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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道连·葛雷的画像》是一部典型的与作者王尔德共命运的作品。它曾因内容邪恶、不道德、形式沉闷无聊，是对前人理论的图解和同性恋的潜台词等因素而备受诟病；但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当人们能更客观地对待唯美主义和王尔德时，对该小说的美学、心理学、文化批评解读就有了可能，小说也由此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关键词：王尔德　《道连·葛雷的画像》 道德 文化批评 现代解读
       在现代英国，没有比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更有争议的作家了，即使是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最初是由于他的矫枉过正的唯美主义言论，由于他身体力行的唯美主义行为、装束以及他张扬欲望的唯美主义作品；后期及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则因他的同性恋行为及由此引起的诉讼。他的唯一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无疑是众多争议的一个焦点，它与作者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曾经是攻讦、批判的目标。当人们能够比较客观地正视唯美主义和王尔德时，《道连·葛雷的画像》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一、传统批评：备受责难的对象
       1890年，《道连·葛雷的画像》一问世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巨大的反响连王尔德本人也始料未及。王尔德周围的年轻人兴高采烈，根据阿·西蒙斯回忆，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一个青年学生为此书所吸引，当时连续读了14遍。获得赠书的莱，琼生曾用拉丁文写下了一首热情又诙谐的赞美诗《向道连和他的创造者致敬》：
       祝福你，奥斯卡!
       友谊使我有幸获得此书。
       罗马的笔调才能给道连以合适的赞美，
       感谢你!
       ……
       就在小说面世的同时，霍索恩就在《利平科特》月刊撰文评论该书，在指出该书人物形象缺陷的同时，说它“打开的比人们解释的更多”，说“王尔德先生是个有独创性、大胆地变换思想、不可能平庸的绅士……他小说中的理想主张，在生活、艺术、服饰和行为上引导我们得到期望的新奇的东西；通过该书，他显示了，在当今的文学时代，人们能以最好的方式显示最好的东西。……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部非凡的小说，即便封面上不署作者的姓名也同样会吸引入。”
       在海峡的对面，当时已近晚年的马拉美否认了该小说与法国颓废派的关系，却以毫无保留的赞美来欢呼它的出现：“这是一场由内心的冥想和灵魂的芳香所搅起的风暴。而蛮横精致的理性使其再次强烈，人也同样，在如此邪恶的美的气氛中，你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一切作家艺术的必由之路……那种由道连·葛雷和画像所充分展示的烦恼会时常发生，而写作的优势使其成了一本书。”
       但在英国国内，除了《雅典娜》和《戏剧》少数几家杂志以外，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主流倾向显然对该小说持否定态度。1890年6月22日，即小说在《利平科特》月刊上发表的第三天，《圣詹姆斯公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逞能时代的研究》的匿名文章，激烈地批评了小说的内容，把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贬为“小狗”：1号小狗、2号小狗、3号小狗；说小说拙劣、单调，“小狗们以采摘和摆弄雏菊和偶尔喝点混有草莓的饮料来填充”谈话的间隙；说小说因为“是危险和污浊的”，因为有“治不了的愚蠢”，因为“对假装探索过的生活一窍不通”而“应该被丢进火中焚烧”。“由于《圣詹姆斯公报》的主编洛(Sidney Low，1857～1932)是王尔德在牛津时的旧相识，王尔德除了在给媒体主编们的信中和在报纸上公开应答，反对对艺术作品“作道德评价”之外，曾与该文的作者，也是洛的助手塞·亨·杰伊斯(1857～1911)当面交涉。此后，《圣詹姆斯公报》对该小说的态度趋向温和。几十年中，对《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否定性批评层出不穷，有人甚至“有意要把他的名字从英国现代文学史以致现代小说史中删去”。