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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文史学界，尚永亮教授是以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而知名的，15年前他就已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10年后他又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原有研究并推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经过10多年的思考和积累，最近又隆重推出由他主撰的50余万言的煌煌巨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文简称尚著)，这是作者对自己多年研究所作的进一步理论提升，也是对唐五代贬谪文化史和贬谪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更是对古代贬谪文化体系进行的一次再建构和新阐释。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因为阐释主体的视角不同，使得学术研究的阐释方式也有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理论建构与历史还原的差异。对于国学研究亦即传统文史研究而言，其主要表现是理论建构与历史还原的不同，一般认为还原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做法，但绝对的还原历史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任何研究主体都不会脱离自己的生活语境，对前代的文化进行绝对客观的还原，也就是说他不可避免地要用自己时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他的所谓“还原”其实质还是一种当代意义的阐释。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做法是：通过历史的还原来建构理论，而不是以先念的理论构架去肢解历史。尚著正为这一做法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范本，它通过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建构起古代贬谪文化的理论体系。
       何谓贬谪文化?在一般学者印象中应该是指封建时代各朝各代大量存在的贬官逐臣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但这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所指是什么?也就是说贬谪文化从理论角度而言，应该有哪几个层面的内涵?尚著首先从“贬谪”的义界说起，然后从制度、逐臣、贬谪文学三个层面分析了唐五代的贬谪文化，清晰地还原了唐五代贬谪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制度看，尽管唐五代贬谪典章制度尚欠完整详备，然而，无论是就贬谪对象言，还是就贬谪的实施方式言，它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逐臣看，作者通过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将其分归为左降官、量移官、流入等几种类型，并对节度、刺史、东都分司官是否应该纳入贬谪的范围作了令人信服的辨析；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对逐臣的贬所环境和被逐前后心态的变化进行了鞭辟人里的分析，在第一编第二章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方是文人贬官的首选之地，而岭南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则是贬官最集中的地区。在唐五代时期，这些地方大多是文化蛮荒之地，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从而必然会给逐臣们带来肉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磨难，这一点在第四编第二章分析元和逐臣的生命沉沦时交待得非常清楚，那么唐五代逐臣在被贬前后有什么样的心态变化?从第二编到第五编，分别对初唐神龙逐臣、盛唐荆湘逐臣、中唐元和逐臣以及晚唐乱离逐臣的心态变化作了交待，但以第四编对元和逐臣贬后心态之变化过程的分析最为精彩，作者指出：在被贬前，他们积极参政、锐意革新，直言强谏，大呼猛进，但接踵而来的贬谪把他们抛上了万死投荒的路途，其生命形态由外扩转向内敛，由昂扬向上转向沉沦低落——先是被驱上路，接着是到达贬所后所面临的各种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最后是长期不能量移而困处贬所而生成的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的被荒废感，这一心理分析，不但深刻透辟，而且令人心悸!作者认为：贬谪不仅改变了唐五代文人的生活，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神龙逐臣诗歌题材的扩展与情感的深化，荆湘逐臣贬谪后诗歌艺术的创新以及诗歌理论的开拓与成熟。而就唐五代贬谪文学的内在特点而言，则无论是初盛唐的贬谪文学，还是具有典型性的元和贬谪文学，其在主题的表达、意象的选择、艺术表现形式的运用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主题上多表现流离贬所的去国之思和浓郁强烈的怀归之情；意象的选择则多南方风物，或托物抒怀，或写景排忧；艺术风格上则普遍地表现出浓郁的悲伤色彩。
       综观尚著，作者以中唐元和贬谪文学研究为中心，除了展开横向的理论建构，还进行纵向的历史拓展，上起初唐神龙逐臣，下至晚唐乱离逐臣，并对极具特点的逐臣别诗予以集中论述，从而形成一部完整而别具特色的唐五代贬谪文学史。
