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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创立者之一尤·尼·蒂尼亚诺夫的纲领性论著《文学事实》为中心，对其以“系统位移理论”和“进化的结构原则”等建构的“动态的语言结构文学观”进行评述。蒂亚尼诺夫独特的文学观，不仅在俄国与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乌姆等“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形成了重要对照，而且也对中国文论界从基本的“文学事实”出发反思后现代语境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蒂尼亚诺夫；文学；动态；语言；结构
       英年早逝的尤·尼·蒂尼亚诺夫(1894－1943)集文学理论家、作家、翻译家于一身，被称为“伟大的研究家、至今世人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伟大的理论家”，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独特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蒂尼亚诺夫出生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医生家庭，1912年考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史系并加入C.A.维格洛夫的普希金小组，毕业后继续从事研究。1918年进入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不久成为该研究会的主将之一，主要从事文学史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又与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乌姆共同创立了“形式主义学派”。1921至1931年的十年间，他被聘为艺术史所教授讲授诗歌，还曾任共产国际法语部翻译、国家出版社校对员。1921年，蒂尼亚诺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研究著述《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23年，蒂尼亚诺夫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诗歌语义学问题》，并于1924年更名为《诗歌语言问题》出版了单行本，主要论及文学作品中部分与整体间的动态关联，诗歌和散文的功能区别，语言声音和意义的本质特征关系……科学地研究诗学语言。1929年，蒂尼亚诺夫将自己九年来的研究论述以《拟古者和创新者》为名结集出版，“对传统的种种准则提出了挑战”。
       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先锋派杂志《列夫》第二期上发表了蒂尼亚诺夫纲领性的论述《关于文学事实》。五年后，这篇文章被收入文集《拟古者和创新者》 (1929)时，蒂尼亚诺夫将其更名为《文学事实》，并增加了一句献词：“献给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文学事实》展现了蒂尼亚诺夫基本的文学思想和主要理论架构。
       正如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模仿说”和中国上古《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对文学本质这一极其形而上问题的探寻一样，蒂尼亚诺夫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如此。作为他的纲领性论著之一的《文学事实》，便直接从对“文学是什么”这一最受其重视的文学本质问题的追问开始，强调严肃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应当从这些概念开始，但是他并没有在此直接阐述这些概念，而是首先指出探讨文学本质和基本概念(体裁)的一个前提性观点：“在文学理论中，概念不仅不是基础，而且始终是进化文学事实改变的结果”，“一切对统一的静止概念的尝试都不会成功”。在此基础上，蒂尼亚诺夫提出了他的“位移”理论：体裁在位移，文学的发展是系统的位移，它从其他系统的异体和胚胎中出现以后，渐渐衰落，又变为其他系统的残余。只要回顾一下俄国文学，就会确信这一点。普希金的“史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全部革新的实质在于它的“非史诗”(这与《高加索的俘虏》是一样的)；18世纪的消遣“故事”原本是对英雄“史诗”的追求，但是也不能责怪它们的消遣性；批评界感觉到了这是对系统的某种突破。事实上这是系统的位移。因此，文学的“所有固定的静止概念为进化事实所更替”。“文学的每个理论术语必须是具体事实的具体结果……术语是具体的，概念在进化，如同文学事实本身的进化一样。”文学的发展“并非在文学的中心有一条固有的、连续的溪流在运动、在进化，而在其两旁则只游动着新的现象，不，这些新的现象代表的正是中心本身，中心则成为周边”。也只有在这样的“中心”和“周边”的结构位移中，我们才能够分析文学概念，才能够“发现基本的、最原始的文学特性在永无止境地变化”。在这些论述之后，蒂尼亚诺夫得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论点：“文学是动态的语言结构。”
