后成为一条单行道，人生轨迹就此改变。埃尔文·魏克德的信起了决定性作用吗?还是如他信中所说：“这难道不奇怪吗?”
       是我选择了命运，还是命运选择了我?正如《课堂作文》中基里安的诗中所写：“有谁知道，我们走向何处。”
       3、伊尔库茨克的故事(1985)
       北师大中文系从八一级开始，学制改为五年，八一级要到1986年才毕业。我在1985年春天，选择戏剧作为未来职业的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毕业去处。
       这要从1984年夏天说起。八〇级毕业前，不少同学去支边，一部分人去了青海。北京同学丁伟想去西藏，《中国青年报》刊登前一年各地毕业生去西藏的照片，有一张是辽宁大学哲学系的女生王浩。照片上阳光灿烂，她用手遮着眼睛，身后是布达拉宫。我给王浩写过信，替丁伟打听情况。后来丁伟没有去成，扮演基里安的张宇光去了西藏文联。
       那时我就想好，毕业后去西藏。也就是说，毕业前两年，我已经自我决定了毕业去处。回想当时选择西藏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最远的地方。西藏是我当时所能选择去的最远的地方。虽然我后来去了西藏话剧团，但我不是为戏剧去西藏的。戏剧和远方这两个动机相比较，去远方更重要。
       北师大中文系有苏联文学研究所，当代苏联文学是我们的选修课。潘桂珍老师教当代苏联小说，陈宝辰老师教当代苏联戏剧。我一年级时迷恋契诃夫的戏剧，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是我的最爱。我们的教学楼外是茂密的梧桐树，有一次雨天，我在教室里看这本书，猛一抬头，看见雨水是绿色的，顺着窗玻璃往下流。那就是契诃夫剧作给我的印象。
       我喜欢当代苏联文学，遍读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特里丰诺夫、贝科夫、舒克申，还有拉斯普京，《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还有当代苏联剧作家，万比洛夫、罗佐夫、罗申，以及阿尔布卓夫。这些剧作家都有剧作集翻译成中文。《阿尔布卓夫剧作选》是白嗣宏老师翻译的。我写过万比洛夫的作业，毕业论文则是写阿尔布卓夫，陈宝辰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
       八十年代，苏联当代戏剧是中国剧院和戏剧学院的常演剧目，比如万比洛夫的《打野鸭》和《外省轶事》，罗申的《军用列车》等。阿尔布卓夫的剧作演得最多，《老式喜剧》、《残酷的游戏》，尤其是《伊尔库茨克的故事》。
       我最早想排演《伊尔库茨克的故事》，是1983年，休学期间，我用蜡纸把剧本刻写出来。《外国戏剧》1983年第3期登有童道明老师的文章《苏联当代戏剧流派初探》，介绍当代苏联的四大名导演，主要是现代人剧院的叶弗列莫夫和塔千卡剧院的留比莫夫。文中提到苏联有三个剧院排演过这出戏，还有一张剧照。半圆型台阶，高处是一架三角钢琴，演员或坐或站，有人弹着吉他。这张剧照应该是叶弗列莫夫导演的版本。
       我还在潘桂珍老师家里见过瓦赫坦戈夫剧院演这个戏的剧照，乌里扬诺夫扮演男主人公谢尔盖，他后来在电影《围困》和《莫斯科保卫战》中扮演过朱可夫元帅。那一次是白嗣宏老师从合肥到北京，王燎老师也在家。我从王燎老师那里转录了普加乔娃和维索茨基的演唱磁带，听了很多年。
       一开始，我没想过自己导演，去拜访童道明老师，他说中戏导演系的白轼本老师特别想排这个戏。我请过他们到学校来，是个冬天的晚上，在教学楼的教室里，那次有陈宝辰老师、童道明老师、白轼本老师，还有白老师的两个学生，中戏导演系七九班的张子扬和吴小江。那
       天谈到很晚，我骑自行车送陈宝辰老师回家，她爱人齐特老师担心她，一直站在路边等。因为条件不成熟，后来没有请白老师他们来排这个戏。
       北京和上海举办布莱希特纪念演出活动，中国青艺排演的是《高加索灰阑记》，陈颙老师导演。刚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两个学生担纲主演，丁嘉丽演格鲁雪，张秋歌演阿兹达克法官。我喜欢那个演出，追着看了好多场，还结识了陈颙老师。她当时是青艺的艺术总监，已经开始对话剧的萧条感到忧虑。陈颙老师对大学生戏剧活动非常支持，在各方面都给予过我热情、无私的帮助。
       那些年，北师大中文系学生除了毕业论文，还要求写一篇社会调查报告，每个同学自报社会调查题目，学校给出具证明和很少一些钱，好像每个人二百多块。也许二百多块根本不少，只是我选定的社会调查，题目和范围都远超出这个预算。系里规定八一级学生利用1985年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我选择的题目是《西北西南话剧体制现状调查》，要去的地方是：西安话剧院和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甘肃省话剧团、青海省话剧团、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和成都话剧院、重庆话剧团，最后从武汉回学校。
       我请求陈颙老师的帮助，她认真地为我给每个院团的领导写亲笔介绍信，她还介绍剧协《剧本》月刊主编颜振奋老师帮我给这些院团写信。我记得那些信有厚厚的一大叠。
       我也想趁此去西藏看看，去西藏话剧团看看。走前好像还去过童道明老师家，他爱人原来在西藏工作过，向我介绍那里的情况。
       那是一次难忘的西部之旅。我当时的女朋友是同班同学，我们俩一个组。她父亲是总后的，青藏兵站部当时直属总后，所以一路上都得到照顾，非常顺利。
