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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飞麟(1974－)，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长江论坛》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世界史、教育史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要]二次大战后，西德的联盟归属悬而未决，因为这涉及到战后欧洲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全方位安排。归属未决又在很大程度上迟滞着阿登纳政府入盟西方，进而重获主权的外交构想。冷战的开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西方战胜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观念在战后初期迅速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这就为阿登纳入盟西方，重获主权的外交构想重燃了希望。
       [关键词]西德；重新武装；西方
       [中图分类号]k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90－06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前，重新武装西德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提法。鉴于1945－1949年间，西方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乃至矛盾的逐步激化，若要保持西欧的复苏势头，就要维持中欧的军事安全。而要达到这一点，在冷战规模与其相应张力还未完全体现时，将西德全面纳入西方营垒还为时尚早。因而，从军事上使西德也如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一样受到西方扶助，进而加入西方联盟，显然是不明智之举。但朝鲜战争改变了西方对德的安全政策。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说：“由南韩遭到侵略所产生的冲击，在欧洲，比亚洲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倘在中欧发生一起类似冲突的话，1948－1949年间匆匆营建的安全机制能应付自如吗?这一点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担忧与思考。而有巨大军事潜力与丰富对苏作战经验的德国自然成为西方急欲加以利用的对象。于是，从1949年年底因欧洲局势的紧张而在媒体上盛传的西德军事化的说法到1950年朝战爆发后变得具体化了。这也为阿登纳入盟西方、重获主权的外交构想燃起了希望。
       一、1945－1950年的德国问题与西欧安全状况
       西德政府于1949年9月在波恩成立后，虽使德国问题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并未缓解两大阵营尤其是美苏双方在德国问题上的敌对立场。1949年10月1日，苏联在致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在其协同英国和法国在德国所奉行的政策上所负的特别严重责任提起注意。这种政策已导致反民族的波恩分立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敌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民主重建与肃清军国主义的决议和加诸德国的义务。”东德宪法在苏联操办下也自称：“全体德国人民将无视已在西部崛起的国家，德国是不可分裂的，只有一个国籍、一个海关和一个贸易区。”苏联的照会与在其操纵之下东德宪法条文表明，苏联不会同联邦德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且她也不打算承认1949年后德国问题现状。这就为中欧的安全注入了危机因素。
       就西方而言，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也使西欧安全在逐步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维护与保证的同时，也受到它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国在适当顾及盟国的战略需求外，也在制定对苏战略中，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作出了许多单方面的、损害集体原则的决定。由于战后初期西欧各国普遍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军事孱弱，故而它们无法避免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意志被程度不均地强加到西欧各国身上，北约军事机构也因此成为美国贯彻其冷战战略的工具。到了1948年，随着捷克政变与柏林封锁的发生，美国通过范登堡决议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期磋商，已将注意力从经济问题上转移出来。外交委员会也于此时将军旅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推到主席位置，并将讨论的问题从经济与政治方面转到军事方面。艾森豪威尔在继续强调西欧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将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结合起来，并指出了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相互关联。同时，杜鲁门在政治上也使罗斯福式的对苏外交方式失去了发展空间。而随着美国对欧军事战略的日趋具体化，杜鲁门主义也更为实际，更具对抗性与军事性。
       二、战后初期英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观念变迁
