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滨教授学术小传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3生，台湾台北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留校执教至夸。曾任北京大学俄文系主任、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普希金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国情学与中俄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在俄苏》、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俄罗斯文化史》、《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文学的灵魂托尔斯泰》等。主编高校教材《苏联概况》、《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等，译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等多部，发表论文约150篇。曾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优秀学术成果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多次荣获俄方颁发的奖项。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李明滨教授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研究、翻译和传播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以及两国之问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采访人(问)：李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访谈!我们想请您就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李明滨教授(答)：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要谈我们系的学科史就得首先提起曹靖华先生。正巧今年是曹老诞辰110周年，我们即将召开一个隆重的纪念会，以前我们也多次开过庆祝会和纪念会，但说得比较多的是曹老的革命生涯、参加北伐战争、翻译苏联文学、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他晚年写的散文作品，而他对北大俄语学科建设所做的贡献则没有重点谈。今年为了庆祝曹老诞辰110周年，我专门写r篇文章谈这方面的内容，题目是《俄苏文学学科的创建者》。
一百多年来我国引进俄罗斯文学的历程有过四次热潮，如果将北大俄文学科的建设与这四次热潮联系起来，那就能明显看出曹老的贡献。第一次热潮是1921～1927年，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重点是翻译俄罗斯进步文学。北大俄文系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那时曹先生是系里的旁听生，后来他一直坚持学俄文，可以说这是曹老的学术准备时期。第二次热潮是1937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急需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以鼓舞抗日斗志。这个时候，曹靖华先生是主力，和戈宝权、茅盾等人翻译了不少作品。反映苏联抗击法西斯的文学作品给予抗日志士以精神上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并且影响了许多现代作家，像魏巍、刘白羽及周立波等人都曾谈到苏联革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而曹老也以进步文化人而闻名，被称为译界的一面旗帜。第三次热潮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引进苏联文学形成了“浩荡的洪流”。我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一书中有个统计：1949～1985年翻译的俄苏作家超过5000人，其中多数是50、60年代翻译过来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曹先生创建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时期。过去的俄文系后来长期停办，所以这次算是重建俄文系。52年院系调整后，俄文系的建制基本完成，请来了一批有名教授，像副系主任余振(李毓珍)教授，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主任魏真(魏荒弩)教授，俄语语言教研室主任田宝齐教授，大学俄文教研室主任王岷源教授等。到55～56年我们系的课程设置基本完备，师资结构合理，教学方法定型，教学大纲制定完成。这个时期北大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多数人在从事中俄经济、文化交流或外事工作，高校教师也是另一种文化交流的工作。如今健在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大多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人是北大毕业的。第四次热潮是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以后，再一次出现了介绍俄罗斯苏联文学的高潮。主要是翻译俄苏文学，使之系列化，引进新时期的文学，并加强学术研究，为此我们系成立了当代文学研究室。80年代也是我们北大俄苏文学学科建设走向完善的时期，其表现之一是课程设置基本完备，从文学史到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再到作家专题研究都有。我们的俄苏文学学科建设基本完成，课程设置比较完善，研究人员齐全，相关著作已成体系。虽然到了80年代是曹先生的学生辈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当时系里的大部分课程是他的学生辈老师开的。这四次热潮恰好是曹先生建系的准备、实践、创建再到完备的时期。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曹先生的一生：建功立业、造福桑梓，这里的桑梓主要指北大俄文系。
