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东晋；五马；宗王；门阀
[中图分类号] K2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523－08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最高统治者往往通过重用宗室来取得权力的平衡。因此，学界在关注这一时期门阀势力发展、演变的同时，也很重视宗王问题的研究。就东晋一朝而言，田余庆对王、庾、桓、谢等几大门阀的兴衰作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宗王与当权门阀的关系；陈长琦对东晋宗王的政治活动作了概括性说明；张国安考证了晋明帝死前庾亮排抑宗室的细节；张金龙对包括宗室在内的东晋禁卫武官作了统计，分析了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的关系；张兴成从制度上分析了东晋宗王的地位，指出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其官员人选转轻，宗室死后赠官的官品整体上低于西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探讨了晋宋之际宗室势力增强的状况及其政治影响；王连儒认为东晋宗室尽可能避免以琅邪王之身份入篡帝位，是为了减少琅邪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等等。
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东晋宗王政治处境的认识，但对有些问题还未论及，对有些问题则可作进一步探讨，如东晋宗王之来历、东晋宗王势力消长与门阀势力兴衰之关系等。
一、“五马”、谯王与东海王越关系略考
西晋宗室司马氏是一个大家族。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第一世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第二世27人，第三世、第四世各近70人，第五世30多人，总计200多人。但在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司马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30多人在宗王相争中被杀，永嘉五年(311年)，49人被石勒的军队杀死，同年洛阳陷落，又有部分宗王被杀。有的逃到边远地区，如章武王滔兄弟并没在辽东。还有一些下落不明，如顺阳王畅，“刘聪人洛，不知所终”。
能够逃到江南的宗室则少之又少。东晋孙盛《
晋阳秋》载：“太安中，童谣日：”‘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邪、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童谣称南渡者有5人，考诸史传，先后南渡的实际上有12人。他们主要出自四系：琅邪王仙系，即琅邪王睿、梁王翘；汝南王亮系，即汝南王祐、西阳王羕、南顿王宗；彭城王权系，即彭城王雄、彭城王纮、河间王钦；谯王逊系，即谯王承。另外还有章武王滔、通吉侯勋、司马流。
童谣并没有指出是哪“五马”，但撰史者明言为琅邪(睿)、西阳(羕)、汝南(祐)、南顿(宗)、彭城(雄)五王，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在永嘉年间(307年－312年)直接渡江到达建康的。其实南渡的不只“五马”，他们也不是同时渡江的。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童谣为何出现，或被特意放在太安年间(302年－303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日趋激烈，社会下层的起事逐渐普遍，少数民族蠢蠢欲动，西晋王朝已露灭亡之态，所以出现以后的“五马”南渡之举。同时，太安也是东海王越在政治上渐露头角的时期，表明“五马”南渡应与他有一定的关系。
琅邪王睿是“五马”中“化为龙”的一马，其祖父仙为司马懿之子。仙有四子：琅邪王觐是睿的生父，早在太熙元年(290年)便死了；东安王繇和武陵王澹在宗王相争中被废徙边地；淮陵王漼曾起兵讨伐赵王伦，不久死去。史称“及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琅邪王睿)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这与其父辈或死得较早，或频受打击不无关系。至八王之乱后期，争夺的一方是居于洛阳的东海王越，另一方是镇守邺城的成都王颖和镇守长安的河间王颙 。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成都王颖，琅邪王睿也参加了这次讨伐。以琅邪王睿“恭俭退让”的处世方式，可能他追随东海王越并没有特别的动机，只是因为长期居于洛阳，当争夺双方矛盾激化、阵线分明时，他很难回避而已。
