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阳光从那排高高的水杉叶子中洒下，转过弯就是复旦九舍十三号。在这个幽静的小院里，贾植芳先生的客厅却是一个热闹的所在：一张张年轻人的笑脸如同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笑声接连不断。贾先生身子有些后仰，坐在摆满书报的圆桌前，刚刚抓起一支烟又立即放下。生怕别人责备似地为自己开脱：不抽了，再不抽了；说着另一只手忙端起了水杯，又对面前的学生们说：“你们喝茶啊，吃糖啊……”看着先生的表情就知道他要讲点什么了。果然，他一字一句地问：“你们——谁坐过警车吗?”
这些未经世事的青年见了警察都气短三分，哪还敢惹警车啊，慌忙集体摆手，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没……
先生越发得意了，他神秘又自豪地说：我可坐过，还有两个警卫，带着枪，去的地方也不错，吃饭不要钱……一边说着，他一边站起来表情严肃地表演着。经不住老人滑稽的样子和幽默的话语，大家哈哈大笑。随后是先生轻轻地笑，他的得意仿佛不是在说坐牢，而是中状元、坐花轿。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蹲监狱就像去外婆家一样。是的，一介书生，四度入狱，前半生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先生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苦难的纪录。他说：“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狱里狱外》序)就这么轻松?“生命的代价”仅仅是“有缘”?这种缘分也太可怕了吧。但印象中，先生的确从未对我讲过以前的生活有多么苦多么难，这个耄耋老人将那些苦难的岁月都化成了黑色幽默，还有某种劫后余生的微微得意。比如：你们都没坐过警车吧?
于是，大家都在说先生乐观，豁达，不畏苦难……
是的，哪怕是天大的苦难，在先生的记忆中储存的似乎只有那些有趣的细节，那些沉重的内容仿佛都自动删除了。要说苦难，先生可算是它的亲密战友，“文革”中，先生被押回复旦大学在“群众专政”下强制“监督劳动”，此时，任敏师母被赶到青海、山西，家已不存，先生的容身之地只是集体宿舍中的一张床。每天早晨七点钟就得出去上工，扫地、扫厕所、通阴沟样样都得干；回到宿舍，他还得伺候几个管教的日常生活。当然，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做功课：写交代、检查、思想汇报。从堂堂的大学教授，到1783号(贾先生在监狱里的囚号)，再到“牛鬼”，真是“狱外即狱中”。肉体折磨，生活创伤，精神蹂躏，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每一个这样的白昼和夜晚的。贾先生哪怕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里，仍然坚信：历史会还我们清白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而对于那些不断侮辱他的人，他则想起当年的“政治犯”耶稣被押走向刑场时，对沿途向他投石头的人所说的话：“上帝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第122、12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于是，他咽下血泪开始“捣乱”：你们越是摧残我，我越要好好活。每个月三十元的生活费用，给在山西的妻子寄十元外，剩下的只能省吃俭用。但他却给自己订了另外的规矩：平常抽八分钱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斗受辱后却要抽一角二分的“勇士牌”；平常舍不得吃肉，挨了打偏要吃排骨。“牛鬼”也要享受享受……
这样的叙述中，辛酸、苦难都被过滤了，剩下的只是壮举豪情和不屈的勇气了，也可以说没有一点阿Q精神又怎么办呢?特别是先生的叙述让没有过同样经历的年轻人，很难捕捉到这些言辞背后的内容，何况先生的调侃、自嘲又是那么多：任敏师母在“文革”中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常常会看到丈夫被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宿舍瘫倒在地上的情景。一次她哭着劝贾先生，“想开些，千万不要寻短见!”可是贾先生反而倒过来安慰师母，又要她讲自己喜欢听的家乡的事情。师母遂强装欢颜，提到老乡听说她这次到上海，便说这是“织女会牛郎”，贾先生马上纠正，“哦，不是牛郎，是牛鬼!”每逢说到这样的细节，大家都忍不住跟着先生一起笑个不停，沉重的历史就这样化作了轻松的笑声，此时，我们也在感叹，贾先生那瘦小的身体中怎么藏着那么巨大的打不倒压不垮的生命能量!