       蒂尼亚诺夫的“位移”理论及其对文学本质的论述，促使批评家和理论家始终动态地、发展地看待文学理论和概念，将理论研究放在文学概念的谱系中进行，将文本批评与语境和作家的独创性结合，避免泛本质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和抽象思辨或推演的弊端。经历了后现代各种主义洗礼的我们，能够看到蒂尼亚诺夫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启发性。不过，某些后现代文论对本质主义的消解走向极端也使我们认识到，在高度重视理论和概念的变化流动的时候，不能忽视文学及其理论相对不变、相对稳定的方面。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就在于它们具备了某些决定这一艺术门类、这一学科与其他门类和学科不同的基本的特质。这些特质虽然是流动着的、变化中的，但依然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方面。如果否定这一点，文学的基本事实——长久存在并具有普适价值的事实——就不存在，文学理论就不存在，或者说成为没有任何普适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空洞的话语，理论意义和批评意义上的文学也就不存在了。蒂尼亚诺夫并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希望人们以绝对的变化性、绝对的非普适性、绝对的非本质主义的态度看待他的理论，否则他写这篇《文学事实》也就全无意义了。他没有否定文学的本质属性，而是主张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是要充分注意其“位移性”和变化性，在他看来，“我们唯有在进化中方能够分析文学‘概念’”。并且，试图透过对种种文学事实的解析去追问文学可能存在的普遍性质，文学的本质。
       首先，蒂尼亚诺夫在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体裁等艺术形式研究的阐析中，注重从史的角度去探讨，并重新审视文学的历史性；但是，在认识到历时性原则重要性的同时，他并不认同“平稳地继承”、“渐进地进行”等传统的文学动态原则。他认为，文学演变的表象和实质都“不是有规律的进化，而是跃进；不是发展，而是位移”，这样的“位移”并非线性的发展。蒂尼亚诺夫解释说，这种位移包括：1、高级史诗可能降低为消遣故事；2、文学事实与日常生活事实的更替，譬如：各种字谜在当今是种儿童游戏，属于日常生活，可是在卡拉姆辛时代，却是文学体裁；3、文学流派的更替同样如此，流派的更替不一定都是发展的、前进的而可能是后退或横向延伸的，不一定是连贯的、承前启后的，而可能是跳跃的。
       他还进一步概括道： “在任何体裁解体(分化)的时代——体裁从中心位移于周边，新的现象则从文学零碎、从它的荒僻和低级之处跃上中心的位置(这就是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谈过的‘小体裁正典化’现象)。”然而，“新现象更替了旧的，占据其位，它并不是从旧的身上‘发展’而来的，而是其更替者”。而且，并“不存在一种文学潮流对另一种文学潮流的完全更替”。“这种更替存在于另一种意
       义——主导潮流、主导体裁的更替。”这便是蒂尼亚诺夫著名的文学发展史的“新形式辩证地自生”原则——不断运动的要求引起进化，因为每一动态系统必然自动进行，于是对立的结构原则辩证地得以明确。
       “位移”这个描述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文学的演变的确有许多现象是不适于用“发展”、“继承”、“影响”、“丰富”、“提高”等语词来描绘或者判断的。蒂尼亚诺夫将线性发展理论所不能涵盖的文学演变现象囊括进来，将无规律的演变、从边缘到中心的更替、横向的延伸、衰落甚至后退的现象都纳入研究视域，因此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术语来阐释这些现象，并进而揭示能够与这些现象相对应的文学本质。“位移”说因此而产生。“位移”理论不仅扩大了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考察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外延的扩大导致了对文学内涵和属性认识的变化；因此，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动态地认识文学事实，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文学本质。不过，蒂尼亚诺夫在阐发“位移”理论时，过于绝对地否定了文学演变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影响现象和承袭现象，将它们排除在“文学事实”之外，这种绝对化造成了新的以偏概全和新的缺漏，也削弱了“位移”理论的普适性。
       文学形式是一个结构系统，这是俄国形式主义很重要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1917年发表的《作为技巧的艺术》将作品看作所有表现技巧的总和，而蒂尼亚诺夫的“动态的语言系统”则包含了体系和系统、能指和所指等的概念和内涵。正如符诺维科夫所说：
       蒂尼亚诺夫的这些概念使得研究者(读者)重视这些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主要之点——动态、语言和结构。
