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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冉华(1961-)，女，四川蓬溪人，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媒介理论研究室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学及媒介研究。
       [摘要]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传媒；话语系统；公共话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710-06
       在现代社会，媒介一直被视为公共话语讲述的重要载体，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相关主张。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公共领域是指“允许市民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以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的地方。公共领域向公众开放，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在这块地方自由讨论有关公共利益的任何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主要论坛，大众传媒不仅受受众理性力量的制约，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这种力量，这就是公众理性的声音。因此，大众传媒基于公共沟通和公共论坛的目标而对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至关重要。
       一、媒介的话语系统与媒介倾向
       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对媒介的利用总是极其复杂的，一个较为理想的媒介结构应是三种不同媒介类型并存的生态：国家媒介、公共媒介、商业媒介。国家媒介是由政府强力控制，实行国家宣传国家统治的一个工具。商业媒介则以商业盈利为最大目标。公共媒介是非官方非赢利的媒介机构，主要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作为公众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资源消耗的补偿主要来源于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以此保障公共媒介公共服务宗旨的实现。
       不同的媒介类型有不同的话语系统、话语结构。国家媒介担负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责，作为国家管理、控制社会的一个通道，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以及受委托管理国家的政府意志，绝对政治话语和绝对权力话语是其话语系统的基本内核。公共媒介是公共话语承载的平台，由于它的职责、传播内容、组织以及资金来源，都是由公众或非官方的公共体制来决定，这就避免了政府权力的左右，同时也使得传媒得以摆脱资本力量的控制，消除了商业盈利的内在驱动，为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重要保障。所以，公共媒介的话语系统迥异于国家媒介话语系统，是一种公共话语的讲述，它包括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关注，也包括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关注，对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最大商业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商业媒介在内容传播、信息生产方面的根本取向，市场的需求决定着商业媒介的话语系统和话语结构。
       媒介话语系统的建构，鲜明地体现着媒介的倾向。政治权力话语代表着国家意志、权力意识。作为国家媒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体现国家的权力，国家的立场就是媒介的立场，国家的意识就是媒介的意识。在我们提供的新闻信息中，大量的会议新闻，党或国家领导人的公务活动的报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媒介被视作一种政策导向的通道，通过这一通道给社会以告知和宣教；另一方面也说明媒介被塑造成国家权力意志的象征，是政府意志的一种体现。公共媒介是讲述公共话语的平台，政治公共话语系统和公共话语系统的建构，彰显的是媒介作为一个公共社会组织的职能和价值。权力只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一种信托，公民有权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有权讨论国家政治，更有权力和义务参与和讨论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媒介有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公众提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会，一般社会成员也拥有利用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力。政治公共话语和公共话语体现着媒介的公民组织意识和公民的民主意识。
       事实上，话语从来都是“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的，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正如著名的思想家巴赫金指出的：“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思想正是期望大众媒介成为一种生产公众理性的声音，这也是社会对媒介发挥公共沟通功能的强烈期待。媒介不仅仅有权力的声音，重要的还要有公众的声音，大众传媒需要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成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而不是沦为资本家和政治家实行其经济、政治操控的“私人领域”。
       二、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媒介结构生态呈现出高度的单质特征，由政府强力控制的国家媒介是政府实行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途径，传媒无须过问自身的经济生存能力，其资源损耗、经济运作直接归属于权力机构，国家动用公共资源给予传媒资源损耗的补偿，这种运作机制有力的保障了传媒宣传工具、喉舌主体的职能。因此，绝对的政治话语和绝对的权力话语就成为这一话语系统的基本内核。在绝对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中国传媒以讲述绝对政治权力话语来实现单纯的喉舌功能。
       共和国初期的新闻事业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的党性原则传统，着力追求党报的每则新闻评论甚至一字一句都要体现党的意志，报纸成了“红头文件”，成了党的决议、文件的布告栏。到了“文革”时期，传媒更是被赤裸裸的异化了，新闻事业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语言是一种口号式的意念式的，新闻信息被隐藏在领袖的话语和一些独断式的表述后面。在绝对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不再是客观、真实的事实的报道，而是纯粹意识形态思维的绝对政治权力话语。
       1976年，中国开始走出大搞阶级斗争的10年“文革”，但由于新闻与政治、媒介与权力的特殊关系，思想的解冻、观念的变革依然受到很大的禁锢。笔者曾随机抽取了197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最高意识形态媒介，样本在内容设置、版式安排上，鲜明地体现着绝对政治权力话语系统的特征。在六个版面的内容安排上，官方话语的表述特征十分鲜明，以一种特定意识形态标准框定的国内国际时政要闻几乎占据了所有版面。一版二版的内容几乎全部是关于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财贸“双学”会议，三版是整版对1978年6月12日去世的郭沫若同志的怀念，四、五、六版的内容主要涉及外事互访。全国财贸“双学”会议尽管只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但因其国家级别便很自然地占据最重要、最醒目的版面位置。郭老虽然是重要的文学家、史学家，但他生前也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这一行政要职。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这种高度同质化信息的散布是毫无意义的，但从
