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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
       很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忘掉那样的黄昏，我牵着姐姐的手。跟着母亲匆匆走上长乐坪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这条路艰辛又漫长，我们必须夹紧胳膊，缩着脑袋，躲躲闪闪，沿途绕过十几个裸露在外的水槽，三十多根晾衣竿，以及无数搁着砂锅的蜂窝煤炉子，架着搓板的洗衣盆，积满水垢的铝炊壶，反扣在墙上的穿洞的铁锅。路的尽头，是一扇紧闭的窄小木门，母亲伸出两根手指，捏住生锈的圆门环，轻叩三下，门嘎的一声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片黑暗，以及扑面而来的类似腌咸菜的味道。进门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仅剩一线的天空，突然有种感觉，长乐坪像一颗巨大的毛板栗，我们三个像三条喜爱甜食的小虫子，正在一点一点朝里面钻。那个苍老的声音照例在黑暗中咳嗽了一下，在我听来，那正是长乐坪这颗毛板栗最最深处的声音。
       请注意我刚才的说法，一路上，是我牵着姐姐，而不是姐姐牵着我。
       这正是母亲在黄昏时刻，拖着两个女儿匆匆外出的原因。这一年我七岁，姐姐大我一岁，正在上二年级，可有人说，她看上去更应该去幼儿园。姐姐有着洋娃娃一样的面孔，五岁以前，人见人爱，五岁以后，再也不肯长一厘米。母亲眼睁睁看着我从后面追上来，超过姐姐，径直向上蹿去，脸上一天比一天焦急。她不再带姐姐出去散步了，她不喜欢听人夸她大女儿“玲珑可爱”，也不喜欢“娇小”这个词，除了黄昏时分那扇老式木门，她不带姐姐去任何地方。
       母亲不相信医院，因为那个戴眼镜的胖医生总是一脸不耐烦。“遗传变异，听说过么?概率，听说过么?暂时没有办法，只能物理治疗。”
       母亲也不相信物理治疗，一位热爱双杠的体育老师告诉她，所有的田径运动都可以让人身材颀长，她平视着体育老师的眼睛，心想，他本人却是个头大肩宽的小矮墩。
       母亲宁肯相信隐藏在长乐坪深处的那扇带圆环的木门，她从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带回一瓶瓶神秘的清水，逼着姐姐当她的面喝下去。她想起那个胖医生，模仿起他的语调来，“精神变物质，听说过么?”
       然而姐姐很满意自己的身高。“排队时从来没人跟我争第一名。”姐姐喜欢站在第一名的位置，课间操，跳舞，开会，课外活动时拿着小铲子去除草，她总是奔跑在最前面。她知道奔跑比行走更能吸引人的目光，何况她的身体条件决定了她必须奔跑，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学淹没，更何况老师们很可能就悄悄站在玻璃窗后面，走廊的阴影下面，楼道的拐弯处。她喜欢有老师看她，即便不是她的任课老师，她也希望他们认识她，喜欢她。从学校大门到教室有两条路，一条是绿树成荫的公共甬道，一条是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除非是送交作业，或者有问题需要向老师陈述，学生很少去走那条教师走廊。只有姐姐例外，上学放学，她无论如何要拐个小弯，装出走错路的胆怯样子，迈着急急的碎步，吐着舌头走完整条走廊，再用几个欢快的蹦跳，结束这场模拟的冒险。
       我从教室出来，径直穿过甬道，在大门口气鼓鼓地等她，她朝我飞奔过来，短裙像花伞一样撑开。
       裙子是姐姐特有的。母亲爱美成癖，她不想看到姐姐平庸的短腿套着更加平庸的长裤，正如她不想让人看见她胸部平坦的缺陷一样，她给姐姐设计了一系列上身短小腰部打褶的短裙，无论春秋冬夏，她让姐姐穿着同一款式的裙子。山地寒湿，母亲就给姐姐准备了一双又一双颜色鲜艳的御寒长袜，袜口缝着松紧带，外侧织进可爱图案。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她把姐姐从一个平庸的典型，提拔到无人可及的高度，姐姐穿着那些裙子，配上小靴，奔跑在校园里，如同一个公主，在自家花园里扑捉蝴蝶。与之相比，我这个发育起来按部就班的妹妹，看上去却像她身边老实憨厚的粗使丫头。
       也许因为她的身高，也许因为她的可爱面孔，姐姐成为长乐坪最最著名的小女孩。她的头像被放大了，挂在长乐坪照相馆的橱窗里，她的四寸小照被孕妇们拿去贴在床头，她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不用打扮，原样登台，就把画着大红脸蛋黑虫子眉毛的同学们比下去。有人向母亲建议，不妨带着姐姐去一趟北京，每天在儿童艺术剧院门口走上几个来回，走上一百天，不怕她不被童星探子发现。
       这个建议让母亲很愤怒，她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好意，以为人家在咒她女儿永远是个小矮子。事隔多年，当她因为一些事沉浸到坏情绪里，不无惋惜地说：“也许那时候真的应该带你去北京。”对于长乐坪来说，北京像天堂一样遥远而美丽，充满了温和而幸运的事物。
       据说姐姐的身高一度影响了父母的感情，那时我们都还小，以为父母就像房子和马路一样坚固耐用。我依稀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我和姐姐挤在母亲的大床上，母亲望着蚊帐顶说：“过了四十岁，男人就是多余的。”后来父亲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果真有点多余，母亲在饭桌上摆放碗筷，再把姐姐那张加高了不少的进餐椅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拖出来，常常一不小心，就把父亲那份搞忘了。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只有身体和器官，是硬件，其他一切，诸如性格脾气和命运之类的软件，都是在硬件上发展起来的。可是，等一等，我又要否定自己了，既然这些软件是从硬件上发展来的，而硬件又是天生的，这不等于说，人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么?人活一辈子，就是要验证那个密封到死才打开的答案么?
       姐姐的软件像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大致轮廓正在那套洋娃娃一样的硬件上形成。
       我猜她有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是她的姐姐，而她是需要我照顾的妹妹，也就是说，在这个四口之家，她应该得到我们三个人的珍爱。她经常把《安徒生童话》翻开到《豌豆上的公主》那一页，她曾经向母亲要过一颗豌豆，我猜她把那颗豌豆悄悄塞到了棉被底下，很明显，别说隔着二十床棉被，仅仅隔了两床棉被，她的身体就感觉不到那颗豌豆了，否则她会嚷得尽人皆知。当然，这只是她内心深处无人知道的狂想，表面上，她并没有公主梦，虽然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主般的待遇：除了跨上一级台阶，亲自爬到母亲为她特设的就餐椅这件事，其他事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她个人的，她一概不予理睬。
       她清早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喊我的名字，她需要我给她取出当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有许多格子，最下面一格挂着裤子，有时也有短一些的上衣，第二格才是她的衣服，可她够不着，除非站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刚刚起床，不乐意马上就去搬小凳子。
       她把梳子递给母亲，她永远梳那种蜈蚣辫，那是母亲给她设计的发型，从头顶开始，顺着发际线，不断挑起发股往后编进麻花辫里，两股麻花辫汇合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麻花辫的装饰，母亲似乎不喜欢看到光裸的辫子，她一定要在辫缝里插进一些花样，有着彩色圆点的瓢虫状夹子，细巧如星的花朵。光亮如水晶的丝带。编一头这样的发辫，即使是母亲这样的熟练工，至少也要二十分钟。
       她吃饭，最好吃成本最贵的菜总是摆在靠近她下巴的地方，偶有疏忽，她没吃几口就一声不吭从专
       座上溜下来，谁劝都没有用。
       她没有目的地大喊一声“我要洗澡”，就像电话来了总有人去接一样，不管是谁，谁最先听到谁就默默地走过去。拿下淋浴喷头，架在她够得着的地方，睡衣放在盖着塑料布的篮子里。
       还在秋天，母亲就开始酝酿去一趟山外，采购最最纯正的丝棉。姐姐个头娇小，普通棉衣会把她穿成大棉球，丝棉又轻又薄，又保暖，只是比棉花要贵出许多，不过，仅仅只给姐姐做一身的话，我们家还是可以承受的。
       姐姐唯一的优点是把上学看得比天还大。她感冒，需要去医院输液，上课前二十分钟，她要求拔掉针头，母亲反对，她拿起盐水瓶就往墙上砸，母亲只得依了她。外婆过世，全家奔丧，我替她请了一天假，她冷笑一声，第二天照常背起书包，在门口和我们三个人分道扬镳，母亲只得强忍悲痛，安排父亲留下来照顾她。
       四年级。姐姐想竞选班干部。我说：“算了吧，至少别人跑起来比你快，站起来比你看得远。”
       姐姐一点都不示弱，“是当班干部，又不是比体能。”她思考片刻，痛下决心，“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同学中有号召力，这是老师说的。”
       我还是无法想象小蜜蜂似的姐姐，能在她那群同学中当好班干部，我担心她会惹下笑柄，让我跟着难堪，就轻蔑地说：“不当班干部又不会死。”
       “是不会死，但会被人忘记。”
       她精心准备了一篇竞选演说，她的目标是文艺委员，因为很久以前，一个客人曾经夸她嗓音漂亮，她便牢牢记住了。在我看来，她的竞选毫无希望，不光是她的身高有问题，她的演说稿也有问题，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简直是想入非非。她甚至许下这样的诺言：如果她能当上文艺委员，她将组建一支班级合唱团，她要让合唱团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要让它的歌声蜚声海内外。我偷看过她的演说稿，千真万确，最后一句话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句话选自别人的文章。据说，当她在讲台上念到这句话时，全班同学，包括老师，都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想，她的演说打动了他们，文艺委员十拿九稳了。最后的结果却是，她输给了一个非常朴素的大眼睛女生。她回到家，高高地坐在特制餐椅上，攻击别人，泪痕未干，又淌下新的泪水，但不妨碍她拿起饭勺。“脑后扎个刷锅把子，黯淡无光，一点都没有文艺委员的气质。”
       也许是为了照顾情绪，老师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职务：班务助理。这在全校都是个创举，说到底，班务助理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小耳目。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老师跑了一趟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一块手绢，就像念叨“包袱雨伞我”那个著名笑话里的和尚，“白底蓝花”四个关键字，姐姐是一路不停地念叨着跑过去的，那是暑假前的最后几天，太阳把光秃秃的街道烤得冒烟，姐姐终于把手绢和找回的零钱交到老师手里时，脸上淌下的汗珠子已经浸湿了她的小小衣襟。
       班务助理这个职务，让姐姐越来越爱“多管闲事”。有段时间，学校接到某种指示，开始检查起学生的个人卫生状况来，每周一上午十点，做完课间操，全校在操场上整队集合，挨个接受检查，衣服鞋袜之外，还要检查指甲长短是否合乎要求，指甲缝里是否藏有污垢，脖子是否搓洗干净，是否每天刷牙，头发丛里是否有皮屑，是否生了虮子。因为是预先有通知的检查，所以从来没人被查出过问题，直到有一天，姐姐抢在课间操之前去了一趟教师办公室。
       照例是集合，宣讲个人卫生的重要性，卫生与健康的关系，然后由班主任对各班进行检查，当检查到一个男生时，班主任突然改变了检查部位，径直去看他的耳后。姐姐站在第一排，此时早已背对着主席台，不错眼珠地望着班主任，她注意到，班主任皱了一下眉，又查看了另一边耳后，眉头皱得更深了。男生被班主任从队伍中拽了出来，站到大家面前，他有一头少见的又黄又软的头发，类似于金黄小猫，原本白得像布一样的皮肤，此时血红一片，连耳朵都是红的。在班主任的指点下，全校师生都看见了他耳后的耻辱，一边一块揉搓不掉的乌云一样的东西，用班主任的话说：“那里是一片干旱的沙漠，至少一年没沾过水。”这句俏皮话引来一阵哄笑，班主任一得意，又说了另一句俏皮话：“相信你身上这样的沙漠还有不少。”遗憾的是，班主任并没打算去解开他的衣服，因为马上要上第三节课了。
       人潮散开，向教室拥去，姐姐略一回头，黄头发男生还在原地逆流而站，奔跑的学生不时撞到他，他低着头，东倒西歪，但他顽强地保持自己的姿势，不让自己倒伏在地。第三节课上到一半，姐姐突然向老师请假，去了趟操场，那里空无一人，她拔腿就往教师办公室跑。班主任很快就出来了，她朝操场方向瞄了一眼，带着姐姐一起去了传达室，值班老头证实，黄头发男生出去了。
       第二天，那个叫李安生的黄头发男生没来学校上课，第三天也没有。
       一些消息慢慢传到学校来，李安生是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在煤矿工作，据说是在井下操作的那种人。这些消息似乎给李安生耳后那两片乌云的存在找到了理由，好几个男生向姐姐投来异样的目光，姐姐告密的事不知怎么竟泄露出去了，我怀疑是姐姐自己不小心说出去的。“我最先发现了李安生耳后的秘密。”这种话她是说得出来的，她不喜欢隐瞒自己的成绩和优点，正如她从没想过如何掩饰自己的身高一样。
       李安生的失学让姐姐不自在了一阵，但她马上让自己从隐隐约约的不安中解脱出来。“都四年级了，还不会洗脸么?班上没有一个人还要母亲给自己洗脸。”她的话很有道理，别说洗脸，很多人已经开始洗衣服了。
       第四天，李安生来了，他没带书包，径直走到姐姐面前，他仰起下巴，眼皮朝下，板着脸要她跟他出去一趟。姐姐拼命咬住发抖的嘴唇，问他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肯在教室里当着大家的面说。李安生的眼珠子在睫毛间闪出一线亮光。“你真的要我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不后悔?”姐姐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的声音告诉她，他不怀好意。才三天不见，李安生就不是原来那个闷不吭声的李安生了，他像一个在森林里失踪多日的人，身上平添了一股林莽间的野气。姐姐还在犹豫，李安生伸出一只手，卡住姐姐的小肩膀，不由分说，把姐姐推了出去。
       下面这段对话是姐姐回家后哭着告诉我的。
       “我是长嘎子(长乐坪方言：人身上的积垢)了。我喜欢长嘎子，又没长在你身上，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凭什么多管闲事?”
       “如果我不是班务助理，我当然可以装着没看到。换了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狗屁，我才不会像你一样去当哈巴狗，去拍老师的马屁，别废话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长没长嘎子，跟你到底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去打小报告?”
       “我已经说了，我是班务助理，我有我的职责。”
       “狗屁职责!那么多人喊你矮子，喊你小丁壳，喊你小虼蚤，我一次都没有喊过，你反倒要算计我，老实人好欺负是吧?”
       “好吧，作为同学，我向你道歉，作为班务助理，我不道歉，因为我没有做错。”
       “你没有做错?真是好笑!你害得我退了学，
       你害了我一辈子，还不是错?”
       “你才好笑呢，我又没叫你退学，是你自己不来的。再说，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你没长嘎子吗?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从没说过一句假话，我只说我看到的。”
       “……好，那我问你，你能不能保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死，一句假话都不说?”
       “岂止这辈子!到了下辈子，我还是只说我看到的。”
       “要是你说了假话呢?”
       “不会。”
       “万一你说了呢?”
       “没有万一。”
       “万一有万一呢?谁也不能把话说死。”
       “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眼珠子挖出来给你。”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是的，我说了，万一我说了假话，我把自己的眼珠子给你。”
       “我劝你还是收回刚才说的话，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这一点我有必要告诉你。”
       “笑话。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得回来么?”
       “那你记好了，我会检验你今天所说的话，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盯着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食言，不要忘记把你的眼珠子挖下来给我。”
       “哼!”
       姐姐走了几步，回头一看，李安生还站在原地，他冲她一笑，大声说：“别忘记你今天说的话。”
       走出好远，直到看不到李安生了，姐姐才在花坛边坐下来，她感到两条小腿突然变成了别人的，她再也无法指挥它们了。
       那张特制的进餐椅，跟母亲亲手设计的短裙一起，一直陪伴姐姐到她十岁。
       准确地说，是姐姐十岁生日那天。
       我知道没人相信这样的奇迹，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街上还没有蛋糕店，只有一种类似煎饼的薄薄的面包，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在货架上一摆就是几个星期。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蛋糕，金黄的蛋糕底子，上面堆着雪山似的厚厚奶油，红绿两色奶油笔精心绘制出三朵玫瑰——母亲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玫瑰，长乐坪瘠薄的土壤无法种植的玫瑰，生日快乐四个字是英文的，斜斜地飞在玫瑰的上方。
       这样的蛋糕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三个(父亲恰好不在家)静静地望着十根飘摇的生日蜡烛，谁也没有吭声。我在想，我一定要把这个蛋糕看仔细，看清楚，明天到校，才有吹牛的资本。我相信他们谁都没有吃过蛋糕。蜡烛融化，滑进奶油，母亲轻声说：“不要紧，这是可以食用的蜡烛。”母亲真了不起，什么都懂，有了她，我和姐姐才能吃上长乐坪从未出现过的生日蛋糕，姐姐才能当上长乐坪唯一一个在冬天穿裙子的女孩，并且从一个小矮人一跃而成“美丽的长乐坪小公主”。
       蛋糕的美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母亲刚刚吃下一小块，就被单位里的人叫走了，她身上有一串重要的钥匙，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叫走。母亲一走，我和姐姐就饿狼似的扑向蛋糕，很快，桌上就只剩了几把吮得跟洗过一样的勺子。
       我们是晚上七点整开始吃蛋糕的，姐姐的第一阵不适在八点半发作，肚子疼，头疼，喉咙疼，也许她疼糊涂了，她说手指也疼。还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间歇性呕吐，蛋糕和奶油的混合体像浅黄色的稀泥巴，从她嘴里倾泻而出，一阵赶一阵。远比她吃进去的要多得多。到了十点，她呕出来的东西变成墨绿，我想去叫母亲，可姐姐拉住我不放，求我不要丢下她一个人。母亲终于回到家时。姐姐已经光有呕吐的动作，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了。见到母亲，趴在地上的姐姐猛地向上一蹿，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醒来过后还是吐，我觉得呕吐的姐姐像一种软体虫子，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往前伸，腿随之往后蹬。尽管两只手都挂着液体，医生还是诊断不出姐姐的病症，但他肯定，绝不是食物中毒。天亮之前，姐姐莫名的呕吐终于止住了，她像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小战士，蓬首垢面杂乱无章地躺着，沉进深深的睡眠。将近中午，姐姐悠悠醒来，她睁开异常清亮的眼睛，让我看看她的脚尖，她说那里很不舒服。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姐姐的脚趾挤破鞋帮，像破壳而出的小鸡，活灵活现地挤了出来。往上一看，齐膝小裙子突然短了一截，大腿赫然露在外面。再往上看，原来搭在肩头的小辫子，晃悠悠地吊在耳后，她连脖子都长了一截。
       母亲闻讯赶了过来，她不出声地看了姐姐一阵，猛地将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她要姐姐走路给她看，走过来，走过去，她要她不停地走，不停地跑，问她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让她弯腰，转身，让她跳起来，去够墙上某一点。姐姐都按她说的做了。母亲再也想不出别的考验她的花样，就盯着她看，看来看去，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好了，好了，我们正常了。”
       可是母亲又错了，姐姐的正常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又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过去，姐姐的个头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轰隆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她长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似乎是一夜之间，她的手腕脚腕就从刚刚添制的新衣服里钻了出来，一副捉襟见肘窘迫不安的模样。姐姐很快就从一个穿短裙的小不点。变成了四肢细长的钓鱼竿。
       母亲合掌祈祷，“够了够了，我可不希望她将来去打篮球。”父亲手拿铅笔和直尺，把姐姐拉到门框边，一边叹气一边划下姐姐的最新高度，不到半年，他在门框上划下的刻度密密匝匝，像另一根没有尽头的直尺。
       最终不得不像几年前一样，在黄昏时分匆匆走上街头。献福路，解放路，珍珠路，左拐，进入两臂宽的漆家巷，到了尽头，再向右拐，侧身进入另一条更小的巷子。路还是那条路，心情却变了，母亲新添了坏脾气，她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瞪一眼姐姐。“走快点，你就不能叫人少操点心?”姐姐低着头辩解，“长得高又不犯法。”我却在想，这才叫一成不变的生活，街道，食物，病情，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恨不得往上扯起长，现在恨不得往下拽起长，看来我的水还是有效嘛。”听到黑暗中传来这样的欢迎词，母亲羞愧地低下头。这一次，除了在昏暗中捏着鼻子喝下一杯，她没有多余的水给母亲带回家，原因是母亲以前曾经对人说：“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害得我白白在那里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母亲没想到，她虽然腿脚不便，又终日藏在黑暗之中，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才十二岁，身高就已达到一米七七，母亲只齐她胸口，父亲也只勉强够到她的下巴，就连班上最高的男生，看上去也像是她的小弟弟。在鲜有外地人进来的长乐坪，在世世代代精瘦矮小的山地人中间，这样的身高绝无仅有，史无前例，而脑袋还是那么小巧，四肢还是那么纤细，远远看去，姐姐就像是五根细棍子的组合体。
       人人都说她丑，丑得让人又惊诧又嫌恶，看见她走过来就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等她走过去了又回头贪婪地盯着她又细又长的腿，众口一词：“女孩子怎么可以长这么高?人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样子?”
       母亲又开始开动脑筋，她永远都在为她的大女儿动脑筋，至于她的小女儿，她完全不必操心。她甚至看都不必看她一眼，她就顺理成章中规中矩地成长起来了。
       这一回，母亲的智力显得很不够用。她给她烫了一个短蓬蓬的爆炸头，希望大头可以压缩身高，却不知道这样的发型反而显得脖子又细又长。她给她定做了最肥的裤子，希望用宽来冲淡长，却没想到大
       面积的宽反而强化了长。她给她买泡泡袖的窄身上衣，没想到肩部的体积上来了，腰肢却更显柔细，简直像要折断了似的。
       迅速长高的那段日子，是姐姐生命里的低潮期。当她还是个穿短裙的花蝴蝶时，她满世界飞来飞去。每到一处，都能惊起一片诧异的目光，小小胸腔里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往日的繁荣和生机早已不再，姐姐穿着肥肥大大毫无个性的长衣长裤，活像一根豆芽菜套进了罩子里。没有了惊羡的目光，姐姐活得灰头土脸。
       何况她还有非常现实的苦恼，她常常感到全身疼痛，大腿，屁股，后背，前胸，皮肤慢慢出现孕妇似的斑纹。她的骨骼长得太快，而皮肤的弹性跟不上来，里面的韧带被扯坏了。
       她不止一次说，她情愿是个小矮子，矮一点怕什么，只要矮得光彩，矮得可爱，矮得引人注目，总比现在普普通通差不多被人遗忘要强。她常常翻开影集，望着自己的小身子和小短裙发呆，那时候，她多么快乐，她从教师走廊里一脸矜持地走过，没有一个老师不抬起头来看她，望着她笑。她在音乐课上被老师挑出来，站在风琴旁边领唱，小身子不易察觉地摇晃，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原以为做一名高个子同样会得到当初做矮个子的待遇，她没想到人们对高个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她发现，当一个人打量身边的高个子时，他的眼神是斜斜的白眼，似乎嫌高个子挡住了自己的阳光，看矮个子时就和善多了，就像看一只小蚂蚁，一只小瓢虫，一只小蚱蜢，有时还会流露出一点友爱和欣喜。
       话说回来，身高是个客观事物，它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想长就长，想停就停。
       直到一个夏天的傍晚。奇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傍晚，在蝙蝠出没的昏黄时刻。那天傍晚，姐姐背着书包，走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女生中间，她一直望着她们说个不停的嘴，她高举在细长脖子上的脑袋轻轻垂下来，望望这边的嘴，又望望那边的嘴，转来转去，不亦乐乎。姐姐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看到了这一幕，他在第二天的作文中写道：方兵是全校个子最高的女生，我怀疑她总有一天会得上难以治愈的眼疾，因为她总是垂下眼皮跟同学们说话，就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天鹅，弯下脖子打量身边的小儿女。把人比作天鹅，这种反拟人化的写法引起了语文老师的兴趣，他在课堂上把它念了出来，全班笑得东倒西歪。就是从这天起，天鹅正式成为姐姐的外号。
       那时他们口中的天鹅，还只是从一篇作文中下载来的中性词，当中不含任何褒奖成分。
       事隔半年，这只天鹅突然从水面上优雅地飞了起来，她变成了一只穿着白色短裙的芭蕾舞里的天鹅。最具飞跃性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就像我和姐姐曾经想要观察一朵花开的全过程，坚持了大半夜，最后还是错过了，一觉醒来，花蕾已经彻底绽放，最最美好的时刻总在无人处悄悄溜走。
       姐姐最最美好的时刻也是这样。那天，姐姐遇到了一条伞形小裙子，表面是洁白的卡其布，底下衬着无数层轻柔的白纱，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其实是芭蕾舞裙，我们甚至不知道有芭蕾这种舞蹈。店老板一直将它穿在玻璃橱窗里的模特身上。姐姐久久望着那裙子，突然宣布要买下它。店老板似乎有点为难，他闪烁其词地告诉姐姐，它最好只是作为橱窗里的一种装饰，而且，很少有人腰围那么小，再说。人们也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它，可是，如果有人真心想买的话……他绕来绕去，把自己弄得不耐烦了，索性把它取下来，不抱希望地递给姐姐。他不相信这个穿着密实长裤的女生，真的会买下一条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短裙。
       当姐姐迫不及待地穿上它时，我突然不认识姐姐了，就像变魔术一样，眨眼间，姐姐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总感觉那裙子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裙子。而是某个魔术道具，它让姐姐从一个丑小鸭一跃而成白天鹅。
       镜子里的姐姐，双腿修长笔直，腰肢细不盈握。胳膊在空气中优美地划动，她扭动身体，抬起胳膊，越过右肩，扭头去看自己的脚后跟，她轻盈地转了两圈，裙子神奇地活了过来，层层叠叠的轻纱簌簌上卷，簇拥着姐姐，姐姐像一只落单的天鹅，缓缓收拢翅膀，停歇在那个小而杂乱的服装店。店老板愣了一会才醒过神来，“太漂亮了，太合身了，可实不相瞒，这并不是给真人设计的裙子，不不，我的意思是，唉，你穿上它实在是太完美了……”
       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某个深奥的道理，姐姐穿那些长衣长裤总是不太相宜，不是土得让人难堪，就是让她瘦高的身材显出贫气来，显出寒酸气来，而这条短短的裙子，表面上看，似乎把她的缺点暴露无遗，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纤瘦，她的暴露对人的眼睛毫无冲击力，露在外面的地方越多，越发显得简单柔弱。纯洁无邪，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这个傍晚显出它非同一般的魅力，原来那个电线杆子似的高个子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而且美得与众不同，好像天与地给了她某种神秘的暗示，令她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与自得。
       姐姐坚持要穿它上学。第一次穿它，她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回答在哪里买的问题。第二次穿它，姐姐被逼进厕所里，女生们轮番试穿过后，个个变得垂头丧气，缄口不语，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穿得进去。第三次穿它，姐姐变成了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她用两条赤裸的长腿激怒了所有的女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为陪衬去站在她的旁边。第四次穿它，语文课代表红了脸，大家都在说，他给了她一个天鹅的名字，她就努力把自己变得名副其实，她大概以为她真是天鹅呢。又围在语文课代表身边起哄，说他创造了她。他对创造这个词毫无来由地敏感，再也不肯看姐姐一眼了。而他们，再也不想大声叫出天鹅这两个字，够了，他们从来没有如此热烈而持久地赞美过一个人。
       沉寂了一段时间，四万这两个字突然被传得爆响，并且在一天之内取代了原来的天鹅。这是他们偶尔从英语课上得来的灵感，swan(天鹅)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点像麻将牌里的四万，他们心照不宣地爱上了这个不太优美的发音，还没熬到下课，就压低声四万四万地叫了起来，每叫一次，感觉就像有一桶污水，哗地泼向那只看上去高处不胜寒的天鹅。
       “四万!四万!”
       每天每天，他们快乐地叫着，泼着。
       姐姐昂着头，两手交叠在蓬松的裙摆上，甩甩长长的披肩发，就像一只天鹅，优雅地扇扇翅膀，抖落身上的水滴。她假装听不出他们的叫声里隐藏的恶意，她很快就学会了从别人的妒忌中体会愉悦。
       谁能想得到，那个中途退学的家伙，跟姐姐发生过争执又正在被姐姐遗忘的那个叫李安生的家伙，他也得知了四万这个名字，有一天，他竟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来。
       四万：
       都说女大十八变，都说你从一个小虼蚤变成了白天鹅，希望你不要因此得意忘形。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无论何时，一旦我发现你没有遵守约定，不劳你动手，我可能会亲自来取走你许诺给我的东西。你应该没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吧?
       姐姐一看就白了脸，她把那张纸扔给我，像扔一条毛毛虫，“他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想要怎样?”
       她当然知道她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她只是用这样的提问来表达愤怒和恐慌而已。李安生的书法称
       得上良好。这样的书法可以减弱文字的暴虐性。我安慰吓坏了的姐姐。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他真的想要取走你的眼珠，他就不会给你写这样的信。你想想，他肯定知道那样做的后果，知道后果还给你写信，白纸黑字地留下证据，那不是太傻了吗?”
       有意思的是，从这以后。李安生竟像着了魔似的，每年都给姐姐写一封类似的信，提醒她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否则，他就要追究她当年害他失学的责任，就要来取走她许诺给他的眼珠。也许李安生自以为他在恐吓姐姐，骚扰姐姐，他怎么也没想到，除了第一封信，他的信对姐姐而言，早就不是骚扰，而是一个笑话了。她把他的信撕成碎末，摊在手心里，轻轻一吹，“一个浑身油叽叽的汽修工，也配跟我谈什么约定!”
       退学后的李安生后来去了汽车修理厂，当起了汽修工学徒，姐姐在街上遇到过他一次，她说她当时真想送他一个外号：严禁烟火。她说他简直就是一块从汽油桶里捞出来的抹布，一粒芝麻大的火星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我提醒姐姐注意，李安生似乎在执行一个大的计划，从已经收到的几封信来看，每封信末尾的落款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四月八日，四月八日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呢?姐姐想了想，突然惊叫起来，那正是李安生因为耳后有嘎子，被揪到全校师生面前示众的那一天。
       姐姐的脸顿时向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有一天，学校拉出了一条标语：热烈欢迎著名科学家黄达教授莅临我校!
       科学家到达的前一天，学校安排了大扫除，全校学生，各班级的老师，甚至包括校长，都拿着抹布和扫帚行动起来，学校上空充满了灰尘与清水的混合味道。一些消息灵通的学生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他们说这个叫黄达的科学家，其实是我们学校英语老师莫聪的大学同学，他这次来长乐坪中学，并不是来办公事的，一个科学家在一所小小的中学有什么公事可办呢?他其实是来看他的同学莫老师的。有人说，莫老师的面子真大，居然有外面的科学家专程跑到长乐坪来看他。还有人说，难怪莫老师平时那么傲气。同学是科学家，他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不过也有人说，这个黄达，肯定是莫老师专门请来替他撑面子当靠山的，听说现任教导主任下学期就要调到山外去了，这可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难道莫老师不想趁这个机会升迁?一个女生打断了这番话。“别把莫老师想得这么俗气，他不会是那种想当官的人。”这话引来男生们一阵嘘声，那个女生一点都不生气，继续说：“真正有水平的老师根本不稀罕什么官不官的。”
       在长乐坪中学，莫老师身上集中了三个唯一，唯一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老师，唯一一个用发胶的老师，唯一一个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是长乐坪中学的骄傲，他的家庭却因为他低下了沮丧的脑袋，他们以为他上了那么好的大学，一定会跳出长乐坪这个小地方，理直气壮地闯进大城市，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他是跟着他的爱情一起回来的，他在省城遇上了他的爱情，一个同样是来自长乐坪的大他两岁的女大学生，她毕业后分回了家乡，他想也没想，愉快地步她后尘，来到长乐坪中学当起了一名英语老师。据说学英语的人多半有点与众不同，他果真如此，从回到家乡报到那天起，他就一直用普通话教书，用普通话交谈，同事们建议他说家乡话，他们听得懂，可他说他习惯了。大学四年，他完全告别了以前的生活，养成了新的习惯。而他的妻子。当年的恋人，现在的财政局干部，早就回乡随俗。放弃使用普通话了，并且对他的固执很是看不惯。认为他应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可他认为，如果教师都不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普通话就没法推广了。至于发胶，那是我们后来才认识的，开始我们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莫老师的头发看上去总是湿漉漉地发亮呢?毫无疑问，一头又湿又亮的头发，要比又枯又乱的头发好看得多。
       科学家一亮相，我们就知道那些传言是真实的。莫老师自始至终跟科学家走在一起，他们相似的地方很多，个头差不多高，都喜欢用发胶把头发弄得又湿又亮，都说普通话，都喜欢在黄昏时分沿着青河堤岸一个劲地走。不同的是，科学家有点秃顶，戴副眼镜。这使他看上去比莫老师略略显老一点。他们在青河边不慌不忙并肩而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听得清清楚楚，那个黄达，身为科学家，却喜欢骂人，一路上。他对莫老师至少说了五个“他奶奶的”，莫老师很快就被他带坏了。居然开口闭口“娘希匹”。
       科学家给我们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说实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多半没有听懂。我们满以为他会给我们讲一些科幻方面的故事，哪知听了半天，只听到他总在说什么大脑小脑的，加上那天麦克风的效果也不好，时不时发出尖利的嚣叫，电工师傅几次猫着腰跑过去修，有一次居然莽里莽撞地撞翻了科学家的茶杯，惹得台下一阵哄笑。最后十分钟，麦克风终于修好了，我听见科学家在说：“人类的认知是没有止境的，以前我们知道大脑皮层会对发生过的事件留下一些记忆，现在，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脑磁场能够感知到人的思想，感知到人的心理活动，打个比方，此时此刻，你们的莫老师心里在想些什么，我的脑磁场就能够捕捉一二。”
       科学家最后那个比方激活了全场，台下响起一阵激动的嗡嗡声，他似乎预料到了这种效果，不失时机地泼下一瓢冷水，“当然，这一研究暂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报告结束以后，科学家给我们留出了十分钟的提问时间，他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茶杯，一副大事已毕，挂靴回家的样子。足有三分钟，会场一片寂静。我想，他们大概都跟我一样，脑子里迷迷登登，根本没想好要问的问题。
       终于有个胆大的男生站了起来，他问：“以前我听说有人的耳朵能识字，请问这有科学根据吗?”
       科学家笑起来。我不喜欢他的笑，那种笑我们经常在大人脸上看到，可以把它看作包容，也可以把它看作轻蔑，还可以把它看作敷衍。科学家笑着说：“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找出它的科学根据来，当然，有的是支持它的根据，有的是反驳它的根据。”他的回答异常短，“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就不给你展开来说了。”
       谁都听得出来，这样的回答根本不是答案，他等于什么也没说，男生不甘心地站在那里，正要追问下去，一个女生不失时机地站了起来。他不得不坐下去了。
       女生的问题比较长，“请问，星象研究是科学吗?如果不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府里为什么设有专职的占星师?还有，我国的风水和黄道吉日之说算不算科学?如果不算，为什么商店开张。结婚搬家，甚至发射人造卫星，都要请人测算一个黄道吉日?”
       科学家示意女生坐下。他笑得更厉害了，但笑容背后的内容还是一样的。他先表扬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然后十分肯定地说：“占星，看风水，测黄道吉日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但它们里面有科学。”大约他从台下张张脸上看到了期待下文的表情，接着说：“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这个问题要等你们长大些才讲得清楚，你们现在还没有那个知识储备，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
       又冷场了，科学家依旧用那种笑容看着我们，临
       时充当主持人的教导主任抬腕看表。正要终止提问，一个男生突然站起来说话了。
       “我有个感觉。您在回答问题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复，难道科学本身就是这么含糊这么有弹性吗?这跟我们对科学的想象不一样，我们一直认为科学像数学一样精确而严密。”
       我们全都刷地回头，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只差给他来一阵掌声了。
       科学家笑得更灿烂了，连牙龈都露了出来。“我给你打个比方，冬天穿大衣暖和不暖和?当然暖和，但光穿一件大衣，不穿毛衣毛裤暖和不暖和?当然不暖和，大衣就是科学，毛衣毛裤就是数学，数学只是局部，当然要精准，科学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它没有尺寸，或者说，它没有边界。”
       也许是受到这个男生的鼓励，同学们纷纷举起胳膊向科学家提问，主持人却宣布，时间到了，科学家一听，马上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跟我们告别。
       不管怎么说，科学家的到来，还是极大地调动起了全校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特别是科学家关于脑磁场的讲述，更是成为我们在课后争论不休的话题。
       “他在吹牛，如果人人都能感知他人的心理活动，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距离了。”
       “没有距离还不好?全世界一片透明，既不会有阴谋，也不会有人使奸耍滑。”
       “好什么好，一目了然，尽收眼底，一点美感都没有了，打个比方，谈恋爱都不会有心跳的感觉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对方爱不爱你。”
       他们拿这些问题去问莫老师，他们想要质问科学家，干吗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研究的结果只会给人添乱，干吗不去研究别的更有用的问题。莫老师听了，呵呵呵地笑出声来，“他不是说过吗?这个研究现在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你们不知道。大多数研究最后都没有结果，都是不了了之。科学家就像农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种地，不一样的是，农民播下种子就一定会有收获，科学家却不一定，否则，这个世界未免太可怕了。”
       姐姐当时也在这群学生当中，莫老师微微笑着，目光从面前这堆黑脑袋上轻轻掠过，最后停在姐姐的脸上。这很自然，即便是在男生们中间，姐姐也是最高的。此时，莫老师的目光正平视着姐姐。莫老师是学校里个头最高的老师，他很难找到一个跟自己平行的视线。作为回应，姐姐待他们的闹嚷声平息下来后，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莫老师，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研究脑磁场这个问题的?是用小白鼠的脑袋还是人的脑袋?他们是用活的脑袋吗?”
       莫老师脸上似笑非笑，他只选了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当然是活的脑袋。”
       姐姐做了个奇怪的表情，“什么人才会捐出自己的脑袋用作科学研究呢?”
       “不用捐，我想只是在必要时到实验室去做些实验，留下一些记录。”莫老师接着说，“这些问题你们那天应该当场问他才对，他肯定会比我回答得更好。”
       学生们嗡嗡议论着散开去，这些天，他们一直在回想科学家的话，他们想来想去，觉得科学家的报告像一件稻草人穿的衣服，到处都是将破未破的洞，根本不堪一击。
       莫老师望着渐渐远去的同学们，又开始微笑起来。他的微笑很特别，没有声音，像一朵开在深夜的花。如果有人留意他的眼神，会发现他的视线只落在姐姐的后背上。那天姐姐照例穿着她的天鹅裙，因为季节的原因，她在细长的腿上穿了一双棉毛长袜，不是连裤袜，那时我们还没用过这种东西，因为母亲觉得那是成人用品，在她眼里，我们还是两个学生妹，离成人还有一截子距离。为防袜子掉落下来，每天早上，母亲在姐姐面前蹲下来，用一根黑线把袜口缝在内裤边缘。黑色连帽短夹克，白色蓬蓬短裙，黑色长袜，脚蹬一双卡其布球靴，姐姐高高在上地走在同学们当中，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姐姐的身高终于在一米七九这个刻度上止住了，尽管作为一名初中生，这样的身高仍然十分醒目。
       日子总算安稳下来，像刚刚走过激流的船。
       连母爱也跟着失去了激情，只能靠回忆来提神。母亲动不动就讲先前治病的时光，如何带着姐姐求医，医生如何无能，药品如何没效，惟有黑暗中那扇门让人摸不透，好像有效果，仔细一想，又全无道理。她好像忘记了当初是如何带回一瓶又一瓶清水，如何满怀期待地让姐姐喝下去。当然，她在这当中最最辛苦。她天天揪心，夜夜叹气，连做梦都在火头上熬药。“现在好了，我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母亲望着出落得高挑美丽的姐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她完全没有料到，一个鬼鬼祟祟的黄昏正在到来。
       那天，姐姐放学回家，好好地骑着自行车，竟一头撞在电线杆上。顿时不省人事。
       怪就怪在这里，姐姐虽然不省人事，但表面上看来并无大碍。她在地上躺了一会，居然自己爬了起来，而且骑着自行车回了家，直到她锁好车，进了门，放下书包，仰面朝天躺到自己的小床上时，撞电线杆子的后遗症才爬了上来。那天姐姐没有吃晚饭，她睡得实在太香甜了，谁都叫不醒。这漫长的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幸好出事那天是星期五，既不用上晚自习，也不用写作业)，我去叫她起来吃晚饭，她看了我一会，突然扑上来揩拭我的额头，“咦，你又不是老虎，干吗要在额头上写字?”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点着我的额头说：“你自己写的，会不知道么?”她像念书一样念出了我额头上的字，“姐姐昏睡了一整天，姐姐的脑子肯定撞坏了。”我张大嘴看着她，这正是我当时想说还没来得及说的。
       真是个令人恐怖的夜晚，姐姐有了一双特殊的眼睛，她突然能看到人的心理活动了，对方想说未说的话，跟口头表达不一致的话，都会在额头上清晰地写出来，“这么清晰，你们真的看不到么?字体是教科书上的那种，乳白色的。”姐姐急得只差跳脚，她再三测试父亲的额头。母亲的额头。无一不准。
       父亲穿好衣服，揣上试电笔，带着姐姐来到她被撞的地方，他怀疑那根电线杆子漏电，姐姐的脑子有可能是被电烧坏了。接下来的事情再一次让人目瞪口呆，姐姐根本就没找到那根圆柱形的电线杆子。尽管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它的位置，在新华书店的门口。中药材公司的对面，但现在，那里光秃秃的。父亲往前走了差不多三百米，又往后走了差不多三百米。还是没有发现姐姐所说的那种电线杆，更远的地方倒是有，但那是一种细细的四方杆子，颜色也不是姐姐所说的灰白色，而是接近黑色。姐姐明明记得她倒下去的时候，新华书店几个字在她眼里翻了几个跟头。
       凌晨三点多，我们在客厅里召开家庭会议。父亲打开最亮的大灯，一脸从未有过的严肃。
       “从现在开始，方兵你记好了，无论你在人家额头上看到什么，都不要说出来，这是你的秘密，你务必守住这个秘密，千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想啊，有哪个人喜欢别人看透他的内心?有哪个人不恨那个窥透他内心秘密的人?”
