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他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震动，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
此时，正值我国外交部开放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五千零四十二份文件。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引起了许多中外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封存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示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专机爆炸事件鲜为人知的经过。
1955年4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载着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三名外国记者，从香港启德机场加油后转飞印尼。下午六时许，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突然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从空中坠落到海里。机上十一名代表及记者全部遇难，周恩来出发前临时改变行程，躲过一劫。
外交部公布的材料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
除了公布的文件，我能看到的其他资料很少，图书馆几乎查不到什么，幸亏有了互联网的帮助和朋友们的热心支持，几番努力，我终于查到了谷正文和这个事件的关系。
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爆炸事件正是台湾特务组织所为。事前和香港情报组秘密策划、下达命令，事后又亲自驾车赶到台北松山机场，把藏匿于从香港飞来的“飞虎将军”陈纳德飞机中的特务接走的就是谷正文。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引起了国人对他的极大兴趣。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郭同震就这样进人了我的视野。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他。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我在荒煤老身旁工作的时候，移动剧团对于我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知道这个团体中的许多人：荣高棠、张楠、张瑞芳、姚时晓、杨易辰……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荒煤的生活里，但我却从未听他说起过郭同震。到了我开始收集移动剧团材料的时候，剧团健在的老人们提到郭同震也多是一两句话带过，似乎他已经被大家遗忘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不可能真正被大家忘记，他一直就在那里，以他过去的和后来的存在活在这个团体的记忆中，带给大家或快乐或恼火或轻松或沉重的感受。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一个过去和后来都让大家说不清楚的麻烦。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那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
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看到这个材料时，我感到有些惊讶，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我反复揣测这个几十年前的细节，每次都感到疑惑重重。带着疑问，我访问了剧团的老人们，张听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没有听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遗憾的是，采访荣高棠时，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居然没有任何印象。至于说郭是叛徒的根据，他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吴春莲被捕后他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不过，张听说，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听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甚至为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结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综合种种说法，我始终觉得张昕和程光烈的说法更为合理。如果黄敬在剧团刚成立时就告知郭同震有血债，或许他们会立刻甩掉他，无须等到“必要时”了。而像荣高棠这样一个记忆力甚好的人也不至于毫无印象。正是出于这种分析，我在《1937：悲情与选择》中写到黄敬对张楠的嘱咐时，没有提到有血债一说。
后来看到的材料似乎证实了这些看法，但也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郭同震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六岁时开始看《
水浒传》，听人讲《
三国演义》，十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十二岁又学抽烟管，十四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三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十六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学潮，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此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过多久死在监狱中。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五十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讯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同震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始终是一个谜。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身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2004年夏天，在北京木樨地宽大的房子里，张昕读着有关谷正文的报道时心情是复杂的。尽管那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令她非常气愤，但她脑海里闪现的却依然是那个高大、爽直、有些暴躁又有些神秘的年轻人——郭同震。她很难把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谷正文和当年的那个“杂牌”联系起来。很难相信“杂牌”就是那个后来被人形容成青面獠牙的凶残的人。
同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收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仍旧洪亮：
“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豪爽，笑声中夹杂着从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却让人感到陌生和疑惑，张瑞芳感慨不已。
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得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我听着老人们的讲述，查找着所有和郭同震有关的线索，就好像在历史和现代的时光隧道中，努力地寻找一条可以联系的路径，有时候，它们似乎是清晰的，有时候又几乎一片模糊和黯淡，像是在穿越重重沼泽和迷雾……昔日那个年轻的郭同震，不仅让当年的伙伴们感到疑惑，也让我这个后来的写作者颇费时间，大伤脑筋。
在明确了他的身份以后，一个新的问题随即摆到了面前：这个在参加移动剧团前就和军统有着直接联系的特务，加入剧团究竟有没有别的什么企图?他知道剧团里有共产党吗?他有什么活动和任务?
