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老运动员”是公安部负责“总理遗言”案的丁公安送给我父亲的雅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是在1977年1月，我爸和我姐从京城监狱放出来回到杭州家中时。他们向我们讲述了狱中的种种和释放出狱后的情况，我爸和我姐被放出来后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他们被安排住在公安部的一个高级招待所，部里还派专车和专人陪同他们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在这过程中，丁公安对我爸说：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勇敢坚强，反张春桥、江青，反“四人帮”，不容易。但你女儿性格太刚烈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们可就惨了。而丁公安对我姐姐则说：你爸真不愧是一个老运动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长年累月地和各种审查对象打交道，像你爸这样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人还真不多见。据说这位丁公安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隐秘工作和专案工作，他对我爸的评价既显示了一种无奈，又透出一种尊敬。
       说实话，我和我妈当时沉浸在劫后余生、亲人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中，对我爸和我姐讲述的关于了公安对他们的不同评价虽然有较深印象，却也没有再去多想。事实上，以我当时二十出头的人生阅历和感悟，我并没有意识到“老运动员”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称谓中蕴藏着多少深刻的含义。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也已经迈近了我父亲当年的年龄，当我经历和目睹了各种人生遭际和命运无常时，再回过头去看我的父亲，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当年，我父亲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幸福地微笑时，绝对没有想到多少年后，他会与女儿一起坐牢需要怎样的心胸和境界，这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而我爸在回顾1976年那段往事时，却淡淡地对我说：我们这辈人，风风雨雨经历得太多了。抗战初期我就参加了抗日救亡，不到十七岁入党，之后经过十多年隐秘战线和枪林弹雨的考验，解放杭州进城时我刚二十七岁，虽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却已几经摔打，老成持重。我信奉“夹着尾巴做人”这句格言，这不是谨小慎微，而是谨言慎行。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几经教训，有感而发。建国后，尽管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但各种运动也是持续不断，而每次运动我往往都被卷入其中，有时我是运动的领导，有时我又成了运动对象，到“文革”时更是达到高潮，我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被“踏上一只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几经沉浮，十年磨一剑。等到1976年坐牢时，我已经无所畏惧，说到底，也不过是对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淬一把火!我在入党时就曾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就是坐牢心里也很坦然。
       若是别人对我说出“夹着尾巴做人”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样大相径庭的话，我会觉得自相矛盾，然而这些话从我爸爸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谐调统一，顺理成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爸的人生信念，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心声；而“夹着尾巴做人”则是我爸在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付出许多教训和代价后才感悟出来的道理。
       说我爸是“老运动员”，这话细细想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爸出生在一个店员家庭，父亲和兄长都在上海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我爸从十四岁小学毕业后也按宗族规矩赴上海当学徒学生意。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爸不断受到进步势力的影响，无心再学生意，回到上虞老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2月，不满十七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1941年，一次在战争年代中属于非常正常在所难免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爸的一生，其时还不到十九岁的父亲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从此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一粒致命的种子。
       那一次，我爸奉命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的武装斗争，在当时敌顽我几方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下，我爸从他原先工作的地方到即将去开辟工作的新区虽不满百里，却要穿过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日本鬼子的防线(驻地)，和“烧毛部队”(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土匪)控制的所谓游击区。为了能顺利通过这些不同的地区，我爸除身揣由党组织带来的敌占区的身份为小学教员的良民证以外，还携带了一张国民党统治区的区政府出具的身份证。没想到，就在我爸通过日本鬼子驻地时，这张国民党区政府颁发的身份证被搜出来了，日本鬼子怀疑我爸是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员，就把他扣押了起来。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员而没有暴露自己政治身份的父亲被鬼子强迫充当了苦力，在营房里做杂役和挑夫。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几天，一次鬼子开拔进攻上虞城时，我爸趁穿过集市人多眼杂的机会，撂下挑夫担子就逃了出来。回到根据地以后，父亲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党组织也对我父亲这段被鬼子扣押二十七天的经历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鉴于当时我父亲出发和报到的地点的党组织丝毫未损，我父亲也并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事实，党组织在审查清楚这一段经历后即重新给父亲分配了工作。父亲先是领导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又受党的派遣，带领一批党员打入敌特内部做秘密工作，不久又调回根据地从事隐秘战线的领导工作，直至担任地委的敌工部长。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奉调至野战军，北撤山东。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参加了华东战场各次重大战役，一直到解放浙江，参加军管会，接管杭州城。
       刚解放那阵，我爸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科科长，管着当时南下、地下党、部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分配。1953年，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就被提拔为杭州市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不久改任新成立的市计划局局长，后又出任市委工交部长。那些年，从我爸职务的频繁变动和升迁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同级别的干部中，我爸算得上是一位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期，在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下，能较快适应城市工作，适应财政经济工作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让我爸锋芒磨损，变得谨言慎行的主要原因，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先是我爸的一位老领导，时任副省长的杨思一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成为当时在全国声名昭著的“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并在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开除沙文汉杨思一等四名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这事如晴天霹雳，砸得我爸目瞪口呆。在我爸心目中，杨思一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受人敬仰的老领导，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还没等我爸从省级机关反右斗争白热化的成果——“沙杨事件”中醒过神来，杭州市也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展开了整风和反右斗争，在讨论右派分子内定名单时，我爸看到自己下属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也赫然列在其中。我爸十分了解这位女同志，她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在浙东根据地时她就是地区交通总站站长，经北撤南下，到市委工交部工作后表现是大家公认的，作风正派，埋头苦干，就是性格耿直，好提意见。在大鸣大放中她响应号召，直率而尖锐地批评了某个领导。我爸无论如何
       也想不通这样一位好同志怎么就因为其对某个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也要被打成“右派”，在深感震惊的情况下，他当即找了市委的主要领导，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领导的答复是：先让她做个检查，有个态度，然后视情况而定。我爸连夜找了那位女同志，委婉含蓄地对她进行劝导，让她无论如何先做个检查，不料却遭到对方一口拒绝。我爸心焦如焚，但鉴于组织纪律，他不可能对这位女同志再做更多的提示。在第二天的定性大会上，通过我爸的口宣布了这位女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随着反右的扩大化，恶果还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妈的一个亲侄女，也就是我的表姐，幼年丧母，其父早年投奔革命后下落不明，我妈收养了她，供她读书，后由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在市园管局当了保卫干事，还是入党的发展对象。我表姐那年十九岁，单纯热情，大鸣大放时她也天真地大放大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虽然上面最后念其“年轻幼稚”，手下留情，没有将其划成右派，但也被戴上“右倾边缘分子”的帽子，调离机关，清除出干部队伍，下放农场劳动。这以后大约不到半年，先是我爸那位老领导抑郁而死；那位女同志则被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劳动改造；我表姐更是很长时间遭受各种歧视，连对象都找不到。从自己敬仰的领导，到自己了解的下属，乃至在自己身边看着长大的孩子，一个个都无端落马，我爸当年心里的创痛和迷茫如今已无法言说，但我爸从最初的锋芒毕露到后来逐渐变得谨言慎行，无疑与那一段的创痛和迷茫有关。
       第二件事情是审干结论带来的政治压力。早在1954年，我爸就因为其工作出色能力强而被上级选拔为市委工交部长，由于工作需要，上面一边要我爸先去工交部接手工作，一边上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我爸对工作从来没有二话，立即就到工交部上任了。没有想到的是，市委的任命报告送上去以后，中组部迟迟没有批复。对此，我爸倒没什么，工作还是勤勤恳恳地干，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应有气度。可是，省委、市委的各级干部纳闷了，他们从期待到猜测，从不解到议论，最后传言沸沸扬扬，说我爸“有历史问题”，工作可以，提拔不行。事实上，其时审干已经开始，中央组织部对我爸的历史关节问题重新开始审查。这件事情对我爸无疑是一个打击，他觉得自己被组织上划入了另册。
       1956年，正在忙碌工作的父亲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避暑胜地莫干山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副市长。莫干山上生活条件很好，住别墅，吃小灶，鸟语花香，泉水潺潺。这次学习一学就是将近一年，这一年父亲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记了很多学习笔记。我爸和那位副市长其时都是正当三十多岁、应该大干事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被拴在山上苦读《资本论》，这事似乎有点蹊跷。后来才知道，这是审干，因为我爸和这位副市长历史上都被日本鬼子逮捕过。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爸在学习的同时，须认真回忆和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后的各个历史环节，接受组织上的严格审查。这次审干对我爸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找不到直接证明人，鉴于袁啸吟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应该信任本人交代，予以结论。”这样措词含混、模棱两可的结论显然延续了中组部对我爸提干不批的影响，我爸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虽然他清楚自己当时并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虽然他最后是凭着自己的机智从鬼子那里脱逃的，但是，谁来证明?
