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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荷马史诗最初在颂诗人之间口头流传，但在荷马时代可能就已经有写本了。荷马史诗传入雅典之后成为奥林匹亚赛会的助兴活动，也逐渐成为贵族子弟的教材，此时所留下的城邦抄本和私人抄本就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编篡、增删的底本，经过此次大规模的校订，泽被万世的荷马史诗文本就成了。
       关键词　荷马史诗　颂诗人　亚历山大里亚　文本　阿里斯塔库斯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荷马史诗，其母本是中世纪的抄本，而中世纪的抄本又来自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编篡，再往前就缺少足够的证据而只能猜测了。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亚历山大里亚之前虽有零星史料，但尚不足以说明荷马史诗已然成书。于是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编篡依据何在?或者问：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在荷马之后如何流传?
       公元前6世纪荷马史诗在希腊地区更为流传，在欣逢盛会的过程中，得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编纂。到了古典时期，希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荷马史诗广为流传，私人抄本大量出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编排荷马史诗，每个人都是编辑，大家各自为政。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荷马史诗在希腊地区算是“畅销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人对史诗的引用各有出入，由此可见当时荷马史诗版本繁多，可谓盛极一时。后来出土的莎草纸文献也说明人们争相抄录，竞相朗诵，互相比赛。
       据说最早把荷马史诗“引入”希腊本土的是斯巴达古典政体的创始人吕库戈斯(Lycurgus)，然后再传到雅典，当时的僭主佩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os)或他儿子希帕库(Hipparchus)立法规定在泛雅典娜节上朗诵，还有人说这是梭伦立的法。他们认为，“荷马是一位如此高贵的诗人，于是制定了一条法律，在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节上由颂诗人朗诵，而且只能朗诵他的诗歌。”据柏拉图说，“希帕库是佩西斯特拉托斯最聪明的儿子，他的智慧体现在很多好事上，尤其是他把荷马史诗引入了这片土地上，并强迫颂诗人在泛雅典娜赛会上一个接一个地朗诵这些史诗，就像今天仍在进行着的那样。”在希腊本土的重要赛会上引入荷马史诗，的确是再聪明不过的事情了，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也受益无穷。第欧根尼·拉尔修则把这笔功劳算到了梭伦头上，“他(指梭伦——本文作者)还规定，对荷马的公开诵读应当按照固定的次序进行，第二个诵读者必须从第一个诵读者停止的地方开始。因此……就解释荷马而言，梭伦比佩西斯特拉托斯做得更多”。
       不管是谁最先制定上述法律，有一点是肯定的：荷马史诗已经家喻户晓。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柏拉图所说的“引入”。一般的观点认为，所谓“引入”，当然不是向小亚细亚某个地方(比如“荷马之子”所在的开俄斯)的出版社购买版权和“书籍”，而是说把荷马史诗引入到希腊最大的节日中去，制定法律“罢黜百家，独尊荷马”。在佩西斯特拉托斯之前，希腊地区的居民(至少王公贵族)早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6世纪初期就熟悉荷马史诗了。
       荷马史诗进入全希腊，成为颂诗人赛诗的唯一标准“本”，从赫拉克利特对独尊荷马的批评中，亦见得荷马的地位——赫拉克利特说“应该把荷马从竞赛中赶出去，还应该鞭打他”(残篇42)。抛开“哲学与诗歌的这一古老论争”(柏拉图语)，不讨论荷马与赫拉克利特谁对谁错，我们从这种法定的赛事中却看到了文献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实物，只能说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一场严肃的比赛中，必然有确实可靠的输赢依据，颂诗人的接力赛很可能靠抄本来判断对错输赢。“在佩西斯特拉托斯王朝的泛雅典娜节的节目单中引入荷马史诗朗诵，很快就会让人觉得需要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文本——如果竞赛要顺利搞下去的话。”赛诗必有诗稿，朗诵当是“照本宣科”，大家要共同认可文本，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对文本进行编纂加工，难怪西塞罗认为：“据说就是这位佩西斯特拉托斯，曾经首先把先前散乱地流传的荷马史诗安排成我们现在阅读的样子。”
       荷马史诗的成书和流传对希腊人的教育作出了独特贡献，反过来说，我们从当时的教育状况中也能大体看出荷马史诗在希腊古典时期就已经成书，且流布极广，殷实人家欲诗书继世者，必藏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据说科洛丰的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 of Colophon)是第一个制作荷马史诗文本的人，他还给文本加上了导论和词汇表。亚里士多德也曾给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做过一册《伊利亚特》，并给他讲过荷马史诗。
