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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关键词]郁达夫；佐藤春夫；1921年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198-06
       1921年，中国农历辛酉年，民国十年，日本大正十年。
       这一年，没有资料显示作家郁达大与日本大正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佐藤春夫已有面识。但佐藤春夫的名字，郁达夫是已有耳闻，而且对他的作品欣赏有加。1921年后两人更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但在这一年两人按照自己的生活轨道过着各自的生活，平静中却暗流涌动，折射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一月
       1921年1月。在日本，创刊于1891年的著名文艺杂志《早稻田文学》的新年第一期登载了哲学家、文艺评论家西宫藤朝的文章《文艺运动的文化意义》。这篇文章与前一年11月另一名文艺评论家片上伸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艺中心的文化事业》具有延续性，均围绕1919年哲学家左右田喜一郎和桑木严翼在德国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主义”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指定和强化，使“文化”一词的意义更加明确并继续传播开去。他们提倡以“文化”作为生活的中心，而此“文化”非彼“文明”，它指的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艺术教养范畴的文化，确切地说指的是“文艺”这个概念。
       “文化主义”的提出与大正时期的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评论家桑原武夫在他的著作《大正十五年》中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思潮对日本的影响，认为“明治时期人们的生活与西方有很大的落差，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十分困难，但到了大正时期，老百姓开始喝啤酒、喝汽水，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对西方的)模仿就变得简单可行了。”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生了大批的消费群体，进而促生了以大众为对象的文化需求，出版业的发达，各类文艺杂志的诞生，加上“文化主义”的倡导，提高了文艺创作者的地位，催生了他们的创作欲望。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对大正时期的文学活动曾做了如下的评价：从文学上来说，大正时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熟期，各种流派纷呈，形成r一个安定的文学概念、文坛，成果丰富，是日本近代文学的黄金时期。
       日本文坛的发展和繁荣，让一群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获得了精神上极大的愉悦。此时，郁达夫正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他1913年留日，1914年入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在那里认识了郭沫若和张资平。其后，张资平、成仿吾与他同时成为东大的学生。这群年轻人身处文化氛围浓郁的日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幼年时期便埋藏于心的“文学趣味”被重新点燃。他们被西方文学吸引，关注日本文艺界对西方文艺的译介、宣传以及日本本土作家的创作，并有意模仿尝试。1919年至1921年间，几个年轻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并互相欣赏点评。这些作品后成为创造社组建后刊发的第一批成果。更重要的是，大正时期日本文艺界对文艺的重新认识和定义使他们认识到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早稻田文学》是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爱读的几种日本文艺杂志之一，他们一定从中了解到了这股正在日本文化界兴起的热潮。这为他们最终放弃大学专业转向文学提供了支持，创造了条件。
       也在这一年的1月，佐藤春夫在著名的文艺杂志《改造》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黄五娘》。1920年，他因陷入与谷崎润一郎的妻子千代的感情纠葛中，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6月应朋友的邀请赴中国福建、台湾一带旅游。途经泉州时，他听到了流行当地的闽南语故事《陈三五娘》．被陈三和黄五娘之间优美的爱情故事打动，回国后立即创作了小说《黄五娘》和《星》。
