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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小说《抛锚》，通过对这位作家的其他小说及戏剧作品的观照，指出他在《抛锚》中所关注的四个焦点——对抗理性的“偶然”、颠覆意义的“解构”、构筑权力的“知识”和掩盖事实的“正义”。这也是后现代文学中几个常见的主题。《抛锚》主题深邃、构思精巧，犹如“单片眼镜”，读者尽可以在其“反光”中捕捉各种现象和丰富的意义。
       关键词　偶然性　解构　语言 知识　理性　游戏
       瑞士德语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990)不仅是出色的戏剧家，也是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抛锚——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写了一场既有趣迷人、又惊恐吓人的游戏。
       游戏通常是自愿、自主、自由参加的，它总是走出真实生活进入一个别具一格的活动领域，游戏“都有其规则。它们决定着由游戏划分出的这个暂时世界中所尊崇的东西”。但迪伦马特笔下那位自由的主人公特拉普斯，最终竟不愿背弃游戏的规则、走出游戏的完美秩序，回归混乱、卑下的真实生活，他虽被认可为“游戏大师”，却自愿、自主地死在游戏中。
       一、“偶然”的威力
       让主人公流连忘返的游戏是“审判”。这个游戏围绕一个偶然事件——特拉普斯的上司之猝死——展开。对于特拉普斯来说，参与这个游戏还由另一件偶然小事——他的汽车抛锚——引起：由于抛锚，他到路边一退休老人家里借宿，参与当晚一群退休老人的“审判”欢宴，扮演被告角色，接受他们对他的“罪恶”的推断，最后心甘情愿地由这些“司法”老人判处“死刑”，并自己施行了真正的惩罚。一次偶尔的抛锚，一人偶然的病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群醉汉的游戏，导致了一个人真正的死亡。
       小说结尾，几个醉熏熏的假司法人员找到那位被判“死刑”的“被告”，发现他真的自杀了。假检察官痛心地呼喊：“你想到哪儿去啦?你毁了我们这个最美妙的晚会!”此时，他的“单片眼镜”反射着晨光，这与小说的引子正好呼应，作者在引子中说：“一场微不足道的灾难会触及人类的普遍真理：公道、正义、甚至是人的品德，偶然地，我们还可以从一个酩酊醉汉的单片眼镜的反光中捕捉到这个现象。”(282页)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会导向严肃的问题，这一创作思想，就如金圣叹在评《西厢记》之“西厢”这一书名时谈到的，“夫相国营菟裘于西厢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厢，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书，而令万万世人传道无穷，然则出堂俸建别院，又不可不慎乎哉!”德语中有一古谚也说：“大橡树长自小橡子”。一件偶然小事会滚雪球般滚成大事，《西厢记》故事，起因于相国不慎，建别院于西厢之西；《抛锚》中这个“可能发生的故事”也由作者点明，起因于偶然小事。
       迪伦马特抓住小事故，构思出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然而他并不就此罢休。他探讨了偶然性在人类生活中起的作用，但更关注的是偶然性与人类理性的对抗。一次偶然的抛锚使特拉普斯进入“审判”游戏，“审判”人员就从那辆抛锚的新车谈起，特拉普斯换了新车，因为他升了新职，他升职是因为他的上司心脏病突发死去。既然出现了一个死人，游戏便上升到对罪与罚、正义与不义的理性探讨，“司法”老人们以层层推理证明是特拉普斯谋害了，上司，直至最后申张“正义”、宣判其“死刑”为止。这样，偶然性与理性一起融到小说的叙事中，世界的偶然性与人类的理性之间的冲突，成为这篇小说的重要哲学基础。这其实也是迪伦马特深爱的一个主题，他的多数小说都与此有关。例如，在他另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诺言》里，一位探员为抓到凶手，缜密推理，精心布陷，为验证自己的推理，他牢守陷阱，但不知嫌疑犯已遇车祸身亡，永不可能落入陷阱；在《法官和刽子手》中，作者借两位主人公之口大谈隐藏于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如何影响理性的侦探和判案；小说《嫌疑》中的那位擅长辩论的罪犯只信仰物质和自由，因为世间万物“全都是偶然群集在一起，并没有本质联系”(255页)，于是他理直气壮藐视理性和正义，并为战胜偶然、获取自由而随意杀人。