归纳起来，对《道连·葛雷的画像》持否定或保留意见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1　认为小说在内容上是邪恶的、不道德的，在形式上充斥着单调乏味的对话和沉闷无聊的说教。所谓邪恶和不道德主要涉及小说中主要人物美少年道连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永久的青春，他的画像成了他的肉身的代理。当他被一本书毒害时，他的罪恶都反映在画像上，虽然最后他在毁了画像的同时也毁了自己。王尔德在作品反复宣扬享乐主义，宣扬对待“诱惑的唯一办法是向它屈服”，宣扬人“非得先中毒不可”，然后才能“变得奇妙无比”等等，都无不被人诟病为“不道德的”。当时类似的批评连篇累牍，《每日纪事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颇为典型：“本月《利平科特》的主要特征是枯燥乏味和肮脏。……不清洁的因素是由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故事提供的。……这是从法国颓废派麻疯病文学滋生出来的一个传说故事——一本有毒的书，气氛沉重，散发着道德和精神腐败的恶臭。”连他的导师佩特一开始也曾以“太危险”而拒绝了弗·哈里斯(F.Hams，1856～1936，出版商、王尔德后期朋友、《王尔德：生平和自白》的作者)要他为《双周评论》写一篇关于该小说的文章的请求。后来在他的《随笔和评论集》中，虽然对显示在小说中的他的学生的才能给予了基本肯定，但他仍不无微词，认为“失去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罪恶和正义感，王尔德的英雄虽然想做尽可能迅速而又完美的事，其结果是要么失去要么降低……其发展状况是由高及低”。王尔德的爱尔兰老乡乔伊斯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道连，葛雷的罪孽是一种无人提起、无人知道的罪孽，任何人认识它就会犯此罪。我们在此触及到了王尔德的艺术脉搏——罪恶，他自欺欺人地相信他是一个向盲从的人传递新异教徒好消息的使者。”无怪乎，王尔德的妻子当时也曾不无抱怨地说：“自从奥斯卡写了《道连·葛雷的画像》，就再没人对我们讲话了。”
       至于形式上人们抱怨的无非是该小说叙事不连贯，以唯美主义的说教充斥对话。上世纪40年代著名的王尔德评论家罗迪蒂在1947年出版的《王尔德》中指出，小说的“叙述被王尔德频繁的关于美的说教和不必要的关于艺术品的描写所打断。……那些虚构之处暗示了一种意外的混合……是外行和拘谨的罪恶感的混合”。这一点，王尔德自己也说他自己的小说“不停地交谈而无行动。我无法描写行动，我笔下的人物坐在椅子上闲谈”。也许“那种散步和谈话的生活是对牛津生活的稍稍的追忆”，但作为一部小说，其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小说中的这些人物说话的环境和说话的内容也似乎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后来克，沙利文说：“一走出客厅。比如，当他下到西碧儿·韦恩的房子，他就既不懂也不关心像韦恩这样的人是如何生活或可能期望说些和做些什么……一旦回到客厅，王尔德又回到了天才虚构家的最佳状态之中。再见了，他的人物又开讲了。”
       2　认为该小说毫无创新意义，只是前人的作品的翻版和前人理论的图解。当代爱尔兰
       女学者马克麦科就曾总结过前人这方面的说法：“关于《道连·葛雷的画像》，几乎很难说它有什么新奇之处，主要是因为它的新奇之处那么少。犹如面对着双面镜，在一种自我不朽的批评机器中，这小说和它的相似物似乎朝着无限大的可能性增殖。当代评论家认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为其样版，但人们也在坡、巴尔扎克、布尔沃－利顿、迪斯雷利和‘法国颓废派的麻疯文学’中发现了渊源。现代批评也曾认为它源自休特纽斯、沃波尔、吉本斯、歌德、拉德克利夫、马图林、丁尼生、阿诺德、佩特、D.G.罗赛蒂、西蒙兹、霍索恩、L.M.奥尔科特和旅行家G.A.萨拉。同样，无数的前人曾把道连的画像列入‘疯狂的画像’类型。在同一篇文章中她还认为王尔德或许求助于他自己文化中的传说，说他写《道连·葛雷的画像》时引用行吟诗人奥西恩的故事，在爱尔兰的传说中，这位叫奥西恩的诗人曾骑着白马四处游历。走进一个叫“蒂那奥”的年轻的神话国度，在那里待了三百年，然后返回寻找他的同伴，但一俟他的脚触大地，三百年就重新降临在他身上，他的身体立即变得佝偻，而他的胡子则长及地面。还有人认为他的小说的有些情节直接取自以前的小说；如迪斯雷利的《维维安·葛雷》(1826)和布尔沃的《佩勒姆》(1828)，还受到马图林的哥特式小说《梅尔芒斯漫游者》(1820)、刘易斯的《僧侣》(1796)的影响。其次，奥达的小说、歌德的《浮士德》也都被认为是《道连·葛雷的画像》借鉴的对象。罗迪蒂则认为对王尔德影响最大的是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拜伦。