       佐藤出生于1892年，年长郁达大4岁是郁达大崇拜的一位作家。他出生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那是一个和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县一样依山傍水、风景旖旎的地方。他自幼爱好文岂，更因大正时期浓郁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成长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13岁刚人中学就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做一名文学家。与郁达大一样，他最早的文学尝试也是创作诗歌，两人早期的诗歌都具有抒情细腻之风。但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却比郁达犬幸运得多。佐藤春夫的成名经历可以说是大正时期作家的一个典型：自身才华横溢、依靠友人提携和同人杂志的关系，青年成名。在文学起步阶段，他结识了当时有名的文艺家生田长江和谷崎润一郎，受到两人的赏识和提携。更重要的是，致力于白南民主的文化建设的大正时期社会，给予了他极大的展示自我的空间，他如鱼得水。
       早在1907年左右，佐藤春夫在一个由几位社会主义者开办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报刊阅览所看到了《中央公论》杂志，为之激动不已。《中央公论》创刊于明治20年(1887年)，明治45年(1912)由著名编辑潼田樗阾主持，进入滝田时期。滝田樗阾支持古野作造的民主主义思想，刊登了吉野大量的宣扬民主主义理论的文章，使《中央公论》成为大正时期民主主义思想传播的阵地。但作为一个综合性杂志的掌舵人，滝田还把月光投向了正在急速上升的文艺创作。他挖掘了众多的文艺新人，刊登他们的稿件，宣传他们的作品，为文艺创作者提供了登龙门的平台，他也因此被称作“大正文坛头号监制人”。受他照顾过的作家不胜枚举，包括正宗百鸟、葛西善藏、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等。其中便有佐藤春夫。郁达夫颇为欣赏的佐藤的几部短篇小说均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如1918年一年之中连续发表了三篇，7月的《李太白》，8月的《指纹》，11月的《阿绢和她的兄弟》。1917年佐藤在《黑潮》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初稿，因清新的抒情风格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受到关注，自此他的创作不断，在出版界的积极“跟踪”下，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一部部接连面世。就在上述短篇小说发表后不久的同年12月，他的处女短篇集《病了的蔷薇》即由天佑社刊印发行，1919年其短篇集《阿绢和她的兄弟》由新潮社发行，同年新潮社还出版了他的名作《田园的忧郁》定本，天佑社则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短篇集《美丽的城镇》。1920年1月，春阳常编辑出版了《佐藤春夫选集》。短短两年时间，在出版界的“帮助”下，佐藤春夫迅速登上了名作家的行列，为人所熟知，包括留学生郁达夫等人，让他们钦羡不已，当时的佐藤春夫不过28岁。
       1921年的佐藤春夫经历了成名的热闹和喧嚣，正处于半休养状态。他这一年的创作都与这篇短篇小说《黄五娘》一样，寄托着他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忧思。
       二月
       这个月，处于创作旺盛期的郁达夫把自己于前一年完成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寄住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这篇被郁达夫称为自己的“试作”的小说，以圣诞节将至的东京为背景，模仿日本私小说的模式，描写了一个在
       “灰色的夜间”游移的孤独的灵魂，年轻病弱，神经质却不失浪漫。特意营造的哀伤颓废的气氛，让人联想到他对英国世纪末文学代表作家道森的模仿，主人公因“弱小民族”和都市零余者身份产生的深切的悲哀，又似乎重叠了作者自身的经历。而小说人物气质的设定，清高孤独，充满忧郁，又仿佛闪烁着佐藤春夫的影子。《银灰色的死》虽是他的处女作，却基本铺垫了他今后小说创作的基调和方法。这篇小说寄到《时事新报／学灯》后的一段时间没有响应，半年后即同年7月才刊登出来。这件事让郁达夫非常小满，他认为此事似乎印证了朋友们的怀疑，即国内怎会刊印这类体裁的东西?何况出自一个无名之辈的笔下。再对照佐藤春夫的际遇，更不免心生戚戚。因此，日后当朋友何畏对他说，“达夫!你在中围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郁达夫虽表惭愧，但心里一定还是难以释怀的。
       三月
