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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席勒的历史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是作者剧作中的巅峰之作。本文试图从作者的写作意图、该剧的时代背景、三十年战争的性质、主人公性格的分析等方面，对该剧作一初探。
       关键词 席勒；华伦斯坦；三十年战争；时代意识
       19世纪30年代，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由郭沫若、胡仁源等人译成中文。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有些学者误把华伦斯坦视为卖国贼，《华伦斯坦》被归诸“汉奸文学”，影响读者对该剧的理解，也不利于该剧的流传。尽管郭沫若的译本在上世纪50年代再版，但是评介文章甚少，以至这部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三部曲始终未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2005年，为纪念席勒二百周年忌辰，新译本《席勒文集》(六卷本)问世。2009年，我们又将迎来席勒二百周年诞辰。本文试图对《华伦斯坦》这部作品做一些初步探讨：席勒创作此剧的时代和他的处境、席勒的写作意图何在、这出历史剧反映的三十年战争的性质、席勒对历史剧的理论和写作特点，以及华伦斯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席勒创作此剧的时代和他的处境
       18世纪末，法国革命如火如荼，巴黎的革命政府决定给予各国反对专制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斗士以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席勒和华盛顿都获得了这一荣誉公民证书。遂使席勒一度萌发举家迁往巴黎的念头。由此可见，席勒对于“开明”的魏玛公国和它的“礼贤下士”的公爵并不留恋。1791年席勒重病，全家有断炊之虞，可是向他慷慨资助的并不是近在咫尺的魏玛公爵，而是远在丹麦的一位奥古斯腾堡公爵。然而巴黎的国民公会表决通过把路易十六处死，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也随之死于断头台下。这样的血腥事件和巴黎城里无数屈死断头台下的无辜受害者的鲜血使得许多向往法国革命的德国知识分子望而却步。但是革命毕竟动摇了旧秩序，第三等级登上历史舞台，受封建制度压抑的人的聪明才智充分施展。在法兰西革命军中行伍出身、骁勇善战的武士凭赫赫战功擢升为元帅将军的大有人在。血统、家谱不复决定人的前程，人的才智勇气成为决定因素。这些新时代的英雄在法国乃至欧洲舞台上每天上演慷慨悲歌气壮山河的戏剧。席勒却依然困在德意志帝国的封建制度之下，魏玛公国狭小贫乏的环境之中，不得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施展才华。庸人当政，国势荏弱，连歌德也受到排挤，终于出走意大利，回国后也不复担任大臣之职。于是，这两位旷世奇才不得不回到书斋，进入剧院，把小小舞台作为他们演绎人生、倾吐心声的地方，跳不上人生大舞台去纵横驰骋，就让笔下的英雄在舞台小人生里去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因此席勒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口气写出的五大名剧，无一不贯穿着作者的同一个意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寻找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超群出众的杰出男女，谱写动人心魄发人深省的悲壮戏剧，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一扫封建社会中灰暗朦胧的市侩作风：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宁可庸庸碌碌地苟延残喘，不愿为了崇高目标而舍生忘死。席勒希望通过悲剧进行审美教育，净化人民的灵魂，振奋人们的精神，振兴那为封建割据、精神摧残和物质盘剥弄得筋疲力尽的古老德意志国家。
       写作的目的
       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席勒上下求索，在鲜活的现实生活中，在尘封的陈年往事里寻找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可以和莱因河彼岸的革命巨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下。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局势动荡不宁，德国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法国，在欧洲的政坛上、战场上每天上演着气势磅礴感人肺腑的活剧，英雄辈出可歌可泣，而德国却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此前，莱辛就曾努力寻找在德国的英雄人物，结果废然而返。席勒有感于此，在历史的遥远国度里找到了三十年战争。这场在德国国土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欧战固然使德国生灵涂炭、民生凋蔽，但是在废墟和白骨堆里，在硝烟和烽火之中，影影绰绰地有一批性格鲜明、意志刚强的男男女女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的行动曾经左右过战局，也可能决定德国的命运，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些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戏剧。
       就是在这样的寻觅求索的过程中，在1791－1793年间，席勒深入研究了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撰写了他的史学专著《三十年战争史》。从1796年秋天起，他认真研究这个素材，找到了三十年战争中的著名统帅华伦斯坦，产生了创作以三十年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剧的欲望，开始写作他的宏伟的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
       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军营》的序诗里明确表示，诗人之所以在历史题材中自由翱翔，是由于现实舞台上已经在上演可歌可泣的戏剧，艺术若不在舞台上更有作为，简直愧对现实。这现实乃是法国革命的现实。席勒是不是也想以德国历史的活剧来鼓动德国观众在现实生活演出无愧于先人的悲壮戏剧?