       人们认为，《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思想主要是受佩特、于斯曼、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的影响。于斯曼1884年创作的《逆反》(ARebours)以其浓厚的颓废色彩塑造了最早的唯美主义纨绔子弟形象。它的主人公德·艾散特(De Essientes)断言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永远远离自然和现实生活，他醉心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迷恋于种种怪诞的情景，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人为的精神世界。其中还有对传说中的“莎乐美”形象充满性感、颓废的描述。《道连·葛雷的画像》中被人们非议最多的是对佩特思想的借用。佩特当时就指出了他的这个学生名噪一时的小说的内容和技巧的出处：“那些令人愉快的附带细节直接取自文化、理性和社会趣味，取自传统和现实……投射出对坡的方法的卓越的追随：对超自然因素的巧妙设计，但他未达到那种优雅。”佩特指出，“就道连来说，肯定是个享乐主义的不太成功的实验”，但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王尔德的小说与自己的关系。其实，佩特知道“亨利·沃登所说的许多话其实是佩特的话，并非真正出自昔勒尼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人们也早就看出亨利勋爵那些理论多数都能在佩特的著作《文艺复兴史研究》(后名为《文艺复兴》)、《鉴赏集》以及小说《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中找到，尤其是亨利所津津乐道的“新享乐主义”理论。马丁和皮克等人说该小说是对佩特理论的误解、模仿和通俗化，“是佩特《文艺复兴》中‘结论’的主要内容的小说再现”。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书中的有些理论纯粹是对佩特文艺思想的抄袭。当《文艺复兴》1877年再版时，佩特有意删去“结论”，因为它“可能在某些方面诱导一些少年堕落，王尔德即是这些渴望受误导者之一”。直到1888年第三版时，佩特才又恢复“结论”。而现代的人们对这点似乎有了新的不同的理解，马丁就认为：“王尔德蓄意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模仿佩特，是为了与美和享乐主义价值的总信仰保持距离，理查德·艾尔曼曾对此有过简略的暗示，他曾这样写道：‘王尔德似乎想给佩特一种批评。’”在艾尔曼看来，“佩特被包围在亨利·沃登勋爵之中(就像被缚在树杆上的不幸福的女仙)……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处在王尔德思想边上的佩特是被限定的，虽然没有剥夺其魅力”。
       3　认为该小说充满了“同性恋”的潜台词。王尔德是个同性恋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最终因为与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的同性恋被暴露，以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这更证实了人们对《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同性恋倾向的怀疑。但应该说，王尔德在小说中其实并无这方面的直截了当的描写，人们只是从道连、贝泽尔、亨利三个男人的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中，从后两个男人对前一少年美貌的欣赏、赞叹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的不正常。迈耶斯在其《同性恋和文学：1890～1930》一书的“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一节中说：“道连企图以纯粹的女性来把自己从同性恋中挽救出来，于是，当他被迫把自己委身于对女人的情感时，他变得惊恐万状，他放弃了她。并最终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诸如此类的评论很常见，但大多属于捕风捉影性质，历来的研究者大多是参照王尔德的其他著作(如《W.H.先生的画像》)和信件来谈论该小说的同性恋问题的。1939年，希克斯就认为：“如果不曾有这种混乱，王尔德就不会在《W.H.先生的画像》中直接引用柏拉图的《会饮篇》，赞美男人间的爱是更高尚的爱；也不会那么率直地表明道连·葛雷和贝泽尔，霍尔渥德及亨利勋爵的关系，后者很明显是王尔德自己。”在《W.H.先生的画像》中王尔德确实说过，柏拉图的《会饮篇》“不但影响了他们的语言和思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它隐约暗示了心灵的性欲”。