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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叶晓东(1976－)，男，广东汕尾人，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近代以来的德国与整体世界研究；吴友法(1948－)，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战史、德国史研究。
       [摘要]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关键词]冷战；第二次柏林危机；德美关系；困境
       [中图分类号]K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84－06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德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危机的发展，美国和联邦德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予以修补和维持。本文主要考察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危机处理问题上的分歧与相互妥协，揭示在冷战背景下，两国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一
       自四大国分区占领柏林起，东西方围绕柏林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1948年发生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在此之后，柏林的局势稍显稳定。及至1958年11月，东西方又在柏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与美国政府的判断相同的是，阿登纳也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希望就柏林问题发动战争，认为西方需要保持冷静和坚定。但在其它问题上，则存在不同判断。首先，在对赫鲁晓夫的动机分析问题上，阿登纳更多的是从本国立场出发去看问题，认为法德关系的接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则更多是从东西方对峙、美苏对抗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其次，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认为赫鲁晓夫并非虚张声势，而阿登纳只是在苏联发出了最后通牒后才认为赫鲁晓夫是认真的。再次，美国并不排斥谈判，而阿登纳在一开始就不希望进行谈判。最后，美国希望盟国可以与美国一道分担责任、承担义务，但阿登纳则希望盟国特别是美国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
       危机的最初阶段，两国之间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在是否承认东德和德国是否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杜勒斯发表了在波恩看来十分危险的观点。“这两个声明预示了要完全放弃美国以前长期坚持的不承认东德政权和德国自决权的立场的危险性。”虽然由于联邦德国的反对等原因，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代理人理论”，并坚持要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但这种反复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阿登纳政府的怀疑。首先，在柏林问题上，美国证明并不是像阿登纳所希望的那样立场坚定。“毫不奇怪，这一插曲降低了阿登纳对盟友的信心，使他怀疑，他们可能会‘把他推下河’。”其次，存在美国向苏联让步的危险性。美国为了缓解危机，在盟国之间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会与苏联进行双边谈判，而在这种谈判中，无法保证它们在不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前提下达成交易。
       经过危机初期一段时间的酝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开始愈加清晰起来，逐步确立了以谈判为主来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方针。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联邦德国勉强同意开展对苏谈判。为了防止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对苏联作出让步，阿登纳感到有必要表现出灵活的姿态。在阿登纳的影响和默许下，联邦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提出了一些在美国看来比较具有操作性的计划。阿登纳以极其忧虑的眼光注视美苏之间的首脑会晤，担心在联邦德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美苏之间达成妥协。面临来自波恩一次又一次的质疑，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厌其烦地予以解释。美国虽然再三向阿登纳保证，它不会忽视联邦德国的利益，但仍然无法使阿登纳感到安心。由于有先前日内瓦外长会议和戴维营会议的经验，阿登纳对与苏联进行谈判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其根源就在于对美国的不信任，他不相信美国可以在苏联的压力面前立场坚定，也不相信美国对他所做的决不妥协的承诺。这种不信任态度反过来也让美国政府十分恼火。导致美国在与联邦德国磋商时非常小心，对自己的谈判计划闪烁其词，以免遭到阿登纳的指责。正因为阿登纳的不信任，加上艾森豪威尔任期将至，美国政府在协调西方的谈判立场时也显得比较消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最高级首脑会议的流产对这一时期的德美关系来说，未免不是件好事，它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联邦德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怀疑。
       肯尼迪上台后，不可避免地要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只是微调。因为美国的对手没有变，盟友也没有变，利益更不会发生重大改变。肯尼迪政府在制订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时，基本上沿袭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军事准备加谈判的思路，但在具体的措施上存在区别。与艾森豪威尔不同，肯尼迪并没有参与战后初期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的一系列条约的制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条约对他的约束力稍有削弱。加上肯尼迪十分不满艾森豪威尔事事征求阿登纳意见的做法，比较排斥阿登纳政府所施加的影响。故而两国关系的冷淡在所难免。