       宣传舆论的角度来讲，一种反复的告知构建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力意志。
       绝对政治权力话语的新闻传播在意识形态的轨道上沿着“宣传本位”的方向前行，传媒属国家所有，纳入到行政级别体系，实行“指令型”新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每时每刻都与政治生活保持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彰显它作为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的政治属性。
       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使中国的大众新闻传媒逐步走出了高度单质的政治化环境，大众传媒不仅承载着宣传组织的职能，也作为一个信息媒介在更宽广的领域发挥着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党性和人民性、宣传与新闻的大讨论，从学理上为传媒话语领域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它直接反映了一种现实的需求：传媒仅止于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已无法适应急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依然保留宣传工具的基本职能之外，传媒还应构建以政治为取向的政治公共话语系统，较之过去铁板一块的绝对政治权力话语，这是一个相对的政治公共话语领域。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新闻节目的发展与变革，这集中表现为新闻栏目的不断丰富和对重大事件的公开报道。
       尽管1958年央视前身北京电视台的创办就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起步，但特殊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新闻类节目一直被视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载体。《新闻联播》节目的内容设置、内容编排以及每晚7点黄金时间的播出，集中凸显的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性质。画面加口播的电视新闻常态被后来的学者描述为是在一种新华体的吐字发声读新闻、读政治家的施政纲领。进入80年代以后，央视在不断完善《新闻联播》的基础上，陆续推出新的形式多样的新闻栏目。《午间新闻》的播出开始改变新闻栏目的单一构成，它同稍后开设的《晚间新闻》一起，不仅丰富了央视的新闻内容覆盖，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新闻的时效性而在新闻播出的顺序上，大胆采用国内外新闻混编的倒金字塔结构。1993年以来，央视加快了新闻性节目的改革步伐，大型新闻杂志《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焦点访谈》同《新闻联播》一起构成了黄金时间段既是新闻总汇又是热点聚焦的完整新闻板块，《新闻调查》栏目的开播则使电视深度报道成为关注民生深入思考社会热点问题的重要载体。随着现场报道、主持人播报、新闻谈话节目等新闻形态的引入，录播改为直播，依据重要程度对国内国际新闻进行混编，重要新闻、突发新闻实施滚动播出。电视语态的改变，新闻栏目的不断丰富，最终推动了中国传媒政治公共话语的丰富。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央视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过去一直是采取谨慎的录播方式。在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建设这个大背景下，1988年央视对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进行了直播。这是一次换届的会议，热点多，公众关注度高，按照惯例肯定应该过滤。央视对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同步直播，被视为一次大胆的闯“禁”，外国通讯社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民主和最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两会”记者招待会的直播，大大提升了中国政治的透明度，它意味着一种绝对权力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公开，从而为社会公众对权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提供了可能。如果说这次直播因其闯“禁”的色彩而举世轰动的话，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进入到一个迅猛发展时期，同步再现重大事件已经成为央视新闻节目不可动摇的原则。1997年6月香港回归，央视连续72小时直播，这是央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大型直播报道。1998年7月，克林顿讨华，央视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两国首脑新闻发布会”和克林顿的“北大演讲”。中国媒体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对重大事件给予公开报道，从而构建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政治话语系统。
       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尽管话语的中心结构依然是政治，但却意味着政治中心与政治权力的下移，政治话语不再是由政治权力左右媒介的政治话语，而是公众广泛参与的一种政治话语，这是中国媒介的一种巨大历史进步。
       三、民主化进程与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中国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是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被逐步建构起来的。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多元利益格局开始生成。处于离散状态的公共领域需要形成有效的对话平台，以舒缓和化解因社会分化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起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但经济形态的改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整个社会高度紧张、竞争激烈、认识失谐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个具有浓厚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传统的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必然导致价值体系的重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错动、社会秩序的失范、社会利益分配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矛盾凸现、社会冲突加剧的时期。现代化伴随风险，这是当代社会学家的普遍共识，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运用媒介力量将转型时期的社会震荡减低到最小程度。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调节系统的重构，即通过大众媒介构建一个反映多元利益的公共平台，将话语资源对广大民众开放，加强传播内容本身和受众之间的联系互动，从而实现对现实社会的整体观照和积极介入。因此，在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中，新闻传媒绝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工具，它通过及时、大量、客观的信息提供，帮助社会大众建构起对新环境的认知，以克服因认识失谐所造成的焦虑，媒介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调适力量。