       席勒是为他同时代的观众而写，当然会让人联想到当时的问题，时人的追求和探索，然而他并不想用历史或者诗艺给人们以具体的回答，而是引人思考、发人深思。在《论激情》一文中，席勒指出，文学不可能对现实事件发生直接影响，更不可能代替具体行动，但是只要情况不变，它依然可以“教育”人们，“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能够把人们武装起来。对民众起到审美教育的作用。因此，这些“纯人性”的东西便以诗意的魅力，穿越时空，对别的时代、别的民族的读者和观众也产生影响。
       三十年战争
       因此，有必要了解三十年战争的性质、它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对德国所起的作用。16至18世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复兴终结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的自我意识。宗教改革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开始。千百年来君权神权联合起来侵犯人权，连人的思想、信仰都被严加控制。马丁·路德把众多圣人的神像、包括圣母玛利亚的圣像都逐出教堂，教堂里只供奉上帝，信徒们只诵读《圣经》，神秘繁琐的弥撒仪式改为牧师的布道，这是何等重大的改革。
       宗教改革的矛头虽然直指罗马教皇，但是皇帝的君权也大大受挫。皇帝沦为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之一，无法控制局面，眼看信奉新教的诸侯自行其事，无可奈何。再加上德国皇帝并非世代相袭。而是由选帝侯在帝国会议上推选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得看诸侯的眼色，因此皇帝并非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北斗，只不过是巍巍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而已，没有绝对威望，并非绝对权威。
       1609年7月，德意志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下诏，给予波希米亚(即今天的捷克)信仰自由。波希米亚人得以自由地信仰新教。1618年5月，波希米亚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受到限制，群情激奋，在布拉格的赫拉钦宫把皇帝任命的两名总督扔出窗口，这一事件被视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
       出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德意志帝国皇
       帝菲迪南二世虽然加冕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却未被波希米亚的等级会议承认，于是在布拉格附近爆发白山战役。波希米亚小贵族华伦斯坦率领队伍在菲迪南二世军中作战，建立战功，于1625年6月擢升为公爵，并率领所部，屡败新教联军，迫使丹麦国王和德国皇帝签订合约。华伦斯坦于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1630年形势逆转。这年7月，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尔夫参战，把德国皇帝军队赶出德意志帝国东北部广袤地区。同年8月，在累根斯堡召开的诸侯会议上，皇帝迫于形势，解除了华伦斯坦的兵权，从此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产生嫌隙。华伦斯坦被撤职后，天主教联军连连败北，新教联军占领布拉格和波希米亚大部。1631年12月，华伦斯坦受命于危难之中，再度挂帅，奉命为皇帝新建一支军队，抵御锐不可挡的瑞典国王，翌年夏初，华伦斯坦挥师北上，进行反击。11月吕称会战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阵亡。