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朝拜真武神为目的的武当山朝香活动至迟兴起于宋代，经过元代的发展，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其规模和影响足以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媲美。清代以后，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风俗，但香客的人数与地域来源已不能与明代鼎盛时期相比，朝山进香已呈衰减之势。武当山朝香风俗的历史与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化、道教真武神信仰的兴衰、武当道教的影响等因素息息相关。
[关键词]武当山；真武信仰；真武神；朝山进香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355-08
朝香，也叫朝山进香，是指善男信女亲诣宗教圣地烧香敬神、祈福还愿的习俗。在中国，香火旺盛的宗教道场或宗教圣地，往往位于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名山，所以民众的朝圣也即朝山。朝香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俗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一般以为，中国民间的进香出现于汉魏以后。此时，由于儒家礼制松弛，道教兴起，佛教东来，为人们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宗教旅游也由此兴盛，古代帝王的封禅大祭遂逐渐演变为一般民众的朝山进香活动。朝山进香习俗经过唐宋的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所谓“明人好游”是也。明清之际，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民间朝香活动趋于沉寂。待清初局势平定后，朝香习俗又开始复兴，迭至清康(1662～1722)、乾(1736～1795)之世，较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流风所至，云响影从，一时蔚为大观。而武当山朝山进香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一、武当山进香风俗的历史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道教名山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仙室、上山、寥岭、谢罗山等，这些名称各有其来历和内涵。自宋代以来，道教神真武大帝成为武当山的奉祀主神。
武当山进香风俗始于何时，已难确知，至迟宋代便已有之。宋代皇帝推崇道教，信奉真武之神，在武当山兴建、扩建宫观多处。如宋真宗时将唐代五龙祠升为观，孝宗时赐灵应观额；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创建紫霄宫，有“敕额文据”。即有皇帝所赐匾额的有关文件。道士修建的宫观更多，有九室宫、王母宫、紫虚宫、紫极宫、延长宫、佑圣观、云霞观、玉仙观、冲虚庵、白雪庵、威烈王庙、黑虎祠、大顶天柱峰石殿等。武当山不仅建有众多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已有较大的教团组织。绍兴十一年(1141)茅山高道孙寂然入武当兴复五龙诸庙，宋高宗诏赴阙庭，符水称旨，敕度道士10人；理宗时又敕道士曹妙观领住山之职，从此开创了朝廷授职于武当道士之例。教团势力的形成和宫观的修建，不仅吸引了周边地区信徒的朝拜，诚如宋代李方叔《武当山赋》所咏“民俎豆之，其情则亲”(卷十五)，而且达官贵人、士绅也来武当山祈祷。南宋洪迈《
夷坚志》“武当真武祠”条载有南宋大臣王炎(?～1178)到四川任职，由襄阳经均州入川，闻蜀中久旱，迂路至武当五龙宫祷雨，果得灵应事。可见，武当真武神的影响已深入人心。
武当山形成大规模的信仰活动开始于元代。元代武当道士编刊了《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教经书，使真武神在武当山修仙得道的故事更为丰满完善，真武附着武当的观念愈益深入人心；甚至文人士大夫也认为武当之得名便是“以玄武神居之”的缘故(卷五)。武当山成了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香火也比宋代更为旺盛。元代《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五龙灵应宫传记》曰：“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均州知州王德显，奏降敕牒，赐‘灵应观’为额。有碑存焉。至元二十六年(1279)，玄教宗师江淮总摄张真人，改升宫号。……每岁上巳重九，行缘受供，谒者辐凑，潇洒清绝，莫此为最。”《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中《宫观本末·紫霄宫》云：“行缘受供，一如五龙。”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是玄帝诞生日，时值农闲，各地信士朝山游春，多达数万人，“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武当山纪胜集·圣诞朝贺》诗云：“一万诚心万圣真，祝香何处不身亲。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每年秋至九月九重阳节，农作物收获已毕，获得好收成的农民怀着对神的尊敬和感激，背着祭礼朝山进香。《武当山纪胜集·上升朝贺》诗云：“武当如布满乾坤，冲举皆亲见帝尊。大顶根头高第一，登高雷拜谒天关。”由此可见，在元代，武当山形成了春秋两季朝山进香的习俗，但以春季为主。
