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袁宗道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重实用、重道德的文学思想到重个性表现、重性灵抒发、重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主动接受、积极传播其弟弟袁宏道标举的性灵文学，在公安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关键词]袁宗道；接受传播；性灵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2-0192-06
袁宗道(1560-1600)，一直都被看成是公安派文学的创始者。公安三袁兄弟友于，声应气求，造就了公安文学流派，这些都已经被先学时贤们阐述得比较充分了，只是对袁宗道文学思想的整体认识略嫌不足。笔者认为，袁宗道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重实用、重道德到重个性表现、重性灵抒发、重不拘格套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主动接受、积极传播其弟弟袁宏道标举的性灵文学思想，在公安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一、袁宗道前期的文学思想述评
依据袁宗道《
白苏斋类集》所收录各文体作品，不包括附录的佚文，一共是333篇。其中卷二古体诗一首，乃袁宏道作品，实共332篇。以万历17年以前(不包括此年)为界，作为袁宗道文学思想的前期，共有作品21篇，包括诗8篇，馆阁文类10篇，志状祭文类3篇。倘若去掉志状祭文和应酬诗等10篇，还剩下两首诗和九篇文章。这11篇诗文都是袁宗道任翰林院庶吉士期间所作的馆课文字，《
白苏斋类集》将其归类为“馆阁文类”。袁宗道前期作品主要以馆阁诗文为主，这些诗文代表了袁宗道前期的文学思想，体现出遵循传统的重道德、重实用的先德后文的正统文学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时的热门话题“师心”和“师古”问题上，袁宗道持双双批评的态度。《刻文章辨体序》既批评文章“师心”而不知古的做法：“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连城，类惮于结撰，传景辙鸣。自凿一堂，猥云独喻千古；全舍津筏，猥云凭陵百代。而古人体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规非圆，削矩非方。即令沉思出寰宇之外，酝酿在象数之先，终属师心，愈远本色矣。”也批评了泥古不化的做法：“抑不佞闻之，胡宽营新丰，至鸡犬各识其家，而终非真新丰也。优人效孙叔敖，抵掌惊楚王，而终非真叔敖也。岂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遗神情者乎!”袁宗道的这种认识与宋濂(1310-1381)所论“师心”和“师古”的关系及各自存在问题的基调同出一辙。宋濂指出“师古”不当的流弊：“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之人其初虽有所沿袭，末复自成一家言，又岂规规然必于相师者哉”；批评“师心”之作“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答章秀才论诗书》)，认为师心者不尊重传统，违背甚至反叛传统诗教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等。袁宗道此时说法与后期《论文》所主张的信心信口信腕说法有相当距离。
其次，经世致用的实用文章观。袁宗道认为好的文章当如米饭和肉食一样，味道虽然平常、“无奇”，但是“周于用”。其《刻文中子序》以奇味和实用的区别比喻《庄子》、《
列子》和《文中子》的区别：“今之人方甘海错也，而调粱肉进之，见谓泊然不赚于口矣。然海错卒不可实枵腹，不得不舍而之粱肉者何?其味无奇，而卒周于用也。盖余始得六子书读之，至《庄》、《列》而神动心艳也。已读《文中子》，泊乎其难入也。已数数寻绎焉，而始不忍去手，尽易《庄》、《列》之好好之。倘所谓无奇而卒周于用，若粱肉者非耶?”这种看法与袁宏道性灵文学所追求的新鲜、奇特的审美理想完全异样：袁宗道持经世致用的实用文章观，袁宏道持自我表现的艺术文章观。而袁宗道的这种看法实际来自明初苏伯衡、方孝孺等人的说法。苏伯衡《洁庵集序》：“人固有却菽粟而进蚬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纟罽)毯者。……夫蚬蛤可适口，而不可疗饥；(纟罽)毯可悦目，而不可御寒；养生则必以菽粟，而不以蚬蛤也；卒岁则必以布帛，而不以毛毯也。”方孝孺《刘氏诗序》：“世固有嗜橘柚祖梨者，然饥则必饭稻啖肉，而后可饱，稻与肉不可一日无也。适口之味，爽然人乎齿舌，非不可喜，而于人何所补乎?自古以来，适口者多于五谷，而稻肉不足以悦人，斯人几何不馁而死也。”袁宗道所持之论遵守正统文章传统。