       3月。佐藤春夫在《改造》上发表了《星》。这篇短篇与其处女作《李太白》一样，都是对中国民间故事或历史人物的重新创作，寄寓了作者本人的情怀。原《陈三五娘》这个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被佐藤春夫的笔拨弄成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陈一与五娘逃脱了恶人的魔掌，却始终未逃脱心魔和命运的掌控，而自始至终在天上俯视人间万端变化的星星，给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作者继承了世纪末的感伤情调和神秘主义，颠覆了民间故事中才子佳人的命运模式，试图告诉读者：较之外力，左右人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内心，一种超越人存在的神秘力最，显示出他对命运无常和复杂人性的考察，使特定环境下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归结于他划定的无常宿命线上，而最终成为一个与时代社会无关的人性问题。这篇小说与《李太白》及他的成名作《田园的忧郁》在表现风格不属于相同类型，语言优美，充满诗般的意境，唯美伤感，仿佛一首首抒情散文诗。佐藤春夫的这些短篇深得郁达夫的喜爱，称它们为“优美无比的作品”。但这些优美的作品，并没有摆脱日本特有的私小说模式对作家创作视野的困囿，它们停留在展现个人的苦闷与忧郁的美丽，拒绝将触角延伸到个人以外的广大的现实世界。
       也在这个月，佐藤春夫与他的师友谷崎润一郎断绝了关系。两人之间的“让妻”风波让日本文坛喧嚣一时，显然经过中国旅游，佐藤春夫的心情并没有得到平复。就在已成名的佐藤春夫为爱情苦恼，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都沉浸在“世纪末”的哀愁情绪中时，同在东京的几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却处于艰难的抉择中。
       同月的最后一天，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和成仿吾踏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就在这个月，成仿吾收到了老乡李风亭邀请他回国担任上海泰东图书局文学部主编的信件，让他们看到了创办杂志的新希望。创办文艺同人杂志是大正时期日本文坛的主流，其杂志与相关作家人员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向乎每个文学流派都拥有一种或多种同人杂志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如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战等人为中心的《白桦》杂志，提倡唯美主义文学的《昴星》、《三田文学》、私小说的阵地《奇迹》杂志和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的《新思潮》均是大正时期有影响的几种纯文学同人杂志。这些同人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文艺倾向或文艺观点鲜明，但其作家创作风格并不求一致，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处世为人都各有特色。白桦派同人在《白桦》创刊词中表明的：“白桦是用我们自己小小的力量耕耘的小小的田地。我们在这互相谅解的范围类随意种植我们的东西”的创刊思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非常乐于接受。早在1918年，郭沫若和张资平就产生了自己创办同人杂志的想法，并获得了郁达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几个无名学生赤手空拳创办杂志何其难!为此，郁达夫与张资平、成仿吾曾站在日本皇城的外壕边，于深夜冷风中相对叹息。
       两个月前，即1921年1月，郭沫若在给田汉的信中写道成仿吾对办刊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底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并在信中对成仿吾的意见表示极力的赞同。可以看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将他们创办杂志的目的从单纯的“文学趣味”上升到了“文学使命”的高度。这一年的3月31日，郭沫若最终决定与成仿吾一道乘上回国的轮船。郭沫若后来描述他们当时的心境时说：“我心中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五月
       这个月，留在东京的郁达夫再次改作了他的小说《沉沦》。这篇小说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风格情调都与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十分相似，通篇透露出无比孤独和忧郁的气氛，通过细致的心理分析和描写，展示出人物自我内心的冲突、抗争、分裂和妥协，表现了青春的忧郁、苦闷乃至病态的挣扎。显然，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这篇名作从欣赏发展到r模仿。《田园的忧郁》是佐藤在1918年完成的作品，通过抒情诗般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唯美伤感的“梦境”，文艺评论家中村真一郎在评论这篇小说这样讲到：“这种对如此忧郁奢华——充满了世纪末倦怠的生活的描写——如果在上一代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恐怕会成为让人发闷的散文式的，充满了焦虑的东西吧。……但像这样没有特色、不激动人心，而且没有前景的‘颓废生活’，却因为作者的诗情，摇身一变为如同一篇人工乐园般的小说，不能不让人惊叹。”这也是郁达夫推崇这部作品的原因。
