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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新闻史论研究；邹文平(1984-)，女，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摘要]清末重臣张之洞广阅各种报刊获取西学知识，推行洋务与新政。他对维新报刊先助后压，又在湖北创办一系列官报，限制异己的维新、革命报刊。通过观察他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的表现，仔细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与近代报刊的关系，进而达到了解晚清政府上层对报刊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关键词]张之洞；近代报刊；反应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716-06
       张之洞是清末“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封疆大吏，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改革，在实践的同时还积极阐发与总结自己的变法理念，著书立说。在他的著作中，《劝学篇》最能体现出他整体思想观念。在他的《劝学篇》中，就有“阅报”一篇对报刊进行阐述；新政中，作为地方督抚的张之洞又创办或支持了一系列报刊，促使了清政府的政府官报的出台。本文拟对张之洞的报刊活动作一番梳理与分析，从而得窥清末政府对近代媒体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基本语境，洋务思潮便是其中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形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开展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同时，大多在京言官也形成了一个主要攻击洋务派的清流派。张之洞便是其中的干将，但他的奏章较为务实沉稳，而不是放肆空谈，甚得慈禧太后赏识。他对洋务派的一些具体活动也是赞同的，他曾言：“近有西人著《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任山西巡抚之后，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衰败现实，使他意识到固守祖宗成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巧此时接触到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他才对“西艺”“西技”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山西兴办起最初的洋务事业。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设立洋务局。他通令属下搜罗各种洋务人才，“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并随时到天津、上海等地购买“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及“外洋新式织机、农器”等。然而，由于他不久后被调署两广总督，在山西的洋务并未见多大成效，但从此开始了他实践洋务的一生。1884年到1889年，张之洞督粤，在广州开展了较为全面的洋务事业。当时的广州，无疑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张之洞从中吸收大量的洋务人才，又因经历了中法战争，他的观念大为改变。他把自己的洋务重心放在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但由于他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开明思想，吸收了一大批留学生为幕僚，对西方文化传播也较为关注。《万国公报》的一则有关该报影响的资料中说：“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张之洞的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好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同时，他的辖区内也较早出现了国人自办报刊。1884年4月18日《述报》创刊，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故大量发表战时报道，对战争的进程、战地实况、官方态度、民间反映等等。它谴责法国侵略者，赞扬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坚决反对主和，立场鲜明。这种对战争的态度与当时张之洞的主张几乎不谋而合。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他的洋务企业已涉及到各行各业，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多是其他洋务家难以匹敌的。要办好洋务，就必须了解与学习西方知识，张之洞主要的西学来源就是报刊，西学书籍，通西学之人。张之洞对各方面报刊都非常关注。在《札湖北各属州县购阅湘学、农学各报》中对当时“海外乱党各报”、“沿海各省新出各报”和“西国报馆”作了简单的评述。在他的函电中也提起许多报刊，像《同文沪报》、《清议报》、《天南新报》、《苏报》。《申报》、《东方杂志》是当时的重要报刊，是各界人士了解时事的主要来源，张之洞自然也是多加阅览，但对小报如《求是报》也不放过，他的幕僚陈衍就是他通过报刊结识的。他还给他的幕僚指示，拟订购“上海所有华字各报”。在他督鄂期间，武汉的报刊也大有发展。湖北共创办了报刊54种，其中洋报13种，官报10种，民报31种。另据1904年《警钟日报》的一份调查资料说：“鄂省一区自戊戌政变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唯一之目的。”当时，在武汉发行的报刊杂志有21种：《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同文沪报》、《时报》、《警钟》、《汉报》、《武汉小报》、《外交报》、《政艺通报》、《浙江潮》、《江苏》、《政法学报》、《汉声》、《东方杂志》、《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新白》、《新小说》、《新民丛报》、《新新小说》。以上可见，张之洞对报刊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非常自觉地运用报刊学习新知、了解社会舆情、网罗人才。他还在《劝学篇》中“阅报”一篇中提倡阅报。他说：“报馆之设，仿自泰西，采摭新闻，发摅清议，所以宣达下情，启迪民智，开内地之风气，传外国之情形，关系观听，极为重要。”“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这短短的一篇文字中，张之洞把报刊的内容、功能、优势、阅报的益处解释得非常清楚，并指出报刊能帮助有志之士增长学问。张之洞自己也是在报刊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方知识，为他进行洋务活动做了最原始的知识积累。相较于当时其他的洋务大臣，张之洞可以说是一个渐行渐新的新式人物。