我希望老人们能够提供更多的情况，因为在这个团体中，郭同震的过去和后来都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文革”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因为他的存在，造反派们本来就认定的“特嫌”有了更充足的依据。更有甚者，公安部门的人曾经拿着移动剧团的一张照片找到张昕，要她提供所知道的郭同震的一切。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然而，即便如此，老人们也仍旧不愿更多地谈起他。
郭同震充满热情地出现在同伴们面前时，他的身份是沙滩的“民先”(住在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起来的“民先”大队)大队长，人称“杂牌大队长”，外号“杂牌”。他是在“一二·九”运动高潮来临时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并表现得非常活跃。
张昕还清楚地记得郭同震那时的样子，他浓眉大眼，笑起来有点玩世不恭的劲头，在《放下你的鞭子》中饰演老汉。张听说，许多剧团都上演这个戏，但老汉的角色都演得不如他。他演老汉举手投足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和演孙女的张瑞芳配合得很默契。唯一的问题是由于感情过于充沛，戏到高潮时，他常常一激动就把腰直起来说话了。几场戏演下来，他终于想了个好办法，把一根粗绳子从自己的脖子上垂下来绕过大腿打一个结，腰就被紧紧地拉住了，绳套藏在长袍里观众看不见，腰却很难直起来。虽然一场戏下来整个人都被弄得很不舒服，但老汉的形象贯彻始终。每次上台前，他都认真地往自己的脖子上拴绳套，大家看着他笑，他却得意地把这叫做“落下绳”。
他很聪明，总是有些新点子。为了加强形体训练，他自编了一套模仿搬石头的动作，带领大家上早操时做。大家跟着他一遍遍地下腰、起身，再下腰再起身，做得满头大汗。一次，瑞芳在做这套动作时，一不小心把脖子扭了，演出在即，大家又手忙脚乱想方设法地帮瑞芳复原，连擀面杖都用上了。更有意思的是，剧团合唱的时候团里缺少女高音部，郭同震的嗓音高亢，竟索性躲在幕后把鼻子捏起来唱女高音。还有一次，齐燕铭到团里交流，介绍怎样用人来模仿乐器伴奏，郭同震就立刻用鼻音模仿胡琴的声音，效果居然很不错。
有关郭同震的事情更多的还来自于剧团当年的团体日记，我仔细翻阅那些日记，很多地方都留下郭同震的足迹。他的确是团体中一个活跃分子，据日记记载，他在于事会中同时担任着宣传干事和剧务部干事两个职务。他演话剧、唱山西梆子，承担许多杂务工作，后来剧团缺演员时，他还一趟趟地跑到其他团体招募新人，忙得不亦乐乎。
日记里不止一处，描述了他在舞台上精彩的表演，一处是说他演日本人很逼真；另一处记述了他在台上“风吹幕动，绊了一跤，仍哈哈大笑不止”很好地控制住了表演，没有使演出中断。特别是4月27日那天的演出，当时正值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种种好消息纷纷传来，洋河镇举行了自卫队检阅，剧团同仁情绪高涨，连日赶排《无名小卒》，并举行了首演。郭同震在剧中饰演主要角色，荣高棠在日记上写着：
老郭因用手打破玻璃杯，把手割破了一大块，血花花地流出来，又不好去管他，只(直)到戏完才到医院去包起来，受伤的是右手大拇指。
那是一个极其忙碌的日子，剧团的人们参观学校，就如何推动抗敌救援工作和学校的人座谈，与洋河镇的各界人士应酬，接待来访……荣高棠更是忙得没有一刻空闲，然而，郭同震忍着疼痛坚持演戏的情景显然给写日记的荣高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团体日记中，还有郭同震接连三天的日记：
六月二十日 星期一在信阳记者同震
天候：下雨，太阳不曾露过面。入夜雨尤大。
工作：老杨竞日外出，闹组织。老姚上午给孩子剧团排戏；下午写他的剧本《突围》。庄大姐携带行李去了孩子剧团，因为该团的几位“大人”们因事离团，需要庄去照顾几天孩子们。庄大姐像一只下毕蛋的鸡似的，咯咯大笑而去。小荣去义光中学找房子，结果碰头而回，因为该校的外国主人不欲抗日的宣传团体去住，怕将来日本人来时捣他的蛋。我去“开封青年抗日工作团”排戏，因剧本未选妥，讲演一次而回。
会议：开干事会，准王松山去汉口，并限钟、陈、张等于二十三日回信阳。
晚会如常。
人事：早晨唱歌前我和儒弟吵嘴。晚老杨报告小胡将去“风雨社”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在信阳
天候：仍是下雨。
工作：小荣见何厅长，未谈什么。老姚仍去孩子剧团排戏，下午写剧本。老杨出去一次工作情况未明。王拓去河边钓鱼未获。其他人读书写作空气甚为闲逸。
