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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创伤者对过去创伤性情景的强迫性召回常常以记忆的变形、扭曲和伪装的形式出现，这就给如何评价创伤叙事带来了难度，也把创伤研究和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联系在了一起。本文讨论一种被认为适合于创伤叙事的写作方法，即“不及物写作”，对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贝雷尔·兰(Berel Lang)、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西·卡鲁思(Cathy Caruth)、安妮·怀特黑德(AnneWhitehead)等学者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探讨了创伤研究的文学意义。
       关键词：创伤 不及物写作 证词 中间语态
       “创伤”(trauma)既是个病理学术语，也是个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本文所用的“创伤”是指后一种情况，特指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弗洛伊德把创伤神经症(traumaticneuroses)的病源归因于“创伤发生之时的执著”，即病人“执著”(fixed)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而无法摆脱，以至于与现在和将来发生了脱节。病人在梦里召回创伤事件的情境，他们不仅在创伤事件发生的当时，而且在此后病情发作时都无法完全应付和接受这个情境。“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的确也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症候——即对过去某个时间点的沉迷，抑或是对创伤性事件的执著——是一种潜意识的精神历程，病人并不理解它的原因和意义，而病人恢复健康的关键则在于让这种潜意识的精神过程回到意识中来，“使病者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那些症候就随之消灭了”。由于创伤经历受到了意识的压制而潜伏在潜意识层面，而且创伤者对自己的一些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原因一无所知，心理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病人进行“谈话治疗”，让病人意识到病源就能治好心理创伤。
       美国创伤治疗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追溯到1980年，自这一年始“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被第一次正式列为医疗及精神病诊断的常规项目。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一些激进团体由更早些时候的反战抗议逐渐转而关注回国越战老兵的心理创伤问题。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创伤研究的深化，兴奋点也逐渐由医学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由个人的心理疾病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症候，创伤研究的重心也开始由探讨心理创伤的原因和防治逐渐向文化研究层面转移，创伤研究也由最初对战争，尤其是二战时期的纳粹种族屠杀的关注扩展到其他灾难性事件上，如美国黑奴制的创伤性后遗症、种族歧视及有色人种文化认同危机等等。由于创伤涉及创伤者对灾难性事件的记忆和接受问题，创伤研究由病理学研究逐渐扩展到社会学、文化研究及文学批评领域，这种转向是建立在创伤症候及创伤叙事重新获得广泛关注的基础之上的。创伤的典型症候是创伤者强迫性地重现过去的创伤情景，这就把创伤与历史记忆联系了起来。因为创伤事件在发生时幸存者或见证人在心理上受到的震惊使他们无法理解事件，他们一方面对创伤事件的记忆进行抑制，另一方面又不可控制地不断重现创伤性情景，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形和扭曲或者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这给如何理解和评价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证词以及创伤历史叙事带来复杂性，也使创伤研究与文学叙事及文学批评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创伤研究的重点也由单纯探询创伤回忆的内容发展到探询这些内容是如何被回忆以及为何被回忆等文化及意识形态层面。
       创伤叙事不仅包括创伤性事件的历史及文学表现，而且还包括见证创伤历史的证词及电影等表现形式。本文讨论创伤叙事的一种写作模式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创伤研究的文学意义。
       见证创伤性事件：证词及历史真实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伤研究吸引了一大批美国及欧洲学者——包括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文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研究主要涉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幸存者“证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由于二战亲历者(包括幸存者、施暴者、集中营服务人员等)已经进入老年，他们去世之后对那段历史的“鲜活记忆”(living memory)也将随之永远消失。所以，获得亲历者的证词是个颇为紧迫的问题，通过采访、录像及书面回忆等形式为那段历史提供证词成为了当务之急。