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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许宽华(1953－)，男，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德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语言文学、跨文化、翻译学研究。
       [摘要]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关键词]德法关系；社会学比较；工业化；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K51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77－07
       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在当今的欧洲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历史上，两国之间有过矛盾、冲突和战争，也有过友好与结盟。欧盟成立之后，两国的关系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美伊战争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关系之密切如同未曾有过一点分歧的兄弟。在欧洲的近30年来对德法关系研究的文献中，大多关于德法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缺少对某些重要领域如宗教、教堂、大众消费、社会差异和社会对比，更缺少法国和前民主德国间的总体比较或比较性的研究。
       从历史上德法两强的消长不难看出两国的“宿怨”关系：1789到1790年间德法两国几度摩擦因法国大革命而引起了1792年德法战争的爆发，开始德军获胜，当年8月奥普联军越过边境直逼巴黎，但此后法军占上风，断断续续的战争直到1806年拿破仑对德国的摧毁才告一段落。1800到1815年，拿破仑横扫德意志；1871年，德军攻占巴黎，到了1919年法国曾迫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20年后，希特勒又挥师西进，直至法国投降。“执因果而看历史”，此起彼落、循环不已。也许正是如此才使得德法关系有意朝“世友”方向发展。因此，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中的五大主要方面进行比较性探讨。
       一、德、法工业化进程的比较
       在一些经济史学家看来，法国在1850年——1945年间经济不仅缺乏活力而且还姗姗来迟，因为从工业的完全意义上讲，法国仍以农业为主，尚没有步入工业社会，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拥有诸多的大工业城市和工业巨头，当时法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仅起着很小的作用。果真是法国工业化进程姗姗来迟吗?是的，从1810年到1910年的百年间，法国的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30％上升到50％；而德意志在1871年还有6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5％，但到了1910年，已有65％以上的人口成为了城市居民，而且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居民达到总人口的21.3％。这种惊人的都市化倾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明显地先于法国。此外，在191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德国占16％，大大超过了法国的6％，成为仅次于美国(38％)而居第二位的国家。这也就是人们关于德意志帝国时代工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常说的“来得迟，来得快，来得彻底”，以及“跳跃式发展”。
       其实，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在总的进程中走得只比德国稍慢一些。应当把法国在1850年到1945年间的发展视为工业化的另一条道路，而非一种延缓和阻滞。
       从地理位置来讲，法国位于欧洲西部，西临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近距离没有其它的邻国，这是否也给法国经济发展或者说工业化的进程带来影响呢?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坦言：“就其民族特性来讲，法国也确实不宜于海上发展。”
       也许可以就此推断，法国经济被纳入有很大国内市场，而在出口方面逊色的一类。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和服务部门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工业化的德国相比不同的是：煤矿业、钢铁业和制成品工业在法国并不是那么重要，并且在这些行业中，德国普遍存在的大公司和大企业经理在法国只起着有限的作用。中型家庭企业占统治地位，从而抑制了其它企业的心理状态。对于专业工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家的培养，在法国微不足道。
       然而，在1945年至1975年的30年间，法国经济增长也来了个突飞猛进，工业生产翻了四番，故被人称之为“光辉的30年”。在这光辉的30年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法国经济和西德经济相比更为强劲，法国的经济增长率甚至在很长的时期内比德国还高。法国的人口出生率也逐渐成为欧洲之最，城市快速膨胀，于是使职业结构也随之迅速发生变化。法国工业转向出口，同德国一样，输出工业制成品、汽车、机器、化学药剂，而不再只是奶酪、葡萄酒和香水了。