       母亲接过话头说：“你说出来人家也不会承认。说不定还会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你不正常，说你是神经病，你在电影里也看到过，这种人最终都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我看到父亲瞪了母亲一眼。
       姐姐坐在正中的位置，接受三双眼睛的审视。
       “这能怪我么?眼睛又不是我自己定做的，它长成这种样子又不是我的错。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我感觉自己成了怪物。”
       “对了，你要是说出来，你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怪物在人间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能说出来。”
       母亲催促我们赶紧去睡，同时悄悄对父亲说：“但愿是虚惊一场。但愿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回到卧室，姐姐一脸神秘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叫黄达的科学家吗?当人在想一件事时，他的大脑会往外释放出一种信息，会被脑磁场捕捉到，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还只是理论研究，我记得这话也是他说的。”
       “管他理论不理论的，至少说明一点，我的脑磁场在接收信号方面比一般人强，不然，为什么我看得见的东西你们都看不见?”
       天就要亮了，姐姐仍然毫无睡意，她揭开被子，挤到我的被窝里来。“可能我生来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想啊，我先是当了十年矮子，十岁生日那天夜里，猛地一下往上蹿了二十公分，噌噌噌，没几天就当上了引人注目的巨人。我很可能是个异类。”
       “也许……万一……不过，你也可能只是个病人。”
       “我没病，我从不生病。”
       “再观察几天看吧，说不定只是个暂时现象，说不定是你一时眼花……”
       不等我说完，姐姐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爸爸妈妈说得对，这事的确不能告诉别人，你想嘛，我能看透别人，别人却看不透我，也就是说，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作弊，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有点不公平，可是……可是……”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我实在支撑不住，朦胧睡去，没多久，突然被一阵笑声惊醒，姐姐独坐镜前，手舞足蹈，乐不可支。见我醒来，姐姐忙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上午将有一场英语口试，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要好好检验一下我的眼睛。”
       第四节课后，下课铃刚响，姐姐一阵风似的冲到我的教室来。“方圆方圆!”她激动得连声音都变调了，呼哧呼哧将我拖到楼梯拐角处，兴奋地说：“我全看见了，全都看见了，我的英语口试得了第一名，把英语课代表都压下去了。连莫老师都觉得奇怪。直夸我今天发挥得好，他看我的时候，两只眼睛像电筒一样发光，他说他没想到我进步得这么快。”
       事情很简单，姐姐只消瞄一眼莫老师的额头，就能准确无误地回答他的提问，只有三次，姐姐没有答出正确答案，也许那天莫老师的发胶抹得太少了，头发掉了下来，挡住了前额，遮住了姐姐要看的答案。
       姐姐像只弹性十足的皮球，一边说一边原地跳跃，越来越亢奋的声音刚一高上去，就被我狠狠拽下来，下来没多久，又忘情地高上去，为了帮她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秘密，我只好猛地从她身边跑开。
       这天放学回家，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母亲换了个新发型，她把长发剪短了，乍一看是运动头，前面却是童花头的刘海。虽然有点古怪，但看上去还不错，她挺适合这个发型。父亲则戴了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整个前额。姐姐说：“看来你们也有秘密。”
       父亲说：“这就跟穿裤子一样，人人都有屁股。但还是要穿上裤子遮掩一下，你能说穿裤子是为了保守秘密吗?”
       母亲更多的是体贴与善意，“我们只是不想时时提醒你，我们想让你忘掉你有一双特殊的眼睛。”
       可是后来姐姐告诉我，她无意中在母亲额头上看到过这样一行字：不能让这多嘴的丫头看见。
       母亲到底怕姐姐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可姐姐始终没有机会，母亲把自己的头发保护得很好，即使她后来开始跑步，也没有让自己的额头暴露在空气中，她像父亲一样。在头上压了一顶帽子。
       俗话说，瞒忧容易瞒喜难。
       进入高中的第二年，姐姐终于惹下了一个乱子。
       其实并不是姐姐惹出来的乱子，是本来就出了乱子，她只是不小心说了句话，让这乱子更乱了。
       那天上体育课，有个叫苗苗的女生突然昏倒，七手八脚将她送到医院，一番检查后，医生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苗苗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学校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对长乐坪似乎也是第一次，她还是个孩子，样子单弱得可怕，却怀上了另一个孩子，再想想这件事的后面，她如何才会怀孕?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学校乱作一团，女生们远远地看着罪行败露缩成一团的苗苗，叽叽喳喳，你推我挤，每个人都拼命紧缩着腹部，好像那里正在传染一种可怕的东西，男生们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间或爆发出莫名其妙的笑声。
       关于那天的情景，我全不知晓，当时我正在上课。虽然我跟姐姐在同一所学校，但我们不在一个年级。我比姐姐低两个年级。我是在晚饭桌上听姐姐说起这件事的，她当时异常兴奋，端着饭碗，不停地说着这件事，我们都要吃完了，她的筷子还是干的。
       “真是没想到啊，长得又不咋的，各方面都普通得很，可以说，她毫不出众。”姐姐似乎很有点不服气的味道，但我们都饿了，没空理她，她就一个人在那里喋喋不休。
       “奇怪，也没见她跟谁谈恋爱呀，难道她跟社会青年好上了?可社会青年怎么会喜欢她那样的呢?”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母亲瞥了她一眼，看得出来，如果姐姐再不住口，她就要出面干涉了。
       姐姐根本没有在意面前三个听众的反应，她沉浸在自己的分析中。“她该不会是被强奸了吧?”姐姐被自己的设想吓得合不拢嘴。
       也许是受不了强奸两个字的刺激，母亲终于出面了。“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快点吃完了写作业去。”
       “这怎么能算闲事呢?苗苗是我同班同学啊，连同学的事都不管，不是太冷血了吗?”
       父亲突然问了一句：“苗苗有没有十八岁?”
       姐姐拼命摇头。“肯定没有。”终于出来一个响应者，姐姐重又兴奋起来，“你不知道苗苗的样子多可怜，蹲在地上，捧着脑袋，她肯定觉得没脸见人。她妈妈后来也赶来了，你猜怎么样?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抽苗苗的耳光，一边抽一边说，你去死!你给我去死!然后就一把拽住她的头发，苗苗不得不低着脑袋哈着腰被拖走了。她妈妈真粗暴，她本来应该安慰她的。”
       母亲插了进来，“安慰她?换上是我，岂止抽耳光，我掐死她，谁让她丢人现眼的?·这种人你以为还有好下场么?她这辈子算完了。”
       姐姐望了望母亲，终于结束了这场激动的汇报。她放下饭碗。她说她一点都不饿。
       她回到房间，心情仍然无法平静，她对我说：“到底是该同情苗苗，还是跟那些人一样鄙视苗苗呢?万一她不过是个受害者呢?万一她受到威胁，不敢说出坏人的名字呢?”
       我说：“也许她在掩护那个男的，她想替他承担一切。”
       姐姐霍地站起来，“这不公平，那个人应该主动站出来，否则他就不能算个男人。”
       “如果苗苗爱他，就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我压低声。
       我们很少说到爱这个字眼，父母禁止我们说到这个字眼，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情。他们严肃地对两个女儿说：“那是成年人的罪恶。”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多次讨论这种罪恶了。基本上，姐姐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爱不顾一切。“人是有理智的
       动物，否则就不是人。”我却认为，爱恰好是理智的敌人，它们总在打架。当然，这是我从那些小说里看来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书摊，我常去那里租些满面灰尘的书来看。为了驳倒我，姐姐拿自己做例子。“比如我。我就可以用理智左右自己。你以为我没有恋爱可谈吗?好多人都在打我的主意，但我假装不知道。因为我很清醒，现在不是谈恋爱的季节。”
       “不是你的理智在起作用，是那些人根本不足以冲垮你的理智，因为你打心眼儿里瞧不起那些人。”几乎每次，我都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的纸上谈兵，然后。姐姐心满意足地睡去。
       可对于苗苗，姐姐不再反驳我了，她相信菌苗就是没有理智的那种人，她说她面相如此，脆弱，可怜巴巴，等等。
       第二天，学校每个角落里都洋溢着兴奋，连那棵端庄无比的雪松都跃跃欲试地摇动着手臂。苗苗居然来上学了!她肚子里偷偷怀着一个孩子，居然还大大方方地上学来了!姐姐后来这样形容那天的情形。“她像一块刚刚割下来的蜂蜜，走到哪里，哪里就粘着一串串惊慌失措的眼睛。”我觉得这是姐姐使用得最得意的一次修辞，她应该把它用到作文中去，可惜，她永远学不会把她的智慧写下来，换句话说，她只会说，不会写。
       姐姐告诉我们，下课后，苗苗不再像只懒猫似的趴在桌上打瞌睡，她不慌不忙地穿过课桌间的走道，跨过讲台，从教室正门走了出来，站在走廊上大大方方晒起了太阳，她看上去平静和自在。她走到哪里，同学们就让到哪里，就像舞台上的追光灯，她周围总有一圈圆圆的空地，她的爆炸性消息弄得无人敢靠近她。她往前走了几步，大家都以为她要去上厕所，没想到她径直来到那个嗓门最大的女生跟前。
       “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不是吗?”她主动对那个大嗓门说。
       大嗓门女生张嘴看着她，忘了说话。
       苗苗又重复了一遍，“总算有人想起苗苗这个人来了，不是吗?”
       对于姐姐的这番讲述，我持怀疑态度，她把苗苗讲得太有个性了，好像苗苗是为了改变自己长期被大家忽略的现状，才去做出那种事情似的。
       姐姐对我的怀疑根本不屑一顾，她接着说：“你没看到她那表情，她居然面带微笑，尤其是当有人问起那个男的时，她一脸骄傲地说，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姐姐夸张地做了一个骄傲的表情，让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姐姐却不笑，她蹙着眉继续进行她的思考，突然，她的思考有了关键性的进展。
       “我知道了，那个男的肯定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人，否则她就不用替他保密。”
       第二天，就像大考结束，成绩张榜一样，一切都揭晓了。是姐姐捅穿这个秘密的。关于那个场景，姐姐后来在家里向我们描述过很多回。
       “我们正在厕所里议论这件事，我们都认定那个男的就在我们学校，就藏在我们身边。首先被怀疑的是苗苗的同桌，不爱吭声，小个子，仔细观察过后，觉得不像是他，他来来去去。除了自己的脚尖。哪里都不看，更别说是女生。后来又怀疑是坐在苗苗后面的男生，他的腿很长，总是把脚伸到她椅子底下，不过也不太可能，他喜欢我们班另一个女生，两人的关系早就处于半公开状态了。就在这时，苗苗突然从小隔间里走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那里偷听，她扫了我们一眼，边走边说，别白费劲了，你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我一回头，正好撞上她的视线，那一瞬间，我在她额头上清清楚楚看见了莫老师三个字，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思考，我脱口而出：呀!是莫老师!与此同时，苗苗的后背在门口消失了，她大概没想到，她拼命掩护的人，这么快就被我发现了。”
       谁也没想到谜底竟是这样，就像被吓坏了似的，那个下午异常安静，女生们湿润着眼睛，你看我我看你，脑子里轰隆作响：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他?他怎么会看上她?
       莫老师教学能力很强，长乐坪中学送出了一批又一批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为人正直，谦和有礼，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领导印象也不错，尽管如此，他在学校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有人认为，他身边没有亲密朋友的原因，可能跟他的普通话有关，他一直顽强地说着普通话，教学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他想去跟他的同事们谈谈天，聊聊时事，人家不是应付几句匆匆离开，就是低着头嗯嗯哼哼，不去看他的眼睛，好像他的普通话让他们感到害臊似的。在办公室也是如此，他的办公桌单独摆在一角，没有像别的老师一样，找一个人紧挨着自己的桌子，组合成“对面笑”的形式。有时他勉强混进同事队伍中打打篮球，但从来没人跟他面对面打过乒乓球。后来，人们发现他开始练剑，柔软的长剑在清晨的风中银光闪闪，许多人都在猜想，他到底是在练剑，还是在展示他修长匀称的身材呢?他练剑的样子的确够帅，光是那一身白得耀眼的运动服，在简陋的校园操场里就够刺眼的了。何况还有那样的长剑，在长乐坪，很少有人看见过软得像白绸子一样的长剑。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会对普普通通的苗苗做出那种事来呢?她们越想越不相信，于是回过头来再三追问姐姐。“你凭什么说是莫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奇之余，她们全都压抑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怒气。
       姐姐这时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但她无法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像她无法收回泼出去的水，但她又不能撒谎来自圆其说，只好语焉不详地应付她们。“我就是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去问苗苗呀。”要不就干脆用沉默来应对。
       麻烦像膏药似的向姐姐贴了过来。首先是莫老师的妻子，那个财政局干部，她亲自来到姐姐面前。这是姐姐和其他女生们第一次见到莫老师的妻子，她们全都大失所望，除了皮肤好一点之外，莫老师的妻子长相非常一般，根本配不上莫老师，而且她的声音非常沙哑，听上去有点苍老，还有点粗鲁，这就更配不上彬彬有礼的莫老师了。除了苗苗，这已经是莫老师让她们集体感到失望的第二件事了。
       “你说是他搞大了苗苗的肚子，是不是你亲眼所见?如果是的，那你就要说出具体地点，具体时间，还有谁可以给你作证。这些问题如果你都回答不出来，那么你就是在说谎，在诽谤，在诬陷，我就可以去告诉你们校长，把你开除。”
       接着就是苗苗的家长，那个只会捶胸顿足涕泪横流的中年妇女，一见到姐姐就急切切地下跪，央求姐姐一定要向政府说实话，一定要让欺负她女儿的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姐姐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抬脚就跑，可那个妇女用两只膝盖在地上走得飞快，很快就撵上了姐姐，她死死拽住姐姐的鞋后跟，“姑娘，求你好事做到底，我一家从此把你当神一样供起来。”
       姐姐不想上学了，她想在家里躲一躲。母亲的面孔像她的公文包一样平静，“自己捅的娄子。当然要自己堵上，什么叫负责?这就叫负责。”父亲的态度更坚决，“去!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父亲也认为家长不宜出面，“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我们一出面，性质就变了，事情就复杂了。”
       越是紧要关头，越是教育的良机，父母历来这么认为。母亲在机关工作，长乐坪那座最高的白色建筑，坚固的玻璃窗后某一张办公桌，那是她看得比命
       都重要的地方。她提着自己的公事包，手臂上搭着外套，回过头来对姐姐说：“上学去!什么事也不能耽误上学，你又没有违法乱纪，怕什么!”说完把门一带，高跟鞋在外面响了两声，无声无息了。父亲比母亲多说了几句：“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不要多嘴，不要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偏不听，偏要逞能，现在好了，惹出乱子来了吧?”也许因为父亲终究是个男人，他提出帮姐姐去教训教训那些找她麻烦的家伙。姐姐看看父亲并不强壮的体魄，还有鼻梁上那副亮晶晶的金丝边眼镜，一再摇头。父亲在一家银行工作，刚刚晋升为中层干部，用母亲的话来说：“好不容易挣成了个体面人，今后无论做什么，都要注意不要伤着这体面二字。”
       就在姐姐犹豫着要不要继续上学时，苗苗的遗书突然出现在家里，她跳江自杀了。专业打捞人员在江边整整打捞了一天，也没找到苗苗的尸体。出事地点往前走不远就是个下陷的急流区，江水像被拉扯着似的向前滚滚而去，人们望着浩浩奔流的长江说，完了，找不到了，苗苗肯定被这急流冲得无影无踪了。消息传来，姐姐非常难过，她捂着眼睛在房间里转圈。“我杀人了，是我杀了她，我的眼睛会杀人，我没想到我的眼睛还能杀人。”
       几个小时后，莫老师找到了姐姐，悲伤损害了他的容颜，他的发胶失效，头发蓬乱枯萎，他眼神茫然，眼圈发红，他的普通话结结巴巴，急促不安。“方兵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命关天哪，你有什么根据?你一句话就毁了我，你把我一生都毁了，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是我?你为什么要凭空诬陷人?”他哑着嗓子喊了一阵，不得不走了，他身后站着“控制他的人”，那人将护送他回学校，等候处理。
       姐姐望着莫老师，眼泪奔腾而下，却说不出话来。
       大白天姐姐也躲在家里，由我给她带回外面的最新消息，当然，都不是些好消息，苗苗的家长带着许多人到学校去闹事了。他们拿着棍棒团团围住了教学楼，公安局的人扎着武装带赶到学校来了，他们的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肯定藏着枪支。莫老师再也没有去上课了，另一个老师替代了他。
       两个警察突然找上门来，他们来找姐姐做笔录。那两个人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慑人的金属和火药味道，他们一开腔，姐姐就开始哭泣。他们安慰她，不要害怕，他们只是在调查取证，所以她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讲真话。他们还告诉她，她的证词无论对莫老师还是对受害者家庭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莫老师正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姐姐一听这话，索性哇哇大哭起来，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在一起，我只是从苗苗脑门上看到了莫老师的名字。”
       “莫老师的名字……在苗苗的脑门上?”两个警察以为姐姐吓糊涂了，转而好言好语安慰她。又再三询问她，可姐姐还是那个说法。他们面面相觑。临走前，他们让姐姐在一张纸上摁了手印。
       他们一走，姐姐就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你知道他们刚才说什么吗?他们一个说，是个精神病吧?另一个说，明天把她弄去确诊一下。完了完了，他们肯定把我当成神经病了，他们明天就会把我关到精神病院去。”
       “我怎么没听见呢?”我也跟着紧张起来，我飞快地跑到窗边，去看那两个警察的背影。
       “你当然听不见，这些话是写在他们脑门上的。”
       我猛地回头，姐姐也正看着我，我们瞪着对方，彼此都被吓了一跳。
       就在这天中午，一封信寄到了姐姐手里，笔迹非常熟悉，打开一看，果然，又是那个李安生寄来的。他消息真灵通，他也知道了苗苗的事，他还知道是姐姐说出了莫老师的名字。
       四万：
       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食言，没有几个人敢举报自己的老师，尤其是那个你们都喜欢得不得了的自以为是的家伙。这件事你干得好。有些人表面上为人师表，暗地里污七八糟，还有些人看上去干干净净，心里却龌龊得要死。不过，那个女生也是活该，我一点都不同情她，女人都是母狗，看见稍微像样点的男人就摇尾巴。
       这封信比前面任何一封都粗鲁。姐姐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撕得粉碎，她久久地看着它，就像那寥寥几行字里面隐藏着什么密码似的。
       这天晚上，姐姐睡得很早，还不到九点，她就蒙在被子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替她掖好被角。“让她睡吧，她这几天被那些狗东西们折腾坏了。”
       天还没亮，我被一阵异常的寂静惊醒，探身一看，姐姐床上空空如也。
       姐姐离家出走了。
       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母亲要去单位请假，去把姐姐找回来。父亲却认为时机不对，上面马上就要派一支考察组下来，他正面临一次重要的提拔，他的年龄已经到了提拔的最后边缘，所以这期间一定不能出任何麻烦。“反正已经跑出去了，迟两天去找她又怎样?让她在外面吃点苦头也好。”母亲又提出报案，在报上登寻人启示，父亲坚决制止。“传出去她的名声就完了，她这辈子就完了，女孩子没有个好名声，还怎么活下去?”
       他们最后决定，等考察组走了以后，再悄悄去找姐姐，这期间，谁也不许透露姐姐离家出走的消息，就说姐姐转到外地读书去了，借住在亲戚家。
       母亲到底还是瞒着父亲去了一趟长途汽车站，一天当中，从长乐坪发往外地的长途车只有那么几辆，母亲向人家描述姐姐的模样，个个都摇头，谁也没有看到过她说的那个高个子女孩。那个卖票的是母亲的熟人，她也说没有看到过姐姐。
       难道姐姐还藏在长乐坪某个角落?
       证据不足，莫老师出了看守所。
       回去上课已经不可能了，有人接过了他的教鞭。
       何况他有新的任务。他一天两趟往我们家跑，他说他非要找到姐姐，非要向她问个明白，“为什么要冤枉我?就算我要做，大街上多的是女人，怎么也不会蠢到去找自己的学生。”
       他不相信姐姐转学到外地去了，他认定姐姐被我们家藏了起来。
       “我保证不会伤害她的，我只想问问她有什么证据，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我可以站在门外，隔着窗子问她。”
       等他终于相信姐姐确实去了外地，而且父母到死都不会告诉他姐姐的新校址时。他站在客厅中央，满脸绝望，自言自语，“完了，我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方兵啊方兵，平白无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我。”
       他的妻子随后赶了过来。她不哭，只是大声嚷嚷，她要姐姐滚出来，跟她好好讲讲那件事，如果是她亲眼所见，她就必须向她讲清楚，他们两个是如何搞的，搞了几次，所有的细节都必须描述出来。母亲黑着脸说：“我养的是女儿，请你说话文明些。”
       “狗屁!你不用装糊涂，她早就是个破烂货了，如果她还是全鸡整蛋，她能说出那种话来?”
       莫老师去拦她，让她别再说下去了，“方兵已经转学了，等她放假回来时我们再来。”
       她一把打掉莫老师的胳膊，“捅了马蜂窝就一走了之?没这么便宜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我还会来的，你们一天不给莫聪恢复名誉，我就一天不让你们全家安生。”
       结果她并没有每天都来，她换了一种方式，她打电话到母亲的办公室。“你家那个破烂货还没回来吗?”“你不要瞒着我啊，我还等着她告诉我细节
       呢。”这样的电话每天都打，弄得母亲总是噙着眼泪回家。“真丢人，同事们都知道了，天天都等着看好戏呢。”
       莫老师倒是没来过我们家了，但他会在学校里找我(他虽然不再教书，但多数时候还赖在学校)。他伸长脖颈，越过那些正在往上蹿个子的学生，满校园搜寻我的影子。多数时候我会留心躲着他，但有时我也会迎着他走过去，主动告诉他。“姐姐还没有回来。”“对不起，我答应过父母，不告诉你她的地址。”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伤痕，好像是这种凝望和搜寻带来的伤痕。他突然老了，嘴唇干枯。眼角下垂，两个颧骨顶着薄薄的面皮，呼之欲出。
       父亲的脸阴得像一块抹布。自从姐姐走后他就是如此，在外面得意洋洋，笑口常开，回到家里不是叹气，就是闭目端坐，猛一看，还以为他在练气功。
       母亲新买了一盒粉饼，每天出门前都要往脸上搽大量的蜜粉和胭脂，描眉毛，涂口红，为的是掩饰她夜里睡不着觉的痕迹。
       除了姐姐，另一件事情也让父亲心焦。他一直在引颈期盼着上级行派来的考察组，因为他是副行长候选人之一，有人给他透露消息，说考察组马上就要来了，叫他要随时做好准备。其实他一直都在做这项准备工作，造舆论，打点各方，频繁造访业务末端，隔三差五请客吃饭，可一直不见考察组的影子。考察组没来，不光是父亲不能出门，母亲也得在家等着，她肩上压着夫人外交的任务，光是衣服，就新添了三套，以她的经验来看，考察组至少得呆三天，她必须端出三个经得起挑剔的形象来。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父亲出息起来，发达起来，她当时嫁他就是看中了他的潜力，她莫名其妙地认为他有某种潜力，前途可期，可她等了一年又一年，最后不得不抱着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大器晚成。这一次，她感觉他成大器的机会也许就要来了。
       考察组像姐姐的死对头，紧紧拉住父母，不让他们去找她。
       母亲甚至比父亲还期待那个考察组，这样的机会她也遇到过，可她最终没能抓住它，失掉机会如同割肝割肺，何况这是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等于是母亲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等于是我们全家的最后一个。
       母亲最后的机会是在前年失掉的，她突然得到通知，可以参加一个竞职演说，在她这个年纪，她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放弃添置新衣服新鞋的计划，渐渐懒于人际应酬，她准备挂上空挡，随便这辆车走到哪里。可是突然来了那样一个通知，她全身都调动起来，她找出长久不看的书本，购置新的衣物，好的护肤品，就像青春重新回归她的身体。她准备了很长时间，每天晚上放录像，观摩别人的演说，白天四处求人修改她的演说稿，如果她能获得那个职位，她至少可以推迟五年退休，对她而言，这样的五年，等于延长了十年的寿命，也许还不止。她就是这样看的，一个人有了事业，就有了一切，青春，金钱，地位，甚至生命。演说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她穿戴一新，走上演讲台，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地背完了她的演说稿。她没想到参加演说的人有那么多。在她之后，至少有二十多个人走上那张演讲台，他们几乎都比她年轻，有些人的实力可以说相当强，她不由得一阵紧张，躲进了厕所。后来她听见了主持人的致词，“这次活动非常成功，报名参加竞选的人十分踊跃，既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初生牛犊，也有极富实战经验的少壮派，还有重新焕发青春的老同志。”她的脸当时就白了，她知道她上当了，她根本不可能获得那个职位，她参加竞选的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让竞选人员在年龄层次上变得丰富起来。
       母亲再没对我们提过她演说那天的事，她回家后把所有新添置的衣服都收了起来，护肤品送给我和姐姐。又从柜底深处找出一身运动装，从此开始了让人纳闷的长跑。她以前几乎是个不爱动弹的人，她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一有机会就锻炼身体的人。“干吗这么怕死?等我老了，既不做操也不跑步。”她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食言了。第一天跑步令她极度不适，她佝偻着腰回到家里，脸色苍白，直奔厕所。剧烈的运动打通了她在机关枯坐多年的肠道。一个月下来，她爱上了跑步，开始是每天晚上绕城一圈，后来是两圈，三圈，再后来，午休她也放弃了，她顶着烈日奔跑，冒着小雨奔跑，顶着雪花，以及闲言碎语奔跑。她的确是个引人注目的长跑者，幸好她有足够的定力，路两边的议论她都只当没听见一样。
       姐姐出走，让母亲的跑步中止了一天，第二天她又擦干眼泪跑了起来，不同的是，她戴了一顶帽子，她以前不喜欢戴帽子，无论干什么都不喜欢戴帽子，她认为头顶是接受天地精华和排除体内不良气体的唯一通道。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戴帽子的秘密。天还没亮，我被一阵内急憋醒，完事后，正好碰上母亲推门进来。她一直喜欢在黎明前跑步。取下帽子的一刹那，我看见母亲两眼通红。满脸泪水。见我看她，一低头进了卫生间，门在她背后关上了。
       难道她躲在帽檐底下哭泣?一边奔跑一边哭泣?我决定跟踪她一次。
       她轻手轻脚关上房门的时候，我也猫着腰跟了出来，她活动活动手脚，慢慢跑了起来。她很快就拐出了马路，奔上了河堤。就在这时，哭声清晰地响起。很大的哭声，不加掩饰的哭声，类似受到惩罚的孩子的哭声，前后左右看了又看，没有别人，整个长乐坪此时睡得正酣，只有母亲一个人大幅度挥动手臂，矫健的影子映在潺潺作响的青河里。是母亲在哭，母亲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哭泣。
       啊……啊……啊……
       跳跃的步伐切断了母亲的哭声，它们听起来像一种不太动听的鸟鸣，久久萦绕在青河两岸。
       脊梁骨一阵凉，一阵麻。我跑不动了，悄悄从原路折回。屋里静悄悄的，父亲的鼾声很有规则地传出来，那是很愉快的鼾声。一个在失声痛哭中奔跑，一个在甜梦中酣然长眠，我原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是一对这样的夫妻。
       从这天起，我再也不敢在天亮前起床，我怕看见母亲的泪脸，就算醒来，也躺在床上，直到母亲煮豆浆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早餐营养丰富，品种繁多，甚至还有刚刚剥开的核桃或花生。母亲已经换下了长跑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早餐桌上。母亲照例要跟父亲说说考察组的事情。“放心，他们会来的，就算提拔的事情有变，考察组也一定会来，不然他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对你的提拔呢?”话没说完，父亲的脸沉了下来，母亲知道自己说错了，便闭上嘴，一早上不再说话。
       有一天，父亲来不及吃早餐，很早就出门了，大门刚一关上，母亲就趴在餐桌上嚎啕大哭。哭够了，才抬起眼睛对我说：“我们每天有吃有喝，养得白白胖胖，你姐姐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我提出我不上学了，我早就想去找姐姐了。母亲赶紧过来捂住我的嘴，我们家住在一楼，所有从楼上下来的人，都会经过我们窗前。母亲小声说：“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事一传出去，你姐姐这辈子就别想活了。”
       “你的意思是让姐姐在外面自生自灭?你们的心也太狠了。”我终于喊出了早就想说的话。
       母亲又哭了起来，“等你爸爸的事过了再说，已经到节骨眼上了，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这辈子都没戏了。”
       
       “提拔了又有什么用?当官就那么重要吗?比女儿的生命还重要吗?”
       “当然，等他当了官，你姐姐，还有你，你们的将来就有了指望，为了你们的将来，只好让她在外面先吃几天苦，以后她会得到补偿的。”
       见我瞪着她，她又说：“你记住，无论何时，前途都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前途的障碍。”
       那是我唯一跟她顶撞的一次，我们家的小孩都不许顶撞大人，那不仅仅是不礼貌，还是不孝顺。我质问她：“你这么看重前途，这辈子究竟搞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业呢?你不就是个机关小职员、小应声虫吗?”她望着我，半天不吭声，脸却越来越红，不是害羞或愤怒的红，而是脖子里卡住了什么东西，呼吸不畅而引起的红。我以为我会挨打，可她只是说：“如果我不看重前途，我的处境会比现在更糟糕。”从她以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她有些同学，现在不是在小工厂里做着体力活，就是在街边摆着小摊。天天风吹雨淋，露出大板牙向路人招揽生意。
       一个多月过去了，望穿秋水的父亲终于得到消息，上面发生突发事件，领导换人了，好几个副手也即将换掉，跟人事有关的工作暂时冻结。这意味着，上面要重新洗牌了，父亲的期待终于彻底落空，考察组像水汽一样，在空气中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天晚上我们家异常寂静，晚饭摆在桌上，热气静静地升起来，又慢慢消失，油和汤汁开始凝固。母亲不敢看父亲。父亲呆呆地看着墙角，好像那里有他期待已久的副行长位置，好像他可以用深深的注视把它唤回来。
       “明天去请假，去找方兵，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把她给捞回来。”父亲终于收回视线，故作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当这个副行长也罢，其实也是个苦差事。”他的腿脚突然变得有点不利索，踉跄了好几下才站稳。
       他们决定分开寻找，先由父亲去寻找，等父亲回来，再换母亲出去，他们已经准备悄悄地打一场持久战了。父亲早早上床，他要为漫长的旅程养足精神。
       把父亲的行李收拾好后，母亲换上长跑服，开始夜间奔跑。天亮前的奔跑已不足以承载她的痛苦。她又加了一段睡前奔跑，一天当中，她差不多有四个小时处于奔跑状态。奔跑像魔鬼一样抓住了她。奔跑中的痛哭是另一个更加厉害的魔鬼，她必须每天向它们两个报到，否则她别想安安静静躺下来睡觉。有天下大雨，吃过晚饭，干过不多的家务活后，她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瓢泼大雨，无望地洗澡上床了。夜里十一点多，大雨慢慢转成催眠曲似的小雨，母亲像收到指令似的，陡地从梦中醒来，一跃而起，穿上她的长跑服，奔了出去。她的这一天终于圆满了。她的头发渐渐变得稀薄，变得干枯，食量却越来越大，早餐桌上二两一个的馒头，她一眨眼工夫就干掉了两个，这都是长期的室外奔跑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母亲在晚上八点开始她的夜间奔跑，一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跑了两小时零十五分。我想她已经越来越适应这种自虐似的长跑了。
       我没想到这是母亲的最后一次奔跑，父亲也没想到，那个消失的考察组让他顿时心如死灰，还让他变成了一个嗜睡的人，他躺在床上，正准备好好伤心一番，不料刚一碰上枕头，睡意就来了，他很快就打起了鼾。我还在灯下写作业，通常都是母亲回来，洗完澡，我才能勉强结束我的家庭作业。这天的作业似乎比平时少一些，当我写完的时候，母亲还没有回来。我蹑手蹑脚来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将音量调到最小。这样的时刻不多，父母不让我们看电视，除非是节假日，才允许每天看一个小时。因为长久不看电视，我都不知道该看什么才好，拿着遥控器，惬意地靠在沙发上，一个一个往后翻。我终于选定了自己喜欢的节目，高高兴兴地看了起来。我不知道时间正像梭子一样往后飞去，等我意识到该睡觉时，已是凌晨两点。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准备上床睡觉时，猛地反应过来，母亲好像还没有回来。定了定神，回忆了一下，是的，母亲没有回来，如果她回来，见我这么晚还坐在电视机前，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悄悄推开大卧室的门，父亲的鼾声沉重而均匀，母亲真的没有回来。想了想，我推醒了父亲。
       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想原谅他说的那句话，虽然他是在半梦半醒间说出来的。“不管她!疯子!”他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看了看时间，又看了看我，露出怀疑的眼神，好像我和时间都值得他怀疑似的。
       在我的引领下，父亲第一次踏上母亲的奔跑路线，他一路东张西望，处处都觉得新鲜好奇，好像我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国度。“她为什么净选这些偏僻路段呢?为什么不去大操场光明正大地跑呢?”我想告诉他，一个人在大操场跑步，是没法边跑边嚎啕大哭的，可我没工夫说这话，我开始感到紧张，这是不祥的预兆。
       天亮之前，四野微微放明的时候，我们终于在路边一个瓦砾堆里找到了母亲，她蜷曲着，俯卧在地。手指在干硬的地上挖出几道槽痕，嘴里流出来的东西泡软了干泥，唇边还粘着一堆泡沫。她浑身冰凉，双目微睁，脸颊上泪痕犹在，不知道母亲是在失声痛哭中倒了下来，还是倒下后因为身体上的痛苦才流下了眼泪。
       母亲死了，长期孤独而痛苦的奔跑，她的心脏承受能力终于达到了极限。她再也不会在黑夜里推开家门，流着眼泪奔跑在无人的小路上，再也不会因为哪一天没有奔跑，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那两个魔鬼终于把她打倒在地，扬长而去了。
       母亲出殡前夜，一个小伙子径直闯到家里来。
       李安生完全变样了，除了头发略微有些发黄以外，整个人都跟当年没法比，而且他莫名其妙穿了一身迷彩服，恍惚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面对一个人，而是一条刚刚出山的巨蟒。
       他对我说，他手上有一辆中型货车，明天如果需要用车，他会准时把车开过来。
       真的是雪中送炭，父亲联系了几辆车，刚好就缺货车。
       得到答复，他转身就走。父亲奔出来时，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我告诉他，这人是姐姐的同学，父亲一听姐姐两个字，就像中弹一样，僵在那里，动弹不得了。
       从火葬场出来后的第三天，我悄悄来到那个汽修厂。我从李安生寄给姐姐的信上知道他在这里。
       “我姐姐最近有消息给你吗?”我跟他隔着四五步远，尽量不皱鼻子，哪怕我闻到汽油味就想吐。这是我能想出来的最狡猾的问话，这句话可以藏着姐姐离家出走的秘密，又可以探听出很多东西来。
       他摇头，然后用安详的目光望着我，他似乎有着跟我一样的动机，他也在等我先开口。
       “我们把母亲的消息瞒着她，因为不想影响她的学习。”
       “是吗?”他问，眼里却不像有疑问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站在那里，各自憋着，静等对方再次发问。
       “好吧，”我可没他沉得住气，我说，“那天我就想问你，但时机不对，今天非问不可，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是吗?否则那天你不会告诉我你有货车。我姐姐才是你的同学，可你进门就找我。”
       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你们家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他从我脸上移开视线，“那天我就有点怀疑，但她说情况紧急，来不及给我解释，我也就没多想了。”
       他告诉我，那天姐姐破天荒到汽修厂来找他，说
       出来的话把他吓了一跳。姐姐开口找他借钱，有多少她借多少，她会给他写张借条，她过些时候一定会还给他。他告诉我，他没什么钱，但他全都给姐姐了，口袋都翻过来给她看了。姐姐又问能不能帮她找一辆便车，这样可以省去车费。他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哪里都行，越远越好。过了一会，他就给她找了一辆到广州的便车，上车前，她再三交代，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的行踪，家人问起来也不要说。他问她原因，她只说是因为苗苗的事，她说了实话，惹下了麻烦，如果她再不走，有人就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
       “李安生，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跟你的约定，我没想到说真话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快承受不起了。”
       这是姐姐上车前说的最后一段话。李安生告诉我。他突然意识到他干了一件影响姐姐一生的大事，他心里很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他跟在车后边跑边喊，要她到了目的地以后马上跟他联系。姐姐两手贴在玻璃窗上，频频向他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李安生告诉我，好长时间以来，他夜里总是做梦，梦里总是姐姐那双又瘦又长的手。五指叉得开开的，贴在玻璃上，掌纹一清二楚，可她的脸却隐在车厢里，隐在人海里，隐在很暗的地方，总之，他从未在梦里看清过她的脸。
       沉默了好一阵，我突然转过身，向李安生发起脾气来，“你在报复她对不对?你当时本来可以拦住她，可以及时告诉我们，但你不想那么做，因为你想让她跟你当初一样失学对不对?你终于逮到机会了对不对?”
       李安生张嘴望着我，既不承认也不争辩，良久，他垂下了脑袋。“我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你不知道，我真的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的眼睛就像一把抢劫犯的枪，逼着我的脑袋，她怎么说，我就乖乖地照她说的办。除此以外，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哼!”
       “要不。我现在就去找她?”
       “你怎么找?什么线索也没有。”我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而且，我警告你，你不许登寻人启事，不许报案，也不许向人打听，一句话，除你之外，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姐姐下落不明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名誉，关系到她的一生，知道吗?”
       李安生又张开嘴来望着我，“你们俩多么相像啊，你们都喜欢用命令的语气说话，而且都不喜欢汽油味。”
       正感到不好意思，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指着一个地方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过去一趟?刹车片子好像出了点问题。”
       李安生一听，拔腿就走，边走边吼：“猪脑壳!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自己说，教了你几遍了?”