第三，重德轻文。袁宗道所重之德主要是指程朱理学思想，他痛斥不尊洙泗正论的其他思想。他说：“今海内学士好治子家言，方海错乎庄、列辈，濡首其中，而薄洙泗正论为无当，此风不熄，将为晋朝挥麈诸人之滥觞，其蠹世道而荡人心，宁有底极。故吾取诸子中若《文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剞劂氏，刻之以风天下。”(《刻文中子序》)袁宗道的轻文思想很突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云：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运才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则无论其本拨而神泄于外，而其才亦龌龊趢趢，无纤毫之用于天下。夫惟杜机葆贞，凝定于渊默之中，即自弢其才，卒不得不显。盖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也。……而鞔代文士，未窥厥本，呶呶焉日私其土苴而诧于人。单辞偶合，辄气志凌厉；片语会意，辄傲睨千古。谓左、屈以外，别无人品；词章以外，别无学问。是故长卿搞藻于《上林》，而聆窃赀之行者汗颊矣。子云苦心于《太玄》，而诵《美新》之辞者(面見)颜矣。正平弄笔于《鹦鹉》，而诵江夏之厄者扪舌矣。杨修斗捷于色丝，而悲舐犊之语者惊魄矣。康乐吐奇于春草，而耳其逆叛之谋者秽谭矣。下逮卢、骆、王、杨，亦皆用以负俗而贾祸，此岂其才之不赡哉?本不立也。……而比其不得已而鸣，则矢口皆经济，吐咳成谟谋；振球琅之音，炳龙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岂比夫操觚属辞，矜骈丽而夸月露，拟之涂糈土羹，无裨缓急 之用者哉!
袁宗道这篇文章对前代文人的批评让人吃惊，如司马相如、扬雄、谢灵运、初唐四杰等，认为他们“负俗而贾祸”，指责他们“操觚属辞，矜骈丽而夸月露，拟之涂糈土羹，无裨缓急之用者”。这种批评和指责来自袁宗道主张先德后文、先经世致用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创作主体以圣贤之道为本的正统文章思想，这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革新思想大异其趣。道德文学和性灵文学的区别在晚明已经比较显性，伯修在这样的文学思想背景下持保守一端的道德文学，实在与激进一端的性灵文学差异甚大。周群也看到了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的异调，周群说：“这就形成了伯仲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殊异，也是宗道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发出的最不和谐的音符。”袁宗道在文学思想上的遵守规范和传统当与其稳实的禀性有关，袁宗道自己曾说：“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扬，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袁宗道所说的万石，《史记·万石传》说万石父子都是极其谨慎小心之人，试看司马迁举的一个例子：“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行为最简易的万庆就是这样当着皇帝的面用马鞭指着马一匹一匹数数，其余万氏家族的小心谨慎可想而知，而袁宗道却很看重万氏的敛其锋锷、安亲保身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袁宗道后期将万氏父子定位为无才的“君子”：“君子无才者，如万石君父子”。(《论
用才》万历25年)袁宗道的稳实性情使他更看重韬光养晦、含蓄收敛的个性，而这与张扬个性、逞才使气的个性解放思潮相距甚远。
“不和谐的音符”还不止于此。例如，袁宗道在《刻文章辨体序》对吴讷“文辞以体制为先”、“作文以关世教为主”的重体制、重世教这种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完全相反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而且完全赞同。又如，袁宗道曾为《
玉海》一书作《刻玉海序》。《五海》是一部搜罗古今万象的类书，是复古派推行博学多知读书思想的重要文献，袁宗道为《
玉海》作序，未见他的丝毫反感态度。当然，不反感也并不意味他必定赞同。但是，这些与袁宗道后期“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以及对复古派的猛烈进攻态度显然异样。
