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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试论毛泽东思维的基本特征
作者:陈东明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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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毛泽东思维是以围绕问题解决展开的三个统一: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有机统一,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有机统一,深度分析和系统综合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毛泽东思维;问题解决;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lX(2008)05-0573-05
       毛泽东是一位有着超凡思维能力、为人类思维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思想家。探讨毛泽东思维的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毛泽东思维的特征,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毛泽东思维是一种解决实践问题的技师式的思维;有人把毛泽东思维仅仅理解为一种哲学思维;有人把毛泽东思维的特征归结为唯实性、全面性、创造性、革命性。这些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都未能准确把握毛泽东思维的主要特征和独特魅力。我们认为,毛泽东思维是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毛泽东思维的独特性在于他围绕着问题的解决来展开思维,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其思维的特点。毛泽东一生中成功地解决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复杂的异质性的问题,他用无数成功解决问题的杰作向我们展示他思维的特质和魅力。我们认为,毛泽东思维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他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了三个统一。
       一、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有机统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对诸多问题有精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这三种身分使毛泽东的思维具有独特的特点。毛泽东兼有哲学思维的全局性、深刻性,艺术思维的形象性、直觉性和灵气,科学思维的严密性、精确性。
       虽然哲学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或简单的答案,但哲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对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大有助益:第一,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毛泽东为理解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有效的框架或范式。毛泽东把唯物史观确立为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他坚决主张,“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看问题,肯定每个民族、国家、制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哲学命题,它是根据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把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揭示了哲学原理同人们日常工作的内在联系,既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又使一般哲学原理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贯穿于毛泽东的思维过程中,是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矛盾本身的具体性质和情况,去具体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带上任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认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今天统一了,明天未必能统一,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在另外的问题上未必能统一。因此要辩证地理解问题解决的过程和条件。
       (一)关于艺术的特点和功能
       James Baldwin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解答中的问题。”思维学研究表明:在预想实在方面,艺术通常是先于科学的。艺术家的预感引导人们提前做好精神准备。夏尔丹认为,“美感的出现先于所有的观念,它是观念的前驱和熔炉”。艺术的开路功能表现在,艺术家不仅为科学创造出有用的符号、模型,而且为科学创造出“前驱性思维方式”。这种前驱性思维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和转化为科学思维方式,有些人甚至认为,艺术家创造出透视世界的新方式,科学家接下来归纳出思考这个世界的新方式。
       (二)关于艺术家及其思维的特点
       Ezra Pound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角。”艺术家善于利用情绪来促进创造性思维,正如作家左拉所说:艺术是“在特定情绪下感受到的自然”。艺术家具备超感知能力: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艺术家像魔术师:他们能够把只有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也让别人看到。艺术家善于去蔽或揭蔽,他们善于通过直觉从现实中抓住本质。他们能把右脑产生的视象同预知能力相结合,对未来的实在做出预言。艺术家为我们创造了种种图像和符号。它们帮助我们理解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毛泽东思维中具有艺术思维的特质,正是这种思维特质帮助他作出许多重大的新奇的创新,解决了许多在一般人眼中视为不可解决的难题。
       (三)关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科学界和艺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是高度互补的。伦纳德·史莱因指出,“艺术家给社会提供了某种看视这个世界的新方式”。达·芬奇甚至认为,“艺术是一切科学的皇后”。从艺术思维对科学思维的作用来看,真正的艺术“有一种孕育力”,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先见之明,在这一点上,艺术超过了科学。伦纳德·史莱因等学者认为,人有两种预知未来的能力,一种是左脑具有的阿波罗式的理性思维的预言能力,它用逻辑来进行预言;另一种是右脑具有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思维的预测能力,它表现为预感、直觉和超感知,而毛泽东恰恰具有这两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而且他常常天才地把它们结合起来,创造出珍贵的思维艺术珍品。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有高超的艺术思维能力,才使他能够先于科学思维,或在科学思维的基础上,作出艺术的洞察,预测事态的未来发展趋势。也许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在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未雨绸缪方面高于他的战友和对手之处。毛泽东是诗人,是艺术家(至少就书法艺术而言),而他的对手不是,他的战友大多不是,或者艺术思维水平不及毛泽东。毛泽东经常用艺术家的直觉开路,以科学家的严密思考为主干,以哲学家的广阔系统思维为统帅,所以他的思维常常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弘,深刻透彻,逻辑严谨。
       一般的“思维艺术”通常包含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两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艺术则包括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三个方面或三个维度,是这二个方面或维度的统一。
       毛泽东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告诫我们:“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物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在延安整风中,他反复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
       科学思维、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既有差异,又具有互补性,如果说达·芬奇是集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天才,在他身上,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相得益彰,那么在毛泽东身上,科学思维、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众所周知,毛泽东对许多战争问题的解决,不仅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深刻的哲理性,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性。毛泽东思维的艺术
       首先表现在他把诗人的气质运用于解决问题,使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气和大气,也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解决渗透着他的人格魅力和鲜明个性。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他这样的气魄和胆量,是想不出那样的计划、方针、策略、方法的。其次,毛泽东本人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一流的书法家,他的思维库中就有丰富的艺术思维、灵感、艺术直觉,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艺术思维用于解决科学问题、哲学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使他的科学思维、哲学思维和实践思维具有艺术性。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透射着他那非凡的气质、独特的个性,从而使他的问题解决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的艺术思维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他善于把深刻的哲理寓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他善于用生动的模型和新奇的类比来抒发美好的理想,启迪人的心智,激发人的热情。例如,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把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把那些只知背诵马列词句特别是苏共教条自以为满足的人,毫不留情地勾画为“山间竹笋”。
       毛泽东的思维具有超越一般科学思维程序的艺术性,他在注重解决问题思维的逻辑性、科学性的同时,也关注思维的艺术性,他在思维的创造过程中把思维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他的思维成果很像一个艺术品,比如,在长征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战略思维就很有艺术性。
       二、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思维的特点不在于他能够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而在于他把这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有机统一起来,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克服了一些革命者和思想家常见的思维局限性:一些人思维发散不足,创新乏力;另一些人则过度发散,缺少抽象概括能力。在批判性思维的应用方面,一些人往往过度批判,以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态度对待新事物;另一些人则批判乏力,不能切中错误思想的本质和要害。毛泽东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人们在运用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中出现的片面性和错误倾向,而且能把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有效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毛泽东思维中常常是创新中有批判,批判中有创新。成语翻新是毛泽东把批判与创新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对一些重要成语,他或取其形式,赋予新义;或反其意而用之,别开生面。
