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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世纪章回小说蕴含着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地域文化因素。其一，就小说创作题材来说，北方章回小说类型的主要代表是儿女英雄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南方则多为狭邪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其二，在章回小说的地域差异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思想内涵，诠释着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发展轨迹。其三，19世纪中后期，章回小说有南北合流的趋势。
       [关键词]19世纪；地域差异；思想内涵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619-04
       19世纪章回小说蕴含着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地域文化因素。其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就小说创作题材来说，“北人小说，动言侠义；而出于南人者，则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约”。具体来说，此期北方的章回小说类型主要代表是儿女英雄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南方则多为狭邪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其二，在章回小说的地域差异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思想内涵，诠释着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发展轨迹。其三，19世纪中后期，章回小说有南北合流的趋势。南方受北方《三侠五义》的影响，嗜侠好义风气渐起；反之，北方小说创作中也出现了反映才子优伶缠绵的《品花宝鉴》等。
       一、19世纪章回小说的南北比较
       为了清晰地勾勒出19世纪章回小说的地域性特征，我们有必要从主要特征及其地域差异对此期南方的章回小说与北方的章回小说进行一番比较：
       南方章回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1)此期南方章回小说创作处于繁荣期，基本可以确定的作品有89部，在整个19世纪章回小说创作中占据着绝大多数。(2)此期章回小说以人情小说(含才子佳人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含英雄传奇)为主。具体来说，此期章回小说主要分为两个时段，前一时段(1801—1840)主要包括蕴含强烈劝善意味的道德小说与宣扬才子佳人大团圆模式的才子佳人类小说，如《痴人福》、《雷峰塔奇传》、《警富新书》、《清风闸》、《五美缘》、《载阳堂意外缘》、《风月鉴》等；后一时段(1841—1900)小说题材多样，反映劝善惩恶观念的道德小说创作势头依然强劲，如《明月台》、《狐狸缘全传》、《杀子报》等，而历史说部类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也占有较大比重。如历史说部类的《北魏奇史闺孝烈传》、《永庆升平后传》、《平金川全传》、《林文忠公中西战记》、《中东大战演义》等，狭邪小说类的《风月梦》、《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等，侠义公案小说类的《七侠五义》、《武则天四大奇书>>、《施公案后传》、《七剑十三侠》等。(3)南方章回小说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占80％以上，其他尚包括广州、杭州、厦门、香港等城市，由此可见上海作为南方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4)此期南方章回小说作者及故事情节发生地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与南粤地区。它表明，江浙地区依然保持了明清以来作为南方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但同时也受到来自南粤地区的强烈冲击，随着19世纪中国与外国交流的开展，南粤地区占据天时地利之势，经济较为发达，直接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
       北方章回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1)此期小说创作，主要有20部作品，集中于侠义公案小说，以《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为代表，多数是《三侠五义》与《彭公案》的续作与仿作。(2)此期章回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801—1860)以才子佳人性质的侠义小说及公案小说为主，如《于公案奇闻》、《争春园》、《玉蟾记》、《绿牡丹》、《龙图耳录》等。后期(1861—1900)侧重于儿女英雄传奇及侠义公案小说，如《儿女英雄传》、《续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彭公案》、《忠烈小五义传》等。(3)北方章回小说的出版地主要是北京，它表明北京作为北方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4)从数量上来说，北方章回小说创作总量偏少，而且主要集中于《三侠五义》出版以后，即19世纪后20年间，由此可见北方章回小说受《三侠五义》影响颇深。
       就南方章回小说与北方章回小说创作特征而言，简要归纳二者之间的地域差异为：
       第一，从创作数量来说，南方大大超过北方，是其4倍之众。它说明，南方章回小说的创作氛围强于北方，读者群也大大多于北方，也证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占据着小说创作出版的主导地位。
       第二，从题材上说，南方章回小说涵盖各种题材类型，而北方章回小说题材主要集中在侠义公案小说方面。不过，后期南、北方章回小说创作有合流趋势，在上海与北京均出版了众多侠义公案小说，它反映了民族危机加深时期民众幻想清官侠士拯救国家的社会心理。
       第三，19世纪八九十年代，章回小说有蓬勃发展之势，据初步统计，从1880年至1900年间，共计创作出版章回小说56部，占整个19世纪章回小说总数的1/3强。而这56部小说，70％以上出版地为上海。主要原因有三：(1)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盛行的时期，社会思想的逐渐开放为章回小说创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2)西方先进的印刷术引人中国，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得大规模印刷小说成为可能。同时，随着稿费制度及小说市场的扩大，刊印小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这直接刺激了出版者与小说作家的积极性。(3)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政治较为开明，由此培育了大批忠实的小说读者。这些小说读者，奠定了章回小说创作的坚实基础。
       二、19世纪章回小说的地域差异及其思想内涵——以俞樾对《三侠五义》的改造为例