会议：晚会如常，对于日本是否能继续作战问题，起了争论。
人事：王松山赴汉。庄大姐嘱给她送去几个熏鸡子。夜间小管病复作，啼哭不止。临睡时发现屋梁有蛇，细察之，乃大蜗牛一只也，三妹因不敢睡觉，欲坐以待旦。钟先生们还没回来，颇焦急。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在信阳
天候：上午阴而不雨，下午又下大雨。
工作：姚排戏写戏，工作甚力。小荣去找房子，仍无结果。我去青年工作团排《无名小卒》。庄大姐归宁一次。晚饭后共同读报。
会议：晚会如常，通过嘉奖工作努力之同志，于每星期六晚会上考核，对工作最力三人给以二角钱之慰劳品，对工作不力者予以警告。
人事：在徐州认识的那位军委会政治部的少将专员谢质如又遇见了。来访我们一次，坐约二小时，我、小荣、小管、小叶四人和他去城郊打靶，用手枪和盒子枪乱打了一气。归来赴潇湘楼吃饭，饭后仍去谢寓，胡谈胡说，入夜始携谢赠旧书籍数十本冒雨而归。
晚发现水蜗牛数头，及大昆虫二只。
汉口的人仍来回来。
这是两本团体日记中郭同震留下的唯一的笔迹，字体工整，语言简练，条理清晰且形象生动，三天里，剧团中每个人忙碌的事情尽收眼底。其中谈到外国人不愿给抗日团体租房时，气愤的心情溢于言表。日记中，还两次提到杨易辰外出情况不明。这段时间，正是剧团党支部急于和组织上取得联系的时候，郭同震点到此事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所觉察，颇令人猜测。20日所记和“儒弟”程光烈吵嘴，22日所记国民党少将谢质如的再次拜访都很生动，言辞中表现出他脾气火爆，有点神经质又无所羁绊的性情。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一段较为单纯和充满着热情的生活。郭同震身处一群热血青年中，他们同仇敌忾，一起为了打鬼子而经历着艰难和惊险。一次，前方打了胜仗，徐州举行庆祝胜利的大游行，团里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了，大家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准备了标语、壁报，画好了战况形势图，红红绿绿的纸条在手中飞扬。在人声鼎沸的街上，郭同震和张楠一人一头打着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横幅上是“庆祝前方胜利”几个振奋人心的大字。他们迎着大风向前走，比人高两倍的旗杆，在风中弯曲着，横幅兜着风飞舞，顶得他们迈不开步子。团里的人都为张楠担心要换她下来，但她不肯，两手用力握着旗杆几乎拼出全身力气坚持向前走，横幅另一头的郭同震弓着背，紧握旗杆，一面迈着坚定的步子逆风向前，一面扭头微笑着向张楠做着鼓励的手势，在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充满着热情和欢乐，他和伙伴们的心是跳动在一起的……那是难忘的一天，就在那一天，程光烈在游行队伍中化装成被捕的日本人，轰动了整个城市，引得无数男女老少挥舞着拳头跟在后面奔跑；还是那一天，他们在可以容纳五千多人的中正堂演出，郭同震一如既往地再次把绳子套在脖子上，为沉浸在胜利中的军人和民众饰演老汉……
至今没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郭同震参加移动剧团是另有企图。
1937年的那个夏天，使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很多年后，谈起那些日子，荣高棠眼睛里没有一丝犹豫地说：那时，郭同震是真心地投入到抗日演剧运动中，没有破坏活动，也没有耽误演戏。郭同震同样是我们那一段最宝贵记忆中的一个部分。
然而，黄敬的话他们也没敢忘记。尽管在朝夕相处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现郭同震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忘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保证事情能够顺利进行，他们必须防备这个有着叛徒嫌疑的人。
通常，团里的党员们很少开会，有什么事几个人都是在聊天时商量，实在需要碰头时，张楠就会交待张昕找郭同震去玩，张昕年龄虽小却似乎心领神会，她很乐意执行这项任务，同时对热情抗日的郭同震也并不反感……
郭同震陪着张昕跑东跑西忙忙碌碌一起玩耍，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但在心里他是否清楚荣高棠们的活动呢?