相对而言，有的学者对此问题就比较客观，认为在维多利亚时期，《道连·葛雷的画像》作为一部同性恋小说来讲述，作为一种同性恋的心愿来了却是困难的，因为有伴随而来的恐惧、罪感和自责，该小说失败的原因是王尔德在恐惧和道德谴责中无法自我排解其同性恋情结。而像萨默斯1990年所作的以下分析则因更宽容、更客观也更易被人接受：同性恋是《道连·葛雷的画像》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应该作为严肃的英国小说中描写同性恋的先驱而加以赞扬。此书中的同性恋描写是毫无疑问的……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小说原本的趣味是文学，而非传记，尤其从其最终的版本来看，王尔德是隐秘的同性恋者。
       所以，当代论者在下述情况中看出隐情似乎也变得合情合理了：《道连·葛雷的画像》第12章开头第一段现在是：“事情发生在11月9日，事后他一再回忆起来：那天正好是他自己38岁生日前夕。”但此书第一次(1890)出现在《利平科特》月刊上时日期、年龄分別为“11月7日”、“32岁生日前夕”。把“32岁”改成“38岁”意味着什么?人们考证出王尔德自己染指同性恋正是32岁那年。因为他的好朋友罗伯特，罗斯自己承认，1886年他17岁那年勾引32岁的王尔德第一次下水。就是这个罗斯!无怪乎王尔德给他的信中坦言此事。1898年，王尔德流亡法国时给罗斯的信中曾如是说：“一位因爱国而入狱的爱国者依然热爱祖国；一位喜欢男孩而入狱的诗人也仍然喜欢男孩。要改变我的生活就等于承认天王之爱
       是卑鄙的。”这是王尔德第一次正面承认自己有同性恋者的文字证据。“天王”是指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乌拉诺斯，十二提坦巨神的父亲。奧地利作家乌尔里克(K.H.Ulfichs，1825～1895)第一个用来指同性恋，意谓最高的爱情。因为在古希腊，同性恋并不违背人们的爱情观，这一点后人的研究已成定论。小说中道连32岁那年杀死了画家霍尔沃德，那是一个犯罪的重要日子，暗合着王尔德自己在婚后两年的32岁时开始的那种“不敢道出其名字的爱”(the Love tbat dared not speak ib name)。
       王尔德自己在谈论《道连·葛雷的画像》的三个人物形象时说：“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里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所以后人纷纷就小说中道连最后的结局作这样的判断：“王尔德在其人生的早期即已对自己的结局作了陈述”，“道连命运的魅惑预示了王尔德自己。小说暗示出，王尔德也许已经预感到上帝为他准备的结局”。也许正因为小说中的同性恋迹象，才使“亨利·詹姆斯由此发现(王尔德)‘有想把自己暴露在世界面前的愿望’”。
       二、现代解读：时来运转的佳作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对《道连·葛雷的画像》的评论趋于客观、平和。虽然对该小说诸如此类的非议仍时有所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肯定的、正面的批评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类似纳萨尔这样的评价经常可见：“《道连·葛雷的画像》无疑是‘伟大的事件’，但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了一部比迄今为止批评界愿意认可的意义更丰富、更深刻的小说。这是一个强劲的、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自然性质的故事，其人物并非个人，而是活动在理智和恐怖世界阴影里的人的象征。它主要研究与维多利亚时期人性的不同发展层面相一致的艺术运动，其中的主要人物是那些艺术运动和心理状态的人格化。”即使仍然讨论同性恋问题，所持的观点也更客观，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观照。比如讨论作为同性恋作家的王尔德与他的时代性观念的关系；比如正确地指出了王尔德与佩特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差异，说王尔德“开启了公开说出或写出自己的性生活并嘲讽类似于佩特那样的拒绝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彻底地公开讨论此事的决心”；指出小说中情不自禁的道德化描写的后果，说明“理想化的灵与肉的和谐”是浪漫幻想，小说中“明白地表现同性恋是个梦想”，《道连·葛雷的画像》“是一个与其自身相抵触的分裂的文本”，“这部小说的可悲之处是——由于其所有的道德化姿态——同性恋的肉体和灵魂的谐调”。然而，最有时代特色的无疑应该属于以下三种解读倾向。