       蒂尼亚诺夫文学进化原则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进化的结构原则。它包含以下主要内容：1、文学作品的独特在于材料结构要素的运用，在于材料的形式(实质上是变形)。这正是人们通常对形式主义语义层面的认识。诺维科夫曾对蒂尼亚诺夫笔下的“材料”概念作过专门的关键词解析，并一一列举了蒂氏笔下“材料”的许多对应物，如形式、结构(结构元素、结构原则)、手法、风格、诗学等等。很显然，“材料”与作品的内涵及意义、语言符号的“所指”概念是一个层面，而“结构”则与作品形式、语言符号的“能指”概念为另一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密切相关，不可以相互脱离，相互对立，也不相“符合”。“结构要素和材料的相互作用会永远多样、波动、变化，以使其生机勃勃。”“结构原则——其概念总是变化着的、复杂的和进化的。”2、“在结构原则与材料相互关系间存在着最大幅度的变动和最大的变数，这是形式进化的规律之一。”文学进化中自动化的结构原则在自动化的同时生成了许多对立的结构原则。这些“新的结构原则在中心主潮分解的时代辩证地涌现出来”。蒂尼亚诺夫在这里谈到文学事实与日常生活事实的关系。在他看来，新的结构原则产生于新的、与之密切的日常生活现象之中。譬如，18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尽管已经逐渐脱离与宗教的直接联系，向世俗文学转化，诗歌创作也从模仿外国诗歌的音节诗向具有民族特点的音节重音诗过渡，并且逐渐成为其时文坛的主角，但是这种重音诗仍是承继于17世纪盛行的西方巴洛克创作风格的学院派诗。通信则只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信件更是在文学创作范畴之外。“不曾有一条使信件成为文学事实的通道和逢隙。”但是在文学的进化中，“信件以非凡的力量表现出新的结构原则：信件的词义未尽性、不完整性、隐喻、‘家庭的’小形式为针对18世纪的‘大’形式引入小零碎和修辞方法说明了理由”。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事实，使得“信件由日常生活中的公文上升到文学的最中心”，独立为规范的文学体裁，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事实。3、结构原则的“霸权主义”。结构原则试图跳出已有的“自动化”，以“陌生化”来突破固有的束缚；“试图向尽可能广阔的领域深入和扩展”。“自动化”和“陌生化”都是形式主义的重要观念。蒂尼亚诺夫在1923年完成的《诗歌语言问题》中说：艺术的自动化便是能指和所指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消失，此时艺术事实也就不存在了。雅各布森说，自动化时，事件的进程就会停止，现实的意识就会消亡……那么对形式主义者来说，后续的问题便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窘境，于是，“陌生化”就成了让形式主义者们热衷的词汇或者概念了——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等等。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乌姆、托马舍夫斯基都曾大量论述过“陌生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基本原则。到了蒂尼亚诺夫这里，用托多洛夫的话说：它则同“自动化”的概念一起像是对作为整体的文学演进过程的特殊说明了。托多洛夫甚至把蒂尼亚诺夫的理论称为“陌生化”概念发展形成的“新文学理论”。自动化、陌生化的不断更替构成了文学的发展，并且，结构原则总是“试图最终冲破文学特有的‘旧的’局限，并最终降入日常生活”。这里，蒂尼亚诺夫在“陌生化一自动化”机理作用下解释了体裁形式演变史和文学史运动，又以“文学个性”为例，深化了文学事实与日常生活事实的关系，即“作为与纯文学材料紧密相关的结构原则向日常生活现象的转化”。这样，在《文学事实》最后，他得出“文学是‘不’断的进化系统”这一结论就顺理成章了。等到1927年，他发表其另一部纲领性论著《论文学的演变》时，他的观念已经愈发明确了：
       一种事实如文学事实的存在取决于其差别性(也就是说它与文学系列的类比，或是与非文学系列的类比)，换言之，取决于它的功能。某一个时期的文学事实，在另一个时期则是普遍的语言生活现象，或者相反。一切取决于当下事实所属的文学体系。因此，杰尔查文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是生活事实；卡拉姆辛和普希金时代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则是文学事实。同样，在某一文学体系中，回忆录和日记具有文学性，而在另一种体系中，就具有非文学性。
       “语言”或言语，同样在蒂尼亚诺夫理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语言是文学最直接的物质载体，“‘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语几乎可谓文之生命了。而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的注重，使得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诗学语言学派。他们集体出版的第一个文集便是《诗的语言论集》(1916)。当时，以探讨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和类别为切入点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尚未正式成立。蒂尼亚诺夫早在《诗歌语言问题》里便分析了“作为诗歌结构因素的节奏”和“诗歌中词的意义”，阐明了诗歌语言特征、节奏和意义等诸多诗学语言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所指——“材料”进行了语言学概念上的“语言和词”的界说。在《文学事实》中，蒂尼亚诺夫则再次通过作家作品的语言阐释文学的动态进程、文学的结构原则，得出“文学正是可以体验为系统的语言系统”这样自然而然的结论，而“文学是动态的
