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梁立基教授学术小传 1927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东方学研究院发展指导委员会委员、东南亚研究所名誉所长、印度尼西亚一马来西亚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副会长。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南亚文学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主编、《东方文学史》副主编之一、《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主编、《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主编等。长期从事印尼一马来语言、文学、文化和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用两种语文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尼一马来语言文学和两国文化交流的专著和论文。1986年应邀赴巴黎、莱顿、伦敦进行有关东方文学和印尼文学的讲学，1994年被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主讲中马文化交流史。2004年获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颁发的“马中友好人物奖”，2006年获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颁发的“贡献奖”。
       采访人(问)：梁教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对您进行采访。听说您是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出生的，那您是哪一年回国的呢?
       梁立基教授(答)：我是万隆华侨中学第一届高中生，1950年毕业后便报名参加印度尼西亚归侨同学会，成为解放后第一批印尼归侨学生。我回国的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振兴中华。当时投奔祖国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朝鲜战争，中国大陆已经被封锁，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是乘坐两千多吨的旧货轮从雅加达直达天津港的，途中曾遇到敌方侦察机的跟踪，后又遭到强台风的袭击，历尽颠簸，最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到了天津之后，我才知道台湾方面曾企图中途拦截我们的船，幸亏我国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上台风的到来使敌机无法继续跟踪，才能化险为夷。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关怀和温暖。回国后我考入了东北大学化学系。
       问：您曾在东北大学就读化学专业，后来为什么转而从事印尼语教学工作了呢?
       答：是的，我本来是念化学专业的，想为祖国的工业化做贡献。第二年暑假我回到北京，中央侨委要我参加接待第二批印尼归侨学生的工作。后来中国和印尼建交，国家很需要培养印尼语翻译干部，而我又有这方面的优势，便要我转学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新建立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我毫不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而能为促进祖国和我的第二故乡印尼的友好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更是我平生的夙愿。东语系当时名为东方语言系，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干部，那时东方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而宣告独立，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正需要大力加强与他们的关系，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积极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所以大量培养合格翻译干部就成为当务之急、
       问：您参与了很多重要的翻译工作，其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答：1952年开始，我就经常被借调参加接待印尼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我也参与了翻译组的工作。当时苏加诺总统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翻译组便及时进行全文翻译，于当天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让全国人民都能听到。后来我也参加了中共八大的翻译组工作以及《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翻译定稿工作。通过这些翻译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干部，不但需要熟练掌握对象国的语言，还需要深入了解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语言是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但是要想真正促进相互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谊，还必须了解彼此的文化及其交流史。
       问：您一直把季羡林先生看作您学术的领路人，您是怎样走上文学的学术研究之路的呢?
       答：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当时我们年轻教师的精力主要放在语言教学和翻译工作上，对于科学研究还比较陌生，存有神秘感。季羡林先生作为系主任针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的实际情况作了有关如何从事科学研究的启发报告。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科研的经验给我们讲解如何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首先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找准突破口去深入进行研究。季先生还给我们深入讲解如何查阅资料和收集积累以及最后如何写成学术论文等等。我自己本来很喜欢文学，常阅读国内外的文学作品，于是我便决定以印尼文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先从文学理论的学习开始，阅读东西方各种文学理论著作。我认为每种文学理论都有其可取之处，应当博采众长，不断扩展视野，避免教条主义。与此同时，我大量阅读已发表的印尼文学史专著和文学评论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原著。在印尼的学术界，对印尼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在二战独立后才开始起步，因此有关著作很有限，还没有一部从古至今的印尼文学史著作可供参考，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感到万事起头难，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积累，我对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历史才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印尼文学的发展史除了植根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之外，还受到世界四大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印尼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季先生说过，文化一旦产生就向四周扩散，这就是文化交流。文化是动态，是在内因和外因作用下不断发展的。所以，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不但要看到其内因，还要看到其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印尼文学，还要研究与其相关的外国文学。这便是我后来也搞东方文学的缘由。
       问：1983年《外国文学简编》 (亚非部分)的出版是东方文学研究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您作为主编之一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编写的初衰和主要从事研究和编写的队伍?