武当山进香之风在明代达到鼎盛。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主持武当山修复工程的工部侍郎陆杰对武当山朝香风俗之盛深有感触：
太和振古名山，海内无远无近，罔不斋诚朝礼，揭揭乎若日月之行天，虽昧者知其不可诬也。杰见道路十步五步拜而呼号，声振山谷；亦既登绝顶、瞻玄像，则又涕泣不已，谓夙昔倾戴，今始一睹。性真感发，至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
地理学家王士性云：“太和山……山既以擅宇内之胜，而帝又以其神显，四方士女，持瓣香戴圣号，不远千里号拜而至者，盖肩踵相属也。”晚明谢肇涮《
五杂俎》卷4《地部二》亦称：“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然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元君即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在明代已取代泰山神的地位，成为民众朝拜泰山的最重要的神灵，在这里，元君也就成为泰山的指称。明代武当山与泰山，成为南北两大进香圣地。凡此充分说明了武当山在明代的进香游乐盛况。
民间的进香活动，开始见诸史籍，而且引进官员的注意，大多是在明代中期才陆续出现。武当山的进香活动亦如是。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7《敕存留香钱》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初七日提督太监王佐奏：“自弘治初年以来渐有各处香客朝山，施舍香钱。”
我们共收集有保存在武当山的明代有关民间进香碑及摩崖64通，其年代分布如表1：
武当山现存明代民间进香最早的摩崖是崇福岩的“嘉靖口辰唐文庆同男龙年。此书孟冬日世”(文中所引碑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是作者调查所得)。(“嘉靖口辰”，或为壬辰即十一年(1532)，或甲辰即二十三年(1544)，或丙辰即三十五年(1556)。这一年，唐氏父子同游武当山。
最早的香会碑则是来自河南南阳府的军民立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安奉玉像》碑。其文日：大明国武当山慕缘弟子韩进恭，原为河南道南阳府口县口口乡众，东口口神成，造玄天上帝金像一堂，言今合社人等共载神天，同会一社，谨发诚心，各舍资财，命石成造玉帝金像一堂、黄伞一把、前蜡烛□四十□，永远共奉，径祈福祉，保佑一境清平，军民安乐。诸□□□□□□□在□序之人全赖神明护佑，吉祥如意。计开……)(按：“计开”之后下缺十一行，均为人名)
由民间捐献、有确切年代记载、今存武当山的神像也以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为多。如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十七日造、十二月二十六日完工的铜五福灵官站像(编号为8，此指武当山文物宗教局陈列馆为所藏文物所作的编号，下同)；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一月由山西霍口县“东
珙纠首丁冲霄、化主胡崇学、陈德兴、信士皮怀势、信士汪栋”所献铜真武坐像；编号为9的铜铸真武坐像，有阴刻铭文：“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共成圣像八尊。河南都司阳卫舍佘合会人等伯当集番”，这一年此会之人捐资铸造神像8尊送至武当，其余7尊是存是毁已不可得知，因为不是每尊神像上都有铭文，幸赖此尊真武神像上的铭文，才可知当年此会的捐献情况，一次能捐神像8尊，香会的经济势力不容小视。
也是在嘉靖年间(1522～1566)武当山民问的朝山进香已进入游历武当山的士大夫之视野。蕲水(即今湖北浠水)人胡仲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利用公干机会游览武当山时，见到“岁时朝谒者，或专金置币，或酌水献花，待之如一。不以贫富为低昂；妇女至者，居之于净域，导之以修持，罔或一人污戒律者，此皆山中之礼乐也。”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代武当山朝山进香活动始于弘治(1488～1505)、嘉靖年间(1522～1566)，事实上，自明代初年，武当山的进香活动当已开始，至弘治(1488～1505)、嘉靖年间(1522～1566)已进入繁盛阶段。
明代休宁(即今安徽休宁)商人黄汴于隆庆四年(1570)所撰《一统路程图记》中已有“瓜洲至武当山路”、“湖口县至武当山水、陆路”。其自序云：
余家徽郡万山之中，不通行旅，不谙图籍，土狭人稠，业多为商。汴弱冠随父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溯淮、扬，薄戾燕都。是年，河水彻底，乃就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岐路多也。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后复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秩。