       那么，西欧自身对冷战下的安全状况的感受如何呢?首先看英国，与美国抚德战略相应和，英国支持西德的建国。但出于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而在军事上，英国最初也强调解除德国武装。这正如1948年12月21日，时任英战区军事长官的布莱恩·罗伯逊爵士所称：“1945年以来，解散德国军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现在还不打算重建它。”但罗伯逊的话只是一种谨言慎行的表现，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安全状况可以完全排斥西德。而1949年，苏联爆炸了首枚原子弹，则在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更使英国急速调整战后以来的对苏观念。1950年3月29日即朝战爆发前的3个月，英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秘密会议，该会议主要商讨近来欧洲安全的新情况，以及英国的应对举措。会上，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索夫元帅指出：“我们需要德国军队，没有德国人相助，西欧无从自卫5月25日，英国国防委员会联同外交大臣贝文在原则上接受了军方的观点，即德国人“最终”是要为西方防务作贡献的。但这只是英国军政双方折衷的说法。而且，对于“最终”这个词汇，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斯里姆是这样解释的，“西德较为有价值的军事贡献要等到1954年以后。”对此德国学者斯泰因林格评价说，“英国人认为要等到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与经济上完全融人西方，以及经过一个相应的对西德人的考验后，才能开始军事上的西方化。”而朝战的爆发却使“最终”——这个斯里姆元帅所阐述的期限变得太不符合时局。同时，阿登纳也于1950年7月1日焦急万分的致信英国新任驻德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爵士，阿登纳吁请西方三国拿出可行的措施，消除朝战带给西德居民的恐惧。阿登纳在信中沉重地说：“鉴于朝鲜发生的事件，我国居民感到害怕的是，俄国坦克会突然突破我们的乡村向西部滚滚而去。”这种危险不仅存于西德一国之身，而是西德的战略地位恰如西方防卫线中的要害，她或陷或守都将决定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存亡。因而朝战爆发后，由于西德尚处在被解除武装状态，西方防卫体系实际处在危急之中。因此，柯克帕特里克立即作出反应，他要求进行局势评估，以此来判断，阿登纳的担忧是否正确。柯克帕特里克的态度表明，英国已准备高度重视朝战后西德军事安全与西欧安全状况的关联。由此可见，英国对西德重整军备的态度最初是暧昧的，而随着冷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英国反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意图便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战后初期法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观念变迁
       另一西欧战胜国，法国则不然，由于历史的积怨与现实的地缘状况，法国自始至终就极力反对德国的重新强大，更何况是重拾武器。故而当1949年末，美、英、西德都在进行重新武装西德的激烈辩论时，法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其情报部长泰依根在1949年11月份的政府声明中表示：“全世界都必须搞明白，法国将不会加入到一个赞成重新武装德国的安全体系中。”但法国军事政策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战后初期，苏东集团势力的相应增长以及苏联对西方核垄断的打破，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阵营的战略进展。因此，摩赫指出：“因地缘的影响而习惯于在革命的东方与保守的
       西方间作中间人的法国认为北约战略贬值了，而由于两个阵营都拥有可与对方以很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因此常规武器对于防卫西欧意义凸显了。而有鉴于苏东集团常规部队在中欧地区的优势，法国觉得长期来看，它也必然会如同美、英一样去面对乃至讨论西德防务贡献的问题。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在南亚的传统利益受到挑战，越共势力的增长直接威胁到法国所支持的傀儡政权——保大政权。因此，法国不仅要顾及若德国重新崛起造成的对欧洲安全的破坏，而且还要兼顾自己在南亚的殖民利益。
       二战结束时，虽然在法国看来，欧洲安全由于苏联势力的存在而未处于稳定中，但自1871年以来，法国毕竟只是从德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山河破碎中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与军事安全的重要。何况，法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较之美、英更有历史渊源。因为法国早在一战之后，都努力协调与波、捷、罗、南等国的关系。苏联加入国联后，法国更是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可是，当德国被制服之后，法国与苏东的关系不复有靠拢的动机与基础，剩下的只是一种暂时丧失了互利基础的模糊不清的关系纽带。仅凭这条纽带怎能保证苏东集团永远不会举兵西向呢?而在美苏都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常规武器的交锋将依然是可能的战争形式。因此，北约建立后的两极格局就对尚不具备核能力的欧州缔约国提出了加强常规武器的要求。这对于没有德国武装作前线防卫的西欧而言，无疑是严峻的。虽然法德关系的障碍使西德重新军事化困难重重，但在某些有远见卓识的法国政治家眼中，西德政治、经济、军事入盟西方是必然的。战后出任第四共和国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让·莫内就说：“德国将很快发展起来，我们阻止不了它的重新武装。”莫内在其备忘录中清晰地阐明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美国的利益在于，使西德经济上强大起来，然后使之入盟西方。所以，莫内将建立煤钢共同体作为在可监督、可测算的层面上对西德这个劲敌的发展加以约束的基础。这说明，法国已从实际情形出发，开始接受西德重新武装的可能。只是出于民族利益、国家安全与历史经验考虑，法国在实际需要还未来临之前，将竭力延宕西德的军事化。