       难道说，李安生已经从学徒变成师傅了?看来他倒不是个笨人。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姐姐可能在广州的消息告诉父亲，也许失妻的悲伤打垮了他，也许他还沉浸在考察组半路消失的后遗症里，他听了这个消息竟无动于衷。“人是有腿的，谁能保证她现在还呆在广州?”他的眼睛定定地盯住某个地方，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里是一面空墙，我不知道他一动不动盯着那面墙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我想起李安生说过的那个司机，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司机谈谈，看看他还记不记得姐姐当时究竟在哪里下的车，她在车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突然有个预感，姐姐不一定真的去了广州，她很可能会中途下车，因为她担心李安生会泄露她的行踪。我跳起来，拼命往汽修厂跑。
       李安生不在，他没来上班。有人建议我去办公室问问。我去了，人家说，李安生请了长假，说是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他去广州。
       这么说，李安生真的去找姐姐了?他知道姐姐在广州，还是只凭猜测?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答案了，我站在汽修厂门口，呼吸突然有些困难，那感觉就像手中好不容易有了根绳子，不知不觉间又滑了出去，再也找不到了。
       接连走了两个人，家里彻底沉默下来，连闹钟都变得一声不吭。
       在沉默中办完丧事，办完丧事以后依然沉默。直到有一天，我失手打翻了一个暖瓶，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让我嚎啕大哭起来。父亲似乎这才注意到我，伸出手来，我用一个果断而不屑的动作躲开了他。我知道这很伤他，我的目的就在于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伤他一下，替母亲伤他一下，替姐姐伤他一下，她们死的死，逃的逃，而他作为家长，却静坐家中，安然无恙，他是有责任的，他逃不掉这个责任。
       他猛地哭出声来，是我的动作把他惹哭的。这一哭就无法收拾，他哭了足足一个下午，然后，就像雨过天晴，就像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站起身来，吸了吸通红的鼻子，走向厨房。他开始做饭。
       “日子还长得很呐。”他从冰箱里取出三根肋排。我很讨厌他这样的语气，好像在说，没有母亲，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而且可能过得更好。
       然而父亲往下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丧事刚刚办完。他就遇上了大麻烦，这个麻烦再一次推迟了他寻找姐姐的计划。
       他是长乐坪银行信贷部门的负责人，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虽然他坐上这个位子还不到一年，批出去的贷款也不多，但一样尝到过不少甜头。也许是时局使然，也许是管理不善，没多久，他批出去的贷款就开始一步步坏死，那些贷款企业，不仅归还本金无望，连每月的利息都付不出来，而且渐渐露出些不好的征兆，信贷员上门收贷收息，他们想方设法避而不见，万一堵在家里，也是千方百计推诿、敷衍。而这时，上级行资产质量管理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呆账达到一定数目，不仅批贷款的人要下岗收贷，分管负责人也要受到牵连。
       父亲当然是奋力挽救，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电话，威吓，求情，打官司，手段使尽，百无一用，贷款方早就熟知了银行的招数，反过来给他出主意，让他再贷一些给他们，还掉旧账，重建新账，这样一来，坏账没有了，关系也活了，两全其美。父亲明知这个主意不怀好意，明知这样下去可能会陷进一个无底洞，还是不得不重新放贷，否则他无法应付上级行的检查。
       谁知这次的检查员过硬得很，他不看某个时点的报表，他越过父亲，径直找办事员调来大量台账，很快就发现了父亲以贷还贷的把戏。也是时运不济，这样做的人远远不止父亲一个，但那些人个个都没事，偏偏父亲被当成一只鸡，杀了给猴看。父亲被撤职了。
       其实父亲走下坡路是个必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父亲原来只是营业柜台上的出纳员，他是个称职的出纳，经手的钞票很少出错，再加上年纪的原因，他渐渐被小青年们尊为师傅。平静的生活令人不胜厌烦，针尖大的成就感也能让人想入非非，父亲越来越感到怀才不遇，认为自己至少应该调到机关里去，应该去承担更加复杂的工作。再说，母亲对他也有更高的要求，母亲在机关见过那么多官员，她多么希望有一天，父亲的名字也能这样被人说来说去，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空有一张聪明面孔，除了小的智巧，比如玩牌之类，大的智慧他一点都没有，而且还有一身懒骨。她早就看透了，早就对他失望了，可她有苦说不出，谁让她年轻的时候眼力不济，竟把他这些坏习气看成是成大器的胚芽。
       “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除了打牌，从来没有一个人叫他的名字。”
       她经常这样奚落父亲。她那时没想到，有时玩
       牌也能玩出一些名堂来。
       父亲心里清楚，要想往上走，要想有点作为，首先得有机会跟科长行长们接触，可一个小小的柜面出纳，哪有这种机会呢?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父亲终于跟这些面上的人坐在了一起，当时他们正在打牌，其中一个临时有事出去了，撂下另外三个意犹未尽地坐在那里，父亲刚好从那里路过，其中一个便叫住了他。父亲那天发挥得很好，他们对这个牌技很高的出纳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和姐姐分外亲密，他拆散了我和姐姐，让我独自留在家里，等候经常加夜班的母亲，他则带上姐姐去打牌。这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姐姐跟父亲一样喜欢打牌，我却跟母亲一样，宁肯捧着杂志和报纸发呆。
       很快我和母亲就知道，姐姐并没有真正参与打牌，她只是个看客。那些夜里，烟雾缭绕中，笑骂与无遮拦的粗口中，姐姐紧挨着父亲坐着，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桌面，盯着对方的额头，偶尔也看一眼父亲手中的纸牌或麻将。只要有她在身边，父亲就只赢不输，试了又试，无一例外。那时的牌桌边流行这样几句话：旁边站条猪，不输也得输，旁边站尊神，不赢也得赢。姐姐渐渐赢得了“神仙妹妹”的称号，毫无疑问，姐姐在牌桌上施展她的“特殊才华”了。等我和母亲知道这一消息时，父亲每月打牌的收入已经远远高出了他的工资。作为奖励，父亲从这些钱中拿出一部分给姐姐，姐姐则用那些钱来买衣服，买零食，和我一起分享。
       “你这是不道德的，无异于抢劫。”我指责她不该去跟那些人玩牌，不该用她那双特殊的眼睛去对付那些普通的眼睛。
       “你错了，人要有点是非观，我在用行动教训他们，玩牌是不对的，应该及早醒悟，离开牌桌。”
       我第一次从姐姐身上感到说不出的危险。她开始为自己的眼睛狡辩了，只要她愿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是否意味着，姐姐会无视家里给她订下的规矩，大开“杀戒”，大肆施展她的超能力呢?
       母亲似乎也看出了这种危险性，她没有去指责姐姐，而是对父亲说：“你迟早会把方兵的秘密泄露出去，你迟早会害了她。”
       “笑话!只要她自己不说，谁会知道她有那个本事，人家只知道我们父女两个都是绝顶聪明之人，玩牌玩得出神入化。”
       母亲似乎比父亲看得更远。“干吗要赢人家的钱呢?有些东西比钱更有价值。”她让父亲打打业务牌。
       母亲只是说说而已，可父亲却茅塞顿开，他开始有目的地输钱，原来赢回来的那些，飞快地从他手上流了出去。看人落败真是快事一桩，牌友们生怕父亲心疼钱，再也不当这个“运输大队长”了。再也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了，全都笑嘻嘻地过来安慰他，说是运气这东西，忽东忽西，别看这时飞到了别处，它肯定还会回来的。父亲表面上很沮丧，心里却越来越有底。他知道谁的口袋里装着他的多少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非常巧妙地向那些人提出他的要求，那些人赢得高兴，随口就答：“好说好说。”“有机会一定优先考虑你。”“知道了，不会忘记你的。”
       姐姐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与父亲吵架的，她不明白父亲输钱的深意，眼看她的信息被他横掌击破，又被人家杀得七零八落，她就气得满脸通红，泪流满面，她觉得父亲再也不相信她了，她开始罢工，不再跟着父亲一起出去玩牌，幸好这时父亲已经从出纳柜台上走出来了，先是到机关里当了一名信贷员，不到一年，父亲前后输给信贷科长人民币近两万元，中层干部轮岗的时候，科长向领导提出由父亲接替原来的副科长。输给副行长近三万元，下一次中层干部轮岗的时候，副行长提议，由父亲接替原来的信贷科长。
       母亲说：“好了，缓一缓再说。”她知道父亲只有几斤几两，她担心他升得太快，不能适应那个高度，在一定的程度，糊弄是必要的，超过了这个界限，只会适得其反。母亲了解父亲，信贷科长这个职务，对于父亲已经是勉力而为，他已经站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高度，以后的路如何走，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信贷科长被撤职还只是个开端，打击就像预先排好了队似的，接踵而至。
       父亲先是下岗收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放出去的贷款如数收回。那些企业，一直以来对银行虎视眈眈，银行的钱，说到底，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至于还款，那是另一个问题，没有钱肯定还不了，有钱也不一定还得了，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干吗要还给银行呢?现在变成父亲求人家了，不像放款之初，是人家求他。他耐着性子一趟一趟地跑，偏偏他越是耐着性子，人家就越是耐不住性子，没跑几趟，人家就开始避而不见。没办法，只好诉诸法律，漫长的诉讼，官司倒是打赢了，还款仍然遥遥无期，企业玩起了金蝉脱壳，一个新的企业脱胎而出，留给父亲的只有几个老弱病残和一堆不值钱的破设备。
       下岗收贷颗粒无归，父亲只好接受新的惩罚，信贷科长的位置想都别再想了，去当信贷员，一个星期至少有三天泡在工厂里，整天夹着一个简易公文夹，跑来跑去，皱着眉心，鼻梁上沁出一层汗珠。
       信贷员只当了两个月，又出了纰漏，一个生产不锈钢产品的公司，好不容易收回了一批货款，早就承诺父亲款到即还贷的财务人员，事到临头变了卦，他还了另一家银行的贷款。科长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我们的驻厂信贷员守在那里都没有收回贷款，人家没有安排驻厂信贷员的倒收回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驻厂信贷员被收买了。”父亲感到冤枉，又无法申辩，只能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也不行，另有柜台上的业务人员在追求进步，来势汹汹，势必要淘汰掉父亲这种不称职者，尤其是这种落水狗似的不称职者。于是父亲被安排跟柜台上某个出纳员作了调换，晃了一大圈，父亲重又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
       父亲在家闹情绪，赖着不上班，不去坐柜台上那把小椅子。“我一把年纪了，他们竟这样无情地羞辱我，对我实施精神虐待。”他打电话请病假，头疼，胃疼，关节疼，所有的地方都疼遍了，我开始替他担心。终有一天，一个人该得的病都得完了，他用什么理由请假呢?
       父亲开始不停地念叨姐姐。“她有那样的眼睛是福气，我哪怕有一半那样的福气，也不会这么倒霉。”他把背运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不会揣摩别人的心思。“瞧他们申请贷款时那副诚恳的样子!我要是知道那些人一心只想骗银行的钱，怎么也不会放款给他们。”
       想到这里，他一点都不替姐姐担心了。“她那么聪明。只要她善于利用她的眼睛，一定会生活得很不错，在家里我们禁止她用，可出门在外，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她不会用的。”我曾经跟姐姐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她一辈子都不会施展她的那个特殊能力，她说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也没意思，就像看电影，刚刚开始就有人告诉了你结局；那电影还有什么看头呢?她说她有时候倒挺羡慕我，什么都不知道，一团漆黑，至少会有意外，有惊讶，不像她，生活对于她而言，永远不存在惊险与刺激。
       “放心吧，总有一天她会用的，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最难管束的就是他自己。”
       “面对厄运，人比毒蛇还要自私。”这话真有道理。父亲倒霉之后，竟然提都不提去找姐姐，他呆在
       家里，蹙着眉头，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哪也不去。
       深夜，我听见硬币掉在地上，弹起一串铮铮铮的响声，这声音让我紧张，也让我悲伤，父亲在掷硬币，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向一枚硬币求助了。
       父亲来到我的房间，手心里摊着一枚硬币。他深深地看着我，一副有话要对我说的样子。
       可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你睡吧。”他只对我说了这三个字。
       变故果然在第二天降临，放学回家，屋里不见了父亲，寂静像一锅沸水一样扑面而来，我一下子就想到，父亲可能跟姐姐一样离家出走了。他昨天晚上就想告诉我来着，可他最终没有说出来，他不忍心，他想让我最后一次睡个好觉。
       警报很快就解除了，我一眼瞥见了父亲的钱包，他外出归来，习惯把钱包从衣兜里掏出来，放在壁橱边上。如果他要出远门，他一定不会忘记带上钱包。
       紧接着，我又在卧室里发现了父亲的便西服，他若是外出，必定会穿上这件衣服，这是他最爱的衣服。每当他要照相，或是参加聚会，这件衣服必定是他的首选。也就是说，父亲还在家，他并没走远，他就在附近。冷汗这才像泉水一般冒了出来。
       再也没有比惊恐之后的平静更让人感到幸福了。我放下书包，开始做晚饭。我得做点什么以报答父亲没有丢下我一走了之的恩情。
       我还远远没有学会烧饭，我是小女儿，又是学生。而且近视，我有无数理由远离家务。一切都是想当然，我想凭着记忆复制一顿母亲做过的晚饭，于是锅勺乱响，乒乒乓乓，一片狼藉。
       晚饭刚刚告一段落，父亲突然出现在客厅，我怀疑他就躲在家中某个角落。他看看我做的晚饭，看看我身上的围裙，又看看乱糟糟的厨房，频频点头。
       “很好，很好，你长大了，就算家里没有大人，你也不会饿死了。”
       我把筷子递到他手里，让他品尝。他尝着，频频点头。“很好，不错，就是这个味道。”
       他不住地表扬我，真正吃下去的东西却很少，他似乎更想说话。
       “你今天知道了吧?做饭一点都不难，无非是把饭煮熟，炒菜的时候，把调料罐子里的东西依次放进去。”
       “现在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不可能每天都在家，你应该了解我们家的一些情况了，我们在哪家银行开户，存折放在哪里，在哪里交水电费，在哪里交电话费，在哪里买柴米油盐，洗衣机怎么开，冰箱怎么用，热水器怎么用，这些你都应该一一了解。”
       他似乎不准备当这个家了，他要把当家做主的权利交给我。“这就是持家，是一个女孩子必须学会的本领。既然你母亲不在了，你姐姐也不在家，这个家就由你来当。”他的话不容置疑，听上去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出远门了吗?你要去哪里?”
       “还不到时候，等我要出去时自然会告诉你。”他看着我，眼底慢慢升上来一些水雾，像一汪清水从草根底下缓缓渗出，静静地盛在那里。
       “你和你姐姐，你们将来都会过上好日子，我会把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
       我不屑地一笑，“你又不是什么大官，凭什么安排我们?”
       “那不一定，小人物更能为子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慢慢接受了那把出纳员的椅子，还兴致勃勃地在家里钻研起业务来，他看金融书籍，看信用卡及证券资料，他买来全国的地图，用放大镜逐省逐省地看，他看得聚精会神，吃饭的时候，手里掉了一根筷子，他都浑然不觉。
       “总有一天，你姐姐会回来的，到那时候，不管我在哪里，你告诉她，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这对你们都有好处。”
       这个意思，这段话，他不止一次提起，也许他想换一个地方生活。这是有可能的，以前就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不喜欢长乐坪这个小地方了，他想到大一点的地方去，他说这对我和姐姐有好处，可母亲不屑一顾，她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在长乐坪都混不出个好模样来，还想到大地方去，当心被人家不小心踩死了。”母亲说这话时，父亲还没有发掘出打牌这条升迁之路，还在心安理得地当他的小出纳。
       父亲似乎在寻找某样东西，也许是一种容器，他看了看家里的米桶，装咸菜的小坛子，又看了看一些旧棉衣，旧棉被，他神色匆匆，不声不响，既不要我帮忙。也不告诉我他在找什么。
       父亲突然决定装修房间，他买来一些木板，涂料，又请来一个木匠，他要把家里的墙面装饰一下，尤其是我和姐姐的房间。有一段时间，我和姐姐几乎把墙面当成了画布，我们准备用自己的涂鸦之作盖满它，我们想让自己的卧室与众不同。
       我们的画作三下两下就被铲掉了，两张小床整个儿蒙上罩布，在装修结束之前，我只能睡沙发。
       墙壁做得很漂亮，肉红色的墙面，淡黄色的护墙板，这种装修很流行，只是有点奢侈，我没想到，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父亲居然还有雅兴装修房屋。
       木匠走了之后，父亲拿出起子和凿子，拆开一块护墙板，说是要检查装修质量。他很熟练地取下一块木板，眯起眼睛朝里面看，又用手摸，还用起子在木板里划了划，起子不停地硌着墙壁，碰着木板。见我盯着他看，他笑了一下，“看起来质量还可以。”他装好那块拆下来的木板，拿着起子和凿子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不再瞎折腾了，回到家就琢磨着做好吃的，他不是个好厨子，于是就去外面买来吃，这家饭店的烧鱼头，那家餐馆的卤大肠，只要是有名的，他都买了回来，不停地要我吃，他自己也吃得津津有味。他要了那些地方的名片，没有名片的就记下人家的电话号码，他把它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对我说：“以后你要是想吃这些东西了，就打电话，他们可以给你送上门来。”吃完了他就看电视，面前摆一本地图，插播广告的时候，他就低下头来看地图。我觉得很奇怪，他会突然对地理发生兴趣。
       他还约请几个同事吃宵夜，他们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敞开衣襟，大口大口喝啤酒，他们每人面前竖着一瓶，脚下还踩着一箱，喝完一瓶，再从脚下摸出一瓶，豪气盖天，气吞山河。父亲那天喝醉了，被人扶着回来，一路呕吐，骂骂咧咧，“我日你妈!”“婊子养的!”满嘴肮脏的字眼，却连不成句，既没有主语，也没有宾语，没人知道他在骂谁。尽管如此，一同喝酒的人却清清楚楚地安慰他：“别想得太多了，不就是上班吗?不就是挣钱吃饭吗?当总统也不过是一天三顿饭。”“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你还没看穿?”“该知足了，起码风光过几天。”
       他第一次带我去火葬场看母亲。母亲的骨灰摆在那里，众多格子间里的一间，母亲顶着满额头的刘海，静静地看着我和父亲，因为刘海的原因，母亲看上去还很年轻，不像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她在相片上平静得很，完全没有散步时的抑郁，也看不出长年坚持长跑的痕迹，更看不出她曾在长跑时嚎啕大哭过，迄今为止，这个秘密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父亲对着相片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
       这话让我大吃一惊，再看母亲时。竟发现她眉目间果真带着一丝怒气。
       父亲接着说：“跟我结婚以后，你就没有高兴过，你呀，吃亏就吃在太要强了，我是胸无大志，可你也看到了，那么多志向远大的人，不一样窝窝囊囊过
       了一生?”
       父亲让我去外面摘两朵月季花来，献在母亲的骨灰盒前。来的时候我提醒过他，可他说：“我们存放你母亲的骨殖是出了钱的，摘两朵花还不应该?”
       我进来时，他正在对母亲说话。“……这回我终于要干大事了，可惜你看不到，没办法，只有走这条路了，穷养儿子富养女，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们……”我的身影在玻璃橱柜上晃了一下，父亲回过头来，冲我一笑，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他什么也不干了，回到家里就睡觉，我不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往常睡觉时总有鼾声响起，现在却安安静静，如果不是床上那高高隆起的身形，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屋里睡觉。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父亲很奇怪地要求跟我换房睡觉，他让我去睡他的大床，他来睡我的小床。
       后半夜，我依稀听见屋里有些动静，可我实在困得睁不开眼睛，索性拉上被子蒙住头，睡了过去。
       第二天，刚起床，发现早餐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我的房间收拾得分外整洁，连小时候的玩具熊都被找了出来，调皮地靠在被垛上，桌上的书也分门别类清理好了，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帘斜斜拉开，用蝴蝶结松松挽住。不过，我总觉得屋里有点异样，可又说不出这异样发生在哪里。最后，我注意到门边有一块豌豆大的小木渣，也许是装修时留下来的。
       我坐下来吃早餐，豆浆，油条，卤鸡蛋，全都是冰凉的，父亲知道我的怪脾气，喜欢凉的油条，咬不烂的感觉，喜欢凉的豆浆，可以让豆腥味变甜。至于他自己，有可能早锻炼去了。那天去火葬场看完母亲，他就声明他也要开始跑步了，还说他可不像母亲，就在城里跑跑，他要跑就要跑出去很远。我随口说好呀，别跑得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行。
       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父亲整天未回。
       我打电话给父亲的同事，他常常向我讲起的那一个。“你不知道吗?你居然会不知道?他在休假，他请了三天假，说是你在外地上学的姐姐让他去一趟，学校老师找他有事。”
       姐姐?看来姐姐要回来了，他一定是得到什么线索，去找姐姐去了，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去厨房，冰箱里装着满满的菜肴，全是他加工好了的，只要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三天够了，足够了，他走之前，给我做好了足够吃三天的饭菜。
       我去拿钱，明天要交试卷费，五斗柜抽屉里的那个小铁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百元大钞，才三天，他居然给我这么多钱?不会的，肯定是他忘了存进银行，他一向不喜欢在家里存放太多现金。
       我去洗澡，去拿衣服，柜子一开，里面像中药铺一样整齐，他收拾过了，只不过三天，他竟像要出远门似的，连明年才穿的衣服都给我收拾好了。
       我去睡觉，枕头底下有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个镜框，里面嵌着我们的全家福，父亲戴着鸭舌帽，母亲和我顶着厚厚的刘海，我们每个人都只露着半张脸，谨慎地看着镜头，惟有姐姐坦坦荡荡地露着光滑的前额，两眼晶亮，目视前方。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父亲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父亲有可能已经撇下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三天后，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同事，但是个陌生的声音，他问我父亲回来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我想了想说：“到姐姐的学校去了。”
       对方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你姐姐在哪里读书你不知道?那你有没有你姐姐的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有没有?都没有?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系?”
       很晚了，我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
       是父亲的同事，还有两个银行的经济民警。他们亲热地喊着我的名字，面带笑容，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脸上有些紧张，心里装着一件大事。
       我带他们到父亲的房间，他们看得很仔细，类似搜索，小书柜，衣柜，被子，他们似乎在找一样东西。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开始把目光转向我。
       他们当中的领头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他很严肃，也很温和，他伸手拍我的肩，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事，“你父亲很可能逃走了，他只请了三天假，到了第四天，还是见不到人，我们打过他的电话，他停机了，他肯定是逃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逃走，目前还不清楚，我们正在查他经手的账目，但愿他走得光明磊落，不要留下什么麻烦才好。”他一边说一边窥视我的眼睛，他想知道我是否在骗他，他注定一无所获，因为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炸雷，我被炸得晕头转向，神志不清。最后他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
       他们走了，杂沓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没法动弹。他们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搜查?抄家?父亲工作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逃走?他们为什么要查他的账目?他们在怀疑他什么?
       虽然已经独自度过了三个夜晚，但这天才是真正的开始。突然不能容忍一丁点黑暗，于是跳起来开灯，所有的灯，每个房间的灯，屋里顿时灯火通明。
       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令人心惊肉跳。拿起话筒，里面却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会不会是父亲呢?过了很久，里面响起一声轻轻的叹息，也许只是不小心漏出来的呼吸声。我在等着，那边不挂上电话，我也不挂，就那样握着话筒，凝神静听。
       天亮前，我终于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
       我在课堂上被人叫出来，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不是经济民警的制服，像是公安的制服，我搞不清。他们站在教室门口，我从他们身上闻到了类似武器的铁屑味和硝烟味。
       这两个制服比昨天晚上的经济民警严肃多了。他们让我上车，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他们并肩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坐在他们对面，坐着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文件夹，拿起笔。他们警告我，一定要说实话，如有任何隐瞒，一经发现，我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接着问我懂不懂什么叫刑事责任。我浑身发抖，下腹阵阵发紧，直想尿尿。但他们的眼睛告诉我，我此刻哪也不能去。他们的目光带电，我只看了一眼，就被电得再也抬不起眼皮了。
       “你父亲是在几月几日几点几分离开家的?”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在何处?”
       “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最近要出门，要去某个地方?”
       “不知道。”
       啪的一声巨响。“抬起头来，不许说不知道。”
       我哆嗦着抬起眼睛，却不敢正视他们，就看着那只放在文件夹上的握笔的手。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私自从一个储户账上取走了五十万，现在负案在逃，你有义务跟我们配合，将你父亲捉拿归案。”
       我终于看着他们的眼睛了，一双又深又黑，一双细长浅淡，一双愤怒，一双鄙视。捉拿归案?这么说父亲成了罪犯?我是罪犯的女儿?我正在接受审讯?五十万?五十万是多少钱?他要那些钱干什么?我想抬手掐一把自己，说不定只是在做梦，可我的手重若铁锤，根本拿不起来。
       一阵细微的嘀哒声，接着，更多的嘀哒声响了起来，越来越密集，像在下雨。
       有人小声说：“她尿裤子了。”
       恍惚间，一个人走了出去，不一会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的，她向我走来，她身上有股香肥皂的
       味道。“快跟我来。”她的声音不像他们，她没有吼我，她的声音是柔软的，跟她身上的制服完全两样。
       我想起身，但不管用。她柔软的手插进我的腋下，向上拉我。我开始大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那样大哭过。
       “好了，好了，别哭了。”她弯下腰，她的气息吐在我的颊上，她的手揉捏着我的手，我感到自己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她带我到另一间屋里，那里有个简易卫生间，她找出一条纸内裤，再找出一条长裤。是她的制服裤。我还在哭个不停，她递给我一杯水，摸摸我的头发，拨一拨我那童花头的前刘海。
       “别怕，做坏事的又不是你，他们只是找你了解些情况。”
       这话似乎很有效，我的声音低了很多。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什么跟你没关系，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就算是一家人也帮不了忙。”
       我喝过了水，坐着发呆，女警官建议我过去做笔录，早结束早走人，不要耽误了上课。我不想再见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我问她，能不能由她来给我做笔录。她摇头，“不要紧的，他们都是好人，只是养成了粗声大嗓的职业习惯，他们必须那样说话。”
       这回好多了，他们的语调柔和了好多。
       “你父亲走了以后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我摇头。
       “你家在外地有些什么亲戚?”
       我还是摇头。我们家的亲戚都在本地，绝大多数在长乐坪乡下，我们早就不跟他们来往了。母亲不喜欢他们，即便是她那一方面的亲戚，她怕他们的脚会弄脏她的客厅。
       “你得说话，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做笔录呢?你实在不想说，我们就只好写上拒绝回答了。”他们中的一个尽量放低自己的声音，眼睛同时瞄向我的大腿，他可能担心我会再尿裤子。
       后来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们又问了无数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出来，包括我自己的姓名和就读学校，不是我不想回答，而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们后来又朝我吼过，拍过桌子，甚至把记录笔狠狠扔到桌上，弹起来，崩上我的脸，可我再也没有要尿的欲望了，我的身体像我的大脑一样空空如也。
       一拖再拖，两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一定得把女警官的裤子还回去了，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独自去一趟公安局，去那个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阳光亮得邪门，每个人都眯缝着眼睛走路，太亮和太暗都使视力模糊，很多人迎面走过来，又回过头来看我，他们也许看不清我，就像我也不大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一样。
       公安局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在看墙上贴的那张纸，我知道，那多半是布告，一些名字上打着红叉，他们活不了几天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死了，像灰尘一样被扫走了。我原来看过一次布告，是跟母亲一起看的，当时我们在路边等候三轮车，那张布告上满是红叉叉，一个人只有十九岁，却强奸了一名十岁的女孩，尔后又把女孩的眼珠挖了出来。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不停地问，为什么他要强奸她，她为什么不跑，她又不是没腿，其实我真正想问的只有一件事，强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捂住我的眼睛，低声说：“别看了，肮脏!布告上全是肮脏的东西。”
       女警官在那里值班，她的面色像那天一样和蔼，她问我是如何来的，我告诉她是走来的。她接过裤子，掏出两个硬币给我，让我坐三轮车回去。“太远了，太阳又这么大。”
       她真好。我想起母亲说的话，永远不要占好人的便宜。我把钱还给她，我说我可以走回去。她不依，不由分说给我拦了一辆车。她交待车夫，“路上不要停，直接把人送到家。”
       快到青河桥的时候，我让车夫停下，他不停，因为女警官交待过。我顿着脚，把自己的家指给他看，他只好停下来，结束了这笔生意。
       青河桥头有个书摊，我喜欢那里的武侠小说，尤其喜欢书里的姑娘，她们冰清玉洁，身怀绝技，尽管江湖险恶，可她们美丽动人，长生不老。
       马路对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的同学，她身后密不透风地站着一堆人，她向我又是招手又是顿脚，要我赶紧过去。
       隔着一米来远，同学就伸出胳膊，像抓接力棒一样抓过我的手。“方圆你快看，你爸爸上了通缉令，他们在通缉你爸爸。”
       刷的一声，我听见所有的目光都从布告上撕扯下来，转向我，我真真切切听见了那声音，像疾风吹过树林。我试图挡开那些眼睛，去看看墙上的父亲，可短兵相接的一瞬间，我就像砂器一样垮了，溃不成军，意识已经逃走，身体却被一根巨大的木桩钉在那里，动弹不得，我看见天地突然推远，我听见周围一片寂静，人人都在无声地动着嘴巴，汽车来来往往，仿佛行驶在海绵大道上。也许我中风了。很久很久。我隐约听见一阵淙淙的声音，由远而近。完了，我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公安局，那两个警察面前，这一次更离谱，在大街上，在所有人面前。
       “她尿裤子了。”
       “她吓傻了。”
       我没有吓傻，尿一排完，我比任何时刻都清醒。我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了父亲，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大，好像在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搞错了，你们冤枉我。”我听见有人在说，五十万哪，这是要敲瓢的。就算不敲瓢，也会老死在牢里。
       我突然想起那个女警官，她给我钱，让我直接坐车回家，又交待车夫，一定要送我到家门口。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我站在街边招手，心里一迭声地喊：“三轮车!三轮车!”
       一个人突然冲到我面前，像扛煤气罐一样将我扛起，小跑几步，上了一辆三轮。
       到了家门口才看清楚，这人是李安生。见我抖抖索索找不到锁眼，他一把接过钥匙，替我开了门，将我推进卧室，叫我赶紧换衣服。我都照做了。
       他在外面大声叫我的名字，叫我赶紧出来，他有事找我。我就听他的话走了出来。
       他说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的，他马上还要再赶过去，他回来只为拿一张姐姐的照片，他寻找姐姐要用，他走的时候忘了这事。他说他会遵守我母亲的遗言，不登报，不报案，他要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找到姐姐。
       一直忍着的眼泪到这时才苏醒过来。“求你一定找到她，叫她快回来，快回来，我求你，求你啦。”我正对着李安生，哇哇直哭，那些只对亲人才流的眼泪，现在都对着他流了。
       他的嘴唇抽搐着，他也快要哭了。他不停点头。“给我照片，照片，我要方兵的照片。相信我，我会找到她的，我向你发誓，不找到她我不回来。”
       我找出影集，李安生用发抖的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不知道该拿哪一张，我给他挑了一张最大的正面照，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一只角，让我给他一本书，他要把照片夹在书页中间，免得折坏了照片。他又求我再给他几张照片，他垂下眼睛说：“我怕一张不够用，到时再回来一趟就不合算了。”我又给他挑了三四张。
       然后，他开始安慰我，“不要太伤心了，父亲是父亲，你是你，他毁的只是他自己，你的生活还得照常进行。”他说起话来挺像个大人。
       他接着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的父亲也犯过一次错误，井下突然出了点小事故，他吓得撒腿就跑，没想到他的同事很快就把那个障碍排除了，他为此挨了很久的批评，一次又一次，我感
       到抬不起头，心里恨他恨得要死，可我现在不恨了。他那么做是为了我，他不想我没了妈，跟着又没了爹，他不想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那不一样，你父亲是为你着想，他呢?他为了谁?他谁都不为，只为他自己。”
       “谁知道呢?大人的心思都不会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要靠你自己慢慢去悟。”
       我不想跟他再谈这个问题，我问他打算如何去找姐姐，他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我又问他，不上班行么?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我说：“还是让我去吧，又不是你的姐姐。”
       他坚决反对。“别弄得第一个还没找回来，第二个又丢了。”
       他接着说：“而且我有责任，如果我不借给她钱，如果我不给她找那辆便车，说不定她就不会走，是我促成她犯了那个错误，理所当然应该由我去把她找回来。”
       我起身去给他倒杯水，就冲他最后这段话，也值得我去给他倒杯水来。
       回来一看，李安生已经走了，影集端端正正放在桌上。
       凌晨两点，街上空无一人。我悄悄来到青河桥头。我想仔细看看那张通缉令。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原来父亲利用同事的疏忽，盗用了同事的印章，从一个客户账上取走了五十万元。事发之前，他有预谋地向单位请了三天假，逃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蓄谋已久，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点了一把火，他想自焚，用这种耻辱的方式自焚。难怪那天从火葬场出来，他莫名其妙说了那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最后无非是个死，好人要死，坏人一样要死，所以说，做个为所欲为的坏人，要比做个循规蹈矩的好人划算得多。”
       “可坏人名声不好呀。”我说。
       “名声是身后事，自己哪里知道呢，他的后人也许会觉得烦恼，可他们很快就不会烦恼了，因为不是人人都有胆量去做个坏人，他们很快就会停止烦恼，转而佩服他的勇气。”
       父亲在通缉令上的表情跟白天相比有了些变化，他不像是在生气和狡辩，而是在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他毛发浓重，鼻梁高挺，鼻梁根部略略有点隆起，他看上去像个钻进牛角尖的有点神经质的人。
       学校不能去了，那里比法庭还要可怕。
       我本来没想逃学的，我背着书包，尽量若无其事地出门。刚一踏上青河桥，就感到气氛诡异。几个同学走在前面，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回过头来，并不像往常那样等我，相反，她们瞥了我一眼，立即变换阵形，从原来的零零散散变成三五成群，我听见了她们在窃窃私语。“她爸爸……五十万……搞错了，是五百万……噢，原来是百万富翁的女儿……”
       我硬着头皮走在她们后面，假装什么也没听见，现在该怎么办呢?勉强挤入她们的阵营，还是从此与她们保持距离?我决定先去早点铺，好好想一想，很明显，今天将是接受挑战的第一天。
       也许我该去找一个人，她是个脾气温和的女孩，又是我们的班长，对待这种事应该有个公正的立场。父亲犯了罪又怎么样?世界上犯罪的又不止他一个，那些人的子女都不许活了?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没有株连这一说了。对，就让她以班长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呼吁：不许歧视方圆。
       找老师没有用，表面上唯唯诺诺，老师刚一转身，鬼脸和白眼就会朝他的背影飞过去。所以不能让老师去发出这样的呼吁，那只能引起抵触情绪，远远不如班长站到讲台上振臂一呼，班长有这个号召力，她人长得不难看，成绩也好，父亲又是长乐坪人事局的局长，她的综合实力得分最高。
       零零星星的议论一直跟随着我，我感到自己像一条狗，在杂草丛里打了个滚，浑身上下就沾满了抖不掉的草屑与虫子的尸体。顶住!这才是第一天，也是关键的一天，顶住就是胜利。
       我看到班长了，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坐在教室里，她穿戴整齐，面孔清爽而冷静。我径直向她走过去，一口气说完了我要说的话。她抬起清澈的眼睛，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为什么要由我来说?”她的面孔那么平静，黑黑的瞳孔发着幽光，像一种名贵珠宝。
       “因为你是班长，大家都听你的。”
       “还是你自己去说吧，我只管班务方面的事，老师交待我的事，个人私事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老师走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全班同学扫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到我的头上。他看了我一会，清了下嗓子，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要讲的新内容。
       那天的课他讲得格外耐心，格外生动，格外透彻，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堂课。同学们的反应也格外热烈，他一提问，底下就举起一片森林般的手。我也举过手，也许跟他的站姿有关，他的目光始终只望着一个方向，我一再举手，他一次也没看到过。
       第二节课上到一半，我开始遭到射击，小粉笔头，蚕豆，小纸团，也许还有小土块，每次都在老师背过身去时准确地弹射到我的后背和后脑勺。
       我把那些“子弹”收集起来，送到老师的讲台上，告诉他有人攻击我。他似乎吃了一惊，良久，他点着讲台说：“还有没有课堂纪律?嗯?这些东西别放在这里，谁的东西谁自己来把它拿回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四十多条喉咙一起向老师喊道：“是方圆的东西!”
       然后就是哄堂大笑，以及各种辅助的声音，拍手，拍桌子，顿脚，连老师都忍不住歪了一下嘴，但他很快控制住自己，板着脸，把数学课代表叫了起来。
       “你来，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去扔掉。”
       数学课代表在哄笑声中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外面的垃圾桶响起哐的一声，这声音又引来一阵更响的哄笑。
       下课后，我找到班主任，如实汇报。她摘下胳膊上的袖套，从眼镜上方看着我，用软绵绵的母亲般的声音说：“这些家伙真是不懂事，唉，有什么办法呢?青春猛于虎，你先忍几天，等他们闹过了这一阵就好了。”
       她用无可奈何的感慨软化了我的愤怒，我开始哭泣。她抽出纸巾，亲自帮我拭泪，然后她问我：“你认识你父亲的同事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有张存单存在他们那里，还没到期，但我想取出来。都说你父亲还有内线藏在银行里，我有点担心……存点钱不容易，总要安全才好……”
       与此同时，另一场灾难已经在教室里上演完毕。当我回到课堂的时候，我的坐椅被砸得散了架，课桌被划得稀烂，书本也惨遭蹂躏，面目全非。
       幸好，班主任来了。她必须来，正好是她的课。她看着现场，目瞪口呆。我说我要报警，她拦住了我。“算了，这是内部矛盾，我们可以自己调解。”
       她停止上课，苦口婆心，讲了好些大道理，然后让每个人写个纸条，向她检举是谁砸的东西，是谁领的头，她当众一一打开纸条，看到最后，她没吱声。下课铃响了，她用一张纸包起那些纸条。她把我叫了出去。
       在她的办公室里，她让我看那些纸条，几乎每张纸条上都写着“全部同学”四个字。只有一张与众不同，上面写着：“让通缉犯的女儿滚出去!”
       “我做了什么?我又没惹他们!”我向她喊。
       “你是没惹他们，但你知不知道落井下石这个词，还有痛打落水狗这个说法?这就是人的本能，告诉你，人的本能都是向下的，之所以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你们从小学会尊重他人，友爱互
       助，就是因为这些品质不属于人的本能，是要经过挣扎和努力才能做到的。是向上的东西。凡是教育要做的东西，都是向上的东西，跟人的本能相反的东西，所以说，教育其实是对人性的革命，是个漫长而艰苦的事业，而且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班主任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让我目瞪口呆。
       她言归正传，说到我的问题。我说我想转班，她不置可否。
       “我对另外几个班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对所有人都没有信心。”她显出疲惫而消极的神情。
       我站在她办公室不走。最后她说：“我有个主意，不知你同意不同意，你可以休学一年，明年再来，我还当你的班主任。那时，新同学对你一无所知。”
       “那不就等于留级吗?”我的成绩一向不坏，留级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种耻辱。
       “不是留级，是休学，如果是我，我就选择休学这条路，同学就是你的环境，环境不好，直接影响心情，影响学习。”
       虽然还在犹豫，还觉得委屈，泪流不止，其实心里已经答应下来了，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后来我才得知，向我推心置腹的班主任，其实别有用心。她必须把她的班平平安安送到学年底，正在评选优秀班主任，她已经评上两次了，如果连续三届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她将上调一级工资。她终于评上了，刚评上没多久，她就退了休。也就是说，她许诺一年后再当我的班主任，根本就是一个兑现不了的诺言。
       难怪我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她不惜挪动脚步，亲自将我送到学校大门外，我想她那天的心情肯定好极了，她为自己幸福的老年生活搬走了一块绊脚石，实在是值得庆祝一下。
       真没出息，真丢人，我是说，要么从此消失不见，成为悬案一桩，要么尽快投案自首，体面结束自己的悲剧。可他偏偏要把令人羞愤的一幕从头演到尾。我没想到父亲是这种没用的人，这种没有血性的人。
       只有两个星期。十五天不到，他们就把他捉了回来，他们在某个宾馆的被窝里堵住了他，他没有反抗，呆呆地伸出两只手，好像他知道他们会到这里来一样，好像他在那里等待他们来解救他一样。
       他说他把五十万元全都花光了，还说花一万跟花四十九万没有太大区别，后果都是一样的，不是坐牢就是枪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路不走完都不行。这些日子里，他每天都在为如何花钱而烦恼，他没想到，把钱花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每天都住在最高级的宾馆里，一天吃五顿，每顿都吃到撑得走不动，这话让人觉得不可信，如果他果真顿顿珍馐美味，为什么他们捉到他时，他还是形容消瘦，跟钓鱼竿子差不多?而且是住在一间不太贵的宾馆里，床单陈旧发黑，地毯污渍斑斑。他马上说：“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就要露宿街头了，我的钱正好都花光了。”当然，他承认他被偷过几次，他说城里的小偷真多，而且眼神特毒，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主。他还承认被骗过几次。“女人好像天生就是骗子，看上去那么幼稚那么单纯的女子，结果是个骗子。”他说。
       去捉他的那些人哭笑不得，大家都是长乐坪人，彼此都认识，他们说：“老方，你准是疯了，为了这几天的好吃好喝，居然做出这种事来，你想好吃好喝你跟我们说呀，我们借钱给你，我一个人不够，我们大家来凑。你不要做出这种事来吓唬我们呀，害得我们天天加班，还劳神费力地跑了千把多里路。”他们边说边给他戴上手铐。他嘿嘿直笑，“借钱花的感觉哪能跟这种感觉相比呢?”
       后来人们都说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他在拼命花钱时心里肯定不轻松，所以才会一边花天酒地一边骨瘦如柴。
       还有人说他的精神早就不正常了。明明是要当副行长的人，转眼间却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不能再贬的位置，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这种打击和羞辱。
       这种说法越传越盛，据说去捉他的那些人真的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做了一个鉴定，结果令人失望，他只是轻度精神分裂。这个鉴定决定了他的命运，审判的过程极其顺利，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态度又极其合作，很快就判了下来。十五年，他要在里面呆上十五年。
       我是在家里知道这个结果的，电视上不停地播送着这条消息，以及相关的进展。我能想象此刻我要是出现在那些人面前的情景，肯定像一只老鼠不小心掉进了猫窝。我清清楚楚听见我的邻居们在议论：“恐怕他家的房子要保不住了，既然赃款挥霍光了，就只能把房子卖了作抵。”
       “这破房子能值几个钱?再说他的孩子们住到哪里去?”