       从莫干山下来后不久，父亲虽然被重新任命为杭州市委工交部长，但对父亲说来，那是“戴着枷锁工作”的苦涩生涯的开始。之后，共和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伏，父亲也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运动带来的“考验”。同时，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在需要打开工作局面时被派往一线主持工作，一旦工作局面打开后，又重新被“限制使用”。其实，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伯伯对父亲还是非常了解的，早在浙东抗战时期，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但彼此早就相识，特别是在杭州解放不久，杭州市成立财经委，王伯伯任秘书长，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两个人一起面对面地工作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杭州重大的财经决策几乎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议，提出方案，送领导决定后，再共同组织实施。对父亲的了解使得王伯伯在工作遇到困难时总是想到父亲，但对父亲的使用他却无能为力。面对如此境况，我父亲内心的委屈和煎熬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时的父亲已经被“磨练”得荣辱不惊了。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林彪自我爆炸；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1976年因“总理遗言案”入狱；打倒，解放，再打倒，最后身陷囹圄，几起几落，我爸再次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先后扣在我爸头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到“潜伏多年的特务”；从“有血债的叛徒”到“妄图翻案复辟的右倾分子”。我爸名字上打着大红叉的标语横幅曾在我家院墙上贴得铺天盖地。从最初的批判关，到接下来的政审关，再到后来的劳动改造关，我爸从来都是不慌不忙，泰然处之，从容面对。
       最初的“批判关”是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毛主席针对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对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还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发出了各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批评。那时候，造反派刚刚起步，尚未形成气候，各级领导权基本上还掌握在老干部手里。造反派虽然批判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毕竟做不出大的举动。等到1967年年初，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大部分被打倒，造反派开始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行动。真正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始了，到了那年七八月份，批判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省里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省联总”和“红暴派”各自为壮大声势，显示革命，阴谋夺权，相互摆开对垒的战场，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高潮。盛夏酷暑，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上午下午，今天明天，轮番批斗，没完没了，但揭发批判的内容却都是大同小异、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陈词滥调。虽然每一次批斗会的声势都很浩大，但由于挨批判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市委大院的所有当权派，所以我们倒也没有特别害怕。我记得第一次开市委领导的批斗会是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的广场上，那是一个有近万人参加的批斗会，台上站着一排“牛鬼蛇神”，市委书记王伯伯被造反派押着，低头弯腰站在中间，我爸作为旧市委在经济、工交战线上的“黑干将”站在一旁陪斗。我爸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袁啸吟”。我站在万人丛中，努力挤到前排，看到吊着大牌子的细绳子深深地勒进我爸的脖子，我心里很难受。台上有人喊：打倒袁啸吟!我爸也跟着举拳头。虽然爸爸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无法理解他怎么会跟着举拳头自己喊打倒自己。我看见他的脚底下濡湿了一大片，那肯定是爸爸滴落的
       汗水，他的腰不好，这样长时间地弯腰批斗对爸爸来说，肯定是苦不堪言。批斗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爸的身份类似于一个环卫工人，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市府大院外清扫马路。这是一条他以前上班必定要走过的马路，从前的他经常坐着小汽车驶过这里，他也许都不会注意到马路两旁的梧桐树上会飘落那么多金黄的树叶。现在他却站在马路上，一遍一遍用竹丝扫帚把黄叶聚集拢来，慢慢悠悠地把扫成一堆堆拌和着尘土的树叶倒进垃圾车，他脸上的表情平和而坦然。我曾经奉母亲之命，带着一饭盒的饺子偷偷去那条马路上看望爸爸，他用握扫帚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就捏起饺子大口吃起来，那样子和一个普通的清洁工没什么两样。
       然而，造反派并没有因为我爸能安于扫马路和接受批判、主动检查，自我上纲上线，就放他过关，他们认为我爸始终没有“反戈一击”，属于“顽同分子”“不可救药”。过了一段时间，我爸连扫马路和做检查的资格都没有了，他被宣布隔离审查，也就是我爸说的第二关——“政审关”。这一次的隔离审查时间是漫长的，整整一年半左右，我们没有见到过父亲。我们家隔壁住进来一家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占据了我们家朝北的两问屋子。男主人姓高，是市计经委专案审查小组组长，长得精瘦矮小，戴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小眼睛里常会冷不丁射出一道寒光，我们背地里叫他“一点头”。女主人姓章，梳着一个清水挂面头，总爱穿着一字领的蓝布罩衣，脸像刷了浆糊的门板，不苟言笑，我们叫她“立早章”。“一点头”总是隔三岔五神情诡异地带来一星半点父亲的情况，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从“一点头”嘴里吐出来却危言耸听。开始说我爸是个叛徒，后来又说有血债，再后来就升级为血债累累的叛徒了。每当“一点头”鬼鬼祟祟来敲我们房门，表示要告诉我们一些新消息时，“立早章”总会双手叉腰，单脚尖点地，大声呵斥：阴死鬼，又来咚窃窃啜啜了，回来!“一点头”只要一听到老婆的声音，就像耗子听到猫叫，立马“出溜”一下，不见踪影。虽然我们并不明白一个耀武扬威的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在清汤寡水的老婆面前如此胆小如鼠，但看到“一点头”这种委琐和心虚的样子，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畅快淋漓。
       可是有一天，“一点头”突然爆发出来的强硬让我们大吃一惊。那天大约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平时总要六点多才进门的“一点头”突然提前回家。我和我小哥哥瓜子正在天井里帮我妈剥毛豆，“一点头”径直走到我家厨房门口，对我妈说：当年审讯你们家老袁的那个日本翻译官找到了，老袁的叛徒问题这下是铁证如山了。我妈一听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我妈说，老红军王仲良了解老袁，他知道老袁不是叛徒。“一点头”说，王仲良自己也是叛徒。我妈说，南京的老上级朱人俊，上海的老领导了公量，他们也都了解老袁，知道他不是叛徒。“一一点头”又说：他们两个也都是叛徒!我和我哥相对一望，心想，怎么全是叛徒啊?我妈被“一点头”的话噎住了气，半晌才说，我反正没有被捕过。“一点头”步步进逼：可你是老袁介绍入党的，他是叛徒，你就是假党员。我妈说，老袁介绍我入党时我还没有和他结婚呢!“一点头”的语气更加斩钉截铁：那是他蓄谋已久，早就想把你拉进党内!“一点头”的话让我妈忍无可忍，她端起一盆洗菜的脏水哗啦一下泼到天井里，大声说：我是不是假党员，你说了不算，党说了算!
