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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鸿年教授学术小传1931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文学组负责人，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60年结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波斯语言文学专业，1986年前往伊朗进修。长期从事波斯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6年夏退休。迄今已出版《波斯文学史》、《波斯语汉语词典》(编写组组长)、《列王纪全集》、《果园》、《蔷薇园》、《鲁拜集》、《四类英才》、《中国史纲》、《中国故事》(波斯文译著)等近二十多部专著译著和多篇学术论文。1992年获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波斯语研究中心文学奖，1998年获伊朗阿夫沙尔基金会第六届文学历史奖(国家级奖)，2000年伊朗总统哈塔米授予“中伊文化交流杰出学者奖”，2004年获中国翻译家协会“资深翻译家奖”，2005年入选伊朗国际文化交流名人堂。
       采访人(问)：张老师，您好!今年(2006)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成立60周年的日子。波斯语专业是亚非语言文学学科的重要方向。您是波斯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又是第一批教师，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当时是如何选择波斯语专业的?
       张鸿年教授(答)：我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幼年在私塾和现代学校里接受了基础的国文教育，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功底。记得当时在私塾，我们还要背三字经呢。那时候的幼儿教育是先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等长大一些了再逐字逐句的解释。其实这样的安排也有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培养儿童对于语文的感觉。虽然后来我上了现代教学制度的学校，但是直至今天，我还能够记得当初在私塾背诵的那些经典。当时我整个的初中高中，应该说都没有认真学习。初中呢，打球玩儿，高中呢，又参加到运动里去，所以学得很不扎实。正好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得了肺病，到天津去修养了一年，我也乐得修养一年，复习复习功课，因为实在是没坐下来看过书。复习功课的时候就考虑到专业。本来想考中文系，后来偶然看到招生简章，上面说招俄罗斯语言文学，而且介绍上说，前两年和中文系一块儿上课。我想这样很好，学出来掌握两种专业。当时这个俄文啊，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比现在这个英文的热度不差的，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俄文，你会两个俄文字是很光荣的。给你举个例子，当时很多中文系和西语系的同学甚至跑到我们宿舍来，向我们请教俄语问题。我记得还有句名言，是刘少奇说的，“俄文是第四座大山”。实际上我之前也接触过俄罗斯的一些文学翻译作品了，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当时就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49年是学校自主招生，50年是学校招生加教育部指导，51年正式招生。52年高考对全民开放，任何人只要想参加高考的，单位都不得阻拦。这个考试还是有点儿难的，考了外文、中文、数学、史地大概这几门，竞争也挺激烈的。也就从我们这届开始，北大从沙滩搬到了燕园，我们住在民主楼三楼阁楼，还是半军事化管理，吃饭也不要钱。我们50个人一个班，华侨、部队、机关干部各占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只有4个，我算是社会青年，因为毕竟修养了一年嘛。那个时候非常缺人才，特别调些人到高等学校来学习。我进入北大后，52到56年上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俄文系毕业后，就确定我留校了，56年教了一年俄语二外。当时的工作都是听从组织分配的，让你去哪里就去哪里。195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被借调到刚刚创建的波斯语专业，为聘请的外国老师担任课程翻译工作。按照原来的计划，我的借调期限只有一年。可是这期间，由于国家急需波斯语专业的人才，组织上又安排我继续留在波斯语专业，在做翻译的同时也学习波斯语。当时这个班上有13名学生，很多学生是各单位选派过来进修波斯语的。就这样，我边翻译，边学习，毕业时，就留在波斯语专业搞教学了。所以，你看我的简历，既是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第一届学生，又是北大波斯语专业的第一批教师，如果不了解的人，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问：您先学了俄语，再学波斯语，两个语言有什么区别，哪个难一些?
