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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外哥特小说批评历经240余年的酝酿、发酵和膨胀，最终爆发成了一个批评话语的狂欢之场。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边缘化阶段(1764—1920)、合法化阶段(1920—1970)和批评视角多元化阶段(1970至今)。鉴于国内英国哥特小说系统研究的稀缺状况，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背景加以仔细梳理，可以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一个较高的研究起点，以避免低层次的简单重复。
       关键词　英国　哥特小说　边缘化　合法化　多元化
       “哥特小说”原本是一个受到严格历史限定和地域限定的名词，它专指1764—1820年的英国哥特小说。其上限是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A Gothic Story，1764)的问世，下限则是作为“终结者”出现的马图林的《漫游者梅尔莫斯》。通常，这类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恐怖和悬念，以阴暗古老的城堡或修道院为背景。然而，当现在人们谈论这个名词时，首先要谈的却是它那臭名昭著的不可定义性。“穿过20世纪晚期，现在进入21世纪，评论家们对于滑不溜手的哥特文类边界所表现出的焦虑不断增长。”哥特小说的内涵不断地在时限上和地域上越出自身的界限。当前研究界对英国哥特小说的范围较为认同的说法大致是：从广义上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复兴。第一次即18世纪末的英国哥特小说，第二次是19世纪末以史蒂芬生的《化身博士》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哥特小说，第三次则是出现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斯蒂芬·金的《撒冷镇》为代表的一批当代恐怖小说。
       哥特小说内涵膨胀的过程也正是哥特小说批评话语膨胀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批评话语膨胀的需要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被搜罗进了哥特小说的研究领域。至今已历经了240余年发酵、膨胀的哥特小说批评最终爆炸成了一个狂欢场。这是个呈现出鲜明的阶段化特征的过程。
       一、边缘化阶段(1764—1920)
       在18世纪末，我们现在将其称为“哥特”的那些小说还处于不同的小说类别名称之下，如“现代罗曼司”(modem romance)、“德国派”(the German school)、“恐怖派”(theterrorist school)，等等。但对于这一类小说的批评和评价却已经开始了。
       当时对哥特小说的反应和评价来自四类人群，即普通大众读者、书商、作家与职业文学评论者。不同的人群对它的反应不尽相同：它“在吸引读者方面所向披靡”，但“这个文类及其毫无独创性的模式却从未引起过知识界的尊重”，在道德上也屡受抨击。虽然批评者把哥特小说“打发到大众娱乐的边缘地带”，但书商、读者和作家“却不断地发现哥特小说是个富于创造性潜力的领域”，它成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最早的文学受益者和牺牲品。
       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后两类人的评价更值得探究。
       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对哥特小说的反应相当矛盾。他们一面对哥特小说口诛笔伐，表现出对它的轻视和敌意，如柯尔律治的哥特小说评论(1794—1798)、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撰写的序言(1800)、拜伦勋爵的《英国吟游诗人与苏格兰评论者》(1809)等等；一面又有意无意地将哥特式因素引入自己的创作，如：柯尔律治的《克里斯塔贝尔》(1797—1800)和《古舟子咏》(1797—1798)受哥特风格的影响显而易见，华兹华斯在《哥特故事断片》(1797)、《边民》中对哥特式主题和激情的嗜好无法遮盖，在拜伦的《曼弗雷德》和其他诗歌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僧侣》的痕迹，雪莱的文学生涯直接始于哥特小说，济慈创作的《伊莎贝拉》、《圣阿格妮斯节前夜》和《圣马克节前夜》简直就是以诗歌形式叙述的哥特故事。这种矛盾的态度也许与诗人们对文学审美规律的敏感把握有关，柯尔律治曾说：“在文学的兴起和衰落之际，可怕的事物和超自然的事物总是能够抓住大众的口味。只有在人们处于欲望没有觉醒的迟钝状态和欲望已然枯竭时，才会需要最强有力的刺激物。”