       那一年是中国话剧全国告急、转入低谷的一年，观众全面流失，尤其是外地院团。我们第一站到西安，西安话剧院是刘法鲁老师接受采访，陕西人艺是谁记不得了。第二站兰州，甘肃省话剧团姚运焕团长和我们谈，当时甘肃省话剧团排了出印度话剧《断线风筝》，剧场大门敞开，没多少人进来看。剧场开始经营舞厅。第三站西宁，青海省话剧团面临的问题一样，大家都在说电影，尤其是电视的冲击。在西宁，我见到八〇级支边过去的郭云飞、魏晓平等，他们都在省广播电台，我们住在他们的宿舍里。那个暑假有好几拨北师大中文系的同学都去了西宁，余梅她们民俗学研究生一拨，上海同学周成璐和杨家禄一拨，玩得特别开心。第四站拉萨，我见到王浩和张宇光，去了西藏话剧团，话剧团的演员还在坚持练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向话剧团领导表示了第二年要来工作的想法。第五站成都，四川人艺庞家声老师告诉我们，剧场前厅已经租出去卖家具了。我和女朋友从成都到重庆，又坐船到武汉。
       那一次社会调查，所有院团对话剧危机的解释都是市场经济，电影，尤其是电视的冲击。我在调查报告中也写下对话剧体制和从业者自身的看法。我现在找不到那份报告，具体怎么写的已记不清了。
       我们到武汉时，身上已经没多少钱了。我还记得当时武汉到北京的硬座车票是二十七元。我去找八〇级同学彭想林，他是湖北人，分配到武汉四中。彭想林不在，我向他的同事借了钱。回学校后寄还过去。彭想林后来辞职去了海南。投身书业，出版了那套著名的“跨世纪文丛”。
       秋季开学，我与中文系八四级的上海同学袁晓波谈起《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他是校学生会的，对这个戏很喜欢。我们就决定，排练这个戏，袁晓波扮演男主人公维克多。
       《伊尔库茨克的故事》讲的是苏联西伯利亚建设工地一群年轻人的故事，爱情和友谊，忠诚与责任。这部戏采用古希腊歌队形式，夹叙夹演，形式感很强。它很适合青年演员，很多剧团都排演过。金乃千老师为煤炭文工团话剧团学员班导演过，李焕扮演女主人公瓦丽娅；中戏表演系八五班毕业时也演过，瓦丽娅是巩俐演的。我们那一版算是最早的。
       有一次，青艺的林克欢老师到师大外语系办讲座。林老师提到中央美院的温普林和他们的大学生艺术团，他们刚排演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舅舅的梦》。我向林老师打听温普林，得知他分配到第二外语学院工作，就骑自行车去二外找温普林。现在想起来，从北师大骑车到二外，好远。那时候，一过大北窑，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田地。
       我向普林求助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普林派来毕建锋和孙振杰，他们俩都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的，毕建锋是《舅舅的梦》的主演。老毕和大孙担任《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的舞美设计，我们很快成了好友。很快，普林又派来戏剧学院舞美系的何飞，担任灯光设计。普林还把他排《舅舅的梦》时买的一整块黑丝绒天幕借给我用。黑丝绒天幕一挂上，舞台空间的基本质感马上变了。
       我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戏剧实践的，但是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校园戏剧”。戏剧不是节日联欢晚会上的助兴节目。戏剧是一种创造。回过头看，我那时排的戏剧，虽然幼稚，但它们不是节目，不是“校园戏剧”，而是完整的戏剧。
       《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的舞台借鉴了莫斯科现代人剧院演出的设计，半圆型的几级台阶，最上方是一架黑色三角钢琴。除了钢琴，我还在剧中安排了小提琴、手风琴和吉他手，这些演奏都由师大艺术系的同学担任。我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莫凡为《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作曲，他写了几段音乐，主旋律借用了一首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到远东去》。这首歌是表现苏联青年人奔赴边疆建设的，歌词我依然记得，“明天我们要去向东方，飞机一清早就出动”。全剧结尾时，全体歌队唱的是苏联那首《共青团员之歌》。
       1985年12月，《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在北师大学校食堂兼礼堂演出，就是《课堂作文》演出的地方。演出名义是北京师范大学“未来人演剧团”。节目单是张宇所在的农场局下属印刷厂帮助印的。演员有中文系各年级的学生，很多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好像演了两场，每场观众都近两千人。青春感和激情是这个演出的最大特点。
       我请了很多北京戏剧界的老师来看，陈颙老师、林兆华老师、林克欢老师、童道明老师等，还有我们的陈宝辰老师、潘桂珍老师。何飞在戏剧学院的同学，戏文系的蒋樾等都来看，大家都很兴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对于我个人来说，《伊尔库茨克的故事》进一步加强了我对自己导演能力的认识。那可以说是一种热爱，我觉得对“热爱”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就是节目单上引用的阿尔布卓夫所说的：“生活的经验——这不仅仅是你所经历过的一切，而且也是你还没能实现的一切，因此人们对没能实现的事，总是念念不忘。”
       4、去西藏(1986)