1633年，华伦斯坦又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11月华伦斯坦引兵南下，前去增援巴伐利亚，驱走瑞典军队，突然于半途在波希米亚的彼尔森扎营过冬，不复前进。这便是《华伦斯坦》三部曲发生的时间。从1633年12月到1634年1月，华伦斯坦在彼尔森的军营中拒不奉旨南下驰援巴伐利亚。与此同时，华伦斯坦部下约五十名将校向华伦斯坦宣誓效忠。1月24日，华伦斯坦被革去帅印，还被判有罪。到2月18日，才公布皇帝对华伦斯坦的撤职令。两天后，一部分将校又一次向华伦斯坦宣誓效忠，在文件上签名。文件中保留一项条款：不反对皇帝和天主教会。22日，华伦斯坦离开彼尔森，前往埃格尔城堡，三天后，华伦斯坦在埃格尔城堡遇刺身亡。华伦斯坦遇害后，战争又持续了十几年，依然胜负未决，徒然增加百姓遭到的苦难，加剧德国所受的破坏，直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德意志皇帝并未战胜新教联盟。
       席勒关于历史剧的理论与历史剧的写作
       席勒根据上述史料写出了他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历史如不加工，历史的真实不可能等同于诗意的真实。在《论悲剧艺术》中席勒说：悲剧具有“力量”，能把“历史真实隶属于诗艺的规律之下”，“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的真实性，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席勒在《华伦斯坦》里试图把他的理论化为实践。在《论激情》一文中，席勒又重复强调：“审美的效果是建立在诗艺的真实，而不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之上。”可见席勒重视的是诗艺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然而他在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视历史事实。他认真仔细地研读史料，尽管他写过《三十年战争史》这部史学专著，对史料的要点非常清楚，但是他仍然须要进一步研读史料，从中吸取灵感，也为自己的写作限定范围，不至于野马脱缰。席勒充满信心，史料不会使他“降低水平”，或“束缚手脚”。他要用这些历史上的细节来使他的人物和情节栩栩如生。毕竟这些史料发生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不是诗人的亲身经历，他须要运用这些形象的材料来激发自己的想像力。显然史料只是给诗人提供一个形象化的外壳，其思想内容则来自诗人的内心。诗人并不想把历史一成不变地写成戏剧，搬上舞台，使史料淹没诗艺，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审美快感，而只能像莱辛所说的，仅仅获得一本“对话的历史”。席勒巧妙地利用诗人的自由，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不仅没有歪曲历史，反而凸显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难怪有人认为：《华伦斯坦》比历史还历史。
       《华伦斯坦》三部曲
       《华伦斯坦》三部曲被评论家视为席勒戏剧创作的顶峰。该剧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和主题的选择都被视为剧作家精心构思的登峰造极之作。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展开戏剧情节，作者先安排了《华伦斯坦的军营》和《皮柯洛米尼父子》两个剧本，竭力烘托气氛，为戏剧的冲突、人物的显现、性格的多面性作层层的铺垫。三部曲突出的是华伦斯坦这一个复杂多向、色彩浓郁、底蕴深厚的人物，只有把他放在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背景中，才能使他光彩夺目、形象丰满、性格全面。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华伦斯坦的军营》。前面提到，1633年11月，形势再度吃紧。皇帝再三催促，华伦斯坦才去迎战新教联军，驰援巴伐利亚。可是一到彼尔森便无视圣旨，按兵不动。12月，皇帝特派钦差大臣克威斯腾堡前往华伦斯坦军中。传达圣旨。华伦斯坦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将校汇集营中，讨论皇帝的要求。《华伦斯坦的军营》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时刻。