       而在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者笔下，对哥特小说及其作者的揶揄随处可见。如亨利·比尔斯在《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史》(1899)中，轻蔑地说沃波尔是“无聊鼠辈”。他那无可救药的肤浅，半吊子作风和没正经，使他所有的聪敏才思在遇到《奥特朗托堡》这样一个题目上时毫无用处。
       对哥特小说文学技巧方面的全面且正面的评价是从司各特开始的。他作为作家和评论家对沃波尔、拉德克利夫夫人、马图林等重要英国哥特小说家及其作品都发表过意见，在评论中他坦诚地赞美了这批作品的原创性，分析了恐惧感对于哥特小说的重要性，因此，有批评者称他成功地完成了为哥特小说争取“合法地位”的任务。
       另外，在这一阶段哥特小说美学的问题也已经开始得到关注。安娜·拉蒂西亚·艾金的一篇名为《论源于恐怖客体的愉悦》(1773)的文章，认为《奥特朗托堡》运用了一种“恐怖加惊奇”的“混合型恐怖”，是“一次适合于哥特罗曼式文类的、勇敢的现代尝试”；该文还指出，恐怖读物的阅读经验不同于真正被吓住的经验，前者可以引发一种愉悦的感觉，后者则不能。“激情和幻想共同作用”，可以“将灵魂提升到最兴奋的状态”。这显然是受伯克崇高论(Burkean Sublime)影响的结果。
       总体来看，虽然这一时期主流知识界大多采取道德的、宗教的标准，对哥特小说主要持贬抑的、挞伐的态度，但读者和作家却从中发现了新鲜的审美特征。
       二、合法化阶段(1920—1970)
       1920年代到1970年代，是批评者试图使哥特小说批评不断趋向合法化的时期。这一合法化进程首先体现在哥特小说批评为建构和重新评价哥特小说这一文类所进行的努力上。
       虽然“哥特小说”这一名称最早得名于沃波尔的《奥特朗托堡：一个哥特式故事》，但真正把它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写作类别名称，则得力于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实践。大量资料证明，文学评论界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于18世纪末期小说又重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最早是1921年伊迪斯·伯克海德(Edith Birkhead)的《恐怖传奇》(The Tale of Terror：A study of the Gothic Romance，1921)，从圣经故事开始，对哥特罗曼司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史进行了简单的追溯。埃诺·雷罗(Eino Railo)的《闹鬼的城堡》(The Haunted Castle：A Study of the Gothic Romance，1927)，对哥特小说所进行的描述则是通过主题和背景的分类研究完成的。J.M.S.汤普金斯(J.M.S.Tompkins)在
       其《1770—1800的英国通俗小说》(The Popular Novel in England 1770—1800，1932)一文中，对1770至1800这30年间英国哥特小说的历史语境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展示。尤为突出的是，她从小说形式发展史的角度描述并分析了哥特小说的情节机制的必要性。蒙塔古·萨默斯(Montague Summers)的论著《哥特探索》(The Gothic Quest，1938)给人的总体印象不过是一本包罗了许多甚至已经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哥特小说的详尽书目，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哥特小说与政治术语联系起来，一反前人对它的“通俗文学”的评价，认为它从文学形态上来看，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并将其称为“文学的贵族”；而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的《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1927)，作为一部出自作家笔下的论著，虽然不如前几部那样学术味浓厚，但著者却凭借自身作为一位恐怖小说作者的敏感，除了对英美和欧洲大陆的哥特小说创作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外，还将哥特传统延伸到了19世纪末柯南·道尔、威尔斯、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等人的相关作品。可以说，正是这一批研究成果首先认识到了此类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并为它们贴上了“哥特式”的标签，从而为日后哥特小说作为具有整体性特点的类属研究做好了铺垫，虽然在他们这里，对文本和文本的深层意义的深入分析尚未真正开始。