       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企图利用义和团的排外情绪，一举驱除外国势力，结果造成一场几乎使国家毁灭的滔天大祸。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笼络、安定人心，也因为心存愧疚，她不得不表示弃旧从新，于1901年1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更法令、破旧习、求振作、以更张”，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10年所谓的“新政时期”。随着国内萧杀的政治空气渐渐松动，昌言改革的报纸在各地纷纷出版。同时，由官方创办报纸以主导舆论、开通风气的理念也被重新提出来。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曾感受到维新报刊的巨大影响，对报刊心有余悸，尽管屡有官员上奏创办官报，她还是对此持谨慎态度。虽然最高统治者对开办官报尚未有足够的重视，但是，主持地方新政改革的督抚大员们已经在实践中将官报作为宣传地方新政或促进新政的舆论手段。
       张之洞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便开始着手办报。在《时务报》的事件中，时人曾有传言，张之洞打算开办一份报纸，与《时务报》为敌，可能就是后来的《正学报》，因其目的与《劝学篇》大致相同。1898年，两湖书院梁鼎芬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会同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等人发起创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为主笔，宗旨为“使孤陋者不囿于有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旬刊，内容拟从东西各报
       中选择，分设译报、议论、格致、算数、农商、工艺等栏目。后因章太炎在鄂高谈反清，讥评张之洞的《劝学篇》所论“教忠”迂腐，遭见罪，乃主动辞职，《正学报》遂未即发刊而罢。而1901年年底，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北洋官报局，后来为鼓吹其新政，并抵制民办报刊的“诡激失中之论”，率先于1902年12月25日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这是清末第一份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官报。为了鼓励地方各省大吏创办新式官报，推行新政，朝廷在吕海寰、伍廷芳等递呈的奏章上批示中称：“……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议。现北洋所刊官报，首刊圣谕广训，恭录谕旨，并载奏议、公牍、时政、新闻等类，与该大臣等所拟条例，大致相同。且月出一册，尤便观览。南洋现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北洋章程妥酌开办，一体发交各属，销售各学堂阅看。南北洋官报如能畅行，各省亦可逐渐推广”。由于朝廷的大力支持，短短几年内，各省几乎都办起官报。
       基于对近代报刊尤其是官报舆论功能的深刻认识，张之洞在湖北也是大力办报，使湖北官报系列成为“新政”官报中的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他很早在湖北开始筹办官报，首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专门性的官报。1899年4月30日，张之洞创设的《湖北商务报》正式发刊，旬刊，馆设汉口，汉口商务局主办，以“开商智，振商务”为主旨，专刊有关商务谕旨、奏疏、政令等，中外商情和商业知识等内容，所印各册，全部由官方派阅。张之洞致力于此报的发行，曾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推荐《湖北商务报》，并请代为派购，还说：“……尤必以商报一端，为开明风气之权舆。”并径直将已发行之《商务报》第一期到第十四期寄发，“祈查核量行，一律派购，以后续出之报，亦望如数订购。”1901年年初，倡导武昌农务学堂主办《农学报》，半月刊，以介绍农业科技知识为主旨。1903年2月12日，《湖北学报》创刊，湖北学务处主办，旬刊。该报《例言》宣称“本报重选择中外名家论著，而间有撰述”，但所载全部译自国外(主要是日本)有关论著，本身无一撰述。其宗旨是“本报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然则大量登载的是有关教育章程奏折和湖北学务情况，如：袁世凯、张之洞会奏《递减中额折》，张之洞、端方《筹办湖北各学堂折》等。此报办报方针及内容皆似张的风格，与张之洞推行的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紧密配合。1901年年底，张之洞手谕湖北商务报馆兼办《湖北官报》，善后局支给经费，还厘定办报宗旨。但是，由于他在1903年入京主持学制的重新修订工作，直到1905年4月5日，湖广总督署机关刊物《湖北官报》才正式创刊。初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委派职官经办，由梁嵩生为总办，任承纪为总纂，沈宝枢任收入，经费由善后局专款，出版物全部官派官销，不取分文。体例由张之洞手订，强调“查官报与民间开设之报馆不同，务须宗旨纯正，体裁严谨，凡所录必裨实用。凡有记载戒虚枉，庶足以正人心而开民智，息邪波而助政教。”主要栏目有：圣训、上谕、官抄、辕抄、要电、要闻、政务、科学、实业、杂纂、图表、论述、国粹篇、纠谬等内容。是年底，湖北官报局又主办了《湖北教育官报》，月刊，专刊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章奏、论说、文牍、学制等。1906年2月4日，川人朱彦达自任总理，吴赓梅任协理，继友棠任编辑，创办《汉报》与之前的日办《汉报》不同，日报内容分设谕旨、专电、言论、时评、要闻、本省奏议、内政、外交等，印刷方面也有革新，使用铅字排版，机器印刷。该报接受政府津贴，经张之洞批准，由湖北签捐局每月资助100元，成为湖北民办报纸获得官方资助的第一家报馆，该报畅销全国各地。1906年10月18日，《公论新报》创刊，由江汉关文案宦海之主办，得到官府支持，自称“官商合办之报”。