这次讨伐以东海王越在荡阴的惨败而告终，他与琅邪王睿都返回在徐州的王国，东安王繇则被成都王颖杀害。不久，成都王颖又被越弟新蔡王腾打败，与惠帝迁往长安，依附于河间王颙。荡阴之役使睿、越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战前，睿没有必然的理由追随越；战后，其叔父繇被颖杀害，无疑使他坚定地站到了越这一边。战前，睿居于中央，既无实力又无威望，随越征伐只能虚增声势；战后，睿返回琅邪，其在徐州的影响便会起很大的作用。越被封在东海的时间较短，战前又从未就国，在封国影响甚微。而睿之祖父仙长期出镇下邳，“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吴人惮之。……僚吏尽力，百姓怀化”。越谋求东山再起，还不能不借助睿在徐州的影响。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再次起兵，竟陵王桥将徐州都督出让于越。不久，越便以睿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随后迁睿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仍镇下邳；越西迎惠帝时，又留睿居守。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打败河间王颙，将惠帝迎还洛阳，不久惠帝死去，怀帝即位。永嘉元年(307年)七月，东海王越将琅邪王睿的都督扬州诸军事落实，让他迁镇建康，而以妻兄裴盾为徐州刺史。史称此举出于琅邪大族王导的谋划，还有东海王越之妻裴氏的影响。但是，决定权毕竟在东海王越的手中，他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东海王越此举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还很可能有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但任用别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为什么偏偏是琅邪王睿呢?所以，对东海王越的这个安排应从别的角度进行解释。
考察东海王越所构筑的权力体系，不难发现居于核心的是其本系(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一系)成员。他的三位亲弟新蔡王腾、高密王略、南阳王模、一位堂弟范阳王航、一位侄子彭城王释都参与了内争。荡阴之役前，北、东、南三面及中央都有东海王越的本系成员：腾镇并州，略镇青州，虓镇豫州，释镇襄阳，模为员外散骑常侍。讨伐成都王颖时，随越北征的便有略与模。越虽然败于荡阴，但其本系势力仍然存在，不久，越弟腾便联合鲜卑打败了成都王颖。此后，越系成员不断扩充势力，模占据邺城，略占据青州，航占据豫州，竟陵王楙也将徐州都督出让于越。打败河间王颙后，越继续任用本系成员镇守要害。永嘉元年(307年)三月，时怀帝即位不久，越即出镇许昌，同时以略镇襄阳、腾镇邺城、模镇长安，试图将朝廷及重要方镇完全控制在手中。
由此可见，东海王越能够在宗王相争中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本系成员的力量。得势之后，东海王越继续以他本人为中心来构筑权力体系，其本系成员多被安排在北方重镇。琅邪王睿与东海王越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得势之前，越固然需要睿的帮助，得势之后，睿对越便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越以更亲近的妻兄裴盾为徐州刺史，而将睿迁往建康，与其说是重用他，还不如说是将他边缘化。永嘉
年间，东海王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不难看出，他将本系成员多安排在北方重镇，目的应在于控制中原甚至篡位。结果除彭城王一系外，东海王越及其本系成员全部覆灭，琅邪王睿却因居于外围而获全，最后还登上了皇位，这恐怕是东海王越始料未及的。
彭城王雄是东海王越的旁支成员，但在东海王越的争霸活动中，这一支所起的作用很小。雄之父彭城王释官至南中郎将、平南将军，与荆州刺史刘弘同镇荆州。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颙，刘弘将彭城王释逐至宛城，另一方面也不出兵助颐。史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越甚衔之”，可见刘弘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彭城王释死于永嘉三年(309年)，其三子雄、纮、钦当在此后不久渡江南下。
汝南王祐、西阳王羕、南顿王宗为汝南王亮之子，亮为司马懿之子。汝南王亮在八王之乱初期被贾后设计害死，亮有粹、矩、羕、宗、熙五子，由于亮过早被杀，他们在东海王越得势以前历官不显，事迹很少：粹去世很早；矩与亮同时被杀，子祐立；茉后来因为党附于长沙王父，被废为庶人；宗、熙无事迹。在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相争中，除羕因被废而没有参与外，祐、宗、熙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在讨伐颐的同党豫州刺史刘乔中立下了功勋。事后，祐曾镇守许昌，不久返回王国；羕复封，历抚军将军、镇军将军等；宗历征虏将军；熙进爵为王。汝南王系虽然在东海王越当政后得到一定程度的任用，但其地位远不能与越的本系成员相比，加上时局混乱，早在永嘉二年(308年)，羕、宗二人便渡江南下了。五年(311年)，石勒攻至汝南，祐从封国逃往建康。六年(312年)，汝阳王熙为石勒所杀。
除“五马”外，还有一位在东晋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宗王，即谯王承，为司马懿之弟谯王进之孙。南渡前，谯王承“拜奉车都尉、奉朝请，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从惠帝还洛阳，拜游击将军。永嘉中，天下渐乱，间行依征南将军山简，会简卒，进至武昌。元帝初镇扬州，承归建康。”值得注意的是谯王承最初镇于安定，安定属于关中都督区的范围，而河间王颙自元康九年(299年)至光熙元年(306年)一直镇于关中，则承无疑属于河间王颐的阵营。颙失败以后，承随惠帝东还洛阳，不但没有受到东海王越的处置，还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大概因为安定处于争夺的后方，他没有从事实际的征伐活动。但他终归是异己分子，他后来“间行”至荆州，依附于山简，除“天下渐乱”的原因外，应与这种身分有关。山简死于永嘉六年(312年)，谯王承应在此后不久前往武昌，然后东下建康。