       其次，合法化进程还体现在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的批评手段对哥特小说研究的正式介入，这使得哥特小说批评开始摆脱早期印象式批评的粗枝大叶和主观随意，并赋予了研究对象以意义上的深度。诚如瓦尔马所言，“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超现实主义重新发现了哥特小说的价值”。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极大地启发了哥特小说批评。1917年，弗洛伊德在其同名论文中对“诡异”(the uncanny)这一本应属于美学领域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和探讨，并通过它直接对哥特小说的恐怖效果的心理根源进行了考察。他主要以霍夫曼的哥特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双重人格”主题为例，再辅以谢林关于“unheimlich”一词的词源学意义上的解释，证明了“内心深处感到熟悉的，遭到压抑而后又从压抑中回归”的东西是令人感到诡异的。之后，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受其启发，在其名为《超现实主义的领域而非新领域》(Limits Not Frontiers D厂Surrealism，1938)的文章中，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将哥特小说中的紧张焦虑解释为爱欲(Eros)和“死本能”(Death Instinct)之间的矛盾挣扎。
       上述批评成果主要产生在20—30年代。由于哥特小说模式雷同而在文本形式上乏善可陈，因此无法为新批评的实践者们提供合适的精彩材料，其后的30余年，基本上是哥特小说研究的一个间歇期。瓦尔马(Devendra P.Varma)的《哥特烈焰》 (The Gothic Flame，1957)是其间硕果仅存的一部论著，它基本上是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并没有提出更多新的观点。
       三、多元化阶段(1970至今)
       1970年代至今哥特小说批评摆脱了新批评的束缚，其触角开始全方位伸展。乔纳森·卡勒曾说，文学批评大约自1970年代开始“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话语：语言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哥特小说的批评家们通过运用上述各种手段，重新审视处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等种种语境之中的哥特小说，从而使哥特小说摆脱了边缘文类的地位，进入了主流学术批评的中心视野。因此可以说，这是哥特小说批评的视角多元化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做个大致的归类。
       第一类是对哥特小说的哲学一美学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了批评者对这一问题兴趣的回归。但也许是由于弗洛伊德向哥特美学领域的涉足，哥特美学从此与精神分析就有了牵扯不清的联系。特里·赫勒(Terry Heller)的《恐怖的喜悦》 (The Delights of Terror：An Aesthetics of the Tale of Terror，1987)以伊瑟尔的读者关系理论和英伽登的现象学开始，以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结束，探讨了哥特小说、乃至恐怖小说的阅读效果。安德鲁·斯密斯(Andrew Smith)的《哥特激进主义：19世纪的文学、哲学与心理分析》(Gothic Radicalism，2000)分析了伯克的“崇高”与弗洛伊德的“诡异”在哥特话语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而人的主体性又从中得到了怎样的表现。在哥特小说研究中，美学和精神分析学所表现出的紧密交织状态，让我们甚至无法明确区分这些研究的归属。对这一现象，维杰·米什拉在《哥特式崇高》中解释道：“这大体上是由于文学哥特将一种形而上转换成了一种心理学。”
       第二类是在前一阶段就已经得到重视的精神分析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将哥特小说作为一种幻想文学，认为它展示了受到现代文化压抑的欲望。诚如庞特所言，“对精神分析批评而言，哥特小说已被证明是天赐之物，而且其原因也不难理解”。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哥特小说研究中，单纯的精神分析批评的成果并不多。
       一方面，精神分析学说继续被有意识地用来强调哥特小说对时间和地点的超越，以及对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的超越。如：马多夫以刘易斯的《僧侣》为例，指出“哥特小说对残暴行为的描写实际上描绘的是被压抑的灵魂，与时间或地点无关”，它表现了“潜意识的强大生命”。帕特里克·戴将哥特小说视为对“特定历史观念的拒绝”，并认为该文类“通过……将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转换为幻想的某些组成部分”，“确证了梦幻的作用并使其形式化”，是存在于历史之外的“一个永恒的真实”。对安·豪厄斯而言，哥特小说“将目光从现时和此在移开，并移入过去或遥远的国度”。