       他的这些办报活动对武汉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从他督鄂以来，武汉地区出现了办报高潮。1898年，《湖北商务报》创刊；此后，《湖北学报》、《楚报》、《汉皋日日新闻》、《不缠足会画报》、《中西日报》、《湖北女学日报》等接连开办。1900—1911年，武汉地区创办的报刊达70种之多，其中既有私立的，也有官办的，既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良莠不齐，但是报纸的宣传与教化功能却得到了一定的发挥。同时，这些官报的创立，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起了铺垫作用，“使绅民明悉国政，开通政治之智识，发达国家之思想，以成就立宪国民之资格”，无论创办者的诚心与否，其意义自是不同凡响。官报还广载西学知识，进行西方书籍译介，大大开阔了人民的眼界，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当然，张之洞在湖北所创办报刊也有自己的特点，有学者把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人所办报刊分为“北洋型”、“湖北型”。两者相比，湖北型官报除了登载与“北洋型”官报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思想向导与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内容，体现了明显的“卫道”色彩。他的《湖北官报》多了“国粹”、“纠谬”等内容，而且再三强调“宗旨纯正”。他在手谕《湖北商务报馆兼办湖北官报》中说“一日崇正黜邪，二日益智愈愚，三日征实辨诬”，把官报提升到高于民报的地位，其强调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比其他官报更为突出。这种“正学”的强调，实来源于张之洞早年所习的正统儒学教育，当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儒家文化在遭受到来自域外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他会本能地起来卫道保教，对于报刊舆论的敏感也是如此。
       除了创办和扶持之外，张之洞还对外国人经营的报刊严加管束，收回了日本人经营的两家报纸《汉报》、《汉口日报》。1893年，英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汉报》在汉口正式创刊，经营到1896年，实行转让，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收买，成为日本在中国创立的第一家舆论机关。自日本人接办以来，始终坚持“抑制旧党，援助新党”，扶植亲日势力的方针，离问俄英，鼓吹中日和好，团结抗欧，而开罪于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因而张之洞对其进行严禁购阅与递送的种种限制，无法继续经营。1900年9月以3000两价银让与湖北官宪，宣布闭馆。而另一家《汉口日报》最初于1903年春创刊，沈习之、王华轩经理，聘上海吴研人为主笔，“创刊之始，抨击时政甚烈”，该报最先采用报料纸，改双面印刷。该报虽然在名义上由国人经营，但实际上系日本人主办，并非完全的国人自办。1904年年初，《汉口日报》由张之洞接收，改为官办，委职官王元常为总办，黄佐臣经理，但改为官报之后并没有产生良好影响，俨然官方的传声筒。上海《警钟日报》刊发了通讯揭露《汉口日报》经营腐败，文云：“《汉口日报》自改归官办以来，该报记者务以逢迎为能事，以故日出一纸无非官话连篇而已，销路甚不畅旺，亏折良多，……勒令各府州县分销云”。后又停报整顿，全面改组，日出3000份。
       虽然张之洞所办的系列报刊良莠不齐，官腔甚浓，但他在短短10年间，创办了数量繁多、种类齐全的官办刊物，又支持一些官商、官民合办的报刊，收回外人报刊，这在清末所有督抚要员之中，实为罕见，无人可及。
       张之洞的一生，基本上与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没落相始终。他很早就在洋务活动中接触到报刊并
       且对报刊有自己的见解，新政中又积极办报，入阁拜相之后对报刊的关注也不曾减弱。笔者认为，对他的报刊活动不应该一概而论，只从单一的视角去分析，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他的行为及动机，角度不同，自然结论各异，但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把握他的报刊思想。他的报刊活动与他本身的思想变化，清政府的政策转向，清末报刊的发展轨迹都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就这几方面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从张之洞本身思想体系来看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土，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以说“中体西用”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他对报刊的态度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提倡利用报刊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摄取西学，《劝学篇》之《外篇第六·阅报》说：“报之益于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有疾病而死，秦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这表明他对报刊的益处非常了解，进而能够助报，办报，宣传先进的西方知识，批判社会的落后现象，努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的信息传播状况，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张之洞是一个“儒臣”，就是说，他既尊崇儒家文化，又效忠于自己命运攸关的清王朝。因此，他对报刊的认识也局限在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围内，把报刊当作接触西学的一种途径，增长知识的一种方式，遏制邪说的一种工具，宣扬懿旨上谕的一个阵地。报刊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违背清王朝的上谕政令，当然更不能有危害清廷统治的言论，就如他所创办的官报，都是为了“正人心”、“息邪波”、“崇正黜邪、益智愈愚、征实辨诬”。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与康、梁有过合作的经历，然而他们很快就产生了分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变法思想主张之间存在着激进与稳健的差别。他希望通过报刊获得有限的变革空间，在不危及清朝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甚至可以在某些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但是，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潮有日趋激进之势，各种激进的革命报刊层出不穷，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报刊也无法实现他的稳健变革的设计，他的报刊也需要靠行政力量强制行销。上海《警钟日报》就有披露《汉口日报》“……以故日出一纸无非官话连篇而已，销路甚不畅旺，亏折良多，……勒令各府州县分销云”的这种现象。