       1986年，我离开学校，去西藏工作，没有排戏。这一年，我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现在看起来，从因果链条说，都和我今后的生活道路和职业经历相关联。
       新年前后，普林排戏，急需那块黑丝绒幕布。我骑车将幕布送到二外。那块幕布体量非常大，
       一个人骑自行车带过去，是件艰巨的事。这件事给普林和他那些朋友留下了较深的印象。那次，蒋樾、何飞、盛奇等都在。普林那次排的是《雅典的泰门》，后来参加了莎士比亚戏剧节。
       忘记是几月份，我去北京师范学院，看他们中文系同学演出的《西厢狂想曲》。孟京辉编剧，全总话剧团的娄乃鸣导演。
       春天，盛奇来学校找我玩，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校生，是普林《雅典的泰门》的舞美设计。盛奇是安徽人，他带来老乡华庆。华庆是《舅舅的梦》的舞美设计，也是中央工美的。我们在师大的乐群餐厅喝酒。华庆也要在那年夏天毕业，他还不知毕业去向，我告诉他，我要去西藏话剧团。
       应该就是那一年，北京的影院上映一部罗马尼亚电影《艺人之家》，讲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之年，一个卖艺家庭在欧洲巡回演出的故事。主题和音乐都很伤感。主人公喝醉酒，诅咒倒霉的十九世纪快些过去，盼望新世纪快些到来。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追着看了多遍。我在朝阳门外的紫光影院，用板砖录音机将整部电影录了音。
       入夏，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晓岩到学校来。他正和同学张力奋一起做一本全国大学生的口述实录报告文学，像特克尔的《美国梦》和张辛欣的《北京人》那种。访谈我那篇的题目叫“我是一个红鼻子小丑”。《红鼻子》是青艺演出的台湾姚一苇的作品，主角是个卖艺的丑角。问到我的梦想，我当时说的是：拥有一个小剧团，在全世界流浪，巡回演出。那篇访谈发表在《儿童文学》杂志上，后来出了书。
       当时说这个话可能跟《艺人之家》那部电影有点关系。但那是1986年，一个中国的大学生，有这样的想法，那不叫梦想，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讲述那个梦想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不过八年之后，我真的带领一个自己的小剧团，走遍全世界，到处巡回演出。这是我生活中最具宿命感的一件事，到现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气热起来。离开学校前，我去西单民族宫看一个画展，是一些美院学生的作品联展。看完，听说楼上小间还有一些人体画，不许公开展。我就上去看，一进门，碰见华庆。他是来看同学展览的，我们聊了一会。我说我要去拉萨了，问他分配到哪里。华庆说分到大连轻工学院。中央工艺美院当时属轻工业部管理。然后我们就告别，感觉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又会见面。
       我和女朋友一起进藏，她去西藏电视台。我们先到成都，在四川人艺庞家声老师那里，见到中央戏剧学院的李畅老师，他在给四川人艺设计一个戏。李畅老师的儿子李晓山从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毕业，已经在西藏电视台几年了。中戏的三个女留学生，澳大利亚的萨莉、日本的小林泉和法国的帕斯卡拉也在成都，要去拉萨旅行。我们正好同机前往。中午到拉萨市区，我先去话剧团报到，团里完全不知道我要去这回事，但还是派了一辆大客车到民航售票处，把我们拉上，送到拉萨二招。到拉萨的第一晚，我和女朋友，还有那三个留学生都住在二招的大庙里。
       西藏话剧团当时在八角街北边，据说原来是密宗寺院。现在那里是自治区印经院，建筑结构极其复杂。话剧团编剧、辽大毕业的李启达后来写过一篇精彩的小说《屋顶》，写过那座建筑。我住的那间靠路边，打开厚重的木板窗，正看见马路。窗外有盏路灯，夜深时总有喝醉酒的人骑车从路灯下经过。刚去时赶上雨季。拉萨都是夜里下雨，白天总是阳光灿烂，白云万里。雨很大，我住的房子上面是屋顶，可以走人的。墙壁都是泥土，夜里下雨，眼看着雨水渗出屋顶，泥水落在被子上。
       话剧团对面是雪旅社。那是拉萨的黄金旅游年代，外国人到处都是。话剧团门口每天早上卖新鲜的面包。人民路有家黄油店，黄油三元九角一斤，便宜得不得了，当时在北京，一小块黄油就得十元多。
       刚去西藏的人都想往下跑。《西藏日报》摄影记者莫定有要去林芝给报社买毛毯，我搭他的车一起去。在八一镇，我们住在五十二师师部。夜晚，夜色如墨，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有一晚，我跟一匹马迎面撞上，马吓了一跳，我更是。白天，我跟着莫老师上山拍照，采蘑菇，然后把蘑菇拿到他的四川老乡家和肉一起煮，吃起来鲜美无比。
       那一年好像是第一次恢复雪顿艺术节，很多人都到拉萨来。张子扬已分到央视，他带了一个摄制组来，有李缨和伊慧民。李缨后来久居东京，拍摄多年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去年在凤凰卫视播出，在釜山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反响热烈，并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温普林也来了，他中午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只小狗。那只狗的脑袋不停摇晃，我们就都管它叫宾努。普林先把宾努放在西藏歌舞团舞美张大志的屋子里。张大志又叫张然，山西人，有洁癖。我记得他每次回屋，都先探鼻子闻，到处找宾努的屎尿。我后来把宾努带到电视台女朋友那里。普林走后不久，宾努就死了。我把它葬在西藏电视台的大墙外边。