       作者认为，初唐贬谪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峤、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虽然他们在人格上或有失节可议之处，甚至因人格缺憾而造成其诗风骨不振，但在其贬后诗文中同样表达了无罪被贬的激愤怨嗟，这也是一种原初的不加掩饰的真率情感，值得认真研究，而不宜因人废言。这种对于初唐逐臣及其贬谪文学的分析，一改过去从律诗成熟视角、宫廷诗人视角分析初唐诗歌的做法，而是从逐臣身分及其对贬谪文学贡献的角度重新审视其文学史地位，对初唐诗歌史或曰文学史进行了新的书写。而谈到盛唐文学，传统文学史视野里唱重头戏的是王维、孟浩然，是高适、岑参，是李白、杜甫，但在贬谪文学的视野里，张说、张九龄、王昌龄、贾至等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角，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盛唐气象之外荆湘逐臣的孤直情怀和骚怨气格，而这一贬谪群体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坚守的乐观豁达既带有盛唐士子特有的精神风貌，又为盛唐诗歌增添了一种新的质素，也为唐五代贬谪文学的发展别开生面。“他们身处逆境，却一直保持着对盛世明主的希望，保持着自强不息的热情。”就此而言，研究荆湘逐臣的诗歌创作，不但要看到其为唐代贬谪文学提供的新质，为盛唐诗歌的研究提供的新视角，而且也要认识盛唐精神所展现的多元化形态，这也是作者为我们还原出来的盛唐诗坛的原始风貌。对于中唐元和逐臣，作者先是着力揭示其心态的变化过程，然后进一步探讨其文学创作中悲伤意绪的成因及表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驻足于对艺术表现方式的现象描述，而是试图从元和逐臣的文学创作中紬绎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创作规律。比如，由内而外的直接抒情方式，对政敌猛烈鞭挞的寓言方式，将强烈孤愤纳入饱经沧桑的悲凉心境去审视社会、解悟人生的理性认知方式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的理论研究，即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就曾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有“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文学”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学术界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对后者的研究却是极度的不够，因为这样的研究必须充分熟悉并准确地把握文学文本，而尚永亮教授正在这一方面做出可贵的探索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对于晚唐乱离逐臣及其诗歌创作，作者不但揭示了晚唐逐臣政治边缘化的特点，而且描述了贬谪文学在晚唐走向衰退的趋向，分析了贬谪文学在晚唐走向衰退的原因，从而为唐五代贬谪文学史的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史或曰文学史的书写进行了解构，展示的是一部完整而深刻的唐五代贬谪文学史。
       我觉得尚永亮教授新著在新方法运用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将数据统计法引进到人文科学特别是传统国学研究上，在第一编第二章，作者分别对各朝之贬官、贬官之时期与地域分布、文人逐臣之时空分布作了数据统计，这些数据统计库以大量的唐五代文献史料为依托，其精神则与传统国学强调治学要竭泽而渔的态度相吻合，其得出结论自然是可信的，甚至是无法动摇的。比如他通过总结统计结果发现，中唐是贬官最繁盛的时期，而南方则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
       区，这一结果就很符合历史实际，也印证了后面对唐五代贬谪文学史的定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其实，如果认真通读《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作者是以饱满之情感和同情之态度去接触研究对象的，他对唐五代贬官之命运的关注，对不同时期逐臣之心态的分析，仿佛是走进了古人的世界，为他们的不幸遭贬而叹息，为他们的悲剧命运而扼腕，甚至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台发出愤怒的呼号!如第四编第一章谈到二王八司马事件时作者这样说道：“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这样一些‘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志节之士，在骂声中走向贬所，万死投荒，他们该是何等的痛苦!而后人不明就里，不辨真伪，竟让此不实罪名留在他们身上千年之久，这又是何等的残酷!”像这样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的句子为数不少，这说明作者并不只是一位只问数据统计而不重情感体验的“统计师”。更能说明作者重视情感体验的还有他对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在分析柳宗元《囚山赋》表达的被拘囚感时是这样说的：“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但是，作者却不放任自己的情感，往往会在适当的时候抽身而出，对人物的命运、对作品的内蕴作理性的分析，真正做到了“人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好像是一位表现技艺高超的戏剧演员既能进入角色又能跳出角色。作者非常注意多方吸纳并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引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气候、环境、风俗等角度分析贬所环境的恶劣给逐臣造成的肉体与心灵的伤害；借助西方学者的理论分析唐五代贬官逐臣的心态及创作风格；等等。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唯方法而方法，而是把方法作为分析问题的手段或工具，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清人刘子春有言：“作者之意，在一时一事，时事在当代，又不必尽人而合之也。”笔者以自己的知识结构去读解《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自然不能完全契合尚永亮教授的原初意图，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建构和解释为读者打开一扇进入《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的大门，让更多的读者进入“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的世界，通过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与尚永亮教授一起重写唐五代贬谪文化史，进一步开拓和丰富“中国古代贬谪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