       “一点头”和我妈交锋之后不久，一个星月黯淡的深夜，我爸突然归来。大约是十一点左右吧，我们都睡下了，先是楼梯上响起_r久违的父亲的脚步声，那声音我们曾经非常熟悉，但这声音消失了一年半以后在半夜三更突然响起，便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全都在黑暗中竖起了耳朵。我们听到楼梯旁的厕所里灯“啪”地打亮了，厕所门紧挨着我爸爸妈妈的房间门。“点头”敲响了房门，他的声音像是不见阳光的幽灵。
       “老董，老袁的问题确实查清楚了，组织上解除了老袁的隔离审查，现在放他回家了，你开门让他进去。”
       我妈和我姐一直在门背后听着门外的动静，听了“一点头”的话，我姐上去就要开门，被我妈一把拽住，不让我姐开门。我妈冷冷地对着门外说：查清楚是什么意思?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你们要明确告诉家属。我现在不能开门，你们说他是有血债的叛徒，到底是不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让一个有血债的叛徒进家门!
       “一点头”说：他回家是组织批准决定的，你先把门打开，有什么话开门后你们自己谈。
       “不行!”我妈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组织上要和我讲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叛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血债，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他如果真的是叛徒，那我必须和他划清界线，怎么还能让他回家呢?”
       母亲的话如铁板钉钉，冷酷无情。我们望着母亲束手无策，这样伤人的话父亲怎么受得了呢?我们看不见父亲的表情，但我们清清楚楚听见厕所里的小竹椅子“吱嘎吱嘎”作响，还有我爸手中的钥匙发出“叮叮哨口当”的声音。我们知道是爸爸坐在那张小竹椅子上，虽然他不说话，但我们相信在和亲人分离一年半之久以后，他一定很想见到家人。他一定没有料到，日盼夜想的家人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爸爸手中拿着家里的钥匙，但他却始终没有将钥匙插进锁孔。他肯定是在等待，等待亲人给他开门。母亲和“一点头”都沉默着，黑暗中，空气仿佛凝结了一样。姐姐开始哭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手脚冰凉的感觉。我们不能想象，父亲在遭受了一年半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后回到家中，母亲却不要他了，拒绝给他开门。我们都不相信父亲会是叛徒，我断定母亲也不会相信自己同床共枕了这么多年的丈夫会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叛徒!母亲在我们面前无疑有着巨大的震慑力，我们几次三番想冲上去开门，我姐更是和母亲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手搏较量，我姐死命想挣脱我妈的手，而我妈的手却像钳子一样紧紧夹住我姐的手不放，最终我姐还是不敢违拗母亲。门里门外“一点头”和母亲的谈判僵持了将近两小时，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小竹椅子不断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和他手中的钥匙的“叮哨”声敲打着我们颤抖的心房。两小时以后，我们听到“吱嘎”声和“叮哨”声换成了“咚咚咚咚”走下楼梯的脚步声。父亲走了，他是拿着自家家门的钥匙走的。我姐姐哭着喊：爸爸会不会去自杀呀!我们看到母亲眼里满是泪水，她松开我姐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爸爸不会去死，我了解他。
       多少年以后，当我的父母已是白发苍苍八十多岁的老人，我向他们提起这段往事，并尝试着问及他们当年的真实心情，他们各自的回答让我感慨不已。
       我父亲说：造反派解除对我的关押，让我回家时，我没有半点兴奋，我觉得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他们让我回家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也许是想从中捞到什么稻草，然后用稻草再来对付我和你妈。关了一年半，我是很想见你们，但见不到也没什么。其实我早就料到你妈妈不会
       开门，她的话是说给造反派听的，既然是有血债的叛徒，她当然不能随随便便放我进门，我知道你妈妈是一定要问他们要证据的，可是他们哪里拿得出证据呢?我今天进不了家门，但我明天一定可以进家门，因为我自己最清楚我是不是叛徒，在历史上我虽然遭遇过日寇和国民党部队的逮捕扣押，但我从没有暴露过自己的政治身份，都是凭着自己的机智脱险的。这些组织上是一清二楚并做过明确结论的，更谈不上出卖党，出卖革命同志。我相信这个家是永远对我开着门的，早一天回晚一天回，无所谓。
       我妈妈则说：我相信你爸爸知道我的话是说给“一点头”听的，你爸进不了家门，“一点头”肯定要把我的话汇报上去的，那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爸爸了，我当然想他回家，可我要的是你们那个清清白白的爸爸，我不能让一桶血污水泼在你爸爸头上。我就是要让那些造反派知道，我老董也是跟党革命多年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我这里没有半根稻草好捞。
       我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爸和我妈的回答仍然如此默契，他们彼此的那种心心相印真的让我羡慕不已。
       至于在别人眼里也许最难渡过的“劳动改造关”，在我爸爸眼里却似乎是自己和大自然亲近，和山川土地做伴的一次天赐良机。尽管他知道前面关山重重，但他却坚定而乐观地认为：这对改变自己长期坐机关，并针对自己人到中年，已潜伏有血压、血脂、血糖和前列腺等方面的疾病会是一种锻炼和改善。1970年底，已由造反派掌权的市委，办起了市“五七干校”，我爸爸和一批各单位被打倒的当权派，被送往“五七干校”进行“边审查，边劳动”的改造。干校办在海宁县(属嘉兴地区)钱塘江边的袁家坝，离杭州市区有六十五公里，原是乔司农场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当时已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阵阵江风，扰人入睡。那一段时间，老天也很残酷，经常雨雪不断，多数人可以学习为名，借机休息，而爸爸等一些“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却必须风雨无阻，照常出工。要干的活先是争分夺秒抢建用毛竹和灰浆搭造的校舍，接下来是平整土地，进行备耕和整修海塘。而最折磨我爸的超强度改造，还是在白天劳动收工后，大家已回到驻地，洗洗汰汰，谈天说地时，我爸爸却依旧不能休息，他还须比别人付出更艰苦的劳动，从近半华里远的水塘里，挑六七担水到驻地前的水缸中。最初挑起两大木桶水时，我爸腰疼得直冒冷汗，两腿发颤，几乎站不起来。慢慢地，腰虽然还疼，腿却能不颤了，可以站起来了。但一迈步，桶直晃荡，水有一半都洒在了地上。我爸也不着急，水洒了，他又给续上，再把水加满。为了防止走路不稳，水再晃出来，他就自己琢磨，在两只水桶里各放一张南瓜叶，南瓜叶像两顶小小的帽子，罩住了桶里的水。除了挑水，我爸感到自己最吃不消的，是和几位被造反派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老家伙们一起抬石头，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一抬就是一天。这种抬石头还不仅仅是力气活，还得有技巧，须抬石头者步调一致，还要边抬边喊“吭呦、吭呦”的号子来前后配合，才可避免出事故。我爸毕竟是一个出身并成长于城镇小康之家的小知识分子，十五岁时，去上海当过一年学徒，为时不长，参加革命后即进入各级领导层，基本上没有接触过重体力劳动。幼年时，他得过严重的伤寒症，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患肺结核长期吐血；三年困难时期，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引发肝炎和腰椎病。虽然这些病最后都痊愈了，但身体底子却一直不好。以这样的身体，要完成长时间、超强度的劳动，实在是“力不胜任，难上加难啊”!幸亏得到一位贫农出身，来自专产石头山区的王叔叔的保护和帮助，我爸才得以渐渐过关。那时候，爸爸皮肤晒得粗糙黝黑，肩头磨出了老茧，胃口奇大，就着没有油水的白菜萝卜，他能吃下小脸盆一样的搪瓷盆满满一盆米饭。刚开始时，他们这些劳动改造分子不能回家，后来松一些了，两个星期可以回一次家。我爸每次都会和几个一起改造的伯伯被勒令结伴回家，也许是为了让他们互相监督吧。他们戴着草帽，脖子上搭着满是汗味的黑乎乎的毛巾，裤腿卷得老高，拉着垃圾车，从乔司农场一直徒步走回城里。我爸第一次拉着垃圾车回到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的家门口时，我们根本没有认出这个像老农一样，一身短打的人就是父亲。等到他把门口垃圾筒里的垃圾都装上垃圾车，摘下草帽扇凉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父亲正朝着我们微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散发着酸腐味的垃圾时，爸爸说，这些垃圾拉回农场经过处理后都是很好的肥料。爸爸说这话时一脸坦然，仿佛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地道的农民。让那些造反派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爸爸和其他一些被赶到农场进超强度的劳动改造并没有让我父亲趴下行劳动改造的黑帮分子，为什么不但没有在繁重艰苦近乎残酷的劳动改造中趴下，反而一个个变得黑里透红，一副健康模样?