       答：两种外语呢，我觉得俄语比较严谨，语法比较周密。另外，它的特点与波斯语不同的是它的发音是每一个音都表现出来，很明确。所以你听俄国人发音，就是很清楚的，甚至比英文还清楚。俄语念出来这个音，写出来就是这个音，所以从发音上来讲很简单。我学波斯语的时候，先看字母就很难受，因为自己原来学斯拉夫字母，很清楚，但是一看波斯文字母，当时自己还不是学生，已经工作了，我还来晚了一个月，真困难。让我去翻译，专家在上面用俄语讲，我听俄语没问题，但是波斯语我反应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个字。总之，开始的时候满困难的，比如波斯语的元音不表示出来，ka和ka，h和kh的读音区别我始终搞不清楚，还有书写的连写问题。那时候专家经常纠正，搞得我也很狼狈。所以那时我还闹了一阵情绪，想回俄语系，因为俄文都在脑子里面了。可是当时班上有一部分人懂俄文，一部分人不懂，还是需要我来翻译。后来我就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一本俄文的波斯语教材，我发现专家也是用那本书，正好咱们图书馆有，真是太巧了。当时的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了，我也完全可以胜任了。我们班开始是13个人，由于这个专家有点儿脾气，看见学生不行，就请他走，这样一直淘汰，毕业的时候就剩了5个人，包括我。他越淘汰，他自己心情也越紧张，因为学生越来越少啊，所以他就把我纳入到学生里面去了，还让我上黑板做作业，刚开始还不习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60年毕业的时候，东语系就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我。有的时候忙啊，新招来的一个班也需要翻译，上个班有四五个人懂波斯语，所以就由我们这个班的人，包括我，轮流到他们班每天做翻译。也就这样，我听从组织的安排，一直留在了波斯语专业，这一留就是50年的时间啊。
       问：这50年，作为中国第一位波斯语教师，您现在一定桃李满天下了吧?
       答：是啊，这么多年我都一直负责波斯语教学工作，也教过很多学生。1960年我们波斯语专业才算正式招生，到文革前，先后培养了五届波斯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这些学生，作为新中国最早培养的波斯语人才，后来在中国的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人还担任了很高的职位。你看，像你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中东问题专家华黎明大使，就是58级班上的，他后来担任了驻伊朗和荷兰大使。可惜在“文革”期间，我们北大波斯语教学基本中断了。本来我是要和其他老师一样下放劳动的，正是波斯语救了我。因为上面要求把毛选翻译成各种语言，我们波斯语也不例外。因此我和其他老师一起被借调到外文局翻译毛选。当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友谊宾馆，条件也算是不错的。由于我们人手少，我
       们用了四年的时间才翻译完《毛泽东选集》。回学校之后，正好赶上我们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学生，我就逃过了这一劫，没有下乡。我们是71年招生，我是招生前三四个月回来的。一直到1982年，北大波斯语本科班重新开始正式招生，我们才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这样，学生一届又一届，我们的招生也逐渐走向正轨。
       问：文革期间招了一批学生是怎么回事呢?
       答：是这样的，在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基辛格访华，那个时候英语就热起来了，周总理就开始抓外语教学了。所以70年就派了很多解放军来学外语。周总理还召开了外语教学座谈会呢，专门找了咱们系里的教员座谈，谈论外语该怎么学等问题。因为当时这个阻力是相当大的，那时可是完全闭关锁国啊。而且这个教员好像还专门把学生带到总理那儿去，总理还专门听了一堂课，抓得很具体。当时招生比较简单，都是从解放军调，东语系那时不得了啊，都是解放军。我们71年招的这个班是“老百姓班”了，是从内蒙和东北招的下乡知识青年。那个时候我们师生关系还是不错的，学生对老师也还是挺尊重的。当时学生上学的口号是“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我们老师叫做“三员”，大概意思就是对学生全面服务，是学生的辅导员、教练员和勤务员。我们是军事制度配置，每个专业一个排，我是排长。那时候我们和学生天天在一起。男同学住35楼，我虽然不住那里，但是早上八点就到了，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去，吃饭生活都在一起，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那儿。学生学习很方便，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学生对老师是呼之即来啊。不是有过这样的现象吗?有的学生躺在床上，老师到宿舍对他进行辅导，可见那个时候教员的地位还是挺低的。我觉得学生还是尊重老师的，因为他毕竟要向老师学东西。一般我们叫“评教评学”，就是每教几个星期，老师和学生就要互相提意见，也是一个形式吧。他们71年那个班，从农村来的，非常兴奋，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劳动起来干劲儿十足。记得那时候给我们波斯语的任务是拆房，他们15分钟就拆了一间房了。
       问：您不仅教书育人，在波斯诗歌的翻译上，特别是《列王纪》的翻译上更是颇有建树。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作的呢?