       郁达夫的《沉沦》从佐藤那里借来了抒情的笔法和世纪末的忧郁之风格，但却无法从佐藤那里借来游离现实之外的闲适，在小说最后，他压抑不住地喊出佐藤春夫无法喊出的声音：“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溯根求底，两人的忧郁来自于不同的心理土壤。佐藤春夫的茫然和忧伤出于青年的好胜和多愁善感，1917年前后，他满怀从庆应大学退学的失落、失恋的痛苦、渴望早日出名的焦虑，搬到现横滨市港北区铁可一处郊外的房子调整身心。这所房子建在他凭借家庭的资助购买的1450坪的土地上。随同他迁往新居的有他的妻子、两只爱人和两只爱猫。他每日置身田园，感受着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细微变化，渴望与“安静柔美而又平凡的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享受着田园“象古典音乐般平静的幸福和喜悦”。忧郁于他是生活的调剂品，就像“生病的蔷薇”，但总有痊愈的一天。在他完成《田园的忧郁》同年，他还写了另一篇短篇小说《李太白》，借李太白恃才放旷的形象表达了自己一方面自视为天才的强烈自信，又渴望得到世人认可的焦虑心情。随着他的成名成家，他的“忧郁”内质也发生了变化甚至逐渐淡化，这从他创作题材以及风格富于变化的多样性上可以得到证明。但在郁达夫那里，忧郁却有了更深的内涵。别离祖国，在他乡遭受的歧视和侮辱是压在他心里的沉重的痛。他自己日后回忆说：“眼看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刮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足忧伤。”“忧郁”对郁达大而言，绝不是调味品，它来自内心深处，成为他不同时期文学表现的基本主题，贯穿了郁达夫的终生。“忧郁”的不同内质也形成了郁达夫与佐
       藤春夫文学不同的精神特质，他们后来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但随着国家局势的剧变，两人的距离日益增大最终反目。这在1921年两人的文学活动中似乎已显端倪。
       六月
       这一年的6月5日，郁达夫见到了阔别五六年的朋友郭沫若。这时的他因为腹痛发烧被同学送进了位于东京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正在住院。对这次的生病，郁达夫采用自叙方法记述在了短篇小说《友情与胃病》中。郭沫若刚从上海回到日本。此次回来，是来寻求同人的支持的。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期间，他完成了那有名的三件大事：一，编集诗集《女神》；二，重新标点《两厢记》，写就长文《<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三，重译《茵梦湖》。从而得到赵南公的信任，后者答应资助创办新的文学刊物。
       郭沫若的到来给病中的郁达夫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安慰和希望，他当即表示自己可以给刊物令力的支持。两人商量了一些诸如杂志名称的实质性的问题。对杂志的创办方向，他们一敛同意创办纯文艺的以“新浪漫主义”为方针的同人杂志。对“新浪漫主义”这个概念的认识和界定，郁达夫等人主要是通过大正时期的日本义化界来完成的。因此他们对新浪漫主义的接受采取了与大正文坛基本一致的态度，即新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倾向，则应是“发挥灭赋的个性和独创性，强烈的清新的主观，摄取真和美的努力”。对郁达夫来说，于小说中发挥个性和主观，摄取“真”是他最有共鸣的，这是佐藤春夫的小说的特质，也是他自己努力追求的。
       就在两人会面后的第三天，郭沫若召集田汉、张资平、何畏、徐祖正集中到郁达夫的寓所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上，几个年轻人正式决定组织文学团体，命名为“创造社”，出季刊和丛书，并决定了第一期从书书目以及第一期季刊的内容。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掀起了巨大波澜、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就在这一年的这一个月在郁达夫的寓所正式成立了。
       七月
       这个月，郭沫若回到了上海继续刊物的准备工作。郁达夫在东京为郭沫若翻译的施托姆作品《茵梦湖》作了篇名为《施托姆》的序，这足他做的最早的一篇重要的文学评论。施托姆是大正乃至二战前后最为日本作家喜爱的德国作家之一。大正时期许多大学和旧制的高等学校都把他的短篇小说和抒情诗作为德语教材使用。也为郁达夫等人能够接触到施托姆创造了直接条件。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尽情地表达了自己对德国作家施托姆的欣赏和推崇。他认为施托姆的小说是“抒情诗的延长”，“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他称《茵梦湖》是“千占不灭的杰作”，说：“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若失，好像是一层一层的沉到黑暗无光的海底里去的样子。”可以看到，从英国的道森到德国的施托姆，再到日本的佐藤春夫，郁达夫对他们偏爱有加，因为他们的作品中那浪漫的诗情和深沉的忧郁深深打动他。就如他自己所说，一旦觉得一种文艺作品的气脉，有与“我们的心灵吻合的时候，就一往情深地称赞个不了。”
