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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拜读冯天瑜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作为一名文化史专业的研究生，对文化讨论中的诸多问题充满兴趣而又疑惑不解，《中华元典精神》在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中外文化交互关系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其后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因职业的缘故，我也接触到不少不同价值取向、各种流派风格的学术论著，在开阔视野、丰富知识的同时，也因此增添了新的困惑。诸如，如何认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如何评价日新月异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什么才是值得提倡的历史研究方法?等等。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本着“弘扬学术，关怀人生”的出版精神，启动“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名家学术”出版工程。在编辑冯先生“史学五种”的过程中，再次拜读了《中华元典精神》。叹服之余，愿将重读的感想诉诸笔端。
       历史研究的视野常常用时空概念来度量，于是围绕着研究时空的长短、大小产生出不同的“流派”和与之相伴的争议。如长时段研究、区域性考察、个案剖析等，被人为地标明为“宏观”与“微观”研究。其实，宏与微、长与短都是相对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基因全息地包含了一个有机体的各种特性，用一个细胞可以克隆出整个生物个体。另一方面，如果把46亿年的地球史浓缩为一天的24小时，那么人类的历史只有不到1秒的时间，还不到简单、低级生物历史的几十万分之一。尽管学科不同，却也不无启发。在相对短暂的地质年代里，物质的特性会保持相对的稳定。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日耳曼人等这些遗传至今的人类，犹如人类历史早期播撒在世界各地的几粒种子，虽然都生长出大致相似的外形，却因种子的特质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体格、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生活方式……诸种差异综合在一起，形成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特性。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却很难阐明其内里的原因。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以适当的方法追寻人类社会运行的历史轨迹，揭示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的特征，以及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所在。显然，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时段的长短和地域大小的选择与正确结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从源头上追寻——找到最接近“种子”及其生根发芽时代的历史纪录，并破译这些记录所包含的信息，也许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中华元典精神》正是透过各民族的原始典籍，找到了破译各文明生成密码的一条门径：透过《吠陀》去了解印度人，透过《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去了解希腊人，透过《圣经》去了解基督徒，透过《古兰经》去了解穆斯林……这些典籍的创制时代距我们已相当遥远，却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的演进。冯先生将那些凝聚着中国人灵魂、堪称中华文化标志的典籍定义为“中华元典”，“元”代表万物所系的根本和本原，“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等意蕴，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始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诚如书中所言，元典的创生期相当于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一个民族的原创性精神首次得以系统地整理所形成的典籍，珍藏着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其间既保有氏族制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陈列着初级文明时代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与观念形态，在以后的社会演变中，它们又得到多角度的诠释，其意义被发掘和阐扬，最终定格为被社会所遵奉的典籍。因此，对元典符号编码的破译、对元典精神的把握，是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明、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和纲领。正由于抓住了“中华元典精神”这个纲，作者得以在书中从容地演绎中国文化“生成”和“转型”的历史，从晚周述及晚清而不觉时间的跨越；从中原论及四夷、从中国言及海外，而不觉空间的阻隔。能够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融通古今中外，究其缘由，当源于他对中华元典精神的深刻领会和把握。
       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学，已成中外史家的基本共识。可是，一方面，似乎“当所有的材料被发现、被考订和被按序整理后，历史就被写成了”。另一方面，不同的学者面对同样的史料却会作出不同的描述、甚至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相信受这种二难局面困惑的人不在少数。显然，研究者主观的作用被低估了。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说过，“没有史实的历史学家将失去立足点，无用武之地。而失去历史学家的事实是僵死和无意义的。”史家和史实其实都是特定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们都要受到人类文化经历和自身心理的制约。历史是史学工作者收集和考证史料的科学试验，它更是历史学家搭积木的“游戏”。因为静止的史料自身并不会说话，只有经过历史学家的手，将它们像积木一样一块块地摆在一起，拼成各种图形时，它们才会有意义。在对某一民族、某个国家或地区历史的研究中，掌握和领悟该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元典应是非常必要的，这种领悟与研究者的史料解读能力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可以称得上是某民族、某国家或地区历史学家的，应该是对该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元典了如指掌和心领神会的人。这也许正是冯天瑜先生著作的生命力所在。在当下某些断代史的研究中，被冯先生称为中华元典的典籍常被归人先秦史料的范畴当中，似乎只有治先秦史的学者才需要阅读这些史料，而对其它断代研究的学者而言，似乎用不着系统阅读这些文化元典，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当前中国史研究中另一种流行的话语是对从异域引进的五彩缤纷的史学理论方法的迷恋和推崇。这种状况也许就是陈支平先生所说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洋人情节”的延续和放大。诚如陈支平先生所言：“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对于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执著迷恋，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所引发的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疑虑和缺乏自信心。自信心的衰弱，必然导致对于强势文化的崇拜心理。”在承认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科学进步的巨大借鉴和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也常想那些“热衷于引进、做作，甚至炒作西方洋人理论的学者”，在他们的心理上“是否仍然有着浓厚的崇洋尊外与借洋吓人的意识在里面”?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不理解中华元典，或者说其研究没有浸润对中华元典精神的体悟，仅仅靠从以其它文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式或分析框架中套取概念、话语，他的研究成果会有多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华元典博大精深，而冯天瑜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则是一部有关中华元典的综论和引路之作，无论是对于历史学专业研究者，还是对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的爱好者而言，《中华元典精神>>都不失为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著作。冯天瑜先生将他这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著作比作皮克马利翁的伽拉忒亚，只要读者如冯先生所说的那样，用维纳斯的心态来反复阅读和体悟，一定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世界里获得美的享受。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