另外，由于施暴者销毁证据，实证历史材料相对较少，加上德国新国家主义抬头，出现了一批否认或淡化纳粹种族屠杀的“修正主义”史学家，这就使幸存者或见证人的证词变得格外珍贵。1985年，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曼拍了一部长达9个半小时的电影《浩劫》(The Shoah)。这是一部见证大屠杀的电影，由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证词组成。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持续了整整13年，影片出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纳粹屠杀了五百多万欧洲犹太人，但却没有在哪个文件上明确提到过要杀死犹太人，只留下“最终解决方案”字样，这说明“屠犹”是说不出口的行动。郎兹曼没有用电影画面重构当年的恐怖场面，而是让幸存者和见证人不断地诉说，让那些被抑制和屏蔽的记忆重新活过来。用他们的证词来重构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90年代。耶鲁大学在肖姗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教授的主持下录制了几千份“大屠杀”的证词录像，存放在耶鲁大学的“犹太大屠杀证词录像档案室”。1993年执导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美国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资助“大浩劫幸存者基金会”(Survivors of the Shoah Fund)录制和保存了5.2万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政治犯和战争法庭审判人员的录像证词。大屠杀的录像证词和电影的大量出现证明，见证创伤历史已成了一个拥有广大读者和观众的非小说文类，大有与历史争夺话语权之势。
       证词本身就是创伤性事件的一种表述，牵涉到事件的性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真实性、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者对它的可靠性和历史价值存在不同的看法。由于那段历史尘封已久，而且对幸存者来说是不可言说的惨痛经历，他们的证词自然受到记忆屏蔽、误差、变形等现象的影响；而亲历“屠犹”的德军见证人也可能为了保密或因为道德压力而提供不实证词。可以说，不同的人因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证词会带有其各自的主
       体立场。这种主体立场或个人声音为实证主义史学家所憎恶，因为它们是实证史学追求“客观复原历史真相”的敌人，他们宁愿通过档案及实物资料来重构历史，以排除人为因素。他们认为证词并非历史，历史学家不该对证词寄予太大希望。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并非群体所共享的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真实回忆，而是人们根据现今条件对过去经历的重构。换句话说，是当前社会团体所面临的问题决定了他们记忆的内容和方法。这种观点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历史与当下的不同语境遭到了忽略，历史甚至有被简化成神话原型的倾向。从哈布瓦赫的理论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集体记忆不能等同于历史，它甚至可能是反历史的。
       美国学者卡里·塔尔(Kali Tal)关于创伤表述的观点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不谋而合。她把大屠杀、越战及对妇女儿童的性侵犯等创伤性事件的表述看成是一种文化编码，这类创伤性事件在不断的书写和重写中被逐渐符码化(codified)，最后变成了一种形式重于内容的叙事形式。她发现创伤文化编码通常采用三种策略，即“神话化”(mythologization)、“治疗化”(medicalization)和“消失”(disappearance)。“神话化通过把创伤性事件简约成一套标准化的叙事(一种被再三讲述并最终代表‘创伤故事’的故事)而产生作用，它把创伤性事件由一个骇人的、无法控制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可控制、可预见的叙事。治疗化则把视线集中于创伤受害者身上，认为他们受到了一种‘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可以通过现存或稍加改进后的制度化治疗及心理治疗‘治好’。消失——即拒绝承认某种创伤的存在－通常是通过削弱受害者的可信度来完成。”既然创伤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编码，它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或社会需求的影响。
       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犹太大屠杀》受到大量读者的追捧。影响极大，被称为“戈德哈根现象”，但该书引发了学界对历史真实性的争论。戈德哈根试图论证犹太大屠杀是德国反犹太主义思想浸入德国文化之后的必然后果，是历经几代人的反犹太思想促使了普通德国人在纳粹时期成了自愿行刑者。戈德哈根的研究方法在史学界受到了普遍质疑，其原因在于他的许多结论和写作方法都受到幸存者证词的影响。例如，书中多处对施暴者态度和行为的直接描述完全来自作者根据幸存者证词所作的推测。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指出，“戈德哈根的方法在表面上是对施暴者世界提供一种厚描，但实际上他与某些自己想象中的幸存者发生了认同，并在很大的篇幅上是根据他们的对施暴者的认识来‘描述’或重构施暴者经历的。”拉卡普拉指出，戈德哈根的假设存在四个错误：“(一)这些假设并没有被当作推论来表达，而是被断定为有事实根据的假设，即使存在有力的反证，它们也会当成教条来尊崇；(二)它们受到了经验的强烈质疑，如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就对反犹太主义持普遍反对态度；(三)它们含糊地夹杂在历史叙事之中，而且被用来修饰叙事，而不是被清晰地置于诠释和解释的层面上，并允许别人对其作批判性的检验和辩论；(四)由于涉及当前具有迫切社会及政治意义的高度敏感材料，它们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批判性限定。”