       1950年春夏，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在此情形下，有四个原因促使法国不得不开始具体而深入地进行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考虑。第一，西德的军事化若能在合理稳妥的国际安排下为西欧安全作贡献，将极大地加强西欧地面部队抗击苏军进袭的能力，从而改善西欧安全状况；第二，美国的压力也是促使法国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作出让步与调整的重要原因。迪安·艾奇逊1950年5月10日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担负起将德国重新引入公共生活的重任。各国都应分担风险与责任。这使得法国人看到，西德战略上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支持下已不容许其余任何国家瞻前顾后了。因而，在美国的积极影响下，法国将松动其反对西德重新武装的立场；第三，法国在印支地区传统地位的日渐动摇以及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实际与心理效应也是法国思考重新武装西德的原因之一。法国认为，东南亚重要的战略原料应输往自由世界或防卫欧洲，而不是落在‘红色中国’的手中。故而在法国看来，越南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若倒下，将会使整个东南亚落入共产党手中。因此，法国势必投入较多军事力量于越南，这就会相应出现因法国兵力单薄，而德国武装又未重建所造成的防卫漏洞。朝战爆发以前，这个漏洞还可由加强美英驻西德境内的部队来弥补。但朝战一打响，美国增派了赴朝部队，英国增加了马来亚驻军，即美英都把战略目光转移到了东方，这就使得上述的防卫漏洞又拉大了。于是，以西德的防务贡献来‘堵漏’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随之出现了。因此，法国政府意识到，纵然风险再大，西德重新武装并为西欧防务作贡献也是无奈的选择；第四，朝战爆发前后，法共的活跃使政府感到了苏联威胁的可怕。这也是法国最终可能接受西德重新武装的直接因素。在1950年1月到2月间，法国共产党及其联盟者法国工会联盟就呼吁：要终止向印支追加军事拨款，要拒绝在美国的“共同防御援助计划”框架内的武器配送。政府方认为法共的行为是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西方世界的威胁相呼应的。第四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甚至称法共等左翼派别的行动是对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背叛。因而，若想迅速扭转这种不利的政治与安全局面，就不得不借用德国的军事潜力。法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兼顾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同时，开始西德重新武装的探讨的。
       四、战后初期美国对西德重新武装的观念变迁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对苏联威胁的恐惧压倒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恐德心理。它们各自的政府以及政治党派、军界人士都在广泛探讨重新武装西德的可能性。就西欧而言，战争遗留下来的物质匮乏与厌战情绪使之再难在短期内达到其战前的军事水平。西欧的防务有赖于美国的援助。因此，在1948年3月17日西欧5国缔结布鲁塞尔条约的当天，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表示：“它应该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我敢肯定，欧洲自由国家有决心保卫自己；我们也同样有决心帮助他们自卫。”故而，即便西欧在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有所松动，但它们自身的疲弱使之难以拿出具体的计划与措施去稳妥地推动西德军事化。真正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大西洋联盟中最棘手、最关键问题的还是美国。因此，西德重新武装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德美军事合作的前景。
       美国拥有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1950年，美国政府购买军用品及为军事服务的支出为183亿美元，而到1952年第二季度则增至505亿美元。1951－1952年预算年度武装部队的经费增为1949－1950年预算年度的2.6倍。这说明美国经济并未因为二战结束而迅速转向民用，而是在冷战形势下，保持并增强了军事战争所需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这不仅对美国军事优势的维持，而且对其向北大西洋盟国辐射力量意义深远。1947年美苏对抗公开化后，苏联着力巩固其在中东欧的地位。美国则由向希、土拨款逐步发展为筹建西德、启动欧洲复兴计划。但是美国对欧援助则侧重于欧洲经济的恢复。朝战爆发后，军事形势使美国对欧援助增加了额外负担。厄尔温指出：“朝战使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整个性质发生了改变，它开始和加强军事力量而不是和加强经济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朝战后的美国对欧政策开始带有越来越浓的军援色彩。由战前的政治支持、组织构建、条约承诺转为直接增加军事开支。
