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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选择；创新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5-0566-07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一个从同质到异质、从礼俗到法理、从神圣到祛魅、从迷信到理性的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能够正确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又是一个博大精深、恢弘缜密的思想体系。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最终被中国人民所认同、接受，并与中国民族文化特点相结合，发展成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又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思想理论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上下求索、百年梦寻的革命理论大成和精神归宿，是中西现代性文化合璧的结晶体。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最高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接受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它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回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性的坎坷的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境遇，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新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蕴。
       一、文化传统和转换会通
       马克思曾强调，他们的理论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中国文化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何为现代性?吉登斯指出：“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一个理性化过程，是从中世纪世界中祛魅、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而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外来现代性的冲击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外来现代性与本国文化生态相结合，在外来现代性本土化和本土传统现代化中实现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的确，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改造和被接受，并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如何回顾它、认识它、梳理它，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图景和未来走向。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的，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件颇具学术性的工作。文化学者格尔兹认为，一个社会在产生社会、政治、文化危机时最需要意识形态。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对以工业化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异化进行批判，但由于少数落后国家自身现代性成长不足，利用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改造传统社会、实现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为必然选择。
       文化选择、传播与重构的一般规律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一个国家传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的客观需要；二是外来文化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中国的现代性，无论从制度还是文化层面，都有可能和必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制度建构和文化认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诉求伴随着世界现代化潮流兴起发展，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文化传统融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反压迫传统，民主、人道、大同、无神论思想等人文主义传统，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场景，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主题的一致性。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历史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欧风东渐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古今中西文化争辩中，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方案纷起，人们寻觅着、思索着，并从冷酷的现实中感觉到，中国需要观念的变革，文化的革新。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及实践性，适应了融合中西文化传统、解决这个文化主题的历史趋向。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打破了中国人的幻想。人们对私有制、个人主义、市场竞争、贫富分化等资本主义现代性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和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造中国信心的动摇，不能不使他们强烈向往彻底的革命，把旧社会的垃圾一扫而光。他们认识到两种文化“都有难言的痛状”，期待并呼唤能“兼东西文明特质”的“第三种新文明”。他们从鼓吹生存竞争到提倡互助进化，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往到希冀社会主义，而“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先进的中国人从欢迎、讴歌“十月革命”，进而探求导致这一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寻找文化向何处去的主题和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重大抉择。
       第二，文化心理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形成了某种契合，如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对实用理性的依赖以及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同理想远景的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看，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研究，主张采取“人世”的态度，而非寄托于超人间的天国神的力量。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与实用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问题在于认识现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注重“知行合一”、“体用一源”、重视功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理念。虽然它讲的是封建流量伦理关系的修炼和感性实践，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封建思想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
       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而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郭沫若曾充满想象地描绘了马克思“会见”孔子的一番对话。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曾描述自己从相信进化论到选择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
       第三，文化内涵的兼容性。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历久不衰的文化反思大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源说”、“二源说”互相争拗；“文化断裂论”和“引儒人马论”也有市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毛泽东思想在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土壤扎根，在20世纪上叶中西文化交汇的河谷开花，在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结果，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以及朴素的唯物史观，其理论价值具有朴素性和直观性的特点，使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某种易于吸收、涵化的便利；从历史观看，我国世代相传的“大同”理想，尽管出于对原始社会的平等的一种虚幻的怀念和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朦胧的空想，但反映了中国人对平等、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企望。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不能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量齐观，但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是大量的先进分子急速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提；再从人伦关系上看，中国儒家注重人际间的和谐与交往，提倡利他精神，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主张“慎独”、“自省”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意志能力，也有利于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最后，以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为例，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这些都表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传播和拓展，必然要经过新文化场的中介物的过滤和折射，即重新解释作用，文化学中叫“文化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两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从文化传播的机理看，两种异质文化在重构过程中势必发生相互冲突相互渗透。相互冲突来自文化间的相互隔阂，影响则表现为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来自隔阂方面的机制会不断给文化重构造成障碍，来自渗透方面的机制会使落后文化的消极作用反作用于先进文化，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误读、扭曲、失真、断裂等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近几年学术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所有制、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了辨析和讨论，消除了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廓清了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二、文化变迁与制度选择
       在社会现代化中，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体制创新。福柯曾说：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是特定的人群所做的自愿的选择，一种归属关系并表现为一种任务。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认同、接受，并成为中国民族制度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痛苦地跨入近代的门槛，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使不少人认识到封建专制文化和传统思想的腐朽没落，开始痛定思痛，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中外新旧的纷争，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正如梁启超所概述的那样，“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经历了从器物文化一制度文化一文化心理的不断求索，也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一反封建士大夫的冥顽不化和“国粹”论调，提出“师夷”以“制夷”的主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是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也启迪了以后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开始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肇始，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努力，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最好选择。甲午以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和英美，力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武器是进化论，这是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变法改革的时期。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并未能找到一条使中国通向富强之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及其文化，已在国人中失去吸引力。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思想文化领域里封建复辟的逆流甚嚣尘上。人们开始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和自我批判，把社会现实归结为民族精神的颓败和国民心理的萎靡，把国民性的改造看作是民族的“最后觉悟”，这种深刻的总结性批判，促进了观念形态的革命，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对陈陈相因、积弊颇深的旧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自觉，也使启蒙运动走向高潮。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武器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具有形式主义的缺陷，“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体文化论”，就是当时中西文化纷争中颇有影响的思潮。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趋式微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能救中国。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解放中国的新道路，从激荡到较量、从多元到一元、从误读到正读，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新的世界观、认识论和社会政治学说。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社会主义出现了转机，开始了它的新生。它是中国人民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潮流中，经过失败、比较、试验而做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决定性选择。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就由被动传人主动”，“这时，也只是在这吋，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作为西方文明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结束了儒学定于一尊的格局和思想上的一统天下，也使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和政治价值观念黯然失色。几千年来，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精神奴役使中国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格；百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反省和西方的文化侵略，又使中国人的精神上有一种屈辱感，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马克思主义智慧之光的传播，使之一扫而光，中国人民真正开始了伟大文明的复兴。