可见，他不仅利用经商之便，了解各地水陆里程，而且收集各种程图路引，考订异同，加以校勘，费时27年始成此书。足见至迟在嘉靖年间(1522～1566)这些朝山道路已形成，也就是说，江南诸郡民众朝武当山已形成较大规模。
武当山朝山进香最兴旺之时当为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上述统计表中万历年间(1573～1619)的碑文数占到总数的71％，足可为证。明代武当山的进香活动以万历年间(1573～1619)为盛，是不奇怪的。自正德(1506～1521)、嘉靖年间(1522～1566)以后，社会控制逐渐松弛，国家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在这种社会局面下，普通民众热衷于能使他们祈求平安的心理得以满足，又能给他们辛苦平淡生活以色彩和乐趣的朝山进香活动，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特点的。
在武当山，我们所见到的明代最晚的进香碑文是在崇祯年间(1628～1644)的两块。一块立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十五日，额题为《拾伍宫观建醮碑记》，碑文记载来自于山西平阳府隰州蒿城里东阳重堡34人的进香团队，由山西，经河南，长途跋涉，进入湖北，走遍了武当山的十五宫观事。另一块额题《八宫三观建醮》，立于崇祯四年(1631)二月，载由湖广行省襄阳府襄阳县李村里18人组成的香会“谒顶进香”事。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75记(崇祯六年)“十二月……庚辰湖广贼假进香客陷郧西”。假扮香客的农民军之所以能骗过官军顺利地攻下郧西县城，说明此时进香武当山的民间团体仍有不少，不然农民军也不会扮香客，地方官对假扮的进香团队也不会掉以轻心。
今武当山文物宗教局陈列馆编号为25的圣母坐像，上有铭文：崇祯七年四月十二日造。杜立蔚、杜超、杜氏、王国柱、李福安、杜自成、郝世男、杜经谟、蔺在川、李孟清、杜大进、杜非声。为首人贾希风、妻崔氏、男贾处成、贾林进、女贾大姐、贾二姐、贾三姐、母崔氏、长兄贾希先、次兄贾希龙，一会人。闫四顺、申可立。
这尊神像应该是当年即崇祯七年(1634)由香会奉送至山。而在陕西渭南市的蒲城县有崇祯十一年(1638)立的《进香愿满碑》，记载当地信士王应祥等至武当山进香事。足见民间香会的进香活动至少持续到崇祯十一年(1638)。
可见，自明代初年，武当山朝山进香活动即已开始，弘治(1488～1505)以后，逐渐增多，到嘉靖(1522～1566)，尤其是万历年间(1573～1619)达到高潮，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正如上引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谢肇少制所言“均州之太和山……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其影响足以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媲美，武当山也因此成为当时南北最有影响的两大进香地之一。
明末清初，武当山及周边地区战事频仍，不仅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起义军常出没于周边山林，与明军周旋转战；而且，反清复明的武装力量也曾在此活动，抗击清军。长期的战事，不仅使武当山的宫观建筑遭到很大破坏，而且导致朝武当的香客大量减少。直至顺治十二年(1655)郧阳抚治胡全才派兵兴复武当，才使四方香客陆续有朝山之举。清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6所载襄阳人刘执中《兴复武当碑》对此有较清晰的记叙：
壬辰岁，无端烽火遥自千山中突来房县，备猖獗之态。大岳八百里，罄断人烟，竟为蹂躏场矣；焚修道众，百存其一焉。……乃命胡公开府郧襄，节制三省以任濯征。公下车，即披图咨诹，复慨然曰：“大岳香火，开皇启图，奕世钦崇，祚国灵长，治世福神。海隅之众，莫不瓣香而朝谒。倘不汲汲于此，山灵恫焉。况为郧襄咽喉，在所必争乎!”于是简将，于乙未岁春，王正月，投鞭断汉，顷复太和。恩覃道砥，无不仰赖。四方朝谒者依然不绝如缕。
壬辰岁即顺治九年(1652)，大顺军郝摇旗、刘体纯等部，活跃于鄂西北一带，抗击清军，次年，郝摇旗部由房县克均州。考虑到武当山不仅是香火圣地，而且是荆襄的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郧阳抚治胡全才于乙未(1655)年派兵收复武当。暂时的宁静，使香客又开始进香之旅。
然好景不长，吴三桂起兵反清，襄阳总兵杨来嘉、郧阳副将洪福举兵响应，战火又在武当山地区重燃。此后，清兵与叛军在两湖一带展开拉锯战，湖北成为战事前沿。直至吴三桂势力被赶出湖南，三藩之乱结束之后，武当山才重新成为香火兴旺的圣地。我们曾收集了清代进香碑65块，其时间分布如表2：
时间最早的一块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记康熙二十二年(1683)香会进香事。从是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112年的时间里，香会进香碑文有43块，占总数的67％；从嘉庆元年(1796)到宣统三年(1911)115年时间中，有19块，仅占31％后，逐渐衰落。这与文献的记载可相印证。
乾隆乙酉(1765)拔贡、湖北沔阳人刘掞以为其时天下百姓之所以“民穷财殚”，不是因为苛政，也不是田地未垦，而是因为“奢侈滥费”。其表现之一就是崇佛信道：
古者士庶人祭其祖考于寝，外此则祈报社稷，春秋祭醣。五祀之中，或祀户，或祀灶，如是而已。今则创梵宇，修道观，雕镂神相，范金以为钟，冒皮以为鼓。一岁之中，凡遇仙佛寿诞，必敛钱祭赛；偶遇丰收，则村落之间，必讽经修醮。或跋涉数千百里，望南海，走武当，祈福穰灾。耗失物力，莫此为甚。