先生的生命是有硬度的，这种刚硬既证明了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又显示了生命本身的丰富性。先生有一枚“秦坑余民”的闲章，不知为什么，他仿佛总是这个世界的“余民”。出生那一天，即哭叫不停，浑身抽风，不久就奄奄一息。当地的规矩，人要死时土炕上垫的毡条要抽掉，当时他身下的毡条已经抽去，家里人只等着断气便去埋掉，这时父亲忽然想到家里还有一盒牛黄丸，死“马”当活“马”医给他喝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谁知这个“余民”“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父亲常常气得骂他，“当初不该喝那个牛黄丸，两耳招风，闯祸的妖精!”但这种“冥顽不灵”也让他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认定的事情就会执着地坚持。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让他成为一个余数，不为社会所容。
以这样的性格，身上哪怕压着五行山他也不会愁眉苦脸，更不会轻易驯服的，无怪乎先生那么喜欢《
西游记》，在骨子里从未有什么能囚禁他。于是，人生的诸多苦难都被贾先生化作了生命传奇，抗战时，他所在的部队与日军遭遇，枪林弹雨中部队被冲散，他一个人在山里跑五六天才能找到队伍。有一次，他摸黑拼命地跑，人已困乏不堪，两条腿却仍然踉跄前行，跑到天蒙蒙亮时，一道城墙挡住了去路，瞪大眼睛抬头一看，好家伙，城墙上站着日本兵，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幸好，先生个子小，他没有被发现……讲起这些让人心惊肉跳的细节，先生仿佛说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生死大事，而是在讲一部别人写的小说。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记忆真的能被删除吗?苦难真的能这么轻易地就化解了吗?那段黑色的日子可以置换吗?当我的理智给了否定回答之后，看着先生谈笑风生的样子，不免又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不过，有一次我与先生“抬杠”，在先生得意地问“你们谁坐过警车”时，我说：“我坐过。”没来得及得意的先生不禁一愣，我马上解释，“我在公安局工作好几年。”“是吗，是吗……”被触痛的不是先生的苦难记忆，而是抢了先生的“头彩”让他不再得意，看到老人黯然的眼神，那一瞬间，我有些后悔自己的心直口快，我何必去抢先生的“乐趣”呢?
二
当我们谈论“勇气”、“坚韧”、“良知”这些抽象的字眼时，历史坚硬如冰，可以说是过眼烟云，但如果把它还原为具体的人、场景后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历史就变得沉重，变得如同沙石磨砺着我们的灵魂。这些天，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是，先生追悼会那天，大约是一位五十年代的老学生，她穿行在林立的花圈中，一边流着泪一边说：先生一生吃了多少苦啊，在监狱里他都吃不饱啊……
这话一下子触痛了我，我读过先生的文章，多少了解一点当时的情形，“那时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因此大家每日关心的并不是何时被释放和与家人团聚，而是如何能够活下去……因为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一天盼来盼去，就是希望早晚两餐稀饭能厚一些，多一些，哪怕多一口也是运气……”；“打好饭后，犯人们显出非常珍惜的神情，如果铁盒子外面留有几粒米粒。就赶紧伸出舌头舔干净，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稀饭或干饭倒在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搪瓷杯子里”。如同读张贤亮的小说让人感到心颤，多少年后贾先生感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又是都有些社会身份的人们，此刻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经缩小到一般动物的境界了!”(《我的难友邵洵美》)不论是描写，还是评论，先生都保持着客观的语调，他从未哭诉过什么，所以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贾植芳真幸运，蹲监狱跟邵洵美蹲在一起，居然也得到了文学史的大秘密。如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被关在洞中却意外得了武功秘籍一样。这样的体验刻骨铭心，难道先生会那么轻易就忘记吗?哪怕他什么也不说。