梁王翘于建武元年(317年)“自石氏归国得立”，咸和元年(326年)死，无子。章武王滔南渡在太兴二年(319年)前，子休嗣，死于苏峻之乱，弟珍嗣，无后。通吉侯勋于咸和六年(331年)自关右还，自称“大长秋恂之玄孙，冠军将军济南惠王遂之曾孙，略阳太守壤之子，不列其祖名，有学者认为“其信否不可知也”，后至梁州刺史，因谋反被杀。司马流世系不明，可能为疏族，后率军抵抗苏峻，兵败被杀。
二、“五马”、谯王南渡后的政治处境
东晋自元帝即位以来便处于皇权不振的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门阀势力太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帝先天不足：血缘疏远、没有实力、缺乏朝望。中国自秦汉以来即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皇权不振的状态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因此元帝及以后诸帝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力加强皇权，比如行“刻碎之政”、建立自己的军队、委任亲信等，其中自然也包括利用宗室的力量。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东晋宗室的政治处境作一概述。
首先，从人数上看，东晋宗室成员的数量大大少于西晋。在东晋103年(317年－420年)中，见于记载的宗室约110人；而在西晋短短51年(266年－317年)中，宗室已达200多人。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东晋宗室的绝对数量大约只有西晋的1／4。
其次，从任职上看，东晋宗室担任中央及地方重要官职的比例很小。在中央，录尚书事为行政首脑，次为三省长官。据统计，西晋任录尚书者共15人，其中宗室6人，所占比例高达40％。尚书令、仆宗室占15.6％，中书监、令占9.1 ％，侍中(含加侍中)占9.6％，比例不算太高。另外，禁卫武官在西晋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而宗室任领、护的比例高达20％。而至东晋时期，任录尚书者共19人，其中宗室5人(西阳王茉、会稽王昱、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琅邪王德文)，只占26.3％，而且常常与他人共录或分录。尚书令、仆中宗室只有1人(谯王恬)，占2.3％，下降幅度很大。中书监、令2人(会稽王昱、司马元显)，占9.5％，侍中(不含加侍中)4人(武陵王唏、会稽王昱、谯王恬、司马元显)，占6.2％，约与西晋相当。领、护中宗室只有4人(汝南王祐、武陵王遵、司马元显、临川王宝)，占5.6％，比例下降超过2／3。而且，东晋时任以上诸职的宗室范围很小，除去重复者，实际上只有9人。
地方的重要官职为都督。西晋有8个主要都督区：豫州(镇许昌)；冀州(或日邺城守，镇邺城)；雍凉(或日关中，或日关西，镇长安)；青徐(镇下邳)；幽州(镇蓟)；荆州(镇襄阳)；沔北(镇宛城)；扬州(镇寿春)。其中豫州、冀州、雍凉、青徐处于内地，是拱卫京都、镇御四方的重镇，西晋时基本控制在宗室手中。据统计，西晋都督豫州的宗室在总人次中占63.2％，都督冀州的占68.8％(实际上一直由宗王出镇，永嘉二年后才有5位异姓，时西晋已近灭亡)，都督雍凉的更达100％，都督青徐也达63.6％。至于沿边都督区，除幽州外，荆州、沔北、扬州也时有宗王出镇。出镇的宗室共有32位。
东晋有9个主要都督区：扬州、荆州、徐州、豫州、江州、会稽、沔中、益州、广州。其中扬、荆、徐、豫为四大强藩，江州在扬、荆之间起平衡作用，东晋时基本上被士族所控制。据统计(见表5)，东晋任扬州刺史的宗室仅2人次(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荆州2人次(都为司马休之)，徐州3人次(琅邪王裒、会稽王道子、司马元显)，豫州1人次(谯王尚之)，会稽1人次(司马休之)，益州2人次(司马轨之、司马荣期)，在总人次中只占5％。另外，元帝时谯王承曾监湘州，穆帝、哀帝时司马勋曾监关中，孝武帝时谯王恬曾都督兖青冀幽并五州，总共14人次，而且任职时间基本上在孝武帝、安帝两朝，任职者主要为会稽王道子父子及谯王恬父子。由此可见，东晋宗室在方镇的势力比在中央更弱。
再次，从政治活动上看，东晋宗室多次受到当权门阀的沉重打击。东晋共11帝，先后由王、庾、桓、谢等几大家族控制政权，宗王势力的消长与这些当权门阀势力的兴衰呈现明显对应关系。
东晋初年，实际掌握政权的是琅邪王氏。当时“(王)敦总征讨，(王)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日：‘王与马，共天下。’”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对宗室的任用。比如让西阳王茉与南顿王宗招抚流民、命羕与荀组共录尚书事、让自己的儿子琅邪王裒出镇广陵(不久死去)等。太兴三年(320年)，王敦想任用自己的同党为湘州刺史，元帝没有顺
从他的意志，而是将州任授与了谯王承。但湘州并非重镇，力量弱小，难以与王敦对抗。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起兵东下，谯王承兵败被杀，元帝则忧愤而死，其申张皇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明帝即位后，王敦再次举兵，但因为破坏了门阀之间的势力平衡，结果遭到失败。明帝乘机加强皇权，以南顿王宗为左卫将军，“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并以汝南王祐为领军将军。西阳王羕放纵兵士劫抄，也被明帝宽宥。但以上举措遭到了门阀士族的强烈反对。这时皇后之兄颍川庾亮借助外戚身分及个人才能，势力逐渐膨胀，与王导联合起来对付宗室。史称南顿王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明帝不久死去，成帝即位，庾亮进而杀掉南顿王宗，贬西阳王羕为弋阳王，废汝南王统(祐子，时祐已死)，“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苏峻起兵讨伐庾亮时，弋阳王羕、彭城王雄与章武王休转而投奔苏峻，结果休战死，雄、羕被诛。自此以后，汝南、彭城二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