       答：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讲讲之前的话吧，就是有个定位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让我们开始上文学课，我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定位：是写文章，写波斯文学史，作家论，文论，还是搞翻译。这个大方向，在当时我还是经过思考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定位是对的，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上。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给东方文学研究生班讲波斯文学课，我就极力地推荐，所谓“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啦，夸波斯文学好啊，很丰富啊。但是有个学生就和我说了，老师，你讲得好我们也信，但是我们看不到真东西。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中文系调来的，还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的。他说，你拿东西来，我们一块儿分析，我们就知道好在哪儿了。你这样讲，引用几句，又不是全部，我们看不出好在哪里。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还是比较深的。你细想一想，咱们中国当时郭沫若啊，潘庆聆啊，都翻译了一些，但是不够好。像萨迪的作品只翻译了《蔷薇园》，《果园》没有翻译，哈菲兹的作品翻译了一些，海亚姆的诗集翻译了不少，但是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我当时定位的时候，决定不能定在写作上，虽然这也是一条路，但是一定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给同学看，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就下了比较多的功夫配合文学史做了一些翻译。我们上的都是配合东方文学史的课，每次只有几个学时，到处讲，党校啊，培训班啊，很杂。我在讲的过程中逐渐拿了一些东西出来，我就感觉效果不错。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了一个班，有上百人，要带着扩音器去讲。讲到海亚姆的时候，我就发给他们油印的稿子，有几十首海亚姆的诗歌。我就讲，今天我用十几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海亚姆的生平，完了以后你们自己看。海亚姆的诗歌很灵活呀，都是四行诗，几分钟就看完了。你们看完了，自己用半个小时去写几句，下一堂课我们讨论。哎哟，那个课上得很热烈，我就感觉到这个课他们也感觉到有收获，又认识了这个诗人，还知道这个人的诗写得很好，所以就更加鼓励了我搞翻译的决心。
       我开始翻译还是在“文革”以后了。最开始是82年着手翻译《波斯文学故事》，这本书后来在198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算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了，呵呵。那个时候，国家刚刚稳定下来，这些外国文学翻译作品还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我翻译完这本书后，就开始翻译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了。其实，早在文革之前，50年代吧，《列王纪》就被人民出版社列到要翻译的外国文学计划里了。83年，我开始接手这个《列王纪》的翻译工作之前，其实人民出版社已经前后找过两个人来翻译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个人和客观社会原因，都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后来人民出版社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翻译。当时我是接下来了，不过面对这么一本历史巨著，又是诗歌翻译，心理还是没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就慢慢翻，最重要的是保证质量。