       “柏林墙”事件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肯尼迪政府对柏林墙修筑的看法是，它不影响美国所宣布要确保的三个基本目标，为此，不应该有过激的反应，所以拒绝了联邦德国所提出来的采取贸易禁运等措施。从中可以看出，在涉及到美国是否卷入战争的紧要关头，美国不会在乎所谓的声望问题，也不会屈从于盟国的看法。而联邦德国在这样一次危机面前，可以作出的反应也很有限。对联邦德国政府来说，既希望美国和盟国方面作出一些适当的反应，但也不愿意看到事态激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给美国方面造成了联邦德国政府不希望事态扩大的印象，也给了美国政府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既然美国认为无法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最好的解决危机的方式就是与苏联进行谈判。在“柏林墙”修筑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提出要对苏谈判。“柏林墙”的修筑刚好可以说明，与苏联谈判解决柏林问题非常有必要。
       “柏林墙”事件后，为缓和紧张局势，在盟国之间还未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肯尼迪政府开始单方面推动对苏谈判。由于并没有得到其它西方国家的授权，所以美国称之为“试探性谈判”。美国之所以急于推动对苏试探性谈判，表明它不希望由于盟国之间立场的不一致而导致局势无法得到缓解。在这种考虑中，尤其是要摆脱联邦德国对美国谈判政策的影响。在谈判过程中，一旦陷入僵局，需要提出新的计划和建议，肯尼迪就不得不再次征求阿登纳的意见，其目的在于探询联邦德国所能接受的让步的限度。
       问题在于，联邦德国的立场毫不松动。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决定逼迫联邦德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提议表态。华盛顿类似最后通牒的做法引起了波恩的强烈反弹。由此发生了1962年的“四月泄密”
       事件，两国互相公开指责，矛盾公开化。1962年4月，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摩擦，充分暴露了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处理柏林危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两国关系急转直下，降到了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强迫阿登纳政府接受关于柏林问题的新建议，表明它急于想与苏联达成妥协，也表明它对波恩一直以来对美国政策指手画脚已经失去耐心。实际上，美国所谓的新建议，并不是突然摆在阿登纳面前的，关于成立国际通道管理机构的计划，关于增加两个德国之间接触的建议早已经在与阿登纳政府的以往的接触中提到过。对于计划本身，波恩方面虽然不能接受，但进行磋商的余地还是有的，至少联邦德国外交部并不激烈反对这一计划。阿登纳政府处理美国新建议的激烈方式，只是波恩长期以来对华盛顿积怨的总爆发。
       二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分歧贯穿了整个危机的始终，这些分歧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具体加以分析，危机中，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面临两大困境，而在如何应对这两大困境时，两国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战略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奉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即苏联在任何地方对美国的利益发起挑战，都会遭到美国用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的全面报复。从理论上来说，大规模报复战略排除了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实行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对苏联进行威慑，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战略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苏联没有相应的对美国实施同样威慑和打击的手段，即美国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战略优势。二是必须假定苏联的行为不符合逻辑，它针对美国的挑战是直接的，采取的手段是激烈的。但这只是建立美国一厢情愿的基础上。首先，美国不可能永远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随着苏联在50年代在战略力量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美苏之间在核力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其次，苏联不一定非要直接挑战美国的重大利益，它可以适当对自己的行动加以控制。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付局部战争方面效果堪忧，但由于不愿意放弃“大平衡”原则，政策调整的空间便十分有限。即使通过更多地强调战术核武器和欧洲常规力量的盾牌作用来提高有限战争的能力，但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因此，如果苏联以壮大起来的核力量为后盾，在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地带，采取渐进的方式来蚕食美国的利益，就会置大规模报复战略于尴尬的境地。“艾森豪威尔那种要么不打要么打全面战争的孤注一掷的战略，意味着苏联每一次有限的挑战都使华盛顿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值得牺牲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和居民的危险去保卫受到苏联攻击的目标。”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置美国于进退两难尴尬境地的地点。