       对于自己最终能够闯过“三关”，父亲说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三气”，这三气是：1、鼓起勇气；2、压下火气；3、永不泄气。鼓起勇气就是坦然接受批斗，既要坚持真理，也要勇于承担责任。有就有，无就无，是就是，非就非，绝不含糊；压下火气就是面对造反派捏造事实，蛮横无理时，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冲动上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永不泄气自然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自己，同时，更要相信时间，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我爸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校样时，已经是那期《收获》付印前最后一次清样了，我爸几次三番跟我说，你们只看到我躺在藤椅上看书报，但我其实和外界并不隔绝。我爸当时就坚持要我将这一段改掉，可我觉得与外界隔不隔绝好像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再加上《收获》付印在即，也不允许对文稿再有大的变动。对此，我爸耿耿于怀。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爸的较真，等到这次我写这篇《老运动员》，再次向我爸问及1976年“总理遗言”案中他所经历的前前后后时，我爸又一次说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也就是我写到的父亲又被“靠边站”的那一段经历和心态。
       我爸在经历了“批判关”、“政审关”和“劳动改造关”后，被造反派认为“案情特别复杂，态度特别顽固”，拖至1972年后，谭启龙同志调来浙江，贯彻党中央[1972]16号文件时，才第一次被解放。尔后在调整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时被掺进沙子的杭州市委任命为市革委会工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主任系军代表)，抓了约半年时间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时至1973年，浙江的形势又风云突变——“四人帮”直接插手浙江，指责、批评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账，走偏了方向。造反派也在王洪文直接或
       间接的授意下，掀起一股“反潮流”的浪潮。从此，浙江本已好转的局势急转直下，动乱重新升级。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江青又大搞突然袭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部队二十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给防化连送信送材料，“放火烧荒”，指责浙江的“批林整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生事物，是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复辟思潮”。各路造反派闻风而动，推波助澜，层层揪斗“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我爸也被作为“复辟势力”再一次打倒。
       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75年1月复出，负责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就使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队建设等各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派出工作组，帮助解决浙江的动乱问题。
       当时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同志，坚决遵照小平同志关于批判派性、整顿组织和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他主持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确定把杭钢、杭丝联、杭州重机厂、杭州齿轮箱厂等八家著名企业，作为批判派性、纠正“双突”、增进团结、促进生产的试点单位。省、市抽调很多干部力量，协同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共同进驻试点单位，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指导全面。我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被重新安排工作，由市委派遣并任命为杭州重型机器厂工作组组长，率领工作组进驻杭州重机厂搞整顿的。当时的杭钢和重机厂是“文革”以来的两个重灾区，情况特别严重，生产完全瘫痪，但经过工作组日以继夜的努力工作和整顿，短短的几个月，便开始人心安定，生产走入正常，混乱不堪的局面得以扭转。重机厂面貌的大变，其实只是全省、全市普遍开展整顿后初见成效的一个缩影。然而，形势刚刚有所好转，又遭遇风云突变。1975年11月，中央转发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经邓小平同志转交的两封信的批示，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短暂的大好形势旋又逆转，我爸也在工作了短短一段时间后，第三次“靠边站”，重新被晾在家里。才刚五十出头的父亲，脑子和精力都处于最清晰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头被人遗忘在笼子里的困兽，辗转四顾，无人搭理。
       父亲对于这样的现状感到忿懑和茫然，他始终在苦苦思索：局势究竟要乱到什么时候，乱到什么程度?文化大革命究竟还要搞多久?毛主席说过“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现在已经乱了整整十年，难道还没有乱够乱透?国家这副烂摊子最后又怎样收场?爸爸的心里虽然一直倒海翻江潮起潮涌，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很平静而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夫的角色。每天早上，他都会拎着一只竹篮子，晃晃悠悠地逛荡到龙翔桥菜场买点小菜，然后拎着小菜篮子穿过东坡路，沿着西湖边的湖滨公园绕到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马路上看大字报，从各派大字报的种种言论和信息中，冷静思考，分析形势，静观事态发展。
       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与世长辞对我父亲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西湖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人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1月8号那天早晨，天色灰蒙蒙的，凛冽的寒风像飞刀一样在窗外发出“嗖嗖”的声音。我和姐姐挤在被窝里谁都赖着不肯起床，自然界的冰冻三尺和人世间的阴霾漫天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助，只有彼此依偎着的被窝里是温暖的，我们对这种温暖的依恋无法言说。
       爸爸冲进我们的小屋时脸色发青，对我们说话从来都是慢声细语的他破天荒地对着我们大嚷：你们还睡着不肯起床啊!总理去世了!总理没有了呀!我和姐姐听闻此言，掀开被子“噌”地从床上跳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塌了!爸爸捂住眼睛，泪水无声地从手指缝里流下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看到过爸爸流眼泪，我和姐姐抱住爸爸，我们都哭了。