乾隆年间(1736～1795)，国家承平日久，奢糜之风日甚，百姓花在佛道信仰上的费用惊人也在情理
之中，远距离朝山进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南海(即普陀山)、武当是当时人们远距离进香的圣地。可见，清代武当山虽失去了“皇室家庙”的政治地位，但在民间的影响依旧存在。
自乾隆末年爆发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后，直至咸丰(1851～1861)、同治年间(1862～1874)，武当山所在的鄂西北战事连年，玉虚宫、迎恩宫、净乐宫、五龙行宫、仁威观、琼台上观、中观等数以百计的宫观庵堂相继毁于战火，到清末全山所存较完整殿宇不足3千间，仅是明代2万多间的零头了。绵绵的烽火，动荡的社会，阻止了香客的步伐，特别是距离较远的香客朝山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武当山香客人数不仅锐减，而且地域范围大为缩小。在晚清、民国人的心目中，武当山再也不属于香火旺盛的名山胜地了。晚清人刘声木(1878～1959)曾在《苌楚斋续笔》卷4《各省香火盛处》中云：
圣人神道设教，原不禁人奉祀，然迷信者，终属中材以下。各省庙宇，皆有香火，最盛之处，
尤为愚夫妇所注意。如吾省则九华山，江苏则茅山、金山、焦山，浙江则普陀山，江西则许真人庙，四川则峨眉山，山西则五台山，山东则泰山，湖南则南岳山，河南则太昊陵。隔省人士，不远数千里，前来顶礼者，犹往来不绝。
从明代人心目中南方的进香中心，到晚清不再是跨省的著名进香地，这不仅预示着武当山地位的衰落，也意识着跨省进香的香客大幅度地减少。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武当山进香活动时断时续，香火较旺时(如1934年)，每年香客仍多达3万余人，遇到动乱与战事时，则游人稀少。1947年纪乘之回忆抗战爆发后，他与友人游武当时，“山上的居民看到了我们，都感到了惊奇，因为武当山虽是一个很有名的胜地，但近年来已成颓废，游人稀少，再加上兵荒马乱，更难得有一两个人上山来游玩的-。足见在动乱年月中，武当山香客的稀少。
二、武当山进香风俗盛衰原因探讨
武当山朝山进香风俗的历史与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武当山主神真武神信仰的兴衰、武当山道教的影响等因素息息相关。
从传世文献看，武当之名似最早见于汉代。《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武当”县，《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武当”县条下自注：“有和成聚”，李贤注引《
荆州记》：“县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当。”又《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四年(28)二月“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李贤注：“武当，县，属南阳郡，有武当山，今均州县也。”武当县与武当山，究竟孰先孰后，已不可详考。据《后汉书·朱晖附孙朱穆传》称：“时(按：约当桓帝时)同郡(按：指南阳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可见武当山由于较为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清幽的自然环境，已成为当时隐居修行的场所，从传文“以经传教授”及朱穆“奉书称弟子”的情形看，似乎在隐居者赵康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人，隐然成为南阳郡一个修行的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当山已颇有名气。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称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寥上(熊会贞按：“上”字当衍)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乐食延年者萃焉。晋成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焉”。《
方舆胜览》卷33“均州”条引《
荆州记》称武当山为“嵩高之参佐，五岳之流辈”。可见武当山在当时已享盛誉，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学道修行者，诚如郭仲产《
南雍州记》所云“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隋唐时期，道教呈全面发展的态势。由于唐王朝的尊崇与扶持，道教出现繁荣局面。武当山的道教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现存第一部武当山志、元代刘道明所修的《武当福地总真记》记载了唐贞观年间(627～649)均州刺史姚简奉旨到武当山祷雨有应，唐太宗命即其地建五龙祠之事，这是武当山有记载的由皇帝敕建的第一座祠庙。乾宁三年(896)建“武当山神威公新庙”。唐及五代，姚简、孙思邈、郭无为、陈抟等著名道士隐居武当修道，使武当山名声大振。到唐末五代时期，著名道士杜光庭编写《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时，已将武当山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