       另一方面，不少批评者将精神分析批评与历史、政治、美学等批评视角结合起来。例如，鉴于“‘被压抑者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先前被意识所排斥的任何事物的出现，是哥特叙事作品的根本推动力”这样一个基本共识，瓦尔丁·克莱门茨结合文本及其历史语境，对几部重要的哥特小说的具体恐怖根源进行了探究。玛吉·基尔戈曾说：“精神分析学运用其关于潜在现实的理论，通过将哥特小说视为对一直为习惯、自觉意志、以及个体或社会的压抑力量所掩埋的个体或其文化的私密生活的揭露，帮助它获得了一种新的‘深刻性’。”之所以强调其“新”，就是因为它对
       文学外部社会因素的重新重视。
       另外，随着精神分析批评方面本身的发展，批评者们开始了将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哥特小说批评的尝试。如姆拉登·多拉在《拉康与诡异》中，以《弗兰肯斯坦》为例，将弗洛伊德的作为“死亡的预兆”出现的“另一个自我”——即那个怪物——解释为拉康所谓“实在”(the real)在“想象”(the imaginary)中的在场所引发的焦虑症状。
       第三类则是意识形态研究，即将哥特小说读解为某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神话。当然批评者的政治立场不同，其批评对象被剖示出来的政治意义也不同。
       立场之一，也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将哥特小说读解为性别政治文本的观点。早前伯克海德和雷罗在描述哥特小说时就已引入了性别的观念。伯克海德称沃波尔为哥特小说之父，而拉德克利夫则是“将哥特传奇从其早期的死亡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养育了它的母亲。同样地，雷罗也将沃波尔比作是哥特小说文类的父亲，尽管这位父亲在没有确认作品获得成功之前，“试图隐瞒他的父亲身份”。不同的是，他认为克拉拉·里芙(Clara Reeve)才是那个“在沃波尔的框架中……注入最初的女性感受力的活力因素”的人。而拉德克利夫，在他的眼中，则被认定是由沃波尔和里芙所分别代表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的混合体。这些论述成为后来的哥特小说性别批评的滥觞。
       哥特小说对于女性主义批评似乎有着天生的吸引力。70年代，女性主义在崛起之初，就把哥特小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如埃伦·莫尔的《文学女性》，其突出之处在于她提出了在哥特小说作家中存在一个女作家的序列，其中包括玛丽·雪莱、夏洛蒂·勃朗特、麦卡勒斯等，并且明确指出“女性哥特”是哥特小说中的一个独特亚类，它表达了女性自己的恐惧。她认为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描绘了男性对“新生命的厌恶”，小说中充满了“围绕着出生及其后果的、关于罪行、恐惧和逃跑的戏剧性事件”。《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则指出《简·爱》表达了“通过有策略的对自我、艺术和社会的重新界定，来对抗社会和文学的束缚，以求获得自由的女性欲望”。另外，像P.M.斯巴克、伊莱恩·肖瓦尔特、贝蒂·罗伯兹、安妮·杜迪等，都集中讨论了哥特小说中的一组标志性意象——受困与逃脱，并指出它们是对狭隘的社会、性和作者角色中所存在的、突出的女性问题的有针对性的描述。此间，此类批评的范围还仅限于女性作家的哥特小说创作，其主要意图集中在构建女性身份，以及确立属于女性作家读者群并远离主流男性传统的文学边界。
       80年代末以后，女性主义哥特小说批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女性主义批评者们也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学的、社会的、历史的多重视角。例如，M.A.玛茜在《以爱的名义：妇女、受虐狂，与哥特小说》中将女性身份与精神分析学中的受虐狂概念联系在一起。她强调，女性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不是一种自然天生的情感状态，女性成为受虐狂，是“长期的、各种成功的文化训练的结果”。她还认为，“只要造成受虐狂的精神创作仍然存在——只要西方文化的性别定位依然存在——哥特小说就会一直存在。”A.L.霍维勒在《哥特女性主义：从夏洛特·史密斯到勃朗特姐妹的女性职业化》中将传统女性批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指出哥特小说作为文本，其内在意图更多的是教女性如何拥有得体的女性气质，而不是反映女性的经历。因为哥特小说中的女主角伪装成腐朽男权社会压迫下的无可指摘的受害者的同时，又运用消极，挑衅和受虐狂的策略来达到战胜男权制度的目的。