       克塞诺芬尼对荷马大为光火，兴许就因为“从一开始以来，所有人都跟着荷马学”(残篇10.2)。在研究者看来，克塞诺芬尼这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指荷马史诗乃是教科书，正如‘从一开始’所示，其为教科书的历史之悠久，任人想象。即便只有大地方的贵族子弟的老师才有史诗的写本(或其部分)，抄本的生产也必定早就开始了”。荷马史诗在希腊教育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这是公认的事实，据说有的老师因为没有荷马史诗的抄本而遭人大加诟病。从公元前7世纪以降直至今日，荷马养育了千千万万人的灵魂，上至柏拉图，下至耶格尔，对此都是铭感有加。
       从1963年出版的埃及莎草文献来看，也能够了解到荷马史诗的流传情况。这次集中出版的文献涉及到1596部书的碎片和残篇，其作者大多可考。其中约有一半是《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抄件或对它们的评论(而前者与后者的比例是3:1)，其次是演说家德谟斯特涅83件，欧里庇得斯77件，赫西俄德72件，柏拉图仅42件，亚里士多德才8件。研究者认为，这些书册数字虽然是亚历山大里亚之后的文献状况，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也可以视为整个希腊世界相当典型的情况。因此如果希腊人拥有书籍(即莎草纸卷)的话，很可能就是藏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根据上古文教流变的通例，我们大体可以猜想，荷马史诗最初是贵族子弟的教材，有如我国的“六经”。颂诗人也只向达官贵人朗诵荷马史诗，因此(因为)荷马史诗乃是宫廷诗歌(court poetry)，颂诗人移花接木、添油加醋、转弯抹角来歌颂“恩主”或“今上”。最初，荷马史诗是上流社会打发时间的“诗词歌赋”、教育孩子的“古文观止”、军事统帅的“荷子兵法”和君南面者的“资治通鉴”。
       后来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自由民才慢慢有幸欣赏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才真正做到“泽被苍生”，据色诺芬说在他那个时代，雅典经常见得到熟记荷马史诗于心的颂诗人到处朗诵(《会饮》Ⅲ.6)。官失其守之后，王官之学一变而为平民之学，这种文化下移现象在世界各国文明史上乃是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史诗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即兴而作到死记硬背，从配乐吟唱到无乐朗诵，从王
       谢堂前到寻常百姓。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荷马史诗，其最早的印刷全本是10或11世纪的Laurentianus本，而这个标准本的母本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所编定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公元前3世纪编本的整体模样，但从大量的残篇断简来看，那个编本与中世纪的版本没有多大不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荷马史诗也没有实质性差别。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荷马史诗史上占据着非常关键的位置，它的承上启下之历史功绩体现在收集各国编本，并根据当时的图书编纂体例为后世弄出了荷马史诗的“定本”。
       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不可能白手起家，他们必须有所依托、有所宗奉。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前，荷马史诗就有各式各样的抄本，如前所述，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可能经过了一次初步的、不太成功的校订，但“我们必须把这种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校订本看作是所有荷马史诗抄本的原始稿本(archetype)”。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私人藏书，尤其是学者、教师和颂诗人自己编校过的抄本，二是各个城邦钦定的抄本。
       也就是说，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前，人们已经对荷马史诗下了很多功夫，其中就有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小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the Younger)和特阿格勒斯(Theagenes)等。这些订正都是些散兵游勇的私人行为，而城邦抄本则是亚历山大里亚之前的“正规军”所为，其主力当然是雅典人，而且当时的权威本很可能就出自雅典高人之手。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文学家在编校时，经常提到当时的各城邦底稿(city-manuscripts或city-editions)，如Marseilles稿、Sinope稿等等。
       我们不可能也不希望能找出荷马史诗的原本(Ur-text)——“原本说”正是荷马的批评者否认荷马史诗时所祭起的重要法宝，但至少在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开始正式编纂的时代，他们手上肯定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在他们看来较为“权威”的版本。从校雠学的常识推断，集校者必定依据某种较权威、较完整、较可信的本子为底本，然后参考其他编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互释互训。
       现在通行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自都是24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种分卷模式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所为：希腊文共有24个字母，他们就把这两部史诗分成同样多的卷数。但这个说法渐渐受到怀疑，现在差不多已被推翻，至少分卷的工作在亚历山大里亚之前就开始了。从各卷篇幅相差悬殊，以及分割之不恰当来看，现有的分卷模式当非更为理性、更为专业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编辑家所为。