       自二战以后，法国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莫过于第三产业。据有关数据显示，已经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约68％，而农业仅占2.8％，工业只占28％。直到现在，第三产业仍然占最大比重，是法国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贸易、金融、旅游、卫生以及咨询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其间，法国也出现了大企业，其比例如同德国，法国社会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倘若我们回顾以下历史，就会发现，法国和德国还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相像，完全不是像工业化初始的时候那样，存在极大的差别。当今的法国经济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主要工业部门有矿业、冶金、钢铁、汽车制造、造船、机械制造、纺织、食品加工和建筑业等。核能、海洋开发、航空和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核电设备能力、石油和石油加工技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仅次于美国和独联体，居世界第三位。钢铁工业、纺织业占世界第六位。但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工业部门，其中钢铁、汽车、建筑为三大支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减少的趋势，而第三产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工业化进程的动力与德国相比却有根本的不同：法国的工业化是以缓慢的变革为开端，直到最后在光辉的30年中才发挥出其全部动力的；而德国却是沿着一条著名的、广为流行的工业化道路开始的，依靠工业革命，带来了一个生气勃勃、有强大动力的时代。同时，这个时代也带着不可避免的危机现象和人口的惶恐不安。
       二、德、法家庭与家庭政策的比较
       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在家庭和家庭政策方面，法国与德国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在19世纪的家庭结构和成员心态方面，法德也是有所区别的。
       三代同堂共操家业的家庭在法国比德国更为流行。当时大的家庭不多，作为父母的时期只占据家庭生活的一小部分，母婴死亡率比德国明显下降，因此低人口出生率在法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法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更细心、更有计划性，夫妻双方的地位也差不多同等重要。法国的妻子们往往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她们在工作上也更加活跃。同时，法国人对家庭的责任感比德国人强，对长寿和平安的期望值也更高一些。青年人在婚姻和工作的选择上对其父母更具有依赖性。总之，要正确判断到底是法国的家庭还是德国的家庭哪个更现代化、更时尚，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几乎是做不到的。
       20世纪的法国人普遍抱怨家庭设施对家庭成员有一种压抑感，并断言他们这种家庭的必然结束。他们认为，家庭应当是人们团结相聚、和睦相处和发展自我的最佳场所和去处。
       
       在20个世纪里，法国和德国的家庭变得确实有些相似。不过仍有两个直至今日还存在的很重要的差别。首要的差别是：对于法国家庭而言，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生活，他们希望家庭中有更多的孩子，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多的联系。相反，在德国，家庭更被视为残酷生活斗争中情感的港湾和停靠点，父母应该准备在生活上给予孩子们家庭的温暖。长期以来，对于母亲们家庭以外的工作，在德国一直存在着疑问，许多人认为，母亲的职责就是持家，而不是从事其他职业，丈夫的责任则应当是能挣钱养活家人，所以许多妇女在婚后都成为地道的家庭主妇。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末才稍有转变，但直至今日仍留有明显的社会痕迹。另外，德国在家庭教育上与法国相比更注重青年人的个人发展，鼓励他们与家庭脱离。
       如何评价两国的家庭，到底是法国还是德国的家庭更自由宽容，无疑是存在争议的。它取决于人们是以父母的自由空间为尺度，还是以青年人的独立性为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同法国一样，出生率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其他工业国相比现在处于最低位置。在最初法国的城市中，家政服务是通过幼儿园和全日制寄宿学校的方式进行教育活动的，其作用影响远大于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教育。法国最初的家政活动与德国一样，并渐渐发展成为由儿童福利基金和家庭生活支持基金会赞助下的、涉及范围广泛的教育计划。而基于纳粹时期和民主德国时期在家庭政治方面的不同背景，联邦德国政府则更加怀疑是否应该将这种教育项目计划付诸实施。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而且东、西两个德国就此项目也仍未能达成共识。在前民主德国实施的家庭政策与联邦德国是完全不同的。1946年苏联军事当局颁布了保证妇女同工同酬的号令，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民主德国的家庭政策主要是妇女政策，旨在使妇女能从事职业劳动，孩子通过社会来实施社会化教育，国家政府没有设家庭工作部。
       然而，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德法之间也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点。
       三、德、法两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比较
       资产阶级的发展是第三个最基本的有关德法历史性差异的问题。1871年德国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从此告诫世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将统治整个德国，而法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发展道路却不同于德国。法国资产阶级早于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即自1870年起，就由于其鲜明的政治主张以及其特有的社会吸引力，而不再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贵族阶级以及德意志帝国统治机构来控制和管理。由此，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并未如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一样而陷入危机。从另外一个层面分析，两国又都具有欧洲国家典型的共同特征，具有相同的群众工作以及家庭价值观，百姓各种职业间各自应承担的相似的社会义务，如企业主、自由职业者、政府高级官员、教师、教授、牧师等，还有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界限划分。