多少年前，读先生的《狱里狱外》先是震撼，接下来仿佛做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噩梦，同样是哭不出来的。有时候，我想不仅仅是先生乐观，豁达，而是先生和他同时代人的某些遭遇有时太“幽默”了，以致不曾经历过这些的我们，反而体味不到其中的酸苦，而像在读传奇故事。1955年报上给先生戴上“土匪、少将、人口贩子、鸦片贩子”等多顶帽子，连先生自己都给弄糊涂了，虽说他“经历复杂”，可是什么时候当过“土匪”、贩卖过人口啊?终于有一天他恍然大悟：
我初抓进来时，除过提审外，更多是看守人员送给我一个名单，要我逐一交代(书面)。一次送来一个名单，上面列的人名，都是我过去写小说时的人物名字。我对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些人。这些人是我做小说时编造的。”他们回答说：“你编造时总有活人根据呀!”我们同志文化水平低，他们把文学作品看成新闻纪事了。我想，大约他们认为，大概我写的这些人物，就是我自己的化身，而我在小说中，写到了土匪、少将、人口贩子、鸦片贩子这些人物形象或情节以至细节。(1989年1月13日致李辉信，收《写给学生》第101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幽默”不只发生过一次，先生在后来的日记中还写到，一位来访者言：他因为写过论罗亭的文章，审查他的时候曾让他交代与“罗亭”的关系。他们就在这样的小说般的现实中生活着，我无法想象这些“故事”的经历者、承受者多少年后怎么看待这些，这些荒唐的经历，在他们永远无法像读小说一样获得某种间离效果吧?贾先生曾经叙述过一个让人震撼的细节，大难过后的路翎不时会有一些反常的行为，碰到人总是问：“我们这些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对此，贾先生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早就没有人在乎这个问题了，此时，路翎“忽然撇下我，一个人冲到屋子外面，站在院子里向天大声嚎叫，发出的声音好像受伤的野兽的哀嚎，恐怖、凄厉，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谁能够体味得到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压抑?贾先生认为，“路翎和胡风一样，在文学领域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能所向无敌，可是一离开文学领域进入社会，他们就变得单纯而幼稚，特别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中的黑暗与野蛮，知识分子命运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天塌地裂，他们的精神都会受不了。”他自己呢?仅凭着坚定的信念就能遮风挡雨了吗?先生可以纵酒论人生，睿智谈学问，但他的心理伤痕向谁说呢?路翎的“哀嚎”是在纾解内心的巨大悲愤，先生从未这样“哀嚎”过，是他没有悲愤吗?不是，偶尔的一些情绪性的流露让我们看到了先生心底沉重的阴影。六年前，先生的夫人任敏去世的第二天，我曾听说先生为一份报纸按照商业广告的标准规格，只登了妻子简单几行字的讣告突然有些神经质地拍案而起：这是政治迫害!先生说这话时，丝毫没有一丝调侃，愤怒是从胸腔中发出的。大家面面相觑，不明白他火气从何而来又对谁而去。对于这样的失态，只有了解了他们深重的苦难的人才能理解。也是那天上午，人们在外屋忙来忙去，先生的周围很清净，我默默地坐着，他突然对我说：老太太可以了，她活了八十四岁，比某某人还多活一年呢!对于没有历史伤痛和恩怨的我而言，先是一惊：这么多年了，心头的阴影都移不去吗?后来只有默默地点点头。
在不经意中，你还会感到先生的特别不宽容，甚至是苛刻。比如他对某些人嗤之以鼻，并以他特有的记忆力报出这个人当年在某报刊上写过哪些批判他或者胡风的文章。我们想说，那个时候都得写，没有办法，你何必又斤斤计较呢?但在这些地方，他不但斤斤计较，而且还常常计较。比如，他说起过去的一位同事，当年揭发他“开夜车”是“从事反革命活动”；现在街头重逢，同事劝他，“贾先生，你晚上不要工作得太劳累了。”他说，现在他只是笑一笑，但真想对他说：“我现在老啦，搞不了反革命活动了。”对于那些势利小人前踞后恭的行为，他也有一种一朝翻身、恶有恶报的快意。好几次，在街上散步，他指着某处说，这是当年的看管他的某某人开的店，当年是动不动就训斥他，“贾植芳!”现在居然跑过来递烟，谦恭地称他为“贾先生”了。此时，我常常笑而不答，心想，你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听过多少文化名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啊。可是想一想，谁承受的苦难又有贾先生深重呢?在这样苦水中浸泡过，在那些恩仇、荣辱中挣扎，难道一个大活人都不能有一点情绪上的反应吗?对此，我们的难以理解或许也是正常的，毕竟我们与贾先生的生活境遇相差太大了，置身事外我们当然可以平和地看待一切。