颍川庾氏在成、康二帝时盛极一时，但穆帝即位后，庾氏的戚属关系渐趋疏远，其重要成员庾冰、庾翼也相继死去，宗室势力于是乘隙抬头。谯王系、汝南王系、彭城王系先后受挫，元帝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元帝共有6子，这时只剩2子，即武陵王唏和会稽王昱。庾冰死后不久，会稽王昱即录尚书六条事；庾翼、何充死后，昱专总万机；历哀帝至海西公时，昱进位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辅政达26年之久，但他“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武陵王唏“无学术而有武干”，但没有从事实际的征伐活动，基本上属于匹夫之勇。在此期间，居于荆州的谯国桓温通过北伐，势力向建康不断逼近，并最终废掉海西公，将会稽王昱推上皇位(简文帝)，将武陵王唏废徙新安，从而形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
桓温死后，其家族势力逐渐退回荆州，陈郡谢氏取代桓氏执掌政权。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南下，谢安忙于应付，孝武帝诏同母弟会稽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宗室势力开始成为皇权的支柱。会稽王妃的从兄王国宝为太原王氏，他依附于道子，“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孝武帝与谢安)之间”，谢安的势力受到抑制。十年(385年)，谢安死，道子被任命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势倾天下，又引起孝武帝的不满。孝武帝引太原王氏的另一支皇后之兄王恭等为援，朝廷中于是出现主相之争，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突然死去，白痴皇帝安帝即位，道子及其子元显先后掌握朝中大权，与居于强藩的王恭和桓玄多次展开争夺，最后兵败被杀，元帝一系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东晋后期，谯王系曾再度活跃。谯王系是东晋宗室中唯一在方镇有一定实力的支系：元帝时谯王承曾出镇湘州；穆帝时谯王无忌曾随桓温伐蜀；孝武帝为对付道子，曾让谯王恬出镇京口；安帝时，道子任命谯王尚之为豫州刺史、其弟恢之为丹杨尹、允之为吴国内史、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势倾朝廷”，但尚之、恢之、允之后来都被桓玄杀死。刘裕推翻桓玄后，司马休之又两次出镇荆州，但最终还是遭到刘裕的讨伐，与长子文思逃奔后秦。
可以看到，孝武帝以后，借助宗室的力量，皇权的确有所加强。但这时无论门阀还是宗室都已走向腐朽，他们除了争权夺利外，政治上毫无作为。随着以刘裕为首的低级士族的兴起，司马氏遭到最后的打击。东晋末年有10多人被刘裕等杀死；入宋后只有临川王宝拜金紫光禄大夫，降爵为西丰县侯，其余大多湮没不闻；部分宗室逃到了北方或偏远地区，他们依靠北方政权或自己组织武装进行军事活动，在晋末宋初对南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三、余 论
皇权与门阀矛盾的演变是理解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条主要线索。魏晋之际，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掌权的司马氏开始重用家族成员，人晋后形成了宗王势力。因为宗王对皇位存在潜在的威胁，晋武帝又培植了外戚势力，这样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皇帝；外戚；宗王；门阀。晋武帝死后，由于弱智惠帝无力操纵政局，外戚、宗王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势力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我们看到，凡是处于矛盾中心的宗王，包括最后的东海王越，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直到在内争中灭亡殆尽。而处于矛盾边缘的宗王，如琅邪王睿及其它南渡宗王，却因为在政治与地理上远离利害而苟活下来。
但也正因为这些宗王处于边缘，或被有意地边缘化，他们缺少实力，没有威望。当他们因历史的机缘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不免捉襟见肘，底气不足，无力与强大的门阀势力抗衡，由此形成了东晋皇权不振、门阀专政的政治格局。无论是前期的元帝、明帝，还是后期的简文帝、孝武帝，都无法依靠自身及宗室的力量打破这一格局。这时的皇帝、宗王、门阀又构成了新的矛盾中心，陷于其中者同样不能自拔。直到他们在内争中互相消耗，再也产生不出强大的人物时，居于矛盾边缘的刘裕用“马棰”定下“尊主卑臣之义”，这才改变皇权不振的局面。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