       1　细读之下的美学批评。如菲藉美国诗人兼评论家胡安1967年在文章中写道：“主要人物内在动机的具体形象化，这是王尔德成功地使其叙述的形式因素成为一个整体的原因，叙述所获得的聚焦得益于画像自身显示的形式。”“在画像的设置上，艺术工作成为情节的中心，王尔德达到了天性的直觉和道德评价在小说中的互相作用，从读者的视角看，画像意味着角度和距离的处理——是讲述还是显示——这组成了小说美学批评的永久论题。”对道连这个主要形象的分析也更具美学意味，纳萨尔认为“道德唯美派和后来的颓废派的主要区别是，堕落冲动试图在罪恶中寻找快乐和美。”而显然，把《道德·葛雷的画像》作为一个解剖对象的做法无疑是与把文学作为审美对象的做法相一致的、值得肯定的批评方式，随之也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对王尔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考察并非为了判定他是否真诚或是否合乎道德，而是表明，王尔德“通过把‘美’和‘丑’、‘道德’和‘非道德’、‘美德’和‘罪孽’予以并置，显示了他良好的(艺术)感觉”。迪克森则认为：“最有意义的结构设计——那镜子是反映人物面具的形象的概念——对理解王尔德精巧的美学计划至关重要。”这些评论都从作品的本身着眼来考察作者的美学追求和作品的审美构思。
       上世纪90年代迈克尔的《(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伦理和美学》一文可以说是此类现代批评视野的典型。他的文章重点探索的是王尔德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美学追求，他的分析是：“尽管亨利勋爵是小说中新享乐主义的最直言不讳的阐述者，然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还是揭示了他的性格。因为不管他的语言多么狂放不羁，他却很少将之付诸实践。当然，这里行动并非就是衡量人信奉某一观念的唯一尺度。因为在对构成小说主要内容的道连生活的一系列评论中，亨利鲜明地表现了他所信奉的观念及他独特的处事准则。”“道连和亨利勋爵一样，也是赞同新享乐主义的。但人们却能在两人信奉这一观念的不同的情形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道连对这一伦理体系的接受在小说中是发展的，而且他还积极拓展其内涵，从而在各个方面为新享乐主义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这与亨利那种窥淫癖式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迈克尔进而从小说美学的角度质疑其中的漏洞：“对新享乐主义的细致描绘本身并不能证明它的合理性，因此它在文中的功用还是有待商榷的。特别是支配这一框架体系的设想是否具有足够的深度为道连的生活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伦理支持，这一点依然是令人怀疑的。”
       2　探幽发微的心理批评。弗洛伊德(1856～1936)比王尔德小两岁，他们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王尔德不可能受弗氏影响，因为弗氏主要著作的出版及他的学术地位的确立都是王尔德以后的事情。但应该看到，影响弗氏的思想也同样影响着王尔德。正如伊·古迪纳夫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一个由非理性和无意识思想构成的智力活动的魅力催化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仪式、费解教义和文学魔法……诸如超感觉、超自然和神秘现象这些暗示了奇异力量的东西都在王尔德的吸收范围之内”。而更应该强调的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既然对象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因素，因此用心理批评的方法研究王尔德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中当然不限于弗氏的心理分析方法，那些并非心理批评专论的著述也自然而然地运用了心理批评方法。早在1951年，著名的戏剧文学教授、剧作家欧文(St.John Ervine，1883～1971)在《王尔德的现代评价》中运用了几种环境和遗传理论对王尔德的心理结构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是50年代王尔德研究中有影响的成果。胡安在《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一文中也看到了《道连·葛雷的画像》的这样一种意义：“倾向于视人为他自己存在的独立的创造物，这样就丢弃了面向遥远过去的宗教神话，象征主义制造了外部世界这一外在的对应物和心理分析空间，钻进了内心和潜意识领域”。奥茨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王尔德堕落的寓言》一文中指出：“王尔德的小说必定要被视为对艺术家的道德角色的一次高度而又严肃的反省”，指出该小说的主题是“堕落——是一种单纯无知及