       回顾百年中国的思想流变，“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尽情演绎。著名学者
       金耀基曾深刻地总结道：“从客观的现象去理解，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化运动的几个方向……但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都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明白地看出，中国的出路不应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能无主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能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以来输入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一次最重大事件。从文化变迁和制度选择的角度看，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人首先被作为改造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根本思想来讲，是一种改造社会的理论。近代中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国家独立和解放，一是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这成为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等先进分子奋斗的目标。要救国就要有救国的学说，要反帝就要有反帝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救国反帝的武器，它能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体现了这种实践品格。被首先介绍宣传运用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革命实践性，故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信仰的体系，它为既存或构想中的社会解释并辩护，为人们所喜好的政治秩序的实现提供策略。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体现了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维新派“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旷世之论到新文化运动志士“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深刻反思，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从而也实现了从情感排斥到理性选择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真正现代革命。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葩，它是融进了西方优秀文化的现代性文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启蒙思想的勃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这是中国近代矛盾发展的规律，集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基础上，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文化水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从整体思维到辩证思维、从直觉顿悟到逻辑思维的飞跃。
       三、文化整合和理论创新
       当代现代性的建构要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全球化和本土化、世界标准和地方知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以及理论创新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毛泽东曾经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在不同国家具体化和民族化，将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思想史发展告诉我们，人们常常陷入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神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与民族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律背反”之中。历史发展决不是一个平行道。当马克思主义传人到中国，并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性和中国的独特国情所要求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基本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一种思想体系，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反映，其文化形态、思维内容都具有欧洲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因此，当它传人中国后，面临着与西方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境遇。这种文化境遇的转换，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为实践的出发点，不仅要补充某些论断，而且要从中国民族文化中提取素材，吸收营养，重塑自己的文化形态。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目标是通过输入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先进社会形态的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化，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理论。在这种文化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整合过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发掘、提炼民族文化，使传统文化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规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高度。如：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论争，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对古代哲学上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和功利、动机和效果的争论，都做出了科学总结。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古今中外之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批判了“全盘西化”和“国粹论”的观点，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要求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都采取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态度，从而高度概括性地提出我们的文化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这一马克思主义方针指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邓小平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使祖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儒家的民本理念，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则在新的时代发展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
       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洲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变成中国民族形式和语言特色，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力求大众化、口语化，做到通俗、明快、易懂。如毛泽东用“实事求是”一词来概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明处理党内斗争的方针；用“愚公移山”借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把调查研究拟人化为“十月怀胎”，而解决问题则是“一朝分娩”等。毛泽东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中，用中国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其深邃的思想，使其文章极富感染力，从而大大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效果。早在“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大同之学”。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术语
       已把党的路线方针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渗入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营养融为一体。这是中西文化融合重构的现代性成果，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简单移植，也不是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创造，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中西文化碰撞在一定阶段的成果，但并未结束这种碰撞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中西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碰撞还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认真总结百年来中西文化重构的经验，不无殷鉴：
       第一，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及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赢得了特殊的地位，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孤立和封闭状态下发展，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一个交互作用和双向反馈的交融会通过程，人类文化必将在这种力量作用下走向新阶段。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我国传统社会的公平、礼让、同情和责任可以成为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共同思想文化资源。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程就在于他们思想中体现着深刻的辩证精神和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困厄的现代性追求。
       第二，在文化会通过程中，要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则、批判和继承的原则。如何坚持与发展、批判和继承民族文化是一个现代性课题。我国知识界普遍流行着传统现代二分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当代中国人应该学会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以创造独特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把古代社会的“和合文化”、“小康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新突破、新创造。它与原创性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不仅是继承性的，而且带有与中国国情相伴的独创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从致思趋向、思想风格、思维方式看，中国化体现了伦理本位、体用不二、躬行践履的文化精神，但我们也要克服文化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隔阂、疏离的文化心态和现代性分裂和缺失等消极倾向，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庸俗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地对马克思主义，即不顾两种文化的差异，生搬硬套，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的理论和僵化的教义，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谓庸俗主义的倾向，集中表现为宗派主义、家长意识、小农劣根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渗透。把貌似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附会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之下，而这种误读、失真的正本清源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中国落后的社会基础条件下才能实现，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