       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一历史特性主要来源于其分布于城乡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下层阶级，来源于小市民中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对资产阶级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还由于法国经济的缓慢发展。相反，德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急切地去确定自己的政治要求并实行社会模式的转变，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由保守的俾斯麦促进的德国统一要远重要于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国家应更加依赖数量可观的牧师，应由被授予衔位者和贵族所控制。同时，也看到他们自身成员的联系并不紧密。同法国相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教育领域以及由天主教和基督教组成的宗教领域实力要远远胜出，而且在20世纪初的1904年，德国就开始出现了纺织工人运动，给当时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面临具有严密组织性的德国工人运动，宁愿放弃自由主义的选择。
       但是，有关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差异是否从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资产阶级的解体而渐渐消失的问题曾争论不休。这种解体主要是指旧社会中的市民阶层根据教育程度和财产的占有情况而界定阶级的淡化。二战刚刚结束时，两国以前社会由于高等教育的落后只产生少数高官贵族和知识阶层，而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上有1/3或一半以上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故使得这种资产阶级的概念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同样，曾经以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划分阶级差别也由于过去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现在同样拥有了耐用的消费品如汽车、家电、住房、人寿保险和国家保险等而变得差距难分、看似均等了。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继续强大还仍然存在。他们在政治职业的机构里仍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市民仍然有微小的差别。无论如何，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仅仅会长期存在，而且与德国相比上层社会与普通市民的差异更加明显：重点高校的尖子毕业生和通过严格考试挑选才能入学的大学学生都将在社会终身受益，而且在劳工市场上具有极其优先的机会甚至获得国家政府机关或经济部门的要职，他们在国家公务部门占有高层要职的比例远比德国多。这些精英主要根据其公共礼仪、公众形象、媒体民意测验的成绩或公开讨论的能力来挑选的，而且与德国相比，法国的高层人士中更多的是学习社会科学的毕业生。
       四、德、法两国国家干预制度的比较
       帝国时代的德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地、最全面地发展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直接影响和损害了经济集团的利益和德意志人的生活。1879年，它对帝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所谓大企业的“自动行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加速，二是现代干预型国家的早期形式由犹豫、摸索到最终目标坚定而强有力地发展了起来。
       “国家干预”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与计划经济一样的国家社会保险问题；同教育政策一样的劳资关系中国家角色问题；同住房政策一样的城市规划问题以及同国家与中介组织之间一样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等。德法两国在以上诸方面的不同与差异是欧洲国家、国家官僚主义和国家及城市的公共干预在发展初期的共性问题，同样也是市民阶层中的反对派，尤其是以市民和人权形式反对这种国家干预时所出现的共性问题。但是，过去的200年间，欧洲的这种不断发展的差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883年德国有了第一部为几乎所有的纺织工人颁布的医疗保险法，1884年颁布了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出笼了伤残和养老保险法，1911年又为国家职员颁布了国家保险法。19世纪后半期，德国进一步实行了“新重商主义”的大规模国家干预政策。近代德国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整个德意志国家。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国家干预力度远远强于同时期的法国。俾斯麦的社会公法很早就使国家社会保障在德国建立起来；公共保健事业越来越规范化、国家化；城区扩张和内城改造忽视地产占有者的利益而进行详尽的规划；教育事业，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高等院校，一般都得到国家的慷慨资助。国家机器通过它和基督教会的紧密联系开始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并非像法国自1905
       年后的国家与宗教分离。
       1918－1919年革命以后，德国对劳资关系和住房建设的干预也强于法国。早在1914年前，在德国，一个干预型国家的内部就已形成了由各种利益协会团体构成的网状组织。德国之所以要实行更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德国没有继承早期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2)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德国政治自由派的力量反而相对弱小；(3)德国富于戏剧性的社会变革要求国家进行更多的干预。