在85到86年教文学史的课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译了一些。1986年，我还专程前往伊朗德胡达研究所交流了半年，向伊朗著名的学者夏希迪博士、达比尔·西亚基博士和苏托德博士等学习《列王纪》。这几个博士你们也是知道的，到今天仍然是波斯文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了。这半年时间，我一点儿都不敢浪费。每天从宾馆到研究所，向老师请教，下午回来再自己琢磨、翻译。就这样，我在伊朗期间基本上完成了《列王纪》“四大悲剧”的翻译工作。2001年。我和宋丕方共同合作完成了《列王纪》全集的翻译工作，并且被收录在“波斯经典文库”中。当时正赶上中伊建交3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和伊朗哈塔米总统都在这套丛书上签了名留念。翻译《列王纪》之后，我又接着翻译了萨迪的《蔷薇园》、《果园》和海亚姆的《鲁拜集》。在翻译的同时，我对波斯文学史进行了整体梳理，大概在1993年出版了《波斯文学史》一书，这样就让喜欢波斯文学的人对波斯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哪个时代比较重要，有什么特点，哪些作家比较重要，还有哪些作品有代表性，一目了然。
       现在我手头上做的工作，仍然和《列王纪》有关。要研究《列王纪》，真是一辈子都不够啊!我现在做的是对《列王纪》的专题研究。之前我参加了国家课题“世界神话史诗研究”，负责伊朗《列王纪》的研究，当时完成的字数是十万字。现在我正在从事的这个项目也是个国家项目，是《列王纪》的专题研究，内容约二十万字，准备在2008年出版发行。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在原来那个项目十万字的基础上，对内容再进行扩充。这个研究的创新在于，除了过去对史诗故事和人物的分析之外，还将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
       的神话故事与《列王纪》的史诗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过去的《列王纪》研究大多都基于故事本身，什么人物性格啦，战争啦，但是如果你们阅读了《阿维斯塔》的神话故事就会发现，里面和《列王纪》的故事有太多的联系和相似之处。我希望能够通过对《列王纪》故事来源背景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书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样也可以帮助其他《列王纪》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这部波斯史诗巨著。
       问：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翻译波斯诗歌的?我们知道波斯语诗歌讲究对仗，有格律和韵脚，很多还带有神秘主义思想，您是如何把握这几点的呢?
       答：我也没有那么深的翻译理论。我觉得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是大形式不能错。像海亚姆的诗，台湾有人翻译成5行，就不合适了。另外思想上不能错，人家是哲理诗，你不能把意思歪曲了。从处理语言来讲，《鲁拜》是11个音节，还是比较古老的波斯诗歌形式，有的人就要翻译成11个字，我没有刻意那么做。因为我觉得毕竟波斯语汉语不一样，它的音节不一定代表我们的一个字，我觉得重要的是顺口、念起来舒服，但是也要注意诗句中的“顿”。例如：今天，我迎来了，很多朋友，有三个顿。你不能够说：今天/我迎来了，美丽的春天。这样太平板不行。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就要自己念一念，自己默念也好，出声念也好，要把诗歌的顿压好。一般都是三顿到四顿的样子，每一句的顿最好一致，这样念起来舒服。而且《鲁拜》你要注意它最后一句，是结论性的，也是最精彩的，你就要花点儿功夫，和上几句结合起来，从“顿”和意思的角度配合好。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形式，从语言上讲，舒服就好，这是一个体会。你看现代的很多新诗都不是完全对仗的，当然能够上下对仗的更好。另外，就是尾韵AABA也是一定要的。我翻译还有个习惯，就是改的不多。我的翻译一般往往是一次翻译基本成型，修改的地方不多。
       问：那在您翻译的这么多作品中，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呢?