       “法律又不管孩子，法律铁面无私。”
       如果真是这样，我住到哪里去?姐姐住到哪里去?看来这个即将倾覆的家只能靠我来挽救了，我没有别的能耐，只有死守，像古代的攻城战一样，死死守住城门。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上午八九点钟是最安全的，大多数人在上班，在上课，在菜场买菜，我把书包掏空，大肆采购起来。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大汗淋漓地跑了三趟，厨房渐渐堆满了，食品柜也堆满了。现在，只剩下城门这道关了。幸好父亲走前把房子装修过一遍，门窗都是新换过的，漂亮又结实。
       坐在堆得满满的粮草中间，再把防盗门锁死。然后打开电视。没过多久，父亲出来了，与之相关的人也都出来了。自他被抓回来以后，这是我们见面的唯一方式。
       父亲一点都不上镜。他站在被告席里的样子很难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一望而知不是他自己的，他的脸瘦得像个猴脸，脖子也细了好多，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筋络吹气似的鼓胀起来，好像他不是在小心翼翼地应答。而是在使出吃奶的力气据理力争。这就是刚刚吃喝玩乐花掉了五十万的人吗?这就是珍馐美味养出来的身体吗?还好，他很平静，我原以为他会对着镜头流下悔恨的泪水，但他没有，他眼里干干的，好像他的体内根本不具备哭泣的条件。
       尘埃落定之后，记者去采访他。这时他已换上囚衣，灰不灰，蓝不蓝，跟他的脸色十分相近。他嘴上沾满了可疑的白色，起初我以为他刚刚偷吃了白糖，或者干馒头，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干裂，嘴唇上爆了一层皮。脸上的线条比开庭那天柔和多了，有可能是浮肿，他原来就容易浮肿，特别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
       记者问他：“听说你在十五天之内狂花了五十万，是真的吗?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他根本不准备回答。他不怕了，反正已经判了，讨好记者不会让他获得减刑，得罪记者也不会改判。
       记者换了个方式发问，“我算了一下，你差不多平均每天花掉三万多块，能不能说说这三万多块钱都花在什么地方?”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大部分是赌掉的，我想用五十万去赢回更多，然后悄悄回来还掉这五十万，结果我输了。”
       “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是花天酒地花掉的?”
       “我没有撒谎，赌博不也属于花天酒地么?”他眨眨那双并不幽默的大眼睛。
       记者皱着眉头问他，这么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家人，有没有想过可能带给家人的痛苦?
       这一问有点厉害，他垂下眼皮想了一会，“想过的，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她们，我心里只有她们。”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不觉得你是在伤害她们吗?”
       
       他不回答，记者又问了一遍，他脸上动了动，可还是没有说话。
       “你不想通过镜头对自己的家人说点什么吗?”
       镜头迅速将他的脸拉得很近，放得很大，很多人在这种时候都会湿了眼眶，可他没有，他的两只眼睛依然是干干的，喉结上下滑动了好一会，突然开了口。
       “方兵，你要去看我，你一定要去看我，你们都要去看我。”
       他的声音很奇怪。透出一股疯狂的味道。他要姐姐去看他，莫非他知道姐姐的下落?莫非他在逃窜期间见过姐姐?莫非他有什么秘密要告诉姐姐?他很聪明，他知道我肯定会看电视，他知道很多人都会看这个节目，他明明只想让姐姐去看他，可他却当着那些人喊，你们都要去看我。
       此后几天，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像一张旧报纸，被人匆匆翻阅后，扔在一边。
       守城的日子，一天长得像一年，一望无边，那感觉就像抱着块木板飘洋过海。
       大门边有个带钢条的长条形窗户，我把它叫做瞭望窗，一早起来，我就坐在那里向外张望。第一个叩响房门的是莫老师的爱人。我拉开窗帘，弄出响声，她终于被吸引过来了。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我当然不会给她开门。僵持了一会，她突然弯下腰去，等她站起来时，手上多了一块石头，她再次发出凶狠的命令。从我这个角度看出去，她有点滑稽，甚至像个被关在玻璃后面的精神病人，想到这里，我突然冲她一乐，她被激怒了，石头咣地砸在窗玻璃上，玻璃破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攻城第一仗正式打响了。
       “你姐姐溜了，你妈死了，你爸爸坐牢了，这场冤枉我们是背定了。不过，你休想我会放过你们，只要你们家还有一个活物，我就不会停止找你们算账。现在，我要你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只要你签字，我可以考虑暂时不再找你麻烦。”
       她把那张纸从玻璃窗的破洞里递了进来，是一份声明，她替姐姐写的。声明里说，莫老师跟苗苗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她当时之所以指认莫老师，完全是因为在英语考试中，莫老师给过她两次不及格，她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现在，她要向整个长乐坪作出郑重声明，莫老师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
       我把那张纸递了出去，我告诉她，这个字我不能签，首先，我不了解事情真相，其次，就算我了解真相，我也不能代替姐姐签这个字，因为她并没有委托我。
       我看出来了，她气得在发抖。
       “那你就拿钱来消灾，是你们害得他被学校开除的，理所当然归你们给他发工资，你爸爸不是刚刚给你们挣了五十万么?鬼才相信他把它们都花光了呢，他肯定是藏起来了，他是给你们藏的。”
       她后来又来过好多次，上下班途中，买菜的时候，买米的时候，心血来潮的任意一个时刻，窗户周围再也没有可供她捡起来的石头和土块，所以她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过来，袋子里装着破砖头之类的东西。为了替她节省体力，我把她扔进来的东西又给她扔了出去。她终于乏了，揩了把汗，把那些破砖头装进袋里，扛在肩上，准备鸣金收兵。
       我提醒她，“你可以把袋子寄存在这里，省得下次再背过来。”
       她像被踩了尾巴的蛇，猛地回过身来，对着我一顿暴骂。尽管如此，她还是听从了我的劝告。留下了她的装武器的袋子。
       第二个叩响房门的是莫老师。我以为他过来增援，或者验收战果，结果他只是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被送到了白洋劳改农场七分队，七分队是砖瓦厂，父亲在窑上烧砖瓦。“这是很重的活。”莫老师看上去忧心忡忡。后来我才想起来，我应该提醒他，他不应该有这种表情，他应该感到快意，感到窃喜，至少不应该露出忧虑的样子。
       忧虑的影子在他脸上挥之不去。“你一个人怎么办呢?还休了学，这样吧，我来帮你联系一所新的学校，你可以到那里去寄读，你应该换个环境。”
       真是猫哭耗子。我知道，这是另一种更加高明的攻城战术，他想让我自动走出来，自动交出房子，然后他和他老婆，正式住进来，从此再也不走了。他们是有理由的，姐姐让他失去了工作，我们家就得以房子作抵，给他赔偿。我一眼看穿了他的鬼伎俩。
       他递进来一张纸条，说是父亲的地址，他让我给父亲写信。他说里面的人最想看到的就是亲人的信件。他好像很内行，他把劳改农场称作里面。毫无疑问，这是他的攻心战术。
       就在这时，来了第三个攻城者，是个陌生人，一边脸上长着颗大黑痣，痣上长着几根长毛，他一把推开莫老师，从窗口处递进来一张借条，说父亲欠他一笔钱，他让我赶紧把钱给他。我看了一眼借条，落款处的确写着父亲的名字。又看了一眼金额，吓了一跳，五万!父亲为什么要向他借这么大一笔钱?
       没想到莫老师开口了，“冤有头债有主，他坐牢去了你不知道么?等他从劳改农场出来你再来找他。”
       也好。让他们狗咬狗。我在这里坐山观狗斗。
       “笑话，要是我活不到他从农场出来呢?”
       “你不是有借条么?白纸黑字，将来你的子孙后代都可以拿着它来要钱。再说，这借条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打的呢?会不会是有人冒充他的笔迹呢?我觉得最好让他本人确认一下。”
       “咦，你又不是这家里的人，你在这里管什么闲事?”
       那人收好借条，嘀咕着走了。莫老师一直看着他的背影，说：“不要轻易给人开门，真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报警。”
       怎么会有事?我们家门窗结实，大门背后抵着沉重的饭桌，窗户上的插销都锁得好好的，除了大门边的这扇瞭望窗，其他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整个家坚固，沉重，密不透风。
       第四批攻城者又来了。还是那个脸上长黑痣的家伙，他后面跟着两三个人，他们至少又出示了两张借条，数额一张比一张大，真不知父亲何时竟背上了巨额债务。他们说，他们去过劳改农场了，父亲告诉他们家里有钱，叫他们自己来取。我告诉他们，家里马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们大笑。
       “你当然不知道。他把钱都藏起来了，他有五十万，全都藏在家里，他藏得很巧妙，公安们抄家都发现不了，但他把秘密告诉我们了，让我们自己来取。”
       “小姑娘，你放心，我们不会全拿走的，我们对他拍过胸，一定不拿走属于你的那一份。”
       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每根头发都在发抖，却不得不强作镇定地威胁他们。
       “走开，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真的报警了。”
       一听说报警，他们全都哈哈大笑，他们笑起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十足的坏人，这一点完全不用怀疑。
       “好啊，报警好啊，等警察来了，正好把你家藏钱的地方告诉他们，让他们重新审判，你父亲肯定可以再多坐十年二十年，肯定可以把牢底来坐穿。”
       另一个说：“不用坐牢。重判的话，直接敲瓢。”
       他们不再跟我说话了，他们离开窗户，聚在大门边，叽叽咕咕的声音时高时低。他们肯定在商量如何破门而人的事情。
       声音突然消失，他们走了，一副方案已定，成竹在胸的样子。
       他们说得对，不能报警，万一他们真的跟父亲认识，而且有过金钱上的交易呢?对于父亲。我已不再相信了，他能瞒着我们做下那种不留后路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如果因为报警，惊动了公安。
       让他罪行暴露，让已经获罪的他罪加一等，那就是我的罪过了。他做的错事，他理当领刑，但轮不到我来惩罚他，所以，不能报警，绝对不能报警。
       从此天天提心吊胆，从害怕到期待，恨不得早点跟他们交手算了。他们却不再露面，好像他们手中的借条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期待渐渐变成了昏昏欲睡，直到几乎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有天下午，几乎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大门突然被噩梦般推开一道缝隙，一缕长久不见的阳光利剑一样刺了进来。
       他们拿到了钥匙，也许是万能钥匙，据说坏人都有办法搞到这种钥匙。他们在开门，不太顺利，但不屈不挠。缝隙更大了，一只手探了进来，像毒蛇的扁头，左右摇摆，试探，它摸到门锁了，它找到锁的开关了，咔的一声，大门洞开，四个男人一起拥了进来。
       “哈哈，小姑娘，还是你一个人在家。”
       “别怕，我们从不伤害小姑娘，尤其是你这种戴眼镜的小姑娘。”
       其中一个捏着我的下巴，另一只手掏出一块胶布来。“都说你很听话!”话音刚落，一块胶布盖住了我的嘴，清凉的，带股药味，还有橡胶味。另一个拿出一根绳子，把我的两手拉到背后，捆绑起来。
       他们的寻找没有任何目的，很显然，他们并没见过父亲，父亲也没告诉他们藏钱的地方。又或者，他们根本不认识父亲。肯定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他们打开所有的抽屉，翻箱倒柜，被子被抖开了，枕头划破了，沙发套也拆开了，空气中飞满了羽毛和棉花絮。电视机的后盖，热水器的外壳，都打开了，煤气灶也掀开了，有个人甚至想要凿墙，其中一个拦住了他。“别把动静搞得太大。”他只好住手。
       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找到，除了那点生活费，放在厨房柜子里的生活费，他们想分了它，一个胖家伙拦住了他们。“算了，还不够塞牙缝的，留给小姑娘吧。”他把那点钱狠狠摔进抽屉。他向我走了过来。
       “小姑娘!别害怕!你马上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很好的人，很可爱的人。”
       他开始解裤带。
       他将我提起来，想了想，又提着裤腰去拿来一把椅子，他把我提起来放在椅子上。我不敢看他，也不敢动，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一根头发都动不了。甚至不敢呼吸。我像一具僵尸，任他撕开我的长裤，三角裤。这时我还有点意识，我看见了他的光腿，一个丑陋的东西，恶心的东西，他让它挺起来，上前一步。它触上皮肤的一瞬间，我在胶布底下进出一声长嚎，然后，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我很快清醒过来，眼前已不是那个胖家伙，而是那个脸上长黑痣的，他盯着我，表情奇怪地扭曲着，脸上的黑痣飞快地跳动，似乎要从他脸上飞出去。
       一共四个。一个接一个。每一个人都上来死盯着我，身子像试图跳出网兜的青蛙。
       他们要走了，第四个走在最后，快要出门时，他突然回过身来，在我背后拉了一把，绳索松了。我还是保持那个姿势。
       我一直用那个姿势坐着，也许我已经死了，那看到地上污迹的人，看着东倒西歪的桌椅的人，也许并不是我，而是我的魂魄。
       也不知道几点了，只知道大概已是很深的夜，我一直坐在这里，脑子里像装了一台发动机。不大不小的嗡嗡声，从下午一直响到现在。
       夜风起了，窗帘飘了起来。我一动不动看着那块飘动的棉布，绿底子，橘黄色条纹，淡黄色小花，它在模仿春天的样子。我记得这块布是姐姐去挑的，她说她喜欢黄绿两种颜色。
       有窗帘真好，要是没有它，今天下午该有多么可怕，窗子外面可能会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夜之间，我会像姐姐当年一样，成为长乐坪的知名人士。
       连我自己都不愿相信，在这寂静的午夜，我居然迈着蹒跚的步子，在墙角找到遥控器，又在沙发底下找到摔出来的电池，我居然装好了它，然后，我打开了电视。
       我机械地搜寻每一个频道，边看边搜。有时睡意袭来，就歪在沙发上小睡片刻，被吵醒了又接着看。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李安生面前挂着一个牌子，不紧不慢东张西望地走着。那个牌子一看就是他自己制作的，右上角贴着姐姐被放大的照片，中间是“寻找方兵”四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只是短短的一晃，也许不超过一分钟，画面就换了，但我确信，我没有看花眼，也不是幻觉，那人的确是李安生，李安生的确在“靠他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寻找姐姐。他好像瘦多了，也黑多了，我记得他以前皮肤挺白的，白皮肤，黄头发，他的标记性特征现在完全改变了。但他的表情并不焦灼，我望着电视上不断变幻的画面，尽力回忆他挂着牌子的样子，是的，他没有一般寻人者那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模样，他看上去似乎很享受寻找姐姐的过程，他拿着一只馒头，边走边吃，一副乐在其中的神气。
       我记下了这个栏目的名称，它叫“浪迹天涯”，我把电视固定在这个频道，我把它叫做“李安生频道”，说不定他还会再回来的，他们既然播出这个画面，就说明他们注意到他了。
       从傍晚到黎明，从晨曦初现到蝙蝠翻飞，漫长无边的日子突然变成了一滴眼泪的长度。下面的伤好了，走路自如了，但我反而很想哭，只是眼泪流得太慢，好像它不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而是从身体深处慢慢渗出来的。耐心等待那滴眼泪的同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坐在地上，透过窗帘两厘米宽的缝隙向外漫无目的地窥视。
       我突然不想姐姐了，既不想姐姐，也不想母亲。更不想父亲，任何人都不想了，他们受苦也罢，受罪也罢，不过是承受了自己应该承受的，他们罪行过重，自己承受不完，就匀给了我，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是女儿，是妹妹。好吧，我为我的身份去承受，这也许是应该的，我就去承受我应该承受的。那么，休想我再去想念他们。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了，我从此就是一个人了。
       我已决计不再开门，不管是谁，哪怕是姐姐在外敲门，也不要理睬。
       有一次，当敲门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微风轻轻掀开了窗帘一角，我看见莫老师站在窗外，站在明亮的光线里。他弯下身来，向阴暗的屋里窥视。他没看到我，没发现我就坐在窗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他开始叫我的名字：“方圆，方圆，有你的信。”我屏住呼吸，不理他。他终于不再敲了，一个薄薄的信封插在窗户上，一点一点向里挤了进来。
       是父亲寄来的，他在信里告诉我，他在那里吃得很饱。活虽很重，但勉强能够应付，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适应过来，他叫我不要挂念。
       狗屁!谁会挂念你!谁会挂念你这种父亲!突然而至的愤怒。真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恨他，而且越想越恨。是谁让我不得不把自己禁闭在家里?是谁招来那四个禽兽不如的男人，害我蒙受说不出口的耻辱?是他，都是他呀，我真笨，直到现在，直到这封假惺惺的信摆在我面前，我才知道父亲原来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是我最该怨恨的人。
       他说他要好好表现，争取能够减刑，早点出来。他要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他还提到姐姐，他说他有预感，我们很快就要见到姐姐了，他要我转告姐姐，一回来就去看他。劳改农场附近有比较便宜的宾馆，专门接待犯人家属的，所以我们不必
       担心当天赶不回来，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夜。
       狗屁!谁要去看你!谁要去住犯人家属才住的宾馆!你就在里面待到胡子发白吧，老死在里面才好呢。
       他在信里要我每天多喝水，还特地强调，要我用餐桌上那个大号电水壶烧水。他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条波浪线。
       我喝不喝水关你屁事!少来这套假惺惺的!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了，还管我每天喝多少水?你已经没有资格对我表示这种虚假的关怀了，永远都没有这资格了。
       我把他的信撕得粉碎，连信封一起撕碎了，我不要他的地址，因为我根本不打算给他回信。
       谁能想到，写信的欲望反而被撕碎的纸屑勾起来了，刚刚读过他的信，马上回信，肯定像跟他面对面吵架一样过瘾。写吧，把要说的话，要骂的话，统统写出来。母亲在世时说过，写出来的咒语，比说出来的咒语厉害一百倍。当然，我不会寄给他，也不用寄给他，我的信息是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它会有目的地飞，它会飞到白洋劳改农场七分队的上空，会在那个瘦骨嶙峋的戴眼镜男人面前停下，会让他漫不经心地吸进体内，然后搅得他坐卧不宁，痛苦不堪。
       是的，我要写。我要让他五内俱焚，痛彻心扉。
       父亲大人，你好吗?
       从信上看，你在农场干得很愉快，当然，你刚刚挥霍完了五十万，又赚了不小的知名度，你精神物质双丰收，现在又在那里天天锻炼身体，你当然愉快了。你这么愉快，有可能会活到一百岁，万寿无疆也说不准。可是你知道吗?你的愉快是有代价的。幸亏你生了我，才有人为你的愉快埋单。我也很想有个女儿，这样我就可以去像你一样胡作非为，却让自己的女儿去收拾残局。
       写完这段话，我目瞪口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没这样对父亲说过话。我一直是个孝顺听话的乖孩子，我和姐姐都是，我们从不跟父母顶嘴，更别说，这样恶毒地挖苦讽刺大人，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可是，为什么这段话我写得如此顺利呢?连一秒钟的停顿都没有，比默写一段课文还要熟练。而且我还想写，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指使我一样，我忍不住要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父亲大人。听说你在十五天之内就花光了五十万，你真了不起，真有两下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花钱的细节?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花钱的快感。前段时间我也大手大脚了一回，虽然跟你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到目前为止，这是我花钱最为豪爽的一次，我一次买下了三十包快餐面，十斤挂面，五十斤米，五瓶豆腐乳，五瓶老干妈，二十根火腿肠，以及五个切片面包，陈皮梅若干。果丹皮若干，饼干若干，瓜子若干，花生米若干，水果若干，是我准备用来“守城”的。“守城”是怎么回事你肯定不知道，但今天我不想告诉你。且听下回分解。
       我站起来找水喝。我一直用热得快烧水，我想起他在信上的提醒，突然想换个花样，就按他说的，用餐桌上那个大号电热水壶去烧水。我还想喝完水再去泡一碗快餐面，我不记得今天吃过没有，也不记得昨天吃了些什么。
       老天爷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水壶里全是百元大钞，一百张一捆，一共是五捆，难道说，父亲临走前给我留了五万块钱作家用?难道说这是那五十万元里的一部分?难道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心?
       心跳得厉害。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我用了这些钱，算不算犯罪?把它交出去呢?不行，人家不会相信我，人家会问，明明是五十万，为什么只有五万?还有四十五万到哪里去了?人家会怀疑我在窝赃。
       那么，还是给父亲写信吧，问问他给我这些钱是什么意思，是何居心。这是必须要写的信，心平气和地问他，好好地问他，不要再用那种语气。
       父亲大人，我刚刚看到你留给我的家用钱，足足五万块，如果没有假钞的话，我可以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我想知道一件事，这是你得到那五十万以后，从花天酒地的牙缝里省出来的吗?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如果我用了这些钱，也许我该称它为赃款，如果我用了这些赃款，我是不是也算犯了罪?我还想知道第三件事，你留给我这些钱，是不是想把我变成你的同伙?是不是想把我也拉下水，从此成为跟你一样的人?
       父亲大人，你真聪明，你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你的五万块钱安然无恙。
       真是无可救药，真是恐怖至极，只要我一面对信笺，那种语气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似乎除了这种方式，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说话。
       深夜，整个长乐坪都睡着了，连星星都睡得迷迷糊糊，我最后看了一遍写给父亲的信，一点一点将它撕成碎片。
       我没有话说，对任何人，对整个世界，都没有话说。
       我躺在床上想入非非，要是现在突然发生七八级地震就好了，整个长乐坪一片瓦砾，来不及叫喊一声，所有人都埋在里面，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高兴的不高兴的，统统埋在下面。要不，发一场洪水也可以，来不及逃走，整个世界一片汪洋。老的小的。哭的笑的，走运的不走运的，统统消失不见。那样的话，我就能混在其中，遮掩过去，谁都不会发现，瓦砾之下，洪水之中，躺着一个怀了孕的小女生。
       各种信息显示，我怀孕了，千真万确。我看到自己的小腹鼓了起来，文胸撑得满满的，所有的裤子都穿不下了，连衣裙更是想都别想，当然，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月经了，到底有多长，我不知道，正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屋里呆了多久。
       我在母亲的书柜里搜索关于堕胎的书。只能自己解决，不能向任何人求助，也不能去医院，这样的消息会比父亲花天酒地以后被抓回来还要轰动。
       翻遍了整个书柜，只有如何安胎，如何进行胎教，如何加强孕期营养的书，那么，我能不能反着来呢?孕妇所要杜绝的事情，比如营养不良，不恰当的运动，接触宠物，等等，恰恰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就像破译密码一样，终于从字里行间搜索出几条可以为我所用的办法。
       从这天起，除非是饿得两眼发花，奄奄一息，否则不吃任何东西。喝生水。一把一把吃果导片。直到拉得眼前阵阵发黑。从这天起，每天跳绳三百个。
       真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每天早上，我观察自己的手，我看见手指越来越长，手掌越来越小，越来越薄。类似鸭蹼。
       最最饥饿的那一天，我不停地淌冷汗，稍有动作，眼前就飞舞着无数两寸来长的金针。我的脖子已经支撑不起脑袋，连眼皮也睁不起了。我感到自己薄得像一片纸，像一张黏附力极强的塑料薄膜。
       饥饿也是可以适应的，当我以为自己终于就要饿死的时候，偏偏又气息奄奄地活了过来，而且凭空长了不少力气。我抬起自己的手，它更薄了，薄得几乎透明，我想摸摸脸，但够不着，它举不了这么高，于是就去摸肚子。老天!我的身体已经轻薄如纸，肚子却依然圆鼓鼓的，像一只吹得满满的大气球。
       我想毁灭它，但首先得毁掉我自己。很简单，一根绳子，两三分钟，一切都可以彻底得到解决。我从壁橱里找出一根晾被子用的麻绳，尽管它一点都不脏，我还是把它沉进水里，洗了又洗。我喜欢随我而去的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不过，等一等，也许应该再关注一阵“李安生频道”，不知为什么。我有种预
       感，李安生还会再露面的。
       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有件东西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等外面的声音完全消失之后，我才放轻脚步走过去。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是李安生，李安生给我写信来了。
       方圆：
       我在广州找你姐姐，至今没得到任何线索，但我在广州的大街上，嗅到了方兵的气息了，我确信，她就在广州，我有信心找到她。
       昨天我遇到一个好心的粥店老板。我一进门，他就给我点了一份皮蛋瘦肉粥，而且不要我付钱。他说他见过方兵，她到他店里来过，因为她很醒目，所以他绝对不会记错。他给我描述她的身高，她的面容，我听了高兴得要死，我敢肯定，那个人就是方兵。只可惜，他是在四个月以前看到她的。粥店老板问我准备找多久，我说找到为止。我走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笼小包子。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小声说，他以前也像我这样找过人，是他的恋人，但他只找了一个多月，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他拍拍我的背说，希望你能坚持下去。我想他误会了我和你姐姐的关系。但这没什么，我没必要向他声明，我寻找你姐姐纯属自己的责任心在作怪。
       方圆，我要跟你说件事，这边一个电视台记者对我的事情发生了兴趣，他想让我去做一期节目，还说这样做对找到方兵只有好处。我想起你的禁令，不敢擅自做主。我也觉得这是个机会，等于是不花钱的广告。如果你介意，我们可以用化名，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可以稍稍变化一下，就算我不说出实情，他们也不会去调查。我还可以要求把我的脸打上马赛克，这样一来，除了我们这几个人，看电视的人根本不知道谁在找谁，何况，长乐坪人很少看这个频道的电视节目。你觉得怎样?
       鉴于我目前居无定所，这封信你就不必回了。
       这个李安生，没想到他还这么死心眼，说到底，他又有多大责任呢?我相信，没有他的帮助，姐姐也是会逃走的，她才不会垂着两手乖乖地让人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去。
       望着李安生漂亮的书法，突然升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下一次露面，对我而言。将是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电视画面。
       有一天，大清早就有人敲门，我仔细理好衣服，遮盖好自己的身体，轻手轻脚地来到窗边，掀开一点豆灰色的窗纱，却是莫老师。
       “方圆，方圆，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我有活跟你说。”
       看他的表情，似乎真有话说。我撩起窗帘，轻轻咳嗽了一下，他怔了一霎，终于弄清了声音的来源，他低下头，凑近窗户，我感到他看到了我的脸，可他猛地后退了一步，表情十分古怪。“你果然在家!”
       我没有反应，他只好接着说：“我给你转好学校了，你可以到别的学校上课去了，你开门，还有些细节我要跟你讲清楚。”
       我摇头。除非谁能给我施个魔法，把我的身体还原。
       “快别傻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耽误学业。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前程赌气。”
       他的语气温和得让人忍不住流泪。我不会开门，他也没法进来，所以我才能望着他毫无顾忌地流泪。
       “要是以前，我早就砸开门冲进来了，现在我学乖了，就算砸门，我也会把派出所的人叫来，当着他们的面砸你的门，免得又惹出一身说不清的冤枉。”
       莫老师话没说完，外面响起一阵吵嚷声，接着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冲莫老师摆手，同时放下窗帘。
       似乎是要更换下水管道，这是一栋老式的五层公寓，经常会发生下水管道堵塞的事情，很久以来，就听说他们在联名向某个部门提出书面抗议，看来这回终于有结果了。
       我对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家不换。”
       “你不换也得换，否则整个单元都不能换。”
       “我们家的下水管道没有坏。”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又不要你掏钱，免费给你提供方便，还推三阻四。真没见过你这种人。”
       “我们家不需要。”
       “那也不行，你家不需要人家还需要呢，谁让你家住一楼的，你要是住顶楼就随你便。”
       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这栋楼的人，不光是邻居们，还有市政部门的人，窗外黑压压的一片，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而且轮番冲过来，透过窗纱缝儿往里看。
       我向莫老师招手，让他去跟那些人说，十分钟后，自己从大门进来。
       我需要几分钟搬开堵在门口的桌椅，还需要处理锁的问题。锁是极轻极轻地拧开的，卫生间的门，厨房的门，统统都给他们开着，然后，锁好大卧，轻手轻脚地躲进我和姐姐的卧室，再把门反锁起来。
       稍后，我听见有人进来了，似乎不止那几个施工者。很多人，脚步杂沓，人声喧哗，桌椅拖来拖去，嘎嘎作响。他们弄了很久，敲敲打打，叮叮(口当)(口当)，直到中午，人声才慢慢消退。终于，最后一阵脚步声也消失了，门锁发出咔嗒一声，屋里重归寂静。
       又坐了好一会，确信屋里再也没有人了，我才站起身来，轻轻拧动门把手，从门缝里向外看去。客厅里空无一人，地上印着一只只肮脏的脚印。首先得去卫生间里拿墩布。
       一个人突然站在我面前，嗡的一声，仿佛脑袋遭到重击。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早该想到他会悄悄留下，跟我谈转学的事。
       他似乎比我更受刺激，我看见他手上那个棕黄色的文件袋猛地抖了一下，然后就飘飘悠悠掉了下来。在白色地板砖上滑出好远。
       他在我之前哭了起来，皱着眉头，挤着鼻子，眼泪哗哗直掉，似乎他不是在看着我，而是在切洋葱。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反过来安慰他，“不要紧，我早就成了个活死人。”
       他似乎特别想为我做点事，他问我饿不饿，渴不渴，又问我想不想吃水果，还问我想不想吃肉，他一定要给我倒杯水喝，他拿起杯子，还没走到水瓶跟前，杯子竟无端掉了下去，玻璃碎在地砖上的声音惊心动魄，却也清脆好听。
       他在这里果到傍晚。他坚持要给我做顿晚饭，并且专程跑了一趟菜场。吃完饭，他说：“如果你现在不想说，那就以后告诉我，如果你以后也不想说，那就永远不要告诉我，但有一点你得听我的，明天我陪你去医院，你一定得去医院。”
       不，我得说出来，我不能让他把我想成那种轻浮的女孩，我试了几次，无法启口。也许我独居太久，已不会表达，也许我写信成癖，在这样的薄暮时分，在眼泪一触即发的脆弱时刻，我突然冒出了用笔告诉他那一切的欲望，我可以用笔来避免那些丑陋的发音，那些令人难堪的字眼。
       我在信笺上写下了第一句话：
       “若我今天告诉你某件事，你能否发誓一辈子替我保密?”
       关于那四个人，他都知道了，他长久地看着我写下的字，不相信生活中真的会发生写在便笺上的事。那一刻，他看上去比我这个学生还要单纯。
       他坚持要报案，然后带我去医院，我说那好。你等于是要我立即去死。我拉开抽屉，给他看一根干干净净的麻绳。他一看，眼泪又冒了出来。他终于安静下来，不再提报案的事了。
       他说我的身孕至少有五个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肚皮一天天发紧，浑身沉重无力，而且我恨它。好多次我梦见自己在磨刀，我把菜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在绷紧的肚皮上轻轻一划，嘣嘣两声，就像杀西瓜一样，皮肤应声往两边裂开，一个古怪而丑陋的东
       西跳了出来，朝我眨着同样古怪而丑陋的眼睛。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反绑着我的双手，再给我披上一件外套，把我押到这里。我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我知道离长乐坪很远，整整坐了一天汽车，一下车，我就听到了这种从没听到过的口音。
       在路上，我几次试图逃跑，有一次，汽车停下来加油，我猫腰躲进路边一个小店里，直到汽车开出加油站，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脱身时。没想到一抬头就遇上他等候已久的目光。我说：“你没必要管我，你对我没有丝毫责任，你完全可以装作不知道这件事。”
       “以前可以，但现在不行了。除非我没有到你家里去，除非我没有看见你的样子，除非你没有告诉我那件事。”
       “我告诉你并没有向你求助的意思。”
       “我的身体对外界的信息有自己的处理系统。”
       “我知道，我的遭遇激起了你的同情心，激起了你的良知，但你想过没有，我还有自己的尊严，你无视我的意愿，对我滥施同情，横加干涉，就是在损害我的尊严。”
       “你的尊严是什么?抽屉里那根麻绳?没什么比生命更可宝贵，珍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尊严。”
       “我的生命，我有选择的权利。”
       “你把死想得太简单了，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否则，你的麻绳为什么迟迟没有套上脖子?我相信你拿出它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相信你有充足的理由，把那个日子一推再推。”我们飞快地对视了一眼，他说：“不单单是你，任何人都是这样。”
       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稍稍好过了点，我真的不是怕死，真的只是想再看看“李安生频道”，说到底。我心里记挂着姐姐。
       我们住进了一间租来的房子，他请人帮忙租的，他说这里有他一个大学同学。我的两手被缚在后面，只能直挺挺地坐着，他叫我别怪他狠心，在解决问题之前，他不会给我松绑。
       最终还是任他把我交给了医院。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出血了，一股鲜血蛇一样从下体流出，顺腿流到地上，又在地上爬行了很远。血让我们的想法在瞬间变得一致，我们风一般往医院赶去。
       整整六天，他守在医院里，晚上趴在我的床边小睡。我睡不着，我的生物钟早就乱了，该睡的时候无法入睡，只好去看他。我把他看醒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应该恨我姐姐，恨我们家每一个人，你应该看我的笑话，说些解恨的话，如果你那样做，我肯定非常理解。”
       “谁说我不恨?我恨得要死，但恨也是感情的一种。”他说，“恨让我时刻关注你们家，关注到你。”
       “看到我的困境，你应该感到快意才对呀。为什么还要出手相救呢?”
       他笑起来。“准说我是在救你?我才没有救你呢，我是为我自己，如果你死了，按你说的，我去看谁的笑话?我的快意如何体现?我的恨如何消解?”
       我看着他，在心里暗暗揣摩他这话的真实性。
       他在拉我的手，他的手很大，几乎是我的两倍。这是我有生以来，被一个男人抚摸自己的手，正要心潮涌动，突然想起他刚才说的话。
       “抚摸我的手也可以消解你心中的恨吗?”
       他笑了，在我手上打了一下，“你该剪指甲了。”他起身去找护士，不一会就拿来一把指甲钳。
       我问他为什么不调走，离开长乐坪这个让他难受的地方，他说他不能走，尤其是现在，他哪也不能去，否则他会一辈子不干不净。
       我又开始感到不安，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就把我的事传扬出去，你就说我跟一个男人好，怀孕了，还做了引产手术，反正这也是事实，不算撒谎，我只有一个请求，别说那四个人的事，你就说我早恋，恋出问题来了。”
       他不吭声，怪怪地看着我，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表情。我继续说：“这样一来，你对我们家的仇恨就抵消得差不多了，你就可以离开长乐坪这个鬼地方了。”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卑劣无耻的人?你在伤害我你知道吗?比你姐姐对我的伤害还要大。”
       他说完就出去了，比哪一次出去的时间都长。
       正当我以为他生气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地方时，他又回来了，手上拎着个小纸箱，里面是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鸡汤。
       出院之后，他并不急着回家，他说他刚好也有些事情要办。
       也许怀孕让我的感觉系统出了问题，我的身体远远不如意识对害羞灵敏，我意识到这样有点不妥，但接二连三发生的不妥之事又岂止这一桩?每天夜晚。我早早地爬上床，拉过被子，背朝莫老师的地铺，竟然很快就能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房东做早餐的声音将我吵醒。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同室而眠，但我根本不知道莫老师何时上床，何时起床。
       有天莫老师说要带我出去吃饭，他的大学同学请客。餐厅很高级，餐具闪闪发亮。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会，主人才进来，我惊讶地发现，他这个同学竟然是那年到我们学校去做过报告的科学家黄达。他不停地唉声叹气，说脑科学这个领域实在没啥可做的了，他想换个领域，可是换到哪里去呢?他的适用范围太窄了，离开了实验室，他简直是个废人。他狠狠地喝酒，好像喝酒可以赶开他的沮丧似的。
       “现在要是有个不错的标本给我就好了，哪怕给我个有点价值的神经病呢，我无法像那些人似的，对着脑部模型做些空洞无物的研究。”
       “什么叫不错的标本?我老家有亲戚定期发作头疼病，一发作就胡言乱语，好像在讲某种外语。”
       “拜托，我又不是搞医学研究的。”
       我突然想起姐姐那个秘密，就想问一问他。其实我早就存在探秘之心，一母所生，为什么她有一双无与伦比的眼睛，我却接近于弱视。犹豫了一会，我问：“教授，一个人的眼睛能够在别人的额头上看到那个人的内心活动，请问这到底是眼睛的问题还是脑部的问题?在不在你的研究范围内?”
       刚开始他很不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不可能。”
       我一愣，他当年明明在长乐坪中学说过什么脑磁场可以感知人的心理活动，现在为什么又矢口否认呢?我说：“有的，我就见过。”
       他马上警觉起来，面对着我，问：“你真的见过那样的人?在哪里?”
       不能再说下去了，我们一家人发过誓，谁也不许透露这个秘密。“啊……我在科幻书上读到过，书上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我说呢，要是真有这样的人，我想方设法也要把他请到我的实验室里去。”
       莫老师对这事毫无兴趣，他沉浸在自己的烦恼里。他打断了我们，把话题引向自己，“和你一比啊，我简直活不下去了，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换上别人，恐怕早就疯掉了。”
       “还呆在那里干什么?一走了之，换个地方重新再来，优秀的中学老师俏得很。”
       莫老师坚定地摇头。“我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走。”
       他没告诉教授他为什么不能走，教授也没有问。
       肚子虽然变小了，耻辱却虚肿起来，那些字眼，那些器械，那些检查，一样一样，没有一天不在眼前回放，提醒我：你有过生育史，你的私处肮脏，虽然你是个受害者，但你的确脏了，破了，就像一块白棉布，不小心被人当了擦脚布，怎么也回不到以前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比以前更加惧怕阳光和人群，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是阴凉宜人的，那就是我现
       在的家，除此以外，任何地方都是烧烤架，等着把我串在铁扦上，翻过来翻过去烤得嗞嗞冒烟。
       电视被我全天候锁定在“李安生频道”上，有一天，我终于逮到李安生了。尽管他脸上打着马赛克，又化名李伟，但我还是知道他就是李安生。
       节目有个名字，叫做“走遍天涯也要找到你”。
       李安生果真没有透露姐姐的姓名，也没有告诉主持人她到底为什么出走，他只是说：“当初她肯定有她的理由。我能理解。”
       主持人问他：“你完全没有一点点线索，也不想打广告，真的准备就靠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双眼睛去找她吗?万一找不到怎么办?”
       李安生乐呵呵地说：“不会找不到的，我相信意念的作用，只要我不停地找下去，终有一天会找到她，世界并不是没有尽头的。”
       我注意到，主持人在这里停顿了几秒钟。
       “你在寻找过程中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因为不管怎样，你得保证体力。”
       “是的，幸好我会汽车修理。修一次车，够我吃一阵子，我不挑食，馒头啊，面条啊，能吃饱就行。”
       “她知道你在找她吗?”
       “应该不知道吧。”李安生突然笑起来，“她要是知道了，那不就等于已经找到了吗?”
       “她知道你爱她吗?”
       “我不是因为爱她才出来找她的……我们就是同学，根本没谈过什么爱不爱的，平时联系都很少。”
       “李伟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一般人很难理解，你看你，丢下工作，专心一意出来寻找一个人，说起来呢，你又不爱她，还说你们平时甚至都很少联系。你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李安生笑了笑，又说，“真的，我有时候也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回答不了自己。”
       “你家里支持你出来找她吗?”
       “我对家里撒了谎，我说我不想在长乐坪干了，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修车去。”
       “如果有一天，你终于找到她，你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这个，我还没想过，不过我想，我大概会说，我找你找得好惨。”
       主持人笑了，她说：“我们再假设一下，她看到你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她大概会说，谁请你找我的?多管闲事!”
       “在这个节目之前，我把你的事情讲给几个女孩子听，她们都很感动，她们说，你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你深埋心中的爱情。你觉得她们分析得对吗?”
       李安生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人总是把他人的事情想得很简单，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其实，事情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节目尾声，主持人说：“也许她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想不想通过镜头对她说点什么?”
       李安生的脸顿时被拉到近前，隔着马赛克，我还是看到了他黑黑的下巴，他的下巴尖得像锥子一样，他的肩膀也变得又薄又小，完全不像上次穿着迷彩服来我们家的样子。他在马赛克后面说：“方兵，回家吧，你再不回家，许多人都会因此而崩溃。”
       他的形象被定格，字幕在音乐声中爬了上来。
       莫老师来敲门，我的水杯放在他的包里，回家那天他忘了拿出来给我。我依旧先从瞭望窗里看他，他穿着旧的沙滩短裤，旧的篮球背心，底子踩偏的夹趾拖鞋，手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只从款式到颜色都俗不可耐的水杯。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如此不修边幅。他不再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师了，他只是一个被开除公职的落魄的家伙，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兴趣来管我的闲事。两个倒霉鬼，两个无望的家伙，这才真是臭味相投啊。我突然不想给他开门了。
       隔着窗帘，他也许看不见我，但他知道我在瞭望窗边。
       “方圆，老把自己关在家里有意思吗?能躲一辈子倒也罢了，那样，我也愿意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理人算什么本事，人想理你你却不理人，那才算本事。”
       他弯腰把杯子放到地上，似乎准备走了。
       天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要说那句话。
       “莫老师，将来有一天你见到我爸爸，麻烦你跟他说，我恨他。这辈子我要对他说的，只有这三个字。”
       他的姿势僵了一下，足有五秒钟，他倏地回过身，对着瞭望窗嚷道：“吓唬谁呀你，你要死死去，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今天正式警告你，以后不要对我说这种话，要么给我好好地活，要么叫我来给你收尸。”
       他嚷完就走，拖鞋底子啪啪啪地打着脚板。
       奇怪，我却平静下来了，我去打开煤气，认认真真给自己做了一碗鸡蛋面。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又来了。他手上拿着一个印着美女头像的大纸袋，看样子里面装着书。
       “好吧，看来你是准备一辈子当个穴居人了，也罢，就依你，但你不能停止学习，我来教你学英语好不好?”
       “你不怕人家说闲话?”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是没有学生的老师。一个是没有老师的学生，不如联起手来，两个人都有事可做。从明天开始，每天上两节英语课，怎么样?”