       证词是以个人记忆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当大量的证词都在见证同一个或同一类历史事件时，这种记忆就成了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为何在最近30年，距二战已经几十年之后才出现大量的大屠杀证词和回忆呢?根据哈布瓦赫的理论，应该是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决定了集体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方式。战后几十年的重建工作需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人们把赞赏的目光投向了理性和创造力，战后的英雄，正如海明威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种硬汉形象，他们历经磨难而不轻言失败，虽背负沉重的历史记忆，却仍默默展示“重压下的优雅”。在这种情况下，创伤历史证词这种令人在哭泣中丧失自控力的文类，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当战后重建告一段落后，人们在重新审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时惊恐地发现，被寄予厚望的理性及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及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通向文明的坦途，反而产生了纳粹屠犹的人间惨剧。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是科学技术与冷酷的反犹主义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现代怪胎，种族灭绝的极端行为无论如何也难以和现代文明及历史进步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不是不可表现的话，它也是难以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表现的。随着对理性和现代文明的幻灭，诉之于情感的证词便大行其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间产生了一百七十多部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电影，其数量之大与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之深恰好成正比。对创伤性事件的艺术表现成了当下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
       拉卡普拉虽然站在史学的角度对证词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但他并不否认证词的作用。他认为证词可以作为记实材料的一种有效补充，虽然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时它们的价值很有限。但是，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并非历史学所关注的唯一目标，更为关键的是历史应该为现实存在的问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及伦理等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解决线索。证词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创伤经历及其后遗症的了解，而且涉及记忆及如何重构过去历史，如何对受害者做出符合道德伦理的反应等问题，录制证词者与幸存者／见证人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存在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因素。幸存者或见证人的证词是他们现在对过去事件的重温，是创伤事件在个人记忆中的复现。对创伤者来说，创伤性事件在发生之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尤其是像奥斯威辛这样的极端事件，更是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它所带来的情感惊吓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仅对亲历者(包括幸存者、施刑者以及其他见证人)，而且对间接经历者(包括与亲历者谈话的证词录制者、《浩劫》的观众、大屠杀纪念馆的参观者、回忆录或创伤小说／非小说的读者等)而言，都完全有可能超出其想象和理解范围，因而可能引发间接心理创伤，导致观众在观看或阅读这类录像及文字时产生感情失控。
       虽然创伤者证词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应，但从创伤者角度看，对极端事件的见证本身就具有历史真实性：即使见证的内容与过去历史事件的真相存在差距，亲历者的证词所呈现的是他们对过去那段难以表述的历史经历的现时感受，在这个层面上它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与当事人现在的真实情感和直接感受／回忆相比，他们的证词是否与过去历史事件完全吻合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创伤叙事的不及物写作
       “奥斯威辛”难以被直接表现的原因在于这一极端事件本身已经超出了任何道德和伦理底线，是连施暴者都觉得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纳粹称其为“最终解决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间接表达，说明它有意保持这一行动本
