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或者说世界范围内，了解结构主义诗学的人不会不知道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大名。1939年他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1963年来到法国研究文学，后成为法国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艺术与语言研究中心)。年少成名的托多洛夫，曾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先锋，他把俄国的形式主义介绍给西方，并且与其他学者共同在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构建结构主义诗学的大厦，与巴尔特、热奈特等人一起成为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直到今天，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上世纪60、70年代从事的语言学和叙事学理论研究(叙事学这个概念就是托多洛夫发明的)、他的专著《俄苏形式主义论文选》和《批评的批评》，以及没有翻译成汉语的《(十日谈)语法》等等。2007年10月底，托多洛夫应邀来中国讲学，在北京做了三场不同主题的讲座，刮起一阵托多洛夫旋风。今天，他的学术兴趣已经不再是叙事学或者纯文学，而是转向探讨20世纪整体的精神状态。以及个人和整体人类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笔者有幸恭听全部讲座，并且在他与北师大学生的座谈会上做了翻译。
10月21日，托多洛夫首先在“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报告《对话与独白：巴赫金与雅各布森》，对巴赫金和雅各布森的学术和生活道路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比较研究。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主要围绕小说体裁、尤其是小说中各种意识之间的对话和语言的狂欢化而展开，但是他在个人生活中，却因为政治和生活原因没有什么朋友，为了安全，他尽可能把自己隐藏在众人之中，满足于边缘化的生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对话，也不参与任何实际的狂欢。雅各布森钟情于独白的诗歌，因为诗歌不面对任何具体读者，“它不在意回答和应和，而是等待鉴赏和沉思。”在个人生活中，雅各布森却常常是各种聚会的召集人，在热闹喧嚣的酒吧里与朋友的交流常常激发他思想的火花。这两位俄罗斯思想大师的生活与学术构成了某种奇妙的对应和补充关系，他们的学术不仅仅是文字的工作，而且是生命状态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托多洛夫这样来总结他们的生活与学术思想：“雅各布森的生活，对话的、交往的、全身心面对他人的生活，恰好补充了他的独白和物化的言语和文学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补偿并照亮了他的生命。米哈伊尔·巴赫金身残而走动困难。罗曼·雅各布森斜视，视觉有碍。然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象：目盲者和身残者汇集了他们的力量，身健者支持目明者，对话的实践者为对话的理论家做出了补充。为此，应当承认，所经历的命运也产生意义。”
10月22日与10月23日，托多洛夫在社科院外文所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做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人文主义的昨日与今天》和《恶的记忆，善的向往》。这两个演讲都涉及到人文主义(humanisme)传统和伦理问题。回首20世纪，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不可思议和人类的悲剧难以承受的重量，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在现实和理论上受到了双重挑战。现实上看，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种类型的集中营似乎毁灭了人类精神进步的梦想，这标志着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并没有走在一条确定无疑、不断完善和进步的道路上；理论上看，二战以来的很多思想问题(包括托多洛夫曾参与建设的结构主义理论)都构成了人文主义的重大挑战。“人”本身是否仍应被视为一切思想和认识的源头，继续作为真理和价值的标准?许多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面对这些现实和理论问题，托多洛夫放弃了人文科学的构想，试图重新回到蒙田和卢梭等法国启蒙主义者所开辟的人文主义传统，从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善与恶的理念出发思考问题，肯定人的多面性，保持节制的理性，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过度，无论是过度的肯定还是否定。启蒙时代以后的欧洲，人文主义成为主流话语，人取代神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是这并没有消灭罪恶和杀戮，无论是殖民主义还是纳粹和前苏联的集中营，人的尊严不断被侮辱和戕害，人文主义的光芒下有着深重的阴影。托多洛夫试图消除两个致命的误解。首先，人文主义不是灵丹妙药，它并不承诺可以引导人类走向人间的天国。因为人文主义承认人的弱点，承认世界的不完美。这种承认是明智的谦虚。蒙田和卢梭等人都承认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恶和弱点，“人文主义者认为，人首先具有不确定性、潜在性、可塑性，借用孟德斯鸠的话，人的特征不在于这种或那种品质，而在于获得并失去这些品质的能力；不在于他们的稳定品行，而在于从任何初始确定性——心理的、社会的、某些时候甚至生理的确定性——中脱离出来的可能性。”这种自由既可能导向善也可能导向恶，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地球的不完美、人类的不完美。其次，人文主义不应为殖民主义背黑锅。毫无疑问，欧洲的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攫取利益和权力的时候，常常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号。“保尔·贝尔(Paul Bert)1886年被任命为印度支那的法兰西总督，在一场特别血腥的扩张战争之后，据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人权宣言贴在河内街头’。我们是否因此就把这些论据视作现钞一样的铁证呢?殖民扩张的真正动机从来都不是全人类或可以压榨的遥远民族的利益。这里，人文主义论据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情：人文主义当时的声望很佳，任何人都希望能用它为自己贴金。”这个辩护是非常有力的，我们似乎应当这样来看待举着“文明”大旗的殖民者：人文主义没有完全阻止他们的恶行，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主义，人类的历史也许更加可怕。各色人物、包括独裁者对人文主义修辞的使用，只能反映他们希望找一点美好的词语装点他们的外表，而不能说明人文主义本身是他们行为的动力。
托多洛夫认为，人文主义的三大原则是：自律、爱和相互依赖。一方面这种原则确定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也使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许多现代理论试图证明个人并没有完全掌握自身的自由，人常常处于个人的无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控制之下，人不是自己的主人。对此，托多洛夫强调：“人的自由不在于领导自己的行为，而在于认识其他不依赖于他的力量，从旁帮助把握自己的行为方向。”人不是神，他的自由不是体现在决定自己的一切，而在于可以自我认识，并为自己负责。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与民主政治是相互配合的，因为后者的基础就是人的自律(自由)和相互依赖。“因此，民主制度与人文主义思想有着亲缘关系，正如君主制度与保守思想、专制制度与乌托邦式的唯科学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关联一样。”民主政治没有主宰者，它要求人群的共同参与和建设。“人文主义价值不是创造的，而是发现的。”