       当时的荷马史诗可谓花样百出、鱼龙混杂，让人莫衷一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以弗所的芝诺多德(Zenodotus of Ephesus)，以及他的弟子拜占庭的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不是同名的雅典喜剧作家)和再传弟子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奉命编纂荷马史诗，后者被西塞罗和贺拉斯视为荷马史诗最权威的专家，后世的通行本(vulgate)就是阿里斯塔库斯所纂。这师徒三代人(当然还有其他助手)在荷马史诗的编纂上花费了许多精力，首先要搜集抄本，其次要判断其品相，择其优秀者为底本，然后做一番因革损益的功夫，最终方塑成荷马史诗的“金身”。
       具体而言，他们的编纂工作主要有“增”和“删”两个方面。
       先说“增”。据专家对勘分析，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从他们对自己语言的感情出发，归纳当时整个文学领域的情况，对诗卷作出很多简短的增补。同时，他们还在旁边用符号予以注明，并在自己的评注中说明增补的理由。
       再说“删”。他们认为史诗中有疑问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就在旁边打上“剑号”(obelos)。此外，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有伤风化、有违祖训、有损令名的诗句，还可能做了大胆的删节。“例如，《伊利亚特》9.458—461的腓尼克斯故事讲一个英雄想谋杀自己的父亲，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说阿里斯塔库斯因为这段诗歌有悖人伦而‘在恐惧中’把他们删去了。”这是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当然，现在的荷马史诗中还有这段“大逆不道”的话。
       对于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编纂工作，后世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赞赏者认为他们忠实于“原著”，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较好地传递了此前数百年的编纂和研究的成果；批评者认为他们作为语文学家，受到专业的限制，有成功也有失败，不足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眼睛只盯住琐屑短订的小地方，缺乏高屋建瓴的大眼界。受现代思潮污染的学者更是以佩西斯特拉托斯和阿里斯塔库斯的增删为借口，拒不承认荷马史诗的合法性。在这种自以为是的荷马子孙看来，荷马史诗本身就是大杂烩拼凑起来的东西，再加上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篡乱，就更不是回事了。
       但大多数学者对阿里斯塔库斯等人的工作还是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态度严肃，方法严谨，因而可信。编纂者并没有随意切割文本，他们只是把为数不多的绝对明白无误的错桀删除掉，而对于稍有疑问的地方，就打上记号或加上括号。他们并没有“制造”《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恐怕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能力。托·艾伦(T.W.Allen)详细统计并分析了现存的莎草文献，也认为阿里斯塔库斯对文本并没有做出过头的工作(甚至对通行本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默雷则认为：“他(按指阿里斯塔库斯)和任何人都始终未曾施以真正巨大的影响。他没有作过蛮横的修改，相反，他很少或从不单凭臆测来加以‘订正’，虽在许多诗句上作了标记，认为属于伪造，但并没有把它们删去。”更为可贵的是，阿里斯塔库斯等人不是凭一己之想当然去胡编乱造，而是在荷马史诗内部进行对勘，然后互证互校，为此不惜前后重复。因此，从总体上说，阿里斯塔库斯并没有“篡乱经籍”。
       平心而论，荷马史诗不可能原封不动传到我们手上。以为荷马史诗就是荷马本人留下的那个样子，这种看法只能是一种信条。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有增有减，甚至在很多方面也难免有所损耗，这些“损失”都可以看作合理的能耗，但似乎仍然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伟大。更何况经典的流传与一般书籍的流传情况大不一样，“死海古卷”与教会认可的《圣经》权威本，即便从宗教的眼光来看，其差别也非常小。经典的流传之所以非常忠实，原因就在于人们总会用一种崇敬而神圣的眼光来看待经籍。
       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就荷马史诗的编纂而言，如下评价不失为公允持平之论：“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不是要给这个传统强加一个无非出自专家之手的版本，而是要对不必要的材料进行总体性的清洗(purge)，并且增加那种能够(为荷马史诗)提供永久保护的知识。”仅仅就文献编纂而言，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可谓“一劳永逸”，后来中世纪的版本和现代人的编本与阿里斯塔库斯集校的通行本也相差无几。
       荷马之后数世纪的流传和编纂过程，大体上还是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荷马史诗一步步上升为国家宗教的经典，同时一步步下降为千家万户的文教基石，为数千年的诗艺风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序曲，造就了古希腊黄金时期文史哲的优美华章，余音绕梁，千载犹响，一路灌溉之下，人类的心灵才总有茵茵碧草离离而生，各种“文艺复兴”次第来临。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