       西藏电视台和西藏话剧团合作，把话剧《旺堆的哀乐梦》拍成电视剧。彭沛导演，李晓山摄像，大旺堆老师主演。我自告奋勇当场记。李晓山教给我很多东西。我跟着剧组去了很多地方，第一次去甘丹寺，我就被那些废墟震住了。那时，拉萨的文化单位每周放两部电影，李晓山教我背镜头。我第一次认真背镜头，是日本电影《W的悲剧》。
       段锦川那时也在西藏电视台，他在拍《青稞在歌唱》。有一天需要多一台机器，我跟晓山一起去，晓山扛摄像机拍，我背录像机紧跟在后面。在贡嘎县，农民打场，边打边唱。那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歌唱了。黄昏，去抢拍落日镜头，在贡嘎机场跑道上追太阳。太阳刚从这个山后消失，就开车往西，开过这个山，接着拍，又落在一个山后，又上车往西。一直追到太阳彻底落山。
       我的女朋友一到拉萨，就提出分手。这出乎我的意料。应该说，我很快离开拉萨，与此直接有关。
       深秋，我回到北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穿着话剧团的老羊皮袄，带回四个牦牛角。我送给同学马春辉一个，在他家听一首歌，歌手叫含笑。那首歌我印象很深，因为它唱的就是那会儿的我，“背着个偌大的旅行袋，从乡下来……”
       我去师大，《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的演员李忠实、王晓强兴奋地给我看刚在《深圳青年报》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长文把国内文坛的作家差不多都骂遍了。王晓强是八三级的，他要排戏，剧目是张宇帮他改编的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我帮他一些忙，去找在西藏认识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刘石设计音乐。
       那段时间，我住在师大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知道将要怎么办，经常喝酒。
       第二年3月，电影资料馆要举办苏联电影回顾展，将放映二十多部影片。听到消息，我去找江心，他在文化部教育局。那时电影局还归文化部管理。江心给了我一套票。
       我决定春节回拉萨，来年开春就回北京，看苏联电影回顾展。看完回顾展之后，怎么办?我心中一片茫然。
       5、犀牛(1987)
       
       1987年春节前，我坐火车去西宁，年三十早上到达，住同学郭云飞那里，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家属楼。下午，我和八二级的季丹，还有郭云飞的女朋友，一起准备吃的。我用藏刀杀了一只鸡，拔毛什么的，一切准备停当。晚上，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正在举杯，有人敲门。郭云飞去开门，来人找他，他却不认识来人。那人说是我的朋友，郭云飞说我正好在。我过去一看，却是华庆。
       1986年夏天，华庆没有去大连轻工学院报到。他没有服从分配，自己把户口落回家乡淮北，秋天就去拉萨找我，我那会正好在北京。我女朋友把话剧团我房间的钥匙给了他，他就一直住在我那里。他和一个奥地利女人一起，回北京去。他们从青藏线下来，正好在年三十这天到西宁。我们同一天到西宁，我从北京，他从格尔木。他并不知道我在西宁，他以前可能听我提过，我有同学支边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奥地利女人住在宾馆，华庆就找到郭云飞这里来了。那些年四处旅行都是互相麻烦朋友。他遇见我，纯属意外。宿命就是这么安排人的命运的。
       我们都非常高兴，喝酒，一起逛西宁的大十字街。我们说起未来，他要画画、办展览，想办法出国。我说想再排戏，约他做舞美设计。我那时想排契诃夫的《三姐妹》，我给华庆讲剧中的画面，军乐声中，三姐妹并肩在桦树下，看军队开拔，互相鼓励着：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
       华庆和奥地利女人回北京，我到西宁火车站送他们。我和华庆相约，在北京再见。我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东去。然后，我接着西行，去格尔木，走青藏线回西藏。回想起来，我总共走过十次青藏线。那次是第三次。
       我回到拉萨，看到华庆在我的房间里画的画。所有的墙都画满了。他拍过很多照片，在那些画前，点了很多白蜡烛。住我对门的藏族司机告诉我：“你的朋友，画了很多鸟，飞走了。”华庆住我房间时，写了很多文字，文字旁配画。这些东西后来在我这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和女朋友彻底分手，决定回北京。我没有与话剧团打招呼就走了。九十年代我回过西藏话剧团，后来又不辞而别。我非常对不起西藏话剧团，一直到现在，我都想找个机会，为西藏话剧团做事，还情。
       3月，苏联电影回顾展前，我回到北京，住沙滩，江心在文化部的单身宿舍。苏联电影非常好看，就是那次，第一次看到塔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从此喜欢上这个导演。
       华庆在西苑虎城租了房子，他让我过去住。张大力正要从工艺美院书装系毕业，他和同学刘国、孙光华在中山公园办展览。因为没有主办单位，展览被封了。我跟大力第一次见，就是在华庆的房子。华庆用《舅舅的梦》的布景把屋子整个包了一遍，没有床，打地铺。晚上点蜡烛，录音机里放的是喜多郎的《敦煌》。待在那个屋子里，怎么都觉得像到了天边。