问：请您回忆一下您报考北大俄文系的经过。
答：我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那年是全国第二次统一招生。我是从厦门考过来的，当时非常向往北大。为什么选择了俄语系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学里看了曹靖华先生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这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但是真正有一些认识还是来到北大以后。学校当时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专业”，教育我们不仅要爱北大，也要爱专业。对我而言，我是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到北大，自然就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哪里有不热爱专业的道理呢。当年能考上北大也是不容易的，政府也十分照顾学生，凡是从南方来北京读书的学生路费一律由国家承担。那时候的条件确实很差，厦门还是海岛，我一路辗转到北京，路上就花了七天。你们是不能想象的，整个福建都还没有铁路，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汽车和轮船，我在闽江上坐船就坐了整整一个晚上。所以能来到北大学习是我们天大的幸运，哪能不热爱自己的专业呢?!当时大家就是一心一意学习。
问：请您详细谈谈您在北大求学期间俄文系的专业教学情况。
答：进了北大俄文系以后，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所受到的文学熏陶。当时俄语系教学实际上是按照三个“基本”来安排的。首先是基本理论，包括文艺学引论和语言学概论，文艺学引论由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讲授，后来是钱学熙先生教，语言学概论是高名凯先生教的。第二个基本就是基本技能即俄语学习，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践课主要由苏联教员授课，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生动、活泼的口语，他们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语音语调。理论课主要是俄语实践语法和理论语法，实践语法由龚人放先生讲授，他那本由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语法书是俄文和中文对照的，对我们初学者很有帮助。理论语法由田宝齐先生讲授，他深入浅出地讲解，简要地概括了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三本厚厚的语法书，这是非常人所及的。第三个基本就是基础知识，实际上是两条线齐头并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为一条线，有张秋华、彭克巽等先生讲授俄罗斯文学史，曹靖华先生讲授苏联文学史，曹老因为有与苏联作家接触的经历，对苏联当代文学非常熟悉，是国内最早能系统讲授此课的人。还有就是中文系给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西语系给开设的欧洲文学史。这样我们的文学史内容就古今中外都齐备了，当时很少有学校能做到这点。另一条线就是文学选读，这是与文学史教学同步进行的，比如说文学史讲到《伊戈尔远征记》时，我们在文选课上就要读原文。我还记得是魏荒弩先生给我们讲解的这部史诗。俄语实践课的课文好多选
自苏联文学作品，不仅如此，连俄语语法书中的很多例句也是选自文学作品。甚至还注明引自何处，北大俄文学科的文学特色自此形成。
问：您毕业后即留校工作，请您谈谈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答：我195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刚毕业就要走上讲台，信心还是有点不足。领导跟我们说，你们怎么学的就怎么教。我留校工作后教的课比较多，像大学俄文、文学选读和翻译课都教过，教得时间长的就是文学史，后来逐渐扩展到俄罗斯国情学和中俄比较文学。59年大跃进开始以后，在教育领域希望能够加速培养人才，对我们俄语人才来说就是提高“四会”能力。这个时候曾经提出来两个口号，一个是“反对语法为纲”，这是因为俄语专业学生经过系统的俄语语法训练，从句法、词法到修辞都经过系统学习，基础比较扎实。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四会”能力不强，口语能力较差，后来就怪罪于语法教学过细、过专，就要“反对语法为纲”。另一个口号就是“反对文学为纲”。因为我们实践课的课文是文学作品。文学选读又是拿经典作品的原文来读，就连俄语语法书中的例句大多也是选自文学作品，这样做的结果是50年代毕业的那几届学生文学史知识非常扎实，对作家、作品，包括作品主人公的名字都耳熟能详，但是接触现代俄语相对较少。于是就有人提出反对学习文学语言为主，强调学习生动的现代口语。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觉得这样做也不大好，还是要妥善处理“三个基本”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还是保留北大俄语学科的文学特色为好，正如曹靖华先生说的“文”比“语”要难。本来在50年代，我们系全称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简称俄文系，由于大跃进时强调对语言的重视，有人就建议将系简称改为俄语系，当时曹靖华先生就说了： “你们知道，‘文’比‘语’要难得多。”可见他是不主张改变系名的。好在60年代在重视语言的同时，我们的文学特色并没有减弱，此后俄文系的文学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问：50年代北大俄文系的教师队伍里有一批留学苏联归来的青年教师。您能谈谈他们吗?