       其后果，和那种不可改变的意识(由道连对其自己的迷恋来象征)突然占据自然生命的堕落”。此外，塞弗在1985年发表的《王尔德的自我封闭：人类迁移中的独唱》中否定《道连·葛雷的画像》是所谓的“迷惑小说”，强调这是王尔德的一部“精神自传”。拉－沙利文1986年发表的《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成熟现象：一种莱肯式的视角》运用莱肯的精神分析原理分析小说中非道德和成熟的主题。这些都是对该小说的不同类型的心理批评，它们深化了该小说的内涵，给读者以新的启迪。
       3　视野宽广的文化批评。严格地说，文化批评并非当代的专利，传统的批评涉及到《道连·葛雷的画像》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宗教、伦理等诸因素的关系，这都或多或少带有文化批评的色彩。如伍德科克(G.Woodcock)1949出版的《王尔德的悖论》一书就涉及到《道连，葛雷的画像》及其“自序”的内容，他通过对王尔德那些与其性格和创作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悖论言论的分析，让人们认识到，正是作品中的这一现象使王尔德既是一个普通人又是一个艺术家，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满口锦绣的说教者，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十足的异端。斯皮维在《奥斯卡·王尔德和象征主义悲剧》一书中以布鲁姆(HaroldBloom) 《影响的焦虑》中的理论分析了《道连·葛雷的画像》所受到的文人学派的影响，指出：“我们必须为了认识王尔德而进入文本，知道他的反应既来自他那些直接的、当代的先辈，也来自他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他的焦虑是对所有群体作出反应的结果。王尔德的所有作品都试图抛弃与维多利亚时期先辈相关的所有现代人的焦虑感……现代思想中的维多利亚人把他们自夸的道德建立在学究式的和否定生活本质的知识体系之上。”上世纪90年代，麦科马克在《道连·葛雷的镜子》一文中分析了小说原型的演化进程的文化含义：“此书非常缺乏原创性，这正是它的力量的秘密所在。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王尔德已经把西方民间故事的根基开挖得那么深、那么无所不在，以至于故事本身已经与文学剥离，回归到它口头传说的原生态。也许每个人都知道《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情节，但很少有人读过它。当书本身躺在阁楼顶上腐朽时，故事却像现代神话那样蔓延、兴盛。故事在其本身中探索疏漏，解释现代。”此外，琼在《从亨利·沃登的性格描写中看王尔德的智性对话》一文中也借用了英国哲学家布雷德利(H.F.Bradley，1846～1924)的理论来分析小说中亨利勋爵巧言令色的逻辑，指出：“他的思想方式是与布雷德利相近的，虽然原文颇为不同。布雷德利这样写：‘人有一种通过一条仅仅只有他的主要欲望的小路来达到终点的天性……自我牺牲过于平常，以至于伟大的牺牲成了分文不值的廉价交易。知道人想要什么，并为了得到它会毫无顾忌，也许比自我放弃更难。’沃登发展了这一论题，通过它攻击传统信仰，并把社会信仰和宗教描述成导致恐怖的迷信和对由自我发展而来的快乐的抵制。狂信迫使人们忘记最高职责是他们自己，它控制着他们的选择。”
       1997年，马雷兹在《其他沉溺：殖民主义观点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鸦片烟幕》一文中分析了《道连·葛雷的画像》与19世纪外来文化的关系，认为小说中“王尔德借着对外来物品特别是毒品的强调，反映了殖民背景下的这些变化”。他将这一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甚或时尚结合起来：“尽管有足够的理由将道连的艺术品和他的鸦片作一番比较——两者都是外来的异国物品，但这样的比较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它们不同的历史意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西方的工艺品和鸦片开始代表着反社会的价值观：拥有前者能表明一个人爱美的文化素养，而拥有后者则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一种追求外国的感官刺激的危险嗜好。”这种更注重社会意识和无意识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的探讨为我们展示了小说中以往不为人所注意的深层意蕴，这是非文化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境界。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