       “你也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进来，我自己也不想出去。”
       他拍拍窗台。“这个地方当讲台是窄了点，不过，对于只有一个学生的教室而言，也还凑合，你把它擦干净就行了。上课时间定在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因为其他时间我另有工作。”
       “等等，有件事情得先跟你通个气。”
       他从大纸袋里掏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长乐坪第一冤!他把牌子放在身后的地上，往后退了几步。又走近来，把牌子往后移了移。“这样一来，我就不是来教你英语，而是来跟你扯皮的。你不让我进你家门，我就站在窗边跟你扯皮。”
       我笑起来。“牌子做得不错。”
       “上课的时候，我把它放在你家门外，你不介意吧?”
       他也在窗外笑，笑着笑着，他的脸变得模糊起来。
       后半夜，外面下起了雨，我躺在床上想，莫老师也许不会来了，我们家窗台上方没装遮雨棚，别说他脚下没有一块干爽的地方，就连窗台上都是湿漉漉的，这课他没法上。
       哪知六点整，莫老师准时在外面敲起了窗户。他今天几乎是全副武装，黑雨披，黑雨伞，像以前站在讲台上那样，端端正正站在窗外，腋下夹着教案。眼神严厉而平静。
       “上课了。”他的表情跟以前在讲台上一模一样。
       我们的课程主要是高中阶段的英语，外加一些莫老师自己选定的教材。“你的情况很特殊，既然你不想回到学校，我也就不必用高考的要求来教你，我想把你变成一个可以用英语谋生的人。”
       那天的雨很大，一直下个不停，尽管只有我一个学生，他还是像在课堂上那样大声讲解着。我把小饭桌拉到窗边，打开书本，有一次，我抬起头来打量莫老师，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淅淅沥沥的雨声。大黑伞，长袍般的黑色雨披，手中的书本，专注的阅读，这一切多么像一场悲苦的雨中葬礼!
       一个星期过后，我有点厌烦起来，尤其是遇到那些不太有趣的课文时，更是恹恹欲睡。
       “来，吃点东西。”下一次，正当我又要偷偷打呵欠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食物和咀嚼可以让人兴奋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零食来。我不能形容我当时的窘态，只能拼命忍住不去看它，免得他发现我眼里饥饿的绿光，可与此同时，一阵响亮的肠鸣又让我手足无措。
       有一天，我终于问了他一句：“要不要我给你递
       把椅子出来?”我想以此表达自己的谢意。
       他懂了，也接受了，但他摇头。“以前在课堂上不也是站着讲课的吗?”
       不知道是英语在吸引着我，还是他的零食在吸引着我，我慢慢对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充满期待。我还察觉到，要是哪天我的回课特别好，第二天他带给我的零食就格外多。
       我开始琢磨，也许可以把一间卧室的墙打穿，做成一间临街的小店。这样，课堂就可以搬进小店。
       莫老师非常赞同。“不如我们两个来办一间英语教室吧，你出场地，我出师资。”
       那天，我正在兴致勃勃地测量卧室的大小，琢磨讲台的位置，突然觉得异样，抬头一看，天哪!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姐姐猛地出现在卧室门口。
       下部
       姐姐回家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正在像风一样吹过去。三年零十个月，只差两个月就是整整四年。原来这就是四年，原来四年就是这么过去的：一个家庭像蛋壳一样破裂，一个人说死就死，像叹口气一样简单；一个人突然坐了牢，如同某一天打麻将，天亮前输了个精光；一个人离家出走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她比四年前更美了，她以前也很美，但她现在美得惊人。她身上注入了新的东西，我不认识的东西，这让她的美变得陌生起来。
       对于家里的四年，姐姐的反应让我惊讶。“我早就料到会有变故。”她的伤心像一抹淡淡的雾，在脸上飘了一阵，很快就被仇恨取代了。“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我走之前就看出来了。”
       这个他就是父亲。在听说父亲坐牢以后，她连惊讶都没有，她说她以前就从父亲脸上看到过变故的征兆。她这样解释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他恨她，他说她拿他当一匹马，只知道骑在他身上，拿鞭子抽他，让他快跑，快跑，给她跑出个荣华富贵来。他恨逼他前进的人，一个人长年累月地被人恨着，就像长年累月地接受有害的辐射，不出事才怪。”
       “我敢说他犯罪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整天活在钱堆里，自己的钱包却瘪瘪的，谁也受不了这种折磨。”
       我告诉她，他让她一回来就去劳改农场看他，她嗤了一声。“我才不去看他呢，因为你，就因为这一个原因，我也不会去，我绝不饶恕他。”
       “方圆，我正式告诉你，我们的父母是两个极不称职的父母，我对这两个人除了怨恨，没有别的感情。”
       “为什么?”我被她的话惊呆了。
       “自己的孩子离家出走，身无分文，他们居然无动于衷。你知道吗?离开家头两天，我哪都没去，我就躲在长途汽车站里，白天悄悄出来活动，晚上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觉，我对自己说，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跟他们回家。可我等了两天，没见一个人去找我，最后只好去找李安生。”
       “他不是恨你么?你怎么好意思去找他?”
       “我别无选择，所以我说，越是关键时刻，越能看穿一个人。我发现李安生其实蛮够意思的，不仅借给我钱，还给我找了一辆长途便车。”
       说到这里，我告诉了她李安生去找她的事情，包括我给取名的“李安生频道”，还有那个“走遍天涯也要找到你”的节目。她简直不敢相信，她睁大眼睛，不停地问我：“真的吗?”
       我叫她赶紧想办法通知李安生，让他尽快回家，别再找了。可她轻轻摇摇头，脸上挂着顽童似的笑。
       “我倒想看看，他究竟是说着玩的，还是真的不找到我不回家。”
       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对他，毕竟他在她最困难时帮助过她，而且，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他到现在还在继续帮助她。
       姐姐还是摇头，“就算我想通知他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她独自出神地想着什么，想着想着，她笑了起来，“这可能会是个挺有意思的悬念，好，我喜欢悬念。”
       离家在外的四年，姐姐还创造了一个天大的奇迹，她居然捧着一个大学毕业证回来了。
       “你还上了大学?”就像被那红彤彤封面烫坏了似的，我望着它，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当然要上大学，不上大学今后怎么混?”
       姐姐再一次成了长乐坪街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又高又美，昂然挺立，走路带风，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朝她指指点点。她对那些指点的手指不屑一顾。“小地方的人就是这样，眼睛总盯着别人，外面就不是这样，外面的人只关心自己。”她似乎下定决心要跟长乐坪人区分开来，她不穿长乐坪的衣服，她带回来的行李箱里有着无穷无尽的新花样，她拒绝再说长乐坪方言，不分白天黑夜地说着普通话(从这一点来说，她跟莫老师倒是同一类人)。
       父亲坐牢，对她而言根本不是阴影，反而成了衬托她的污泥，个个敞开怀抱，准备接纳她，喜欢她，可她不想给他们这个荣幸。
       她独来独往，跟所有人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她向每个熟人微笑，但每次微笑不超过三秒钟，她跟个别人保持友好的关系，但绝不做成亲密的朋友，人家正要跟她倾心长谈，掏心掏肺，她却用十分得体的理由告辞，飘然而去。
       跟我也是如此。除了她回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向她讲了这几年的家事，关于母亲，关于父亲，关于我，她听后搂着我，痛哭到天亮，除了那个晚上，她再也没跟我有过亲密的举动。她从我们合住的卧室里搬到父母的卧室去了，她说她不习惯跟别人同睡一室，那语气就像她从未跟我同室而眠。她似乎厌恶跟人太接近，有一次我去拉她的手，像我们以前做过的那样，没想到她倏地缩了回去，好像受到了冒犯。
       莫老师也来找过她，他对她旧话重提，大声问她凭什么指认是他。他话没说完，姐姐就异常冷淡地打断了他，“时间太长了，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如果你觉得委屈，为什么不想想丢了性命的苗苗?即便是我，也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她不慌不忙，表情平静，就像在念一段台词。
       莫老师的嘴微微张着，无言地望着她，像含了一个吞不下又吐不出的东西。
       面对面站了好一会，莫老师突然长叹一声，恨恨地走了。他在几分钟之内迅速老去，我看到他的背突然有点驼了。
       她让我径直去上学。“没有人敢不让你进教室!现在不一样了，我保证，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不管她怎么保证，我都不想再去上学，也许她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因为她在外面上了大学，似乎还见了些世面，但我没有，我有的只是耻辱不堪的回忆，这回忆阻挡着我，如同大雨阻挡着没带雨伞的人。姐姐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就像我告诉了她家里发生的那些事，但我无法告诉她我当时的心理感受一样。人只能讲述事实，讲述不了感受。用来描述感受的词汇实在太有限了，而且时间慢慢腐蚀了感受，只隔一夜，疼痛就不那么疼了。
       我提出去莫老师那里学英语。我们的英语课，姐姐一回来，莫老师就把它停止了，他说他一看到她心里就没法平静。他现在在工人文化宫地下室租了一问教室，办了一个实用英语班。虽然只是一个班，但他把它叫做学校，他说这是他后半辈子的希望。
       姐姐起初不同意我的提议，但我决心已定，她也没有办法。何况学费是现成的，父亲留在家里的五万块钱，我拿出来交给她。她似乎对钱一点兴趣都没有，她把它们推给我，“你留着用吧，我自己有钱。”那时她还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她哪来的钱。
       
       为了减轻房租负担，莫老师把教室转租了一次，白天我们在那里上课，晚上有个电脑班在那里上课。九点以后，电脑班结束了，莫老师从某个地方拿出一只包裹，取出被褥，铺在课桌上。他在那里睡觉。苗苗事件之后没多久，他就被学校开除了，离了婚，他妻子让他净身出户。
       我把两年的学费一次性交给了莫老师。他没有推辞，他实在需要钱。鉴于他的名声，他无论如何也募集不到投资。
       课堂十分滑稽，各个年龄层的学员们坐在一起，他们在课堂上吃东西，有个老妇人甚至把一袋豆芽倒在课桌上，边听边理了起来。他只好苦笑。他把希望寄托在三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学生身上。他想用某种速成办法来教会我们用英语谋生，他说摒弃杂念，专心学习一种语言的话，一年足够了。
       课堂之外，他悄悄给我另外一种教材，算是我的家庭作业。
       姐姐拿起我的教材，随手翻了翻，什么也没说。“但愿你能学出个名堂来。”她说到未来，“如果你真的对外语感兴趣，说不定我可以找个机会送你去上翻译学院。”
       她面不改色地吹牛，让人摸不清她的底细。“以后，你有什么愿望就对我说，我不想让你的人生有丝毫缺憾。”
       她还一本正经地夸下海口。“今后，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努力两个字可以划掉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和十三亿人一起努力，胜算太渺茫了。我们要靠运气，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抓住过运气，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运气。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但认识运气，还能轻而易举地抓住运气，只要高兴，我们甚至可以抢走别人的运气。”
       “你知道吗?你姐姐我，现在是个愤怒的复仇者，不然我回到长乐坪来干什么?替你复仇，替我自己复仇，替我们家复仇。金光闪闪地站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拉屎撒尿，这就是我的复仇方式。”
       她踩着高跟鞋飘然而去。她跟母亲一样喜欢穿高跟鞋，不同的是，母亲的高跟鞋叮叮作响，姐姐的高跟鞋却悄然无声，好像那鞋跟不是长在鞋上，而是她高挑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老师奔波了好久，总算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扛回了“希望英语学校”这块牌子。他抚摸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招牌，对我说：“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也许你姐姐反而成就了我，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跟以前相比，他的授课形式灵活多了，那个喜欢在课桌上理菜的大妈，很快就知道了各种蔬菜的英语读法，还学会了如何用英语讨价还价。喜欢电脑的学员，他借给他一本电脑英语词典，很快，他看起英文菜单来，就跟看中文菜单一样简单。至于我，他一个劲地给我看英文原版书，各个门类的书都有。
       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学习兴趣，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里，我什么都不想干，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多么适合这种学习方式。我很快就成为全校第一，莫老师安排我在课余时间辅导那几个下岗职工和老头老太。
       我的家庭作业很快从阅读走向了翻译，他给我一本全新的英文书，要我尽快把它译出来。我很快就被这样的课外作业迷住了，就像认识一个陌生人，从一无所知到逐渐认识，最终完全领略到对方独一无二的魅力，整个过程无异于一次探险。
       “猫是一个不忠实的家仆，我们养它，为的是用来对付另一个更惹人讨厌的、赶不走的有害的动物。”
       我从未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从未见人这样描述过猫。
       “这些猫。居住在我们屋里，但我们不能说它们就是家庭里的小动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完全自由，它们只做自己所愿做的事，当它们想远离一个地方时，世上没有什么能让它们多待一会儿。”
       “它们怕水，怕冷，怕臭味，它们喜欢晒太阳，它们试图蜷缩在最暖和的地方，烟囱后或壁炉里，它们也喜欢芳香。它们的睡眠是轻微的，它们不睡熟，却装出睡熟的样子。它们缓缓地步行，几乎一直沉默，不发出一点声响，它们隐藏起来，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排泄，再用泥土覆盖起来。由于它们爱干净，它们的毛皮总是干燥闪亮的，它们的毛容易发光，我们用手触摸时，看到它在暗中闪光。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也发亮，可以说差不多如同宝石在夜里把白天所浸染的光线映射出来。”
       我忘了看时间，直到姐姐回来，猛地出现在我旁边，把我吓得怪叫一声。
       “我没想到你这么爱学习，没想到你还是个书呆子。”她看着我，神情不再像看一个无知的小孩。
       她身上有股隐隐约约的酒味。她最近老是外出，很晚才带着一身酒味回家。这让我想起那四个人。他们当中有个家伙身上就是这种味道。我皱起鼻子对她说：“你最好别再喝酒了，酒味真难闻，像呕吐物的味道。”
       她打着呵欠，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没办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她说完就去泡澡，换上那件漂亮的睡衣。她回到家里只做一件事，就是从浴缸里爬起来，披上那件埃及女王似的袍子，在屋里梦游似的走来走去，走累了就睡觉。也许这是她在外四年养成的新习惯。
       她开着一盏小灯睡觉，这也是个新习惯。她说她必须在微弱的光线下才能睡着，如果关灯，她会被黑暗惊醒。她连睡相也变了，平平地躺着，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像童话里的公主，像假睡，还像准备睡死过去不再醒来。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生分，当她睡下后，我会陡地清醒一阵子，只能把台灯拧得暗暗的，呆呆地坐着，然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似的浮起一些片断。母亲在深夜边跑边哭，父亲在被告席上垂着眼皮，那四个人闯进门来，最先解开皮带的男人脸上挂着古怪的笑容，有时也有我自己，我奔跑在大街上，我张开两腿，仰面躺在医院的窄床上，皮带缚着我的四肢。每当脑子里放映这些东西时，我总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最终，我无法控制地站起来，对着墙壁拳打脚踢。直到筋疲力尽，才上床睡觉。
       十分钟以后，再悄悄爬起来，轻手轻脚看看姐姐。姐姐的睡相还是那个样子，介于安详与昏迷之间，又看了看她的衣服，她的行李箱，她的一应杂物，跟白天的摆设一模一样，不像是要离家出走的样子。
       再过十分钟，再起来一次，轻手轻脚摸一遍门窗，看看可曾关好，又拖来一把椅子，选好一个特殊的角度靠在门背后，只要大门外稍有动作，椅子就会哐的一声倒在地上，屋里的人就会醒过来。
       躺到床上，伸手拿过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以便赶在姐姐起床之前拿掉架好的椅子。好了，都安顿好了，这一天可以圆满结束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一直不知道姐姐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她给我看毕业证的那个晚上，我被它的大红封面给晃花了跟，没想到去看看里面的内容。她似乎并不急于带着她的毕业证去找工作，她认为找份工作一点都不难，难的是要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方向一旦选错，不仅浪费光阴，还会磨损自己的天分。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班上的同学在津津有味地讲一个什么花煞的故事，仔细一听，原来是个麻将桌上的职业杀手，一个说她智慧过人，百战百胜，战无不胜。一个说恐怕不是智慧的原因，而是容貌的原因，据说那女的长得非常好看，那些人还没开战，首先就被她那张脸给打懵了，溃不成军了，哪里还能
       作战呢?要不人家也不会叫她花煞。还有一个说，恐怕主要还是技术的原因，输出去的都是钱啊。哪有光顾了看美人不心疼钱财的?
       他们接着津津有味地讲起了那个花煞的样子，“据说还是个大学生，既然有水平，人又长得漂亮，干吗要在麻将桌上混，而不去找个正经工作呢?”
       这天晚上，姐姐照例很晚才打着呵欠回来。我问她：“你知道一个叫花煞的人吗?据说她麻将打得特别好。”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径直回房睡觉去了。
       有一天，她破天荒没有外出，刚近傍晚，她就挽起头发，捋起袖子，找出长久不用的铁锅，在厨房里干得热火朝天。她说她找到工作了，要在家里好好做顿饭，以资纪念。饭桌上，她告诉我，她已经成功地抓住了一次机会，从此将在自己的道路上全速前进。说了半天，我总算搞清楚了，姐姐在政府接待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
       “还以为你要找个什么好工作呢，没想到你喜欢搞接待。”在我心目中，接待办跟招待所没什么区别。
       她似乎不想跟我细说接待办的好处，转而得意洋洋地向我讲起她是如何抓住这次机会的。她说她在麻将桌上无意中听到接待办正在招人，就向他们打听接待办的工作性质，人家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她第二天一早就赶过去报了名，参加应聘。
       “等等，你说你在麻将桌上得到的消息?”
       “是啊，历来如此，麻将桌就是社交场。”
       她的应聘出奇的顺利。“你想啊，我有文凭，又会察言观色，从容应对，那个岗位对我来说还不是手到擒来?结果真是这样，人家当场就拍板了，说是招聘了这么久，我是第一个获全票通过的。”
       “察言观色?你用你的眼睛了?你开禁了?你忘了母亲的交待了?”
       “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开禁了。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这双眼睛，我在外面这几年可以说寸步难行。你想想，你坐在家里，尚且祸从天降，何况我在外面举目无亲。我并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上天专宠我，赐给我这双独一无二的眼睛，我不用它，岂不是暴殄天物?”
       “这不公平，万一哪天泄漏出去，你会招来麻烦的。”
       “什么叫公平?把自己的才能藏匿起来，一辈子不用?公平也是相对的，对大家公平，对我就不公平了。至于麻烦，除非你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谁会知道?”
       姐姐在接待办果然干得如鱼得水。这是肯定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难得沟通，不就是因为看不透对方的内心吗?不就是被语言的迷雾挡住了庐山真面目吗?但姐姐能啊，她只要瞟一眼，就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窝子里去，就能把事情做得贴心贴肺，就能把马屁拍得恰如其分。姐姐很快就得到领导的表扬，甚至遭到一位女同事的嫉妒，因为姐姐抢去了她的风头，姐姐初来乍到，就获得上上下下的一致赞扬，竟比她这个干了五年的老接待还风光。据说她已经在考虑准备换一个部门了。
       我提醒姐姐，不要过分依赖自己的眼睛，最终还是要靠脑子，比如她那个女同事，也许她只是缺少一双姐姐这样的眼睛。可姐姐说：“你错了，跟我相比，她并非输在眼睛上，恰好是输在脑子上。”接下来，她跟我讲了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一起接待一个外地来的妇女普法工作调研团，她一心想在打扮上把我压下去，刻意化着淡妆，做了头发，又换了一身浅粉色的套装，打扮得跟总统夫人似的。可没想到，长乐坪分管妇女工作的女副市长瞄了她两眼，就不再支使她，也不大跟她说话了，反而把我从人群中挑出来，支使得团团转。当女副市长偶尔斜睨她两眼时，我在她额头上先后看到了两句话，一次是狐狸精三个字，一次是愚蠢的花瓶五个字。她不知道女人其实是最嫉妒同性靓过自己的，一个副市长都只能在古板的衣服领口系一条小花围巾，一个搞接待的，又怎么敢故意穿成那种样子，还在领导跟前晃来晃去?搞接待的，要么穿得灰扑扑的像一条看不清楚的影子，要么花花绿绿像个十足的茶水妹。你要想在打扮上盖过领导，你马上就死定了，领导当然不会直接批评你，但她可以夺走你臭美的机会，她可以让你躲到茶水间去臭美，躲到无人看见的地方去臭美。”
       我没想到，姐姐不光有一双好使的眼睛，还有一个非常好使的脑子。
       没过多久，长乐坪政府大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连姐姐自己也没想到，这件事会将她的接待事业推向高峰。
       那段时间，长乐坪要接待一位首都来的大人物，这个县级市里正好有一个叫新阳光的医药化工项目，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要是得到大人物的认可和支持，就能迅速上马，长乐坪现届领导班子可算是对全市人民立了大功。姐姐的名字出现在接待小组里。
       大人物终于来了，所有的头面人物倾巢出动，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更是如蚁如蜂，终日神色紧张，跑前跑后，气喘吁吁。他们给姐姐安排的工作是贴身接待，搀着他上下车，帮他提公文包，给他递茶杯纸巾，帮他展开文件，就连就餐时，姐姐也要悄悄地站在他背后，替他检测食物的“三高”指数，遇到非喝不可的酒，她接过来一口替他喝掉。总之，姐姐一路跟他形影不离。也许大人物喜欢她温柔的细胳膊，喜欢她体贴周到的声音，喜欢她若有若无的香水味，再加上在他眼里，她不过是接待办的一名漂亮的外围工作人员，对银行业务和经济工作是个彻底的外行，他竟点头允许她进入了小型会议室，在布满水晶吊灯铺着羊毛地毯的封闭会议室里轻盈地穿梭。
       这是个非同一般的项目汇报会，大人物是否认可新阳光这个项目，是否同意批给他们那笔巨大的贷款额度，会议结束时，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了。如果一切顺利，长乐坪的经济面貌很可能因此而改变，许多人的命运都会随之而改变，就连长乐坪的就业困难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这个小型会议的结果，一时间成了众人翘首以待的东西。市长在热情洋溢地介绍当地经济和风物，银行行长在滔滔不绝地宣读项目可行性报告，那些汇报材料都是当地的笔杆子们通宵达旦准备了两三个星期，九易其稿才最后定下来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姐姐用一个理由把一名副市长从小型会议室里叫了出来。
       “报告里面的投资收益率有问题，他听出来了。”姐姐肯定而平静地对副市长说。
       “不可能啊。这是大家都过过目的东西，再三确认过的东西。”
       “真的有问题，相信我，不然会误事。”
       一个秘书在桌上翻看了一会，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哎呀，不好了，这个行长，喀，说好了材料我自己送进去，他非要让他带进去，你看你看，他把报告拿错了，他拿进去的那份不是最后定稿，最后定稿是昨晚才赶出来的，还在这里呢。”
       大家急出了一身冷汗。投资收益率是项目可行性报告里最关键的指标，如果投资收益率有问题，就说明项目评估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姐姐果断地拿了一份最后定稿进去了。
       两个多小时后，那些守在外面的人听到里面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他们才知道，是姐姐急中生智挽救了这个要命的失误。她利用续茶的机会，冒着对领导不恭的风险，有意将他面前那份稿子打湿了，顺理成章地取回了那份错误的项目汇报书，把那份最后定稿放了过去，然后她悄悄给他写了个纸
       条，告诉他，这个行长的普通话口音很重，如果他结合这份书面稿来听他的汇报可能更清楚一点。
       报告结束，轮到大人物发言时，他首先笑着指出了行长的口音带来的误解，如果光听行长的汇报，这个项目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投资收益率达不到要求，但他看了书面稿后，才知道是口音带来的误解。而行长直到这时还没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还在傻呵呵地望着大人物笑呢。
       这次接待工作让姐姐声名大振，谁都佩服她的精明和洞察，只有那个秘书百思不得其解。“你对银行的业务是个外行啊，你是怎么发现的呢?你怎么知道他在对投资收益率不满意呢?”
       姐姐调皮地一笑，“不是我发现的，是他发现的。”
       “我问的就是这个，你怎么会知道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呢?我听人家讲，他在听报告的时候，两眼死死地盯着行长，一句话都没说，整个会场都没有人说话。”
       “事实证明我没有瞎说，这不就行了吗?”
       这次接待工作让初试身手的姐姐得到了领导们的肯定，据说一个副市长当场就下达了指示。“怎么，方兵还是接待办的临时工?这么优秀的人才上哪儿找去?”
       姐姐就这样被口头确定为本年度对长乐坪最有贡献的人，并轻而易举地转了正。
       姐姐在接待方面的好名声很快不胫而走，许多人都在说，那个女人太灵活了，太聪明了，太善解人意了，她总是能发现大家都忽略的东西，她总是能把方方面面的人都服侍得舒舒服服，她简直就是个人精。
       传说越盛，姐姐就越是担心。“我怕我在接待办干不了多久了，你不觉得我的风头超过了主任吗?他已经在背地里骂我了，幸亏我没有涂脂抹粉，幸亏我在他面前一直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可我却认为，那个总是衣冠楚楚的接待办主任对姐姐真不错，接待办没有自己的职工宿舍，机关工作人员的宿舍由政府行政部门统一管理，行政部门的人可没领略过姐姐的特殊贡献，在他们眼里，姐姐不过是个刚刚招进来的小青年，根本就没有资格分到职工宿舍，接待办主任竟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在政府设立的内部招待所替她弄了一间僻静角落里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条件不错，卫生间什么的一应俱全，窗外假山喷泉，绿树环绕，还有清洁工定时过来打扫。这样的房间，本来是留给领导干部过渡用的，新调来的领导干部，家眷一时过不来，住房也还没装修好，就先安排在内部招待所过渡，也就是说，姐姐享受了领导干部才有的待遇。可姐姐却说我只顾观察表面现象。“你以为他这是真心为我好吗?他这是在讨好领导，因为新阳光那件事，领导当场表扬了我，所以他就想拍领导的马屁。”
       “你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往阴暗的方面去想呢?”
       姐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是个没有眼睛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是个瞎子。”
       事实上姐姐很少去住那间房子，除非是加班时间太长，夜太深，不方便回家，才去住个一夜两夜的。“空在那里也无所谓，我需要它证明我的地位。”
       姐姐在接待办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了，但她又有了新的不满足。接待办一部分人是从政府机关派过来的，保留了公务员编制，姐姐注意到，公务员比一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好得多。她很快就打听到，晋升公务员是需要考试的。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拿来一份考卷，放在我面前。“哎，你们莫老师不是很有学问吗?让他帮我做做这份卷子，我可没时间去做这些小事。注意，千万要保密，别让任何人看到这份考卷。”
       她知道莫老师会帮她这个忙，因为在这之前，她也帮过莫老师忙。他们俩能互相帮忙，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
       莫老师的“希望英语学校”赚钱太慢了，学费低廉，周期又长，房租又高，莫老师还要按时付给儿子生活费。迟付一天，在财政局工作的前妻就会跑到学校来扯皮，站在教室门口不走。结果，学生们走了大半，留下来的学生开始替他凑钱，好不容易凑足了，她一把夺过那些钱，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走了。当然，我也是那留下来的学生当中的一个。
       还是姐姐提醒了他。姐姐是通过我提醒他的。“我要是他，我就开个书店，专门对付各种考试的书店，虽然赚不了太多，糊口是没有问题的。”没想到他还真采纳了这条建议。
       书店勉勉强强开起来了，但一直半死不活。姐姐开始插手他的事。她先到长乐坪最好的饭店订了一桌，再派司机把附近几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接了过来，又把莫老师和我也叫了过去。姐姐拿出接待贵宾的架势，训练有素地将他们殷勤招待了一番，酒席还没结束，那些人就一口答应下来，既然在哪里买书都是一样掏钱，以后他们不妨就指定莫老师的书店为他们学校的定点书店，教科书，所有的辅导书和参考书，以及习题之类，全都到莫老师的书店来买。姐姐说：“我们保证千方百计搞好服务，既不让大家为今天的决定丢脸，也不让大家吃亏。”姐姐说着就掏出了一大把红包，一人一个强行发到每个人的手中。这让我和莫老师瞠目结舌。姐姐用眼神制止了莫老师想要做什么的企图，莫老师只好乖乖地坐着不动。我注意到，一直到席终人散，他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姐姐，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而姐姐。她自始至终不朝我和莫老师的方向看。
       客人们终于尽兴而去，莫老师赶紧掏钱，可姐姐拦住了他。
       “如果说以前我无意中伤害过你，现在我们两清了，我并不是认错，我还是那个态度，我没有错，但我对你后来的遭遇心存歉疚，那是我没有料到的。”
       姐姐说完，就去服务台结了账，扬长而去。
       可以想象，莫老师做那份卷子有多认真，只用了两个晚上，他就把它做好了。至少可以打九十分，他很肯定地说。
       姐姐说我过着书虫的生活，但我乐在其中。
       借助一本英汉大词典，我一段一段结识了那本书，我慢慢喜欢上了书里的这些动物，的确，它们比人类生活得更加艰难，但它们比人类简单有趣，它们凭着各自的本领在大自然生存，互相之间并不嫉恨。从这点来说，人和动物是很不一样的。
       没想到有时我还可以帮姐姐一点小忙，她带回一些短小的接待致词。让我给她翻译成英文。这两年，因为长乐坪某个项目成了世界银行的支持对象，政府开始接待外宾了。姐姐上过大学，这点英文自然不在话下，她只是太忙了，她每天早出晚归，随身小包里总是装着毛巾牙刷和内衣，因为她不能确定自己当天晚上能否睡觉，睡在哪里，她像一名精神抖擞的野战军，时时刻刻走在行军的路上。
       有一天，她让我把那段英文读一遍给她听，我读了，她静静地听着，片刻，她让我再读一遍，我又读了。她把纸片拿过去，看了一遍，突然小声向我问起一个单词的发音，我告诉了她，她机械地读了几遍，不好意思地说：“英语就像乐器，三天不练就生疏了。”
       我随口说：“以后我们在家里用英语对话吧，你工作上有这个需要，我也需要一个练习口语的环境。”
       她怪怪地看了我一眼。“还是找你同学练习去吧，我可没时间陪你。”
       可她有时间做头发，她的头发光滑乌亮，一丝不乱，看上去平淡无奇，实际上那是每天晚上下大功夫打理出来的，她的手也保养得很好，她往手上涂一种
       东西，用保鲜膜敷一个小时，再搽上一种东西，然后戴着手套睡觉。她说衣服可以穿得暗一点，妆可以化得淡一点，但双手一定要纤巧精致。她的工作性质决定她必须经常握手，在别人的目光逼视下用餐，跟人挥别，传递东西，她的手成天处在挑剔的目光之下。“可以说，我的手就是我的工具，我的名片。”
       可我觉得姐姐并不喜欢跟人握手，她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手，一遍一遍地冲。我提醒她，已经很干净了，再洗下去皮就要破了。她厌恶地说：“真不知那些人是怎么回事，一双手不是汗津津的，就是黏乎乎的。”我说：“你可以不跟他们握手嘛，干吗一见人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出去。”我在电视上见识过她的接待工作，只见她紧跑两步，向前倾着身体，日本女人似的把手伸向一位大脑袋粗脖子的官员。当然，她不是主角，镜头很快就罩在大脑袋脸上不动了，他才是主角，他眼睛向下扫了姐姐一眼，微笑着上了恭候多时的小汽车。
       “我看你什么都不懂!”姐姐疲惫地坐下来，让我给她倒杯水，顺便给她削个水果。她越来越喜欢指使我了。“为什么你越来越蠢?”她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满脸不屑地望着我。
       我一点都不惭愧，在姐姐面前，很少有人不露蠢相。
       “你不能再跟那个姓莫的在一起混了，他本来就是个蠢蛋，他会把你也带蠢的。”
       一天中午，姐姐火急火燎地把我从学校叫回来，交给我一张欢迎词，让我在一点钟以前将它翻译成英文。看看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我说你自己翻译一下还快些，何苦为这点事跑一趟呢?
       “我没时间。”她说完一头钻进了卫生间。她大概又去打理她的头发去了。
       欢迎词很简单，不具任何专业性。刚刚翻译完，姐姐就出来了，她看了一会，要求我像以往一样，给她朗读一遍。我不愿意了，下午归我给那几个初级学员上课，我已经正式成为莫老师的教学助理。
       姐姐脸上闪过一丝焦急，但她马上把脸一板，“我的事不做完，你休想出这个门。”可能我的脸色也跟着变了，她马上换了种语气，“就一小会儿，三分钟，也许只要两分钟，求你了还不行吗?”
       我真是不理解，为什么非要我读一遍给她听呢?难道她对自己的朗读不自信?天哪，她正看着我呢，幸亏我还沿用着母亲在世时的长刘海披肩发。
       也许是想开个玩笑，也许是一不小心的误读，总之，我并不是成心要试探她，我将精神(sprit)这个单词错读成了春天(spring)，很明显的错误。我瞟了一眼姐姐，她浑然不觉。读完了，我将稿纸交给她，她主动要求读一遍给我听，结果，她跟我刚才一样，把精神读成了春天!
       “姐!”
       我叫停了她，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无论如何，不能让姐姐在工作中出丑，我只好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她。她的脸迅速红了。
       姐姐红脸，难受的却是我。“没事的，误读这种事常常发生，就算读错了也没人听得出来，也许那些人并不在专心听你致欢迎词。”
       “方圆，其实，我根本没上什么大学，那张文凭是我买来的。”她说完这句话，脸顿时由红转白，直至苍白无血，“以后再告诉你吧，现在没时间了。”
       下午给初级班上课我请假了，当我快要走到工人文化宫门口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悲哀击倒。这个下午，我没办法不去想姐姐，就是说，她用一本大红的毕业证书作为瓶盖，密封了她的四年流浪生活，整整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一定吃尽了苦头，可她为什么不肯透露半分呢?
       我来到火葬场，我想和母亲谈谈心。我听说在鬼的世界里是没有远近之分的，不管多远，只须一阵风，鬼就能从这个地方到达她想去的另一个地方。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母亲能去南边看看，回来告诉我姐姐那四年到底在干些什么?我不是对她的秘密好奇，我想了解她的苦难，我想安慰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她的伤痕视若无睹。
       母亲在照片上微微侧面，看了一会，我发觉她的表情像一个噤声的提醒，似乎有人在她的另一侧睡觉，而她正在守护她。
       也许今晚，也许其他什么时候，姐姐会告诉我她在外四年的经历。可是，如果那四年是一个大疮疤，而且正在愈合，我有没有必要让姐姐再去掀开它呢?如果我不用一个见鬼的英语单词的发音去揭穿她，她会把那四年密封一辈子吗?
       等到很晚，姐姐都没有回来，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我有点紧张，难道她也在为应不应该揭开那四年的真相而犹豫?
       她终于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趴在餐桌边睡着了。
       已是凌晨两点多，她却精神抖擞，双眼发亮。“你还没睡?”她的声音也透着莫名的兴奋。
       看来她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而我却为之煎熬了一个下午，以及整个晚上。
       她问我为什么不睡，不等我回答，便向我展示她今天的收获。她说她今天被某部门特邀，去接待一群生意人，除了红包以外，另外得到一个小礼品，她打开一个小盒子，取出一条铂金项链，以及一副同样质地的耳环。她要把项链送给我，耳环她自己留着，她说小姑娘不要戴耳环，会显得老气。她忘了她大我不到两岁，可她却称我是小姑娘。
       我把项链绷在手指上旋转，转了很久，很突然地问她：“能不能跟我讲讲你在外面的日子?”
       “什么外面?噢，你是说我离家出走的那几年吧，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只能告诉你，我在外面吃过苦。”她望着我，轻轻啜饮了一口水，接着说，“也享过福。”
       “那个毕业证……真的是买的?”
       “是啊，好多人都买，我为什么不能买?我需要它，而且我并不用它干坏事。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英明的，没有那一纸文凭，我就不能进接待办，而我在接待办立下的汗马功劳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你看，我的假文凭于公于私都很有贡献，比那些真文凭还管用，还有价值。”
       我所有的忐忑不安都在她的一番辩解面前崩溃了。
       她到她的卧室去了，不一会，就听到她放水的声音，这个夜晚，她不会再出来了，即使出来，也是披着睡袍，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很奇怪，她一穿上睡袍，表情就变了，就不是白天那个人了。
       晋升公务员的计划还没有结果，姐姐又开始向另一个目标发动了进攻。
       那天深夜，姐姐挟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兴奋，把我从睡梦中揪了出来。
       “快，让莫老师帮我准备一份竞职演说。”
       这是个突然而至的机会，那段时间，岗位竞聘风行一时，各行各业都一窝蜂地大搞岗位竞聘，接待办也不甘落后，他们决定通过竞聘，增选一名副主任。
       姐姐在四个竞选人中脱颖而出，正式被任命为接待办副主任。后来，有人慢慢透出风声来，姐姐在竞选中本来是处于劣势的，但进行到一半，会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传说中可能会调走的副市长，在那次重大接待活动中表扬过姐姐的副市长。不知何故，他突然对接待办的改革举措十分感兴趣，竟从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到竞选现场，他一出现，姐姐的投票情况顿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在第一轮投票中，姐姐的票数屈居第三，第二轮投票时，姐姐的得票数还是稳在第三，连姐姐自己都以为无望了，可在最后一轮表决中，姐姐突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个全票。人们注意到，竞选结束时，副市长特地
       走上前去，久久握住姐姐的手，祝贺她竞选成功，并预祝她为长乐坪的接待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姐姐提议小小地庆祝一下。“我们应该喝点酒，闹一闹，去去以前的晦气。”
       我们不去外面的餐馆，而是把酒菜叫到家里来。“外面不能喝醉，也不能说酒话，在家里就不同了。”她提醒我，她是个没有酒德的人，她喝了酒可能会发发酒疯，她让我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庆功宴在傍晚开始，姐姐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提出摆上父母的碗筷，她摇摇头。“别来那些虚的，我只是想让我们自己快活一下。”她打开酒瓶，红色的酒液冲进酒杯，转瞬间平静下来。
       “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两个幸存者，我们应该先为自己仍然活着干一杯。”
       这个提议我接受，所以我喝了。这是我第一次喝酒，第一口差点吐了出来，姐姐斜了我一眼，说：“再喝一口。”我轻轻抿了第二口。
       “喝下第三口，你就会爱上它。”姐姐点上一支烟，十分熟练地吐出一个烟圈，我看呆了。她抽烟的样子好看极了，就像漂亮的手跟漂亮的手套一样吻合。
       姐姐很快就进入独自饮酒作乐的状态，她站起身来，取下发簪，摇摇脑袋，满头青丝披散下来，从后面看，烟雾仿佛来自发丛。她不要酒菜，从长乐坪最好的酒楼叫来的菜肴她看都不看一眼，她一手夹着香烟，一手端着酒杯。“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啊。”她有点陶醉地说。
       我慢慢习惯了葡萄酒的味道，可我并不喜欢它。
       “其实，我这样的人就该打进主流，别以为那里真有什么了不起，当官是干什么的?当官就是琢磨人的，恰好我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说，我不当官还能干什么?”
       “可你别忘了这不公平，要是有人知道了你的特殊本领，你马上就会没有立锥之地。”我再次提醒她别忘了保密。
       “没有不公平，造物主设计出来的一切都是公平的，老虎那么厉害，可它只能呆在森林里，人比老虎更厉害，但人一进森林就胆战心惊，我是比别人多一点方便，但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活的，我必须对你的一生负责，我必须同时活出两种人生来。”
       她接着告诉我一个消息，我很快就可以到翻译学院读书去了。“现在去读大学正合适，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
       我问她为什么。她解释道：“早一点的话，我还没有能力帮你联系学校，你也没钱付学费，现在正好，我也帮得上你了，莫老师也帮得上你了。书店生意还不错吧?我不能白白地帮他，他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凭什么要他供我?我自己有手，我可以勤工俭学。”
       “算了，我一看就知道，你爱上他了，但我并不反对，在你这个年纪，偏偏你又是这种处境，这是很正常的。但这只是暂时的，你们根本不可能。”
       “瞎说。”我本应该跳起来予以反驳甚至厉声斥责的，但我却只含含糊糊喊出了这两个字。
       “就算不提这回事，我帮过他，他也应该回过头来帮帮你，这才符合游戏规则。别提什么勤工俭学了，好好给我专心读书，说不定你还真是块读书的料。”
       “我看你已经喝醉了。”
       “醉?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刻了，你的路子就是这样，读完大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工作，成家，彻底离开长乐坪这个鬼地方。你在这里是没法呆下去的，先不说别的，你自己心里就有阴影。”
       我不知道这路子是否适合我，我只知道，莫老师已经替我安排了另外的路，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有各自不同的路，都是他替我们安排的。
       姐姐果然喝得酩酊大醉。开始她还能端着杯子说话，大声嚷嚷着，后来渐渐不嚷了，她歪倒在椅子上，深深浅浅地喝了一会，嘤嘤地哭了起来，我去安抚她，她一掌推开了我。我坐在她的对面打量她，她的眼睛是闭着的，眼泪泡湿了她的脸，这使她看上去别有一番惊人的美丽。正当我以为她睡着了，没想到她又将杯子举到了嘴边，杯子是空的，她就去咬杯口，玻璃在她嘴里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我担心她会咬破玻璃，并且吃下去，就去夺她的杯子，可她抬手就是一巴掌，响亮地抽在我脸上。
       “滚开!讨厌!本姑娘今天休息，天王老子也别想。”
       为防止她再吃玻璃，我想方设法将她手上的杯子换成了塑料的。不用问，姐姐在外面过了含混不清的生活，男人，夜生活，饮酒作乐，也许比这更糟，只会比这更糟，在泥污中认识了一些肮脏的世故，再加上她天生的慧眼，她整个人成了肮脏与智慧的组合。这样的组合也许很有力量，说不定她将来真的能够所向披靡，真的能把长乐坪踩在脚下，但这样好不好呢?我无法回答。
       莫老师建议我去一个著名的涉外旅游公司应试，连怎么报名都替我打听清楚了。我觉得这事很渺茫。姐姐的态度不屑而古怪。“有可能吧，就看你的莫老师有没有这本事了，你看不出来吗?他是在利用你，他想让你给他带来生源。从这点来看，我估计他会尽全力。”
       四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面试大厅。
       里面已经密密麻麻坐了许多人。我们一进去，那些人的目光就刷地一下射了过来，就像某种硬物劈头盖脸砸过来一样，我的脑袋嗡地一阵轰鸣。莫老师指指一个地方。“我们先去坐坐。”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我揪着那声音的尾巴，勉强跟在他后面。我感到双腿仿佛踩在棉花上。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考生跟我说：“听说他们这次录取的比例很小，几乎是五百分之一。”
       我木然地点点头。
       “我一点把握也没有，过来试一试而已，你英语过了几级?”