       (二)从近代报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在张之洞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国出现了两次办报高潮，张之洞在这其中都有突出贡献。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国人争相办报，就出现了1896—1898年的办报高潮。对于张之洞而言，他可能没有预料到《时务报》能掀起一股狂潮，但他对《时务报》的支持就已经在客观上促使《时务报》走向全国，影响着无数的读者，进而使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效仿，造就不可遏制的维新之势，也使我国报业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次办报热潮中，出现了最早的妇女报，最早的校报，报纸的社会普及程度也高，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地位。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中为报业的发展颁发了一系列的法令，后来虽然被废除，但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的新政中官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清政府在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不得已宣布预备立宪，实施新政。在新政中，报业又获得了一次较大的发展，那就是结束了古代报刊，产生了新式官报。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又是其中的先行者，他在湖北创办了一系列的官报，成为各省官员学习的榜样，清政府也是在地方官报勃兴的基础上，推出中央官报——《政治官报》。我国古代报刊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印售者形同贩夫走卒。直至这个时候，统治阶层终于认识到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倡导并且直接投入了办报活动。对于报刊的态度由压制、排斥到肯定、利用，这在观念和行动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官报在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作用，莫过于取代了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一种古代形态报刊，即报房《京报》，使得古代新闻史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报业近代化过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当然，也不能忽视新政中官报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按照现代传播学者普遍认为的传播媒介的四种功能：信息功能、协调和管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来衡量新政中的官报，它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比如说，信息功能不全面，它甚至没有记者采访，国家重大事件还被作为机密，禁止泄露，协调管理功能基本缺失，因为它不允许发表异己言论，宗旨还是抵制私报“言论诡激失中”，根本无法反映舆论或舆情。其上下通达也只是片面的上情下达，民间的意见无法传递给统治者。
       (三)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
       清王朝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中历经了鸦片战争、英法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等，已经是风雨飘摇，穷途末路。这样一个临近崩溃的专制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它的社会言论必然是严加控制，必须宣扬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与合法性，抓住舆论的主导权。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深受慈禧太后的信赖，其一言一行对政府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张之洞由“清流健将”逐渐转向务实“洋务大臣”，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开始提倡学习西艺西技，变法自强，以振兴清王朝。当维新人士提出办报要求时，张之洞也“颇以自任”，进而双方有了良好的合作，《时务报》因此名声大振。但是，随着《时务报》的言论渐渐激烈，张之洞也产生了不满及恐惧心理。毕竟，他是效忠于清王朝，必须站在清政府角度来看待报刊，于是他对《时务报》的态度就必须谨小慎微，一旦出现不利于政府的言论，便通过各种方式加以限制，既要维护报刊于己有利的一面，又要防范报刊走上歧途。可以说，张之洞正是全身心效忠清王朝，才会致报刊于次要地位，甚至可有可无，与清政府对报刊的态度如出一辙。其次，到了清末新政时期在清政府看来，像洋务运动那样仅学西方技术是不行了，“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这个“变法”，则是“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除了皇权和纲常之外什么都可以变，所谓“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涉及面十分广泛。变法成功的要义在人，从1901年1月到9月间，清廷连下谕旨，推行“新政”，提出“人才为政事之本”的主张。而要培养“明悉国政”的人才，方法就是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士子留学和创办新式报刊。这就是当时清政府之所以要努力促进报业发展的基本思路。然而，清廷向以“莠言乱政，最为民生之害”而疾恶报刊，现在政府为传播自己的施政纲领，发布消息，把报刊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言论自由不免遭受扼制，报刊的各项功能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报业与专制政治结合，其不能做有效功能之发挥，乃为不移之论”所以说，清政府对待报刊的态度既如此，张之洞也是清末权力中枢的一员，自然突破不了这种局限，在新政中，除了极力兴办报刊之外，他对其他异类报刊也进行多方打压。从这个角度看，张之洞的一系列行为与他所处的地位是非常相符的，他能够秉承清廷旨意，为王室效忠，不愧为朝廷的股肱之臣。
       (责任编辑　车　英　于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