       面对美国的军援，作为受援对象，西欧各国也得具备一定的受援条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前提不可少。首先，受援对象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受援的基础；其次，国内存在对于受援并加强军备的积极舆论；最后，本国最好具有一定军事潜力用以有效吸收军援，并形成军事自强的态势，而最具备这些前提的是西德。原因亦有三。第一，西德位居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的断面处。她虽不是北约成员，但却是西方国家阻遏苏东的前沿阵地；第二，阿登纳说：“在德国重新武装这个问题上，政治上估计会遭到反对党方面的反对，在心理上会遭到和平主义者和某些教会阶层的反对，以及来自一些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参加建设德国部队的前国防军阶层的反对。”尽管上述阻力会对德美军事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但在以阿登
       纳为首的主张西方化的联盟党推动下，德国国内民众逐步克服了这些障碍；第三，西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技术资源、人力储备。这些特点能为其接受美援，并重新武装服务。
       德美两国同时具备相互合作的基础。而两国合作的具体措施则是出现在朝战爆发之后。美国学者劳伦斯·马丁分析道：“朝战以前，尽管美国军界越来越坚信，西德应尽快重新武装起来，但艾奇逊领衔下的国务院则一直以为，由组建德国师加入北约带来的政治风险与代价会超过由此带来的军事收益。”美国人还对阿登纳说，美国空军足以威慑苏联地面部队，而且苏联坦克在北约情报部门没有测知的情况下，透过北德浓雾深入德境的可能性不大，在1949年，艾奇逊还主张在英国不能将其主权完全融入欧陆之时，应优先使法国成为欧洲未来的领导。而乔治·凯南则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拖延是对战略时机的贻误，因为尽快使西德在军事、政治上进人未来一体化的西欧，并入盟西方将最终吸引苏联卫星国投靠西方。凯南将其观点总结为政策计划署55号文件(PPS/55)呈递给艾奇逊。艾奇逊却不以为然，他仍认为强化西欧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国担当欧洲领导，故而重心在法国。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使得美国在重新武装西德，并推动德美军事合作方面，徘徊不前。第一，美国学者麦卡利斯特说，“对于德国重新武装的紧迫感的缺乏反映出朝战以前美国政府对于西欧常规武器需要再加强的普遍漠视。”虽然冷战对峙已于1947年正式拉开，但在欧洲安全领域，始终没有实际的危险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武装德国人，何况德国军事化将有可能使欧洲格局更为动摇。第二，撇开棘手的军事问题，在西欧，英国作出了姿态，法国甚至拿出了具体方案去解决德国西方化的问题。舒曼计划也于朝战爆发前出台。这使美国产生了某种乐观情绪，即德国问题可以在英、法等西欧国家积极参加的现行欧洲体系中得到有效解决。第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绥靖魏玛德国，但德国非但没有西方化，反而在苏联与西方间坐收渔利，尔后养成羽翼，进而向西方发起进攻。而二战以后，德国虽然在战胜国的监督下，实施了非纳粹化，但其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痕迹尚存。这不能不对美国放手与战后的西德进行军事合作造成心理障碍。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突然激起了美国对单薄的西欧常规力量的紧张感，也使美国得以迅速更改其对重新武装西德的踌躇态度。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朝鲜被进攻，对美国而言，意味着苏联欲图将美国排挤到次要位置，并且谋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进而削弱北约。”按杜鲁门的观点，美国处在历史关键时刻。对于苏联威胁，不论是主观臆测，还是客观存在，总之，美国应作出决策。杜鲁门还指出：“美国应向苏方清楚地阐明，我们不愿让朝鲜成为又一个‘慕尼黑’，侵略者们不要指望西方再用绥靖的办法对待他们。”F24](第333页)同时，由于朝战所引发的冲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上的抗美立场动摇了雅尔塔会议中对亚洲的安排。而在国际关系相互影响的战后年代，一直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欧洲安全也受到了朝战的波及。美国认为，如果把处在苏联威胁之下的西欧各国看作是一堆多米诺骨牌的话，西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张。又由于其余的那些牌，如法、意等国，不仅军事上虚弱不堪，而且其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强大使其内部也虚耗不已。因此，西德这张牌要在军事上加强。
       因此，是朝战启动了西德重新武装的议题，它使美国澄清了战后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纷扰。美国对欧战略的关键是使西欧能在自己的领导下自觉防御苏东共产主义侵袭。但要达到这一点仅靠没有西德参加的西欧常规力量是力所难及的。所以，重新武装西德不可避免。因此朝战爆发后，美国坚定地走重新武装西德的道路，1950－1955年间的美国对欧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围绕这条道路展开。因而，君特·迈伊这样形容美国国内的军事政治思路：朝鲜——东西方冲突——武装(西欧)——重新武装西德。西德的地缘状况、国内政治环境、军事经济潜力使得她具备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并重新武装的物质与心理基础。而朝战的爆发更强固了这种基础。因而西德的外交空间在朝战后得以扩展，军事化这个对西德关闭的禁区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打开。因此，德美军事合作的道路豁然敞开，它必将对美国对欧战略，西德外交政策、德国问题的发展，乃至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而从全局来看，如果没有朝战爆发后欧洲安全状况的变化，就不可能有重新武装西德的迫切需要。而没有重新武装事件，德国问题就势必如同一团阴霾难以化解。西德战后初期求得主权、平等、外部安全的任务也必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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