       我慌乱地看了她一眼，我发现我对她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没有考过级，英语是自学的。”莫老师替我答道，然后凑近我的耳边说，“你要开口说话，跟人交流，一来探知别人的底细，二来缓解紧张情绪。”
       我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看看旁边的考生，还是说不出话来。
       一些人在嘤嘤低语。“去年的雅思你考过没有?我差一点就过了。”“我考过托福，但没去成，家里没钱，只好出来工作。”“我的口语应该没问题，我曾经在电视台主持过一档英语节目。”
       我相信莫老师也听见这些议论了，他开始鼓励我，“你有你的优势，你做过那么多翻译，你的词汇量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他说这话时，眼睛飞快地从我脸上飘了出去。
       我一忽儿感到燥热，一忽儿又感到手脚冰凉。
       一阵骚动，坐着的人突然都站了起来，面试开始了。戴着工作牌的人叫出一个号码，一个考生应声走了进去。大约十分钟过后，那个考生满脸通红吐着舌头走了出来。又一个考生被叫了进去。
       我看看自己的号码，再有两个人，就该轮到我了。有东西爬过我的脸颊，伸手一摸，竟是汗珠。
       莫老师递给我手绢，轻声说：“别紧张，我心里有数，要不我也不会大老远带你过来，你就当是我们俩在上英语课。”
       我突然感到一阵尿急，怎么回事?在进大厅之前，我明明去过卫生间的呀，不由得想起前两次劣迹，现在的感觉与当时何其相似。我急着去卫生间，莫老师却一把拉住我，“好了，下一个就是你了，来，笑一笑。”
       “不。”尿意更急，我开始发抖。
       “别紧张。”
       “我想……我要……”很多人盯着我，我说不出
       口，只能咬着嘴唇，试图拨开人群往外挤。
       “方圆!”莫老师大喊一声，与此同时，通往考场的门开了，有人在那里大声叫起了我的号码。
       说时迟那时快，一股热流喷射而出，我感到我的肉体正在訇然崩溃。我情愿此刻我已经死了，情愿我正走在去地狱的路上，情愿我正在被人千刀万剐……只要我不是站在这里，不是站在众目睽睽之下。老天!我居然当着那么多人尿裤子了，我又尿裤子了。我清清楚楚听见水珠滴落到地上的声音，也闻到了那股渐渐弥漫开来的热乎乎的味道。骚动声像一锅煮沸的水，越来越响，越来越宽阔。与此同时，我的号码像旗帜一样，再次高高飘浮在喧哗之上。
       等我终于平静下来时，我们已经坐在长途汽车站里，我穿着新裤子，是莫老师买来的。我依稀记得这中间我们一直在跑，他拉着我，先是跑进了商场，然后跑进了商场的洗手间，再然后跑进了出租车里。
       我的手一路上被莫老师牢牢地拽着，因为我不停地嚷着“让我去死”。
       他拉着我的手，直到长途汽车开开停停地出城，拐上高速，“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记得你，都过去了，像风一样吹过去了，忘了它吧。”
       我重新流泪，在马达声里呜呜地哭。莫老师把我的头按在他怀里，我的哭声被他的胸怀吞吃了。
       这是最后一班车，汽车开到一半，天就黑了，窗外漆黑一片，车厢内也是漆黑一片。在这样的黑暗中，我突然不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甚至很想重新冲进考场，假如考试大厅没有那么多人，假如考场设置在黑暗中，那该多好。
       “还有下一次，一定会有。”他握着我的手。
       “不会有了。”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老，一场流产的考试把我变老了，我像个饱经世事的老人，一眼看穿了自己的结局。我，方圆，再也不会有任何考试了，再也不会在人多场合大大方方地展现自己了，我将再也尝不到考试带来的变化，再也尝不到表现欲得到满足带来的愉悦。
       连告别都没有，下了汽车，不管莫老师在后面如何叫我的名字，我在昏暗的街灯下疾步如飞。真正的打击现在才开始，我想起今天清早从这里出发的情景，那时我想，回来的时候我可能是另一种身份，我的口袋里应该装着那个大公司的聘书，而不像现在，口袋里除了用来揩眼泪的纸巾，什么也没有。我根本没想到可能是这个结局。
       姐姐不在家，她知道我今天会回来，可她却不在家，她根本不在乎我的考试结果。
       独处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干那件事，很久都没有干那件事了，不能等了，几个小时，几分钟都不能等了，现在就想写信。写给谁?不知道，坐下来。打开台灯，铺开信笺，自然就知道了。
       莫老师你好!
       果然是这样。这句话不是来自我的脑子，而是来自我的笔尖，我的笔知道我今晚要说点什么。
       莫老师，你一定在心里看不起我，因为我今天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可你知道吗?我也看不起你。真的，这话我早就想说了，如果你想把振兴学校的希望寄托在我这种人身上，那只能说明你没眼光。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的所有底细你都清楚，你该知道我已经无可救药，从身体到灵魂，从外表到内心，我都无可救药，我彻底废了，难道你连这也看不出来吗?
       某种程度上说，我今天的出丑，你也有一部分责任，我对你的教学不自信，我不知道你到底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人家雅思也考了，托福也考了，级别也考了，我却什么都没考过，不仅如此，那些玩意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一听人家的那些议论心理就垮了，这种心态下，就算我进了考场，也考不出什么好成绩。
       我不会再去你的学校了，我不会跟你一起自欺欺人了，看看你的学生队伍吧，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还有，我希望你能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行事，不要因为我不去上你的学校了，你就把我那些事都说出去，当然，嘴是你的，你说什么我无法控制你，我只能以死来向世人表明，你所说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我。如果你毫不畏惧再背上一条人命债的话，你就随便说去吧。
       姐姐回来了。她一路走过来，像个丢盔弃甲的武士；放下公文包，放下钥匙，脱下高跟鞋，取下发簪。“考得怎么样?”她在摇散头发的间隙飞快地瞄了我一眼。
       我没想到自己会在她面前哇哇大哭。我原本没有这个打算，丝毫没有，可当我一眼看到她时，一切都不由分说。
       “怎么啦怎么啦?谁欺负你啦?”她后来告诉我，她一看到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和莫老师是吃了败仗回来的，她本来是准备说几句风凉话的，可她万万没想到，她会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朝我扑了过来。
       我跟她讲了那件丑事。我讲完了，她还在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看了好久，突然一把将我拉过去，让我趴在她的怀里。她很苗条，所以她胸怀窄小，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体会温暖，还是在嗅取她的芳香，她身上的味道真好闻，是一种昂贵的芳香。
       “别怕，姐知道了，姐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二天，我照样来到学校。走在路上，我开始觉得自己可耻。昨晚我明明在信里说过，我再也不会上学了，再也不要上他的课了，可现在，我却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赶到教室，若无其事地擦起了黑板。
       没有人知道我们去应聘过。莫老师有意这么做的，每个学生的计划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莫老师进来了，我低下头去不看他，我为那封信感到羞愧。
       课上到一半，姐姐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她衣着时尚，傲然而立，像个女王似的向正在上课的莫老师微微点了点头。莫老师皱了一下眉，她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向我招手，要我跟她出去。
       “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还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
       “这算什么话?照你说的，我们这些学生也不是正规生喽?”
       姐姐不屑地转过头去。“我说过要送你去翻译学院，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停了一下，又说，“但是，在此之前，你得先去另一个地方。”
       姐姐将我带到医院心理咨询科。“你现在需要的是这个。”
       我拔腿就往外走。
       她扑上来揪住我。“有病就要治，讳疾忌医是最愚蠢的。”
       我奋力扳开她的手指。她紧跑几步，站在我面前，伸开两臂挡住我的去路。我不管，照直撞过去。眨眼工夫，我们就在医院门诊部大厅里打了起来。我一边打她，踢她，一边冲她大喊：“为什么要出卖我?为什么连你也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你疯啦?我是在帮你，在救你。”
       我终于甩开她，跑出医院，跑上大路，我想回家，但我不想在家再遇上她，于是，我折转身，往学校跑去。
       莫老师一个人坐在讲台上，呆呆地望着空旷的教室。我一走，其他学生也散了。
       “莫老师，我姐姐要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逃跑了，我错了吗?你告诉我，我听你的。”
       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他说起了他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心理医生。比如说我，如此低廉的学费，素质如此低下的学生，可我还在兴致勃勃地教他们，好像他们是一群可塑之材一样。我知道我的病根在哪里，我教学成瘾，除了当一名教师，我一无是处。教书是我的病，可不教书，我毫无疑问是个病人。
       “我们现在可算是同病相怜了，你有家不能回，
       我无家可归。”
       两个不能回家的人决定一起去吃晚饭。他要请我吃烧烤。这是最便宜的吃法，主食是它，菜也是它。辛辣的食物让人慢慢兴奋起来，他终于想起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我。
       “听我说，你那不是病，会好的，不要相信心理医生，很多病人跟心理医生的关系最后都变得非常微妙。既依赖他，又恨他，因为你得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他，但他不一定能成为你的朋友。”
       他说得真好。我也告诉他：“你那也不是病，没有教学成瘾这种病，病是不可以乱发明的。”
       他突然笑起来，“说真的，昨天真把我吓坏了，你当时冲我喊了一句你还记得吗?你大声喊：‘救命!’好像你不是站在人堆里，而是不小心掉进了水池。”
       “觉得好丢人吧?”我垂下眼皮，“我以为我再也没脸见你了，没想到我还能厚着脸皮来上课。其实，我所有的丑事你都见过。说实话，你面对我时，是不是感到恶心?”
       他一欠身，我脑门上挨了个爆栗子。我愣住了，他好像也吓了一跳，我们互相瞪了一会，他率先笑了，“这说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说明我们正在从师生变成好朋友。”
       我撇撇嘴。“我就不信，当你偶尔想到我姐姐时，心里没有后悔过跟我走得这么近?”
       他拿起一串烤辣椒，一口咬下一只，大嚼起来。“朋友和仇人，这两种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会常常惦记着他们。仇人变成朋友，陌生人变成朋友，两者比较而言，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他痛痛快快地咽下去，接着说，“何况，你姐姐远远说不上是我仇人。”
       烧烤摊摆在一长溜树下，四月的微风一直不停地吹，炭火越来越旺了，孜然粉撒在肉串上，香味腾空而起，让人直冒口水。我们越吃越多，越吃越开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叠钞票，扔在桌上。“放开吃吧，还要什么尽管点，直到把我吃破产为止。”他在风中笑起来的样子，突然失去了年龄。
       我故意要了好多串烤辣椒，辣味冲进鼻腔，惹得人涕泪横流，我不停地吐着舌头，揩着眼泪。我知道有些眼泪并不是辣椒辣出来的。
       有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李安生到我们家来了。
       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穿一身白色的亚麻夏装，戴着墨镜，自称是老熟人。他的架势让我想起某个心有余悸的场面，就堵在门口，不让他进。他没办法，只好站在门外喊：“方兵，方兵。”
       姐姐出来了，一见他就笑眯眯的，好像他们有约在先，她一直在家里等着他似的。
       姐姐说：“我还你钱吧，你坐着，我去给你拿。”
       他站起来，拽住姐姐的手，“我可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提醒你，我们曾经有个约定。”
       姐姐甩开他的手，“哎呀，记得记得，你也真是的，都一把年纪了，还要翻小时候的旧账。”
       我沏出茶来，姐姐接过茶杯，递给他。他顺势打量姐姐的手。
       “你的手怎么回事?指甲这么长，里面藏着多少细菌呀。”
       姐姐窘迫地缩回手，看了看说：“哪有啊，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的就不是这样。”他说着伸出手来，他的手干净白皙，泛着健康的光泽，指甲紧贴肉根。我记得他的工作是汽车修理，一个汽修工人，能有这样的双手，的确十分罕见。
       “你是怎么做到的?”姐姐忍不住惊叹起来。
       “每天下班后，用刷子蘸上洗衣粉，拼命刷，身上也刷。”他看了看姐姐，眨眨眼睛，又说，“尤其是耳朵后面。”
       我看到姐姐慢慢红了脸。
       “你看，一次小小的卫生检查就把我变成了一个爱干净的人，后来又把你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所以说，检查还是有好处的。”
       姐姐的脸更红了。
       李安生告诉姐姐，他要离开长乐坪了，他在外面发现了更好的机会。“我会继续给你写信的。”他说，“因为我要督促你遵守我们之间的那个约定。”
       “李安生，你在干涉我的人身自由。我可以说出我看到的，也可以不说，因为我有这个自由。”
       “不，你没有这个自由，你必须说出来，否则你将失去你的双眼。”
       这几句话李安生是笑着说出来的。他站起身，戴上墨镜，向我们告辞。
       他走出好远，姐姐才吐了口气说：“好家伙!”
       我把这个梦讲给刚起床的姐姐听，她一听，重又躺了回去，肉红色的缎面睡袍以慢一拍的速度回归她的身体，她捂着嘴，打了个悠长的呵欠。她看上去慵倦不堪。
       “我敢肯定，李安生不久就要出现了。”她突然拿开手，望着我说，“我该怎么面对他呀，感谢他?怎么感谢?真是的，平白无故栽给我这么大个人情，我怎么扛得起?”
       “你不是说过你喜欢悬念么?”
       她没理我的讥讽，她抬起胳膊，似乎在打量睡袍的袖子。“不管怎么说，我不想跟他搅在一起，也不想跟他走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那股汽油味。”
       暑假到了。放假那天，莫老师留下我，让我帮他处理一些事务。他跟我说，今天他上的是最后一课，他想走了，他做了个象征筋疲力尽的手势。可他无法亲口宣布，他想在他动身那天，拜托我去给同学们通报一声，就说他对不起他们，他没能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没能把他们教到毕业。
       他说他要去一趟丰盛，那个有名的鬼镇，他说他一直都想去那个地方，他想去见见传说中的鬼，然后离开长乐坪，永远。这回不像吃烧烤那次，这回他脸上多了些陌生的表情。
       “你说过，在把苗苗那件事弄清楚之前，你永远不会离开长乐坪的。”
       “算了，想来想去，没有任何意义了，弄清楚了又怎样?我已经为它付出了代价，我就等着多年以后，在他乡听到长乐坪给我平反的消息吧。”
       我问他何时动身，他说还不清楚，他还有个刚刚开始赚钱的小书店，他想把它打理清楚，再转卖给别人，然后就动身。他想去湿热的南方，那里有一所私立中学，他有个同学在那里。“别无选择啊。”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并不令他激动。
       一切马上回到从前，我不用外出，也不想外出，每天清早，我躺在床上，凝神谛听姐姐起床的声音，外出的声音，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我不起床，不吃早点，直到中午，才摇摇晃晃从床上爬起来，打开莫老师推荐给我的书，随手翻开一页，往下看去。厚厚的英汉辞典早被我翻烂了，弃之不用了，它们全都被压缩，挤进了我的脑子，可是有什么用?这一切又有什么用?我的英语是闷在壶里的饺子，我不能用它去找工作，不能去人头攒动的大厅里接受面试，我只能坐在家里看看这些全英文的闲书，结识那些遥远而又不切实际的人物。
       到了傍晚，我开始盼望姐姐回家，她的高跟鞋踩上门前的水泥路，有一种特别的韵律和脆响。她掏出钥匙开门，叮咛叮咛的声音，像圣诞马车上的响铃，她推开门，轻风跟她一起挤进屋内，是青草和香水的混合味道。她照例对着我的房门招呼一声：“方圆?”
       我不理她，我装出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样子，埋头盯着面前的英文书。她有时会走过来，一把夺去我的书，看看书的封面，有时仅仅在门边露一下头就走，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这时，我就恨我自己，为什么我明明渴望跟她靠在一起，像以前一样漫无边际地闲聊，临了却要摆出一张臭脸?
       有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姐姐突然披着头发穿着
       睡衣撞了进来，她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吓死我了。”她小声说。
       “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见你走了，你跟我当年一样，背着个背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不喜欢我走?”
       她伸手搂住我。“你哪都不许去，我们永远在一起，就我们两个。”
       “得啦，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男人来把你带走的。”
       “不会有那一天的，不是没有那样的男人，是我没有那样的打算。我的过去决定了我不可能有常规的幸福生活。”
       我紧张起来，却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屏住呼吸听她继续往下说，可她却打住了。“我也一样，你知道的，我也不可能有常规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说，你哪都不许去，我们永远在一起，就我们两个。”她到底还是不想提。
       “要不，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离开长乐坪。”
       “可以啊，但我还要等一等，长乐坪还欠着我们家一笔债，等这笔债彻底勾销的时候，我们再走不迟。”
       没过多久，姐姐兴奋地告诉我，关于还债一事，就快有结果了。“如果我成了市长助理夫人，长乐坪欠我们家的债不就可以了了么?”
       原来，那段时间，长乐坪来了个交流培养的市长助理，所谓交流培养，就是说，他不会在长乐坪久呆。也许两年，最多三年，交流培养期一满，他就会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地方任职，当然，交流培养过的干部大多数都会得到提升。按照长乐坪的惯例，市长助理被临时安排在内招一个大套间里，紧挨着姐姐的那个小套间。过了几天，姐姐塞给我一张报纸，我看到一则配有图片的新闻，一个是新到任的市长助理正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赴水泥厂调研，另一个是市长助理在车间与一线工人亲切交谈。从侧面看，大约三四十岁，戴副眼镜，还没有发胖迹象。又过了几天，姐姐情不自禁地告诉我，她的邻居，那个市长助理，她昨天跟他见过面了。
       “天哪，你跟他连面都还没见过，就在想着当市长助理夫人?”
       她不理我的惊诧，却凑在我耳边说：“信不信由你，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你就等着吧，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还没消化完这个消息，姐姐又乐不可支地说：“没想到官场的男人居然这么朴实，对上眼没多久。他就告诉我，他老婆正在办理出国手续，他们会在她出国前离婚，所以你看，这回天上给我掉馅饼了，没等我提出来，他自己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可在我看来，姐姐所谓有预谋的勾引正在演变为热烈的爱情，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年轻最帅的市长。她还恬不知耻地说，他很有魅力，尤其是到了晚上，她简直快要迷上他了。然后，她突然醒悟过来，“对不起，不过也没什么，你迟早会知道那些事的，享受性爱并不是男人的专利。”我拉过被子，蒙住脸，她还在喋喋不休，我却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莫老师终于料理好一切的时候，已经是秋季，南方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原来他并不一定非要赶在开学时报到，他只是去接替另一个准备离开的老师。现在，他准备好好休息几天，然后去一趟丰盛。
       “我也要去。”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同时为自己类似撒娇的语气感到惊讶。
       “你姐姐不会同意你跟我一起去的。”
       “关她什么事。”
       “要是被那些人知道，流言又会满天飞……好吧。无所谓，反正我已经是要走的人了，我走之后，任它洪水滔天。”
       我给姐姐留了张纸条，背上背包就跟着他走了。
       半天工夫，我们就到了那个叫丰盛的小镇，是个极小极小的镇子，总共就一条街道，还常常撞进一两只迷路的牛羊。我们到来的时候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桂花香气就像蜂群似的成团成团在镇子上空滚来滚去，街道上，墙壁上，小店铺里，桂花香味像影子般无法推拒，出去走一圈，人的衣服上，头发和手指上，像是经过了特殊的漂染，香味久久不散。
       我们在小镇边上找了个安静的家庭旅馆住下来。背靠小镇的两层小楼，面前是清凌凌的河水，旁边是一块不大的菜地，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独自一人带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
       一共只有两间客房，每个房间里都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一桌两椅，客厅和卫生间跟主人公用。“客人们多数都是像你们这样的情侣，两个人感情好，也就不在乎条件好不好了。”老板娘一边利索地铺床，一边絮絮叨叨，“你们就当是串亲戚来了，尽管随便些，不要客气，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提。”我们飞快地互相看了一眼，这难不倒我们，我们这对君子和淑女早就这样相处过了。
       像所有的观光客一样，我们也安排了收集桂花的节目，将采来的桂花晒干，收好，带回去泡水喝，烧汤。烧酒酿汤圆，甚至可以制作桂花酱。
       收集桂花的途径有很多种，在树下拣拾，向主人讨要，以极低的价格收买，或者趁人不备爬上树去自行采摘。
       我们一路讨论着收集桂花的办法，不多时便来到小镇边上的一个小山包，山上全是矮矮的荆棘和石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山脚直达山顶。站在这里，小镇全貌尽收眼底，接连成片的青瓦房，间或几栋灰色的小楼，疾藜般刺破那片青灰，在山顶上俯瞰下去，整个镇子如同一块破破烂烂的生水牛皮，随随便便地铺在青绿色的田畴上，完全没有走在街上时那种清幽闲适的感觉。旅游旺季尚未到来，游客十分稀少，整个小山包，几乎就我们两个人。
       “很明亮的一个地方嘛，怎么会有鬼呢?真有鬼的话，它会藏在哪里?”
       我望着一团团绿得发黑的桂花树说：“可能就在桂花树的树荫里。”从山包上看下去，桂花树没有丝毫绿意，密密麻麻，像散在镇子周围的芝麻粒。
       “那好，我们就去见见鬼吧。”
       他的意思是采集一些桂花回去，但他反对用钱去买。“我们可以向他们买些其他东西，然后让他们搭送一些桂花。我已经看中了有户人家挂在墙上的葫芦瓢，买回去在上面作画，再涂上清漆，既可以当水瓢用，又可以挂在墙上当工艺品。”
       从山包上下来，我们直奔那户有葫芦瓢的人家。我站在场院边上，等着他去跟人家交涉。
       “不，这个任务得由你去完成。”
       “你知道我从不跟陌生人说话。”
       “这正是我让你去交涉的原因，你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熟人堆里。”
       “我不需要什么葫芦瓢，那是你要的东西，你自己去交涉好了。”我开始一步一步往后退。
       他眯着眼睛，满脸鄙夷地看着我。“看来真的是稀泥巴糊不上墙。”
       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瞪他一眼。转身就走，我记得怎样走回租住的那所房子。
       一直到走回住地，看见紧闭的大门时，才想起钥匙在他那里，而一大早，房东就客客气气地跟我们商量，她今天要带女儿回一趟娘家，不能给我们做饭了。
       只好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等他回来。买那个葫芦瓢，顺便找人家要一点搭送的桂花，也许树下没有掉落的桂花，得爬上树去采，总之，一个小时尽够了。
       一直等到近中午了，那个一手拿葫芦瓢一手抱桂花的人还是没有出现，他应该知道我没钱，知道我一个人没法解决午餐，为什么还要跟那家人啰嗦个没完?
       阳光越来越厉害，我拆开门口那个废旧的纸箱，铺在屋檐的阴影下，不知不觉竟睡了过去，当我醒来
       时，已是下午两点，大门仍然锁着。怎么回事，他回来过，见我睡着了，又走了吗?不可能。赶紧爬起来，我得去那户人家看看。
       大门虚掩着，如盖的桂花树静静伫立，不像有人在上面攀折的样子。再一看，那只金黄色的葫芦瓢还反扑着挂在砖墙上，也许他在那里觅得了午饭，镇边上的人家生活悠闲，下午两点吃午饭一点都不稀奇。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着他推开虚掩的大门，一脸酡红浑身酒气地走出来。人家肯定会拿出酒来招待他的，任何男人在这个时候都不会推辞。
       过了一会，一个系着围裙的老妇人出来收拾晒干的衣物，她朝我看了两眼，抱着衣物犹犹豫豫地进去了。这样更好，她肯定会告诉他，有个人在这里等他，他马上就会出来的，说不定还会拿着筷子站在门边冲我招手，邀我进去。我当然不会进去，我不会像他那样，随随便便就坐到人家的餐桌上。
       可他没有出来。又过了好久，老妇人出来了，她已经摘下了围裙，这说明午餐已经结束，家务趋于尾声，他该出来了。可她随手反锁了大门，拍拍衣襟走了过来。她要出去了，他不在她家里吗?我忽地站了起来。
       老妇人走过我身边，看了我两眼，动动嘴唇，一声不吭走了过去。喉咙里痒痒的，看着她越走越远的背影，我试了几下，终于喊出声来：“阿姨!”
       她回过身，惊讶地望着我。“你在叫我吗?”
       “你看见过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吗?穿一套牛仔衣裤的男人?”
       “你是说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吗?你们走散了?”她关切地走了过来，脸上有隐隐的焦急。
       “你看见他朝哪边走了?”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
       “啊呀，你们真的走散了?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你们去过那个小山包吧?你们是外乡人，不知道，我们是从来不去那个地方的，我们这里有个花大姐，专门迷惑男人，只要有男人去了那里，回来后肯定要迷糊好一阵子。”
       “花大姐?”
       “是啊，花大姐，她生前在男女作风上出了问题，跳了河，没想到她死了还要犯错误，只要有男人上山，她就会缠上人家，把人家弄得迷迷糊糊的。”老妇人一边说，一边在我面前比比划划做着手势，我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满镇子去找他，边找边喊他的名字，还要大声地喊，用你的阳气逼走她。”
       她的眼珠呈深灰色，瞳孔很小，却莫名其妙地晶亮，纵横交错的皱纹受到吸引似的往眼眶周围蜂拥过去，看着看着，那双眼睛突然冲我诡异地闪了两下，我低呼一声，拔腿就跑。
       “一定要大声喊他的名字，再迟些他就醒不过来了。”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连绵的蛛丝，长长地粘在我的背上。
       又回到我们的住地看了看，他果然没回来。要不要去喊他的名字?在大街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高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看看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要是天黑前还找不回他，我怎么办?
       东张西望地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到东头，我又看到了那个老妇人，她拎着两块颤巍巍的豆腐。“小姑娘，你怎么还不喊呀?你这样闷声不响地找是没有用的，你得大声喊出来。”
       其实我不是没试过，但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声音传不出去，我天生没有高亢的嗓音。
       “来，我帮你一起喊，他叫什么?”
       我告诉了她。
       “好。莫老师，莫——老——师。”她抬起头，伸直脖子，苍老的声音在街道上悠扬地响起，每喊一声，她的后背都会发出一阵震颤，好像胸腔的气流就要破壳而出似的。她停下来，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弯下腰去，咳得满脸通红，想要咳出来的东西还是卡在里面。我替她拍拍后背，她渐渐平静下来，着急地说：“姑娘，你也喊呀，你年轻，气力足，声音比我传得远，快喊吧。”
       “莫老师。”在她的催促下，我不得不喊了一声。声音干干的，涩涩的，真让人难为情。
       “哎哟，跟猫似的，还不如我呢，大声点。”
       我清了下嗓子，把声音提高了一点。还是干，还是涩，甚至有点变调。
       “还是不行，这么细的声音，连花大姐都要笑话你了，再大声点，像唱歌那样，把喉咙全打开。”
       我试了试，声音真的高了起来。
       “还是不行，声音还是太小了。姑娘，你不着急吗?我都替你着急呢，人要是真急了，那声音能传到十里之外。我们这里经常有人在街上大声吆喝，都是从花大姐那里抢人的。我告诉你，要是再拖延下去，你的莫老师有可能一辈子都病病歪歪，还不了阳了。来，我们一起喊。”
       “莫——老——师!”一高一低两股声音拧在一起，像一条粗粗的麻绳，向前甩了过去。路人纷纷回头，议论，说笑。“又有人丢了。”很奇怪，这样的议论并不像我想象的令人尴尬，反倒还有鼓励的作用，在大街上奔走呼号也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
       在她的伴奏下，我的声音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润滑。我暗暗惊讶，原来自己还能发出这么高亢的声音。
       “莫老师，莫聪，莫聪老师。”不知何时，我发现那个苍老的伴奏没有了，老妇人也没有了踪影，她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陌生的街道上大声呼喊。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再次放声狂呼，没办法，除非我能一个人度过这个即将到来的黄昏和夜晚，除非我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安身的地方。
       我渐渐迷恋上了自己的声音，有好几次，我在自己的呼喊声中蓦地停顿下来，听着最后一丝尾音在小镇上空游荡，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也可以像这样大声地叫出来。我扯开嗓子，一遍又一遍喊着莫老师三个字，到后来，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找他，还是在暮色中倾听自己的声音了。
       直到太阳西沉，最后一线金色的阳光掠过小镇，无比留恋地爬上那个小山包的最高处，就像猛地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莫老师突然在街道尽头出现了，他叉开两腿站在那里，狡黠而得意地看着我。
       连一秒钟的停顿都没有，我跳起来，箭一般向他奔过去。他微微蹲下，冲我张开双臂。
       对我来说，真是惊世骇俗，除了懵懂无知的婴孩时期，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扑向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真给我面子，他像迎接宝贝一样迎接了我。
       事后他说，他是故意躲起来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我后面，他想让我在情急之中做出正确的反应。我在这个下午慢慢打开自己，躲躲闪闪的面色终于变得坚定而开朗起来。所有这些，他全都看见了，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料想到的，对他来说，这个下午，是他无意中送给我的礼物，他敢说，他这辈子再也送不出比这更好更适合我的礼物了。
       他的激动不言而喻，成就感也不言而喻。“相信我，这比我们的英语课更有意义，真的，很多人都可以教你英语，但教你这个，除了我，没人可以做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傻傻地看着他笑，我还在独自回味自己的声音，我没想到自己的声音并不难听。
       回家路上，我们在文化宫门口看到一个招聘英语老师的广告。莫老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有个好主意，你可以去应聘这个岗位。”
       “你想让我在这里工作?”
       “只是去试一试，人家还不一定能录取你呢。”
       “那可不一定。”我的自信第一次膨胀起来，心里很有点瞧不起这个偏僻之地的英语教学水平。我
       们开玩笑似的来到报名处，已经是最后一天报名了，明天就是面试的日子。
       接下来，我们在街边餐馆里吃了一顿可口的蛋炒饭，然后回到我们的租住房里。大床边，两个人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起笑了起来。
       莫老师说：“这床很宽，我不会碰着你的。”
       我回道：“我也不会让你碰着。”
       当他洗澡的时候，我赶紧上床，拉过被子，闭上眼睛，我可不想看着他上床。也许等他躺下后我会再睁开眼睛，装出被他吵醒的样子。
       这个澡他洗了很久，他出去之前就说过。他可能会洗很久，他叫我不要等他。我当然会等，今晚我想跟他多聊一会，关掉灯，在黑暗中轻轻松松聊一会。
       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睡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莫老师推门进来，他端着一只木托盘，盘里放着两碗热气腾腾的桂花酒酿汤圆。我偷偷看了下自己，昨天上床时的衣服丝毫未乱，再看看旁边的枕头，他根本没有进来睡过。
       早餐很香，但我无法下咽，又不能流露出来，不能让他察觉，否则，自尊心会更加无处安放。
       “快吃吧，吃完早餐，我们还得去面试呢。”
       我嗯了一下，没再说话。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心情，伸出手来揽着我。“昨晚睡得好吗?”我点头。
       “我进来看过，你睡得好沉，我还帮你盖了被子，你动都没动一下。”
       “是吗?”
       “我已经是要走的人了，我不能打扰你。”他拍拍我的头，接着说：“你听懂了吗?我真的不想打扰你，我也不敢。”
       我抬起左腿，在他右腿上砸了一下。这个动作让我们和解，并且笑了起来。
       面试大厅里人不是太多，没多久就轮到我了，起身之前，莫老师突然扳过我的脸，飞快地吻了我一下。那一瞬间，我敢说，等待面试的人全都呆掉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地看着我们。“进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他把我朝门里推了一把，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考官们面前。
       七八双眼睛一起向我射过来，我心里一慌，隐隐的尿意再次从秘密的地方升腾起来，我暗暗告诫自己，可不能在这个地方丢人，不能到丰盛这样的小地方来丢人。我握了握拳头，咬了咬嘴唇，与此同时，我隐约闻到了莫老师留在嘴唇上的味道，类似金银花牙膏的味道，还有胡茬划过脸颊的味道，这味道让我顿时镇定下来，我提醒自己，最多不过五分钟，五分钟一过，我就去洗手间，我有健康的肾，我能忍过去的，我能行的。
       面试出奇的顺利，这一点，我从他们越来越兴奋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可是，你的报名表上说，你是从长乐坪来的，你为什么要到丰盛来工作呢?”
       “这个……丰盛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我继续用英语回答。
       “为什么?”
       “因为，就在昨天，准确地说，是在昨天下午，我在丰盛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几乎是跳着冲出考场。来到街上，莫老师忍着笑，轻声问：“方圆，今天真的一点都不想去洗手间吗?”我猛地想起刚才一掠而过的尿意，原本准备一考完就去洗手间的，可现在，我觉得毫无必要了。
       我们并肩坐在丰盛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成群的小鱼游过来，啃咬我们的脚趾。莫老师望着远处说：“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真的要去南方?不去真的不行?再也不打算回来了?”
       他点头。
       “其实，我相信你跟苗苗没事，真的。”
       他转过头来看我，他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但不久，它们就暗了下去。“算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事。”
       停了一会，他补充说：“我决定放下它了，我背了它这么久，厌倦了，也平静了。”
       他眯着眼睛，细细的鱼尾纹像漩涡一样朝眼睛挤过去，他的头发耷拉下来，盖住一边眉毛，他已经很少用发胶了，他整个人被这件事折磨坏了，像他的发型一样坍塌下去。既然他已平静下来，既然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结局，告诉他起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莫老师，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能发誓替我保守秘密吗?”
       “当然，你让我保密我就替你保密。”
       “你真的可以发誓吗?”
       “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就这样，在陌生的丰盛小镇，在清凌凌的小河边，我违背了一家人发下的誓言，把姐姐的那个秘密告诉了莫老师。
       “这是真的吗?额头上会有字迹显示?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我不用继续多说什么，他从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我没有撒谎。
       “太离谱了!”他似乎感到了凉意，一把捋下卷起来的袖子。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说话，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一直到太阳下山，河水变凉。
       “莫老师!”我将他出游的神思唤了回来。
       “也许，你姐姐倒是个值得同情的人。”
       我有点不理解。
       “希望她一路平安吧，一个异类生活在人间，注定要吃尽苦头。我还真有点替她担心。”
       从丰盛回来后，旅游后遗症像只黑猫似的，在当天夜里十一点钟轻手轻脚爬了过来。一想到从明天起，将再也见不到莫老师，五脏六腑便像被掏空了一样，疼得让人直冒凉气。
       难以想象他的新学校，新学生，新讲台，对了，他会有新的学生，新的女生，他对她会像对我一样好。甚至比对我更好……我咬着被头，这样的念头真叫人疯狂。
       要不，我也去南方怎么样?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学校远离城市，靠近一片热带果园，我能不能去果农家打工?
       我想象自己在香蕉田里挥汗如雨，傍晚，我洗去污泥，来到学校，他在门口等我，我们会在那里继续没有完成的学业。我可以带他去我的小屋，我会租一间小小的农舍，我们在那里引火烧饭，把各色水果端上餐桌，也许我还可以喂几只鸡，以增加营养。节假日的早晨，我们乘坐汽车进城，我们去买书，买衣服，买冷饮，买各种我们买得起的生活用品，到了晚上，满载而归。我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想起这个主意。否则我可以跟他坐同一列火车过去。不过，不能一同去也没关系，说不定反而会更好，我想象自己风尘仆仆地赶到他的学校，当他第一眼见到我时，肯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想到这里，我一骨碌坐了起来。
       姐姐回来了，我兴奋地告诉她我的打算。“你看，我也要踏入社会了。”
       她扑上来，忽地掀翻我的行李箱。
       “去你的踏入社会，不就是想跟姓莫的私奔吗?”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我妈。”
       “我找他去。”姐姐抓起皮包就往外冲，我拼死扯住她。真丢人，她要是当着莫老师的面把私奔两个字说出来，我坚决不活了。
       这才一五一十告诉她莫老师的计划，我们的丰盛之行，以及我的突如其来的打算。
       “不是说在苗苗那件事彻底搞清楚之前，他哪里都不会去的吗?我还以为他真的会坚持到底呢，看来也不像他讲的那么干净嘛。”
       “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的想法变了，境界也变了，不想再为那件事浪费时间了。”
       我忍了又忍，还是把我泄密的事告诉了她，我不能让姐姐蒙在鼓里。
       “什么?”她看着我，明明听懂了，还是使劲瞪着我，一再地问，“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
       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慌乱起来。“我不是有意的，但他实在很可怜，他被这个问题折磨得太惨了。而且他发过誓，他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对任何人都
       不会说，真的。”
       “发誓?你发过誓没有?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能信守誓言，还能指望一个仇人来帮我保守秘密?”
       “他不是仇人，他还说很替你担心呢，说是一个异类生活在人间，将来说不定……”
       “住口!你居然跟一个外人在背后非议我，你居然为了这么个道德败坏的臭男人出卖我，你可真有本事，真有出息。”
       她飞起几脚，把我收拾起来的衣物踢得满屋都是，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把房门反锁了。
       坐了一会，我又开始收拾行李，不行，我还是得走，反正已经对不起姐姐了，留在家里也不会对她有所安慰。
       收拾得差不多了，姐姐突然拉开门闯了进来。快凌晨一点了，她居然整整齐齐地穿着外出的衣服。
       “走吧，我送你去私奔，我有话要跟他讲。”
       “你别私奔私奔的好不好?你冤枉人家了，他还不知道我要过去呢。”
       “这么说，我妹妹是在单相思?啊!我理解，只有单相思的人才会不惜一切去讨好对方，要是他高兴，叫你杀了我你都愿意。”
       深更半夜，她非要跟我一起去找莫老师。“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阻止他，让他留下来跟你结婚，我们变成一家人。”
       “为什么?”姐姐突如其来的改变，叫人眩晕。
       “很简单，就因为他知道了我的秘密，除了死，他只有我刚才说的这条路可走。你不是单相思吗?你不确定他会不会娶你对吧?你放心，他会的，我会让他娶你的。”
       “我不许你去说，要说我自己去说，真丢人，你再这样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去死都嫌迟了，你必须为你的多嘴付出代价，就像他必须为刺探他人秘密的行为付出代价一样。”
       被姐姐生拉硬拽拖到莫老师的租住屋时，莫老师已经睡着了。他全都收拾好了，上午九点的火车票端端正正地放在行李箱上。看到我们，他有点窘迫地穿好长裤，理理头发。
       姐姐板着脸向他说明了他不能走的理由。“你不能在掌握了我的秘密之后一走了之，你应该知道你这样做对我有多大的威胁，我不想被人掐着脖子过一辈子。”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就要离开长乐坪了，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不愉快，我会很快把它忘得精光。”
       “我怎么相信你?我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能相信，别说是你。”
       “那你要我怎么办?要不你想个办法给我洗洗脑?”
       姐姐突然一把拉住莫老师，两人进了厨房，还关上了门。大概就一分钟，最多两分钟的样子，门忽地一下又拉开了，莫老师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滚!都给我滚!”
       来不及去看姐姐脸上的表情，只听见咚的一声，姐姐跪在地上了。“求你，求你答应我，求你让我再活几年，让我把方圆读书的事情办好。这事一办好，你想去哪就去哪，我决不阻拦。”
       “我说了我会保密，就一定会替你保密，在长乐坪替你保密，在外面一样替你保密，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姐姐跪在地上不起来。“我求你了莫老师，要不我们来谈谈条件怎么样?”
       “条件?呵，你空口无凭一句话，就把我的生活弄了个底朝天，现在却来跟我谈条件!你能给我什么条件?是还我尊严，还是恢复名誉?”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
       “商量?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我不妨教教你，当你要跟人谈条件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人家愿不愿意，这是起码的礼貌懂吗?”
       姐姐慢慢收回跪着的腿。“莫老师，你实在要走，就带着方圆一块走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她一直暗恋着你，她正准备等你走后，一个人跑去找你呢。”
       我没想这样做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站在原地没动，一条腿却飞了出去，准确地踢在姐姐腰间，她倒在地上，还在说：“必须这样，我们必须结成联盟，我们必须站到一个队伍中来。”
       莫老师看看我，又看看她，突然一头冲进厨房，只听得一声闷响，莫老师捂着一条血糊糊的胳膊走了出来。“现在你还不相信我吗?你非要我死了才肯相信吗?”