       赫鲁晓夫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动机学术界已经作了比较深入透彻的分析，在任何一种分析中，都不包括赫鲁晓夫想通过发动战争一劳永逸地消灭美国这个主要对手。所以，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难，并非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从赫鲁晓夫所采用的手段上来看，他没有直接把美国逼到墙角，而是留下了充分的谈判余地。赫鲁晓夫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向美国彻底摊牌的意思。我们看到，美国从危机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制订计划，一旦形势恶化，将不惜发动全面战争。需要指出的是，肯尼迪已经意识到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局限性，在其上台后大力倡导灵活反应战略，加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弥补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能应对有限战争的缺陷，但美国对该战略的依赖根深蒂固，肯尼迪政府进行的战略调整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在短期内完全以新的战略取代之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将美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在保障美国安全的同时也适合于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战略的制订者在制订该战略时，故意模糊了边缘利益与重大利益之间的区别，以使苏联在涉及到美国利益的任何地方发动挑战都有所忌惮。实际上，美国以及它的盟国都清楚，盟国的重大利益并不等同于美国的重大利益，美国不会只是为了保卫盟国的利益而甘愿冒核战争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国希望美国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它们担心，这样会鼓励苏联在欧洲采取行动。“有时，他们担心美国在危机时刻不愿意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有时，它们又担心美国保卫欧洲的意愿太强烈，行动太过火。大多数欧洲决策者们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常规战争)中的恐怖大屠杀记忆犹新，所以更寄希望以核威慑来杜绝战争。”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大规模报复战略也会带来两难的选择：任何一场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话，位于东西方对峙最前沿的联邦德国将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主要目标；如果美国宣布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就会纵容苏联对联邦德国发动侵略。权衡之下，大规模报复战略更容易为联邦德国所接受。因为这一战略在实践中主要是一种威慑战略，可以达到制止苏联冒险改变欧洲现状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联邦德国政府虽然对因柏林问题爆发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但大体上还是希望美国保持强硬的立场，以免让苏联领导人误认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失效。
       当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发起挑战时，美国和联邦德国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美国表面上一再强调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是有效的，它将坚决依照这一信条应付苏联的挑战，但在政策实际执行的层面上，却是逐渐抛弃这一战略，以免陷入自己所造成的无路可退的尴尬境地。联邦德国虽然不希望美国作出过度反应，从而将德国领土变成核战场，但事实上却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推动：敦促美国立场强硬，不与苏联进行谈判，就会导致美苏关系渐趋紧张，其结果就是使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两国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由此可见。尽管联邦德国在西方阵营中有发言权，但美国不会在如此重大问题屈从于盟国的态度。所以，即便是冒着使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对手那里失效、在盟友那里遭到质疑的风险，美国仍然要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甚至作出让步也在所不惜，而不是联邦德国所期待的立场坚定。不管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好还是肯尼迪政府也好，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主要对策都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即便其谈判政策得不到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支持，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由此可见，在西方阵营面临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时，美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二)同盟困境
       联邦德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冷战需要一手扶持起来的国家，可以说，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向主权国家迈进的每一步都与美国密切相关。冷战背景下，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美国希望联邦德国与自己一道参加对苏冷战，作为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扩张的前哨阵地。联邦德国则希望美国可以提供安全保证，使其免遭苏联威胁和侵略。双方以共同的安全利益为基础，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为纽带，再以相互渗透的经济利益予以深化，加上以条约的形式互相承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同盟关系。
       