       答：《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材，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参加编写东方文学著作的工作。“文革”结束后，国务院决定集中全国的专家学者编辑出版最完整的大型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季先生担任了“外国文学卷·东方文学”部分的总主编，而我也担任了东南亚文学部分的主编。后来大学恢复正常之后又重新开设外国文学课，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教科书《外国文学简编》，但其内容只有欧美文学部分，没有东方文学。我们和一些搞东方文学的老前辈向教育部门及出版社提出意见，认为给学生讲外国文学不能只讲西方文学，应当包括东方文学，才能给学生以全面的外国文学知识，我们的建议被接受，于是由搞希伯来文学的老前辈朱维之教授、搞日本文学的老前辈雷石榆教授以及全国搞东方文学的老师们成立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编委会，朱先生、雷先生和我被推举为主编。这样便组成了我国第一个东方文学的研究队伍，这个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东语系研究国别文学的专业老师，另一部分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东方文学的老师。这两部分力量各有专长：东语系的老师具备语言优势，可以直接阅读对象国
       的文学原著，在点上更容易深入，而中文系文学专业的老师则文学理论扎实，文学知识面广，在面上更有优势。由这两方面的人组成的最早队伍对发展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事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这是第一部东方文学的系统著作，可以想象当时的编写一定是非常艰苦的，出版的过程顺利吗?
       答：《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由朱维之先生、雷石榆先生和我共同担任主编。我们进行了多次商议，先定出编写大纲，后进行章节分工，按统一体例和规定字数着手工作。我们把整个亚非部分的文学先按地区分类，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后按时间顺序，将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分章节进行介绍，有的还要对一些原著进行翻译，经过多次的编委会集体讨论，三年后才完成最后定稿。
       《外国文学简编》是欧美部分先出，由于出版社担心亚非部分销量不好，所以一再要求压缩字数。对这一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东方文学不像西方文学同属一个体系，东方文学大体分为三个体系而且有纵有横，内容十分丰富，若一再压缩将显得空泛，不能反映全貌。正因如此，我一直在争取，尽管争取的过程是相当困难的。后来北师大中文系陶德臻教授在电视大学开设外国文学课，讲授东方文学时指定采用《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作为教材，这样就一下解决了出版社所担忧的销量问题，出版社立刻要求我们在一个星期内作最后的修订，我们心想别说一星期，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也行!该书头版20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六个月内再版了两次。几年来经过两次大的修订，总销量已逾140余万册，这本书不但对东方文学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我国第一个东方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起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
       问：在80年代曾经有荷兰学者德欧教授来到印尼语专业讲学，当时是您极力推动这件事情并且做了很大努力的。
       答：是啊，80年代印尼语教研室正处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国和印尼已经断交，当时与印尼学者根本无法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只好另想办法。我认识荷兰莱顿大学的德欧教授，他是研究印度尼西亚文学的权威，他撰写的有关印度尼两亚文学的著作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于是我便产生了“曲线救国”的想法，通过与西方学者交流来弥补不足。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允许邀请外国学者前来讲学，我便打了报告给系里和学校，希望能批准我的申请，邀请莱顿大学的德欧教授前来讲学。得到系里和学校的同意后，我便给德欧教授发出邀请信，他接受了邀请并与夫人一同前来。
       问：德欧教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印象一定很不错吧!听说德欧教授这次北大讲学后与您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是这样的吗?