       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只九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机，从早到晚，全家人都围坐在这只小匣子般的电视机前看总理逝世后的一系列催人泪下的场景，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和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乐锤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夸张而拙劣的表演更让全家人反感和愤怒。
       接下来的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最难熬的一周，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让发表。上面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川悼念周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段时间，我哥哥开始频繁地离家，每天回来很晚，只要回来就把我姐姐拉到房间里躲着说活，半天小出来。二月初的一天，我哥哥突然对我父母说他要去东北出差。我母亲开始不同意，说现在外面那么乱，不安全。是我姐姐帮我哥说了话，我母亲才勉强放行。我猜想，我姐姐和我哥哥之间一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而这秘密肯定和总理逝世以后的局势有关。
       我哥哥离家时说是到东北某重工企业催机器设备，然而他这一去两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这显然有别于正常的出差。我父亲嘴上不说也不问，但我看他每天撕下挂在墙上的日历时，都会攥着撕下的日历纸发一会儿呆，就猜想爸爸一定是在想我小哥哥了。在我们四个孩子中间，我知道父亲最寄予厚望的就是我小哥哥。我姐姐虽然是老大，但由于出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营养不良，从小身体一直不好，中学时还休过学。“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东北插队，五年的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劳动，使她落下了一身的病。尽管我姐长得聪慧美丽，但我爸只希望她平平安安就行。我大哥老实敦厚，脾气有点闷，但他的脑袋瓜里却常常有些异想天开的东西。他从小就会做出一些诸如：把新翻的丝绵被铰了，想看看里面为什么这么柔软蓬松?将家里唯一的一口闹钟大卸八块，零件拆得四分五裂，就因为想弄明白这小东西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源自何处?我爸妈不是教育家，他们没能从我大哥的破坏行为中发现他的探究思考精神，反而认为他只会调皮捣蛋。只有我小哥哥让我爸爸妈妈备感欣慰，不用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品学兼优，门门功课都很出挑，也不用说他在校期间一直是班干部，从中队长到红卫兵团长；单说他从小学时代就抱着大厚本的《资本论》，我爸单位送来的《文史资料》每本必读，我爸就对他刮目相看，欣赏有加。我想，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虽然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露过什么，但他也许早就在心中认定：我小哥哥将来是可以有所出息的。对于我小哥哥此番外出究竟去干什么，我爸是有猜测的，两个多月的音信全无，我爸心里十分焦虑和担忧，但他的性格使他将喜怒哀乐都锁在心里，你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风雨波澜。
       多少年以后，当我重新向我爸爸提起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他被市委组织部以谈话的名义带走时，是否认为此番谈话会和他的重新
       出山有关。我爸说：你太幼稚了，在总理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四人帮”虎视眈眈等着夺权的背景下，我怎么可能还会幻想重新出来工作呢?我问爸爸：那你为什么想都不想，站起来就跟他们走呢?你难道一点预感都没有吗?你也是做过地下工作的，对于这样没有任何先兆和解释的以谈话为名的诱捕，你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觉察吗?我爸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给我看了一摞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个人的档案材料，其中一本紫红布面和黑皮拼接的硬壳笔记本上，清清楚楚地抄录了对我爸在战争年代被日本鬼子逮捕扣押了二十七天这一段政治历史关节问题历次的审查结论。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些烙印着岁月痕迹，措辞上有着微妙变化的文字，心里不知为何涌上一股巨大的心酸，我望着我爸满头的白发，慨叹着这位把一生都献给党的老共产党员，几乎大半辈子都在为党工作的同时，接受着党的审查，而且接受得心甘情愿。我不知道我爸给我看他的这些档案材料是想告诉我些什么，但我显然意识到，我爸不希望我因为1976年“总理遗言”案全家所蒙受的冤屈而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什么怨言。“心底坦荡天地宽”，个人的事再大也是针，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天，明白了这个道理，耿耿于怀的心结就会悄然解开。
       我爸后来告诉我，其实来人说市委组织部赵部长找他谈话，出门时却又要叫他带一件衣服，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没来由地他就想到了出差在外的儿子，他在心里断定，儿子一定出事了!这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潜伏在血液中的职业敏感，虽然他并不知道儿子究竟出什么事，出多大事，但“知子莫如父”，他断定儿子两个多月的人间蒸发必定和当前乌云滚滚的局势密切相关。以往都是孩子们受自己的影响和牵连，这一次情况也许倒过来了，可能是因为儿子出事而把老子牵扯进来了。才刚二十出头的儿子一直是他心头的骄傲，他相信这一次儿子也不会让他失望。“乱世出英雄”，不到十七岁就参加革命的父亲，渴望儿子也能在风雨中磨炼成长!出门时他没有和我妈及我话别，因为他知道同样也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母亲和他具有同样的敏感和坚强，一切尽在不言中。
       爸爸就是这样平平静静穿着一件居家的老头汗衫走出家门的。停在我们家小楼拐弯处的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证实了我爸的判断，市府大院里是没有这样的车的。上车后，坐在我爸一左一右两个人的架势显然是便衣的干活，当他们面无表情地把我爸夹在中间时，我爸明白，又一场漫长的斗争较量开始了。
       一开始，我爸被带到了三台山。这里原是省总工会的疗养院，造反派头子翁森鹤拉起队伍，占山为王时，三台山就是他的所谓“革命据点”。现在回想起来，涉及“总理遗言”案的几个“老家伙”被抓以后却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阿斗的爸爸妈妈刘叔叔和许阿姨被关进米市巷监狱；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被关在屏风山：而我爸则被关押在三台山。
       三台山坐落在西湖西南侧的山峦之中，虽然离市区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却似已不闻人世嘈杂，只有树声风声流水声。这里绿地如茵，桂树干株，茶园古道环环相绕，茅乡水情尽收眼底。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同是因为“总理遗言”案，我父亲却没有像刘叔叔和许阿姨那样，直接关进米市巷监狱，而是被送到这座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三台山，做了一段短暂的修身养性。