事实上，万历17年前后，通常意义上的公安派文学还并不存在。袁宗道早期的文学思想，表现出重实用、重道德即遵守传统的正统文学思想特征。万历24年左右，袁宗道的文学思想明显发生了变化：由重实用、重道德转向重个性表现、重性灵抒发、重不拘格套。
二、袁宗道后期的性灵文学思想论
在展开本节内容讨论之前，还有一个需要交代的情况，那就是大约万历17年至万历24年期间袁宗道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这个时期可看成袁宗道文学思想的前期与后期之间的衔接时期。在《
白苏斋类集》所收录332篇作品里，衔接期共有139篇。古体诗10篇，今体77篇，馆阁文类4篇，序9篇，志状祭文类18篇，记类7篇，笺牍类10篇，说四书4篇。这个时期袁宗道的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值得一说的有两点：(1)文学趣味的增加。诗歌作品数量的激增，游记、尺牍和杂说三个文类的增加，说明袁宗道在诗文创作上有较大的投入，表现出更广泛的兴趣。但是，有关反复古、崇白苏、抒性灵等性灵文学主题在这个时期基本没有露面。(2)学术思想变迁，由养生之学转向性命之学。万历14年丙戌至17年己丑期间，袁宗道信奉养生之学，相信福建莆田人林兆恩“三一教”。三一教就是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黄宗羲认为它“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然观其所得，结丹、出神，则于道家之旁门为庶几焉”。林兆恩修炼了内丹功夫，能以“艮背法”为人治病，袁中道说袁宗道“有志于养生之学，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石浦先生传》)，即此。万历17年焦竑向其推介持顿悟之旨、明心见性之说的李贽，三袁因此于万历21年一起去湖北麻城拜访李贽。“至是始复读孔盂诸书。乃知至宝原在家内，何必向外寻求，吾试以禅诠儒，使知两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石浦先生传》)黄辉也认为袁宗道所著《海蠡篇》使得“东鲁西竺融为一心”(《祭石浦袁太史文》)。袁宗道儒学为本、佛学为用的态度明确，但随其屡悟屡疑的性命之学的层层深入，其人学思想和文学思想都必然有所变化，性灵文学与性命之学的密切关系也毋庸置疑，但是，性命之学毕竟只是性灵文学的学术背景，性命之学并不等同于性灵文学。
袁宗道性灵文学的创作和性灵文学思想的阐述大约始于万历24年左右，抒性灵、反复古、崇白苏的文学思想成为这个时期袁宗道文学思想的主旋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文创作新动向
在袁宗道人生的最后5年时间里，共创作诗文172篇，占总量的一半还多。袁宗道诗文创作“为中郎意见所转，稍稍失其故步”，我们按照三袁小弟袁中道“读此诸作自见”的提示，发现袁宗道这个时期的诗文创作开始呈现出感情率真、不拘格套、信口信腕、语言俚俗的性灵文学特征，其自我形象的展现也有变化。
表达思想感情真实率性是“独抒性灵”理论的张显，也是袁宗道这个时期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爱闲亦爱官，讳讥亦讳钱”。(《咏怀效白》万历24年左右)“不费复不饕，养财兼养胃。都门仕宦者，独有二乐事：第一多美酒，第二饶朋辈。”(《对酒》万历27年)不仅不先天下之忧而忧，反而是先天下之乐而乐，这与其早期信奉的儒家人生理想有相当的差距。杜甫、范仲淹都有先人后己乃至先人后不已的伟大人格，可以说是道德高尚、情怀伟大之至；白居易则是己好人亦好，希望别人像自己一样亦好亦乐。白居易《新制布裘》：“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覆盖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白居易自己穿上了新棉袄，也希望普天之下没有受冻之人，这种己好人亦好的朴素爱心也平易动人。袁宗道对白居易富裕奢华、自在逍遥的生活充满向往之情，《咏怀》(万历25年)写道：“亦有白居士，分司饶俸钱。既上洛中宅，常开花下筵。侍儿蛮素姣，宾客韦刘贤。杨枝歌《子夜》，《霓裳》舞春烟”。袁宗道此时真实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与他这个时期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一致，即“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论文(上)》万历25年)。一方面袁宗道把“真”放在最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失落了他早期信奉的儒家人生理想。前者暗示了他的文学的转变，后者显示了他的人学思想的转变。与他前期的道德文章论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表达方式信口信腕、不拘格套是袁宗道这个时期涛文创作的另一显著特点。袁宗道万历24年为丘长孺作《北游稿小序》，很被林语堂推崇。序文如下：