       答：嗯，我最满意的要算是海亚姆的四行诗《鲁拜集》了。我翻海亚姆的时候十分用心。不是说其他作品的翻译不用心，而是我自己就很喜欢海亚姆的诗，他的诗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让我能够产生共鸣。大家都知道，海亚姆的诗在西方这么有名，就是依靠菲兹杰拉德的英文翻译。我觉得海亚姆在西方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他们知道中国也有人懂海亚姆，马上就会觉得很亲切。我们再转回来啊，像中文出了很多译本，都是通过菲兹杰拉德的这个译本翻过来的，胡适、闻一多都译过一些。我们懂波斯语的人，一对照原文和英文译文，就看得出来菲兹杰拉德的翻译非常的随意，对原文结构、内容等的改动都很大，很多时候是凭借着他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的。所以我们过去看到的中文译文，和原文隔了两层，很多诗句的意思都和原文对不上了，更不要说海亚姆的思想了。我翻的时候，也不是埋头自己翻，还是参考了很多其他译本的。其中，我利用最多的是一本俄文的科学翻译本。所谓科学翻译本，就是说它并不要求翻译出的译文要有韵律，有诗歌的美，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忠实地还原原作中的每一个词的意思。在选择诗歌方面，因为海亚姆的诗作很多都没有确定是否是真作，究竟是101首还是更多，没有人能说得清。菲兹杰拉德就翻译了101首，我想尽可能地多译一些，后来一共译了293首。我在书的前言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择这些诗来译。说到海亚姆的四行诗的哲理，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的诗不难，用词很简单，说的道理也很简单，但是特别深入人心。比如那陶罐诗，讲人生来是泥土做的，等死了以后又变成泥土，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确实很发人深省。
       问：我们看到系里的成果展上，波斯语专业曾经获得了很多的奖项，许多成果都有张老师您的身影。
       答：这些奖当然得了很多，但是说实话，我们也就是做了该做的事情，也说明伊朗政府比较重视他们的文化传播。这其中，有一个奖，名字叫阿夫沙尔博士基金会颁发的“文学历史奖”，我得的是第六届，他每一届只奖励一个人，你看前几届的外国人有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的学者，伊朗学者有菲尔多西大学的校长，有达比尔·西亚基博士。所以我觉得这个奖还是比较重要的，说老实话，我和这些大学者并列是根本不可能的。像达比尔·西亚基博士，是个伊朗的大学者，是我的老师，在伊朗教我《列王纪》的，你问他《列王纪》的问题，他都不用查书，全部都能背下来。夏希迪博士也应该得奖，但是他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他自己就没有得了。你看，这个奖由外交部、德黑兰大学、文化指导部还有基金会这四个组织投票决定，可见他们很重视这个奖。他们是97年颁的奖，我因为生病了去不了伊朗，当时的大使、文化参赞特地来到北大给我颁奖，还专门印了一个小册子，有我的小传、照片，很隆重的。另外还赠送了一块挺漂亮的丝毯，后来捐给了学校，现在可能还陈列在校史馆。所以说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可是凭良心说，我真是和其他获奖者差远了，当人家的学生都不够。
       问：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了，您对我们正在学习的北大波斯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什么寄语和期望吗?
       答：我觉得吧，如果要学好波斯语，最重要的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要知道所有的语言都是百分之八十靠背，百分之二十靠理解。要先打好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适当地扩大知识面，但是一定要切记，不要好高骛远啊。我当时学习俄语的时候就走过弯路。当时我听说读俄文原文的马列经典著作对学习语言有很大帮助，我读了几本，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发现是因为这些著作的单词太多，很专业也很难，我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查字典上，等看完了书，单词也没怎么记住，这就是好高骛远了。相反的，当时读的一些简易读物，倒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也算是我的经验之谈，你们在课外读物的选择上，不要一味地求难，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现有水平的读物，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否则有可能像我当初一样变成查字典练习，而不是阅读练习的怪圈了。那么，在口语练习上，你们要多背句型。把一些平时遇到的有用的句型记下来，背下来。当你们面对伊朗人的时候，就要问问自己，看看自己心里怕不怕。要是怕，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心中已经有了900个句型，你面对伊朗人的时候自然能够非常自信坦然了。还有呢，就是要尽量做到在对话的时候不出错，这就要求你们平时也要勤于练习，不要偷懒。在学术研究上呢，我觉得理论非常重要。你们看，过去有所谓的“义理、考据、辞章”，这其中最先开始的就是“义理”。所以，我建议你们多读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思想，辩证法啊，多具备一些理论基础知识，才能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根据，写出来的论文呢才能更加有理有据。另外啊，除了多读书，我自己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多读报。我很早就有了看报的这个习惯。每天坚持读报看书，从报纸上了解各种新的信息。
       采访人　沈一鸣　郑青亭
       访谈整理　沈一鸣
       责任编辑　魏丽明