       身的隐秘性。当下对“奥斯威辛”这样的极端事件应该如何表现也是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我们到底能否对它进行一种总体性、一致性的再现呢?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lsLyotard)认为“奥斯威辛”是无法再现的，就像一个威力大到足以摧毁一切测量仪器的地震一样，震后我们已经丧失评测地震的科学手段。“对‘奥斯威辛是个毁灭集中营’这个短语保持沉默并不是一种心态，它标示着一种需要表达但还没有被表达出来的状态，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正因为其不可确定性，我们根本无法用可接受的语言来形容它。
       相反，贝雷尔·兰(Berel Lang)在《纳粹种族屠杀的行为和思想》一书中认为，“奥斯威辛”事件只能用写实的方法来表现，只有把种族屠杀的事实用写实的语言编成一个事件记录才保存其历史真实性。显然，他在文体上排除了修辞性语言，在表述上排除了情节建构，因为这两者都有损真实性。贝雷尔·兰把写实语言和修辞语言对立了起来，并在写实性语言与真实历史，修辞性语言与虚假历史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他认为任何文学表达(属于修辞性的)都不适合用于表达种族大屠杀，因为它在真实性和道义方面都存在局限，文学想象包含了太多的个人风格。“对一个在历史上具备非人性特征及挑战道德极限的主题来说，任何个人化表述——或给它添加点什么——都显得既没有根据也缺少一致性：没有根据是因为对象具有团体性质而它却使之个人化；缺少一致性是因为表述的对象否认了极限而它却设置了限度。”既然种族屠杀是非人性的，而且超出了道德极限，那么对它的表现也要排除任何人为因素。于是，贝雷尔·兰赞成一种没有距离的直接表达，即作者、文本、文本的内容及读者之间不存在距离，书写者是在直接书写自己，他套用罗兰·巴尔特的术语把这种表达称为“不及物写作”，即书写者或讲述人不是超然于所讲述的事件之外来讲述，而是处于事件当中。犹太幸存者证词正是这样的一种“不及物写作”，他们直接讲述自己亲历的种族屠杀故事，好像他们刚刚从大劫难中逃了出来一样。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贝雷尔·兰在关于如何表现大屠杀问题上的观点无疑是南辕北辙，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似乎想在间接表述和直接表述之间采取一种折中方法。他也同样看到了“奥斯威辛”的特殊性，并和贝雷尔·兰一样认为“不及物写作”是表达这种创伤性历史事件最合适的写作方式。但是，怀特可是拉卡普拉所称的“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mctivism)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虽然没有否认再现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罗列历史事件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编撰，顶多是“编年史”。换句话说，它们仅仅是构成历史的素材，离历史尚有一大段距离。怀特认为历史和小说一样必须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即历史叙事必须有情节结构，正是情节结构把散乱的历史事实组合成了历史叙事。每一种情节结构都隐含了一种诠释框架，而且这些情节结构(传奇、悲剧、喜剧、讽刺作品)都有与其相对应修辞结构(比喻、换喻、提喻、反讽)、思辨结构(形式论、机械论、机体论、背景论)和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选择某种情节建构模式来编纂历史时，他对该历史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叙事策略。怀特的结论是，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采用了相似的修辞和情节结构。
       贝雷尔·兰所反对的正是在历史叙事中增添文学修辞。两人既然对历史叙事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为什么他们却一致认为“不及物写作”适合于表现大屠杀呢?其实，怀特的出发点和贝雷尔·兰并不完全一样：贝雷尔·兰强调的是“与对象直接相对应、不加更改的表述”，而怀特则强调历史真实性的多种表达，他回到了罗兰·巴尔特的本意，即“不及物写作”是文学中现代主义的写作方法，区别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这与贝雷尔·兰的观点大异其趣。在怀特看来，“奥斯威辛”是现代主义的一种表象，所以要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方法来表述。因为“不及物写作”首先是文学写作方法，所以怀特认为不及物写作“可以作为任何表现大屠杀的历史或小说蒞本”。巴尔特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1966)一文中把现代文学批评称为“符号学批评”(semio-criticism)，因为文学和语言在经历了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隔断之后，在20世纪又重新找到共同点和融合点。他用三个语言学范畴来描述作者与写作的关系，即时间的双重性(历史时间和话语时间)、人称的双重性(人和非人)及语态的双重性(主动和被动)，并试图说明现代文学写作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把时间、人称和语态的双重性区分得清清楚楚，而是倾向于把它们相互混淆，或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第三种写作模式。