       语言结构”更是自不待言的了。四年以后，1928年，当他在高尔基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治病时，在布拉格见到了昔日同道、莫斯科语言学小组(MJIK)的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两年前他刚刚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学会。两人计划复兴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并共同完成了论文《文学和语言学研究问题》，发表在《新列夫》(仍然由马雅可夫斯基担任主编)1928年第12期上。
       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合作的这篇强调“文学和语言科学是系统的科学”、宣称与“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决裂”的论述，讨论的既是“文学”，也是“语言”，其中可以见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是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界，它在很好地总结了形式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启了结构主义的发展。因此，当我们谈到形式主义时，蒂尼亚诺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当我们谈到结构主义时，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蒂尼亚诺夫这个名字。
       诺维科夫曾在为《20世纪俄罗斯作家》撰写的条目“蒂尼亚诺夫”中说：《文学事实》中描述了艺术现象与生活事实的现实关系，揭示了“高级”和“低级”体裁和风格的辩证作用，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大胆的回答：文学是动态的语言结构。确实，蒂尼亚诺夫的这个推论，大胆激进得近乎抛弃了文学一切的“外在”，但是仅仅从文学形式功能结构等“内在”因素的演进揭示界定文学的本质及其发展，“实际上它并未给文学的独立价值以任何的地位，而是通向两个互为补充的学科：一是语言的科学，它研究固定的语言形式但并不涉及文学的特殊性；一是历史学，它通过文学概念与其他同等概念关系的考察，说明文学这个概念在每个特定时期的内容”。这也许正是蒂尼亚诺夫没有解开的死结，然而却也是其价值所在。它透过文学对自身结构体系形式、功能材料语言等的关注使文学研究成为了一门现代学科，并对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发展变化影响至今。
       “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中，蒂尼亚诺夫作为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所走过的道路，是将艺术性和科学性进行有效结合的独特尝试。”在蒂尼亚诺夫的故乡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有以蒂尼亚诺夫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博物馆和街道，从1982年开始，这里每隔两年都会举行一次蒂尼亚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经举行了12届。《蒂尼亚诺夫文集》编辑部曾经向参加1994年“第七届蒂尼亚诺夫国际研讨会暨纪念蒂尼亚诺夫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与会者征集对有关蒂尼亚诺夫学术思想创作以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当下文论现状发展等13个问题的回答，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蒂尼亚诺夫的哪些理论(著述)对后来的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结集出版的21篇回答这些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对蒂尼亚诺夫在文学进化理论——文学动态发展观和新旧文学分支的更替理论、文学事实、作为诗歌结构因素的节奏、词语的意义、功能范畴等方面的建树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有近四分之一的作者对蒂尼亚诺夫在传记历史小说——特别是《普希金》等传记小说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天，中国文论界研究蒂尼亚诺夫的文学思想，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对我们从“文学事实”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反思相对主义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