       全方位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毫无芥蒂，德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本身就潜伏着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就美国来说，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扶持联邦德国，并将其拉入西方阵营，并非出自对战后德国的同情，而是有非常现实的政治考虑。除了对付苏联需要联邦德国这个帮手外，另一个目的是消除德国对世界的威胁。为此，美国精心设计了一套条约体系，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联邦德国纳入其中加强控制。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担心联邦德国会脱离西方阵营。从联邦德国的角度而言，德国是美苏冷战的牺牲品，正是在美苏相互争夺之下，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的马前卒，德国的命运被掌握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手中。因此，联邦德国对美国也深怀戒备，担心美国背着它与苏联达成交易。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充分体现了同盟所面临的困境。“同盟会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担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或者称做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由地区性问题而引发的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但它不仅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还对德美同盟关系构成了挑战。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以整个东西方关系为背景来看待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保持德国作为西方集团的一个心甘情愿的成员，不仅对德国的前途关系重要，它对世界和平甚至是更为重要。”美国对德国重新统一所承担的义务是德美同盟重要的实质内容之一，联邦德国政府虽然一再表示它全心全意地忠实于西方的事业，但它又担心美国出于对压倒一切的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改变其德国政策。“阿登纳基于美、德两者国家利益一致的基础，以国家前途为赌注。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易是，联邦共和国将加入大西洋防卫体系，盟国则将德国统一视为东西方外交关系上完整的一部分。因此，就阿登纳而言，柏林危机绝非只是道路交通程序的问题，它考验着联邦共和国西方政策是否明智之举。”
       形成德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增强美国与苏联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的谈判实力。但是如果这一同盟本身矛盾重重，就会使美国在与苏联讨价还价的时候底气不足，从而鼓励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不利于危机的解决。如果美国要想加强对苏谈判实力，就必须加强自己与盟友之间的凝聚力，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要对盟友予以一定程度的迁就。尽管担心因为联邦德国的利益而卷入与苏联的冲突，但出于维持德美同盟的需要，美国应该兼顾到联邦德国的利益，以免其背叛。危机中，尽管对联邦德国政府的反复、立场僵化感到不满，美国还是多次向联邦德国让步、妥协。就联邦德国来说，尽管需要德美同盟来提供安全保证，但是如果在这样一场涉及到本国重大利益的危机中得不到支持的话，这个同盟的重要性就将大打折扣。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任何西德政府承认德国领土的强迫分割是永久性的，它在国内所得到的支持就不能不受到损害。一个联盟如果要求德国人民付出这种代价，它在德国人眼里就要失去意义。”危机中，联邦德国一再用拖延、出尔反尔的方式来破坏美国对苏联谈判，甚至不惜将两国矛盾公开化。
       三
       在面临战略困境时，美国起主导作用，面临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决定了美国在对苏谈判时所能迈出的步伐。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全力推动对苏谈判，希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危机。但美国不管是制订什么样的对苏谈判方案，都要将联邦德国的态度考虑在内，要估计到联邦德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关于这点，苏联学者认为，“波恩反动统治集团不仅拒绝苏联的建议，甚至竭力阻止西方就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或遇万不得已，也要强迫西方国家接受他们的显然不利于谈判的立场。”事实证明，如果将一些联邦德国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强加给波恩，就会造成联邦德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结果就会使美国在西方阵营内的协调显得困难重重，拖延甚至阻碍了对苏谈判的开展。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虽然挫伤了德美关系，促使联邦德国对以美国为重点的外交政策作出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德美同盟的完结。危机期间，双方在出现分歧时基本上比较克制，积极通过协商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危机后期，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之后，并没有走向破裂，双方立即采取措施予以修补和维持。这也说明，支撑德美关系的基础虽有所松动，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基于冷战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另外，在德美分歧公开化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抓住机会对美国和西方持续施加压力，从而使德美之间的分歧没有进一步加深。关于这点，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邦迪认为，赫鲁晓夫错过了继续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制造严重分歧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冷战仍然是冷战时期德美关系发展的最深刻的背景。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既有分歧又有合作的关系充分说明，冷战并不是单调的美苏之间的对抗，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分歧与合作也是决定冷战强度、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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