       这个月同在东京的佐藤春夫仍然沉浸在火恋的痛苦中，他的第一本诗集《殉情诗集》在这个月由新潮社出版问世。这本诗集收录他自文学起步阶段创作的共23部诗歌。其中大部分诗作都属于抒情诗，有回忆学生时代的，有回忆初恋感情的，更多的则寄托了他对谷崎润一郎夫人千代的相思之苦。他在诗集自序中坦承自己乃一情痴，人生中途来到了爱情的阴暗森林，儿女之情达到极致自然成诗，诗中多是自己“心中的事，眼中的泪，意中的人”。如他在著名的《水边月夜之歌》中咏道：心怀愁绪难遣，水中冷光粼粼。我身即如朝露。不免情思绵绵(吴树文译)。借物托情，以情言物，感情真挚大胆，现代日语与文语的融合运用使诗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又不失古朴唯美之风。物质与精神的余裕让佐藤春夫一生都可以在诗与小说之间自由游走，他的诗与小说忧郁却不失对乍的执著，用情浓重却不夸张怪异，他的伤情与理性的结合使他成为大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这本《殉情诗集》在当月一出版即刻获得评论家和读者的追捧，他也与北原白秋等人被并称为大正时期的抒情诗人。
       与佐藤春夫一样，郁达夫也同样是写诗能手。留学日本期间是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毕生留下的500多首诗歌中，有近一半都创作于1913年至1921年初。
       但此时的郁达夫暂时放下了诗歌的创作。因为他找到了更能表达自己的方式：小说。并表现出了旺盛的小说创作力。这个月他又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南迁》，这篇小说依然采用“私小说”的模式，延续了他的《银灰色的死》与《沉沦》的颓废忧伤，表现了身为知识分子对前途的消极和无望。这篇小说一道收入了后米的《沉沦》集中，被誉为“沉沦三部曲”。它们是郁达夫留日期间的真情流露，也是他的“文学趣味”初点燃时的刻意之作。尽管郁达夫对自己的这i部作品并不满意，但它们最终成就了他的作家之梦。
       九月
       在这个月，郁达夫做了一件震惊中国文坛的大事。月初他由东京叫到上海，从郭沫若手中接过了《创造季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月底他在《时事新报》刊登了那篇如同惊雷一般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云：“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火将近，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袋，主张艺术独市，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这篇预告延承了同年一月成仿吾在信中表明的使命感，更直接规定了他们的奋斗方向，指向性颇强，大有与之战斗的意向。
       郁达大的这篇预告使创造社从成立伊始便与本年初成立的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的文学研究会站在一个对立的位置。次年，双方频频发表文章相互攻击，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一场论争。不久这场论争更发展成一场“混战”，创造社四面出击，最终四面树敌，筋疲力尽。从郁达夫个人的角度来讲，他从日本初回国，对国内文学者们成立一个庞大文学团体致力于新文学建设的良苦用心并不了解。他长期接受提倡自由追求个性的日本文化界的熏陶，向往艺术的独立自由，追求艺术的多样化和表现形式上的“真善美”。他羡慕佐藤春夫可以在日本自由创作，得到文坛和读者的认可，成名成家。仅仅自己年初投稿的《银灰色的死》虽已在7月份被登载在《学灯》上，但时隔半年，还是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感。第二年3月，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艺文私见》一文，开篇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肯定道：“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鞋的。”，“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心思。
       十月
       这个月的15日，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本书并同创造社的其他丛书一推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一版再版，青年争相购阅奉为珍宝。郁达夫成为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而评论界对他的《沉沦》虽有讥讽打击的声音，但也不乏惊喜和肯定。有不少评论家看到了郁达大文学中可贵的一