       华庆那时做了很多铜版画，只有黑白两色，先用刀在模版上刻，再去铜版机上压。画面上，很多人体的关节扭曲、纠缠在一起，关节处像饱满的花骨朵。
       华庆和斯洛文尼亚的罗雅娜谈恋爱。雅娜在北京大学留学。他们1987年底结的婚，1988年有了儿子。斯洛文尼亚那时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后来是最早独立的。华庆后来出国，居住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亚那。九十年代，他给我来信，说从他的窗口看出去，就是阿尔卑斯山，他在家里种了菜。他的信让我很是感慨，我经常问自己，从我的窗口看出去是什么呢?还有一封信，他说看了一部讲耶稣的电影，里面有一群木匠，总唱一首歌：“你不要着急，你要慢慢地来，你只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行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华庆喜欢写信，也喜欢看信。春天，雅娜和朋友去西双版纳旅行，给华庆来信。接信那天正下雨，我和华庆去海淀浴池洗澡。洗完澡，华庆把信撕开，慢慢看，还说：下雨天，看远方来信，真好。
       5月，华庆说想进山看梨花。我在怀柔有同学，我们就去了。到县城后得知，山里梨花还没开。我们就在怀柔喝酒。
       我去北大俄语系，联系同学排《三姐妹》。吕岩松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后来是《人民日报》的著名记者，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我跟华庆商量《三姐妹》的设计方案，我读剧本，华庆觉得不好玩。那一段大力也常去华庆那里，我和大力那会都还没有搬过去。我经常读书给他俩听，记得有一次读爱伦坡写猫的那篇小说，大家都觉得恐惧得不行。我也觉得《三姐妹》难度太大。有一天，我读尤奈斯库的剧本《犀牛》，发表在《外国戏剧》1980年第1期。华庆和大力乐得不行，觉得这个戏好玩。于是，我就决定排演《犀牛》。
       最初的排练钱是雅娜出的，一天，她把一千元人民币交给我。那是她的奖学金。后来，我又从家里借了钱。
       《犀牛》的演员有北大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的学生，还有二外的学生。主演是我在师大的师兄李雷，他是七九级的，在学校就喜欢演话剧，当时在北大二附中教语文，后来调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我们八〇级的丁伟没去成西藏，自愿去北大二附中教书，与李雷同事，我与李雷也熟起来，就找他演贝兰吉。
       我去找孟京辉，他那时分在北京化工学校教书。是去他家还是别的地方见面我已经忘记了。后来又见到孟京辉的同学王世同和陈风雷，印象深的是王世同说了一句，说我像《野鹅敢死队》中那个上校一样，大家又要去打仗了。孟京辉在《犀牛》中扮演让，和李雷一起主演。陈风雷也参加了演出。
       我找到海淀文化馆，请求合作。徐思接待的我。她好像是军艺毕业的，喜欢戏剧，愿意支持我们，文化馆的排练室免费让我们使用，演出在海淀剧院，好像也是免费。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海淀文化馆排练。华庆舞美设计，何飞灯光设计。华庆将《舅舅的梦》的布景从屋子里拆下来，又用在《犀牛》中。演出是在秋天。江心帮我邀请到民族乐团的胡忠炜作曲。王世同是舞台监督，他在北京普教音像出版社工作，音乐就是在他那里录制的。吕楠给我们拍排练照和剧照。他当时在《民族画报》社暗房工作，后来成了世界级的摄影大师。张大力设计海报。海报是大力的朋友、印刷研究所的李宝琳帮助印的，收了很少的钱。
       印海报和节目单时，除了海淀文化馆之外，还需要一个演出名义。大家在一起想剧团的名字，北京那时流行一种说法，挖路子，比如说挖路子出国。我想要个叫起来简单、上口的名字，于是选择“蛙”做剧团的名字：蛙实验剧团。
       9月，《犀牛》在海淀剧院演出。演了几场我忘记了。很多人来看。演完大家就散了。《外国戏剧》发表了一张《犀牛》的剧照。孟京辉给剧协的《戏剧报》写了一篇介绍蛙实验剧团的文章。
       大力从工艺美院毕业，也没有去分配的单位。华庆和大力又在虎城另一个地方租了房子，我也搬过去了。我和大力住一个屋子。虎城就在北大西门外面，我们经常去北大食堂吃
       饭，去礼堂看电影。北大校园的草地上经常有人弹吉他唱歌。我认识了蒋樾的小学同学张晓农，他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和他的同学沈忠民发起了北大崔健后援会。崔健到北大礼堂演出了一场。我们都去看。
       我和雅娜的朋友、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魏丽娅很要好，也认识了她的朋友，英国人丹尼尔。丹尼尔原来也在北大留学，那时在公司工作，住在北展宾馆。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李宗盛的歌，马上转录。
       我和大力那时最常听的磁带有：喜多郎的、李宗盛的。大力那时老放苏芮的专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很快冬天就到了，我们经常出去喝酒。有天晚上，我们回去，房东说有个人找我们，等了很久才走。第二天，我按他留下的电话打过去，他是中央戏剧学院教马列的老师于乐庆。他看了《犀牛》的演出，他非常喜欢荒诞派戏剧，他跟徐晓钟院长讲我们的演出，希望请我们去中戏剧场演一场。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我很快去中戏拜访徐晓钟老师，他同意我们去演一场，好像是十二月底，条件是给中戏半场票。这是宿命在安排人的命运吗?一定是!
