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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栏]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作者:张乾元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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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261-06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倡导并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向全党发出“实行第二次结合”的号召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一课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面临着一个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一切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和有步骤地实行社会改造的任务,认为在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同时,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作,在“教育农民”的基础上,逐步实行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社会化。
       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以后,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如何建设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知之不多的。建国初期,我们没有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号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当时的新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遏制”的国际环境下,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是必然的选择。
       毛泽东认为,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必须从实际出发。他说,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有自己的独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逐步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在建设上考虑“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自己根据中国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性任务,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正是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全党发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号召。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强调“这是我们党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原则”。正是在党的这个一贯思想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在1956年到1957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并率领全党又一次踏上了艰辛探索的历程。虽然毛泽东在后来的探索中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没有找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而正确的道路,但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以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执著和创新精神,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政治基础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苏为鉴”,在总结中国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保证。
       (一)探索并开创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从多方面探索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认为要立足于本国,自力更生,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思想路线。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总方针,确立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以及综合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他提出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照搬的对外开放的新理念。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他批评苏联重积累、轻消费的做法,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
       原则,并揭示了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即较低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利益层次而不能相反,但较高利益层次要照顾较低利益层次。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他认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倡导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管理模式。1957年,毛泽东还率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张,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还很不完善”,需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克服某些环节的缺陷,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需要一批党外志士仁人,“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提出改革“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也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毛泽东开启中国改革理论之先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1956年,毛泽东又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要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不同的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老百姓恨透了”的“少数人还是要杀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要“劳动改造”;提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无产阶级民族政策教育,诚心诚意地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向科学进军,倡导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的变革时期,国家建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针对当时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学领域,甚至以苏联的学术成果或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等做法,毛泽东指出这种对外国人毫无批判的生搬硬套和模仿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倡导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是非非要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通过艺术的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方法去解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要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文化科学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这些光辉思想初步回答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础,“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政治保证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反对和防止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面临的又一个严峻的历史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反对和防止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政治条件。毛泽东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谋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扩大党内和党外的民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告诫全党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部分党员干部容易滋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开创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执政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是反对和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保证。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巩固无产阶级执政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必须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据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和条件,就是要懂得多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取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己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战略思考,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高执政的能力,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及其历史贡献,不仅对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普世理论意义。
       第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形势发展的时代特点,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初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积累的大规模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的大批经济领导干部和社会管理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人才资源;思考的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所提出的一系重要思想,不仅为防止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使党永不变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以及怎样提高执政党的能力提供根本的政治前提,推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
       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本民族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时,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恩格斯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时,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一基本原则。对于英国工人运动,恩格斯强调英国必须抛开德国的特点而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关于意大利党的策略,恩格斯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而对俄国革命的情况,恩格斯则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本国问题时需要适应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直接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所有这些,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三个阶段。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和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并且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中,科学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贡献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阶段,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如何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伟大任务,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20世纪中叶以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结合本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有所贡献,也出现了所谓“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等有创见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性,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并没有成功实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明确指出,“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和方针,是对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初步回答。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伟大贡献。党的十七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我们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发展老祖宗。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起来”的首要结合。因为这样的结合,既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又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新内容。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