或曰：丘长孺游闲公子也。或曰：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余谓前论得丘肉，后论得丘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盖此人焦腑包络甚密，非饮上池水不可见。不可见，则长孺止一游闲公子，何磊块之有!若余则见长孺之骨矣，又见长孺之焦腑，又见长孺之真于焦腑之外。夫长孺焦腑之外，度长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从知之。以长孺所不自知，及交游无所从知者，而余独悉知之而深言之，则闻者不以为妄，必以为夸，不如姑论其诗。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丘长孺氏之诗也。非丘长孺之诗，丘长孺也。虽然，以此论长孺诗，以此诗论长孺，俱在焦腑之内，犹长孺所能自知者。盖诗固不尽长孺，长孺所能自知，亦不尽长孺也。
“今日晨起栉罢，长孺《北游稿》寄至，余读一过，为写此数行。砚冻人懒，不知便可称《北游稿》序否，又不知便可当复丘长孺否。纵欲作书，亦不过“何时更北游”五字而已。万历丙申冬日。
“此书原系信意信手写出，极欠齐整，而淑正(新安詹濂字)却誊得如此齐齐整整，遂不成模样矣。家三弟在家读书作文，学作忠厚人，亦快事也。浼不作书，又作此数行，可笑，可笑!宗道顿首。
这种随心所欲、没有任何格套或文字腔子的写作风格正是性灵文学的写照，这篇序言在文体上的随意性、乏体性特征相当突出，是袁宗道“不拘格套”性灵文学思想在其创作中最生动的体现。
袁宗道的这种“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思想还体现在语言的表达上，他这个时期的诗文语言也呈现出通俗直白、自然朴素的特征。“读书觉眉重，临池嫌腕拙。”(《寿亭舅赠我宜兴瓶茶具酒具，一时精美，喜而作歌》万历24年)“刘君别我久，远饷酒一瓮。瓮大容五石，肩夫双臂痛。”(《刘都谏左迁辽阳，别数月矣，远致酒一瓮，为之大醉数日》万历27年)“梦中丛桂开，香荫笼数亩。黄粒肥于豆，苍枝大于肘。”
(《梦花》万历27年)“读书觉眉重”、“肩夫双臂痛”、“黄粒肥于豆，苍枝大于肘”等等，这些诗歌语言已经通俗得都是秀才家常话了。
自我形象由稳重的儒士转向率性的名士，也与袁宗道文学创作的新气象相映成趣。万历27年创作的诗歌《夏日黄平倩邀饮崇国寺葡萄林，同江进之、丘长孺、方子公及两弟，分韵得阁字》充分展示出袁宗道等人通脱而率性的名士生活方式：“依岸排绳床，科头兼赤脚。语或禅或玄，杂之以诙谑。……胟阵分两曹，夺爪如相搏。百罚嫌觥小，取钵代杯杓。锦江气豪宕，新都质文弱。其余尽楚人，赋性俱脱略。乡语虽粗丑，动麈珠错落。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这种生活方式表现了袁宗道与朋友接近魏晋名士率性自然的一面，与袁宗道前期规矩谨慎的儒士形象和行为迥异。
(二)积极传播性灵文学思想
袁宗道对性灵文学的传播，从接受弟弟袁宏道对自己诗文创作的首肯开始：“中郎见弟近作，谬相称许，强以灾梨。”(《答陶石篑》万历25年)告诉陶望龄袁宏道对自己“近作”的称许，几乎是向陶望龄承认了自己的诗文创作受到了其弟袁宏道的影响。陶石篑写信告诉袁宗道说：“二令弟每讪家兄作本分诗，以仆观之，自是令弟过份耳，争怪得阿兄耶!”(《歇庵集》卷十五《与袁石浦》)此信写于万历25年陶石篑与袁宏道同游吴越之时。袁宗道所写诗歌被两个弟弟笑话为“本分诗”，显然是相对袁宏道、袁中道他们的“性灵诗”而言，袁宗道后期所作诗文的性灵趣味的增加．当与两个弟弟的诗文批评有直接关系。
在接受性灵文学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袁宗道用自己的人际网络积极传播袁宏道性灵文学思想。向陶石篑推介：“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亦自有见。”(《答陶石篑》万历25年)告诉陶石篑自己读袁宏道《解脱集》后灵动欲飞的感受：“岑寂中渎家弟诸刻，如笼鸲鹆，忽闻林间鸣唤之音，恨不即掣条裂锁，与之偕飞。”(《又一陶编修石篑》万历25年)向王衷白推介：“二舍弟新刻甚可观，今奉寄一部，知兄读此，又添数日喜欢也。”(《答王衷白太史》万历25年)向父亲报告并解释：“二哥有书来，正同陶石篑游齐云山，自云过真州度夏。新刻大有意，但举世皆为格套所拘，而一人极力摆脱，能免末俗之讥乎?大抵世间文字，有喜则有嗔，有极喜则有极嗔，此自然之理也。”(《大人书》万历25年)袁宗道个性内敛，从其有限的尺牍和序、志状、祭文等应酬文可看出他似乎并不热衷社交。袁宗道能多次向自己的同僚推介袁宏道的新刻诗文作品，正可看出他对弟弟袁宏道文学思想的积极传播态度。另一方面，袁宗道积极为性灵文学寻找文学史的立根之本。袁宗道“白苏斋”标举了对白苏的崇尚，将中唐以后的白苏文学传统作为性灵文学的历史范型，从而建构了性灵文学的文学史根本。袁宗道标举白苏大约自万历24年左右开始，与他向性灵文学思想的转变同步。袁宗道《