2005年春节的那次谈话中，胡述文提到一个细节，一次，荣高棠们在一起碰头，郭对胡述文半开玩笑地说：他们老是在一起说话，怎么不叫你去啊!胡述文在回忆这一细节时认为，郭当时显然是在试探自己，也是在挑拨离间，至少，郭同震对剧团里有共产党的活动是心知肚明的。
就在那次大游行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问，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做派。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杰)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1
1938年的那个日子，也同样令我这个后来人产生诸多遐想，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揣测，在连绵的抗日烽火中，在经历了和同伴们生死与共的一年之后，在彼此能够面对面说出诚恳的批评和祝愿的时候，在分手的伤感充斥着每一个人内心的瞬间，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发生?二十多岁的郭同震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荣高棠们踏上西去的路途?他动心过吗?他曾经说过，张瑞芳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瑞芳虽然走了，她的所向他是知道的，他会走同一条路吗?……然而，我每每又感到自己的推测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不切实际，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经历，同样打鬼子的热情，没有改变的终究没有改变。残酷的政治现实使身为两个阵营的人在短暂的联合之后注定要分手，几十年后，张听老师的话一针见血：“他知道我们的打算，他绝不可能去延安，他知道共产党是绝不会要他的!”到底是老革命，及时纠正了我这个晚辈的徒劳推测，一个在此前就参加过军统的人，延安怎么会接纳他呢，纵然对这个团体的人再有感情，他也不会作出如此的决定……
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大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林彪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组织上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随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重返军统之初，郭同震除了戴笠授予他的职务和三十万元经费没有一兵一卒，但他觉得自己有着军统其他特务们没有的长处，那就是对共产党的熟悉和了解。他利用过去的关系想方设法混入进步学生中间，参与他们的活动，在陆续返回北平的大学生中发展组织。他总结经验说，在和对象的接触中必须首先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太了解像荣高棠这样的人了，对这种人是不可能轻易动摇其信仰的，只能以共产党信徒的身份出现，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他过去的经历和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时为他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如果判断对方不是坚定的信徒，他则采取“攻心术”的办法，找空子抓住对方犹疑不定的地方无情鞭挞，进而彻底否定对方。他甚至把自己在115师挨整的经历，作为现身说法说服年轻人。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满足对方的基本生活要求。通货膨胀造成了许多人生活上的困难，他提出的一个月一袋面粉的条件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发展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情报组织，这些人的工作为他后来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毛人凤接任局长，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他在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毛人凤对他另眼相看。
也正是在同一时间，荣高棠、张楠分别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多的北平，在军事调停处工作，张瑞芳也从重庆回到北平法通寺lO号养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绿草茵茵的北海公园里，张楠看到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脚蹬锃亮马靴，牵着一条大狼狗的人，定睛一看正是郭同震，她非常吃惊，赶紧转身离开了。匆忙中回身一瞥，郭同震那高大的牵着狼狗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张楠的记忆中。