       在这篇文章里，巴尔特用了区别于主动和被动语态的“中间语态”来解释“不及物写作”。现代意义的“写作”在巴尔特看来不是一个“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的动词，而是个“中间语态”动词：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假定自己是先于写作对象而存在的，他超然于他所描述的对象之上而获得了主体性，而现代主义作家则仅存在于写作之内，正如巴尔特所言：“在作为中间语态的现代动词‘写作’中，主语与写作是同时存在的，它既产生于写作也受写作影响。”显然，巴尔特所谓的中间语态写作的特点在于它是不及物的，或是自我指涉的，这样就可以把指涉的问题悬挂起来，将注意力集中到说话人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话语和它所指涉的对象上。巴尔特指出：“正如时间、人称和语态界定了主语的位置范围，现代文学试图通过各种实验为写作的行为人创造一种新的写作地位。这种努力的意义或目标在于用话语事例来取代现实事例(或指涉事例)，而后者历来是，现在仍然是统治文学概念的一个神秘‘不在场’”。巴尔特所谓的“现实事例”指的是现实主义所假定的语言透明性，即语言是反映现实的工具，能够直接指涉真实世界；所谓的“话语事例”则暗示了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自我指涉的含义。
       怀特在《历史的情节结构与真实性问题》一文中并没有否认创伤叙事直接指涉创伤性事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贝雷尔，兰的关于“奥斯威辛”的表述必须与历史事件真实性相关的观点。“……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对现实主义计划的拒绝和对历史的否认，还不如说是对一种新形式的历史真实性的期待……”，“……现代主义表现模式提供了任何版本的现实主义所不能提供的表现大屠杀真实性及其真实经历的多种可能性。”由此可见，在如何表现大屠杀这个问题上，怀特试图在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和后结构主义叙事观之间找的一种平衡：所谓“不及物写作”或“中间语态写作”是在及物和不及物的二元对立中处于无法确定的状态，它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具有介乎于被动和主动之间的一种含糊性和
       不可确定性，即中间性。
       这种含糊和不可确定既是对旗帜鲜明立场或主体性的一种拒绝，也是对诸多的二元对立——如及物和不及物、主动和被动、过去和现在、人和非人——的清晰界限的拒绝。希特勒主义、最终解决方案、全面战争、核污染所代表的现代真实状况无法在传统写作模式中得到充分的表现，现代科学对这些极端事件丧失了解释能力，更谈不上控制和阻止它们的发生。所以，深受精神创伤之痛的现代人已经难以继续以上帝的姿态或形而上学的姿态来俯视人世间的种种荒诞剧了。
       创伤研究的文学意义
       中间语态写作或不及物写作之所以适合于创伤叙事，其原因在于创伤叙事本身就具有介乎于及物与不及物、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一种中间叙事特征。如果说创伤叙事是对创伤体验的一种模仿或见证，那么创伤叙事中的叙事人的确是通过写作过程来重现或体验创伤及召回创伤性事件的情景：他所叙述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但是他是在现时重新体验那段历史，或者说是那段历史重新走进了他的记忆。他不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回忆，而往往是创伤性历史事件强迫性地闯入他的记忆。所以说，他的叙事指向／涉及／缘于过去历史事件，但他并不是直接／主动／客观地表现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在写作过程中真实地体验创伤并返回到创伤性事件的情景之中。换句话说，他并不像一位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或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以超然于过去历史的姿态来重构历史并希冀从中获得一种“客观性”；相反，他是在叙述过程中表露了自己的创伤真实感受以及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当然，这种真实是不同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或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所假定的那种历史真实。
       以上对见证创伤事件的证词及创伤叙事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创伤历史表述这个层面上进行的，但被贝雷尔，兰和怀特看好的“不及物写作”或“中间写作”却源于罗兰，巴尔特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描述。如果说创伤研究从文学理论中得到了灵感，那么它反过来也印证了文学理论由美学探索转向话语形成机制研究这一转变的过程，而且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灵感。卡西，卡鲁思(Cathy Caruth)、安妮，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等人将创伤理论移植到对创伤文学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
       卡鲁思的创伤理论是在解读弗洛伊德的相关作品——尤其是《摩西与一神论》及《快乐原则》——中形成的。她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经验滞后性的观点，但从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中读出了创伤和历史指涉的复杂及矛盾关系，得出创伤与其说是一种潜意识症候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症候的结论，并回应了批评者对后结构主义的如下指责：语言既然不能指涉现实，那么人们就无法直接了解自己及他人的历史，从而就无法对历史事件作任何政治和伦理评判。卡鲁思从创伤中看到了历史的存在，但那并不是那种直接指涉的历史。她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正是在我们与创伤日益频繁、令人困惑的接触中——即在创伤的出现以及对它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才开始得以了解一种非直接指涉的历史(即不是建立在经验和指涉的简单模式基础之上的历史)。”