宋代是武当山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它与道教大神真武神拉上了关系，自此以后，在世人眼中，武当山成为真武神修道与成仙之地，并逐渐成为真武神信仰的中心。
将真武与武当山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出自何人之手，已不可确知，但显然出自道士，很可能就是在武当山修行的道士。北宋初年，流传于世的道经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已称武当山为真武神修炼和上升之地，此说很快在民间流布。至南宋，真武修道武当山的故事已深入人心。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称：“均州武当山，真武上升之地，其灵应如响。”两宋文治极盛，武功却乏善可陈，其边患始终来自北方，朝廷内外大加崇祀的北方之神真武，此时附会于武当山，这对于武当山地位的尊崇，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以后，真武神便成为武当山奉祀的主神。以朝拜真武大帝为主要特征的武当进香之风见于此时文献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
元代统治者“肇基朔方，以神武定天下”，故对北方之神真武及真武“上升之地”的武当山崇奉有加，或加封神号，或修宫赐额，或召道士祷雨却疾，或遣使奉香建醮，尤其是元仁宗生日与道经传说中的真武圣诞日(三月三)相同，具有司命职能的真武便倍受尊宠。朝廷每年都派遣使者到武当山建金篆大醮。。道教法事活动的频繁举行，使武当山道教教团势力日益扩张，宫观庵庙规模急剧扩大，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了与正一道本山龙虎山齐名的道教圣地。各地民众来武当山朝香的活动也日益炽盛。
武当山朝山进香之风在明代达到鼎盛，这与明代真武信仰的兴盛和武当山地位的显赫是分不开的。明皇室崇祀真武，始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奉祀真武，据说是在平定天下时，真武神“阴翊显佑，灵明赫奕”。为感谢神恩，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便立真武庙以祭祀之。明朝真武信仰达到鼎盛，还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由于在“靖难之役”中，真武屡次“显灵”，佑助明成祖争夺帝位有功，因此，朱棣上台后，便大肆宣扬和神化真武的“神庇”功能，崇重其祀典；加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专门编制了《玄天上帝乐章》、《玄天上帝词曲》，为祭祀真武之用。成祖还在自己居住的紫禁城御花园中，建钦安殿专祀真武；在他坐朝的奉天殿两壁斗拱问，也绘有真武神像。由于帝王的崇信，明朝廷内外掀起了真武崇拜的热潮，为真武修建的庙宇很快就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神祠之一，“今祠庙之盛，无过玄帝及关公，且遍天下。
真武神被明成祖奉为“护国家神”，因之传说中其修真得道飞升之处的武当山也受到特别的重视与礼遇。永乐年间(1403～1424)武当宫观得到大规模营建。营建工作从永乐十年(1417)七月开始，主体工程于永乐十七年(1419)完成，附属工程于二十一年(1423)完成，共建9宫9观33处建筑群。武当山
的建筑规模不仅在当地前所未有，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以致走南闯北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感叹道：“至宫庭之广，土木之丽，神之显于前代亡论，其在今日可谓用物之宏也矣。《志》云聚南五省之财，用人二十一万，作之十四年而成，大哉我文皇之烈乎。非神道设教，余山安望其俦匹耶?”武当宫观以后历代多有增修，其中以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增修规模最大。据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3《敕重修宫观》统计，总计修理大小宫观955座，为楹2441间。除朝廷直接营建外，许多藩王、官吏、信士也不断在武当山兴工建造庵、观、祠、庙，其规模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各种建筑500多处，大小为楹2万余间。武当山乃被称为“皇室家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道场。
明皇室大规模兴建武当宫观，扶植武当道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道教逐渐衰落之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武当山的地位也因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正式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使武当山的名号地位不仅超过龙虎山、茅山、青城山等道教名山，而且也超过久享盛名的中岳蒿山、东岳泰山等五岳五镇，成了明皇室钦定的“天下第一名山”。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下令在遇真宫之东建巨石牌坊，后赐名曰“治世玄岳”，于是，武当山又被称为“玄岳太和山”，在明代皇帝的诏令中，其地位及声望更明显高于五岳等名山，王世贞即说：“至明太宗文皇帝尊之日太岳，世宗朝复尊之日玄岳，而五岳左次矣”；“夫天下称名山者无逾玄岳。由此可见，武当山在明代“雄镇五岳而祀超百代”是尽人皆知的事，因而，保存至今的明代楹联即有“顶镇乾坤天下无双胜境，峰连霄汉大明第一仙山”、“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等语。