更何况，当今社会真是换了人间，一个老者絮絮叨叨的苦难记忆大概没有人肯去用心听，反倒贾先生的调侃如传奇故事一样被不断流传着，但老人心底的伤痕还是如奔突的岩浆伺机寻找突破口喷涌而出。这时，面对着贾先生你不会感到解压的快意，而会倍感痛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脓血。几次住院先生都曾“胡言乱语”过，他似乎处在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幻觉中，大概每一次住院都会引起他蹲监狱的可怕回忆吧?有时是大喊大叫，有时是慷慨陈词，都是把病房当作牢房，都是回到那段苦难的岁月中。有一次还大骂邻床的病人，似乎是反抗，又像是自辩。先生最后一次住院也说过胡话，他说他看到老太太了，她们在开会，到处都是尸体……熟悉任敏师母经历的人都知道，师母被流放青海后，曾在监狱中背过死尸。没想到多少年后这些画面又进入了先生的梦呓。
在监狱里，难友们曾经相约：一定要活得像个人样!这让我想起了萧乾在劫后曾有同样的决心。他们身上被人泼满了污水，但他们都想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甚至在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得更好。那么，他们展现给人们和这个世界的都是笑脸和潇洒的姿态。我一方面觉
得像先生这样屡经苦难的人，不以苦为“乐”。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另外一方面认为，他们的“乐”未必不是虚弱地为自己鼓劲，他们要让人看到苦难并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不希望自己活得猥猥琐琐。这正像先生在他的散文集《热力》的后记中所言：“虽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应该有点火力才行……”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含着生命的分量。
三
等我来到复旦读书时，任敏师母已经卧床四五年了。虽然因为中风，早已难以言语，但我们却经常撞见先生在师母的床头喃喃低语，告诉师母谁来看她了，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的哪本新书出版了。其情感人。后来，在先生发表的一篇日记中，我还看到他记录的师母的当日体温：“敏情况良好，体温上午摄氏三十六点六度，下午三十六点七度，晚上三十六点七度。”先生每一天都为师母量体温，重病的师母是先生永远的痛也是他永远的温暖。
先生曾经对人说过，“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让任敏能醒过来，好好地再过一阵子。至于花钱也就无所谓了，因为我和她来上海时手里八块铜板，一直用到现在；当年只有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家了。只要能把她的病治好，大不了我们还是带着八块铜板和一卷铺盖回老家。”(《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第156页)多少次读到这段话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要知道先生说这话时已经不是海誓山盟、卿卿我我的小青年了，而是八十五岁的老者。只要师母好起来，哪怕一切从头再来，能说出这样的话要下多大的决心啊!之所以这样说，也有先生的痛，他一直觉得师母跟他一辈子含辛茹苦，飘转流徙没有享到福，总算到了花甲之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们不一定要吃香的，喝辣的，只想过几天安稳日子。然而，这个并不高的要求却让他们奋斗了一辈子。
他们相识在古都西安，当时任敏师母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贾先生在国民党的部队上做日文翻译，可不久便被怀疑思想左倾，而当时国民党部队中一旦谁被认定为共产党分子和思想左倾便可就地枪毙，上司们正在商量把贾先生捉起来活埋，幸好，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文书将消息透露给他。先生与师母只有连夜奔逃，“那一夜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遇到特别险要的地方，我就回头拉她一把，把她拉上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才脱了危险。”(《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师母也是晋中富庶商人家的小姐，吃得下这份苦其中的情谊有多深，先生自然心清肚明，可是，当他表达内心歉疚的时候，没想到任敏师母断然说：我这个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两个人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要不受气就行。先生后来说：“婚后几十年坑坑洼洼都走过来了，我们都遵守着诺言；可谁知道，她吃得起的‘苦’会是这般的大。”但再大的苦，任敏师母也与贾先生一起走过来了。特别是当先生身陷囹圄，他们两个人分隔两地的时候，两颗心却紧紧地靠在一起。先生永远都不会忘记音信隔绝八年后，他突然收到师母寄来的包裹时的心情：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先生八十岁时曾写了一幅“自寿联”：“脱胎未换骨家破人不散”。