       而法国只是在教育和科学方面采取了同德国一样的干预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试图通过办学方针在社会上普及共和国的理念和结构形态，以此来反对教会和君主势力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德法两国在国家干预制度上的差别终于达到了顶峰，形成了德国纳粹的独裁干预和法国第三共和国的自由干预。
       二战后，德法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向自身对立面转化。1940年战争的失败促使法国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这种紧迫性又迫使法国实行更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国民经济规划、现代社会国家的建立、住房建设的推进、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教育系统的完善、城市的扩建计划、甚至文化政策等所有这些领域，在战后不久都成为了法国国家干预的重点。
       法国是欧洲干预型国家的典型，其国家干预是通过一种被称之为“法国例外”特殊形式而得以实现的。国家决策不再需要通过媒介组织、利益集团和民间社会团体长时间的公开讨论，而是改由政治家和专家组成的小团体来决定。但这也常常会遭到来自知识分子和短暂却声势浩大的民众游行的反对，其结果往往是迫使法国政府做出让步。
       与法国相反，德国走上了另外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二战后，前联邦德国取消了国家干预措施。主要体现在：由被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实现了劳资关系自主、采取了国家对家庭的支持性政策、把社会任务转交给了教会、组织了大众传媒等方面。专制独裁的旧国家体制逐渐瓦解，媒介机构、政党、协会和专家们通过长时间公开讨论，酝酿出国家决策。联邦制使各州政府的在野党较之法国有过多的权力，从而使决策在公众中谋求一致的过程愈加趋于漫长。战后在多方面国家干预政策的取消，在前西德，是对纳粹统治期间粗暴的国家干预的反作用；在前民主德国，则是为对失败的魏玛共和国的干预政策的反应。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来自战后美国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和前联邦德国之间的这种新的差别逐渐减小。与过去的200年相比，两国的国家干预越来越相似起来。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法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国家经济规划；另一方面，在1948－1973年的经济繁荣期间，两国越来越倾向于朝社会福利型国家转变。法国同战后西德甚至西欧其他国家一样，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达到了出乎意料的高度。而这种转变进程，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朝相反方向调整的趋势，这在两国也是相似的。
       而前民主德国则走的是另一条不同于前联邦德国的路，其所有制形式和经济秩序以前苏联为榜样，国家干预更强。为了彻底改造社会、废除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前民主德国实行集中计划经济，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国家干预和控制。经过20世纪50年代激烈的斗争，只有教会还保留着少量且有限的自主空间。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的强力，各种反抗并没有公开化。随着1989－1990年两个德国的统一，在前民主德国的这片土地上也开始贯彻同法国和联邦德国一样的国家干预政策。
       五、法、德两国民族意识的比较
       民族意识和民族信仰、礼俗、价值的差别广泛存在于欧洲民族共性的背景中，存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共同崛起中，存在于刚刚起步的共同反君主政体、反贵族、反教权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中。
       当第一次反法同盟使法国走投无路时，法国国民议会就曾组织“全民皆兵”，全体法国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直服到把敌人从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土上赶出去”把整个民族无条件地全部组织到军队中去保卫国家。“年轻的男人们奔赴沙场；已婚者铸造武器，运送给养；妇女们制作帐篷、衣服和在野战医院中服役；小孩子们把旧亚麻布扯成包扎伤口用的纱条，老人们让把他们抬到公共场所去鼓励战士们的士气，使他们满怀对国王的仇恨和对共和国统一的热爱。”这标志着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取代了法国革命的世界主义理想，也表明了法国人民维护民族强大和荣誉的决心。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一方面顺应了这个民族的心声，另一方面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政治秩序相对稳定，民主气氛得到改善，人们可以提出不同看法而不致被视为反叛，民心相近。
       而当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服和统治到了四面树敌的时候，德国人却越来越要求自由和主动地安排自己的政治生活，以此来和法国人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相对抗，于是发展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德意志民族感情。这种德意志人的民族觉悟后来也为德意志未来的政治目标指明了新的方向。辩证地看来，正是：拿破仑法国显示出一个步人工业世界的民族所能达到的强权水平，在普鲁士引起对法国现代化效率的钦佩，同时它的胜利也在德意志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可以说，此时的德国不论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较之法国都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换言之，也正是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上了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的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以及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的“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才开始真正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和“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族意识。