这是剧团的人最后一次见到郭同震。昔日的同伴已经成为敌手，此时的郭同震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人。他带着人抄过郝龙的家，还处心积虑地在军调处叶剑英身边安插特务。几年后，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夕，他亲临老长官何思源家墙外，指挥人在夜色中跃过高墙，实施暗杀任务。五枚炸弹分别安放在何思源卧室、女儿卧室和客厅三个房间里，孰料爆炸时何思源女儿房间先炸，何从卧室里跑出来查看情况逃过劫难，巨大的爆炸把位于锡拉胡同的何公馆几乎全部炸毁，大梁倒塌瓦片纷纷坠落，小女儿当场炸死，夫人和其他儿女均被炸伤……从在移动剧团认识何，到与剧团同伴分手效力于何，再到暗杀何，十年间的世事演变和纷争在郭同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感叹的地方，正如他多少年后对记者所说“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1949年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少人弃职逃亡，郭同震头顶北平特工组长、军统稽查处长、情报站副站长等多个头衔大显其特务身手。
但一切都无济无事，就在那场爆炸后不久，国民党终于彻底垮台，在一片树倒猢狲散的混乱之中，郭同震却抓住时机带领着手下抢劫银行，把抢来的钱用作逃亡经费，租包机、劫船，携北平军统、中统一百多号人前往台湾，从此与大陆隔海相望。
在台湾，经毛人凤的举荐，郭同震继续受到重用，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负责清查台湾的共产党。最初，他所掌握的线索不过是几个持有共产党宣传品的青年学生，他还是采用“攻心术”的办法从青年人身上层层逼进，进而连连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演戏是他的另一个惯用手法。他把在移动剧团的演剧技能用到了政治斗争舞台上，经常出其不意地使案子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一个重大案件中，他索性自己装扮成共产党的接头人直接找上门去，骗过对方将其抓捕，使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致命打击。当毛人凤担心他不按常理出牌会惹来麻烦的时候，他得意地提醒毛人凤，别忘记自己过去是演戏的，“我演了一出好戏，戏瘾还没过足呢!”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改变着每一个人，当年那个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演戏的快乐青年，已经成了台湾保密局人人害怕的“活阎王”、“地下局长”，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里狡诈多谋。那阵子，他想找个同事联络一下感情，人家都会心惊肉跳，不知是不是“祸从天降”?获得“活阎王”绰号还因为他年轻时的火爆脾气依然不改，一旦惹急了，管你是谁，当场拉高嗓门，桌子一拍，非骂得对方无地自容才肯罢休……
此时，有谁还能想到在遥远的战火纷飞年代，郭同震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充满火热激情的经历呢!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起1938年的中原，想起自己曾经在大风中和一个热爱共产党的女孩子共同擎着一面大旗奋力行走吗?对于这样一个人见人怕的“活阎王”，移动剧团的经历究竟意味着什么?那青春时代不同寻常的以往会不会只是让他从某种程度上知道了怎样对付共产党，怎样把舞台上的表演技能运用到特务生涯中去呢?……在知道了郭同震的种种之后，我觉得，他仍旧是一个谜。
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拜访过移动剧团健在的老人们之后，我飞往台北。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来越被一个念头所牵扯，既然郭同震还活着，就应该找到他!奇怪的是，每次出现这个念头，脑海中也随即浮现出郭同震身着国民党军服牵着狼狗的身影，这样子虽然使我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恐惧和疑虑，但并没有阻止我想要见到他的念头。我必须找到他，即便是魔鬼，我也希望能够亲眼看见。更何况在我看来，他是在光明和黑暗之中都有着不寻常经历的人，我想要亲耳听到他对那些扑朔迷离的往事的讲述，更想为存在于我心中的疑问和好奇寻找一个答案。
找到他费了很多功夫。几经辗转，直到2005年初，从台湾访问回来的电影界朋友终于帮我带回了我所需要的材料，还把郭同震的电话号码交到了我的手上，因我的委托，她找到了郭同震，并告诉我，他身体很好，很健谈。
几天后，我拨通了台北的电话，和张瑞芳一样，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郭同震的狗一定是那种高大凶猛的品种，我的脑海中又一次闪现出很多年前张楠在北海公园里见到的一幕。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和移动剧团其他人的情况后，他表现得很兴奋。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移动剧团的同伴们，他立刻清楚地道出一个个名字，并说他们在一起演了两百多场戏呢!