“家破人不散”，正是在凄凉中有着这样一份温暖的鼓励，先生才有百折不挠的底气。有人把这些中国受难者的妻子们比作“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要承受的精神压力比受难者本人还要大。这是他们双方当初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1946年贾先生夫妇住在胡风家中，任敏师母看到胡风经常发脾气，很害怕，有一次不禁问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凶，胡风意味深长地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这句话任敏师母牢牢记住了，而贾先生后来感慨道：“但在那个时候……大约都不过是以为知识分子生活清苦，又不安分，在世界上总是不如意的事情居多，所以做妻子的格外辛劳，但他们都不会有这个思想准备，即做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未来的社会里还有更大的不测与风险去承受。”(《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这样携手共艰危的一对夫妻，在终于获得了安定生活时，突然遭遇病魔的打击，先生的焦虑、急迫可想而知，而先生“八块铜板和一卷铺盖回老家”的话，并非夸张的豪言壮语，还基于师母长期卧病，作为一名退休教授，他的生活并不宽裕的实际情况，所以那几年里，先生总在不断地写啊写，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为师母的医疗费而尽心尽力。但所有的努力始终抵不过病魔的凶残。2002年11月20日，天下着恼人的冬雨，我突然接到在医院值班的同学的电话：赶紧接贾先生来!那天路上的车非常堵，坐在出租车上，望着车窗外的细雨，先生一言不发，凭着他的历练恐怕已经预感到什么。到了医院，在乱糟糟的走廊里，同学示意我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医生正在处理。我们只好谎称不知道在哪个病房让先生等一等，病房的人会来接我们，实际上也是平复一下他的情绪。但显然先生的情绪更焦躁了，他不住地问：怎么还不来接我们?终于来到病房，看到这一切，先生反倒很平静，他痛声问医生，不能再抢救了吗?当得到无望的回答时，他在病床前缓缓地为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跪了下来……第二天，先生在客厅中枯坐，突然命人马上打电话给出版社，叮嘱他们一定要在自己即将开印的一本书前加上对妻子怀念的献词，这是一个书生仅能做到的最隆重的哀悼了。
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先生的经济学研究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它写于1946年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后，当时，先生躲在沪西的阁楼上，两个月足不出户，趴在箱子上日日夜夜地写着，需要资料由师母出去借，生活上也由师母照顾。等写完这部稿子，身体完全垮了，一天早晨，先生突然昏倒。但这样的生活也不能持续，不久特务又光顾了，他们又不得不赶紧逃到青岛避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在妻子离开的时候，想到这些，先生分外心酸。师母去世次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沉痛心情：
昨天未写日记，搁笔，因为昨天是一个阴暗的雨天，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家庭的“半边天”——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我亲爱的妻子任敏已于昨日(二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离开了我们两个人共同建立的“家”远行了……昨夜全家每个居室大小电灯通宵明亮——为我的亲爱的敏照路，也许她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徘徊，望着眼前旧居怅惘，落泪……
我亲爱的妻子，敏，您慢慢走，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团聚，就像您活着的时候，我们到处流浪，在颠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携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前行，挺着胸脯前进。
……
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