这种“通过伪装和展示弱点”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即为霍维勒所说的“哥特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批评者们在关注女作家创作的同时，也将批评触角伸向男性作家，如塔马·赫勒的《死亡的秘密：威尔基·科林斯和女性哥特》将视线移到了女性作家创作以外的领域。她分析了这位男性作家如何运用“女性哥特”来“创作关于维多利亚文化中权力和权威的——文学的、家庭的、政治的——形式的叙事作品”。她提出，女性哥特本身，是运用疏离和浪漫主义陌生化的技巧对家庭生活和家庭的揭露而非认可，即通过哥特形式中熟悉的家庭生活情形，使我们了解家是一座牢狱：在其中，无助的女性任凭男性家长权威的摆布。艾莉森·米尔班克(Alison Milbank)的《属于房子的女儿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小说模式》(Daughters of the House，1992)也分析了男作家对女性哥特小说模式的移用问题。
       与此同时，哥特小说中的男性问题也日益得到关注。继克拉夫特、哈格蒂等人对哥特文本中的男同性恋问题进行了探讨之后，辛迪·亨德肖特的《男性气质中的兽性与哥特小说》将讨论的焦点放在了哥特小说文本对异性恋男子气是如何处理和表现的问题上。她发现，在哥特小说中男性缺乏男子气的意象的反复出现，解构了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特殊层面的、稳定而完整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概念。∞2004年安德鲁·史密斯的最新力作《维多利亚时期的魔鬼：医学、男子气与世纪末哥特小说》出版。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小说文本以及当时的医学、性学文献的细读，进一步考察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与“疾病、衰退和性欲倒错”发生联系的渐进过程。
       立场之二，是将哥特小说作为阶级政治的文本来进行解读。批评者发觉资产阶级与哥特小说的几乎同时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罗纳德·鲍尔森用政治术语对哥特小说中的传统因素进行了解码。他这样写道：“到《尤多弗的秘密》出版时(1794)，城堡、监狱、暴君和敏感的年轻姑娘所表达的意义就不可能再单纯了：通过法国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作者注)，他们都已经变得意义深奥微妙。”戴维·庞特则是从整体上把哥特小说读解为一个“物质主义”的文类，一种出’现于“当中产阶级……开始试图去理解他们自身上升的历史状况”的阶段的分析性文学。在庞特看来，哥特作品迫切地暴露了处于工业化和社会急速变化的时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支配权性质的恐惧和焦虑，回归到家世、继承以及财产的变更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以偏执狂、控制和非正义为主要母题，以理解费解之事、禁忌和非理性为主要任务的文学作品得以出现，是无需讶异的。”这显然是庞特天才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融会贯通的结果。特里·洛维尔进一步指出，哥特小说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优柔寡断，暴露了隐藏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冲突，以及道德与美学、工作与愉悦之间的冲突。而克里斯·鲍迪克的《在弗兰肯斯坦的阴影之下：神话、畸形与19世纪创作》(1987)则探讨了这一具体文本中的弗兰肯斯坦神话是如何成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们“恐慌的真正原因”的。
       立场之三，是将哥特小说视为后殖民主义
       政治的文本。不少研究者指出，英国哥特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表现了英国本土对帝国扩张和种族多样化——更直接地说，是对这二者所可能引起的种族纯洁性的丧失以及自然和理性边界的崩溃——的恐惧、焦虑以及对“种族的他者”的排斥的表现。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在哥特小说中圈出了“帝国哥特”这一亚类，之后，H.L.马尔乔又有了“种族哥特”的提法。他认为“种族的哥特化和哥特小说的种族化”的进程是同一的，19世纪的哥特小说与种族话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问世之后，当时的英国文化政治界人士常常借其中的怪物之名暗指“国外的、野蛮的非白种人”。2003年安德鲁·史密斯与威廉姆·休伊斯合编的一本论文集《帝国与哥特小说：类别的政治》值得一提，尽管集子里的文章不仅涉及英国的，还涉及后殖民主义话语置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哥特小说。在该书导论中，编者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哥特小说研究合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二者共同的兴趣在于“挑战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性主义根据文明人中心论建构起来的种族等级为殖民主义话语提供了支撑。