       我爸说，他被关进三台山后并没有像我哥关在“小车桥”那样，遭到非人的待遇，也没有像猜想中的那样被连轴转地审讯，除了关进来的第一天晚上，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问他：有没有见过《总理遗言》；在哪里见到的；从谁手里看到的；有没有再传给别人等几个小儿科的问题，此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搭理他。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有人给他递进来一份马马虎虎的饭菜，吃完了，有人将碗筷收走，除此之外，完全与外界隔绝。从5月10日进来，到5月27日离开，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我爸除吃饭睡觉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他几次要求派人到家中给他取些报刊杂志和书籍，都被一口拒绝。我后来问爸爸，如此真空绝缘般的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每天拿什么打发这一分一秒的时间呢?我爸微微一笑，吐出八个字：闭目养神，静心思考。我不依不饶地再问爸爸，你怎么养神呢?又思考哪些问题呢?我爸说，三台山所坐拥的野趣和湿地生态风貌是西湖风景中独一无二的，若不是被抓来关在这里，你还真没有机会细细体味这样的奇丽景致和境地。此处推开窗子就是绿色，一杯清茶能听树声，树叶落于茶杯旁，一片一片就成趣味了。山风抚吹树声，一段一段，空谷传音，不绝于耳，疑是天上人间。我独隐居于此，此乃养身更兼养神。至于思考问题，那就要沉重得多了，大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当前的局势，中央高层的角逐和较量；小到我和你妈几十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四个孩子将来会走如何不同的道路……我想象着我爸端坐在窗前，眼前绿浪翻卷，脑海中云蒸霞蔚，三台山漫山遍野的茶园升腾起温润的土气，清凉沁肺。有茶树生长的山谷是土气最盛的地方，人在其间，不知不觉中变得心平气和，很难割舍。爸爸能在黑云恶浪面前保持如此的心态和境界，这真让我佩服无比，却又自感望尘莫及。
       天气越来越热，清凉的三台山也开始被暑气包围。5月27日，我爸被带出住了半个多月的那间屋子，又一次坐上了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这一次，吉普车的左右窗户都被装上了厚厚的布窗帘，车厢内像一屉刚蒸过馒头的热蒸笼，暑热难耐。守在我爸一左一右的是两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显然没有像公安局的便衣警察那样高度警惕和恪守规矩。坐在我爸右侧的小战士看样子热得不行，车厢里又没有任何纳凉的工具，小伙子先是撩起窗帘的一角擦汗，而后又拽着窗帘布忽悠忽悠扇凉。等到对面的另一位年轻战士仿佛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拍打那个正使劲扇凉的小伙子的手，让窗帘再次垂下来，遮挡住车内人的视线时，一直眯缝着双眼的父亲早就看清楚了吉普车穿过涌金门，开过湖滨路，驶进了杭州火车站。爸爸想，问题看来很严重，事情一定升级了，火车头向着北方，估计自己是要被押送到北京去了。
       实际上，和我父亲一起同一列火车押送北京的还有：我哥哥瓜子，我姐姐晓燕；蛐蛐儿和他的父亲李伯伯；阿斗和他的爸爸刘叔叔。这是一节专门挂上去的软卧车厢，每一个人分别由两个8341部队的年轻战士看押，单独坐一个包厢。我爸坐的吉普车从车站边门的另一个通道直接开进车站，一直开到那节软卧车厢的门口才停下来。一切都是戒备森严的，一切又都是井然有序的，从我爸坐车驶入火车站，下站台，上火车，进车厢，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应、引导，严丝合缝。我爸虽然左顾右盼，但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可以让他作出某种判断的人和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也坐上了这列火车。
       1976年的北京白云路一带还很荒凉，虽然离着长安街不远，按现在的眼光和地段概念，这里应该算是二环边上，完全是市中心了。可是，三十年前的白云路恐怕还不如现在的通县和大
       兴，大片裸露着乱石的荒地使这里就像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当时很有名气的中央政法干校(今中央公安大学)就坐落在这里。
       为了寻找1976年那座关押我的亲人们的监狱的影子和痕迹，我专门去了中央公安大学。第一次是我哥陪我去的，在大片大片的绿树繁荫中，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拔地而起；林荫大道上，满脸阳光灿烂的年轻学子们来来往往；篮球场内，龙腾虎跃的小伙子们在姑娘们的尖叫和欢呼声中大展雄风!这里哪有半点监狱的影子和痕迹呀?我有点怀疑地看着我哥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走错了地方。然而我哥很肯定地对我说：我对1976年关押我们的地方是刻骨铭心的，我不可能记错，就是这里。我担心的是，当时关押我们和一批政治犯的那儿排平房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现在到处都在拆迁，那些平房都非常老旧，能否得以保存下来，只有看天意了。
       校园很大，我们从北门一直走到南门，走了很长时间。就在我们几乎丧失信心，觉得再也难觅1976年关押“总理遗言”重要案犯的旧址时，离南门不远处，有四五排绛红色的砖坯平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哥停下脚步，仔细打量这儿排显然翻新过的平房，很久没有说话。他先是绕着这几排平房转了好几圈，然后又推开平房一头的双开玻璃门走了进去。这平房的结构很像一些大学校园里的筒子楼，两边的房子都呈长方形，一问挨着一间，楼道大约两米见宽，在楼道里来回走动，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两边的动静。我哥推开几间房门看了看，又在楼道里来阿走了一下，最后他走出平房，大跨步地跃上平房前而的几个水泥墩子，又跃上围墙回望着那几排低矮的平房，肯定地说：就是这里。
       我承认，这几排绛红色的平房与周围的高楼大厦确实大相径庭，它们的简陋和素朴让其有一种傲视周边的沧桑。虽然那种翻新的绛红色彩有些覆盖这种沧桑，但那些裸露的砖墙，木质的窗框，幽暗的走廊，水门汀的台阶……一切都显露出七十年代的苍老痕迹。但要说这里就是当年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我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直到我从南门走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一堵百孔千疮的土墙，看到了土墙上歪歪扭扭但却绵延不断的铁丝网，我才不得不相信，这里也许真的曾经是囚禁犯人的地方。令我震惊和不解的是，南门之外已是一个漂亮成熟的居民小区，新建的公寓楼比肩继踵，在这一片显然精心规划过的小区里，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堵破败的土墙和扎眼的生了锈的铁丝网在这里就像一块丑陋的补丁。拆迁者为什么要留下这块硌眼的补丁我无法知晓，但我更愿意做这样的推断：是哪位了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烟云的人有意为之，他一定是希望历史不要完全被岁月洗去痕迹。我不知道这堵尚能供人怀想的土墙和生锈的铁丝网最终是否会被推倒铲平，我只能庆幸自己还能有缘目睹1976年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最后一点残留的真迹!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相机啪啪啪地拍了一串照片。
       当我把这些照片洗印出来拿给爸爸看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来这就是当年关押过他的地方，但他一看到那堵破墙和破墙上东倒西歪的铁丝网，脸上的表情还是起了明显的变化。我爸是个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的人，我知道这些照片触动了他久远的却永不会忘怀的那段记忆。
       送到北京，关进中央政法干校后，我爸真正成了一名犯人。首先是收缴了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皮带、钥匙、手帕、指甲刀、毛票钢铺儿，一样都没有拉下。他的监号是58，“袁啸吟”的名字再也无人提起，无论是提审，还是放风；无论是开饭，还是如厕，看守人员都是叫“58号”。最初，我爸常常没有反应，当有人高叫“58号”时，我爸总是无动于衷，其实他倒也不是成心抗拒，他只是总也不习惯“58号”就是自己名字的代号。
       我爸告诉我，他被关进这里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隔壁关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虽然他从未和这个老头打过照面，但老头整天骂骂咧咧的声音却成了他最初了解这所监狱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老头具体都骂什么，我爸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但他每天拍桌摔凳，撞门踢墙，折腾得整条楼道里不得安宁，我爸却记忆犹新。我爸说他很佩服这老头永不消退的精气神，但他自己却绝不会像老头那样无渭地消耗能量。
       对我爸的提审完全是围绕“总理遗言”展开的：
       “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看到过。”
       “从哪里看到的?谁给你看的?”
       “就在家里，小鬼同学拿来的，我就看了。”
       “你相信这份‘遗言’：是真的吗?”