答：50年代留苏回国的人中给大家印象深的有武兆令、孙念恭和龚维泰等人。武兆令和孙念恭先生后来成为曹老的得力助手，龚维泰先生理论和实践均有所长，学识渊博，被人称为活字典，教学水平高，很受学生欢迎，成为语言教研室业务骨干。50年代是俄文系大发展时期，武兆令和孙念恭先生，一个在文学教研室，一个在语言教研室。他们协助曹老主持系里的具体事务，包括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师资队伍建设等。得益于他们的工作，俄文系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他们二人长期担任副系主任，热心系和学科的建设。当了领导后注意使用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得系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当时下设三个教研室：俄罗斯文学教研室、俄语语言教研室和大学俄文教研室。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学俄文教研室，规模十分壮观，教研室主任起初是王岷源，后来是龚人放、董青子先生。当时北大文理科一、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俄语，因此大学俄语教学需要大量的教师，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08位教师。大学俄文教研室编写的《大学俄文》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50年代初一直使用到印年代，全国各个学校都用，重印十几次。还编写出了针对理科各个专业的专业俄文教科书，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并且编写了与之配套的五部专业俄汉词典，这些也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50年代俄文系最兴旺的时期，离小开孙、武这两位先生和仉盂雄书记的辛勤工作，曹先生本人也非常肯定这两位助手所做的工作，70年代初武兆令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去讨论招生和外语教学问题 1983年，曹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系主任时，就由武兆令先生接替。新时期开始她对于系里课程的设置、师资队伍调整、全系发展方向都费尽心力，兢兢业业，妥善安排，
问：您在俄苏文学领域著述颇丰，您能谈谈自己的治学心得吗?
答：我开始俄罗斯文学研究，起初是不自觉的。我的学术兴趣开始于大学时代，三年级时我和一位同学合写的一篇关于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论文在“五四”学生科学讨论会上得奖，这对我后来走上研究道路有很大的影响。我毕业留校工作时，有很简单的想法：当个老师，学好俄语、教好俄语，至少要翻译出几部作品来。刚开始我和老同学一起翻译了《回忆普希金》、《回忆契诃夫》等书。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不可能抽出太多时间去做翻译，教学任务还是第一位的，就逐渐把精力集中在教学工作上，可以说我最初是热衷于翻译的，也没想过自己也会去侧重研究。
谈及治学心得，我的体会是根据教学和工作的需要，教什么，就研究什么。我讲授的课程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当时是给俄文系和中文系开课，正是工作促使我对文学进行深入探索。我当了十几年的副系主任和系主任，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自然要很关注教材，因而我成果多的，首先就是教材。我参加了几本不同课目的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包括参加老前辈主编的和后来自己主编的有八九本。最早是参加杨周翰、吴达元、赵罗蕤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俄国部分的编写，参加朱维之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也是其中的俄国部分，再后来就是参加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其实我后来研究俄罗斯国情，也是工作需要，因为70年代招收了一些部队学员，要给他们讲授俄罗斯国情。等到系里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开了托尔斯泰研究专题课时，就开始重点研究托尔斯泰了，并且写了几本有关他的书，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解冻，亟需加强对苏联的研究，我们成立了苏联当代文学研究室，在几个教研室主任里面我最年轻，就由我去主持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工作。后来出版了我们的集体成果——教材《苏联当代文学概观》，以及《苏联当代文学研究丛书》，一个系列有七八本，算是国内率先推出的这类成果，俄文系在当时颇有影响。所以说我的心得主要就是根据工作需要来进行研究，可能比较有效果。
问：北大俄文系是最早开始文化国情学研究的高校，请您谈谈文化国情学，也即俄罗斯学建设的历程。
答：俄罗斯学在北京大学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北京大学的外国语文系科历来重视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国情知识的教学，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民国八年，即1919年蔡元培任校长时成立了俄文学系等四个外文学系。俄文学系开设的五门课中就有两门课与国情知识有关，即“地理”和“俄国历史”。50年代初俄文系在侧重文学方向的同时，一直设有国情学知识课，先后开设过“苏联历史”和“苏联地理”两门课程，前者由历史系张蓉初教授讲授，后者由地质地理系陆卓明教授讲授。到了70年代末，开始尝试由俄语系教师自己开设“苏联概况”课，即综合的俄罗斯学基础知识。1980年设立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经过审定批准程序，首次实现了俄语专