       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军营》的序诗里明确指出，他要写的是三十年战争时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却连华伦斯坦的名字也未提及，整个第一部曲里，主人公也并未登场，只是出现在他部下的言谈之中。这三部曲犹如电影里的全景中景近景，把主人公华伦斯坦的形象从远处逐步拉近。《军营》的任务主要是烘托时代气氛，展现历史背景，介绍主要人物和主要矛盾。
       席勒让各路士兵和下级军官，与农民、市民、随军女酒贩和托钵僧等各种代表性人物纷纷上场，反映不同的政治倾向。华伦斯坦麾下的将领对统帅抱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无视皇帝，对华伦斯坦矢志效忠，有的忠于皇帝，对华伦斯坦疑信参半；负担沉重，业已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市民、农民组成的民众，普遍怀有厌战情绪；而以杀戮为职业的士兵则惟恐一旦和平，不复征战，那自由自在、放任无羁的生活便不得继续；托钵僧作为天主教会的喉舌，斥责华伦斯坦无视教会和皇帝的权威，犹如《圣经》中的尼布甲尼撒，绝无好下场；而忠于华伦斯坦的军曹则盛赞华伦斯坦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作为三军统帅，战功赫赫，常胜不败的华伦斯坦，自然成为士兵眼里的偶像、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具有超乎常人的魔力。关于这位传奇式人物的刀枪不入、炮火无伤、有神怪庇护的谣传更是说得绘声绘色，传遍全营。然而更使士兵着迷的乃是华伦斯坦的治军之术、军中的新时代风尚。在他的军队里，不看出身不问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家世出身，只看军功。骁勇善战、屡建战功的战士，都有出人头地之日。即使出身微贱，门第低下，只要战功显赫也能被提升为将军，例如布特勒上校，马弁出身，却被提升为少将。他的异乎寻常的擢升，成为军中广为流传的故事，激励大家奋勇作战。而年青的马克斯·皮柯洛米尼上校，也因为身先士卒、为人正直、英勇善战而深受将士爱戴。由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将领率领的军队是本剧的主人公。他们生于乱世之中，以征战杀伐为己任，乐享眼前的自由，不顾明天的命运。他们往来纵横，剽悍英勇，蔑视皇帝，因为他言而无信，欠饷不发；他们崇拜统帅，因为他和士兵心心相印。在这出戏里，士兵当中盛传华伦斯坦和皇帝有隙，两派士兵对此表示不同意见，情绪激动，预示将校之间定会发生冲突，而皇帝和统帅之间将要最后摊牌，一切已成箭在弦上之势。这一出群众戏通过士兵民众的言论、观点，反映了三十年战争
       时的民风、气氛，提供了这出气势磅礴、斗争惨烈的历史剧的时代背景，也预示了剧情此后的发展。席勒让士兵在《军营》结尾处高唱歌颂自由的歌曲，表现出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剽悍顽强、酷爱自由、视死如归的男儿气概，体现了市民阶级的意识，显示华伦斯坦的队伍也具有新兴的革命军队的特点。席勒的这一安排旨在宣扬民主精神，树立市民阶级的英雄气概，同时想借此拨开历史尘封，探寻顶天立地的人物的身影。这位矛盾重重、缺点累累的悲剧人物透过二百年历史的沉重帷幕，将显出自己带有缺陷的伟岸。于是正戏可以开锣，主角可以登场。