握着话筒，我有种感觉，似乎和我通话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人，我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和国民党的，他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自己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当时也弄不清是军统还是中统。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参加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才加入的，连军统的人都很吃惊，他竟然还不是党员呢，可共产党却总认为他早就是国民党了。
他回答得机敏又不失狡黠，有些地方和他自己在台湾的讲述还有出入，如在他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牛鬼蛇人》等书里?明明说是1935年或1932年参加军统的。对此，我反复地提出质疑，他说那是他口述别人整理的，意思是整理有误。
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要加入移动剧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抗战呗，那时候不分彼此!至于为什么没有和荣高棠们一起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不要我，共产党是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人的。他的回答倒是正好应验了张昕老师的分析。他还谈到妻子吴春莲的死，又说自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共产党认为这种人不适合他们……
那次通话足有二十分钟，有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有些问题却依然弄不清楚，而且好像越来越糊涂。还有许多在电话里很难说清的细节和疑点，它们都牵动着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终于有了一次学术访问的机会，赴台的手续是经过两岸多次的来来往往，才办妥的，那真是异常的烦琐和令人疲惫，在整个过程中我就像是一部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运转，脑子里除了那些繁杂的手续，没有别的东西。直到飞机载着我飞上蓝天，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一种新的不安又接踵而至，我为能否在香港拿到入台证件的正本而心怀忐忑，当我独自站在香港机场明亮的大厅里等候领取证件的时候，不安的心情仍旧有增无减。
其实，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说实在的，对这样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开始与他的对话，像通常那样从问候开始吗?还是先聊几句别的什么，或者像看望任何一位普通的老人，送上的一束祝福的花束或是一份小小的能让人高兴起来的礼物?……
冬季的台北迷茫着漾漾的雨色，在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在台北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郭同震在永康街75巷的住宅。那房子在一条蜿蜒的巷子中间，黯淡的外墙斑驳的大门在夜色的笼罩下都显得十分老旧。因为事前有约，在按过门铃之后，我们走上宽宽的楼梯，在第四层的楼口，郭同震的养女谷美信等在那里，领我们进门。
房子很大，但里面比外面还要陈旧，连日的雨竟然使客厅房顶的一侧开始渗漏，谷美信在那里一连摆放了好几把伞，那些伞都撑开了倒着放在地上用来接滴落的雨水，就在伞的上方，在那有着一团团黄色雨痕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蒋介石亲笔签名赠
送给郭同震的大照片，还有沈醉所题“正气傲骨文如其人——正文将军吾兄雅正”的条幅。据电影界的朋友向我描述，这墙上原来还挂有毛人凤笔录蒋介石语录的条幅，可能是因为漏雨的缘故条幅被摘掉了。谷美信站在我身后淡淡地说：这房子国防部还等着要收回去呢，所以也不想修它了。
一只高大的狗，从屋子里溜出来，静静地在我身旁转来转去，谷美信说，前几年爸爸开口说话惹恼了李登辉，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常有人跟踪他。为了防备万一，他在家里养了十几只狗，那些狗大摇大摆地穿堂入室，弄得整个房子里都是狗的味道。她让我看房门上的那些大洞，都是为了狗们出入方便凿开的。后来李登辉下台了，郭同震就把狗陆续送人，只留了这一只至今仍旧矫健地屋里屋外巡视。这正是一年前我在电话里听到叫声的那只狗，只是它的模样并不凶猛，长长的脸，黑黑的眼睛，看上去还挺听话。
在另一个房间里，郭同震或称谷正文已经坐在轮椅上等我了。谷美信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
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一年前，当我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时，他还是高音亮嗓。后来再通话时就日渐虚弱，而现在，他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只有当我弯腰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时才能听得清楚。一年中连续几次的进进出出医院，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经历了台湾风云政治，一生都在危险和倾轧中度过的老人，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坐在那里，这一刻，身体依然挺得很直，他的眼神里有种警觉犀利的东西直刺向你，使你觉出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或许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神经也一会儿都不会放松。
然而，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回答：“记得。”
“记得你演过的戏吗?”
“《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
接下来，他的精神似乎就不太好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台北的朋友在场，他表现得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哼哼唧唧。
我只好把照片和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中他所记部分(摘抄)送给了他，然后约好再来。
第二天，我一人又去郭宅，他已经等在那里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而且好像比前一天健谈许多。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
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
“谁?”我追问。
“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示张楠，他说不是；我又问一次，他还说不是。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
“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知道吗?”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得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
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
“——那是骗人的!”
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我知道，他回答我的可能还是：这个你不懂——
没错，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人们怀着另外一种心境期盼和平与友好的日子里，谁又能更真实地想象那个血腥年代里的事情呢!