业通用教材的统编和出版，计划编写的15种教材中有关国情知识的教材就是由北大参加主编的《苏联概况》。1988年，北大成立苏联学研究所(苏联解体后更名为俄罗斯学研究所)，进一步加深对俄国国情的研究，我们邀请校内外专家就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哲学、艺术、法律、外交、军事、民族、宗教等问题及形势，举办系列讲座或分专题讲授“俄罗斯国情研究课”。同年，“俄罗斯文化国情”经北大研究生院立项，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由俄语系开始进行研究。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们又组织力量编写了《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一书供教学使用。从1995年开始，俄语系开始招收俄罗斯文化国情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坚持每年招收，迄今已有数届毕业生。开设专业必修课有“俄罗斯学导论”、“中俄文化交流史”、“俄罗斯文化史”、“独联体国家研究”、“俄语语言文化学”等。去年，俄语系开始招收俄罗斯文化国情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将进一步完善从本科到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加紧培养师资队伍，在文化国情和语言国情两个领域并重，达到人员配套；俄罗斯学教研成果系列化，修订本科生适用的《苏联概况》，改为《俄罗斯概况》，适时修订研究生适用的《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编纂出版《中国俄罗斯学家辞典》。
俄罗斯学其实早就存在，国内各高校、各研究单位研究俄国者不乏其人，可以分门别类，但都属于俄罗斯学这个大范畴。而作为俄罗斯学的学科来进行教学、传授综合国情知识的学科，则是北大最早建立而且完善的。至80年代，北大俄语系已不限于语言文学，而是跨向完整的俄罗斯学学科了。我觉得一个学科成立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学者群；第二，要出成果；第三，要有高校作为依托，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如果这三条具备了，这个学科就基本上建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北大的俄苏文学学科是这样，俄罗斯学也是这样的。北大的优势是凭借自身作为综合大学的实力，在政治、经济、历史诸多领域都有所专长，这对俄罗斯学的建设帮助很大。
问：您是国内最早进行中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请您谈谈进入这个领域的经过。
答：80年代初中文系王瑶先生和乐黛云先生等计划召开鲁迅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拟邀请国际上研究鲁迅有突出成就的专家，要我了解一下俄罗斯鲁迅研究的情况。我查到了四本专著，其中莫斯科大学谢曼诺夫教授的著作《鲁迅和他的前驱》受到好评。我向两位先生作了汇报，那次就把谢曼诺夫给请来了，乐黛云先生还让我把谢曼诺夫的那本书翻译成中文。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留意俄罗斯汉学。后来乐黛云先生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她在外语系里寻找合作者，在俄语系就找到了我。可以说我从事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和任务的促使。70年代末季羡林先生创办《国外文学》杂志的时候，让东、西、俄、英四系各派一人参加，他担任主编，我是四位执行编委之一，这项工作使我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学，对我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帮助很大。乐黛云先生约我编写的第一本书《中国文学在俄苏》，就是挥发了我的专长，这成了国内首次系统地论及俄罗斯汉学发展的著作。接着是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里面收录了我的《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一书，再后来是参加萧克上将和汤一介先生等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化通志》丛书，其中《中外文化交流典》含有我的《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一书。93年我为此书专门去俄罗斯搜集资料，在那边遇到我系一个毕业生李钢林先生，他把我的计划戏称为“百万计划”，即搜集一百本书、行一万里路。我说我只能坐一万里路，行一万里是不大可能了，后来真是搜集了一百多本书，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下功夫较多的一本书，该书1998年出版，整套丛书后来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我从事中俄比较研究时，刚开始侧重于文学，后来逐步扩大到整个文化层面。为了庆祝俄罗斯年和中国年的举办，我最近已经完成了《俄罗斯汉学史》一书的写作，此书也酝酿了约十年之久。总的来说，我的学术方向可以分为三个方向：即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国情学和中俄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问：80年代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恢复校际联系，您在这一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您谈谈其中的具体情况。