       但是席勒还嫌不足，于是在第二部《皮柯洛米尼父子》里，安排了将领们的亮相。1633年12月16日，钦差克威斯腾堡抵达军中，华伦斯坦的心腹奥克塔维阿·皮柯洛米尼中将负责接待。殊不知奥克塔维阿已被皇帝收买，是安排在华伦斯坦军中的坐探，时时事事都向维也纳报告。奥克塔维阿·皮柯洛米尼的儿子是华伦斯坦的爱将马克斯·皮柯洛米尼上校，这时正护送华伦斯坦的夫人和女儿从公爵自己的庄园来到军中，从而拉开了三部曲第二部《皮柯洛米尼父子》的帷幕。华伦斯坦在众将校列席的情况下，接见克威斯腾堡，两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这次谈话是一次摊牌，也是全剧的转捩。这位钦差不卑不亢地在华伦斯坦的众多将领面前说明来意，历数华伦斯坦的赫赫战功，然后委婉地指责华伦斯坦抗旨违命，而华伦斯坦则反唇相讥，责备皇帝不体恤下情，违背昔日承诺，意欲削去自己的军权。克威斯腾堡最后才说出皇上的谕旨：让华伦斯坦拨出八千骑兵护送西班牙国王的弟弟从米兰途经德国前往尼德兰。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削弱华伦斯坦的兵力，剥夺他的兵权，是让他彻底下台的致命一击。华伦斯坦坚决拒绝，谈判不成，不欢而散。众将校既震惊又愤慨，支持华伦斯坦，拒不接受皇帝的旨意，皇帝和统帅之间的关系就此破裂。
       一个大动作正在酝酿，必须有诸多预先的行动。暴风雨来临之前，必须乌云密布，天地昏暗，这才有气氛，有声势。即使在这个第二部分，华伦斯坦也只是在关键时刻方才出场，言语不多，行动更少，别人在旁张罗，他自己则不动声色，因而显得神秘莫测，席勒对他真正的意图，讳莫如深。他的左右手特尔茨基伯爵和伊洛元帅设宴款待与会将校。将军们在宴会上表现出对统帅一边倒的拥戴和服从，唯一的障碍乃是他们曾向皇帝表示效忠的誓言。这些赳赳武夫，并没有多少道德修养，可是遵守诺言、忠于誓词乃是其行为的基本准则。如何使他们背离皇帝、忠于统帅乃是问题的关键。伊洛利用将校齐集的机会，试图施展偷梁换柱的方法，连哄带骗地让大家在一份对华伦斯坦宣誓效忠的文件上签字，为华伦斯坦背离皇帝，擅自与瑞典人媾和张目。不料这一诡计被马克斯无意之中戳穿。
       形势发生突变，奥克塔维阿立即暗中挑拨离间，以皇帝的名义对华伦斯坦的部下分化瓦解，部下将校纷纷率部离营，众叛亲离，华伦斯坦成为孤家寡人。关键的一着毒棋乃是他向布特勒披露，华伦斯坦表面上提拔他为少将，暗地里却阻止他成为贵族。奥克塔维阿出示作为证据的这封华伦斯坦的信件是真是假，作者并未交待。奥克塔维阿这只老狐狸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伪造信件，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行伍出身的布特勒自尊心受到伤害，信以为真，对华伦斯坦的感情由爱变恨，决心报复，为华伦斯坦的悲剧结局打下伏笔。
       与此同时，马克斯·皮柯洛米尼与华伦斯坦的女儿苔克拉双双坠入爱河。马克斯从小受到华伦斯坦的关爱，华伦斯坦对于他是亦父亦友，他也把华伦斯坦视为偶像。他从父亲那里得知华伦斯坦背叛皇帝，意图投敌，皇帝已下旨把他除掉，而执行这道密旨的就是这位当父亲的奥克塔维阿·皮柯洛米尼。马克斯认为皇帝对华伦斯坦不公，他父亲卖友求荣，行为卑鄙。他理解华伦斯坦反对皇帝，但决不相信他会投敌叛国。父亲力劝儿子抛弃已经失势的华伦斯坦，而儿子则要弄清真相，不愿不辞而别。父子反目，分道扬镳，两派决战迫在眉睫。
       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的这场决战发生在1633年底至1634年初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戏剧家席勒巧妙地使用诗人的自由，把这紧张的情节压缩在几天之中，布特勒的转变并非历史事实，而是诗意事实，是席勒的诗意创造。马克斯和苔克拉的恋情也并无历史依据，却有诗意效果。于是看似彼此孤立、纯属偶然的一些事件，便连缀成合情合理紧张生动的戏剧情节。彼柯洛米尼父子在这出戏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三部曲里，《皮柯洛米尼父子》这一出也应该算是全剧的关键。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都已展开，矛盾冲突已充分展现。