一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过他，当年参加移动剧团的目的，他哈哈地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演戏!喜欢和张瑞芳一起演戏，张瑞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骗人的吗?抑或还是真实的?!
我没有问。那天，我只是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念他们吗?”
他说：“想，他们是好人!”
“想回去看看吗?”
他断然地摇着头，“不想，没有理由。”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眼神显得有些朦胧。一年前在电话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我不能回去，台北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抓间谍是政治问题，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什么要我告诉他们的吗?”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一年前，在电话里，他大声地笑着说，让他们来吧!我什么都能管……现在，他只能这样用一根手指头慢慢地划着圈，表述着同样的意思。
他望着我，又是一个无声的笑。
他实在是太累了，美信和保姆把他推了进去，我注意到他的两只脚就那样绵软无力地拖在地上，一会儿，从关着门的屋里传来他一阵接一阵的唤声，美信说他是在叫照顾他的人。
那晚，雨在窗外淅淅沥沥地下，我和美信在灯下坐了好一会儿。美信三十二岁时就当了郭同震的家庭秘书，后来又做了养女，因为郭同震的脾气太大，两次结婚生的九个孩子都纷纷离开了他，只有美信一直陪伴着他。如今，美信已经是有孙女的人了，说起过去的那些日子禁不住眼泪涟涟。
她其实并不太清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有很多事他是不会让她知道的，但她却懂得他的不易。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如履薄冰，因此养成了从不轻易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也不接包裹的习惯，甚至连妻子都要小心防备。她说，爸曾经总结这一生的经验，永远都不要做老大，那是要掉脑袋的，要做老二，学会低声下气，可实际他根本做不到。不仅如此，人到晚年，他觉得是该结算的时候了，竟一反平生谨慎小心的作风，屡屡在各种敏感场合“大
鸣大放”，抖出不少尘封黑幕，这个一生经历了许多危险的人，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
我问她，在你的眼里养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美信说：他是一个很凶的人，自己的女婿有了外遇，他竟然找上门去往屁股上捅了两刀，这哪里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干的事情!但他也是很可亲的人，他不爱钱，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却喜欢帮助别人，没有钱借钱也要帮助别人，拿到的奖金都分给属下们，支援他们的孩子上学了……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感情。
临了，她还一再叮嘱我说，请转告张阿姨，我爸一直很怀念他年轻的日子!
那晚，在美信的目送下我走下昏暗的楼梯。
离开永康街75巷，我一个人沿着台北宽阔的马路走回去，雨停了，街上行人稀少，路边的花园里散发着雨后新鲜的味道。这雨从我来到台北就一直在下，清凉的雨丝，细润无声地飘洒在人的身上脸上，它们似乎总是下不大，却又总是停不下来。有时阳光灿烂，雨丝在明丽的光线照射下丝丝剔透，温暖中带有一点点凉意，一点点甜意；有时又像是雾，柔和地在四周弥漫……我想起有一首歌的名字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终于看到了这迷潆的雨，闻到了这雨中特殊的味道，我想到，此刻的北京，在同一个时间里，那里也是冬季。
我走着，隔着茫茫的夜色，几十年前那些年轻的身影仿佛也悄悄地向我走来，他们曾经美丽的脸庞、矫健的体魄和如今衰老的身躯一一闪现……这一切，在台北雨后的街头想起来，让人觉着分外飘渺。
第二天，美信在电话里告诉我，昨夜，郭同震一直都在折腾，通宵没有睡觉。
我没有再去见他。
我知道不必再问了，有些谜终究是谜，但若能换一个角度看，或许也不再是谜了。
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从北京再次拨通台北的电话时，美信告诉我，郭同震刚刚在医院里走完了他最后的路程，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打开电脑，看到互联网上贴满了消息：深受蒋介石重用遗臭万年台湾老特务孤独死去；活阎王在孤寂中死去；曾主导暗杀周总理的台湾特务死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昕老师，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什么都没有说。
此刻，不知她是否又想起了那个快乐的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演戏的年轻人，或许，他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2008年夏于北京文慧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