       这是一句有分量的实质性的问话，我爸沉默了。
       “回答!相信吗?”问话者的态度非常严厉，他们的审讯水平比我爸在杭州三台山遭遇的那些便衣们要专业多了。
       我爸知道自己的回答显然会表明自己的倾向，而这倾向可能就是给自己定罪名的依据。以他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判断，自己此次入狱肯定和“总理遗言”有关，而“总理遗言”肯定又和儿子及他的那帮同学有关。说实话，他最初从儿子手里看到“总理遗言”时，心情是兴奋和激动的，他不知道“遗言”是不是真的，但他太愿意相信它是真的了，尤其是“遗言”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和希望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等内容完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让他看到了某种希望。我爸说，他对邓小平较深刻的印象是打淮海战役的时候，那时，邓小平是指挥这场战役并取得全胜的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的那种大将风度，那种指挥若定，让我爸认定了这是一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物。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薄一波主持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邓小平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从全国的形势讲到工交战线的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讲到具体的工作方法，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幽默，我爸觉得他水平很高。“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批斗、流放江西，后被解放，出来工作，和“四人帮”较量，最后再次被打倒，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和其非凡的胆识魄力，让我爸对他佩服不已。那时候，我爸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左右已经被“四人帮”包围，邓小平的命运实在堪忧。“总理遗言”中对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让这种堪忧的命运似乎有了某种转机的可能性，他从心底里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但他确实不知道“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处，里面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我爸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接二连三的审问使我爸逐渐意识到，对他的审问一是想挖出“遗言”制造者的后台；二是要“顺藤摸瓜”。审讯者的兴趣远不满足于他这个“老家伙”，而是要寻找目标向上的突破口。我爸不可能像我哥他们这帮热血青年那样十分直接和沸腾地表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像我姐姐那样和审讯者针锋相对地展开激烈的辩论。我爸采取的应对方针是：“情况不明，原地宿营”。
       我爸在三年困难时期生肝病的时候曾经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太极拳，他觉得中国的传统
       太极中有一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精髓。面对着一排态度严厉的审讯者，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显示出一种淡定和漠然，他经常长时间地沉默，逼急了，他会吐出几个字：这怎么说呢?这说不好；这不好说；或者：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我没有想过；我回忆不起来了……审讯人员气急败坏地说：58号，你在和我们打太极拳啊!我爸后来高速我，以前练太极拳时，他总想追求进入一种无干扰、无欲念的宁静之中，觉得惟如此方能获得清心静气的最佳境地。没想到在北京监狱里时，他对太极拳有了一种更新的认识，觉得太极既是长生之法，又是人生境界，“拳打千遍，神理自现”。人生修为应该宁静闲恬，淡融澹泊，虚怀若谷，大气平和。我爸说，像他隔壁那个未曾谋面的难友，他真的很想劝劝他，如此心火暴躁，气血上头，其实是很伤身体的，既惹看守人员不满，又对自己健康没有好处，得不偿失。可是直到我爸最后出狱，他都没能和隔壁的老头照面，更没有机会和他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此事一直被我爸引为深深的遗憾。
       尽管在公安人员的眼里，我爸和他隔壁的老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尽管在丁公安看来，我爸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老运动员，但事实上，我爸也是一介血肉之躯，八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和精神折磨对他同样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关我爸的牢房大约有十五六平米，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一张三斗桌，一只方凳。门上本来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但被厚厚的牛皮纸糊上了，只是又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爸爸知道，小洞后面是一只二十四小时都不会闭上的监视的眼睛。晚上，一只至少一百支光以上的电灯泡对准你的床头，很强的光束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有一种在众人面前被强奸的感觉。我爸说，他进去以后就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总理去世，邓小平打倒，老人家病重，“四人帮”掌权，这一切都告诉自己，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而要迎战这种长期复杂的斗争，身体是第一位的。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首先要解决吃和睡的问题。我爸说，他当时的伙食标准是十五元，饭菜应该说还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一星期能吃一次猪蹄。星期天吃两顿，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我爸虽然常常饿得发慌，但还能扛得住。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所有的菜都放花椒，那一颗颗像小黑虫子似的花椒密密麻麻爬在菜里，咬一口，舌头麻得半天缓不过味儿，根本吃不出菜肴的味道。我爸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对北方这种花椒大料当盐放的做法痛苦不堪，开始他几乎不吃菜，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不行，不吃菜的结果就是缺乏营养，久而久之，身体就垮了。他命令自己和花椒作斗争，先是强迫自己吃带花椒的菜，后来发现如此痛苦的吸收对身体也不好，他就在每次吃饭前增加一道工序：拣花椒。开始一碗菜里的花椒他得挑拣十几分钟，慢慢的，越来越熟练，两三分钟就能挑拣完，没有了花椒的菜虽然味道还是不太习惯，但毕竟可以吃下去了。渐渐地，我爸喜欢上了北京的大白菜，土豆丝，就连被我爸称为“军用馒头”的黑面馍馍，我爸也能一气吃下两个。吃饭的问题还算容易解决，睡觉的难关可就不好过了。我爸在家时睡眠就不太好，总要看很长时间的书报，看到眼睛乏了，眼皮打架，才能昏昏睡去。关进监狱以后，房间里一无所有，只有头顶那盏高强支光的灯泡彻夜照射，还有那个洞眼里让人不寒而栗的瞳仁闪闪烁烁。我爸在床上辗转反侧，通宵失眠。几天下来，我爸就顶不住了，白天昏昏沉沉，晚上亢奋无比。如此阴阳颠倒，人弄得疲乏不堪。我爸知道这样下去身体很快就会垮掉，于是一方面在房间里打太极拳，梳理心气，一方面向公安人员交涉，说家里每月带来的三十元钱，除去十五元伙食费和一元七角党费，余下的钱要求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便更好地学习政治，提高觉悟。我爸的要求显然合理合法，让上面觉得无法拒绝。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出现在我爸的案头，这也成了我爸了解外面政治局势和动向的一条途径。接下来，我爸又要求从家中给他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这个要求也没有人可以拒绝，很快地，毛选也送到我爸手中。
       有书有报以后，我爸慢慢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白天，他逐字逐句地学习毛选，晚上，他一段一段地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每一条新闻，《红旗》杂志的每一篇文章，眼睛看乏了，眼皮打架了，他就将报纸杂志摞在一起，厚厚的一叠盖在脑袋上，很快，他就睡着了，而且一睡着就鼾声如雷。最让看守人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整座北京城都弹跳起来，大地像一头浑身发冷的雄狮颤抖不已，房间里的暖瓶滚落在地，粉身碎骨；桌子凳子东倒西歪，断手断脚，窗户玻璃咣啷啷四分五裂，整栋牢房里大呼小叫，惊恐声一片，而酣睡正香的我爸却依旧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一个看守的警卫使劲把我爸推醒，我爸还睡眼惺忪地问人家：怎么啦?干吗不让我睡觉啊?弄得看守人员哭笑不得。