       接下来便是悲剧的结尾：三部曲的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剧情到此，已经发展到尽头：华伦斯坦听说马克斯钟情于他的女儿，十分生气，因为他嫌马克斯出身低微，只有欧洲君王的王子才配当他的女婿。正好马克斯亲自来向华伦斯坦问个究竟。华伦斯坦发现马克斯不支持他的计划，想把他扣下。马克斯的部下官兵，赶来解救。军中哄传华伦斯坦背叛皇帝的消息，一时营中大乱。华伦斯坦被迫率家人及少数亲信离开军营，前往埃格尔城堡。历史上的华伦斯坦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锐气顿消。剧中的华伦斯坦并未认输，余威犹存。华伦斯坦虽已走上绝路，然而他到埃格尔城堡本是静候瑞典人前来接应，以便东山再起，正式和皇帝决裂，给皇帝以重创。2月24日，华伦斯坦一行人到达埃格尔城堡，城堡司令哥尔顿设宴款待华伦斯坦手下的伊洛和特尔茨基。就在瑞典人逼近之际，布特勒开始行动，先把特尔茨基和伊洛杀死在席间，然后派人在卧室里刺杀华伦斯坦。凶案发生之后，奥克塔维阿突然赶到，深责布特勒不该下此毒手，而布特勒反唇相讥，说奥克塔维阿实际上是这一凶案的主谋。这时传来皇帝诏书，擢升奥克塔维阿·皮柯洛米尼为公爵。全剧到此终结，给观众留下了深思联想、欷嘘叹息。
       华伦斯坦的性格
       现在我们不妨把关心的焦点集中在华伦斯坦身上。这位叱咤风云，可又极有争议的传奇英雄在席勒笔下究竟是个何许人物?是个有强烈历史感、使命感的人物?抑或是个叛徒，卖国贼?
       三十年战争在剧中已进入第16个年头，眼看着大好河山为长年的征战所蹂躏，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农民破产，百业皆废。人们自然会对这场战争产生疑问，对坚持战争的决策、对决策者皇帝产生疑问。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人们首先是把路易十六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变成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一个“公民”，称他为路易·卡彼。于是国王身上的一切圣光祥雾全都消失，人们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肥胖荏弱的男子，论智商不如常人，论才具也不如常人，这是大革命的极大功劳。华伦斯坦把德国皇帝费迪南也拉下神坛与自己平起平坐，把皇帝当作和他一样的人，而不是至高无上、仰之弥高的神。从人的角度来审视这位皇帝的功过、言行，指责皇帝背信弃义，不顾百姓疾苦
       将士死活，不肯停战议和，只想征战不休，以战争胜利来壮大自己实力。于是华伦斯坦在克威斯腾堡和众将军面前说出：“当然我的这根元帅的权杖是皇上授予，，但是我现在是作为帝国的统帅行使权力，，为了大家的福利，为了全国的福祉，／不再是为了扩大一个人的权利!”说出这种话的人，早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更谈不上对他惟命是从，忠贞不贰。法国革命者的榜样在前，新时代的曙光早已映照天边，华伦斯坦的态度正好反映了这新时代的意识。这几句话表达了市民的意识和个人的尊严。席勒在塑造华伦斯坦这一形象时，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市民的权利利益，已成为一时的革命口号。莱因河彼岸的邻人能发出这惊天动地的喊声，作出闻所未闻的事迹，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赋予这个具有前瞻性思想的历史人物这样先进的思想，也是情理中事。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现实，德国也不是法国，因此华伦斯坦的思想和行动之间便有巨大距离，而且思想中新旧之争也分外激烈。于是他便成为哈姆莱特式的人物，犹豫不决，思前想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研究者们发现他有双重性，态度暧昧，模棱两可。仔细分析便是先进和保守之争反映在他身上。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很难彻底摆脱旧时代加在他身上的烙印。