       我重新召集大家排练。大力上一次当演员，这一次帮华庆设计布景。中戏的实验小剧院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剧场之一，我们用几辆自行车就把全部布景都运进去了。剧场条件又刺激了华庆和大力，根据现场做了很多即兴调整。华庆那时已经与雅娜结婚了，雅娜怀着孕，到舞台上看我们。
       我与中戏戏文系的王炜、表演系的田有良就是那次熟悉起来的。在中戏的那次演出，还有很多人看了。丹尼尔来看，他带来北外的法语专家瑞士人德尼。他们都喜欢《犀牛》这个戏。德尼刚受命在北京设立瑞士文化中心，他说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排一出瑞士戏剧。我的师姐徐晓把史铁生也请来了。演出结束后，我骑车扶着铁生兄的轮椅，送他回雍和宫旁边的家。
       在中戏演出前，我们穿越北大校园，在西门那里碰见张玉书教授和他的几个研究生。我请张玉书老师去看戏，给了他几张票。
       在中戏演出后，新年前一天晚上，我回去，见到一个留言条。张玉书老师的一个学生来找我，她看过中戏的演出。我没在，她坐了一会就走了。
       新年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我按留言去她的宿舍看她。我没有想到，随着新一年的到来，我也开始了一段新的爱情。
       6、士兵的故事(1988)
       现在回想起来，1988年，北京的艺术氛围好得不能再好。
       我和德尼一起商量排演新戏。德尼喜欢喝酒，我们经常一起喝二锅头。我喜欢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作品，以前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贵妇还乡》，吕齐老师扮演市长，对他的台词“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为了正义”记忆深刻。我跟德尼说，我想选一出迪伦马特的戏。德尼是瑞士法语区的，他说最好先排一出瑞士法语作家的作品，第二出再排德语作家的。他已经选好了剧目，就是瑞士法语作家拉缪和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合作的著名音乐话剧《士兵的故事》。他也联系好了乐队，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室内乐团。指挥吕嘉。联系人是陈翔宇，后来他作曲的《笑脸》非常流行。
       我请师大教过我法国文学课的李清安老师翻译剧本。张大力舞美设计。好像是春节之后，雅娜在协和医院生下一个男孩，我们都去看。她和华庆在《士兵的故事》演出前，离开中国，去了斯洛文尼亚。
       孟京辉报考中戏导演系张浮琛老师的研究生，通过了专业课考试。温普林的朋友，北京舞蹈学院的张明伟从学校退学，落在北京歌舞团。他约中央音乐学院的瞿小松给他写了舞剧音乐《大地震》，开始在北歌排练舞剧。温普林想把明伟的排练过程拍成艺术纪录片《大地震》，蒋樾、何飞他们都参与，先去了唐山祭奠。
       那时候，云南来的朱小阳也住在海淀那边。大力的同学高波跟朱小阳熟，我跟高波去过一次朱小阳家，那次见到吴文光，他好像刚到北京。文光的女朋友文慧在舞蹈学院读书，跟张明伟一个班。朱小阳发表了报告文学《北京拉丁区》。朱小阳在给央视海外中心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人》做总撰稿，文光担任分集编导。
       《士兵的故事》中有个角色公主，有几段舞蹈。我本来请张明伟来编舞，海报上印的都是他的名字，后来他来不了，就推荐他的同学文慧。文慧担任编舞，还推荐她下一年级的同学李青来演公主这个角色。《士兵的故事》角色不多，士兵还是李雷扮演，说书人由孟京辉扮演，李青演公主，还有个魔鬼，由戏剧学院的小范扮演。
       《士兵的故事》在音乐史上是有名的高难度作品，吕嘉和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室内乐团非常棒。吕嘉当时在读郑小瑛的研究生，《士兵的故事》后，他去了西柏林。后来在一次指挥比赛中拿了一等奖，出任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吕嘉和李青因为《士兵的故事》相识，后来曾结为夫妻。大力为《士兵的故事》设计了大幅的扑克牌布景。师大的师弟王晓强也来帮忙，王小山那时还在师大读书，他和王晓强一起蹬三轮车为我们买布景材料。
       我请中戏戏文系的王炜担任制作人，王炜安排我们在戏剧学院里排练。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干脆住在戏剧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士兵的故事》的排演场成了很多艺术盲流的聚集地，排练期间经常有人来，有些人我也不知道是谁。
       夏天，《士兵的故事》在中戏实验小剧院演出，以蛙实验剧团的名义。正是暴雨季节，晚上总是下雨。好像演出了五场，演出完，瑞士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招待酒会。
       演出之后，我和大力又回到西苑虎城那边。大力带我认识了工艺美院毕业的王德仁。王德仁是个神人，那时在做行为艺术，迷恋登山。我最早是从他那里知道波伊斯的。九十年代初，我们几个在阿克曼的歌德学院图书馆打工，还有岛子、周舵、刘东和史铁生的爱人小陈。有一次，王德仁来找我，看见墙上一张招贴，上半张脸是波伊斯、下半张脸是丢勒的画。德仁看见波伊斯，激动得像看见了父亲。
       温普林那边的《大地震》越搞规模越大，到秋天已经变成差不多全北京艺术家参与的事情。我也参与进去。秋天，普林把各路神仙，大队人马聚集到慕田峪长城，搞一次综合活动。就像一次总攻击。我和蒋樾担任现场总指挥。总攻前夜，我们先到慕田峪，提前进入阵地。傍晚，普林还派人送来一个机位图，不知怎的，多画出一个山头。夜里，我们住在缆车车厢里。
       第二天清晨，几个山头都事先架好了摄像机。我们在山上等待大队人马从城里到来。我和蒋樾等人，手里各有一个对讲机。太阳升起来，朝霞满天。先是一辆卡车停下，一群人把自行车卸下来，骑上车行进，非常像日本鬼子队伍前面的汉奸别动队。他们进入预定拍摄范围后，并没按计划停留，下车撒尿等，而是直接开进。山头上的摄像机没有拍到，我听见对讲机中一阵吵嚷。紧接着，各种车辆都到了。全北京最好玩的各路神仙恨不能都到了，前面是一辆外国人的敞篷吉普，后面是大客车。
       那天来的人数远远超出原来预定的。后来
       听说，头天在美院，普林下令叫人，能叫多少人叫多少人，跟所有人说啤酒管够。全北京的艺术家都知道第二天慕田峪将有大行动。