       面，如当时有评论曰“自我表现，生活记录，这是不易的事，不易之处在于一种纯朴的真实。”郁达夫本人得知自己的小说一炮打响后激动不已。就在这个月，他从一个义学青年转变成一个作家。对创造礼而言，丛书以及后来的创造季刊的发行和成功，为他们这个新的文学社团的登场制造了一个漂亮的开端，他们的作品征服了众多青年的心，激励了他们生存的勇气和欲望，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层层波澜，产生的轰动效应是他们同时期的文学社团所无法相比的。
       但小说的成功并没有给郁达夫与他的伙伴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由于泰东图书局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为了维持生活，郁达夫在郭沫若的推荐下，这个月赴安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经济上的困顿是郁达夫与创造社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也直接导致了前期创造社的解散。在安庆，郁达夫记下了四天的《芜城日记》，在那里他目睹了中国老百姓的艰辛，尝到了自己谋生的孤独和辛苦，开始思考社会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两年后他突然发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贫困的人统统划到了无产阶级，并高呼经济和文学上受压迫的人应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有权有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文人。其中历经的心灵苦痛是不难想象的。
       就在郁达夫和他的同伴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远在日本的佐藤春夫依靠版权依然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大正中期至大正末期是日本文坛一个“文运隆盛文坛黄金时代”。“在这个文运隆盛时期，杂志多，对稿件的需要量大，如果稍有才能，就能较为容易地踏进文坛，只要能卖得一些声名，单靠一支笔是完全可以过上安逸生活的”，更何况佐藤春夫这样已经成名的作家。这个月他对千代的思念还没有消退反而愈发强烈，痛苦难遣的情感堆积沉淀最终凝结成了一首著名的诗歌《秋刀鱼之歌》，发表于次月即11月。这首诗成为了他的传世之作，进一步奠定了他诗人的地位。而他本人的作品集《幻灯》也在这个月由新潮社刊印发行。这本集子中收录的第一篇就是这一年一月发表在《改造》上的那部短篇小说《黄五娘》，这篇小说成为了他和田汉关系的润滑剂。因为就在郁达夫的《沉沦》出版的第二天，10月1 6日，还在日本的田汉拜访了佐藤春夫。
       田汉是郁达夫的朋友，他一样非常热爱文艺，对戏剧艺术尤其着迷，而且人际关系广，朋友多。这是田汉第一次见到佐藤春夫，他在日记中描述佐藤的长相“长发短须削面尖口”，身着和服。尽管年龄相差不大，但已功成名就的佐藤春大在田汉面前还是摆出了一副长辈的气派，惹得田汉颇不高兴。为缓和气氛，佐藤递给田汉那本《幻灯》，两人的话题随即转向文学，从《黄五娘》谈起，谈到中国民间故事，谈到中国的文化界，日本文学和大家，谈戏曲谈诗歌，兴致很高，一直聊到傍晚时分。谈话的具体内容，田汉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但有关创造社的成立以及创造社同人的文学活动，他是极有可能讲给佐藤春夫听了的。那天佐藤春夫留田汉共进了晚餐，两人消除了最初的隔涩，建立了友谊。
       田汉对佐藤春夫的这次愉快的拜访成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重要契机。大约在次年三月，郁达夫回到日本，田汉把佐藤春夫介绍给了他。对此，郁达夫虽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宇资料，但从其它的相关资料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喜，因为不久他便开始独自一人频频造访佐藤家。1927年佐藤受邀来中国游玩，郁达夫亲自接待并作陪同游上海等地，两人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直至1938年前后两人反日。同时1921年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年时光，两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学创作，显示了他们的精神契合，也折射出其时相对平和自由的大正时期文化界与动荡摸索期的中国文艺界状况和巨大反差。两人在这一年共同勾画的中日文化史上的一幅生动图画，让人感慨万千。仿佛郁达夫所言：“我们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它接合起来，连成了一条直线来同头一看，实在是可以使人惊骇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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