       《抛锚》一文，从表面看，偶然小事步步演化成大事，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真理的探讨，理性成功了，正义实现了，一番合乎逻辑的审判最终让被告相信自己有罪，但理性的胜利在游戏中显得滑稽荒诞。就像在《诺言》等小说里一样，人类的理性其实并未敌过世界的偶然性，人类用理性把世界解释得秩序井然，凭着理性的力量构造出有序的世界，但这只是人类的奢望罢了。世界依然无序，依然充满了偶然事故。偶然性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司法”老人们凭借理性可以证明特拉普斯有罪，可以判处他“死刑”，他们甚至可以说：“普通老百姓们的死亡总是一种偶然因素造成的事件……而今天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必然的、道德上的结果，生活在这里才终于合乎逻辑地达到一件艺术作品的完美境界。”(335页)但读者都知道，特拉普斯死得很荒谬、很偶然。
       二、“解构”的魔力
       《抛锚》中的“审判”游戏，像现实中真正的审判一样，包容了两个故事，起诉方和辩护方都各尽所能，证明被告有罪或无罪。游戏中扮演被告的特拉普斯是一家纺织公司新上任的主任，他爱吃喝爱娱乐，却不善智力活动。在吃吃喝喝、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他甚至一点也没意识到游戏已经开始。他自然表示自己无罪，觉得实在没什么可供认。起诉方的检察官立即回答：“罪行嘛，总是可以找到的。”(289页)他的辩护人也说：“你必须供认，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总是有东西可供认的。”(307页)特拉普斯无意中讲到自己的新车、新职、死去的上司，还得意地说起他曾与上司的妻子通奸一事。起诉方立即揪住把柄，搜索出一桩“谋杀案”。检察官运用推理和联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特拉普斯犯下的是一桩技艺高超的预谋案、一件运用心理学方式进行的谋杀案。他把被告简单表述出来的事实解释成这样一个故事：特拉普斯一直对上司不满，窥觑上司的职位，对于上司的残忍和自私图谋报复，他把上司的太太当作工具和凶器，与她通奸并间接把此事透露给犯有心脏病的上司，以刺激他病发死亡，整个过程没有流一滴血，死亡看来像是偶然事件，谋杀整个都逃脱了司法当局的注意。而特拉普斯的辩护人在阐释故事、为他脱罪时则更为巧妙，他首先确定被告的品格：特拉普斯是个不安现状、艰苦奋斗的人，此人从最底层作起，靠勤奋和意志战胜了上司。然后他承认被告过去的某些行为是肆无忌惮的，但那是在商业生活所许可的规定范围之内，他承认被告有让上司快快完蛋的希望，但那“只是想想而已，越出这种思想的行为既不存在，也没有证据”(332页)，特拉普斯的上司本身就是个恶棍，他的死是咎由自取。把“罪”推延到一切人类和人性，罪就不再是罪，只成为普通人性的一部分，这样，罪自然不该受到惩罚。
       
       双方阐释的立足点是被告的行为动机，因为这一点正好是被告简单叙述中的空白，不是他故意隐瞒，而是他本人思考力有限，再加上词汇不多，对自己又不甚了解。18世纪英国文坛巨擘约翰逊在谈到为何一般人的话不可信的原因时说；“首先，一般人的思想无法正确反映他们所见到的事物；第二，他们的语言也不能正确反映他们的思想。他们并不是故意扯谎骗人，只是无能描绘事情的真相，因此很容易给你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语言中有大部分是臆测式的。”而《抛锚》中的这个“一般人”虽语言贫乏，不能描绘事情的真相，但倒没臆测什么，而那些能用语言准确反映思想的检察官和辩护人却专事推理和臆测，编出相反的故事，等着头脑简单的被告来相信。
       老辩护人在游戏一开始就说，“究竟有罪没罪，还得看策略!”(291页)这策略其实是“解构”，解构便是消解和破坏一段最初的叙述。它填补原始叙述中的空白——叙述时遗漏的情节、细节，它把所言部分当成是未言部分的参考，由于未言部分在解释者的想象中成活，“所言部分也就‘扩大’，比原先具有较多的意义”。它挖掘、索取原始叙述中的意义，同时又创造、生成意义。因此意义变得流动并无穷，终极意义不再存在，最初的故事被不断解拆，生成多样的意义，有的意义甚至互为颠覆，如《抛锚》中辩护人和检察官所解拆出来的相反意义，恢复原始叙述人的原意既无必要，又不可能，更何况智力低下的特拉普斯本人都搞不懂自己的“原意”和事情的真相。他就像作品一般被动地等着他人解构。他本可以及时补充遗漏的细节，不给他人以解构的余地——事实毕竟存在着，只是它具有众多的细节、无数的偶然性，包含了人的众多动机，只要把一切填补上，真相就出来了，解构也就无法进行。解构者无非是用构成事实的某几点重新画一幅图而已——但特拉普斯没有那样做。他面临两种解构、两番论证，却宁愿相信对他不利的那种，这不光是因为他头脑简单、词汇贫乏，对自己缺乏认识，还因为这位智力不足的人匍匐在知识面前，无法站立了。
       三、“知识”的权力
       当审判双方解构特拉普斯的叙述时，他确实反驳或承认，但那不是头脑清醒、记忆精确的表现，他并没有执著于事实，并没有帮着澄清事实，而是在两番说法中选择，他有自己的行事策略，他的策略便是在两种说法中选择一种更能抬高他自身形象的说法。