       现场至少有六台以上的摄像机，但是很多摄像师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玩摇滚的、玩行为的，全来了。《士兵的故事》的大幅扑克牌布景顺着烽火台挂下来。
       现场很快就失去控制，首先是饭供应不上，我们没有准备这么多人的伙食。到了下午，还有很多人没吃上东西，到处都在抱怨。我和蒋樾带车去附近的一个餐厅紧急订饭，好像没有什么，就是面包榨菜等。我们回到长城上，人群已经饿疯了，大家围着我们的饭筐，虎视眈眈，感觉随时都会上来抢。
       晚上，丁武他们在烽火台上演出摇滚。灯光打向天空。长城垛子下，到处都是人。夜里凉，大家衣服不够，就扯下布景裹在身上。后半夜，听说有人踩空，摔着了。
       王德仁也参加了，他的作品本来是在长城上用布铺二十个十字架，黄昏时点火烧，名字是“告别二十世纪”。本来，各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者表演是有顺序的，以便拍摄。因为混乱，所有的顺序全打乱了。摄像师能拍到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整个行程因此多了一天。
       第二天，本来应该把长城给清扫出来，听说陈希同要来，管理处的人急疯了。长城上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纸和垃圾。安排离开时，很多司机因为讲好的时间变了，重新讲价钱，窝在停车场不走。长城上下，到处是人，互相找不着，很像国民党大溃退的情景。下午，我遇见王德仁，抱着他的布坐在路边。我问他表演了吗?德仁结巴地说：“无，无所谓了。”
       普林是干大事的人，乱成这样，他一点也不慌张，沉着镇定，一直坚持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完。
       入秋，德仁要去西藏，要在雪山上继续做行为艺术。我和大力在西苑的公共汽车站送德仁，我对他说：“死在雪山上是最好的艺术。你别回来了。”德仁说：“好。”1989年1月，《大神布朗》在中戏实验小剧院演出，德仁从西藏回来，到后台来，第一句话就说：“对不起，我又回来了。”
       《士兵的故事》演出后，我去北京人艺找林兆华老师，说我需要找一个工作。他笑了，让我去剧院跟他一起排戏，然后通过借调再办调动。林老师为我解决了最重要的住处问题。那处房子在和平里十一区，中央乐团后面。小区里都是白杨树。冬天暖气非常足。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
       1988年，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百年诞辰。中国剧协和《外国戏剧》要搞一系列纪念研讨和演出活动，上海、南京和北京分头搞。奥尼尔的剧作在中国演过不少，《榆树下的欲望》、《安娜·克里斯蒂》等。我上大学时就喜欢奥尼尔，去大学图书馆借阅四十年代上海晨光文学丛书版的《悲悼》，荒芜译，竖排版。那次初读给我印象极深，不知为何总留有黑白木刻画的感觉。我还喜欢他的《大神布朗》，也是荒芜译，发表在《外国文艺》上。我想排演《大神布朗》，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我还去东四十条中国剧协参加过几次协调会，那时《外国戏剧》的主编是苏红老师。
       张大力为我介绍黄德莉，她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的秘书。美国大使馆文化处资助了我们一千美元。
       年底，因为经费关系，北京这边的奥尼尔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搞了。只是上海和南京有演出。虽然百年诞辰马上就要过去，我还是想继续把《大神布朗》排出来。
       7、大神布朗／抛锚(1989)
       1988年底到1989年初那个冬天很冷。雪下得很大。林兆华老师帮我联系到实验话剧院的一间排练室，我们在那里排练《大神布朗》。
       上一年排练《士兵的故事》时，吴文光老来看，那时他们那个大型纪录片《中国人》好像还没有进行，所以，他遗憾没法拍我们的排练。排《大神布朗》时，他们开始拍摄了。《中国人》是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片子，一共十集，其中一集叫《艺人》，吴文光把我算作一个拍摄对象，其他还有战友京剧团叶少兰、陕北剪纸艺人白凤兰、河北吴桥杂技艺人。吴文光和摄像卢望平经常来，拍排练和后面的装台、演出等。
       《中国人》拍摄在《望长城》之前，最早为中国的纪录片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个纪录片没有播出。后来，吴文光把拍的素材用在他自己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中。所以，《大神布朗》的排练有了一些影像记录。
       我本来想找盛奇做舞美设计，他给温普林设计过《雅典的泰门》。盛奇没做，向我推荐了他的安徽同乡郑玉珂。玉珂当时是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学生，那会儿正在准备一个作品，参加春节期间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何飞做灯光设计。
       《大神布朗》的演员有：中戏表演系八五班的田有良，扮演戴恩；导演系七九班的席鸽扮演妓女西比尔，我上大学时看过徐晓钟老师导演的《培尔·金特》，席鸽演索尔微格；导演系八六班的耐安扮演玛格丽特，她后来成为制片人，一直与娄晔合作；我在师大的同学李忠实、王晓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神布朗》除了形式上的创新，比如设计面具来表现人的两面，在内容上也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应该说我那时候没有完全理解这出戏，只是被剧本中某种气息所吸引。戏文系八六班的张有待为《大神布朗》设计了非常出色的音乐，他为剧中人物大地母亲、妓女西比尔选的音乐主题是一段从平克·弗罗伊德的作品中截下来的灵歌吟唱，到现在我闭上眼睛依然能清晰听到那个声音。戴恩和布朗都是在这段音乐声中死在西比尔的怀中。妓女西比尔是《大神布朗》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她拥抱和安慰一切男人，成功的和失败的。
       《大神布朗》还是在中戏实验小剧院演出，还是以蛙实验剧团的名义。装台期间，将于春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也在紧张地筹备。很多朋友都准备了作品要去参加大展。王德仁要展出的作品是扔避孕套。他拿来很多避孕套，上面钉着他的名片，让我们到时候去帮他扔。