       但是，这些仍不能消除两国间在这个方面存在的差别。作为个性解放和价值观改变的结果，20世纪70－80年代，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民族自豪感衰退的情况。
       法国革命之后，三色旗象征着大多数法国人的民族意识，但同时无产者的红旗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为社会公平而奋斗的象征。
       自1885年起，三色旗在法国所有的场所如：学校、机关和社会机构确立了合法稳固的地位。在这个范围内，法国民族意识和民族形象得到了自由发展。由公民权益反应的对民族的理解在两个国家也是不同的。法国在19世纪初就已经确立了公民资格平等，这点在当时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肯定，非传统观点已被人民广泛接受。这种对法兰西民族的理解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由于法国的出生率异常低，使其成为了一个移民国家，而这些移民必须融入法国文化，因此法国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由文化定义了，这就使得这些移民有可能接受法国文化并被法国文化所接纳。
       而在19世纪，德国人口急剧上升。当时的企业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培训就业岗位，农业也无法提供足够粮食，导致从1850年起德国出现大批的出国移民现象，而且在1854年达到了高潮。所以，德国
       人民族文化优越感不强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上，通常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即：仰视、俯视，或“仆人”、“主人”的立场。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德国近代文学杂谈》中曾谈到法、德两国人民的不同文化立场：法国人很自负，把所有的东西都按他们的口味加以改动，而不是改变自己来适应不同时代，要是荷马来法国一定会像个俘虏，要穿法国的时装，以免刺激法国人的眼睛。他不得不任由他们刮掉他那古色古香的胡子，剥去他那身古朴的衣服，去适应法国人的风俗，但是他那乡下人的粗鲁仍然令他像个野蛮人。
       德国和法国对民族的重视程度不同。在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民族就已经和人民以及公民权利紧紧结合在一起，19世纪最后25年的贵族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联系。像演习、阅兵、国庆、纪念阵亡战士和爱国运动会在两国都以相似的频率，相似的形式举行。这种活动更多地打上了公民和个人价值的烙印，受到了公民和教会名流的强烈影响，这一点在1871年对普鲁士的失败后变得更为明显。而德国在1871年胜利后公开地强调军事力量和君主政体。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反对派成功地继续割裂了议会制共和国、民族价值以及民主价值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末，德国才把民族自我意识和宪法统一性联系在一起。由此，德法关于民族自我意识内涵的认识渐渐地接近了起来。
       法国和德国的民族意识历史也不同。相对德国多元的、受过创伤的历史而言，法国则拥有一个大众的、较完整的民族意识历史。200年来，法国的民族共性和民族国家一直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相反，德国相应的民族国家机器无法获得民族共性的认同。1871年前和1945到1990年间，在德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相应的民族国家机器，所以德国的民族更多地则是和宗教及地区联系在一起。而法国的民族是纯粹的，宗教已被人为地削弱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对整个欧洲的军事践踏更使得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声名狼藉，不仅其他民族这样认为，德意志本民族也深感如此。这也是使德国人很少表现出传统的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德国的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国家庆典和仪式等，在20世纪下半叶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直到1990年，这些象征物在政治的帮助下才在公众场合中变得重要起来。
       总之，根据近200年来德法两国间的主要区别、各自的发展和聚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两国间未曾有过，现在也不存在哪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加先进和现代化；其次，在20世纪下半叶，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日趋接近，这也使欧盟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变得更加轻松起来；第三，由于民主德国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法德两国在许多机构和价值观方面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同样，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我们对德法两国的关系前景更加予以关注。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