白苏斋类集》唯一一次提及“白苏斋”是万历25年给萧云举写的信：“弟今法侣益稀，荆扉日掩。白苏斋前，草深一丈。”(《答萧赞善玄圃》万历25年)袁宗道在诗文里最早提及白居易大约是万历24年左右的《咏怀效白》和《咏怀》等诗篇，万历25年给小弟袁中道写信时详尽比较了自己和白居易的异同；论及苏轼则是在万历25年写信给陶石篑说：“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终不似也。坡公自黄州以后，文机一变，天趣横生。此岂应酬心肠，格套口角，所能仿佛之乎?”(《答陶石篑》万历25年)万历27年作《东坡作戒杀诗遗陈季常，余和其韵》三首。
(三)对复古派的猛烈批判
颇受研究者关注的反七子复古派专著《论文》(上下)，写于万历25年。《论文(上)》从语言、文字的古今变化和名物典章制度的变迁等方面指出李梦阳的文学复古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复古流弊则给予了重点批判。《论文(下)》则重点批评了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辞与理”的关系论：李攀龙说“视古修词，宁失诸理”；王世贞言：“《六经》固理薮已尽，不复措语矣。”袁宗道指出“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袁宗道的这个评说显然与李、王二人完整意思不符合，但袁宗道的这两句话无疑具有惊人的表达效果：李攀龙“强赖古人无理”，王世贞“不许今人有理”，这种古与今、无理与有理形成的语词对比以及二者含义的前后贯通，发挥了很好的修辞效果。撇开这种袁宏道式的“破胆险句”的噱头式表达不论，袁宗道的《论文》的写作更多是出自对袁宏道反复古文学思想的声援和支持，这个意图相当明显。对王世贞《
艺苑卮言》的批评语词也异常尖锐起来，甚至脱离了袁宗道为人和为文稳实的风格。袁宗道在诗中写道：“数卷陈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赏音人。家家椟玉谁知赝，处处描龙总忌真。再舍肉黥居易句，重捐金铸浪仙身。一从马粪《卮言》出，难洗诗林入骨尘。”(《同惟长舅读唐诗有感》万历27年)
袁宗道后期对七子文学复古思想及其流弊的批评异常激烈，声援袁宏道的意味明显。因为袁宗道对于复古摹拟文章的弊端早有切身体会：“三四年前，太函新刻至燕肆，几成滞货。弟尝检一部付贾人换书。贾人笑曰：‘不辞领去，奈何无买主何!’”(《答陶石篑》万历25年)袁宗道在此指出复古派大家汪道昆《太函集》万历22年左右在北京书市因文字模拟而成滞销书籍的情形，袁宗道认为“可见摹拟文字，正如书画赝本，决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同上)。可是袁宗道既认为袁宏道“喃喃”没必要，他自己还要专门撰写《论文》论复古思想之不可行，这正可看出袁宗道对其弟袁宏道文学思想的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做法显著。
很有意思的是袁宗道临死前即万历28年抄录了李贽的《说童心》一文。由于袁宗道本年的猝死，他对李贽《童心说》一文的兴味没能具体展示，我们也许可以沿着袁宗道对性灵文学活动的愈来愈深入的参与，来推测袁宗道试图对李贽所颂扬的真人与真文等性灵文学思想加以进一步的阐释。综上所述，袁宗道的文学思想在万历24年左右开始了由重道德、重实用到重性灵、重个性的变化。公安派文学思想“成熟阶段即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这段时间”，二者几乎同步，这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袁宗道在此变化过程中主动接受、积极传播了其弟弟袁宏道标举的性灵文学思想。而性灵文学对黄辉、陶石篑等馆阁大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的影响也标志着公安派性灵文学进入了顶峰时期。这场由袁宏道发起的反复古、张性灵的文学革新运动，由吴地迁移到北京，最终摧毁了复古流弊，且较大程度改变了一时间诗文创作走向。在此过程中，袁宗道以其万历25年升任的右春坊右庶子和皇长子经筵讲官的身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万历26年袁宏道的人京补官以及袁中道也来到北京，公安派文学的活动以蒲桃社的名义活跃在北京，“蒲桃社开始了公安派文学的新阶段”。袁宗道这个时期为公安派文学所做的贡献，确立了他在公安派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