       在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批判性地思考中华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优秀的东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发展创新,比如,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义单命理论的确立,就批判性地继承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他努力剔除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自省”观点中的封建糟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改造,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著名论断,从而形成了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毛泽东创造性思维是极有特色和个性的。他的创造性思维包含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反向思维、类比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和方法,他不仅善于把多种创造性思维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性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重大社会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善于把创造性思维方法用于批判过程,提升批判性思维的效果。
       创造性思维具有独特性、超常性、新奇性、意外性、灵活性,是一种打乱习惯的思维模式,是冲破常规、寻求变异的思维。例如,“对牛弹琴”这一成语,都是比喻对不能理解的人白费门舌、力气,有讥笑和看不起听话人的意思。这种解释已约定俗成。可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在这里,毛泽东用反向思维和类比思维,一反过去对这一成语的正向理解,予以反向和“倒置”,赋予这成语以新的含义。同时,借助类比思维把对牛弹琴转换到思想宣传上,为我们勾画出一位“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宣传者形象:他目无群众,眼睛朝天,既不管群众听懂听不懂,也不管群众欢迎不欢迎,却一个劲地在那里讲演。通过成语翻新,毛泽东深入浅山地讲了一个重要道理: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必须要有针对性,必须看读者和听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人们通常认为,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创新精神。其实,教条主义既缺乏创新精神,也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他们运用不正确的方法和方式去批判别人,却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忘记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是“思想上的懒汉”,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革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克思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各国革命和建设虽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但各国具体的环境、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模式和程度以及各国人民的需求、动机、认知等心理因素的不同,也会产生各自的独特的问题。共同的问题可能有一般的解法,但特殊的问题则需要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和问题的特异性要求从各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但是光靠现成的东西很不够,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写出新的著作,创造出新的理论,他强调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又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就不能指导新的实践。
       批判性思维要求问题解决者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研究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丰富的材料,通过研究找出规律,用来指导行动。调查研究又是工作的方法,即解决问题的方法。调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就难于联系。在调查中,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深刻分析和系统综合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的分析能力是非常高超的,在中共领袖中无出其右者,但同样难得的是,他的系统综合能力也是超一流的,而
       且他能把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有机统一起来,运用于复杂问题和全局问题的解决。在分析方面,毛泽东擅长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分析性思维,他不仅擅长概念分析和事物矛盾分析,而且擅长问题分析。他能把概念分析和事物矛盾分析以及问题分析统一起来。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要养成多动脑筋、勤于思索、善于分析问题的好习惯。他认为,“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这就是说,一切都是可以分析,都是两点的,不是一点的。毛泽东批评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或几点,夸大,不及其余的一点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方法。”
       毛泽东提倡的“两点论”、“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正是这种全面性思维方式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他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运用“两重性”的方法分析事物,最著名的是分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结论,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阶级关系非常复杂,迫切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于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运用阶级分析法,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分清了敌友我,一举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善于用比较分析法来解决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分析,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并根据这一特点,确定了战略和战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异同、优劣、变化和发展趋势。通过这一比较,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著名预言,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艺术,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回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既注重量的分析,也注重质的分析。“胸中有数”是毛泽东一贯的领导方法。他指出:“胸中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不仅要注意数量,还要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入的研究。
       在思想史上,善于分析者大有人在,能进行总体综合者也不乏其人,但人们往往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毛泽东善于把多种方法、多层次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地解决问题和解决综合问题。“两手抓”也是一种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两手抓”就是要抓矛盾双方,既抓主要矛盾,又抓次要矛盾;既抓矛盾主要方面,又抓次要方面,不能顾此失彼,以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接受了爱国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这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是毛泽东把分析和综合统一起来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精兵简政涉及到几对矛盾:一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二是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三是习惯和变化的矛盾,四是大和小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毛泽东认为,这是局部的事情,再勉强、再困难,也要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关于战争情况和战争机构的矛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我们的物质困难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机构庞大,龟大水小,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机构适应战争的情况。关于习惯和变化的矛盾。天气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怎么办?改变习惯,服从变化了的形势。关于大和小的矛盾。精兵简政之后,我们小了,敌人仍然庞大,怎么办?那就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讲究斗争策略,以小胜大。对这四对矛盾的分析和解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辩证综合的思维艺术。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运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把这种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他教导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人们的思维方向和方法,必须由单维化向多维化转变,由局部化向整体化转变,建立起多样性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和解决一切问题,都要力求全面,注意“全面性要求”,做到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整体出发,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客观世界、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多维性和整体性,要求人们必须建立起全面性思维方式,全面性思维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系统整体性、多维性和综合性。这是一种从思维的多指向、多视角、多方位、多层面和系统的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出发,全面地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首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样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做综合工作,综合就是弄清问题的全貌,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方法。
       他还明确要求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把深度分析和系统综合统一起来,因而他能解决其他人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