       纵观中外历史，中国的历代农民领袖和外国的革命人物，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同时，又为自卑感所困扰，他们的理想依然是前朝的辉煌，而被他们推翻的君王仍然是他们心仪的榜样。因此李自成、洪秀全起义成功，都忙不迭地黄袍加身，称孤道寡，登上宝座，南面为王。即便像拿破仑这样的新时代的代表人物，颁布了维护市民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法典，奠定了欧洲新秩序，也难逃加冕称帝的陈腐理想，力争建立世代相传的拿破仑王朝。拿破仑政变成功，当了执政，终身执政，便觊觎皇帝的金冠，当了法兰西的皇帝之后，又想生一个继承他皇位的储君，便嫌皇后约瑟芬不育，于是废后。然而在寻找新后之时，目光瞄准的依然是门第高贵、历史悠久的欧洲皇室，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宫廷，不是俄罗斯沙皇的女儿，便是奥地利皇帝的妹妹。19世纪初的拿破仑尚且如此，17世纪初的华伦斯坦择婿之时会摒弃自己的爱将马克斯，也就不足为奇了。华伦斯坦之所以不愿把女儿下嫁给他的爱将马克斯，是因为他总觉得自己身上草莽气太重，贵族味不浓，即使得享九五之尊，跻身于全欧大大小小的君王之列，也总感到自惭形秽。这种历史上的怪异现象，正说明了这批变成新贵的革命者的自卑感。席勒把这种自卑感赋予华伦斯坦，实在含有深意。它说明，旧势力还很强大，新时代的觉悟还较微弱，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际，衰朽的封建贵族依旧成为他们艳羡的对象，这重精神枷锁难以砸烂。
       华伦斯坦在我们面前便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他为天下苍生黎民着想，也想满足自己的野心。席勒并不想把华伦斯坦写成一个为国为民大义凛然的英雄，而是把他写成难逃时代烙印，兼有人性美德与缺陷，有血有肉的一个活人。华伦斯坦形象的高大不在于他具有异乎常人的品德，而在于他的超世俗的思想，他不拘泥于君臣礼数，也不理会臣下必须忠君、即使昏君暴君也不得违拗的这套封建道理。
       在这场皇帝和将军的斗争中，照理说华伦斯坦颇有胜算，他是在暗处，宫廷是在明处。不料有老奸巨滑的维也纳宫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华伦斯坦身边卧底的老皮柯洛米尼。此人貌似忠诚，实则奸诈。他先发制人，瓦解军心。于是华伦斯坦变成身在明处，而维也纳宫廷却躲在暗处。这暴露出华伦斯坦性格上的一大弱点：轻信。他没有想到，敌人会如此卑鄙，失信在前、阴损在后。他更没有想到，和他一同出生入死亲如兄弟的战友竟是焐在他胸口的一条毒蛇，会伺机咬噬他的心脏。
       与轻信这一人性缺点相连的却是他所拥有的人性的优点。华伦斯坦爱兵如子，他像拿破仑一样，记得一些士兵的姓名、籍贯、年龄、功绩，因为他把士兵当作人，而不是看成数字，看成棋子。他关心士兵的疾苦，不忍心让士兵无谓地送死。他理直气壮地对克威斯腾堡说：“军队令人怜悯……难道我们都不是人?”士兵也是人，这种人性的流露也表现在对马克斯的哀悼和怀念：得悉马克斯阵亡的噩耗后，他悲痛不已。野心困扰他时，他不愿择马克斯为婿，人性萌动时，他惋惜这个品德高尚，为人正直，英勇善战的青年勇士。在这英气勃勃的青年身上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为他的壮烈牺牲感到黯然神伤。这个一生戎马倥偬、貌似冷漠无情的战将拥有一颗富有人性的心灵。
       是否叛徒
       然而华伦斯坦算不算叛徒?席勒在读者心目中，一向是抗击异族统治，抗击专制暴君的斗士。为什么这个爱国诗人、革命诗人会突发奇想，把一个叛徒卖国贼作为他的煌煌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的主人公?难道席勒违背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席勒在酝酿多时之后，竟为一个叛徒立传，这似乎匪夷所思。如果把华伦斯坦的事迹放到三十年战争的德国战场上，放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上来审视，也许会有新的视角，得出新的结论。