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和抢劫，这种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生活悲剧。《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
四
虽然苦难总是伴随着先生，但是他的周围却从不缺少笑声，这是性格、气质使然，也是不同时代的青年人回馈给他的礼物。可是先生扶植年轻人的佳话，在五十年代却成为他“拉拢革命青年”的罪证，但这种打击没有阻隔他与年轻人的交流，在新时期先生更是以极大的热情与青年人保持着热线联系。在他的客厅里，有他指导的研究生，也有慕名而来、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大家都一视同仁：一杯茶一席谈。陈思和教授至今还记得，先生在没有完全恢复工作的时候，他们师生常常一杯白酒，几根酱瓜，数粒花生米，边吃边谈的日子。我也听说，有一阵子，周末的午后，先生家的客厅中摆着酒摆着菜，先生端坐中间，与众人议论风生，而周围的人也有来了走走了来的。这样的吃吃喝喝至少说明了先生与年轻人没有隔阂，也说明先生喜欢有年轻人围在身边说说笑笑的时光，直到后来他不能这样喝酒了，但“来玩玩”却总是欢迎的，先生家的那扇门总是对青年人开放的。
先生招待我们的除了糖果、点心、茶水之外，还有书，很难形容每次拿着先生的书走出的兴奋之情，送书给人时先生也非常开心，于是得到先生的赠书就似乎不是什么恩赐，因为在他那里没有什么主次、尊卑，来的都是客，来的都是朋友，哪怕是对我们这样的晚辈；而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就是书，哪怕你自己买了他的书请他签名，他还常常会再送你另外一本。时常讲到尽兴时，先生会突然问：我的某某书你有吗?_接下去的事情就不用多说啦，于是，我们可以像小孩子得着糖果一样手舞足蹈了。先生的客厅中一年四季人来人往，他的“糖果”不知要准备多少，但他从不计较这些，送书的大方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不在乎世俗的功利，更在乎精神的沟通，书自然是传达精神最好的媒介，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分享这种精神的快乐。
记不清贾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是什么了，但这部《历史背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最后一部却是无疑的。不过，这次不是在他的客厅里，而是在病房中，而且，在病床上他还执意用颤抖的手签上名。那是今年年初的一个午后，我们一家，还有志荣兄在冷雨中去医院里看先生，随后陈老师也赶到了，老少四代人让不太宽敞的病房显得很喧闹。先生很喜欢小孩子，不断地命桂芙大姐给我女儿拿糖吃，并说：“养个女儿就是开了个银行。”这也越发纵容了她的泼性，便以银行董事长的派头大模大样毫不拘束地躺到病房中的另一张床上。我知道，《历史背影》是李辉、应红夫妇专门从北京赶来将样书直接送到病房的，病中的先生一直惦念着这本书，仿佛一个孩子对于某个预约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那样盼望着。所以书一出来，他们就赶到了上海，可以想象先生看到书的兴奋，这样，躺在病床上他也可以有不断赠书的豪举了。《历史背影》集合了先生不同时期怀念师友的新旧文章，这些人都是二十世纪中饱经风雨的知识分子，先生是写小说出身的，常常能够捕捉住他们的生活细节，又能传神地表达出来。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先生在不同时期所勾画出有着不同经历、性格各异的这些知识分子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的强调，并通过他们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魂。先生说他们都有书生本色，有“独立人格意识”，有“良知和正义感”，他们“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不是物质享受。
我们这个师门，入学的第一堂课就是来拜访贾先生，先生会问每个人的籍贯，自然而然也就天马行空地聊到各地的人和事，先生从来没有高谈阔论地向我们灌输过什么大道理，但在他的言传身教中，在他所描述的这些知识分子的风貌中，难道你还感受不到他的价值取向吗?这种颇带仪式性的举动仿佛在提醒我们，有责任延续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先生的《历史背影》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了这个多雪的冬天，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想先生也该出院回家了，又可以到他的客厅中听他高谈阔论了。关于先生的消息也不断支持我的想法。直到有一天突然传来先生“不大好”的消息，我完全惊呆了。当4月24日上午赶到医院时，先生戴着氧气面罩虽然十分不舒服，但头脑还很清醒，还曾侧头看人，应声，谁知等我下午四点钟再返回病房的时候，我期待的奇迹越来越远去了。