       答：德欧教授是第一次来我国，对中国人的认识还得有一个过程。最初见面的时候，德欧教授感触最深的是，他发现中国人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不是人们说的总是板着面孔，不容易接近。当时由我安排他们夫妇住在勺园，他们的生活都由我直接照顾。在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我们终于成为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了。
       德欧教授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为了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向外事处提议，在讲学结束后让我带他们俩到古都西安参观。得到批准后，我便陪他们到西安参观兵马俑，当时在西安还允许下到坑底近距离仔细观看一个个的兵马俑。德欧教授看后非常感慨，他说：“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此发达的文明和技术，而当时荷兰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经过这次讲学和学术交流，我们与莱顿大学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印尼语教研室每年得到一个去莱顿大学进修的名额。我作为教研室主任提出，让没有出过国的老师先去进修。后来我们教研室的年轻老师都先后得到机会去荷兰莱顿大学进修一年。
       问：到荷兰知名大学进修对于进行印度尼西亚文化研究来说真是太宝贵的机会了，说明这次讲学对于印尼语教研室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时您也受到邀请去欧洲几个国家讲学。对吗?
       答：是的，80年代可以说是印尼语教研室与西方学术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教研室先后请到了法国著名学者苏尔梦和隆巴尔，荷兰的斯托霍夫教授等前来讲学。在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除印尼文学外，我也向他们介绍我们研究东方文学的情况。他们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因为在西方还没有人把东方文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他们一般只进行地区或国别文学的研究，所以他们纷纷表示在这方面北京大学开了个好头，应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1986年我受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邀请先去巴黎讲学，后受德欧教授的邀请到荷兰莱顿大学讲学，最后应伦敦大学亚太研究院的邀请到伦敦讲学。在讲学和同西方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对东方文学的看法以及研究的现状。他们很赞赏，说北京大学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
       问：在这一时期。您与印度尼西亚有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吗?
       答：80年代前期主要是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到了1988年我才受到邀请去参加印度尼西亚第五届语言大会并被指定为大会的报告人。当时两国还没有复交，虽然贸易上已经有了直接往来，但文化上的接触是自两国断交后破天荒的头一回。参加第五届语言大会的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而中国学者则是第一次参加。这也是我时隔二十多年第一次有机会回到第二故乡印尼。踏上印尼的归程是很费周折的，人到香港后却无法得到签证，最后能出席语言大会是与印尼华人和在香港的归侨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我在大会上用印尼语所做的报告《中国的印度尼西亚语言教学与研究》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关注，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特别对我关于“中国与支那”问题的回答表示非常赞赏。这次可以说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90年代中国与印尼两国复交的先兆吧。
       虽然两国复交了，但两国的学术交流基本上仍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印尼“新秩序”政府仍对华语和中国文化实行封杀政策。但我并不放弃努力，曾于1995年与印尼《时代》(Gatra)杂志社和日本学者进行合作在中国举办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名为“印度尼西亚语言在东亚”。之后还组织了东亚学生的印尼语作文比赛，我校学生包揽了第一、二名。获得第一名的学生受到奖励，得到去印尼访问一个月的机会。
       问：在与印度尼西亚学术交流不太多的这一期间，您却发展了与马来西亚十分频繁活跃的学术交流，是这样的吗?