       听到检察官创造性地描述他那“美妙”的罪行，他先是感到吃惊；很快，“亲耳听见对自己那些勇敢、自豪、孤独的真实生活的描绘”，他感到幸福、满意。而辩护人的论证则使他失望、厌恶，使他感觉受到了贬低，因为辩护人想把他的罪行纳入到平凡的、小市民气息的日常生活中去，最后化为乌有、变为无罪。因此最后他请求死刑，完全是出于渴望。因为惟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显得更为艰巨、更具英雄气概，也更有价值，才能使自己显出前所未有的机智、聪慧。他崇拜老人们推理、联想、洞察、分析的能力，他敬仰老人们“从平凡的东西中发现超乎平凡的东西，在不肯定中看到肯定，从浓雾中辨认出事情的轮廓”(317页)的能力。这一群有知识、有教养的老人在特拉普斯看来，就如“古老的波斯魔术师……他们不仅精通天上星星的秘密……而且懂得司法的秘密”(329页)。
       这里我们看到权力的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处于一个永久的策略性关系世界当中。”特拉普斯对那些智慧、高雅、深刻的老人俯首称臣，其实他已落人权力的幽套，这权力由知识造成，这“权力产生于话语的机制，它在话语的运行中运作……话语在内部进行的调整，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有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获得，则以屈从为代价：要获得这种权力，就必须进入赋予权力的话语，受这种话语的控制。”特拉普斯想进入智慧老人的谈话圈子，想让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他渴望得到这些人的尊重、理解，他想脱离平庸小市民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被提升到另外一种生存的境界。而他们谈论的是正义、罪过、司法、赎罪等他以往生活中从未想到过的高超思想，要获得这种权力，就必须进入他们的“话语”，必须屈从，必须心悦口服地承认自己谋划了一起高超的杀人案，并兴高采烈地把自己处死。话语即是权力，知识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知识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正义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权力”构铸着个体的主体性、他的知识与快感，统治了他的躯体和心灵。可怜的特拉普斯一直过得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当“理性、正义”的纯洁光芒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得不丢掉性命去换得他人对他智力的肯定。当然，由于有这样一颗向上的心，人物便一点点脱去了平庸的外衣，形象变得高大了。他的自尽几乎是英雄般的壮举，他不再是平庸的“小人物”，尽管他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权力的圈套，如中了邪一般，对权力俯首帖耳，并且自始至终表现得愚昧无知。
       四、“正义”的压力
       特拉普斯最后认罪了，然而他究竟有无罪过?是否该死?最后判决时，“法官”的态度也相当暧昧：“特拉普斯确实在检察官滔滔不绝的审讯中上了圈套。正如辩护人所分析的，因而招认了很多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事实，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一切，然而他还是杀了人，虽然不是出于恶毒的预谋，不是的，无非是他沾染了他生活于其中的时间的残酷冷漠。他杀了人，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无情地排挤某一个人，自己肆无忌惮地挤到前面去，到处都一样。”(334页)因此，究竟他有罪无罪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迪伦马特这位戏剧大师擅长写对话，即使在小说创作中也使用大量对话，构成几方的争辩和探讨，《抛锚》也不例外，作者并没有骤下结论，小说的话题是开放的，要读者参与讨论。
       审判游戏一开始，特拉普斯自己就说，“这个游戏特别迷人之处在于——它让人感到无名恐惧和毛骨悚然。这种游戏已威胁到现实生活，使人们不禁询问，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罪犯”(307页)，而辩护人对他说的话更是触目惊心：“罪行总是可以找到的”，“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总是有东西可供认的”，“你简直是铤而走险……居然想在我们的法庭上宣称无罪。”这审判如同最后的审判，人是不完整的，因此首先得认罪，向正义低头。这对“不知者不为罪”的观念是一大挑战。明知正确所在，就不可能做出错误的事情，过错、罪恶总是出于无知，这是苏格拉底一再申言的。“奥古斯丁在他的《回想录》第一卷第十五章中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些因为无知而犯罪的人，虽然他们并无犯罪的意欲，但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意欲这个行为而犯了罪。所以，甚至这种无知的罪也只有通过无知者的意志才可能犯下，虽然这一推动他的意志仅仅是朝着行为而非罪恶的，这个行为本身也还是有罪的，因为他做了并非他非做不可的事情，这就足以使之构成