       当年我爸阅读过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如今已无法再觅踪影，但陪伴我爸度过狱中岁月的《毛泽东选集》却被我爸精心保存下来。当我爸应我的要求从书橱里重新找出这本毛选时，这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翻开书本，发现里面许多地方都用红铅笔画着条条杠杠，显然这是我爸在仔细阅读这本《毛泽东选集》时留下的笔迹。更让我感慨的是，在书的开首毛泽东的画像两旁，我爸端端正正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袁啸吟敬献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於北京我想，我爸他们这一代人真是忠诚和执着啊，他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真的是至死不渝。无论受多大的委屈，遭多大的劫难，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始终忠贞不贰。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老一代人这样的情怀，他们今天崇拜这个偶像，明天追逐那个明星，他们恣意抛撒着青春的热情，一路阳光，一路流水。但是，倘若他们有一天回过头去，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上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或许会为自己背后长长的空白感到怅惘。
       我将我的感慨告诉爸爸时，我爸说：我能咬牙坚持走出1976，除了你说的信仰之外，有两个人是我心中的长明灯，一个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陈树谷；另一个是我的老领导马青。爸爸还专门为此找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光辉的足迹——纪念陈树谷同志牺牲五十周年》；另一本是怀念马青同志的文集《铁马青松》。
       我爸告诉我，陈树谷也是浙江上虞人，和我爸是同乡。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在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营业部当练习生。当时，为《生活周刊》撰稿的大多是一些爱国名人、学者，刊物内容大多是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积极宣传抗日，在全国颇有影响。陈树谷在那里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在他们的引导帮助下，思想有了飞跃，开始向往革命。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以同情革命的罪名通令查禁，陈树谷被迫回到了上虞，但
       他继续热情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上虞警察局以“共党嫌疑”逮捕了他，并押送到绍兴专署监狱审讯。后因证据不足，加上他父亲变卖家产，到监狱中疏通打点，才被交保释放。1937年初，陈树谷再次来到上海，进了《月报》社任助理编辑。这一次，他结识了更多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如郑森禹、叶紫、骆宾基等。与他们的接触，加深了陈树谷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向往，次年4月，陈树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新四军连副指导员等职。1943年12月25日在一次战斗中被伪军包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1月8日被敌人活埋，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我爸说，他和陈树谷相识是在1939年1月，陈树谷介绍他人党是在同年2月，也就是说，在他们相识的第二个月，陈树谷就介绍我爸入党了，当时我爸还不满十七岁。短短一个月时间的接触和交往，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员就将自己火热的信任交给了一个刚刚靠近党，开始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这事情在旁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入党介绍人和被介绍入党的革命青年之间寻常的一次组织经历，但对我爸而言，陈树谷对自己如此掏心窝子的肝胆信任，却伴随了他几乎整整一生。我爸至今还保留着陈树谷年轻时的照片，只要看到他那炯炯的目光和亲如兄长般的微笑，他就觉得信任还在他的身边，信任并没有离他远去，而这种信任正是他心中的永久的支撑。
       说到自己的老领导马青同志，我爸眼里流露的情感便像水一样直泻出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从父母嘴里听到“马青”这个名字，而且知道这个马青伯伯有一个很厉害的别名叫“海大王”。“海大王”在浙东大地曾经威名赫赫，他是原中共浙东工委和临委副书记、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无论在血流如河的战场上拼杀，还是在白区从事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海大王”都是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匕首。我对这位“海大王”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胖墩墩的孩童似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笑眯眯地望着我，似要和我说话。当我妈告诉我这就是马青伯伯时，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有点失望，我想，这位在我爸爸妈妈口中简直就是传奇英雄的“海大王”怎么就像一尊弥勒佛呀?然而，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这尊“弥勒佛”刮目相看。那是我爸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打成“有血债的叛徒”后，很少再有人到家里来看望我们，隔壁住着的两家造反派对我们家的一举一动都睁大了监视的眼睛。突然有一天，马青伯伯来了，他拄着拐杖咚咚咚地走上楼梯，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妈惊吓地叫起来：老马，你怎么来了?马青伯伯说，我为什么不能来?我妈说，你当然不能来，你来了，不但我要交代，你也要交代!马青伯伯说，交代什么?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来看看老袁的老婆孩子不可以吗?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马伯伯的高门大嗓像一扇敲得梆梆响的铜锣，他根本不忌讳隔墙有耳。看我妈妈紧张的样子，马伯伯说：老董，你怕什么?不要怕，你要行动!怎么行动?上访，到北京上访，找党中央，找毛主席!怎么找?找得到吗?我妈听了马伯伯的话眼睛一亮，但她心里还是发慌没底。北京那么大，党中央那么高，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冤屈有人会理睬吗?马伯伯说，写申诉信，递交中组部，我就不信，这个世道就没有天理王法啦?一个没有倒在日本鬼子刀枪下的革命者，难道还要死在共产党的光天化日之下吗?马伯伯口不择言，毫无遮拦，住在隔壁的“一点头”几次探出脑袋窥视，小眼睛里射出的寒光有一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凛冽。马伯伯拍着我妈的肩膀大声说：老董，把门开大，让他们听!明人不做暗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马伯伯走的时候故意将拐杖敲得楼梯地板咚咚响，嘴里还直嚷嚷：老董，过几天我再来看你!那是自从我爸爸被隔离审查以来，我心中最痛快的一天，很久以来的压抑和郁闷得到一次彻底的释放。后来我妈1977年出狱时，我父亲重登万里长城，感慨万千妈真的去了北京，真的找到中组部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递交了申诉信。虽然她不知道这封申诉信最终是否能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手里，但信递上去以后，我妈妈心里就轻松敞亮多了。我知道，那是马伯伯给我妈的力量。事后，我妈妈将马青伯伯的来访和他说的“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的话都告诉了我爸爸，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是的，马青同志是了解我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爸心中的两盏长明灯虽然早已是长眠于地下的故人，但我爸说到他们时依旧十分动情。我爸觉得与英年早逝的陈树谷和先他而去的马青比起来，能活到今天的自己还是幸运的。1977年1月，粉碎“四人帮”二三个多月后，“总理遗言”案关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涉案人员中有五个被先期释放，他们是我爸爸和我姐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当公安部的同志陪同他们游览八达岭长城时，我爸在八达岭上留了影。距离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后登上八达岭长城的留影，时间过去了整整十二年，而这十二年是我爸从四十三岁到五十五岁，应该说是一个人最成熟最富有工作经验和旺盛精力的阶段，这十二年，我爸本来可以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的，然而，这十二年我爸却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消耗生命。我为我爸流逝的、不可再来的生命惋惜，但我爸却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和把握未来。老树是可以发芽的，青春也是可以重新焕发的!
       我聆听着父亲低缓却透着睿智的声调，注视着窗外炎炎夏中裸露暴晒在烈日下备受炙烤的楼房和街景，心中五味杂陈。我想，我和我父亲之间真是有着无法填补的差距和代沟啊!他可以如此坦然平和地同首自己的过去，而我却不能抹去我写这篇文章时渐渐积聚在心中的创痛和困惑!我相信我爸的经历和遭遇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而是已经过去的那个年代中一批人的经历和遭遇，他们无限忠诚党和国家，甘愿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虽然他们并不想做“老运动员”，但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一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令我惊讶和感佩的足我父亲能将这种忧伤转化为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它带给我们安慰和开阔，柔化景色，就像盛夏酷暑中有一条清冽的小溪，从你燥热的心头缓缓流过，忧伤也随之消散，心情又变得美好。
       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炼到我爸爸这样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