从对个人的伦理观念出发，托多洛夫进而反思现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和历史政治。在《恶的记忆、善的向往》中，他分析了如下历史叙事中的四种形象：加害者、受难者、拯救者、旁观者。人们在进行历史回顾的时候常常愿意把自己摆在两种位置上：一是光荣的拯救者，二是无辜的受难者。在历史叙事中，光荣
的拯救者当然是人人欣慕的角色，然而悲惨的受难者也是众所争夺的位置。历史建构有两大类型：“歌颂我方胜利的英雄叙事和报告他们苦难的遇难叙事”。为何苦难者的形象也如此吃香?因为受害者具有申诉、抗争和索求的权利。在世界的历史政治中，这种例子实不鲜见。最典型的当属日本的二战叙事。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在美国的历史叙事中被视为向军国主义者的最后一击，而在日本的历史中，这是苦难和痛苦的标志，日本人不是二战的发动者，而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对历史的陈述在这里成为争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自我反省、提升道德的机会。
在个人记忆中，人们可能反思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恶做斗争，提高道德水准。但是，当我们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空间，就会发现，政治行为反而受所谓的“善的向往”公式的威胁。事实上，“善的向往”远比“恶的诱惑”流行得多，也因此而更危险。在政治领域，恶的行为都被包装成向善的进步，政治常常在一个抽象的乌托邦远景之下犯下血腥的罪行，并且把这些罪行所造成的苦难当作为了实现人类理想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仁慈实践与善的理论是对立的。后者全都具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把抽象而非个人置于价值的顶端。”在20世纪，用各种理论改造“新人”的理想所带来的悲剧一次次提醒骄傲的人类：“人类的苦难更经常来自对善的追求，超过了对恶的追求。善的晨曦升起之地，儿童和老人遭殃，血流成河。因此，最好放弃任何铲除恶而让善统治地球的一揽子计划。”
但是，前车之鉴却并不能保证没有后车之覆，记忆历史本身并不能保证我们会做得更好，关键是我们是否以真诚的态度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并改变人性的弱点。如果我们依然只是不断地使用各种历史修辞和策略为当前的各种利益服务的话，就没有办法避免悲剧的再次出现。在各种宣言中，我们不断重复：“此事永不再发生”、“永远记住”、“永远不忘”，但是它们还在不断发生。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历史是一种记忆，是中性的，它是否能帮助人类的完善取决于我们在它面前的态度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
托多洛夫的三次演讲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人的问题，而抛弃了抽象的思辨。在座谈会上，他在听到一个学生刻苦钻研叙事学时，对他说，只要把叙事学当一个工具就好，文学的核心价值在另外的地方。托多洛夫所讲述的不是带领潮流的新奇思想，而是古典的回归，是理论的激情之后具体的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不仅体现出学理的价值，而且勾画出他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之路。
(钱 翰)
“祝贺齐赫文院士90华诞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08年4月18日上午，“祝贺齐赫文院士90华诞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外文楼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此次座谈会由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汉学家代表、数位中国学者以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部分师生参加了座谈。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军医之家，先后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38年)和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科(1941年)，依次获得史学副博士(1945年)、史学博士(1953年)、教授(1959年)、通讯院士(1968年)和院士(1981年)等学位和学衔。同时，还被几个国家的科学院授予院士头衔。他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史学家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委员。齐赫文斯基长期在外交部任职，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驻华(1943～1950)、驻英(1953～1956)、驻日(1956～1957)外交官。1966年起，领特命全权大使衔。此外，他还长期从事外事教育工作，多次获得苏联和俄罗斯的勋章和奖章，以及国家奖金。
“祝贺齐赫文院士90华诞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外文部主任张冰，北大俄语系系主任查晓燕教授共同主持，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李明滨教授和俄罗斯孔子学会会长别列洛莫夫教授分别致辞。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曹苏玲女士在她的发言中回忆了齐赫文院士与其父——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革命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曹靖华先生的友谊。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柳若梅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陈开科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乌索夫教授、卢基扬诺夫教授、米梁纽克教授、黄立良博士后也陆续做了发言。
李明滨教授首先用了一句中国的美好赞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向院士祝寿。在发言中，李教授回忆了1987年9月访问莫斯科大学期间与齐赫文院士结识的经历，评价他为“一位谦和的长者”。在随后的书信交往中，院士对李教授所著书中的某个历史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显示了他对晚辈的关心和他作为史学家的学术眼光。