忘记是哪家报纸发的消息了，写的是：著名学者贾植芳昨夜去世，几代学生病房送别。说的不错，先生弥留之际，连医院的走廊里都站满了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从年过七十的五十年代老学生，到八○后的徒子徒孙，先生一辈子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与这些人的情感又何止是血缘关系!先生追悼会的前夜，他在各地的学生都赶来了。在一家饭店中，日本学者山口守教授动情地说：先生去世，他感到犹如失去了父亲。我们几个人都眼含泪花，默默不语。最近我又收到山口先生的电子邮件：
此次为贾老师追悼会赴上海匆匆忙忙来去……我在美国期间心情一直不好，直到现在还时而想到贾老师，悲痛之情刺着我内心深处。和你们说实话，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学者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位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在给张业松的e-mail上说，觉得自己是孤儿一样，因为我们学术上、精神上的父亲已离开了我们。剩下我们学兄弟该多多联系，多多见面。
我不知道山口先生是否注意到先生1987年10月31日的一则日记：
收到博源信，并转来他译的山口守给他的来信，因为上次我对博源说，山口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为他担心。博源回去给他写了信，传达我的意见。因此引起山口写来一封长信叙述自己的身世、理想和追求，非常朴实诚挚，像一篇有哲理的散文。通过这封信。我对山口君肃然起敬，他的思想状态，使我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我的坎坷的一生。
我想山口先生读到这些一定会禁不住落泪的。不过，先生在怀念梅志的文章中曾说：“此时此刻，面对梅志先生去世的噩耗，我知道，我也不能哭泣。因为梅志先生的榜样教导我们，哭泣不是我们的性格!”我也想拿先生的这话来安慰与我同样悲伤的朋友们、老师们。
五
最近，以前的日记从异地拿到了我身边，我在里面搜寻着关于贾先生的最初印象。1994
年4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巴金国际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贾先生。4月17日日记中记下我们的一次单独谈话，“贾先生到我的房间，谈了一通关于文学研究的问题，老人的话我并不一定都能听懂，但这么大岁数的人，思路敏捷，观点新而开放，实在让人敬佩。讲到他回忆录的写作，贾说：要让人知道，贾植芳到底是什么东西。老人讲话很幽默，很随和，没有名教授的架子。”当日在车站辞别时，我还记下了贾先生特有的豪爽的话语，“有事到上海找我，要什么书可以来信说一声。”
再次见到贾先生是三年后的8月30日：
晚上，张业松带我去见贾植芳先生……老先生刚刚从外面吃过饭回来，是日本人请他的，他顺便说起很多自己在日留学的事情，并与我谈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状况……最后，我请他给《狱里狱外》题词，他题完了说：请多批判!说到该书续篇。老先生说：要写就写“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并说：小周，要多写东西，一定要学好外语。语重心长。
学好外语，多写文章，是先生经常鼓励年轻人的话，他还会捎带这样一个玩笑，外语很重要，以前，上海滩的妓女都会五国话呢!说着还会用各种语言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真是寓教于乐啊。问到他在写什么，他常常说：我已经写不动了……但我知道，先生在“文革”结束之后，一直坚持记日记，已经出版的《解冻时节》、《早春三年日记》，还有《退休前后》想必早已引起有心者关注，先生一双阅尽人间沧桑的眼睛看周遭大千的所感所想尽述日记之中，这日记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历史背影”，如果能够都整理出来以原貌出版，将是中国知识界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记录之一。先生用行动、用文字在自己的晚年奋力书写那个“人”字的同时，也记下了人间许多非人的行为，这样的书写是可以传世的。
记忆中的一幕幕总是先生鲜活的影像，在情感上，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先生离开的事实。在他去世的次日，我又来到他的客厅，他平常坐的那张椅子还在，沙发上、书桌上堆满了书报，我觉得先生那笑声并不曾消失，我仿佛还能听到他讲了多少遍的老故事，或者他带着坏样子的表情在谈某位达官贵人的逸事，不时先生也会抽出一份报纸或杂志，说上面的文章与你的研究有关，你可以回去看看……来吊唁的人有忍不住哭出了声，但我有悲伤却哭不出来，因为我始终觉得他还坐在那里……一天骑车走过国顺路，我还习惯性地想拐进九舍，但又突然停住了，远远地望着那高昂着头的水杉，良久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