       血流得很凶，大滴大滴地掉在地上，像扑扑的雨点。
       姐姐只看了一眼，就像个稻草人似的摇晃了两下，倒了下去。我想起来了，她从小就怕见血。
       在医院急诊室里，两个激动的人终于安静下来，共用一个点滴架。
       姐姐低着头，长发遮面。我看见一滴亮晶晶的东西掉落下来。姐姐在哭，眼泪像塑料管子里流下的药水，一点一滴，没有声音。
       莫老师面朝墙壁，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好了，你走吧，是我错了，我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对我的生活负责，我命中注定不能拥有常规的生活。”
       没人说话，姐姐接着说：“但我不为自己说过的话道歉，苗苗的事，我知道你一直不肯承认，也许你有你的道理，但我也有我的道理，我只能说出自己看到的，我必须说出我看到的。”
       姐姐说完这话，自己拔掉针头，推开急诊室的玻璃门走了。我急忙起身，这种时刻，我不能让她一个人。莫老师喊住了我。
       “你跟她说，我不走了，我让她把我软禁起来，你问问她，她准备把我软禁在什么地方?”
       离天明还有最后一个多小时，我和姐姐坐在暧昧不明的房间里，为一件事争论着。
       “也许你真的看错了。”
       “笑话，我会看错?我看错过什么?我哪一次看错了?你现在是宁肯相信他，也不肯相信我。”
       “如果他在撒谎，公安局搞刑侦的人难道还识破不了?何况他已经被开除了，名声也彻底完了，苗苗也死了，还有什么必要撒谎呢?”
       “你傻呀，正因为死无对证，他才决定顽抗到底。他这一辈子都会咬定他是冤枉的，这是他的计策，正好，你又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他肯定会把这事拿去乱讲，他肯定想借此洗刷他自己。”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他在我面前发誓，绝对不说出去的。”
       “行了，别在我面前提这两个字，我恶心。”
       姐姐不大回家了，常常一连几天不见她的人影，偶尔碰到她，问她，马上被她抢白一顿。“还好意思问我?在你的莫老师出卖我之前，不争分夺秒行吗?”她说她急着做完三件事：把我送进翻译学院，通过考试跨入公务员行列，当上市长助理夫人。她几乎没怎么在家里睡过觉，打她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模糊，好像她已经到了另一个国度。
       我终于忍不住跑到内招来找姐姐了。说实话，我不喜欢那个房间，它不像家，倒像一个秘密洞穴，中间是又长又暗的走廊，大白天的，如果不开灯，钥匙掉在地上都看不见。姐姐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尽管走道里十分黑暗，房间里的光线倒是不错。
       姐姐一见我就说：“明天就是公务员考试了。”我问她复习得如何，她一笑，“我不用复习，我的卷子已经做好了，也记熟了，明天一进考场，刷刷刷往上一填就可以交卷了。”原来她请莫老师做的卷子正是这次的公务员考卷。
       “你是怎么弄到手的?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犯法的事情啊。你就不担心人家用假的卷子来糊弄你?一般来讲，试卷不会这么早就泄露出来的。”
       “你太小看我的眼睛了，你放心吧，只要莫老师没有做错，我的成绩就差不了。”
       正说着，外面隐隐约约响起一阵开锁的声音，我吓了一跳，原来是隔壁房间的人回来了，这房间真是
       太不隔音了。姐姐凝神听了一会，对我说：“你走吧，我们回家再聊，这里不安全，不要让人把我们的秘密窃听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姐姐，想问问她考试的情况，可我找不到她人。
       这以后的三天里，我都没法跟姐姐联系，有人在她办公室替她接电话，但对她的去向一问三不知。
       一直到第四天，天还没亮，我猛地发现姐姐就坐在床边，她看上去一夜没睡，脸上硬得像块铁板。
       “知道吗?那卷子是假的，那老家伙耍了我，事后我去质问他，他根本就不承认，还说这事怪不了他，是人家临时启用了B卷。我知道是他耍了我，而且耍得我无话可说，可关键是，当初我从他那里拿卷子的时候，我真真切切从他额头上看到，那份卷子的确就是今年的试卷啊。”
       “是你的眼睛骗了你?还是那家伙骗了你的眼睛?”话音刚落，我猛地明白过来，我所说的两种可能其实是一回事。
       姐姐无力地冲我挥了挥手。“走吧走吧，刷牙去，洗脸去，别像个疯子似的坐在我面前，我就知道你什么也帮不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
       洗漱完毕，我重新来到姐姐身边。“姐，不当公务员也没关系，你在接待办不是干得挺好吗?公务员有什么了不起的，做一个可怜巴巴的应声虫，还不如你在接待办呼风唤雨当主任呢。”这是我在洗漱过程中突然想到的安慰之词。
       姐姐什么也没说，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让我对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安慰之词惭愧起来。
       噩运一旦开了头，就很难止住脚步。一个多月后，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让姐姐差点崩溃，她的市长助理夫人梦破了。
       其实我早有预感，虽然我不像姐姐那样，可以一眼看透人的内心，但我还是感觉到，世上不可能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那天姐姐就像服了兴奋剂似的，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她的白马王子。我被这场赞美的滔天洪水冲得东倒西歪，差点溺亡，看看时间不早了，便催姐姐赶快洗澡，没想到她蹭地一下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几点了?”我告诉她快十二点了，她赶紧穿鞋。“完了完了，他已经在等我了，通常我们都是约好这个时候见面，早一点的时候他要在外面活动，只有这个时候，才不会有人打扰他，所以他把这段时间都慷慨地留给了我。”
       “就是说，你们只在后半夜见面，你们的关系几乎不见天日?”
       姐姐一愣，“你这叫什么话?总要以工作为重嘛，一个男人没有事业，眼里只有女人，那样的人我还不要呢。”
       就算不见天日，毕竟也是爱情，姐姐被滋养得如花似玉。有些时候，她也会在白天遇见他，他们假惺惺地握手，致意，他称呼她小方，她则尊称他的官衔，他们保持热情而有分寸的距离，好像才刚刚认识一般，而一到深夜，不是他穿着拖鞋潜进她的房间，就是她踮着脚尖摸到他的床前，正如姐姐所说的，特工一般的恋爱生活让他们兴奋不已。因为不敢开灯，即使窗帘拉得紧紧的也不敢开灯，他们只能在黑暗中上演激情，黑暗将他们的快乐放大了无数倍，被放大的快乐却不能喊出来，姐姐说：“为了不让我叫出声来，他有时会在我嘴上贴一块胶布。”我听得心惊肉跳。
       黑暗中的欢乐转眼即逝，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随着早晨的来临，在窗帘拉开的一刹那，一切都结束了。
       那个人的老婆要来探亲了。
       他的解释是，他老婆决定不出国了，所以这个婚也就不离了。他这样跟姐姐说：一年当中，我有十一个月在陪你，给人家一个月时间你也不愿意吗?别太贪心了，别太霸道了，小坏蛋!
       内招的房子一点都不隔音，姐姐憋着满满一肚子委屈，回到家里才敢放声大哭。
       “天哪，我又看错了，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啦?”
       的确，姐姐最近连连失利，先是公务员的考卷，现在是市长助理的爱情。如果说前一个打击她勉强能够承受，后一个打击的确有点防不胜防。
       我安慰她，“也许你的眼睛没问题，而是事情本身出了问题。”
       “就算是事情本身出了问题，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说到底还是眼睛出了问题嘛。”她又想哭又想冷静下来分析问题，她的表情因此混乱不堪。
       不愉快的小事件还在接连不断地发生。
       姐姐把衣服送去干洗，回家才发现，袖子被洗衣店伙计烫了两个小洞，跑去讲理时人家不承认了，说她自己弄坏了反而去诬赖他，她跟人家吵了一架，回家途中又被一辆摩托车撞倒，等她爬起来时，摩托车已逃得无影无踪，她只好瘸着一条腿自己去了医院。
       养伤期间她百无聊赖，跑去美容院做按摩，不知是她自己皮肤过敏还是美容院的产品有问题，一夜之间她爆起了满脸红疙瘩，恰在这时，单位通知她去拍登记照，说是政府机关要统一制作工作证，她想起以前的小偏方，在红疙瘩上不停地涂牙膏，一天下来，疙瘩是小了些，却留了些深红色的印子，但她没有时间了，拍登记照的最后时限已到，她只好搽上厚厚的遮盖粉底去了拍照的地方。偏偏她去的时候，有两个同事在那里，她们一个在她脸上狠狠扫了两眼，一个径直向她脸上伸出手来，“啊呀，方主任你皮肤真好啊，又白又嫩。”没多久就有这样的消息在流传：原来方兵的漂亮是假的，脸上的白粉足有二两重，一摸一手白。
       等她伤好后重新上班时，她又遇到了另一个打击。她因一个接待项目跟市长助理一起出差，这是她进入接待办以来第一次跟他名正言顺走在一起，她不免有点窃喜。正准备趁机跟他说说自己的委屈，哪知整个出差期间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说话，连吃饭都没有碰过一次头，她知道这是他刻意安排的，他生怕她会露出马脚来。毕竟她也是搞过接待的，稍稍动了点脑筋，就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他们俩创造了一个机会，当她坐在房间里倾听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时，她的心竟少女似的怦怦直跳。他推开门，马上明白自己正在钻进她布设的陷阱，说时迟那时快，姐姐刚一站起身，他的头就缩了回去，他在走廊里大声喊起了司机的名字，他甚至回过头来问姐姐，问她可曾看见他的司机，他有事找他。姐姐找了个理由，没等事情办完就回来了，这不合常规，但她的申请得到了准许。她知道，他巴不得她快点走。
       莫老师那里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本来是想去南方的，但他现在提都不再提那事了，全力以赴经营他的小书店。他好像突然开窍了，促销方法一个接一个。他新近推出了会员卡制，持有会员卡的学生，不仅购书打九折，还可以享受书店提供的免费英语家教。家教的任务多半落在我头上，至于他自己，他得看学生的家长是谁。如果是对他的书店有帮助的，他就亲自上阵，他现在的学生是工商局局长的儿子，那孩子才上小学五年级，但局长非常相信莫老师，他要莫老师撇开学校的教学进度，让他的儿子在中学阶段就达到大学英语水准，不言而喻，他对自己的儿子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这个学生给莫老师带来了许多幸运，首先是几项费用免了，即使不能免的费用也打了很大折扣，其次，局长的重用让莫老师感到很有面子，“简直是雪中送炭”，“无异于给我平反”，他觉得自己以前的活法完全是个错误。
       “干吗要对学生那么好?干吗要对每个学生都那么好?除了惹些闲言碎语，有什么用?”
       有一次，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刚刚打完电话，
       一脸踌躇满志的莫老师说：“如果你此刻不是在长乐坪的书店里，而是在南方那所私立中学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还是教书好，我喜欢教书，教书让人产生自信，哪怕这自信只在教室里。”
       “可我觉得你似乎更喜欢经营书店。”
       “错，我只是不甘心，我想证明自己并非只会教书。只会打女学生的主意。”
       这话说了没多久，就传出他在谈恋爱的消息，对方居然是他以前的同事，一名教数学的女老师。
       “这是真的吗?”我听说后，气喘吁吁地跑去问他。
       “是啊，我离婚很久了，我需要一个新妻子。”
       “为什么……?”话没说完，我转身就走。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如那个女老师长得漂亮，最起码，她不是近视眼，她不必像我一样，长年戴副厚厚的眼镜，何况我还有那些丑陋的过去。
       第二天，我本来不想去书店的，我觉得自己没勇气再看到他，可到了往常的出发时间，我却怎么也坐不下来，我这才发现，我已养成了可怕的惯性，除了书店，我哪里都不想去，除了莫老师，我不想再见其他人。尽管如此，一路上，我还是想尽了办法，我给自己买个冷饮，买个小发卡，逗逗别人牵着的小狗，我想看看自己能否转移兴趣，能否在另一个地方消磨这不想上班的一天。可磨蹭到最后，我只是给自己买了副变色镜片而已，我把它夹在近视眼镜外面，我想让自己看到他时，不至于掉下泪来。
       结果，我的变色镜片根本没有派上用场，我被前来购买数学参考习题集的学生们缠着，昏头昏脑地忙了一整天。自己的心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到了傍晚，他接班来了，他身边走着工商局局长，他的学生的父亲，他一边走一边向局长汇报着学生的学习进度，局长频频点头致谢。他又说起了什么游戏室。听了一会，我明白了，他想在书店旁边再开一个电子游戏室，局长最后说：“行，你按正常申报程序报上来吧。”
       局长走了，他拿出卷尺，在书店墙上量来量去，我等了好一会，才走过去，小声对他说：“那我走了?”
       “嗯。”他点头，抽不出时间看我一眼。我的变色镜片白买了。
       也许我该回去问问姐姐，翻译学院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搞定，我该走了。
       莫老师对姐姐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突然认可姐姐的眼睛了，他为此专程来到我们家。“我查过一些资料，这世上的确有些奇迹，有些人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潜能。这种人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也没引起重视，我们都是些在惯性中思维的懒汉。”
       姐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想利用她的眼睛，这让她反感。她后来告诉我，“他的眼睛让我恶心。”但她不能把她的反感表露出来，因为她需要他替她保守秘密，她不得不跟他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当然，他也深知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对姐姐说出自己的心事。
       他要姐姐替他看看那个女数学老师，看看她对他究竟是个什么想法，看看他在她心目中到底有多重的分量，说到底，他要看看那个女数学老师究竟爱不爱他。
       姐姐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她居然答应他了。
       他走之后，姐姐问我：“你们完了?”
       我扭过头去。我终于明白，我们从来就没有开始过，他之所以让我产生错觉，完全是由于他绅士般的行为，而他之所以对我有绅士般的行为，恰好又证明了他与我之间的距离。我听人说，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怀有感情，不是极其粗暴，就是极其羞怯。
       “你要我帮你吗?现在还来得及，也正是机会。”
       我不要，我不要耍了诡计的结果，我要一个自然的果实。
       一个星期以后，姐姐将两次观察的结果告诉了前来接受审判的莫老师。那个女数学老师，她心里十分矛盾，她还是个未婚的姑娘，而他，不仅离过婚，还有一个不光彩的污点，虽然开了个小书店，却还是一穷二白，居无定所。她是学数学的，她在纸上搞过一次大型演算，最后的结果是，他是她的反方向的系数，而她需要的恰恰是另一个方向的。
       他听了，脸色一变，但什么也没说，郁郁地走了。
       姐姐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知道吗?我撒了谎。你记住，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可以抛弃我们，即使是我们不想要的人，也不可以抛弃我们。”
       没过多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是姐姐告诉我那个消息的，她就在电话里一声锐叫，差点将我吓瘫在地。
       “苗苗回来了!她还活着!她没死!”
       我们赶到苗苗家时，苗苗正躺在一张老式摇椅上啃玉米棒子。她几乎比以前大了一圈，当初那个瘦弱羞怯的孩子，现在已变成了个满不在乎的少妇，她身边跑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她告诉我们，当年，在体育课上被发现的就是他，她把他生了下来。她说起这些时，一点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不好意思的神情，似乎她生下他，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姐姐脸色惨白地望着她，我也忍不住直打哆嗦。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很多人在江边打捞你的尸体，都说你被江水冲走了。”我捂着胸口，当时的狂乱与害怕重又回来了。
       “嗬嗬，嗬嗬，真是的。”除了阵阵干笑，她什么也不说。
       姐姐一再问苗苗：“这真是当年那个孩子吗?”苗苗说：“是啊，那时要是不逃走，就没有他了，家里是肯定不会让我生下他的。”趁苗苗进屋去倒水的工夫，姐姐悄悄对我说：“他长得一点都不像莫老师。”的确如此，小孩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简直就是苗苗的翻版。
       苗苗推了一把孩子，让他去把爸爸叫醒。“昨天晚上打了通宵麻将，现在还没起床呢。”
       “是他的亲生爸爸吗?”姐姐突然这样问她。
       “看你说的，当然是啦。”
       我和姐姐对视了一眼，我看到她的脸顿时煞白。
       是我把姐姐揪出来的，否则她还会在那里继续呆站下去。我一路揪着她，走得飞快，直到走出苗苗家的那条小巷，拐上大路，才停下来，狠狠甩下她冰凉的手，撇下她往前走去。
       姐姐拼命追上了我。“你怎么能完全相信苗苗呢?你怎么知道她现在说的话就没有谎言成分呢?这么多年不见了，你对她又了解多少呢?”
       “你不是会看吗?你不是有双特殊的眼睛吗?她说没说谎，你应该可以看出来啊。”我瞪了她一眼，继续健步如飞。
       姐姐又跑了一阵，赶上了我。“我也不是有意要冤枉谁的，我当年只是说出了我看到的，当年，我是真的看到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呢?你刚才都听到了，那个孩子你也看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就那么相信你的眼睛?直到现在你还在相信你的眼睛?”
       姐姐失声叫道：“如果我连自己的眼睛都不能相信，那我还能相信什么?”
       “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我只相信事实，事实就是，你冤枉了莫老师。”我气呼呼地往前走。
       姐姐在后面喊：“你要去哪里?”她呼哧呼哧地跑着，终于追上了我，“你要干什么?你现在就去告诉他吗?”
       我狠狠地瞪着她，“以前，莫老师一再否认，你说他是仗着死无对证在耍赖，在狡辩。现在真相大白，你不觉得该向莫老师道歉吗?你不觉得该去给他平反吗?你把他的一生都毁了，你这个杀人犯!”
       姐姐突然丢下我，向前狂奔。
       整个上午，我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似的，在长乐坪
       街上跑来跑去，一会儿找姐姐，一会儿找莫老师，直到筋疲力尽，要找的人还是一个也没找到。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从长乐坪消失了。
       直到傍晚，莫老师终于一脸恍笑，出现在书店门口。
       我冲上去，正要对他说苗苗的事，他抬手制止了我。“我已经看到她了，还有那个孩子，我什么都看到了。”他进来拿了件外套，说是有事，就出去了。我在后面追着喊他，他不应，再追，他突然跑了起来。他拦了一辆摩托车，一溜烟走了。
       姐姐一直没有回家，也没回她的宿舍，第二天，姐姐没去上班，接待办的电话打到家里来，他们有事向方主任请示。
       第三天，当我来到书店时，卷闸门已经打开，姐姐和莫老师面对面坐在一起。近前一看，姐姐在哭。
       “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
       “算了，事情搞清楚就行了，大家心里就都轻松了。至于过去受的那些委屈，我并不是不在乎，而是……怎么说呢?你不可能退回去重来。这一晚上我都在想，我是受了委屈，但你也不是成心害人，何况你也受了损失，你扔下学业，一个人跑到外面去……”
       “你知道吗?我再也不能相信我自己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是错误的，这跟盲人有什么区别?甚至比盲人还要糟糕，盲人看不见，至少不会犯错误，而我……”
       我这才想起来，真相大白了，莫老师的心里是轻松了，可姐姐却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我竟把这一层给忽略了。
       姐姐开始戴着墨镜出门。她说她再也不想看任何东西了。
       她和我一起上街，非要跟我走成并排，这方便她不停地小声问我：“那件瘦腰的衬衣，真的是纯白色吗?”“刚才那个人的确是在冲我们笑吗?”“你确定我付出去的是五十元，而不是一百元?”
       她甚至不敢上班了。她很早就起床，却迟迟不肯出发。“我看错了别人的表情说了错话怎么办?”“与其冒着风险，不如在家休息。”她捏着鼻子向领导请假，说自己得了重感冒。感冒刚好没几天，她又说自己得了痢疾。然后又说牙疼。
       她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也许我用眼过度，等我恢复一阵子，说不定我的眼睛就会好起来，重新犀利起来。”我也觉得她说得有道理。自然资源尚且有用尽的时候，何况她这双绝无仅有的眼睛。
       莫老师也觉得姐姐不应该躲在家里，被动地等待。有一天，他突然在书店的收银台上重重地捶了一拳，“我怎么把这个人忘记了呢?”
       他想起了他的大学同学黄达，我们都见过的那个教授，脑科学专家，正准备转向新的研究领域的苦恼的学者。“他肯定对你的姐姐有兴趣。”
       “就算他愿意，我姐姐愿不愿意呢?”我担心姐姐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研究标本。
       “她现在毫无出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了。”
       我们很谨慎地告诉她我们的想法，她果然不愿意。“废话!我是小白鼠吗?我很奇怪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莫老师说：“凡事要有科学的态度，为什么你会跟别人不一样呢?到底是天赋异秉，还是隐藏着某种疾病?难道你不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体吗?”
       姐姐似乎被他的话吸引住了，傻傻地问：“弄清楚了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真的天赋异秉，许多地方都会对你感兴趣，比如北京的情报局，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科研部门，他们不但会视你为世间珍稀宝贝，还会给你配备一流的保安，比保护总统还小心，他们会终生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总之，一旦发现你真的天赋异秉，他们再也不会让你呆在长乐坪这种小地方了，他们会把你弄到大城市里去，会让你呆在最能体现你价值的地方。”
       姐姐不再对莫老师的提议不屑一顾，她说：“我同意你说的那句话，一个人是应该弄清楚自己的身体，人首先认识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就在这段时间里，姐姐参加接待一个招商引资洽谈会，会上来了很多南方的企业家，午饭时间，姐姐像往常一样，陪伴着领导们，按照熟记在心的来客名单，逐一向客人们敬酒。碰上酒量大的客人，领导招架不住，姐姐就尽一个卫士的职责，替领导一饮而尽。这中间，一个脸喝得红红的老板端着杯子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了姐姐一阵，拍拍她的肩说：
       “黑天鹅?我说嘛，就是黑天鹅嘛，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我一直在纳闷，怎么一夜之间就找不到你人了呢，原来你躲到这里来啦，害得我到处找，怎么样?现在过得好吗?要不要跟我回去?我可是从没忘记过你哟。”
       刹那间，餐厅一片寂静，人人屏息侧目，等着看姐姐的反应。
       “先生，你大概认错人了吧?我哪也没去过，我就是长乐坪人，一直呆在长乐坪。”
       “得了，装什么蒜!我早就认出来了，你就是万紫千红俱乐部的黑天鹅，那边几个老板都在万紫千红见过你，要不要过去跟他们见个面?”
       “对不起，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不知道什么黑天鹅白天鹅的。”
       姐姐正要转身走人，领导发话了，“哎，方主任，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尊贵的客人呢?这位老板说你是黑天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对对对!黑天鹅，这名字多好!”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附和，没办法，姐姐只好硬着头皮勉强笑了起来。
       一圈酒敬下来，刚才那个老板所在的餐桌开始起哄，几个人拍着手掌大声喊：
       “黑天鹅，过来，到这边来喝酒。”
       “黑天鹅，你现在不再穿黑衣服了吗?可我还是觉得你穿黑衣服比穿这种职业装好看。”
       “黑天鹅，跟我们回去吧，南方多好啊，长乐坪算什么，又穷又土的小地方。”
       姐姐远远地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们。那些人在她的目光逼视下，渐渐安静下来，可姐姐知道，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餐厅里还有许多人在偷眼看她，在侧耳倾听，在悄声议论。窗外正是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春天，姐姐却打起了哆嗦。
       姐姐站了一会，突然丢下客人，转身就走。接待办主任追出去在后面喊道：
       “方主任!小方!方兵!你不能走，下午的参观活动你得带队，这是早就安排好的。”
       “让别人去带队吧。”姐姐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这天起，姐姐把自己锁在家里，既不上班，也不会客，连电话都不接。与此同时，大街上飞扬着一些不中听的传言：“什么超级接待员!原来就是个小姐。”“还是个头牌小姐，难怪搞接待这么在行，专业对口嘛。”“这号脏东西也当个宝贝抢到政府接待办来，真是太丢人了。”
       沉默了三天以后，姐姐主动向我讲起了当年离家出走后的经历。
       “我不是一出去就进了俱乐部的，我经历了很多曲折，你无法想象，而且我是在进了俱乐部之后，才知道那里其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知道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小拉面馆，从那以后，我先后做过十三份工作，我挨过打，被骗过，被强暴过，自杀过，总之，我什么苦都吃过了，直到后来，我做起了保姆。”
       “我之所以选择做保姆，是因为我太向往坚实的屋顶和牢固的大门了，还有，可以按时吃饭，每天都可以洗澡……我在一个退休老教授的家里做保姆，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他说做完家务后，我可以看看书，这很吸引我。他很喜欢我……你完全想象得出，他是在尝到甜头后才开始喜欢我的，我是全职保姆，白天干活，晚上还得陪他睡觉，他没有老伴了，儿
       女也都不在身边，当然，我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我要他给我在他们那个大学里弄个文凭，他满口答应。后来，他又想赖了，因为他根本弄不出来，他给我出主意，让我找街上做假证的人买一个，我让他掏钱，他不肯，我就威胁他，要把我们的事告到他学校去，告到报社去，他一听就慌了，只得照办。他拿到文凭后，并不给我，他把它存到银行的保险箱里去了，理由是我们之前有过口头约定，他帮我拿到文凭后，我得在他家免费做一年保姆。”
       “那时我已决定，不再在外面漂下去了，我应该找个地方，站稳脚跟，打出自己的天地来。而且我有了文凭，完全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可是我需要钱，那个老悭吝鬼，既然讲好是免费做一年，就别指望他会开恩额外给我半分钱。离老教授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万紫千红俱乐部，有一天，我看见它门口挂出一张招聘夜间服务员的牌子，就想，要是晚上能到这里做兼职多好，于是就推门进去报了名，可我哪里知道，所谓招聘服务员只是个幌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小姐……他们有打手，有各种各样专门对付不听话女人的办法，一旦把这个女人驯服了，他们对她的管理就松得多了。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我说服自己，假装听话，好歹忍耐一年，不，也许还不用一年，我可以想办法跟老教授把关系搞好，争取让他提前把文凭给我。到那时，我就可以远走高飞，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也就是这一年里，我在万紫千红赢得了黑天鹅的名声。”
       “真是天意啊，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长乐坪碰见那些人，我的计划是无法走到底了，看来这样的人生注定不是属于我的，我就像一个小偷，偷偷过了一段别人的生活，现在到了该还回去的时候了。也许一个人原本就不该把自己的过去一笔抹掉，干过什么事，就必须承担什么后果。”
       “我有预感，别说什么接待办，在整个长乐坪，我都呆不下去了，既是这样，我不如到莫老师说的教授那里去，起码可以认识自己的身体。”
       当天晚上，我给莫老师打了电话，我告诉他，姐姐同意了。
       只过了一天，黄达教授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虽然这已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但我还是感到这一次的黄达教授十分陌生。他一直处于莫名其妙的亢奋状态，无论如何也坐不下来，只好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说从大学时代起莫老师就是他的铁杆儿，一会儿又说莫老师是他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贵人。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时不时在姐姐这边偷看。因为时间紧迫，姐姐没有参与我们的闲聊，她在那边收拾行李。她终于直起身来了，她问教授：“我要不要带冬天的衣服?”
       “你最好什么都别带，一切都有专人给你安排。”
       姐姐笑了。
       姐姐在黄达教授那里的日子，有些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有些是靠姐姐的日记想象的。她到了那里，一直坚持记日记，她说她对实验室的一切都感到害怕，觉得自己时刻面临生命危险。那些人一天到晚在讨论她，研究她，无论何时，只要姐姐一抬眼，总能发现有人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她，就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青蛙，一条虫子，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要把他们的行为都记下来，跟她有关的试验都记下来，万一哪天，她“不慎”死于实验过程中，她希望我能发现这本日记。
       姐姐去了才知道，教授的项目还在申报过程中，但他对这次申报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他的项目申请“震惊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脑科学界，所有人都认为，它的研究结果将是划时代的，人类文明将随之揭开新的一页”。只不过，项目申报有必须的程序。
       在等待的过程中，姐姐无所事事，就提出去街上逛逛，起初教授死活不同意，好不容易松口了，又给她派了两个保安，时时刻刻跟在姐姐后面，弄得姐姐逛街都逛不痛快。姐姐说：“我会当心的，我保证不横穿马路，也不吃生冷食物，我会好好替你照看这个标本的。”教授呵呵直笑。
       “不是担心这个，是担心你被人家抢跑了，你知道你现在有多抢手吗?好几个研究院，好几所大学，都想把你抓到他们的实验室去。”
       姐姐问教授：“哪个单位离北京最近?”
       教授十分警惕地看了她一眼，再也不肯跟她透露任何信息了。
       实验终于开始了，教授一天到晚跑前跑后，手机不停地响，办公室的电话也在不停地响。姐姐却没什么事，无非是坐在厚厚的玻璃后面，观察被叫到玻璃近前的人。另外两个助手坐在姐姐的旁边，有时教授本人也亲自上阵，他们一个负责按照拟定的对话内容通过扩音器跟玻璃外面的人说话，一个负责记下姐姐从那人脑门上看到的东西，过后，他们会把这份记录拿出去与外面的人核对。实验室虽然忙碌，但忙碌的是教授和他那些助手，怕干扰姐姐的信息采集工作，教授不让姐姐在实验室里看书看报，任何事都不许她做，除了看看玻璃外面的人，偶尔说两句话，整天只能傻坐着，时间一长，姐姐不免露出些傻气来，不是打出长长的呵欠，就是撑着脑袋昏昏欲睡。每到这时，教授就吼她：“怎么这样?这是工作时间，你的情绪必须处于饱满的状态，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呵欠连天吗?”姐姐强忍着不快，小声说：“这也算工作吗?如果这是工作，你给我工资了吗?你要实在看不惯，我可以走人。”这话似乎提醒了教授。没过多久，有一天，姐姐刚刚走出实验室，想上街去逛逛，一个挂着胸牌的管理人员走过来拦住了她，说是实验重地，没有准许，一律不准随意进出。姐姐哪里受过这个约束，推开他就要往外走，只见那人拿起对讲机，叽哩哇啦讲了几句，两个在路上巡逻的保安就跑了过来。
       姐姐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被囚禁了，恐惧顿时传遍全身。从这天起，她对自己多了些防备，她不吃别人端给她的食物，更不吃专门给她预备的食物，她摔破了自己的专用茶杯，到实验室里去拿大家都用的一次性杯子。她还从实验室偷来许多打印纸，把它们一本一本装订起来，每天晚上趴在小桌子上，把当天的实验和点滴小事详细记录下来。
       姐姐的日记始终没有被发现，她写完了就把它藏到褥子底下，每隔几天，姐姐就把整本日记通读一遍，她慢慢发现，有她参与的实验越来越少了，由最初的每天二三十次减少到近期的每天一两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实验快要结束了，还是自己身上已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她心情有点复杂，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希望实验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这栋大楼一下子把她从长乐坪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她有点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有段时间，除了拿着就餐券按时去小食堂吃饭，姐姐似乎再也无事可做。她去找教授，没有事的话，她就要回去了。教授大吃一惊，“你回去干吗?我们的项目才刚刚开始，什么时候你可以回去，我自然会通知你的。”后来姐姐搞清楚了，五百例实验过后，教授和他的助手们正忙于在电脑上整理实验数据，写论文，这些事她都没法参与。
       教授终于抽出时间来关心闲极无聊的姐姐了。另一个教授七十大寿，他决定带上姐姐去祝寿。
       那是一个自助餐会，姐姐真是出尽了风头，几乎所有人都过来向她致意，然后拿出手机给她拍照，还有人要求跟她一起合影，她当然是有求必应。有那么一阵子，她几乎找到了做明星的感觉。教授给她
       殷勤倒酒，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照花她的眼，教授找了个机会，悄悄问她：“怎么样?还想回去吗?”姐姐微微一笑，在这种场合露面她并不是第一次，但以这种身份露面她还是第一次，她的确有点晕乎乎的。教授呷了一口酒说：“这还只是开始呢，前面还有更好的日子在等着我们，我们会一起出去讲学，一起参加学术交流会，你会认识好多学术界的精英，认识好多科学巨子。”
       “那又怎么样?最后不还是得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姐姐想起自己在长乐坪的困境，情绪微微晃荡了一下。
       “你会跟随在那些名字后面，慢慢进入永恒。”
       “我从没想过永恒，我也不需要永恒，我只希望我的眼睛不再骗我，不再出错。”
       “你安排不了你自己，从你踏进实验室大门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是科学大军中的一员了。”
       姐姐望着教授，若有所思，正要说什么，后面突然响起一阵掌声，一个满头白发笑容可掬的老者，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原来他就是今晚的寿星。他环视四周，抬起双手，示意掌声停止。然后，他站了起来，走到大厅中央，笑眯眯致答谢词。姐姐心想，还以为你瘫痪了呢，两条腿好好的干吗要坐轮椅呢?
       过后，两个年轻人敏捷地拉开蒙在墙上的幕布，姐姐这才发现，那里隐藏着一个电子显示屏。现在，他们开始播放幻灯。与此同时，寿星开始讲解。
       寿星的口音有点奇怪，再加上他说起话来术语连篇，姐姐只能依稀听个大概。
       原来他在向大家报喜，在他七十寿辰之际，他的研究生涯终于达到了预期的巅峰，他成功地在羊身上培养出了人的心脏。画面上出现一只可爱的白山羊，它的胸前系着一条颇具田园风格的花围巾。寿星通过音频对山羊说了些什么，山羊听着听着，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寿星还在继续说，山羊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跟人的眼泪一模一样，中间还伴有无法抑制的抽噎声。大厅里顿时掌声如雷。
       姐姐悄悄问身边的教授，他给羊培育一颗这样的心脏有什么用呢?难道就为了看山羊流泪?
       “当然不是啦，你不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成果，它意味‘人体器官工厂’不仅理论上是可期的，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姐姐还是不太理解，教授继续解释，“打个比方，如果有人需要换心脏，就不必杀人，只需要到他这里来买一只羊就可以了。”
       杀人?买一只羊?姐姐的眼睛从教授脸上移开去，移到那些脸上去，一张张亲切和蔼的脸，下巴底下，硬领中间，一律夹着花色素雅的领带，三角形的包块结结实实，有棱有角，可不知为什么，姐姐心里慢慢升上了一股寒意。
       黄达教授看一眼一动不动的姐姐，奇怪地问：“你不感到激动吗?也许我应该着手训练你的科学思维。”
       姐姐想甩掉心里的那股寒意，就对教授说：“我喜欢它胸前的那条围巾。”
       教授扶着姐姐的肩，走到一个僻静些的角落，轻声说：“你知道那围巾底下是什么吗?是一道巨大的伤疤，成功培植一个新的心脏，至少要动五次手术，当然，我是说在实验室，研究成功后，就没这么麻烦了，一种药剂，或者一粒药丸，就可以代替整个手术过程，这也正是他这个项目所要达到的目的。这老东西真走运，老了老了，还弄出了这么大的响动，据说这个项目很有把握得到国际大奖，好啦，这下他总算可以名垂青史啦，我估计他会很长寿，瞧这支强心针打的!”
       姐姐顺着教授的视线看过去，寿星正在接受敬酒，他举着酒杯，满脸酡红，连写着福寿的中式红色上衣，都给映照得暗了下去。
       回家路上，酒精缓缓发作，教授在车里昏昏欲睡。姐姐却睁大两只黑黢黢的眼睛，望着飞扑过来又急速后退的城市夜景，她最后还是推醒了教授。
       “我很想知道，今晚那个寿星，他准备养多少只白山羊?他想把那些白山羊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人需要换心脏的话，他要拿那些白山羊怎么办?”
       教授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过了一会，姐姐再一次推醒了教授。
       “你是不是准备剃光我的头发，也给我做几次手术，然后培植出一种新的脑髓，将来办一个‘脑髓工厂’?”
       “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教授猛地睁开发红的眼睛，瞪着姐姐，“‘脑髓工厂’?这名字不好。”教授挺起身坐了一小会，又昏昏沉沉地躺下去了。
       追溯起来，就是在那个晚上，从自助餐会回来之后，姐姐开始思考逃跑这件事。
       教授显然更狡猾，他早在她起心之前对她的监控已经是全天候的了，除了实验室，她的灰白两色的小卧室，以及小卧室到实验室之间的通道，姐姐哪里都不能去，即便是非去不可的地方，也有两名以上的人陪着。
       他给她许诺，他马上就要带她出去了，去讲学，去做学术报告，“这些东西是共享的，你会得到跟我一模一样的待遇。因为你身上的异秉，你这一辈子都不用付出劳动，你就是一座矿，你的任务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让我们开采。”
       听了这话，姐姐更想逃了。她觉得自己真是不幸，为什么她不被情报局的人遇到?
       教授开始给姐姐注射一种针剂。第一次注射是在姐姐睡觉的时候，教授有她卧室的钥匙，这是一开始就跟她讲清楚了的，理由很荒唐。“我必须有你房间的钥匙，因为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因为整天无所事事，还因为无聊，姐姐的睡眠越来越沉，感觉越来越麻木，针扎进去，药水差不多全推进去时，姐姐才醒过来。她大叫一声，从床上滚下来，哇哇往外呕吐。她天真地以为，她可以把他注射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你给我注射了什么?你要把我怎么样?”姐姐张开嘴，扬起死白的脸问他。
       “没什么，只是一种营养剂。”
       后半夜，姐姐再也睡不着了，她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看刚才扎针的地方，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药物反应，她的手臂上鼓起了一个包块，越来越大，像在里面植进了一粒蚕豆。
       天刚亮，实验室的大门刚刚打开，她就抱着胳膊往教授的实验室跑，教授还没到，她就蹲在门口，等了好久，才见教授一边穿着白色的防护服，一边迈着微微的八字步走了过来。
       教授看了看她的手臂，说：“再打一针就好了。”
       “我不打，我再也不打针了。”
       “不打?那就让这个包继续鼓下去吧，发炎了，烂穿了，你不要怪我。”
       姐姐只好同意打。教授告诉她，是一种清热解毒的药物，打了很舒服，他自己就经常打，所以他从不感冒，而且没有蚊叮虫咬。针打下去没多久，姐姐就感到心里平静多了，人也困了，直想快点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即睡去。
       可包块还在那里，教授说，要把它消下去，还得继续用一阵子药。
       等包块终于消下去时，姐姐爱上了那种清热解毒的药物。
       外出讲学周游全国的日子终于到了。
       出发之前，教授把姐姐带到一个地方，他吩咐一个女人把姐姐好好打扮一番。姐姐从那个地方出来时，样子有点怪，那女人似乎决定用白色来打扮她，她给姐姐定做了一顶长长的软帽，以便将她瀑布一样的长发一根不漏地装在里面，衣服是一件既像浴衣又像工作服的袍子，脚上套着同色的既像袜子又像鞋子的东西。当姐姐穿上那身特制服装的时候，人人都说太好了，太适合她的身份了。姐姐在日记
       里写道：他们把我打扮成了一个活体标本。
       在人头济济的大型报告厅里，教授站在堆满鲜花的讲台边宣读论文，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教授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最最初级的阶段，对脑磁场的认识，简直还处在蒙昧阶段，大量的临床实验证明，人的额头其实是个无比精密的显像器官，这一点已经从五百例实验中得出结果；二是人的脑磁场跟视神经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桥梁，这一点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得到体现(教授读到这里的时候，照例要把姐姐拉出去展示一番，而这时，底下多半都会响起一片惊呼声，既是为她没有丝毫装饰的美丽，也是为她那人世间不可多见的奇特的眼睛)。
       教授的论文向人们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人类完全可以发明一种东西，暂且称它为“一号药剂”，疏通人脑磁场与视神经之间的某种关联，这样一来，人人皆能一眼看透他人的内心，世界上将再也没有阴谋，没有言不由衷，没有口是心非，世界将变得一片透明，人与人之间将变得如孩提时代一般天真而单纯，简言之，人类将消灭真相这个词，因为一切掩饰与遮盖都将无法存在，人类终将回到坦坦荡荡的初民状态。
       每当教授讲到这一前景时，底下总是要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此同时，镁光灯闪成一片，教授在骤然的大亮面前，笑容可掬，一再浅浅地鞠躬。
       姐姐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行走江湖式的讲学生涯，他像魔术师一样，随意抽取几名听众，让姐姐现场表演“人的脑磁场与视神经之间神奇的桥梁”。有一次，姐姐向他建议，不一定每次都要她现场向人展示那个“神奇的桥梁”，他们可以制作成录像。拿到会场播放一下就行。没想到教授勃然大怒，“你是不是坐了几次主席台，见到几次鲜花和掌声，就昏了头了?你要搞清楚，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是。”
       随着旅程的展开，姐姐所独有的“神奇的桥梁”逐渐声名远播，已经有几家地方电视台准备请她去做节目了。教授拦住了她。“现在还不是你抛头露面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从国外讲学回来。到那时请我们去做节目的，非中央电视台我们不去。”姐姐大吃一惊，“我们还要去国外?”教授不屑一顾地说：“很有可能呀，在国内弄出点影响来不算什么，必须到国际上弄出一点影响来，做学问就是这样。”
       姐姐摆出一脸崇敬的样子。她已决计在下一站出逃，那个地方她很熟悉，她知道怎么坐车回家。
       事情很凑巧，教授刚刚做完报告，就被一个自称是崇拜者的女教授缠上了。女教授很年轻，笑容也很灿烂，女教授抬起胳膊，轻轻一牵，教授就顺着她的指引，向离校不远的咖啡馆走去。
       那一刻，姐姐心里跳得像擂鼓一样。她强作镇定走出校门，来不及去宾馆拿自己的东西，就往火车站跑。
       可还在半路，姐姐就感到心里莫名其妙地焦灼起来，五脏六腑像被大火烧着了一样。她想，也许是渴了，就在路边买了一瓶冰镇矿泉水，才喝了一口，就不得不蹲在人行道上呻吟起来，冰凉的东西更加刺激了那种焦灼感，她感到火苗都蹿到口腔里来了。
       姐姐突然想起了教授给她注射的清热解毒针，此时此刻，那种清凉微刺的感觉，类似泡在凉水里的爽利感觉，她是多么需要它呀。
       姐姐不得不强撑着往回赶，当教授看到姐姐披头散发跌跌撞撞推开咖啡馆大门时，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公文包，掏出针剂，利索地给姐姐注射起来。
       五分钟后，姐姐恢复了神智，她重新梳了头，整理好衣服，她的神采又回来了。她问：“那个女教授呢?”
