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社会环境同其它地区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因此，在探讨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俗文化的同时，很有必要对该地区的社会环境进行论述，特别是着重从经济结构、开发进程、民族、人口状况等方面予以钩沉。
[关键词] 唐代；长江上中游；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531－03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社会环境可以从经济结构、开发进程、民族、人口状况等方面予以概观。
首先，从本区的经济结构和开发进程看，无论上游巴蜀之地还是中游荆楚一带，均早已有其明显的特征。古代特别是六朝至唐，这两大区域的经济状况和开发进程，当代学者已有详细讨论，此仅述其大概而已。《
宋书》卷54传末沈约《论》有云：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酃、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沈约这段话或许是夸大的，暂且不说。但他指出东晋至刘宋时期江南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了很大进步，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开发主要集中于江东吴会一带和赣水流域的豫章郡、湘水流域的长沙郡、汉水流域的荆州等地。沈约这里特别提到了“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在他的印象中，“荆城”居然可以与“扬部”对举，知长江中游一带特别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社会经济有着明显的进步。不过，这种发展或开发是很不平衡的，我们相信当时长江中部的开发主要体现在汉、湘、赣诸水流域的少数州郡，其它边远地区和本区的广大山区仍然是相对后进的。也就是说，六朝以及以往的时期江南主要是长江中游的开发顶多是体现在点和线上，而面上的开发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换言之，唐代长江中部的显著开发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的时代大致应在唐代或以后。有关这一问题，如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水利事业的发展、土地面积的扩大以及粮食产量的提高等，学者们已有较多探讨，我们不准备多说。仅就土地的垦辟而言，最突出地表现在沼泽洲渚的开发。唐代江汉平原和洞庭湖畔及湘水流域的河洲湖渚，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土地的垦发和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如窦巩“山连巫峡秀，田傍渚宫肥”，钱起《赠汉阳隐者》诗称汉阳一带“衡茅古林曲，粳稻清江滨”，说的是江汉平原河湖洲渚地带的垦殖情形。张九龄诗中也提到他在湘中所见“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李频在湘口，见江边良田连畴，称“苇岸无穷接楚田”，可知今湖南沿江洲渚的开垦活动也十分盛行。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诗云“鱼盐海滨利，姜蔗傍湖田”，则宣歙溧水流域不仅有湖田，而且有姜、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张沽《江西道中作》言“渚田牛路肥”，郑谷《野步》诗：“日暮渚田微雨后，鹭鹭闲暇稻花香”，说的是今江西境内洲渚土地垦辟、水稻种植的景况。种种迹象表明，唐代长江中游一带农业生产比以往的时代有了明显的推进。
沈约上引文没有提到巴蜀，不知何故。其实，该区的发展可能还在荆楚之上。《
华阳国志》卷1《巴志》、卷2《汉中志》、卷3《蜀志》等对本区自先秦至魏晋时期该区经济社会情况并有详细记述，今不多举，只以《蜀志》所说概括之。其称秦时李冰筑都江堰，极利灌溉和航运，使当地不少州县得广开稻田，被称为“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也。蜀川这种经济或农田水利的优势以后继续存在。《
隋书》卷29《食货志》称当时蜀川“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唐初北方一片凋敝，而剑南未受战乱影响，仍称“百姓富庶”，统治者曾下令京城一带的官员率其部众赴蜀川“就食”，并曾运剑南米粮“以实京师”。
至于汉中一带，其地理特点与经济状况也可一提。晋人常璩《
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其地东接南郡，南接于巴，西接武都，并接秦川。其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知汉中谷地土壤肥沃，物产、“贡赋”等与蜀郡、广汉、犍为三郡基本相同，其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从本区的民族情况看，也是十分复杂的。学术界早有论述⑤，这里只交待几句。汉晋至唐，大都将居于中国南部的诸族为称之为“蛮”。在《
史记》、《
后汉书》中曾多处提到这种“蛮”族，但却没有为之立传。在《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首次分别列述了盘瓠蛮、廪君蛮、板楯蛮夷。从其所记诸蛮的具体内容和活动地区看，盘瓠蛮大致在荆楚区。廪君蛮在巴郡及南郡，即跨巴蜀及荆楚之地。其称巴郡南郡蛮，居民有五大姓，巴氏、樊氏等自成系统，他们敬奉白虎，有以“人祀”的习俗，该“蛮”氏族似已分化，有所谓“君长”和“民户”之分。据《