       我在节目单上写了一篇《蛙实验剧团致观众》，很长。孟京辉后来把它收到《先锋戏剧档案》中。我引用了《大神布朗》中西比尔的台词：“春天总是带着生命又回来，永远又回来。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又是夏天，秋天，死亡跟和平，恋爱，怀孕，生产跟痛苦。春天又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生命之杯，又带来那辉煌灿烂的生命的皇冠。”
       紧接着，我又写道：“亲爱的观众，请记住1989年1月28日这个普通的夜晚。在这个晚上，当您在这里观看我们的《大神布朗》的首演的时候，在首都的另外一个舞台上，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正在最后一次演出老舍先生的经典名剧《茶馆》。一代老艺术家创造过一个辉煌的戏剧时代，但是，生命总是处于轮回和更替之中，就像《茶馆》埋葬了一个旧时代，《大神布朗》孕育着一个伟大的梦想一样，更替是必然的。我们在此怀着神圣的情感，以戏剧的名义，向老一代艺术家们致以我们最真诚的敬礼。这是一种巧合，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普林的《大地震》继续在拍，越拍越拍不完。
       “现代艺术大展”他肯定不会放过。我和蒋樾等都去《大地震》剧组。年三十早晨，我们都早早到达美术馆。那一年的“现代艺术大展”是一次奇观，美术馆内外到处都是艺术家。全中国各地的艺术家恨不得都来了。展览标志用的是禁止掉头的交通符号，红黑两色，整幅悬挂在美术馆前厅。老栗和高明璐他们讲话。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并没有得到组委会的允许。张念是大力的同学，他坐在二楼楼梯处，屁股底下垫了一些草，放了几个鸡蛋，头上扎了一个布条，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
       郑玉珂的作品是一群人抬棺从美院走到美术馆，还没出发就被禁止了。王德仁扔避孕套的作品也没有经过组委会允许。德仁穿着一条黑裤子，沿裤线穿了很多大钉子，走起路来叮当响。吴山专在门口卖舟山的大虾。我们跟着普林到处拍。肖鲁和唐宋枪击电话亭后，场面混乱起来。我看到德仁已经站到美术馆大门的铁栅栏外面，往里面看，裤线处的钉子都没有了。不知为什么，我对此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赵家楼招待所，我们的年夜饭吃的是吴山专卖的舟山大虾。
       春节过后，我开始筹备排演新戏，继续与德尼的瑞士文化中心合作，这回我们选的是德语剧作家的作品。我想排迪伦马特的剧作《抛锚》，这本来是小说，我以前从《迪伦马特小说选》中看过，他自己又把它改编成话剧。我请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孙军翻译剧本。按照我和德尼约好的排演计划，《抛锚》应该在6月初上演。
       春天，我随北京人艺《田野……田野……》剧组去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县王府乡体验生活。浩浩荡荡好几十人。那个戏是吉林剧作家李杰老师的作品，原名《田野又是青纱帐》。林兆华和任鸣联合导演。林老师要求演员学语言。我们住在乡里的向阳大旅社，是平房。我和任鸣住在一个房间。人艺的好多演员都喜欢喝酒，林连昆老师等。王府乡本地产一种原浆白酒，非常好喝。那段时间，每天都是三个饱，两个倒，其他时间去农民家和田地里。县里还为我们安排了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马寡妇开店》。
       我们在吉林待了二十多天，具体的日期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天我记得。我们从长春坐火车回北京那天，胡耀邦去世了。火车是下午发车，第二天下午到北京。
       孙军已经把《抛锚》的剧本翻译出来。《抛锚》讲述的是：一个纺织品公司的经理人特拉普斯，开车旅行，夜里经过山区的乡间公路，车子抛锚了。特拉普斯走进一幢乡间别墅寻求住宿，正赶上一群当地老人在进行一个游戏，喝酒，互相审判。那些老人中有退休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法庭角色一应俱全。特拉普斯觉得自己没罪，老人们却不同意，说一定会审出罪来。酒越喝越多，罪越审越细。天亮时，退休检察官发现特拉普斯吊死在窗户上。老人痛心地说：“你毁了我们这个最美妙的晚会。”迪伦马特称《抛锚》为“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
       《抛锚》的排练没有进行。5月19日，我在天安门中间的门洞里最后一次见到德尼。后来他就走了。我跟德尼从此失去联系，一直到2006年才又见面。他离开中国，回瑞士，去了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先后去过朝鲜、柬埔寨、乌克兰等。2006年，一次饭局，同桌的徐星说，有个瑞士人到处打听我，我一下就知道是德尼。他现在是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机构负责人。我们又见面，在一起喝酒。
       《抛锚》没有如期演出，我一直在北京人艺排演场参加《田野……田野……》的排练。很快，《田野……田野……》排练也暂时停止。
       张大力认识了意大利姑娘嘉莉，他们很快结婚。秋天，他们要去意大利。我、吕楠、王德仁等一起去首都机场送他们。大力穿着新衬衫，领子很自。大力过了安检区，虽然人还在北京，我们都感觉他已经离开中国了。
       冬天，我带着林兆华老师给我开的借调证明，回拉萨办借调手续。西藏话剧团已经将我作自动离职处理，说我想去哪里都可以了。
       回到北京，我接到美国驻华使馆转来的访美邀请，作为美国新闻总署邀请的国际访问学者。他们邀请的是一个导演小组，有我、任鸣和王培公，但是他们当时一个人也没找到。
       好像是1990年，美方又发来第二次邀请，这回小组成员是林兆华、任鸣和我。我需要到拉萨办理护照，觉得根本不可能去成。但我还是回拉萨去了，西藏话剧团又收留了我。林兆华老师和任鸣需要通过公务护照成行，那一段中美关系很微妙，他们两个都没有被批准。美方的第三次邀请到来时，只有我一个人最后成行。那已经是1991年11月，整个八十年代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