       “她早就走了。”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在这里等你。”
       姐姐什么也没说，她明白了，他用那种针剂控制了她。她无话可说，说了也没用，她得另想办法。
       她一言不发走到教授跟前去，机械地坐到他怀里。他顺手端起咖啡，递到姐姐嘴边，咖啡很烫，姐姐喝了一大口，把它含在嘴里，像含了一块燃烧的炭火，但比刚才五脏六腑被烧着的感觉要好上一百倍。
       教授想亲吻她，他把她的头往后扳，他刚一碰上她的下巴，咖啡就从她嘴里流了出来，教授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血呢。
       这天晚上，姐姐没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趿着拖鞋，来到教授的总统套房。
       后半夜，姐姐悄悄起床，提着教授的公文包，来到卫生间，她想看看他包里有没有葡萄糖之类的，她想用葡萄糖来换下他的清热解毒针剂，她仔仔细细翻了两遍，没有找到。也许得等到回去以后再作打算了。
       讲学旅程快要结束时，姐姐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在一所大学的报告厅里，教授兴致盎然地读着他的报告，中间，他慢慢转过身来，向身后穿着白色活体标本服的姐姐微微点头示意，姐姐慢慢站起身来，迈着标本特有的步伐，来到教授身边。
       一个参与者走上来。姐姐抬眼看去，不禁心里一惊，她什么也没看到。她眨了眨眼睛，集中意念，又看了一眼，还是老样子，年轻人光光溜溜的额头泛着滋润的光泽，除此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
       一阵惊慌从身体深处传过来。幸亏她懂得随机应变，再加上她已经有过好几场报告的经历，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什么也不想，一片空白，看你怎么办。
       总算勉强应付下来了，报告结束后，姐姐把教授拉到无人处，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不可能，五百例实验都没问题，怎么会……”
       “会不会是有人比教授更厉害，抢先研制出了掩藏真相的药剂?”
       “不可能，以后也许会有，但现在不可能。”
       “那……”一种狂喜涌上心头，姐姐尽量控制自己的表情，对教授说，“会不会跟你打的清热解毒针有关?我想起来了，好像真有这么回事，每次打过针后，我的视线就很模糊，我以为是正常反应，就没往这上头想。”
       姐姐从教授脸上看到了恐惧。“真的吗?不可能呀，怎么会这样?”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难堪，讲学不得不提前结束。教授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才理顺鼓鼓囊囊的行囊。一共是四个超大的行李箱，全是人家送给他的各种贵重礼物，还有一只公文包。她知道，那里面除了他讲学用的东西，还有一张银行卡，一路走来，那张卡上的金额像吹气球似的鼓涨起来。
       回来的当天深夜，教授把姐姐叫到实验室，怒气冲冲地对她进行全面检查。教授开始给姐姐打另一种针，当然，是用来消解前一种针剂的。他到底相信了姐姐的提醒，怀疑是清热解毒针把姐姐的眼睛弄坏了。
       五脏六腑被熊熊大火烧灼的感觉渐渐没有了。
       而姐姐的眼睛还是没有恢复过来，她再也不能从人家的额头上看到移动字幕一样的东西了。
       一个星期后，教授重新光临姐姐的房间。姐姐迎过去问：“我可以回家了吗?让我回家吧，我已经不能做实验了。”
       “你当然不能再做实验了，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实验价值，你现在跟常人无异。”
       姐姐一愣，接着说：“所以，请你现在就放我回家。”
       “我的项目还没有结题。”
       “你结不了题了，你的项目失败了。”
       教授一笑，“你真是个科盲，所谓结题，就是把一个研究项目按照既定方案做完，做出结果。你也不想想，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一个项目，我会让它结不
       了题?如果结不了题，我如何去申请下一个项目?”
       “要不这样，我秘密回家，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你继续做你的实验，可以吗?”
       教授对她的提议不屑一顾。他是来给姐姐送就餐券的，他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姐姐这一个月的餐券，一顿一张，不多不少，早餐是粉红色，中餐是绿色，晚餐是黄色，不记名票证，遗失不补。
       姐姐在那间灰白两色的小房间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长得她连时间概念都没有了，实验大楼有中央空调，这使她分不清季节，也不知道冷暖。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在厌世，我在四处流浪的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厌世，我厌恶自己，超过厌恶一条鼻涕虫。”
       直到有一天，教授再次推开她的房门，发现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而没有用完的就餐券，花花绿绿撒了一地。
       关于这一天，姐姐在日记里写道：“天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他面前哭起来，也许就因为他是我这些天唯一看到的活物，冲我而来的活物，我恨不得跳起来，扑进他的怀里，当然，这只是我刹那间的想法，事实上是，我流出几滴眼泪，他替我揩了，我说了声谢谢，如此而已。”
       我无法想象姐姐那天的样子，但我猜，她尽管脆弱，仍然不乏美感，甚至更能激起一个男人的保护欲，所以教授才会将她抱起来，一口气跑到医院里。
       姐姐醒过来后，教授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我的‘一号药剂’已经研制出来了，本来我想另外去找实验者，但我突然觉得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要尽快好起来，我们马上又要投入下一轮实验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眼睛恢复过来。”
       “我不要，我再也不要那样的眼睛了，我只想要一双普通的眼睛。”
       “为什么?在这个人人都想超乎常人之上的时代，你却要舍弃你的优势，变成一个常人?你不是这么傻的人吧?”
       “我不想靠我的眼睛来生活，我想靠我的脑子来生活。”
       “哧!亏你还在我的实验室待了这么久，如果没有眼睛输入信息，脑子怎么做出反应?说到底，眼睛才是关键。”
       “我想问你，实验成功了，意味着什么?你真的会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双那样的眼睛么?你真的会改变世界，让人类从此没有欺骗，让世界变得透明?”
       “理想状态是这样，我估计有个很长的过程，不过，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的生活率先得到改变。”
       “哪一部分人?出得起价钱的人?你的‘一号药剂’准备开价多少?”
       话说到这里，姐姐猛地清醒过来，教授正在策划一个罕见的阴谋，实验成功之后，他将获得巨大利益，而自己，正是他的帮凶，甚至是他策划这一阴谋的原始灵感。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养足精神，准备进行我们的下一轮实验。”
       姐姐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窗边轻轻飘起的蓝色窗帘提醒了她，她慢慢下床，走近窗边，向下一看，心里止不住一阵跳荡，病房在二楼，她完全可以从窗口缒下去呀，可惜没有这么长的绳子，实在不行，跳下去也可以，她知道房间的高度是三米多，两层楼也就六米多，从这个高度跳下去，应该不会出事。
       有了这个主意，姐姐反而镇定下来，她重新躺回床上去，乖乖地接受了护士小姐的例行检查，查体温，注射，量血压，派来的两个保安开始怀疑监视任务是不是个玩笑，一个瘦弱柔顺的女病人，有必要派他们两个男人来看住她吗?
       姐姐以换衣服的名义骗开了保安，跳下了楼。差一点就成功了。她本来准备以立定跳远的姿势跳下去，她知道有些家伙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他们跳得太被动了，如果以主动的姿态跳下去，很可能会安然无恙，何况这里只是二楼。无奈窗台过于窄小，姐姐刚刚在窗台上站定，就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完成起跳动作，可再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她担心自己会失去勇气，只好仓促起跳。几乎没觉得疼，姐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姐姐醒来后，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病房里。
       教授开始亲自陪夜。两人躺在各自的床上，望着天花板说话。
       “你在毁灭我，你正在一点一点地毁灭我。”
       “错，我是在成就你，我让你做了自己该做的，我帮助你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去你的使命，如果我不来这里，我会继续工作，会交朋友，会恋爱，会结婚，会烹调，会生儿育女，我每天会快快乐乐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
       “你又忘了你是为什么来找我了，你又忘了它带给你的烦恼和不快了，难道你是因为太快乐才来找我的?”
       姐姐开始哭泣，嘤嘤的哭声，时断时续，教授听了一会，从小床上坐起来，走过去，开始吻她。
       “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害自己了，我会好好保护你，将来某一天，我们俩的名字要排列在一起，就像居里夫人和镭，就像牛顿和苹果，就像伽利略和比萨斜塔。”
       姐姐推他，推不动，就抽出手来，啪地甩在他脸上。他愣在那里。良久，他摸摸自己的脸，回到了小床上。
       “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去掉你的名字好了。”
       姐姐最终还是逃了出来。教授急于让她出院，给她增加了每天一次理疗，她就在理疗的时候偷偷跑了出来。
       姐姐是在清晨到家的，她的样子很古怪，上身臃肿而笔直，看上去像个假人。那时我还不知道她身上有伤，我一把抱住她。“你怎么了?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姐姐疼得直抽冷气，心里却很高兴。“我再也看不见那些东西了，现在我跟你们一样了，我再也不是个异类了。”
       姐姐看了一会我床边那张小书桌，轻声问：“你真的开始搞翻译了?说实话，你真了不起。”
       “这是莫老师给我接的活，这本书已经翻译到结尾部分，是一部小说，翻译完了，莫老师答应找学校里那个写小说的语文老师帮我润润色。”
       正聊着，莫老师打电话来了，他告诉我，他今天没什么事，准备早上去店里看看，我可以迟点再过去。是的，我还在替莫老师看店。他说他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我更适合看店的人了。
       “你们怎么样了?”姐姐突然这样问我。
       “前不久，他跟他妻子刚刚复婚。”
       姐姐一再追问其中细节，我只得告诉她。
       也不知是谁走露了风声(我敢肯定不是莫老师)，姐姐去找教授治病没多久，很多人都知道了姐姐能看见人脑门上写字那件事，而且知道她这功能十分玄乎，有时准，有时不准，这岂不是害死人?一时间议论纷纷，个个都觉得受了侵害。莫老师的前妻，跑去跟苗苗对质，苗苗不耐烦地大声说：“老天，已经有好多人来问我这件事，莫老师当年要是瞧得上我，我怎么也不会离家出走。”感情丰富的财政局会计一听，当着苗苗的面就大声嚎哭起来。
       她一路哭着来到书店，莫老师不在店里，他到火车站接货去了，她又一路哭着赶往火车站。我不知道她那天到底找到莫老师没有，反正第二天，莫老师就一脸憔悴地对我说：“事情全乱套了，她非要跟我复婚，她说她错怪我了，她一定要把这错误纠正过来。我说错了就让它错下去吧，大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就各过各的吧，可她死活不答应，说是不能明明知道错了却不去改正，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活一辈子，不能一辈子都觉得欠了我的。她只管她自己，至于我，她是不管的，我想不想改正这个错误，是不
       是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她根本不予理睬，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私，自负，这样的人真讨厌。”
       她后来似乎怀疑是我在阻碍她跟莫老师的复合之路，天天下班后都跑到书店里来，开始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后来她终于不耐烦了，很多顾客在那里，她就冲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们根本不般配，他那么英俊，那么有气质，你呢?木头木脑，挂副眼镜，打扮到天上去，也不过是个中学生，他不会喜欢你的，他只是假装喜欢你，好让你尽心尽力帮他看店，他在对你施美男计。”这一套不行，又来软的，“你还是放手吧，我付给你青春损失费，你说，你要多少?”最后居然提到了姐姐。
       “都是你姐姐的错，要不是你姐姐，我们都不会有这场变故，你就当替你姐姐承担一些责任吧，事情做错了，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对不对?”
       紧接着校长也听说这件事情了，既然是冤案，他觉得有必要马上纠正过来，他已经快六十岁了，就要退休了，他可不想经他之手，以一个错误的罪名，毁掉一名老师，毁掉一个人的前程。他亲自跑到教育局，跑到人事局，做了许多疏通工作，然后才找到莫老师，他请求莫老师继续回去教书，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莫老师当即满口答应下来。至于书店，他让我先替他全权打理，也就是说，他当老板，我当经理。
       财政局会计跟着他的脚后跟追到学校去，他平反了，她觉得更有必要立刻复婚。老校长也对他说：“莫老师，为人师表，自己的生活一定要管理好，不可以当着学生的面三天两头吵架。”
       就这样，他们复婚了，据说复婚那天，那个财政局会计居然跑到电视台的“点歌台”去点歌，她点的是《化成灰了也要爱》。她能点这样的歌，真让我大吃一惊。
       这就是我的初恋，或者说是我的一场暗恋，还没得到回应就结束了。有时我感到一点隐隐约约的幸福，因为我听说，跟自己爱的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就像你得到了一个漂亮的馅饼，你注定无法一辈子保持它的完整，因为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把它吃下去，可当你真的把它吃下去了，你就失去它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已经是一件痛苦的事，更何况这痛苦是一口一口慢慢来的，有点像水滴石穿，还有点像凌迟。
       可是有一天，很晚了，莫老师突然在外面轻轻敲响我的窗户，隔着窗棂，他问我：“方圆，你吃晚饭了吗?”我说我吃了，他没吱声，站了一会，他没头没脑地说：“我觉得很羞耻。”他说完这话就走了。
       我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心里却翻腾着巨大的幸福，真的，不知为什么，我的确感到又幸福又平静。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再也不想那些事了，不想死去的母亲，不想坐牢的父亲，不想吉凶未卜的姐姐，也不想那些噩梦般的过去，什么都不想。除了替莫老师看店，就看我的英语书。我正在试着学习翻译。我喜欢这一切。
       姐姐听完这些，半晌没吱声，末了她问我：“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好饿。”
       很奇怪，姐姐到家第二天，就感觉身上的伤痊愈了，她找来小锯子，让我帮她锯掉石膏。她掀掉身上的最后一块石膏，在我脸上叭地亲了一口，就跑了出去。她说她要出去透透气。
       一直到晚上，姐姐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跌跌撞撞地回来。她一回来就哭了。“方圆，快给教授打电话，快，让他马上来接我，这里呆不得了。”
       原来，姐姐一出门就发现不对头，满街的人见了她就躲，就像她身上带着瘟疫，就像她是条毒蛇，她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退避三舍，万一来不及躲避，就以手遮额，或者拉低帽檐，总之，人人都在想尽办法，将自己的脑门遮挡起来。她走在街上，身边光光的，连老人们都躲在暗处斜睨着她，她感到自己如同站在审判台上。她有点不服气，她不相信整个长乐坪的人都会如此憎恶她，她试着走遍每一条街道和小巷，走了整整一天，所到之处莫不如此。只有一个人没有回避她，那个人是个盲人，他胸前挂着抽签用的小木盒，手上拿着根长长的竹棍，姐姐看到终于有个人迎着她走了过来，忍不住欣喜若狂，就站在那里没动，高兴地迎着他，哪想到那瞎子误会了她的意思，以为她是故意捣乱，想也没想，扬起手中的竹棍劈头抽了她一棍子。
       姐姐还是没有死心，到了傍晚，她又想起了一个下流的招数，她扯扯衣服，对着玻璃窗理理头发，站在路边向那些过路的男人抛起了媚眼，她不相信连他们也会对她退避三舍。结果，当他们凑近一看，发现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奇人时，一个个抱头鼠窜。
       一直走到天快黑时，她看见一个卖瓜的八九岁的小男孩，她蹲下来，友好地问他：“你这瓜甜不甜?”小男孩天真地说：“当然甜啦，三块钱一个，不甜不要钱。”难得遇上一个不躲避她的人，姐姐悲伤了一整天的心终于高兴起来，她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笑着掏出三块钱给他。小男孩也望着她笑，主动替她挑出一个瓜来，小心地装在袋子里，姐姐看也没看就提着走了。走了一程，姐姐饿了，等不及回家，决定先吃了瓜再说。她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那瓜原来是个烂瓜，底下有个已经腐掉的大洞，她想起买瓜时的情景，他有意挑了那个瓜给她，又小心地把袋子打了个结，他是担心那瓜会在袋子里翻身，她会发现那个破洞。姐姐站在那里，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居然被一个小孩子给骗了。她想起以前，如果她还能看得见脑门上的字，他岂能骗得过她?别说是一个烂瓜，一句假话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可我不想再寻死了，我已经死过很多回了，既然死不掉，那就得活，咬着牙活下去。”姐姐说完这话，就擦干了眼泪。我了解她，每当她擦干眼泪之时，就是一个新的主意诞生之时。
       第二天上午，教授的车刚一出现在门口，姐姐就飞扑过去。我在后面向她挥手。她却没有响应。
       姐姐穿上白色的实验服，开始乖乖地服用教授的“一号药剂”，一种看上去有点像啤酒的东西，当然，味道比啤酒怪得多，简直难以下咽。教授让她连服三个星期。
       服药的间隙，姐姐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有时会想起那个寿星教授的白山羊，那只会流泪，会大声抽噎的白山羊，姐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那只羊被培育了一颗人的心脏，还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慢慢变成了山羊?这个问题让她惊得坐了起来。
       可没多久，她就什么也不想了，从服药开始，她就被时轻时重的发热所控制，教授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正在锻造她，她正在获得新生。
       教授很尽责，常常通宵不睡，密切关注着姐姐的反应，并留下了记录。
       低热，头昏，嗜睡。
       高热，时有清醒，多梦，但无法复述梦境。
       高热，头顶却有清凉感，眼睛有异物感。
       高热，眼睛有灼热感。
       高热，昏迷，醒来无食欲。
       高热，呕吐。
       低热，眼睛有穿透效果，能看见人的血在皮下奔流。
       低热，眼睛有奇怪的穿透感。
       三个星期过后，姐姐并没有出现教授所希望的样子，相反，她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迹象，要么蒙头大睡，要么睁开鹰一般深邃的双眼，神态亢奋，胡话连篇。是的，她的眼睛有点变了，瞳孔变小，发黄，像一枚通体透亮的玛瑙珠子。
       
       实验失败了。教授经过一再检验，发现姐姐不但没能回到以前，反而呈现出某些智障患者和精神病人才有的征候。
       教授非常小心地把姐姐藏了两三个月，这中间不断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药物治疗，精神诱导，甚至催眠疗法，最后，他甚至想试试做爱这个最原始的办法，企图唤醒她的某些记忆，但他的骚扰把姐姐惹烦了，她突然一低头，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没办法，他只好找到了我。
       我决定去打官司，教授劝阻了我。他手上有姐姐跟他签定的合同，“自愿参与‘一号药剂’实验，自愿承担一切实验后果。”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教授一直不承认是他的药剂有问题，他说姐姐一直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像任何实验者一样，对服用的药剂有些担心，对实验结果信心不足，这种不良情绪正是导致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说：“黄教授，你对你的‘一号药剂’就这么有信心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实验?”
       教授眨了眨眼睛，“没有这个惯例。我很遗憾，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想要的。你放心，我们会尽量给她最好的治疗。”
       教授所谓最好的治疗，就是把姐姐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接受“专业”治疗。
       我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临走前我说：“教授，让你的药剂见鬼去吧，天下再也没有哪个傻瓜来替你做实验了。”他一笑，拍拍身边一沓表格说：“那可不一定，招募通知一发出去，申请书就像雪片般飞来了。你要知道，人人都想做个非凡者。”
       姐姐的行李也从那间灰白相间的小房间里拿出来了，包括她一天一天记下来的日记，我得把它们统统拿到精神病院里去，也许姐姐将在那里过完她的余生。当然，作为实验成本，这笔钱将在教授的基金里支付。
       十年过后，父亲出狱了。
       他费了些周折才找到家门。十年间，长乐坪的市容发生了很大改变，街道由原来的三条变成了九条，我们家从原来的陋巷变成了闹市中心的一片小小阴影。
       姐姐住在长乐坪精神病院里。前两年，我把她从教授安排的那个精神病院转到了这里，那地方太远了，不方便探视。现在，我每个星期都去看她，她好多了，除了身体比以前稍胖了些，她的模样几乎又回到了从前，医院的医生们也觉得她几乎康复了，再观察一阵就可以出院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没想到姐姐恐慌极了。
       “我不出院我不出院，我是病人，我要治病。”
       她一边说一边抓散头发，在医院门口的小花园里转起了圈圈。我拉住她，答应她不出院，她才安静下来。从这以后，每次见到我，她都要眼巴巴地求我：“我不出院哦，我不出院，我害怕。”我知道她在怕什么，她宁肯呆在医院里，也不愿看到这个让她无所适从的世界了，但她终归要走出这个地方的，除非她的病永远治不好。我故意拉下脸来，严肃地说：“不出院怎么行?人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所有的病人都要出院，都要出去健健康康地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的主治医生找到我，他有些疑惑。说姐姐的情况明明有了很大好转，谁知这段时间又加重了，他希望我这个家属能多来看看她，配合医院的治疗。我想，刚刚痊愈的姐姐可能又得了另一种精神病。
       这中间，李安生回来过一次，他的样子变了许多，他以前是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家伙，身上集中了洋气与野性两种味道，现在，他变得很黑，而且很瘦，也不爱说话。他手上拿着一叠报纸，打开一看，全是关于黄达教授和姐姐的报道，那时的姐姐，披着长长的鬈发，裹一袭怪模怪样的白袍子，像天外飞来的古怪精灵，完全不像现在，老老实实，憨憨厚厚，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也不动。
       我和李安生一起去看姐姐，姐姐那天状况不太好，医生不让她见家属。她坐在轮椅里，隔着铁栅栏，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我们身上。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姐姐依然是美丽的，她的头发很长很长，直垂腰际，她默然端坐，腰背挺直，像一具蜡像。医生说，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她过分安静，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扮雕像，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才有资格留下雕像。李安生久久地站在那里，我偷偷观察过一次，他并没有看姐姐，他看着脚前一米远的地方，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叫他，他不应，我得走了，莫老师还在书店里等我去换班呢。
       从劳改农场回来的父亲，样子变得有点迟钝，还多了一些坏脾气，动不动就冲人冷笑，还瞪眼睛。有一天，他瞪着眼睛问我，姐姐回来后为什么迟迟不去看他，我说了实话，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遭遇，姐姐的遭遇。他听了，咧了咧嘴，跌坐在椅子上。
       整整一天，他没有改变姿势，他不说话，也不吃饭。他面色黑里透黄，好像不是情绪的原因，而是生理的原因。
       说实话，父亲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自己应该去跟他说说话，跟他亲昵一些，甚至应该跟他抱头痛哭一番，可我做不到，我的身体不听我指挥。
       他的坏脾气一夜之间消失了，他突然变得谦卑起来，他做饭，洗衣服，清理衣柜和杂物，打扫卫生，还说要去找工作，挣点工资补贴家用。
       一天深夜，父亲在外间叫我的名字，他让我去找把斧子来。
       我把斧子递给他，他接过去，猛地一下劈在护墙板上，斧子牢牢地吃进木板里，他拽住手柄，用力一别，护墙板断了，与此同时，一把把用保鲜膜包着的钞票啪嗒啪嗒地掉了出来。
       就像凭空掉下一个炸雷，我瞪着那些钞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不看我，继续劈着护墙板，一把把憋闷已久的钞票欢叫着跳了出来。
       “这就是那五十万，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不惜毁灭自己，用十年牢狱替你们挣下的五十万。”(口当)的一声，父亲把斧子扔在地上，斧子的一角将地砖砍了一个小坑。
       他看也没看那些钞票一眼，径直去了自己当年的卧室。
       两个星期以后，父亲失踪了，连同他从护墙板里劈出来的那些钞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连张纸条都没给我留，他走前没有任何迹象，以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他兜了个大圈子，最终发现自己的计划只有自己理解，这对他来说，很容易产生虚无的感觉，他在极度的虚无感里消失了。
       长乐坪的商业开始出现兴盛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这里投资，他们在这里建厂，开店，盖房，一些单位开始兜底卖给外面来的有钱人，农机厂卖了，搪瓷厂卖了，自来水厂卖了，一个很有钱的外地人甚至买下了长乐坪历史最久教学质量最好的中学，这宗买卖让人议论纷纷，许多人都在说，这样下去，会不会连政府大院也卖了去?
       苗苗就是这个时候再次回到长乐坪来的。这一次，她形象大变，她烫着黄色的短发，化着浓妆，一坐下来，就从随身皮包里掏出细长的香烟。听说她的手上戴着好几只戒指，只要有人对她的戒指感兴趣，她就逐一讲解。这一只，是老公送的，这一只，是情人节礼物，这一只是我的最爱，因为它是我妈咪的婚戒。那些人就望着那只很新潮的戒指想，她妈咪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结婚的时候居然戴这种戒指。我想，她肯定不会当着我的面说起她妈咪的婚戒，因为我知道她妈，当年那个卖凉面的阿姨，我估计她不仅结婚的时候没有戒指，就是现在，恐怕也还没有戴上戒指。
       
       她在长乐坪开了个茶坊，既卖茶叶，也开茶馆，生意不大，架势很大。
       莫老师对她这次回来经商充满了不屑。“出去了又跑回来，没出息。要是我，出去了就永不回来，好马不吃回头草。”她的作风他也有所耳闻，他似乎有点不安，“她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不会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刺激吧?”他叮嘱我，“这种人最好离她远点。”
       莫老师的书店还在营业，我也还在那里当着店员，自从莫老师重新回到学校后，书店的业务越发稳定了，书店成了许多学校的参考书指定购买地点，后来又成了职称考试方面的定点书店，这是莫老师妻子的功劳，她办起事来很有魄力，这一点，从她的复婚就可以看出来。她对我的态度有点奇怪，按常理，她完全可以将我辞退，但她没有，而且给我的工资还比较可观。她每天都到书店来取货款，鉴于书店蒸蒸日上的业务，她这个不爱打扮的人也使上了口红。她张开玫红色的大嘴，旁若无人地抒发自己的感伤，“真是祸福相倚啊，要不是你姐姐给我们惹下那场祸事，怎么可能有今天!”要不就说：“你姐姐现在怎么样?等我忙完这阵，我想去精神病院看看她，聊天对她有好处。”事实上，她一次也没有去过，连莫老师都说，别听她的，她不会去的。我觉得她之所以把我留在那里，完全是为了三天两头刺激刺激我。也许她自认为在对我实施精神虐待，但她这套对我一点效用都没有，我待在自己喜欢待的地方，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感到充实而幸福。是的，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人还是莫老师，最喜欢的地方还是他的书店。这正好让我和莫老师的妻子相安无事，各得其所。
       有一天，苗苗到书店里来了，那天正好莫老师也在。她跟我打了个招呼，就挤到正在看报纸的莫老师身边。
       “莫老师，我是专程过来看你的，听说你现在又回到学校去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啊，你……不客气，你还好吗?”
       “莫老师，我有个主意，你把书店交给我来替你照顾好了，你专心去教书。”
       “不麻烦你了，方圆替我照看得挺好。”
       “莫老师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要替你看店，我是要你把书店……卖给我。”
       “卖?我暂时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再说你不是有自己的茶坊吗?”
       “想想吧莫老师，专心一意教你的书多好，就当是给你这个没出息的学生一口饭吃，这个学生虽然没出息，但她还是很听话的是不是?想想当年，你怎么说……”
       “好了好了，我这里有顾客呢，我们找时间到别处去谈。”
       “哪有顾客呀，不就方圆一个人吗?难道你是怕方圆听见?”
       苗苗边说边走了过来，亲热地搂了我一把，又很特别地看了莫老师一眼，这才蹬着高跟鞋走了出去。
       我开始回忆她刚才看莫老师的眼神，似乎很冷，又似乎很热，总之，完全不像一个学生对老师的眼神，她是在勾引他吗?还是他们以前有过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莫老师轻轻碰了碰我，“在想什么?”我茫然地摇头。
       “这种人，别理她，没想到她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了。”
       苗苗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来呆的时间都不长，很快就被莫老师打发走了。“想打我书店的主意，没门儿!”莫老师望着她的背影，咬牙切齿。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她怎么敢打这种主意，她凭什么有这种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苗苗就来得少了，但有一天，街上突然传来消息，说莫老师在外面跟人打架了。具体跟谁，打得怎样，结果如何，一时又没人说得清楚。隔了一天，莫老师到书店来，我注意到，他脸上有两道隐隐约约的血印子，一边颧骨有些青紫。见我盯着他看，他这样解释：
       “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墙了。”
       看来他不愿告诉我打架的事，我只好装作不知。
       又过了一段时间，莫老师垂头丧气地来到书店，一进门就说：“方圆，这个周末关门盘存吧。”我看了一眼日历，周末既不是节假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要关门盘存呢?
       莫老师接着说：“我不干了，我的确忙不过来，我把书店转让给苗苗了。”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的声音害羞似的低了下去。
       “转让给她?什么价?”
       莫老师急速转身，面向书架，他抬手在书脊上摸了一阵，突然匆匆出了门。我总觉得不对劲，刚才莫老师转身面向书架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圈似乎是红的。
       苗苗当天下午就过来了，见她洋洋自得的样子，我有点没好气。“你来干什么?这书店现在还是莫老师的。”
       “是，我知道，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拥有一间书店是什么感觉。”在书店转了一圈后，她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方圆，你肯定听莫老师说过了吧，书店成了我的，你还愿意跟我干吗?”
       “不愿意。”
       “为什么?”她居然笑了起来。
       “莫老师多少钱卖给你的?”
       “他没告诉你吗?他要是没告诉你，我也就不敢告诉你了，我答应了替他保密的。”
       书店就这样转让了，苗苗来接手的那天，我回了家，我不想给她看店，当然，她也没想聘我。
       我呆在家里，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在那个书店前前后后干了近十年，有时我感觉它不是莫老师的书店，而是我自己的书店，我每天呆在那里，从早到晚，在那里吃两顿饭，收银台下面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我的洗脸毛巾，梳子，小镜子，擦眼镜布，还有一个透明的小盒子，里面偶尔会放一点零食，我感觉那里是我的另一个家，现在，那个家没有了，我有种荒唐的家破人亡的感觉。
       我走之前，莫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回去以后，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他经常向我流露这种意思，说穿了就是希望我找个男人，把自己嫁出去。但他从不说穿，惟有一次，那时姐姐还在教授那里做实验，他一不小心把话说破了，“其实男人并不真的在乎那些事，男人在乎的是心，只要你真心对他，他会感觉到的。”
       但我已经习惯了眼前的生活，我找到了一家缝纫店定做服装，满意极了。我给自己设计了一款长裙，直线条，小翻领，腰身很松，无论冬夏，我只穿这一种款式，夏天我穿宝蓝色，浅灰色，墨绿色，随着气温的变化，我穿两条长裙，三条长裙，到了冬天，我穿四条长裙，非常暖和，无论里面怎么穿，最外面的长裙不外乎是黑色，深灰色，藏蓝色，咖啡色。碰上一些喜庆的场合，比如书店周年庆，或者我自己的生日，我会换上那件深红色的长裙。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的长裙是寡妇裙。我装着没听见，我早已决定不跟任何人吵架，不考虑任何跟书店不相干的事情。
       我望着这些长裙想，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呢?我靠什么为生呢?靠什么去挣点钱给姐姐送营养品呢?我这才发现，除了书店，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想去，也不敢去，因为所有的地方都是陌生的，所有的目光都是陌生的。
       有一天，莫老师的爱人突然找到家里来，她要我几月几日替她出庭作证，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她把苗苗给告了，原因是“侵吞他人财产”。她说完就走，我追出去问她我要说些什么，她回过头来很凶地说：“说真话，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开庭前一天，她又气喘吁吁地找到了我，叫我不要去了，她撤诉了，她要跟苗苗私了。
       
       我想见莫老师，我想问问他，他们家跟苗苗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我无法见到他，我不敢去敲他家门，他也没到我这里来过。
       我又去医院看姐姐。保温桶里装着她最爱吃的几样小菜。姐姐不在她的病室，护士告诉我，一个男人把她带了出去。顺着她的手指，我看见莫老师和姐姐正坐在小花园的长椅上。
       暖风柔柔，绿草茵茵。他们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
       只有莫老师一个人在说话，姐姐闭着眼，抬起脸，微微笑着，不知是在享受春天的阳光，还是对莫老师说出的话表示赞许。
       “方兵，我又一无所有了，苗苗拿走了我的书店，而我不得不乖乖地给她，是的，我被她要挟了，我不得不满足她的要求，否则，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书店，恐怕还有教师资格证。”
       姐姐撩了下掉下来的散发，没什么反应。
       “方兵，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我一再否认，但那只是一个坚强的谎言，其实你的眼睛没有看错，我跟苗苗的确有过一些事，但那是有原因的，有一天，苗苗来跟我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她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人，想跟他断绝关系，但他不依，还扬言要破她的相，她想让我帮她一个忙。我想，她能把自己的隐私告诉我，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何况她是向我求助，身为老师，我有责任出手相救。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她父母都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刻意安排的，她父母去了外地，当天不会回来。她让我等一等，说那个小伙子很快就到，她要我一定跟他好好谈一谈，争取促成他们和平分手。她向我讲他们的恋爱经历，她说他有些怪异的举动，开始她挺喜欢，后来就有些害怕了，他抽烟喝酒，喝醉了就打她，还拿烟头烫她的手臂。她把袖子捋上去给我看，小臂上的确有好几个烟头烫出来的疤，她说身上还有，她背向我，捋起上衣，后背上果然也有。我正在惊讶，哪知她捋着衣服一转身，正面对着我，一对乳房赫然出现在我眼前，上面尽是牙咬过的痕迹。她哭了起来，撕心裂肺的哭，她的哭声让我赶走了窘迫，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她是我的学生，她是个弱者，而且她还是个孩子，不错，是挺大的一个孩子。于是，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来给她安慰，二来可消除自己的难为情……
       “唉，我要是不抱她一下就好了，我不碰她，就什么事也没有，一切都不会发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当我再有机会跟女孩子同处一室的时候，我再三告诫自己，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千万别去碰她的身体，身体是一种危险品，一触即发。”
       “就在那天晚上，我跟苗苗糊里糊涂就滚到一起去了，你知道吗?事后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很不是滋味，她说莫老师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暗恋你整整一年了。我没想到自己身为师长，竟被一个小姑娘算计了。但她发誓，她说她不会把我们的事说出去。我问她会不会出事，我指的是怀孕，她也说不要紧，反正她有男朋友，万一出事，她会说是他的。后来我又被她请去过一次，理由是她要转学了，她要到外地读书去了，我想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担心会惹出麻烦了，就去了她家。哪知她还是在撒谎，她根本就没有转学的打算。我很生气，可又不敢有过分的表示，我怕她告发我。真没想到，堂堂一个男子汉，竟被一个小姑娘控制住了。她被发现怀孕以后，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从跟她的交谈来看，她跟那个有虐待欲的男友并没有断绝关系，我找到她，提出赔偿她损失，前提是无论如何都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她答应了，但她不要我赔偿什么损失，她说她是自愿的，因为她爱我。还叫我不要担心，她自己会想办法的。后来你们就都知道了，她弄了个投水自杀的假象，连我都被她骗了，我以为她真的自杀了。说来惭愧，那时我真松了一口气。”
       姐姐打了个呵欠，眯起眼睛看了看太阳，抬起手来揉眼睛。
       “方兵，我来是要告诉你，当初，我隐瞒了事实真相，现在，我遭到了报应。其实苗苗一回来我就有预感，一看到她那副样子我就知道，我要倒霉了。当初我给她赔偿她不要，现在却向我伸出手来了，她要我把书店给她，毫无保留完完全全地给她，不然她就公开当年的秘密，让我这个老师当不成。她完全不是当年那个苗苗了，她现在简直就是个流氓，是个无赖，是个强盗。”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只能忍气吞声把书店给她，万般无奈之下，我把这些事情都对我爱人讲了，她也觉得只能这样做了，幸亏她是个顾大局的人，她决定先不离婚，等孩子中学念完了再跟我离。”
       姐姐勾着头，轻轻打起了呼噜。莫老师长久地看着姐姐，他摸了摸她的发梢，叹了口气。
       “方兵，把这些都说出来，我感觉好多了。”
       我轻轻往后退了几步，隐到一丛女贞树后面。莫老师站起身来，扯扯衣服，向大门走去。我赶紧跑过去，姐姐醒了，正望着某个地方，怔怔地出神。
       “你来了?”姐姐笑着向我打招呼，她看上去很不错，气色也很好，我打开保温桶，她的笑容更好看了。
       “姐，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护士说一个男人来看你来了。”
       “没有，除了你，没人来看我。她们肯定搞错了。”
       又过了一年。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急件，地址十分陌生，是外省一个村里的地址，寄信人一栏却写着“方兵圆希望小学”。展开一看，内容如下：父将死，速来!
       他终于有下落了。
       我查了下大地图，又查了各省市地图，算了一下，从长乐坪到方兵圆希望小学，加起来有两千多里路。来不及多想，我赶紧去了趟医院。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拉上姐姐就要走。
       她一副撒娇的腔调，“我不出院不出院，我是病人，你欺负病人，羞羞羞!”
       “别闹了，他快死了。这所学校好像跟我们两个的名字有关。”我把信掏出来，她瞄了一眼，眼睛倏地亮了。
       三天后，我们见到了方兵圆希望小学，三栋新建的瓦房呈八字形，坐落在倚山而建的小镇上。镇子很小，连油渣路都没有，两排简陋的房屋夹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黄土路，它的历史还只有五六年，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白天，各家各户只有女人和小孩，到了晚上，山上突然长出来一些黑乎乎的人，拖着慢腾腾的步子，来到镇上，很快就被各家各户吸纳进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这里是有名的产煤区。他们开始是一个人来的，后来，他们的老婆孩子也从很远的地方赶了过来，老婆在镇上做后勤，孩子就像山坡上散放的羊一样等着长大，长大了就跟父亲一起下到地底下去。方兵圆希望小学将他们一个一个从山坡上收拢来，赶进教室，大大小小一共是三十五个。
       校长兼任课老师姓李，全校就他一个老师。稍稍歇息了一下，他就带我们去见父亲。
       父亲躺在镇上一个小诊所里，他得了肝癌。他消瘦得厉害，发黄的白棉布被单底下，他的身体像消失了一样。看到我们，他一动不动，过了好久，两颗泪水从他深陷的眼眶里流了出来。
       李老师充满敬意地告诉我们，方老师太高尚了，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拿出来，在这里建了所希望小学。
       他告诉我们，有一天，煤矿来了个奇怪的人，他跟我们一起去挖煤，他挖起煤来比谁都卖力，却不要工钱，挖了三个多月，他挖不动了，他的身体出了毛
       病，在他养病期间，他接触到了那些矿工的孩子，他发现好多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萌生了办一所学校的想法。我们都劝他，别傻了，赚点血汗钱不容易。可他却说，除了自己的吃穿用，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钱，钱越多，人越贪，人越贪，钱越脏。“我是他从矿工中间选拔出来的，”李老师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标准，反正他就选中了我一个。”
       李老师匆匆赶回学校去了，三十五个孩子还在学校里等着他。
       我们坐在父亲身边。他吃力地说：“一共是五十万，建校用了二十九万，还有二十一万，留在学校的账面上，我考察过，李老师是个可靠的人，我在当地银行也聘了个财务监督，以后在财务开支上应该不会有问题。”他说话有点困难，被子急剧地起伏着，见此情景，我们谁也不说话，以免他太吃力。
       他闭上眼睛喘息。我握着他的一只手，十年的劳改，还有三个多月的井下挖煤生涯，他的手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原来他的手，白净，修长，敏捷，曾经让母亲自卑。姐姐也握着他的另一只手。
       “原谅我!原谅我!”棉被一阵剧烈的起伏，接着，他大声嚎啕起来。
       当晚，他走了。
       我们将他埋在方兵圆希望小学的旁边。
       我说：“我不想走了。”
       我托运的行李一个月后才会到，它们是五大纸箱书籍和学习用品。出发之前，当我看到方兵圆希望小学这个名字时，我就知道，我可能不会回去了。
       姐姐说：“我本来是想留下来的，但我得去一个地方，李安生在那里等我。”
       姐姐说出一个地名，我不太熟悉那里，但我知道，那里离长乐坪挺远的。姐姐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的这次迁移，虽说酝酿已久，但全是李安生一个人在拿主意，他已经先期到达那里，搞妥了工作，也搞妥了房子，只等姐姐进去当女主人了。
       真是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但仔细想想，也顺理成章，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李安生每年四月八日都会给她写一封信，这当中，李安生当学徒，当小师傅，当大师傅，帮助姐姐出逃，到后来，辞去工作，只身南下，挂着个牌子四处寻找姐姐，其实他这小半辈子，根本就是为姐姐而活的。姐姐笑着向我复述李安生的原话，“一开始，我恨你恨得眼冒金星，后来，鬼晓得怎么回事，我发现自己有点爱上你了。”
       姐姐跟李安生结婚的时候，我没能赶回去，因为学校没人代课。姐姐后来给我写了封信来，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回夫家看望公公的时候，顺便去了一趟长乐坪我们的老家，她说她无意中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人。
       “你肯定猜不到，竟然是黄达，那个大科学家。”
       “你更加猜不到的是，他是从那个小巷子里出来的，毫无疑问，他去了那个地方，就是当年母亲带我去看病的那个地方，据说那个黑屋里的太婆已经有九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