       体现公共话语精神的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除了涉及日常社会新闻外，还涵盖了与普通百姓最为直接相关的政策服务资讯，它深蕴传播者的人文关怀、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俗文化和地方性特征。民生新闻所展示的民生视野、民生态度、民生情怀，“是新闻话语权力由上至下的实践性流动以及对电视新闻本质的回归”。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改变只是走近“民牛”的姿态，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公共事务中去，寻求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强调媒介对社会生活的能动性改变，这就是公共新闻价值的立足点。所以“公共新闻”的理念已经超越了民生新闻固有的民本诉求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公共的声音”。作为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和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公共新闻代表了国家权力话语舆论场和民众自发话语舆论场的一种良性互动。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作为社会重要组织的大众媒介，其公共职能的履行与彰显，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媒介的这种公共性首先体现于媒介的公共服务职能，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大众传媒拥有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但它们区别于单纯的营利企业，区别于隶属某一宗教或某一政治团体的单纯机关媒体之处，在于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普遍的信息需求，具有强大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能力的大众媒介才担负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这种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
       其影响力涉及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媒介的公共性并非仅止于体现媒介的公共服务职能，媒介的公共性还应重点体现于“公共讲席”与“公共论坛”。现代社会的进步，使大众媒介成为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的代言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性，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以“公共舆论”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媒介作为“公共讲席”和“公共论坛”，其核心在于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即大众媒介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政治的官方政府进行沟通、对话，权力机构通过传媒这一平台向广大公民履行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广大公民则充分享有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自由，以公众舆论的形式去监督权力机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真正得以保障，并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正如前文所述，一个较为理想的媒介结构应该是三种不同媒介类型并存的生态，公共话语是公共媒介的核心话语系统。尽管中国媒介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应该承认，距离上述较为理想的媒介系统结构的建立还相差很远，目前在中国传媒机构改革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国家媒介和商业媒介的混合性体制，缺位的是公共媒介。中国传媒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机构，它的资产属国家所有，内容管理和行政管理都隶属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产业化的发展、国家资源补偿机制的改变，使得大多数中国媒介建立了以广告收入为主的赢利模式。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是以机构的名称，而是从经营的实质上看问题，中国电视的商业化程度(不是指收入的多寡)不仅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傲视北美。如果仅仅从经济来源上看，则中央电视台是完全的商业电视台”。中国媒介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国营商业媒介特征。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公共媒介的缺位，有公共电视频道之名，无公共电视频道之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电视频道以及报纸广播公共媒介的缺位，意味着在既有的媒介话语系统中公共话语一定程度的缺失。在公共媒介发展上，我们还仅仅只是接受了一个概念的导人，就近年来大量增设的电视公共频道而言，主要是为了解决省级与地市级电视频道资源的问题，由省级台成立一个整合的地市级乃至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目标是让中国电视从原来的扩大规模数量到提升规模优势。这种目标定位就决定了目前的公共频道与理想状态中的公共媒介的差距。公共频道只是各地方电视台的公共电视频道资源，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的电视频道资源。公共频道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入，从内容传播到经营运作，与一般的专业化频道无任何差别，说它就是一种变相的专业频道并无不可。在报纸与广播媒介领域，甚至连相关的媒介概念也不曾建立。公共媒介的缺位，最终会导致公众利益的受损，公众的权力被漠视，公共的声音被消解。
       在讨论现代社会民主化问题时，政治学家们的一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大凡实现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论是其提供真实的新闻认知，还是反映普遍的现代民意；无论是实施有力的舆论监督，还是形成深层的制衡结构，大众传播媒介是完全深入社会民主政体的。”这意味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既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震荡，又要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公共话语系统的建构意味着媒介话语不再为“权力话语”所垄断，传媒功能从“喉舌”向“提供信息和舆论监督”转移，这与国家的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现代社会生活公共空间的逐渐形成密切相关，因为“民主参与、分散决策的社会现实需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程度的极大提高”。虽然中国传媒在实现公共讲席、公共论坛的进程中任重道远，然而公共话语系统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传媒监测与监督功能机制的实施，这也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观念变革。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努力建构，回应着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对媒介的某种期待，也回应着公众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媒为构建公共话语领域所作的传播努力，在民主的层面，强固着媒介与国家民主政府、社会公众的结构依赖关系，并非仅仅强化与公众的结构依赖关系，而解构与政府的结构依赖关系。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内，中国传媒在公共话语领域建构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皆意义重大。严格地说，中国传媒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尽管富有成效，促使中国传媒由单一的绝对政治权力话语系统走向政治权力话语与政治公共话语双元话语结构，再走向权力话语与公共话语并存的话语系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离理想化状况还有相当差距。我们期待着更大进步。
       (责任编辑　车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