       答：当与印尼学术交流难以开展的时候，1992年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举行第一届国际马来语言研讨会，向我发出了邀请并指定我作为大会报告人之一。我很高兴接到邀请，但当时没有经费，我根本就无法参加。后来还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特别积极热心，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费用，他们要求我全力准备论文，别的不用操心，全由他们去安排。在大会上我用马
       来语所作的报告《中国的马来语教学与研究》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学术论坛上，而且我在报告中引用了鲜为人知的我国史料，论证中马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15世纪明朝时期中国就已开设马来语课程了。当时全场反应很强烈，马来族的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国大)的马来文化研究院院长立即邀请我去该校做学术报告，并当场决定聘请我为该校客座教授，用马来语讲授有关中马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马国大对我的讲座予以高度重视，安排得很隆重。最后一次讲座是在马六甲进行的，马六甲在中马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郑和下西洋的后勤基地，所以马六甲州务大臣亲自出马率领政府官员和议员三百多人前来听讲，后来还专门接见了我，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的交流。
       问：之后您还应邀用马来语撰写了学术专著《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引起了很大轰动。2004年在北京庆祝中国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的研讨会上，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亲自向您颁发了“马来西亚一中国友好人物奖”，以表彰您在促进语言、文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答：我在马国大讲学时，院长就提出希望我能用马来语写一本有关中马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于是我着手写作了《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这部书，书中大量引用了我国史书的记载，与马来的经典著作进行比较，论述中马关系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有过光辉的历史记录。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用马来语写作的有关中国马来西亚关系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受到了马来西亚学术界的很高评价。马来西亚首相巴达维任外交部长期间曾在北京做有关马来西亚与中国友好关系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提到了这本书，说明他也看过了。报告后在接见我时他还特地表示，希望我以后多写此类著作。本来也是这样，我从事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科学地论证中马友好关系的真实历史，阐明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问：由您编写完成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册)，被誉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印度尼西亚从古代到近代文学史的专著，2003年出版时引起了学术界很大轰动，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吗?
       答：其实这部书最初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教学。我很早就开设了印度尼西亚文学史课程，但那时只有讲义，一直没有成形的完整的教材，而印度尼西亚国内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从古至今的文学史著作。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向国内介绍印尼的文学，我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研究，便决定着手写一部从古至今完整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后来这部书于2003年分上下册出版了。据我所知，这可能是目前最完整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了，该书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问：您曾经说过，能把中国诗歌两大高峰的代表唐诗和宋词翻译成印尼语是您一直以来的愿望，那么现在您是否已经如愿以偿了呢?
       答：算是已经如愿以偿了，现在汉语印尼语对照《唐诗一百首》已经在雅加达出版。2005年，该书首发式由印尼教育部长亲自主持，有五百多人参加，相当隆重。《宋词一百首》不久也将在雅加达出版。我觉得能把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高峰介绍给印尼广大读者，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加深印尼人民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了解会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关系以及双边的文化交流，为了表彰我在这方面的一点贡献，去年印尼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给我颁发了荣誉奖，这是印尼驻华使馆建馆以来第一次向中国人士颁发奖状。
       问：《宋词一百首》也即将出版，那真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梁教授，您与东方文化和文学结缘半个多世纪了，最后您能否简要评价一下东方文化和文学呢?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东方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
       答：世界文化主要分为四大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季先生说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从宏观上看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是说二者今后就这样轮流坐庄。东方文化在上古和中古确实有过“三十年河东”时期，领先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之后到近代才开始进入“三十年河西”时期，领先于东方文化。我们从事东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人首先要看到东方文化有过辉煌的“三十年河东”时期，不可妄自菲薄，不要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现在东方民族重新崛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又轮到东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了。东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主要是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主综合，讲合二为一；西方文化主分析，讲一分为二。二者各有优势，季先生主张“以东方文化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我们研究东方文化和文学需要看到这一点。要从宏观上进行历史的比较，又要从微观上作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因为宏观是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上。拿东方文学来讲，要建立科学的东方文学体系还必须加强国别和地区的文学研究，特别需要介绍具有代表性和重要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在这方面我们东语系有很大的优势，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把国别文学史写出来。季先生任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已经出版了好多部东方国家的国别文学史。我们还应该加强研究和介绍突出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把代表作从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为全国研究东方文学的人提供充分和可靠的资料，以便提高东方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
       我国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存在重西方轻东方的偏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五四运动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那是历史的需要。但同时提出“打倒孔家店”，把儒家思想看作是封建糟粕加以全盘否定，那是“过犹不及”。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求在承认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合一，反对党同伐异的霸权主义。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应优势互补。季先生认为：“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这是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所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我们研究东方文化和文学也应该把“拿来和送去很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