       无论东方西方，历代封建统治总有一个“造神”、“尊神”的运动。皇帝无误，所以“圣听”、“圣谕”，臣下必须俯首帖耳，自以为非。在西方称之为“君权神授”，在东方讲究“真命天子”。只要一登上宝座，一戴上皇冠，便顿时从人变神，人人均须对他顶礼膜拜，惟命是从。然而中国封建社会虽说皇帝是天子，也并不是不能反他。“天子有道，则为天子，无道，则为仇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早在秦末，项羽便喊出“彼可取而代之”这样叛逆的口号，而历代新王朝都把这句话付诸实现。新王朝的开国君主和旧王朝的亡国之君都是“天子”，可见谁都可以成为天子，难怪俗谚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在皇袍加身，奠定新的王朝之前，有谁不被前朝视为流寇，斥为乱臣贼子?在欧洲，既然“朕即国家”，反对“朕”自然也就是“叛国分子”、“卖国贼”，这是正统的观念。1815年拿破仑兵败，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全面复辟，一切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的旧臣全都遭到迫害，全都被冠以“叛国罪”。然而时代车轮不能倒转，江河之水不能倒流，波旁王朝并不能地久天长。等到封建王朝彻底消失，这批遭流放被枪杀的革命志士，依然作为时代先驱彪柄史册。
       德国虽然也是封建制度，但是德国皇帝是由各个选帝侯选举出来的，并非“天子”。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封建正统观念在德国并不存在。德国的大小诸侯虽然尊奥地利皇帝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就是德意志帝国皇帝，但是皇权并非至高无上，宗教改革彻底动摇德国皇帝的皇权。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决定，德国境内的大小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信奉自己的宗教，天主教已不再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信仰，皇帝也就不复成为大家公认的最高元首，这三百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是个松散的联盟，皇帝也是名义多于实质。在三十年战争时，同样在德国版图内的萨克逊、勃兰登堡都和瑞典并肩作、战，对付德国皇帝，即奥地利皇帝。宗教的鸿沟使得这场战争不复是单纯的民族对抗的战争，而是17世纪的一场欧战。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合早已使德国一分为二，难道把一半德国诸侯都打成“叛国者”?
       华伦斯坦之所以背上骂名，是因为他空有新时代的意识，却未能成为德国新时代的先驱。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德国的悲剧。海涅说过，德国人只是进行宗教革命、哲学革命，未能进行政治革命。华伦斯坦的举棋不定，瞻前顾后，正好是德国革命尚未成熟的标志。他身边的人不是没有头脑的草包，便是利欲熏心的小人。像马克斯这样的青年才俊，克威斯腾堡这样的出色政客，不是对他还有保留，便是已在敌人的营垒之中。舞台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更何况道义上的顾虑心理上的障碍很难克服。于是华伦斯坦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在剧中是他迷信星象，似乎在等黄道吉日，才敢毅然发难，其实是他自己下不了决心，并非由于敌人强大，而是由于自己内心障碍太多。他的延宕，他的迟疑，并非由于生性优柔寡断，而是由于这一决定关系重大，后果严重。这位在沙场上英勇果决、用兵如神，连战连捷、智勇双全的统帅，在这件事上大失常态，原因就在于此。与敌作战一往无前，要战胜自己却举步维艰。否则，一个驰骋沙场所向披靡，不怕鏖战，屡战皆捷的常胜将军怎么可能举棋不定，坐失战机?怎么可能临战踌躇，畏首畏尾?
       1798年10月12日，《华伦斯坦的军营》在魏玛初演，1799年1月30日和4月20日，三部曲的后两部《皮柯洛米尼父子》和《华伦斯坦之死》先后在魏玛上演。这个三部曲引出了席勒古典主义的一系列剧作，直到席勒不幸逝世为止，他创作的《华伦斯坦》悲剧给读者和后世留下了深入探讨和沉思遐想的无限空间。席勒从《华伦斯坦》起便以戏剧的形式进行“审美教育”，宏扬人性的美奂，揭露非人性的丑恶。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什么?应该肯定的又是什么?读者自会得出结论，吸取教益。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