       根据卡鲁思的解读，弗洛伊德写《摩西与一神教》的目的在于寻找纳粹屠犹及反犹太主义与犹太历史之间的关系。根据一般人对《圣经》的解读，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是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对自由、对原住地迦南的一种“回归”。弗洛伊德对此有不同解释：摩西是埃及人(而非希伯来人)，他赞同法老的太阳中心一神教。由于法老被谋杀后一神教开始式微，摩西为了拯救一神教而带领希伯来人离开了埃及。于是，犹太人与其说是对过去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与它的“断裂”，是新历史的开端；出埃及便成了“出发”而不是“回归”，因为代表未来的一神教取代了代表过去的迦南而成了希伯来人向犹太人转变的目标，是摩西创造了犹太人。弗洛伊德声称，在埃及人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之后，他在一次叛乱中被谋杀了。这个历史事件被抑制到了潜意识里面，经过两代人之后，摩西的太阳神被置换成一位名叫耶和华的火山神，摩西把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事迹也被置换成耶和华的一位牧师的事迹，他也叫摩西。在弗洛伊德看来，“犹太历史中最有意义的一段不是对自由的回归，而是对谋杀及其后继影响力的抑制”。
       因此，犹太人只能通过创伤来了解他们的历史，因为创伤——即对谋杀摩西事件的遗忘和回忆——成了连接新旧两位上帝，连接希伯来人和犹太人的纽带。卡鲁思指出，在一般人看来，弗洛伊德用“创伤故事”替换“解放回归故事”，这暗含了他对历史的否定。弗洛伊德似乎对历史指涉可能性进行了双重否认：其一，他用自己的推测来取代历史事实；其二，他认为。既然犹太人的历史经过了创伤虚构的过滤，他们的历史记忆也是扭曲的。卡鲁思本人则强调了创伤中对历史的间接指涉：创伤历史的指涉性与它在发生时被理解的程度相仿，谋杀作为一个创伤性历史事件在其发生之时并没有被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了。这种经历是在之后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才被体验的，正是创伤的滞后性决定了创伤者历史体验的特殊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了。
       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创伤小说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安妮·怀特海德的著作《创伤小说》将卡鲁思关于创伤间接指涉历史及创伤的非线性时间体验应用到当代创伤小说中的闹鬼、着魔、重复及记忆／叙事碎片化的分析上。她分析了创伤在指涉性、主体性、互文性、情节结构和时间结构诸方面都对传统小说叙事方法所作的扬弃，并将创伤小说研究延伸到对历史、伦理、集体记忆的研究上。小说形式对表现创伤有着历史叙事所不能比拟的方便性和灵活性，有利于激发读者对创伤性事件及创伤者的同情和伦理关怀。
       但是，拉卡普拉认为小说的滥情以及历史的创伤化容易使人们停留在“创伤复现”(acting out trauma)层面上而不可自拔，从而不利于“创伤解决”(working through trauma)。但他同时也认为，表现创伤性历史事件应有一定的情感投入，也应该表明作者对创伤性历史的态度和伦理取向。其实，创伤小说完全能够在“创伤复现”和“创伤解决”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且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创伤小说即便是在表现“创伤复现”时也能让作者和读者在体验创伤的过程中感受到精神上的震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因为作者和读者往往不是创伤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对创伤的间接体验更能受到理性的指引，这有别于创伤者对创伤性情景的沉迷。我们甚至可以说，创伤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过程本身就可能是“创伤解决”的一个组成部分。
       灾难性事件对幸存者或目击者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波及其一生，如何应对和治疗心理创伤是一个集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于一体的综合课题。最近一百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大量的创伤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核爆炸、冷战、国家间的武装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内战、“9·11”恐怖袭击、“萨斯”的暴虐、东南亚海啸以及汶川大地震等灾难性事件不仅能给受害者留下精神创伤，也能对我们的历史想象及世界观的形成产生莫大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及文化构成与创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欧美当代小说及电影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创伤叙事作品也为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恰当的注脚，而创伤理论及创伤叙事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可以由此窥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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