       为罪了。’”因而特拉普斯虽然粗鄙无知，但这不该妨碍我们定他有罪而谴责他，更何况他本身就有排挤上司、愿他早死的念头。意念中的罪也是罪。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正义”的巨大压力，所谓的“正义”压迫着人。正义一词总与司法、公平、审判联系在一起。正义要得到申张，必须借助理性的力量，而理性便是要在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建证合乎逻辑的联系，寻找到意义。然而，在事实所提供的众多方面、众多点中，挑选部分建立合乎逻辑的联系，做出富含意义的解释，很可能就会背离事实本身。就如在《抛锚》的游戏中，无论是辩护人的解释还是检察官的，虽都振振有辞、合乎情理，但都已背离事实了。这里，我们看到，世俗理性价值体系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错觉，一个幻影，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因而，据此产生的“正义”有时也是虚假的，可怕的是特拉普斯最后死了，他献身于“正义”，实现了“正义”，他“杀人偿命”，而被缜密论证过的他“杀害”的那个人其实死于偶然，他自己也死于这个偶然遭遇的游戏。
       “正义”、“理性”是迪伦马特作品的一大主题。在其最出名的戏剧《老妇还乡》中，代表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信奉人道和正义的校长最后也崩溃了，他跟着全城人一起参与了谋杀计划。这位校长发现这些显而易见的绝对的价值观也有其局限性。在小说《嫌疑》中，恶棍艾门贝格滔滔不绝地谈着他对物质、犯罪的自由及偶然性的信仰，他说，“一个人既相信物质，同时却又相信人道，这简直是胡闹，一个人只能相信物质，相信自己，正义并不存在——物质怎么可能成为正义呢?”(256页)当他要求另一主人公——那位代表正义的贝尔拉赫探长讲讲他的信仰时，探长竟无言以对。不是人物无言以对，而是作家本人无言以对，迪伦马特拿不出与“物质主义”信仰同样强大的东西，因为“正义”、“理性”早已漏洞百出。这使我们的话题重又回到“偶然性的威力”、偶然性与理性的对抗。
       结语
       文学当然不是稀释了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史的文献，但是伟大的文学往往与哲学不可分割，作者宛若创造者，作品就像一个世界。因此，凡是哲学家关于现实世界所能了然洞察的，也是一篇杰作应该拥有的。自然，“假如任何哲学的或普遍性的主题要表现得有诗意，最好是尽可能多使它确定；使用举例，确定空间和时间，用描写方法列举尽可能多的其他细节。”《抛锚》正是如此，丰富的哲理包含在生动的叙述中，小说既写了严肃的审判，又写了有趣的辩论和欢乐的宴会。可以说，《抛锚》是迪伦马特所有小说中最无刺可挑、也最富诗意的一篇。
       《抛锚》读起来还像一本时髦的理论小说。这篇小说似乎为某些现代、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形象的注脚。但德里达的“解构”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理论，福柯的“权力”说则更晚些，而迪伦马特的《抛锚》写于1955年。是迪伦马特本人在小说中注入这么多的内容，还是我们如审判游戏中的检察官、辩护人一样在拆解故事，或像纳博科夫《微暗的火》中的注释者金波特一样，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愿望、想法融入了他的作品?小说副标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创作是游戏，作家可以写一切可能的事情，评论也一样，可以挖掘作品中可能有的意义。读者，还有评论者，大可像《抛锚》中的人物一样，进入游戏，进入语言和理论的游戏，做游戏大师，大家可以一边狂欢，一边凭借理性“奢”谈创作和阅读的真理，而这一游戏绝不会有“恶果”，因为作家本人可不是头脑简单的特拉普斯!
       迪伦马特在小说“引子”中不无夸张地说：从“单片眼镜的反光”中，人们可以捕捉到人类的普遍真理。倘若作品《抛锚》也可比拟为单片眼镜的话，那么，更多的读者必能捕捉到比本文所说的更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