       19世纪章回小说创作的地域差异中，既蕴含着传统因素，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它标志着19世纪晚期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深入并获得某些有志之士的认可，同时也表明中国小说创作观念逐步演进，由道德说教、迷信蒙昧向反映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过渡。这一标志在南方学者俞樾对北方小说《三侠五义》的成功改造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三侠五义》成书于1871年之前，至1879年始出版。10年之后，苏州学者俞樾重新将小说进行修订，认为小说第1回中的“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便“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1回。又指出原“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实为四侠，另增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更书名为《七侠五义>>，于1889年撰序刊行，与《三侠五义》并行流传。出乎意料的是，《七侠五义>>出版之后在南方大受欢迎，大有取代《三侠五义》之势，连胡适都感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胡适对俞樾的修订是不满的，他说：“其实《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是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
       戏剧的演做了。”那么，胡适的反驳是否恰当呢?俞樾的修订出于什么考虑呢?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
       第一，在小说创作观上，《七侠五义》与《三侠五义》相差甚远。《三侠五义》中，作者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大胆虚构，真实的历史背景却殊少涉及，如《三侠五义》中关于历史上的包拯身世、仕宦经历等，这显然跟作者认同小说可以虚构的创作观相吻合。《七侠五义》中，俞樾首先在卷首诗中强调小说与史实并非相同：“累朝事迹总如新，唐宋元明阅历身。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其目的是提醒读者注意事件的真实性。另外，作者对包公及宋代的史实进行一番详细的考证，以加深读者的印象，还在第一回的结尾再次强调读者切不可将此书故事当历史看待，只不过是聊资娱乐罢了。由此表明俞樾并不赞同小说可以虚构的创作观，他更注重小说创作的真实性，这其实是传统小说创作中“有裨正史”观念的延续。
       第二，在小说审美观上，《三侠五义>>追求的是一种强烈奇趣色彩的娱乐效果，以致俞樾都赞许它是“事迹新奇，笔意酣恣”，“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胡适更是称赞“狸猫换太子”一事，“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可见，二人均认同了《三侠五义》在文学上的生动性、趣味性与奇险性。不过，俞樾的认同显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因为追求奇、险、趣而丧失其真实性。他批评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是“语涉不经”，属“白家老妪之谈，未足人黄车使者之录”，可见他对小说真实性的不懈追求。为了杜绝“不经”，他对“狸猫换太子”一事进行了大量删改，譬如《三侠五义》中叙寇珠心里所想，原文有一段她的内心表白，而《七侠五义》中将寇珠心里所想一节删去，只用“寇珠到水边好生不忍”一笔带过。又如《三侠五义》叙太子刚刚啼哭，陈林二人祷告，太子哭声顿止，颇含神异色彩。《七侠五义》中，这段情节被俞樾删改掉了。对于“真宗皇帝宫中，有刘李二妃同时怀孕”一事，俞樾采用“据说”而不用“话说”，表明作者对这段故事并不确信。俞樾在改订这一情节的过程中，始终奉行“援据史传，订正俗说”的原则，这也表明他将真实性摆在艺术审美特征的第一位。
       我们再来审视俞樾的修订出于什么考虑?在对《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俞樾的修订贯穿着一条真实性原则。它牵涉到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与“真实”之争。在正统小说家看来。小说被称为“稗官野史”，目的是“补经史之所未赅”，“足资借鉴”，自然应符合历史的真实性。明代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云：“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但如果“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为此，清代洪兴全提倡“虚实兼用”说，他说：“从来创说者，事贵出乎实，不宜尽出于虚。然实之中虚，亦不可无者也。苟事事皆实，则必出于平庸，无以动诙谐者一时之听。苟事事皆虚，则必过于诞妄，无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创说也，虚实而兼用焉。”这应该成为章回小说创作的一条准则。在俞樾看来，《三侠五义》第一回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违背了历史真实性原则，他在小说中多处删掉紧张刺激的情节，更表明他为了强调真实甚至不惜牺牲艺术的潜在目的。
       俞樾这种对小说真实性的“苛刻”追求，其实更多肇端于晚清南方地区人们求真务实的社会风气。这当然与《七侠五义》的修订时间密切相关。《七侠五义》出版于1889年，此时，南方尤其是上海，西方的思想观念已在社会流行，社会风气已较为开明，其思想意识与社会风气较之北方大大超前。1901年，孙宝瑄曾说：“以北五省视青浦以南，风气差数迟五十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更进一步分析道：“上海广方言馆与京师同文馆，一南一北，创办时间差不多，结束时间也差不多，但两者成效、社会反应差别很大。原因：第一，城市地位与角色。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崇高地位’。第二，社会风气。上海人较多机会接触、了解西人、西文、西方文化，形成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西学素养高于其他地方。到七八十年代，京师士大夫仍以接触洋人为耻。邓承修被命到总理衙门任职，他表示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与洋人周旋。倭仁坠马装病，拒绝到总理衙门上班；徐桐绕道行走，厌恶看到西洋建筑。”由此可见晚清社会南北风气差距之大。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社会风气与思想的变迁对晚清小说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击。蛮《小说小话》云：“小说之应[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吾国南北两部，风气犁然而异。北方各行省，地斥卤而民强悍，南人生长膏沃，体质荏弱，而习为淫靡，故南北文学，亦因之而分，而小说尤显著。北人小说，动言侠义；而出于南人者，则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约。千篇一律，儿女英雄，各据其所融冶于社会者为影本。原其宗旨，未始非厌数千年专制政体之束缚，而欲一写其理想中之自由。而思力不充，更多顾忌瞻徇，其目的仍在封拜、诰赠，一若不得君主父母之许可，终不得为正当者。则又第二层之普通结习，潜驱阴率之而不复能顾其矛盾也。”它表明，从才子佳人小说到侠义公案小说，大多贯穿着摆脱“数千年专制政体之束缚，而欲一写其理想中之自由”的思想主线。这一思想主线，在《七侠五义》中呈现为反对蒙昧主义与坚持理性主义。
       《三侠五义》在情节构思上充满悬念与趣味，但也充斥着诸如神灵怪异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较为保守，在“维护中国文化崇高地位”的北方拥有广泛的接受市场。而较多接触西方的南方人尤其是上海人，则很难接受这一观念，俞樾之所以修订《三侠五义》，并改名为《七侠五义》在上海刊印，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适应上海读者的阅读口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俞樾对小说真实性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顺应社会开放过程中人们求真务实观念的理性需要。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