答：与莫大恢复校际联系的过程中，还要提及谢曼诺夫教授，这边是我，莫大那边是他，我们两个合起来就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在他参加鲁迅诞辰纪念会以后，我们的联系不断加强，个人联系也带动了北大俄文系与莫大语文系之间的交流，后来他们还要我们派人过去讲学。不久我又邀请莫大语文系主任H.沃尔科夫教授(H.BOnKOB)到北大来。他是后来我系多位博士生赴莫大进修时的指导教师。1987年我作为系主任参加了北大以石孙校长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去莫大访问，这次主要是谈恢复两校联系的问题，60年代以后两校的联系中断几达二十年之久。通过此次访问，两校之间恢复了经常合作关系。主要是定期的资料交流、互邀参加对方举办的学术会议和互派人员交流等三项。俄语系很多教师从事教学几十年，还没去过俄罗斯，从这以后我们有计划的分批派遣我系教师前去进修访问，这不仅对教学、研究有很大帮助，也了却了大家一桩多年的心愿，此项计划基本上让我系教师作为访问学者轮流去了一次俄罗斯，这也是我任内的一大称心之事。两校在文学交流方面尤其密切，我研究俄罗斯文学，谢曼诺夫研究中国文学，我们之间相互来往自然互有启发、互为补充并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北大和莫大之间的校际交流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2002年双方协议成立了北大一莫大联合研究生院，两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后话。
除了和莫斯科大学，我们还和喀山大学、基辅大学建立了联系。我系有不少教师去过喀大和基大，喀山大学的校长也非常感谢我，因为我发现和评论了他们的世界第一部《
中国文学史》，即王西里院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我以前知道喀山大学是早期汉学研究中心，猜想那里肯定有我需要发掘的东西。初次到访，经谢曼诺夫指点，我才被允许进入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并最终发现了王西里的这本著作，真是不虚此行。喀山大学的领导得知后非常高兴，并专门设宴招待我。校长希望我就此写篇评论，说下次修订校史的时候可以把此项“世界第一”补充进去，因为这是经过中国学者鉴定的。
问：近几年，您为台湾俄语学界、两岸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大家对此也很感兴趣。
答：与台湾俄语学界开始联系是90年代中期的事。1996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俄文系邀请我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从此建立联系。第二年他们请我去讲学，以后就陆陆续续去了几次。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对俄罗斯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请我去讲学，基本上也是在这三个方面，即俄语语言文学、俄罗斯国情和中俄比较文学。中国文化大学俄文系主任明骥教授很有眼光，是他在台湾首次建立了大学俄文系，也是第一个创办研究生班和博士班的。在他创办博士班、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我和北外校长王福祥教授分别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协助他出了一些主意。该校已经培养出了台湾的第一批俄国语文学博士。明教授退休以后，仍然孜孜不倦著书立说，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年暑假他带来了两本专著，即《苏联外交史》和《中俄关系史》，我已经把书转赠给北大图书馆，以飨士林。我在那里讲授的中俄比较文学内容也比较多。这增进了台湾学生对俄罗斯文化国情的了解。比如说前年肖洛霍夫诞辰百周年的时候，我就在南华大学举办了肖洛霍夫百年诞辰纪念会，由我的研究生洪坤雄君做学术报告，我做了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讲座，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第一次为俄罗斯苏联作家举办纪念会，反响非凡。到去年为止，我执教50年，学生无数，包括指导研究生50多名，其中就有台湾学生，他们或者是考来北大，或者是我在那边指导的。我在台湾的讲学一方面有助于台湾俄语人才的培养，在台湾宣传和推介俄国文化，增进相互了解。我教过的学生已有人活跃在台俄的经贸及文化交流领域，另一方面对两岸的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采访人：从您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了许多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占用了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再次向您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