李教授对齐赫文院士的学术生涯做了简要的介绍。齐赫文一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共发表专著11部、论文500多篇。其中，《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周恩来与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三部专著构成了齐赫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三部曲”。齐赫文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也显示了他本身的学术研究的素养和功力。该书已被译成中、英、法、波兰等多种语言。1963年起，齐赫文主持编纂的多卷本文献资料《17～19世纪中俄关系：文献与资料》几十年来不断出版。同时，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俄中关系、日本近代史以及俄国汉学史，这使他成为俄国汉学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李教授指出，齐赫文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他对中国社会的亲身体验和亲自参与或见证重大事件的经历密不可分。作为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促成了苏中建交。他的名字已经和两国关系史联系在一起了。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最荣耀的经历。齐赫文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干部有过密切的接触，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和相互的信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解放军从北到南，纵横中国，至今，他还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我的一生与中国(20世纪30～90年代)》和《回到天安门》两部著作中，齐赫文描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与中国的友谊。
随后，别列洛莫夫教授用中文讲述了与齐赫文院士交往的两三事，表达了他对院士崇高人格魅力的深深敬意。他谈到，50年代他和同事们要出版一部名叫《中国与它的邻居》的著作。按照当时苏联的规定，出版这样的书必须得到上级官员的批准。当时，齐赫文在苏联外交部有着很高的地位。他看过这本书以后，并没有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将自己的名字列在主编一栏，而是实事求是地一并署上别列洛莫夫等学者的名字后出版。后来，在编纂十卷本《
中国通史》时，年事已高的齐赫文对他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齐赫文作为学术前辈，在百忙之中耐心地阅读他的著作，并细心地对他进行了指
导，这让别列洛莫夫受益匪浅。
曹苏玲女士用平实的语言回忆了齐赫文院士与她父亲曹靖华先生长达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她说，齐赫文院士和曹靖华教授的初次交往是在1943年的重庆，当时曹靖华先生在苏联使馆开办的中文训练班担任教员。齐赫文院士在回忆录里对曹靖华先生的敬业精神、文化修养以及人格魅力予以了高度评价。他们二人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结成了忘年交，每次见面，都有很多话题。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齐赫文院士曾非常担心曹先生的安危，他和他的汉学家同事们在莫斯科为曹老举办了75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曹先生去世后，1989年，齐赫文院士以苏中友协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莫斯科友谊之家”举行了纪念曹老的活动，并始终对友人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予以热情的关心和帮助。这一切都使曹苏玲女士非常感动。
柳若梅女士回忆了200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60周年校庆时，年逾八旬的齐赫文院士参加《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景。齐赫文院士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他对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他在参观了图书馆、资料室及汉学家工作室以后，对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当时，柳若梅女士初涉俄罗斯汉学，院士耐心地向她介绍国际汉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国际汉学领域在俄罗斯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希望她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并提出了许多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性意见。这使柳若梅女士受益匪浅。她衷心希望中俄友谊的建设者——齐赫文院士健康长寿。
陈开科博士从三个方面讲述了对齐赫文院士的印象。他认为，外国汉学家要想在中国得到承认是非常困难的，而齐赫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以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几代中国学者的肯定。陈开科同时还对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陈开科讲述了著名学者刘大年教授与齐赫文院士的交往经历，称齐赫文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学者。最后，陈开科回忆起当年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见到齐赫文的情景。老人精神矍铄，精力充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俄罗斯学者乌索夫在发言中谈到，年近90的齐赫文院士为参加多位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纪念活动，亲自查阅档案，准备大会发言。他还讲述了1949年时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齐赫文在北平开展的外交活动。他代表苏联政府参与了与傅作义将军的谈判，并达成互信，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卢基扬诺夫教授从汉学翻译的角度论述了齐赫文院士在其著作中多次涉及的课题——“大同”和“小康”，指出“小康”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重意义。所以在向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介绍这些概念时，应该继承齐赫文院士的理论成果和思维方法，从文化传统、历史演进等多个角度对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诠释，这样才会让世界人民更清楚地明白其内涵，了解中国的“真正的文明”。
米梁纽克教授回忆25年前初读齐赫文院士的著作，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向齐赫文院士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希望他健康长寿。
黄立良博士后称齐赫文院士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学术研究为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参加了今年3月24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一楼中国厅由齐赫文亲自主持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年大会”。90高龄的老人除了经常不辞辛苦地参加类似的纪念活动以外，还亲自主持编纂浩大的十卷本《
中国通史》，将史书的历史跨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去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中，黄立良也吸取了老前辈学术研究的精髓。
与会代表从学术研究、外交工作和私人交往等多个方面对齐赫文院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展现了他严谨的学术精神、杰出的外交才能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李明滨教授提议将本次会议上的发言收集整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的杂志上辟专栏发表，以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
(夏 雨 张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