       第四类是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方法对哥特小说历史语境的复原和重新考察。近年来，随着新历史主义观念本身的渐入人心，不少哥特小说研究者意识到：“哥特小说批评已经抛弃了对其对象的历史把握，倾向于根据其自己的观念——这些观念反映出心理学‘深度’和政治‘颠覆’的智性目的——来重塑哥特小说……它在一再地无视哥特小说明显的时空、地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涉的同时，建构起他们所设想的潜在恐惧、欲望和‘革命’冲动的日益不合理的模式，错误地将哥特小说想象成反现实主义的‘幻想’或梦幻作品。”因此，前文中所提到的许多批评者在运用自己的独特批评视角的同时，仍然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语境的问题，将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与自己的批评方法相结合，以弥补研究的片面性。最为令人注目的是，安德鲁·史密斯在其论著中对许多19世纪关于梅毒的医学文献进行了细读。然而，更有一部分学者竭力擢扬哥特小说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非得将哥特小说完全还原入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否则便不能揭示出哥特小说的真正内涵。
       例如，维克多·塞奇(Victor Sage)在他的《清教传统中的恐怖小说》(Horror Fiction in the Protestant Tradition，1988)中，在强烈地反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方法的同时坚决主张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并进而提出：虽然法国大革命对哥特小说来说意义重大，但相比之下，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清教正统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因为实际上后者是哥特传统中的所有主要象征的源泉，而这也正是之前的哥特小说研究大都忽略了的重要宗教因素。《1750——1820年的哥特创作：一种系谱学》的著者罗伯特·迈尔斯虽然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系谱学”框架、巴赫金和解构主义的方法，但他仍然认为这样的理论视点是不完善的，因为“……理论方法总是处于通过回顾性的阅读使哥特小说去历史化的危险之中。你可能发觉自己面对的仅仅是带有20世纪特征的幽灵，而没有证据显示它是18世纪晚期的”。因此，在探讨哥特小说中的人物主体问题的时候，他尝试将这个问题重新置入哥特小说产生时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考察，了解人的主体性在早期英国哥特小说创作史中曲折变化。詹姆斯·瓦特将“哥特小说置于18世纪后半期罗曼司复兴的语境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哥特小说与当时其他小说形式之间的某些联系……”再如马克曼·埃利斯的《哥特小说史》，并不如其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是一部关于哥特小说的历史，“历史在这里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它要求读者思考观念和语言的易变性……要求读者不仅思考(哥特)小说意味着什么，还要思考这个意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以及如何演变的”。
       上述可见，此期众多研究方法的碰撞和融合使得哥特小说的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起来。文章的最后，借用朱利安·沃尔弗利的一个比喻，即哥特小说就像一具死于1820年代、但又不断还魂的“僵尸”，描述哥特小说研究的发展轨迹：曾几何时备受冷落的边缘研究领域，却借着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的东风一再地由衰落而复苏，并最终登上了中心舞台。反之，如果想让它避免随着文化研究潮流之后的某个转向而衰落的命运，那还需要在其内部寻求新的理论增长点。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