明代武当山，作为朝廷的家庙和享有盛誉的宗教圣地，以拥有举世无双的宫观建筑、富丽堂皇的宫观装饰、无与伦比的精美神像，为地方官吏、武当道士一再宣扬而流传广泛的灵应故事，以及因列为“国禁”不许破坏一草一木而得到保护的风景，吸引了内陆各省香客的朝山。
与明代相比，真武信仰在清代官方祀典中的地位不太高，这一方面与道教整体衰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清廷有意识地抑制的结果。由于真武是明皇室的护国家神，清室入主中原后，便有意贬低真武，大大降低其祭祀的规格与礼仪，转而大封其他神灵，突出的如妈祖、文昌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神权始终受皇权支配的国度里，其信仰对象神格地位的高低，往往要看各代皇帝的推崇程度。失去朝廷大力扶持的真武神，其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之事。明谢肇涮在《
五杂俎》卷15《事部三》中说：“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在明代，关帝、观音、真武、碧霞元君四神香火最盛。而到了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学者刘献廷在《
广阳杂记》卷4指出“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刘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他提到的自然是康熙前半期的事。在他的笔下，最为时人所崇奉者是观音、吕祖即吕洞宾与关帝。从明人记叙中香火最旺盛的神祗之一，到清初士大夫眼中已不在天下之人“归心向往”之例，尤其是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这就是真武信仰在清代的一个变化。
随着真武神失去了统治者的大力扶助，武当山也不再享有明代种种特权，虽未断香火，却已呈强弩之末，不复极盛时期的风采，二百多年间，皇亲国戚无人光顾，中央财政不再拨款兴建与维修宫观。这与明代达官贵人纷至沓来、国家财政大力支持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应该看到的足，虽然入清之后，真武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逐渐衰减，但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在两湖、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云南、两广、福建等地。真武神仍有着较大的影响，信徒广布，故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风俗。特别是叫术清初，由于武当山地处战乱之中，武当道士纷纷赴云南、陕西、四川、吉林、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地传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得到发展。据调查，广西桂林刘仙岩、玉皇阁，四川青城大狮洞，青海土楼观，甘肃大水，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河南平顶山的真武观，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台湾彰化松柏岭等，都是武当道士于明末清初前往开山传宗的。这些宫观的道士对当地真武信众的影响力是较大的，他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使当地的朝武当山活动较盛。不过，因时局及其他原因影响，武当山的朝山进香活动起伏波折较大，并呈逐渐衰减之势。
综上述，武当山朝香民俗的历史与武当山地位的变化、武当山主神真武神信仰的兴衰密切相关。“武当”最早出现在汉代文献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武当山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以朝拜真武神为目的的武当山朝香活动开始兴起。入明以后，由于明成祖的极力推崇，真武的地位扶摇直上，武当山也因之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真武信仰的全国中心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山香客，香火之旺盛只有五岳之首的泰山可与之相比。清代的武当山失去了“皇室家庙”的殊荣，地位大为下降。它对周边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朝山进香民俗来体现。清康熙(1662～1722)、乾隆年间(1736～1795)，武当山朝香继明代之后又达到一个高潮。清中叶以降，武当山地区战事频仍，远距离的朝山活动受到极大影响，进香客的人数与地域来源已不能与明代鼎盛时期相比，朝山进香已呈衰减之势。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