太平寰宇记》卷178《四夷》记廪君蛮“散居巴梁间……大约为今巴、峡、巫、夔四郡地皆是也”。知廪君蛮处川峡一带，而且在唐宋之际，仍活跃在今川鄂之间。关于板椐蛮，《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巴志》及《
太平寰宇记》卷178所记，似主要在巴蜀一带。这些蛮族在与汉人长期错居、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但正如我们在以下诸章所提到的，他们在社会风俗方面与当地的普通汉人之间仍有一定差异。
其三，在本区的人口问题上，也有一定的特点。我们知道，人口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人的生产离不开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一定的自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影响着人口的增殖；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与人口的增殖相关联。因此，人口自身的发展通常是与生产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该地区生产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之一。与此同时，人作为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因而一定的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地社会生产的基本状况。
关于唐代本区人口的基本状况，学术界已有详细讨论，这里也只是简略地概括几句。其一，关于唐代巴蜀一带人口，《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剑南诸州府总户数为63万余，若合以后割隶该道的渝、合二州在内，户数更高达66万余，较隋大业户净增近30万。增长的幅度在各道中居首位。其中虽含涂、炎、向、彻等24羁縻州户数在内，但多属新招抚“生羌”、“夷僚”所置，户数均稀少，因而无足轻重。天宝以后，剑南地区虽未受安史乱兵重创，但缘边诸州却屡受吐蕃的劫掠。缘边诸州户数自有减耗，但其大部分地区尤其最为富饶的成都平原及川东诸州仍为唐廷所直接控制，在中央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并未丧失。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所上《国计簿》言天下每岁赋入倚办止于东南八道四十九州，未及剑南。可能是因刘辟叛乱，一度未上供钱物。当然，此时的剑南西有吐蕃之患，南有南诏威逼，又经过刘辟的乱事，经济状况已不可与天宝盛时相比，人户也应有所下降。但据《
全唐文》卷744卢求
《成都记序》称：
大中六年四月，诏以丞相太原公……镇蜀。蜀为奥壤，领州十四，县七十一，户百万，兵士五万，外疆接两蕃，人性劲勇，易化以道，难诬以智。
按《记序》所言，剑南西川所辖14州之户数即达百万，远远超过《元和志》所载元和初年剑南全道存户州的总户数，而且不包括川东诸州在内。《寰宇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问(976－984年)剑南道户数合主客在内共867488户，接近于唐天宝户数。户数最多的仍然是益州，唐代户数较高的成都平原及周围地区各州，仍保持唐代盛时的规模，眉、梓、阆州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川东南的荣州(今自贡、荣县一带)和川西山地的雅州(今雅安附近)户数却大增，雅州户数高达84561，仅次于益州，荣州户至66000万余，远高于唐天宝盛时户数。而黎、泸、维、茂等州仍是稀少，与唐代无异。
其二，关于“荆楚”之地的户口，因涉及诸道州的归并、置废或技术处理问题，很难稽考。今只以唐山南道户口为例以概言之。隋代相当唐初山南道境有727009户，贞观中仅余160539户(成州入陇右道)，其中大部分州郡户口明显下降。部分州郡与隋代相比有所上升，如蓬、巴、璧三州。唐初山南道人户减损最严重的州县集中在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一带，川东、鄂西和汉中盆地诸州略好一些。这与隋末的战乱有关。大致在开元、天宝时期，该区诸州府著籍户数有了迅速增长。如梁州，天宝户达37470，不仅比贞观户增加近5倍，而且远多于隋大业户数。其它州也大都比贞观户成倍增加。这一时期该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大致以汉水流域的襄、荆两州和南阳盆地的唐、邓两州以及东关、益迁、下蒲诸水流域的通州、川北的巴州、汉中盆地的梁州、洋水、汉水流域的洋州等较为稠密，户数均在2.3万至4.7万余户之间。其次是地处长江三峡的夔州、消水、流江水流域的蓬州、巴水流域的璧州、汉、沔诸水流域的金州，嘉陵江、白水流域的利州、武当山南麓的房州、洞庭湖、澧水流域的澧州和汉水、富水流域的郢州等，均有万户以上。其余各州人户较稀疏。安史乱后，该道人户数字和分布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地处南阳盆地的唐、邓二州人户丧亡最为严重，不过，该道大部分州郡在肃、代二朝以后相当安定，户口升降与北方不同。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相关州县户口有所恢复甚至明显增长，具见《元和志》。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